作文一次难忘的经历（共17篇）
一路上风景优美，蓝天白云相连。远处若隐若现的群山，碧绿的海水，让我更加向往这个“田野”。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是中午了。我们去了一家海鲜馆，点了很多海鲜：灰绿色的辣蜗牛，灰色的虾，灰黑色的螃蟹，八条腿的章鱼.
每一道菜都很新鲜好吃。当我含在嘴里吃的时候，海鲜的美味似乎把我吞了下去，让我陶醉。吃完海鲜，我们先去海边吧。一到了那里，海老师突然摆了摆手，这是给我们的礼物。在我们准备好之前，我们又打了一个。幸运的是，我们躲得很快，没有被击中。当时海边到处都是逃难的人，一些逃不掉的人被淋成落汤鸡。看起来很好笑。
为了不被撞，我们走到观景台往下看。太美了!蓝绿色海水配卡其色河水无与伦比!最后，我们来到了半平山。上山之前，我们必须经过一个陡坡。我没敢上去，却被几个大叔和我爸抬了上去。
终于到了山顶，但是看到下面就害怕了。腿抖个不停，越来越软，不敢下山。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然而，在父母和叔叔的陪伴和鼓励下，我克服了困难，终于走下了山!
我走上前去询问, 年轻的母亲心疼的直掉眼泪, 已然说不出完整的话来, 孩子的爷爷说出了事情的经过:小孙子患有疝气, 现在疝气部位鼓起大包, 孩子哭闹不止, 6个小时了, 虽经基层医院的医生尽力救治, 但病情仍未缓解, 医生建议急转我院, 转院前基层医院已提前和我院小儿外科的值班医生联系。随他们一行人走进电梯, 我轻轻拨开包被, 发现哭闹累了的孩子已经睡着了, 但他苍白的脸色、小脸上的泪痕和睡梦中依然紧蹙的双眉, 仿佛在告诉我们, 他正在经历的痛苦和危险。来到位于病房三楼的小儿外科病区, 值班医生刘彦军已经做好接诊准备。刘医生告诉我, 从初诊医生介绍的情况, 初步判断孩子应该是腹股沟疝发生了嵌顿, 此种情况患儿疼痛剧烈, 而且随着嵌顿时间增长, 发生组织坏死的几率也会大大增加。
面对如此年轻的医生, 我不禁有了一丝担忧:基层医院几个小时都没有处理好, 我们医院的这位年轻医生, 他, 能行吗?
孩子被母亲从怀中放到处置室的诊断床上, 虽然动作小心翼翼, 但他还是很快惊醒并且开始哭闹。打开包被, 眼前的情形让我颇为震惊:右侧嵌顿疝部位有一个拳头大小的隆起, 局部皮肤肿胀、发红, 间或看到点状发紫的皮肤, 左侧对应部位还覆盖着纱布, 显然刚刚手术不久。此种情形首选还纳, 但剧烈的疼痛显然让孩子本能的抗拒对患病部位的任何碰触, 何况嵌顿疝还纳是需要一定力度的。孩子的哭闹、不配合不仅增加救治难度, 而且会加剧嵌顿疝的病情。四个家属尽力按牢孩子的四肢, 但他小小的躯体依然在奋力挣脱、扭动, 年幼的他尚不知“配合”对救治的意义。我试图用手机上的动画视频和音乐分散孩子的注意力, 但毫无用处。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孩子的汗水、家长的泪水, 使得现场气氛有些凝重。疝气还纳能成功吗?如果不成功, 对侧刚刚做了手术, 这一次还能做吗?他们冒着夜色从百里之外的基层医院转来, 如果孩子的病情没有及时缓解怎么办?……我暗暗为年轻的医生捏了一把汗。但刘彦军医生平静的神色和自信、稳妥的手法, 似乎在告诉我, 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
柳廷信，笔名泉声，1953年12月生，1982年1月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音乐系理论作曲专业。现任甘肃广电总台艺术总监、高级编辑，是国务院、国家广电部、甘肃省委、省政府表彰的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
1987年受组织选派，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修音响导演5个月，师从我国首批留德专家何善昭、曾昭玢等。1992年结业于德国专家米勒（Muller）音响导演培训班。
曾担任“首届中国丝绸之路节”、“第四届中国艺术节”节歌及优秀歌曲的音响导演。
曾任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音乐组组长、文艺部副主任、甘肃影视频道总监和甘肃少儿频道总监。
多件原创作品被新华出版社、中国唱片社、中国国际音像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以及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台等出版发行和播出。
文论散见于《人民音乐》《中国音乐》《乐器》《国际音乐交流》《中国广播》等。
1986年10月底，为了把音乐节目办得富有特色，我赴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区明海乡和莲花乡进行采访。
到张掖后，我特邀裕固族朋友白文林同行。白文林刚从西北民院汉语言文学系毕业，在当地有许多亲戚，由他做向导兼语言翻译，我很放心。
从张掖汽车西站乘坐发往酒泉的长途汽车不久，车窗外就飘起了雪花。当时明海乡尚未通车也无通讯，我们只能从中途站高台元山子下车，等候让人带口信联系的便车。这时，天气骤变，下起了鹅毛大雪，还刮起了大风。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过去了，还不见车的踪影。时不我待，不进则退，我们索性鼓足勇气，徒步前行。
漫天的大雪与扑面而来的北风交织在一起，我的半边脸已经冻得麻木，严重的沙眼导致泪水外涌，使视线模糊。环顾四周，白茫茫一片，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就连一棵树也难以发现。我们在没膝的雪地里一路高抬腿，吃力地向北走去。更糟糕的是，戈壁滩上的坑坑洼洼早已被风雪掩饰成一派平川的假象，一不小心踩空，雪就到了大腿根，我们就这样一直走了三个小时。到了下午五点左右，正在举步维艰难以辨明方向时，我们发现远方隐约有一辆火车在运行，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不然我们真会迷路的。穿越铁路后，渐渐风静雪止了。有了铁轨当地标，我们重新确定方向，继续前行。大概七点，天已黑尽，正在为如何走而犹豫不决时，一条依稀可见的车辙把我们引上了正道。又走了一会，进入一片林场，我心想这下可好了，先找点吃的，再借住一宿，明天继续走。然而，偌大一个林场，竟然静得可怕，好不容易发现一缕微弱的灯光，可无论怎样敲门喊叫，人家就是不开门，估计是把我们当成坏人了。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沿着车辙再走。又走了两小时，疲惫不堪的我们终于来到了明海乡商农区。商农区是裕固族人开发的一个农业点，白文林的姐姐白玉梅就在此地，当晚我们就在她家吃住。
第二天上午，天气放晴，雪渐渐融化，白玉梅告诉我们车根本走不了，骑骆驼倒还勉强行。在去往乡政府的途中，骆驼前蹄一打滑，把我摔了下来，幸亏掉在淤泥里，没摔伤。遗憾的是，当我们赶到目的地明海乡时，乡政府工作人员说，由于路太滑没法走，歌手们都来不了，究竟何时能来没准头，要看天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还是按原定时间赶往第二个目的地莲花乡的好。正巧有辆大卡车第二天去高台元山子拉货，虽说只能站在车厢上，但与来时的境况相比，已算是很幸运了。我们从高台元山子下车，辗转来到清水县下河清路口，等了很久，才搭上酒泉至明花的长途车。到达目的地的当天晚上，采访采录工作在裕固族老歌手贺西义家顺利开展。
我们在明花区莲花乡的几天时间里，风和日丽，蓝天白云。在贺西义的长子、裕固族诗人贺继新的陪同下，我们又先后采访了钟自虎、钟兰青、郭怀玉等新老裕固族歌手，还采访了早期歌手牙尔吉斯，她是最先将裕固族民歌传向全国的人。那是1964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文艺调演期间，她以《肃南草原好风光》和《牧民爱的是公社》两首歌曲赢得了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还受到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几天，我们先后采录了《萨娜玛珂》《驼户人》《路上的歌》《牧羊曲》《婚礼歌》《催眠曲》等有价值的裕固族民歌二十多首。我的代表作《草原摇篮曲》（邵永强词）就是取材于《催眠曲》创作而成的，这首歌在全国及省内获得了各类奖项。
返回兰州后，我精心编辑制作的音乐专题节目《一束盛开在裕固草原的艺术花朵》，在甘肃台、中央台播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贺西义的长女、中央民族歌舞团的裕固族独唱演员银杏吉斯在无意间听到这个节目后，从北京寄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她在信中写道：
柳老师，近来工作一定很忙吧，耽搁您的时间请您阅读此信。我每天早上10∶30跟北京台的日语节目自学日语，无意间调换了一个频率，没想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预告节目：“14∶10分，播送甘肃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柳廷信采写制作的音乐专题节目《一束盛开在裕固草原的艺术花朵》。”当天下午，我届时收听了您于1986年在我家采录的这组节目，听后心情特别激动。我非常想念我的父母和家人，听到他们的声音我很高兴！同时，我特别感激柳老师能如此热爱我们裕固族人民……
此次赴裕固族地区采访，徒步行走九十多公里，成了我人生历程中最难忘的一次。
后来，这次不同寻常的采访经历不知怎的被《中国广播报》所知晓，该报刊载了题为《行进在音乐之海——访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编辑柳廷信》的人物专访，责任编辑是白岩松。
前几天下午，我做了人生第一次手术，希望是最后一次手术。
现在是下午。就在我要睡觉的时候，护士说要带我去做手术。我立刻跳了起来。这一刻，我心里有一丝恐惧，也有一丝幸福。让我害怕的是会不会因为要做手术而痛。让我开心的是手术后可以离开这个恶心的医院。我跟着护士到了四楼的手术室。当我走向手术室时，护士问我：“你紧张吗？”我当时沉默了。其实我心里说：“我当然紧张。不紧张是骗人的。”到了手术室，我觉得有点轻松，因为这些医生我都认识。到了手术台，我又紧张起来，但过了一会儿，医生们在那里聊天，让我很放松。我也时不时和医生聊聊。但是医生告诉我全身麻醉，我就等着睡觉。但过了一会儿，外科医生来了。医生很厉害。他动了动我的脚，试了试我的腓肠肌，什么也没说。还问我：“要全麻还是局麻？”我回答：“随便！”过了一会儿，医生决定给我局部麻醉。过了一会，医生说赶紧缝。这一刻我很迷茫，所以先缝再做。过了一会儿，他说让我撤退。我把腿抬起来打开，脚被裹住了。
这是我的操作。其实操作一点也不可怕。
我记得，在七八岁的学校季，那次军训让我难忘，那次军训是我初中最累的一次。早上，我高高兴兴的来了，坐在座位上等着老师发新书备课，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军训的噩梦。中午放学后，我会买军训必备的物品，比如水杯、皮带、纸巾等等。而且学长们好像都买过防晒霜。
第二天军训噩梦的铃声一响，我们就穿上胖胖的军训服，站在绿色的小道上开始军训。虽然小道够凉，但是不防晒。首先我们以军人姿势站了将近10分钟，然后练习坐姿。这两个姿势我们一起练了两个小时。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吃饭。我们吃饭的时候，没有教官的口令是坐不下来的，更不用说用筷子吃饭了。洗碗后，我们回教室睡午觉，然后下午起来训练。下午的项目和早上一样，每天的项目都在增加。我们还学会了唱军歌。但是这个噩梦只持续了五天。但在这五天里，我每天回家都会向父母诉苦，但每次都离不开“累”这个词。
记得那是两年前的一天，那天早上我去市场卖油条，头一天晚下了一场雨有许多泥坑，可我还是骑了车子。太阳刚刚升起来，可是周围没有多少云彩，我一出门就知道今天是个好天。天气是那么的晴朗，我的心情也是如此。
市场旁边有几个小孩子在玩耍。其中那个有一个小女孩特别可爱，她的头上扎了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身穿嫩粉色的公主裙，脚蹬白色的皮鞋。让人看了她一眼还想看第二眼。可是她在玩耍时没留心脚底下，一不小心踩在了一个小泥坑里。裙子弄脏了，发卡也快掉了，不知怎么弄得鼻子上也弄到了几滴泥点，实在有些滑稽，我不禁笑了一下。
等了半天终于到我了，“阿姨，我要五块钱的油条!”“呀?我的钱呢?“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明明放到兜里的呀!当我把上衣兜和裤子兜翻过两遍后，我彻底绝望了。”姐姐，这是你的钱吗?我刚才看到你在笑的时候，钱掉出来了。妈妈说我不能要别人的东西!”这不是被我嘲笑过的小女孩吗?我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五块钱拿在手里中，有种莫名的踏实感，和惭愧感。“谢谢你，小朋友。“我真是高兴到了极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开信和自责。
没人教, 自创的狗刨式在水里胡乱扑腾竟也能勉强前进, 刚刚能游一两米的时候, 特别有成就感, 做梦都在游泳。
夜雨并没有让酷暑消退多少, 第二天的天气仍然非常炎热, 我又偷跑到河边。我看到河水涨高了, 水流也急了, 犹豫着要不要下水。最后, 我还是经不住诱惑, 抓着岸边的芦苇下了水。玩了一会儿, 抓在手里的芦苇断了, 我一下子向河心漂去, 任我怎么扬臂划水也抵挡不了水流的冲力。看着越来越远的芦苇丛, 我拼命扑腾, 越扑腾沉得越快。我的呼吸乱了, 吸进的全是带着泥腥味的水, 喉咙和肺部火辣辣的痛。我就这样沉入水中, 感觉耳朵生痛, 听不到任何声响, 慢慢地, 手脚也没力气划水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发现自己正躺在床上, 妈妈在旁边哭得死去活来。后来我才知道, 我落水时刚好有人看见, 否则就惨了。
其实，社会的这个传言是误会。
“天安门改农贸市场”的相声的名字叫《特大新闻》，是我和梁左共同创作的，在中央电视台1989年年初的“难忘的1988”元旦晚会上播出的。
1988年，是中国历史上难忘的一年。
这一年，是中国从旧的经济体制转为新的经济体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
这一年，中国继深圳特区的成功，又在海南省建立海南经济特区；
这一年，中国修正宪法，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私营企业热火朝天，风起云涌；
这一年，中国国务院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邓小平提出：“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物价成为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
这一年，开始清理整顿公司，解决老百姓对政企不分、官商不分、转手倒卖、牟取暴利等问题的不满；
这一年，针对当时的社会精神文明缺失，中央发出《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中小学生是21世纪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状况，不仅是当前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之一，而且对我国未来的社会风貌、民族精神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这一年，国民经济的运行也有较大波动，通货膨胀加剧，经济秩序混乱，整个社会给人的印象比较浮躁。
相声作者和演员，对社会现象是最敏感的。针对当时的情况，我和梁左对社会的文明缺失、人心浮躁、信仰缺失、金钱至上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决定讽刺那些把天安门城楼可以卖票参观、军事博物馆可以展销家具以及副食品涨价、产品质量对老百姓的影响的现象。
商量这个相声的时候，我讲述了一段我在1985年参加全国自学视听高考的时候，在学习中开的一个玩笑。我学习写应用文、公文范文以及写政府公告的模式这样的文章时，开玩笑地写了一篇《关于开放长安街东侧为农贸市场的通知》。很简单，100多个字。
梁左听完以后，非常敏感地抓住这个题材，他说：“太棒了，你想一下，如果你写好了草稿以后，去学习的教室里修改，把它夹在自行车的后面，风一刮，草稿飞出来了，让一个特别好事的人捡着了，他马上就传，动员街道上人赶紧去买便宜副食品，街道上人赶紧传给郊区的三姑六大姨早点儿按通知占地儿、租摊位——”说的我们两个在一起哈哈大笑，经过几个夜晚把相声创作出来了。一演出，效果极佳，掌声笑声山崩地裂。但是，也引起了麻烦。
相声播出的第三天，当时的广电部长艾知生同志就把我找到了办公室。我傻乎乎地还以为领导要表扬我相声说得好呢，没有想到，他非常沉重地向我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这个相声是我审查通过的，我没有把好关，你们的出发点不错，但是，多少还有一些负面影响。讽刺得尖锐了一些，会被别人钻空子。
我有点懵了，半天没有缓过劲来。艾知生非常温和地和我讲了一些当时社会的一些形势，并且告诫我，一定要有政治高度地对待文化艺术创作，尤其是你这样的名人，你说的话，老百姓是听的，你讲的事情的影响，比一般人讲，能量是加倍的。所以告诉我，这段相声停播，而其也希望我不要在舞台上演出。他的态度非常温和，完全是和风细雨。
我很沮丧，告诉梁左以后，他沉思了好久说：现在的政治氛围还是好，搁过去，一个作品打你一个右派，毁掉你一生，根本不算什么。
事情还没有完，过两天，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同志的秘书杨仲瑜把我叫到了中南海。他让我讲述了一下相声创作的经过，并且说：你这段相声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这时机，不太合适。他还说，我们的作品影响大，容易被别人利用。现在，有些人受尽地方上贪赃枉法的小官吏的欺侮，对目前某些地区下层民众的切身问题有直接体验，内心充满不平之气，但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往往容易作出口号式的简单化的解释，并以此来鼓动民间自发的社会抗争运动，会引起社会政治动荡。我被杨秘书的精辟分析所折服，也知道，他是代表胡启立同志对我提出了希望。我表示，完全接受组织的教导，并且，以后要加强政治学习。
果不其然，6月份，中国发生了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我当时也出了一身冷汗。
到了年底，中央新的集体领导诞生，中国走向了正轨，元旦过后，我们又积极地像往常一样。准备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这一年，我和梁左共同构思、创作了两个节目，他主笔写下了《海岛遇难》，我主笔写了《学唱歌》，汇报的时候，后者获得了通过。
我表演的时候，善意地模仿了一些歌星等等。许多歌星在后台准备节目，没有看我前边的表演，所以后面还是“主动热情式”“自我陶醉式”。在直播那天，江泽民、李鹏同志兴致勃勃地在中央电视台的转播室里观看了节目，也看到了这一场景。在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他们接见演员，江泽民同志对我说：“不要介绍，我一看就知道你的名字，你今天的表演是淋漓尽致。”李鹏同志走到我的面前笑著说：“活灵活现呀，而且你说的，后面都应验了！”这时候，已经走过去的江泽民同志回过头说：“他们相声演员敏感得很，一下子就抓准了。”全国的观众，都看到了这一幕。可是前因后果不明白，就把这个话和我元旦的时候讲的相声“天安门改农贸市场”联系起来，于是，就有了我文章开始所讲的那个误会。
历届中央领导喜欢欣赏相声，但也不失时机地关心爱护相声，关心作者的创作和让大家注意社会效果，从而让相声艺术真正能够达到符合人民的和社会的要求，满足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让相声艺术从中受益，让相声工作者从中受益。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对作文都不陌生吧，根据写作命题的特点，作文可以分为命题作文和非命题作文。那么，怎么去写作文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难忘的一次经历作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难忘的一次经历作文1我和妈妈骑脚踏车出去兜风，恰巧看见外公在田里补种秧苗，我请外公让我试试看，外公很爽快的答应我。
我卷起裤管，脱掉鞋子，小心翼翼的伸出脚，当踩到泥土那一刻，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凉凉的、滑滑的，还有一点痒痒的，感觉好特别。
外公递给我一把秧苗，叮咛我每撮秧苗要保持距离，让秧苗有适当的成长空间，每种一撮，脚就要往前一步，脚要踩稳，一步一脚印。才种一排，我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虽然是凉爽的春天，但是额头上冒出一颗颗斗大的汗珠，插秧真是一件辛苦的事。
妈妈告诉我插秧完后，还要灌溉、施肥、锄草，才能长出稻子，接着脱壳……，原来我们吃的白米饭，是经过农夫如此辛苦的耕作才得来的。
朱子治家格言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为艰。”从现在开始，我要更惜福、知足、不浪费，也感谢外公和妈妈为我上了宝贵的一课。
难忘的一次经历作文2秋天到来了，我看到枝头挂满了红红的柿子像一个个小灯笼，高梁挺起了身子像一位位战士------
我听见小鸟不停地叫着，好像在说：“秋天的食物可真多啊!”
说到这，我想到了秋游。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我和小伙伴一路上说说笑笑，在谈论地点是个什么地方。
后来，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果园，老师给了我们每人一个篮子。然后，我们就拿起篮子冲向果园。我伸出手，把各种各样的果子往篮里塞，可是那些女生却轻轻地把一个果子放进篮里，如果她们还是这样，那不是得十分钟才摘几个果子吗？
我看下面都没果子了，我就决定爬树。我奋力向树上爬去，一边儿摘着又甜又大的果子，一边儿手脚并用向上爬，像小猴子一样。
该走了，我回头看着那带给我们快乐的果园，那树叶摇动仿佛和我们告别一样，又低头看着篮子里的果子，就心满意足地回家了。
难忘的一次经历作文3我是一个五年级学生，也是个念旧的人，自从一年级入少先队以来，我就想：“如果我再入一次队，那该多好啊。”
今天，我终于如愿以偿，又“入队”了，其实是帮助一年级的小同学入少先队、戴红领巾。不过也算是入了次队吧，虽然入队的不是我们，而是一年级……但是我们可是帮助他们入队的学哥哎。
我们全班同学一人拿了一条鲜艳的红领巾，准备开始一次演练，我们班的同学都无所事事，队里很吵，所以我们没有听见指令，总是比别的班慢一步。
我要给一个女孩带红领巾，开始带了，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系好了红领巾，准备听下一个号令。
接下来休息了一会后，老师又让我们把红领巾摘下来。“原来是演练啊”一些人嘟囔着。
我希望明天我们不会失误，完美做好每一个指令。
难忘的一次经历作文4暑假的一天晚上，我去卫生间拿毛巾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大黑口袋。
我好奇地掀开口袋一看，一只鸭子出现在我眼前。我仔细打量着鸭子，那鸭子好象很久没洗澡了，还散发出一阵阵臭味儿。那鸭子一见我就气呼呼的瞪着我，还“嗬、嗬、嗬……”的叫，好象 很生气的样子。我想：它一定是怕我把它杀死了。于是我就试探它，拿起一个衣架，挥舞了一下。那鸭子一见就叫得更厉害了，还不停地伸长脖子，好像很不服气的样子。吓得我风似的去找外公、外婆，我说：“卫生间里有一只鸭子。”我说完就学着鸭子的动作做了起来。做的可真像，平时不怎么爱笑的外公也乐了，外婆更是笑得“哈哈”的。而我还是一本正经的说：“真的！不信你们去看看。那 鸭子真很可怕！”外婆说：“鸭子都怕！”于是外婆和我一起去卫生间，拿到毛巾，我用最短的时间洗完脸，冲出了卫生间。
如果多待一会儿，我担心鸭子会跳出来和我比试。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鸭子为什么气呼呼的伸长脖子瞪着我。
难忘的一次经历作文5难忘的经历有很多，如同星星点点，多姿多彩。我还清楚地记得儿时羞愧的一次经历——饮酒解渴。
去年正月初一中午。我们家来了许多客人，我在外面和小伙伴们一起愉快的玩耍着。突然，“渴死我了，我要回家喝水！”周安林有气无力的叫道。“嗯，我也要喝水！”我也有气无力的喊道。说完，我们各自回家找水喝。我到家就问奶奶：“奶奶——水在那儿？”“看，在那儿呢。”奶奶指着两个热水瓶中间说。“到底是哪个瓶子里呀，奶奶？”我疑惑不解的问。其实奶奶也不知道哪个瓶子里是水，哪个瓶子里是米酒，就随便给我倒了一点。我喝了一口，甜甜的，很好喝。刚喝完，我就有点昏昏欲睡，然后倒床就睡，一觉竟然睡到晚上，小伙伴叫我居然没听见。
大家肯定会见笑了，可是青少年不能饮酒哦，我喝的可是家中自己做的甜米酒呀。
这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呀！
难忘的一次经历作文6现在正是收麦的季节，所以我们家也在收麦子。
昨天下午，我和我的妈妈、舅妈、康康哥哥、林林哥哥、铭远弟弟在把麦子装在包里，那时，可可妹妹和雨轩弟弟正在屋子里睡觉呢！起先，我们每个人都拿了一个包，把包放在麦子旁，像刨土似的，把手往麦子里一伸，开始刨！刨了半包之后，再拿起一个新包，继续装。每个人装5包。然后我在帮舅妈撑包，舅妈拿着木铲铲一铲，把它倒进包里。铭远在给妈妈撑包，妈妈拿着簸箕铲一铲，还是一样的：把它倒进包里。我和舅妈合作；妈妈和铭远合作；康康哥和林林哥合作。
我们弄好一包把口封起来，弄好一包把口封起来。过了一会，婆婆来了，婆婆对我们说：“你们负责装，我负责把口封起来。”“知道了！”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我们速度也加快了许多，到了6点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全部完工。
装麦子很辛苦，可是这整个过程很珍贵。
难忘的一次经历作文7每当想起帮爷爷拔草，我就浑身没劲。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睡过午觉。奶奶就让我和小姨去帮爷爷拔豆地里的草。到了那里，我看见绿油油的菜地，多么像宽阔的草原。这时，我对小姨说：“我们来拔草比赛，看谁先拔到头，但是要拔净。”开始拔草了，我一头冲进了田野，拔起了草。我抓起一把草就拔了起来，可没想到，那把草不知长的`有多长，我用尽力气也没有把草拔出来。只听“啪”的一声坐在了豆地里，而我的手却流血了。我生气的说：“这是什么草呀！怎么把我手都弄流血了。”这时，笑着对我说：“这是拉拉藤，拔了容易流血的。”我听了，生气极了，心想：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这区区的拉拉藤吗？怎么能难倒本小姐。这时，我站起来拉起拉拉藤使劲地拔。我边拉还嘴里还边说：“加油，加油。”可不知怎也拔不出来，我刚准备放手，“啪”的一声，四脚朝天。连拉拉藤都被我拔出来了。这时，我的手已经是鲜红的红领巾了。
拔草，可真辛苦呀！
难忘的一次经历作文8我是一只小鸟，飞在蓝天上。那一天，我看见了一个窨井盖被一辆大卡车给掀翻了。天渐渐亮了起来，可是没一个人来把它盖上。早晨，我看见了一个小男孩和他妈妈去吃肯德基，突然它看见了那个窨井盖就对妈妈说：“妈妈，那个窨井盖被掀翻，我们去把它盖上吧！”“你就别管闲事了，又不是我们掀翻的，总会有人把它盖上的，就不用你管了。再说了，我们还要去吃肯德基呢！再不去就没有座位了。”妈妈说。
过了好半天，他们母子俩回来了。小男孩完全没有想到前面还有那个开着口的井。一不小心，小男孩扑通掉了下去。小男孩大喊：“妈妈，我掉进井里了，快来救我呀！”他妈妈跑了过去，抓住了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拉了上来。他妈妈看到他脸上磕出了血，心疼地掉下了眼泪。
太危险了，那个妈妈真应该听那个小男孩的话，事情就不会那样糟了。
难忘的一次经历作文9那天早上，我拎着买来的饼往家的方向走。
我来到一颗光秃秃的树下，猛然发现对面有一只土狗正目不转睛的盯着我。我有一点还怕，使我望而生畏。不只是那土狗闻到了饼的香味，对着我‘’旺旺‘’直叫又嘲着我跑了过来。在慌乱之中，我爬上了一张一米多高的石桌上。这时，土狗已经冲到了我的脚下，它见我居高临下，可又上不来，只好在下面只叫，看着我。它在我的监视下，我在石桌上急得直转圈，想下又不敢下来。度过了15分钟后，我趁土狗背对着我时，我就飞快的跑回了家，谁只我这我这么一跑，它也追了过来。我心里想怎么办呀。突然我想到我手里还有一张大饼，于是我斯下来了一小条扔向远方。那只狗也追了过去，于是我也飞快的跑回了家。
这真是一次难忘又危险的经历。
难忘的一次经历作文10我常常参加比赛，数学、绘画、珠心算不全是为了得奖，而是要累积多元的经验，体验不同的感觉，因为无形中，我学到学校没教的事，因此而成长，且一次比一次进步，每次都获得快乐与惊奇。
数学竞试这天，我起了个大早，提早到考场适应环境。哇！人还真多呢！好像平日上课的校园一样，好不热闹！虽然之前我才考过奥林匹克数学，心情还是很紧张，不过，为了证实自己的实力，我拚了！比赛开始，大家振笔疾书，好像很有把握，两堂课考下来，还真累人。我自认数学程度不错，但经过二次对外考试，我见识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高手如云，绝对不要做井底之蛙。
参加比赛，其实也是我们家联络感情的方式，每次我参加比赛，全家人都会总动员，趁机去游玩，在公园野餐，去品尝美食，欣赏风景，藉此放松心情，缓解压力。对我来说，参加比赛是一举多得的事呢！
难忘的一次经历作文11我们来到了泰安地下裂谷，未到入口，就感觉一丝丝凉气扑面而来，在炎热的阳光炙烤下心情立刻舒畅了许多。我们沿着凹凸不平的石子路小心翼翼的前行，洞里的光线比外面暗很多。我紧紧地跟着前 面的人流，好像一不小心就会迷路。洞里有许多奇形怪状的钟乳石，这些钟乳石好像凝结的冰或大或小，形状各不相同。有的像站在悬崖上展翅高飞的雄鹰;有的似生长在远古森林的巨大灵芝，正咧着 嘴朝我笑;还有的仿佛美丽的珠帘，从洞顶垂直到尽头，像是巨人的项链，形成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们在五颜六色的灯光照耀下，格外引人注目。
走到裂谷的尽头就是漂流的入口，真是先闻其声才见其人。听着尖叫声此起彼伏，我心里直发毛手心直冒汗。嘴里一直不停的问妈妈：“水流急不急，安全吗?万一掉下去咋办?”“放心，没事的有妈 妈在你旁边。”妈妈说。终于轮到我们了，工作人员让我们穿好雨衣和鞋套，告诉我们途中注意事项。我摇摇晃晃的上了皮划艇，脚上像踩着棉花糖，心里紧张的不敢出大气。工作人员一开栏杆，皮艇 顺着水速的推动，迅速向前方未知的神秘的溶洞驶去。
“啊——”随着一声尖叫，漂流变成了激流，渐渐地水流平静了下来，我的心情也恢复了，不由得唱起了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我不禁陶醉在大自然这神奇的景色中。皮艇在狭 窄的通道中缓缓的前行，时而听到水流叮咚的声音，时而皮艇撞击钟乳石的声音，一会高一会低像弹奏着神曲。岸边的钟乳石参差不齐，让人浮想联翩。看!那个是水柱、那个是荷叶，嘿!那个是鲜花 。忽然一个大拐弯打破了缓缓前行的皮艇，时而缓慢的漂移，时而似激流勇进一样飞奔下来。我的心又被提了起来，接下来就是我演唱会的高潮： “啊——啊——啊……”我飚起了我的海豚音，声音颤 抖着。“呼——”的一声两岸激起的水花飞溅在我的脸上和手上，我想这大概是大自然对我的洗礼吧!
受局领导的委派，我有幸在北京射击馆直接参与了奥运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虽说连续工作时间只有短短的10个月，但自己能够参与服务奥运的那份自豪以及自己亲身感受到的奥运精神，都将成为我人生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我终生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
我在2007年9月曾患急性心肌梗，做过心血管支架手术。记得在2008年8月初进驻北京射击馆之前，张志元局长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关切地问我：身体行不行?然后语重心长地说：能够直接参与服务奥运，是项既光荣、又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你不仅代表着房山区档案局，你的形象也代表着首都档案工作者。领导的嘱托不仅是对我的莫大信任，同时也更加坚定我全力做好奥运档案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我家距奥运场馆比较远，每天路途往返近四个小时。起初一个多月还能坚持，但后来明显有些力不从心。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石景山区消防支队的战友，听说我正参与服务奥运的工作，大家都替我高兴。羡慕之余立即请示上级领导，在部队首长的协调下和驻地特警大队的支持帮助下，专门腾出一间房让我使用。但我心里非常清楚，大家对我个人帮助不仅仅是战友情，更倾注了同志们对我做好服务奥运工作的殷切期望。在这里，我再次感谢我的战友，感谢部队领导对奥运档案工作的支持!
射击项目场馆运行团队也是一个临时机构，奥运档案突出的特点就是惟一性和不可复制性，一旦出现纰漏，不可能奢望我们在短时期内再召開一次奥运会予以弥补，这就为完整留存奥运档案文化遗产增加了难度。
为实现北京市档案局领导提出的“在历届奥运会举办城市档案收集最齐全、最完整”的工作目标，我首先从了解团队32个业务部门的基本职能人手，确定各部门在业务活动中形成文件的应归档范围，抓住每次工作机会、活动场合，与各部门同志密切接触，混个“脸儿熟”。俗话说“人熟好办事儿”，始终跟各部门同志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
我这次参加奥运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一个重要的体会，就是分阶段收集、整理。第一阶段，“好运北京”测试赛准备阶段产生的档案；第二阶段，“好运北京”测试赛过程中产生的档案；第三阶段，奥运会整个过程产生的档案；第四阶段，残奥会全工程产生的档案。事实证明，这个行之有效的办法简便易行，对我今后参与重大活动档案收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同志们共同努力下，截止2008年10月底，奥运文书档案移交北京市档案馆1013卷；移交国家体育总局912卷；移交中国残疾人联合会91卷。根据有关规定，实物25件、声像资料36盘、电子照片780张也都分别移交永久保存。
我和邻居家的几个小朋友组成了一个“无敌探险队”，决定晚上去田野上探险。
如风卷残云般吃完晚饭后，向姥姥打了一声招呼后我便出门了。我们在路上不停地加油打气，来驱走大家的恐惧。转过灯光闪烁的街角，我们便来到了田埂上了。月色如水般泻到了田野上，远处不时传来一声猫头鹰的叫声、飞过的蝙蝠、风吹过草丛传出的“沙沙”声让我们个个都毛骨悚然，让这夜色更加地诡异。
我们紧紧地靠在一起，通过彼此的温度让自己安下心来。看着水渠里那一只只可爱的“自然的小精灵”，它们不时碰碰头，让我们大家都忍俊不禁。突然，不知是谁提议，说：“我们来捉鱼吧，网子就拿一个塑料袋扎上洞就好了。”我们听了，立刻找来一扎塑料袋，分给了众人，准备好后就开始捉鱼了。
我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小谷拿着袋子，轻手轻脚地把“渔网”放进水里，有两只“瞎”了的鱼拼命往里面游，“嗖”地一下就钻了进去。
上课铃响了!同学们急忙回教室，等待老师的到来。
我们挺胸，抬头 ，看着前方 ，老师走到教师门口，静悄悄的走到讲台，这节是音乐课，我们全部都喜欢音乐课，老师说：“把书翻到25页”，我们翻动了书，老师说：“听三变，在把书的右下方的问题回答了，我等会儿点人回答”。我们听了紧张得直冒汗 。
第一遍， 音乐一响，我们都像是听过一样，不于自主的哼了起来，我们都非常安静的倾听这首歌，曲调是那样“婉转悠扬”。
音乐放完了!我们想，不错，蛮好听的，后来，老师说：“第一遍听完了，第二遍就要回答问题了”，我们都说：“好”!
第二遍，我们看了看题目，拿起了笔，音乐放得很快，我们也写的很快，我一边听一边写，不知不觉的音乐放完了，老师说：“第二题放完了后，你们一定有很多收获，好，第三次就要学会开口唱了，而且最后一遍听完，我就要点人回答问题了”。
第三遍，先开始教室里就开始鸦雀无声，变成了朗朗上口的歌唱声，而且歌声是那么的美妙，自然，每一个人都开口了。
第三遍听完了，老师点人回答问题了，老师在那晃来晃去，我们的小心脏也跳来跳去，特别的紧张。突然，老师的手停了下来，却指到了我，我傻愣愣站了起来…，老师看了看我，又点了别人，那个同学勉强的让老师满意了，我就那样站了一节课。
这一节课后，我站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凉风吹到我的心里，冰凉凉的`，眼睛里的泪水哗哗的流到了脸上，不过我知道，这不是老师的错，是我没认真听讲，为什么别人知道，而我听了三遍却还不知道怎么回答正确答案，同样一首歌，同样的问题，我为什么就是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很久，然后回到教室。
马季老师把深入生活，关门写作这经验也用在了我的身上。
1977年，大春节的，他把我“拘”在了湖南桃源县的农村，逼我写出了《迎春花开》。过些日子，又把我送到了北京远郊区平谷县城，让我“蹲”了两个星期写出了《红色园丁》。
那一年的四月份，我的弟弟姜仲对我说：“我是建筑材料厂的工人，你给我们工人写段相声吧。”我跟马季老师说了这个想法，马季老师说，写建筑工人不能够光写建筑材料和工厂里的人，得写劳动大军建筑工人，你去找劳动模范，找建筑工人的领导干部，找他们深入生活了解情况。我们当时一查，北京市的建委副主任兼市基建指挥部指挥，就是后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环同志，他又是领导干部又是劳动模范，正好符合马季老师说的条件。于是经过联系，一天下午在西城区的一个办公楼里，由当时建工局的团委书记张立胜带着我见到了李瑞环同志。那个时候，他四十岁出头，但是显得比实际年龄大，一副饱经风霜的面庞。
现在我们都知道，李瑞环是我国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之一。在推荐天津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人选会议上，有一段邓小平选择让坚持改革开放、旗帜鲜明、善于协商的李瑞环进入领导班子的对话：
“你在天津的呼声不错呀！”邓小平说。
“有说我好的，也有说我不好的；有说我优点突出的，也有说我缺点突出的。”李瑞环说。
“主要指什么？”
“比如有人就说我这个人有点主见，有人说我这个人太主观，我就在主见与主观这个问题上，捣鼓来捣鼓去，越捣鼓越糊涂。”
“那糊涂什么？拥护你的人就说你有主见，反对你的人就说你太主观。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是伴生的……只讲人人有优点、人人有缺点还不行，重要的是要看哪个是主要的。”
在邓小平看来，李瑞环身上最主要的特质是鲜明的。因此，危急关头选择了他，这是后话。
我当时见到李瑞环的印象就是太朴实了，朴实的就是个工人，根本不像大干部。而且，他说话，全是大白话。那时候，我还没有名气，只是个小演员。他问我：“采访我写什么？”
我说：“写相声。”他问：“谁说？”我说：“我。”他摇了摇脑袋：“你长得太嫩了！演学生行，演建筑工人不像！”我说：“我在北大荒当了八年农工，我还在基建队干过泥瓦匠！”
听说我干过泥瓦匠，他高兴了：“呦，同行呀！你盖过房吗？你说说泥瓦匠得懂什么？”我说：“得会吊线，得会找齐，得懂‘齐不齐，一把泥’！得会使铲子，会使瓦刀。”我一通胡说，把李瑞环给说乐了：“行，你说说，你想了解什么？”
当我说明了来意，李瑞环非常感兴趣，他说：“早该为建筑工人写段相声宣传宣传，他们眼前总是一片片荒原，身后是一片片厂房、高楼，你们说他们伟大不伟大？但是，这么伟大，小伙子搞不上对象，你们不该说说？我们的小伙子们自己说自己：远看是逃难的，近看是要饭的，仔细一看是搞基建的。你听听，多惨，得告诉社会，劳动创造财富，劳动造福人类，劳动美化生活。这样的劳动者，值得人爱呀！我们的城市是他们造的，我们的公路是他们铺的，我们每一个家庭的房子，都离不开他们的劳动！我跟我们的小伙子说：你们不能自卑，有人看不起你们，但是你们自己得看得起自己。你们是建筑工人，但是你们还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光荣的建筑师！”
李瑞环同志慷慨激昂，热情四溢，就像一盆火，把我烤得火热。他说：“你不是干过泥瓦匠嘛，我给你介绍，你到我们的青年突击队看看，到工地干半天活，到建筑材料厂呆两天，我相信一定能写出好相声，写好了，我代表建筑工人感谢你，小伙子找着对象，结了婚，我请你吃喜糖！”
我记住了李瑞环的每一句话，我觉得哪一句都可以放在我的相声里面。
我遵照他的指示，第二天，就来到东直门的建筑工地上，和那里的青年朋友聊天、干活、吃烙饼加咸菜就白开水（那时候还没有盒饭）。接着，我又来到卢沟桥北京建筑材料第二构件厂深入生活。我在那里看到他们铸造的五十吨的水泥构件和多种多样的水泥预制板，也看到了他们极其艰苦的工作环境和非常简陋的住房（木板宿舍）。我和他们住在一起，关门创作，在工厂里写出了我的早期相声作品《爱的挫折》。我的作品开始几句话，几乎原封不动地把李瑞环对我的谈话内容写了进去：
姜：您多大年纪了？
李：我今年五十四。
姜：结婚了吗？
李：哎……，合着我打一辈子光棍儿？！我都抱孙子了！
姜：您是干什么工作的？
李：我是演员。
姜：噢……，怪不得您抱了孙子了，您是演员呢！您的工作多美呀，啊？干着也舒服，听起来也带劲儿，啊！你像干我们这一行工作的，像我这么大的，好几十个，没有一个抱孙子的，我这心里头可别扭了，不信您调查……
李：您等会吧，我甭调查，甭调查，你今年多大了？
姜：二十八了。
李：孩子多大了？
姜：哼！还孩子呢，连对象都没找着！
李：那还抱孙子哪？你先把对象找着。
姜：您当那么容易哪？人家看不起我们这行工作。
李：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姜：建筑工人。
李：建筑工人好呀！
姜：那当然了！在我们的眼前，那总是一片片的平原，身后是一座座的高楼，新房、大厦从我们脚下升起，工厂、车间从我们手中出现，塔吊、脚手架伴我们度过了一个个冬夏春秋，画出一幅幅美丽的画图，人们称我们是光荣的建筑师！
……
《爱的挫折》演出以后效果非常好，建筑工人都说：“我们这点事，怎么姜昆都知道了？！”这个作品真得感谢马季老师把他写作、深入生活的经验在我的身上传承，更得感谢李瑞环同志的具体指导。
有一天，天气晴朗，特别适合野外郊游。爸爸突然提出：一家人去爬一下白云山的步云岭吧。这个主意被全家人一致通过。
当来到了步云岭的脚下，我抬头仰望，哇!整条步云岭有无数个台阶组成，像是一条白色的地毯，从森林间穿越，根本望不到边，似乎直接可以连到天上的云朵。我想步云岭的名称大概就是这样得来的吧。
刚开始爬的时候，我还是一身轻松，步伐也很轻盈，始终跟着爸爸妈妈的脚步。当时我在想，应该很快就能到达山顶吧。可过了三四百个石阶，我感觉到脚步伐在渐渐沉重，像腿上绑了两个铅球，呼吸也开始上气不接下气了，和爸爸妈妈的距离也越拉越大。我想：照这样下去，我肯定跟不上他们，也肯定爬不到山顶了。于是打起了退堂鼓。我灰心丧气的跟爸爸妈妈说：“我已经爬不动啦!我想回去了!”可爸爸妈妈一直鼓励我说，再爬一段路，很快就能到了，再坚持一下吧。我勉强地跟着他们再爬了一段路，我实在是爬不动了，开始赖在一只石板凳上，一动也不动。我在想：“都怪爸爸妈妈，如果早点听着我话，就不会那么吃力了。现在倒好，即使下去，路也很长。”
可爸爸妈妈还是跟我说：再坚持一下，不能轻言放弃，过年了，我们应该要勇于挑战自我。爬着爬着，爸爸妈妈似乎发现了“新大陆”，他们高兴地跟我说：再爬一段路，就能走到一个比较平坦的小路上去，接下来就会很轻松了。无奈之下，我只能跟着他们，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心里却是老大不愿意。当我就快把自己最后一点力气用完的时候，发现确实有一条平坦的小路，可以一直走到公路旁边。这样的话，接下来的路呢，就好走多了。这真是应了一句老话：“车到山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再过了不到半个小时，我们终于回到了原点，完成了这一段很不简单的旅程。而这时，天公看来也很配合，倾刻间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们抓紧开车回了家。
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忽然看见几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子在骑自行车，顿时，我想了羡慕之心。要是我学会了骑自行车，一定会比她们还要威风。妈妈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便微笑地对我说：怎么，想学呀?我点了点头，心里可高兴了。
马上就学。我从家里推出妈妈的自行车，推到一块平坦的水泥路上。我让妈妈扶住我，我吃力地蹬着自行车，可自行车就是不听我的使唤，东倒本歪，晃晃悠悠的，不知怎么回事，我就连车带人，摔了个四脚朝天。哎呀，好痛啊，我的屁股都快开花了。我咬着牙嘴里嘀咕着。可我并没有灰心，拉起车子，信心十足地对妈妈说：没关系，再来。妈妈在一旁也鼓励我：你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边说边走过来抓住车子后座。我骑在车子上，双手握紧手氯，双脚用力一蹬，车子便动了起来，双脚用力地踩着脚踏，可不论我怎样用力，车子像被什么吸住了，总想往地上躺。妈妈跟在后面开玩笑地说：你这是骑车还是摔车啊!我并没有与日俱增妈妈，可转念一想：为什么别人骑车那么熟练，而我连学也学不会呢?于是我把车子停在路边，跑到后面向妈妈请教，妈妈不耐烦地给我讲着，我却专心地听着。原来，我没有把握住车子的平衡!这下，我随着妈妈的指导，一次次地试着，一遍一遍地摔着，身体早已遍体鳞伤，疼痛不已了。终于，我能在马路上熟练地骑着自行车了。我兴奋地高声呼喊：我学会骑自行车了。
1963年12月12日是肯尼亚的独立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前往庆贺。当时，周恩来总理将率领庞大代表团出访非洲13国和阿尔巴尼亚，任代表团副团长的陈毅副总理准备参加肯尼亚独立庆典后前往开罗，与周总理会合，一起进行14国之行。那时由于我国民航事业不发达，周总理出访乘坐荷兰航空公司包机，陈毅副总理包乘英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出发地点都在昆明。我国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乘坐由外国航空公司飞行员驾驶的包机，这在历史上还是首次。
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先期抵达昆明。随同两位领导人出访的代表团成员，于12月初乘坐中国民航伊尔18包机由北京起飞前往昆明。由广播事业局、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5人组成的采访肯尼亚独立节的记者组也搭乘这一包机，我是其中的一员。旅途中，代表团主要成员、中央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原，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外交部亚非司司长王雨田等同志在前舱打桥牌，谈笑风生，十分热闹。在昆明稍事休息数天后，陈毅副总理在王雨田(后为我国驻肯尼亚首任大使)的陪同下先期启程飞往肯尼亚，周总理亲自到机场送行。
由于路途遥远，英国航空公司包机在南也门亚丁机场降落加油。当时的南也门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所谓“南阿拉伯保护地”。殖民当局没有安排代表团到候机室休息，陈毅副总理走下飞机在停机坪上朝着旭日晨曦展开双臂，做深呼吸活动筋骨。加足油后，飞机继续向南飞行。当飞机飞临肯尼亚最高峰——耸立在赤道南侧、海拔5199米的死火山锥巴蒂安山时，机长特意邀请陈毅副总理进入驾驶舱，坐在副机长的驾驶椅上，透过机窗观赏重峦叠嶂、高峻陡壁的群峰奇景。陈毅副总理意趣盎然，指着终年积雪的峰顶连声赞道：“雄伟!壮观!”并招呼我们几个记者逐个与他一起共赏奇观。我们这批记者当时都是三十来岁，尽管久闻陈老总豪爽、平易近人，但真与他同乘一架飞机出访总还是有些拘束。陈毅副总理大概察觉到了我们这一心态。他不时走出前舱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拉起家常。他不爱高谈阔论，在谈到非洲形势时言简意赅，首先肯定形势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道路还很艰巨，不要认为非洲国家一独立就万事大吉，对原宗主国的势力和影响不可低估。他要求我们加强对国际形势及其演变趋向的调查研究，当一名深入采访、报道真实、有独立见解的记者。他的一番话，对我这个刚踏进新华社大门不久、半路出家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受益不浅。在我以后30多年的新闻事业生涯中，他的这番话始终对我起着鼓励鞭策的作用。
据我所知，在我国派遣庆贺独立国家庆典的代表团中，以陈毅副总理参加肯尼亚独立庆典的规格最高。新华社总社对采访这次庆典十分重视。除了驻肯尼亚分社的两位记者外，另抽调在非洲三国分社的三位记者前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再加上我们从国内去的5个人，共有10名记者，阵容可算相当庞大了。在内罗毕机场欢迎陈毅副总理的是肯尼亚财政和计划部长基巴基，他是肯尼亚最大部族吉库尤族人，是肯雅塔总统的亲信。
肯尼亚是以位于赤道高原上的肯尼亚山(当地语言意为白色的山)命名的。肯尼亚是个东非古国，赤道横贯中部，东南濒临印度洋。东非大裂谷的东支纵贯高原的西部，谷底在高原面以下450至1000米，宽5万至10万米，谷底屹立着许多火山，有些仍在继续活动。全国共有48个部落，吉库尤族占全国人口的20％，其他大部落有卢奥、卢希亚、坎巴等。这个土地肥沃、风光秀丽、气候宜人、人民勤劳的国家，在15世纪后叶遭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相继入侵，1920年沦为英国殖民地。从20世纪20年代起，肯尼亚人民开始进行反殖民统治的斗争。1952年，肯尼亚爱国武装组织“茅茅”领导农民开展了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武装斗争。同年10月，“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领导人肯雅塔和数万名民族主义者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肯尼亚人民经过长期斗争赢得了民族独立。在1963年12月12日举行的独立庆典仪式上，当肯雅塔用国语斯瓦希利语宣布肯尼亚正式独立时，聚集在庆典现场体育场上的数万名群众，高呼“乌呼鲁”(自由)和“哈拉姆比”(团结起来)，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无数的男青年手持长矛，头戴插着羽毛的草编帽，袒露上身，脸上臂上腿上都抹上用草皮和油彩混合制成的涂料，敲着皮鼓，边歌边舞。成群妇女光着脚，按着男青年的歌声节奏，热情奔放地跳起民间舞蹈。跳得兴奋时，她们卷起舌头，用特有的传统技巧，发出又尖又响的呼啸声，把喜庆气氛推向高潮。当晚，在内罗毕市政府举行庆祝晚宴，跳的是交际舞。身着元帅服的陈老总既庄重又和蔼，神采飘逸，他不时与人交谈，活跃在人群之中，过后他坐在一旁，悠闲地喝着饮料，偶尔向舞池飘望一眼，忽然转过身来对站在身后的几名中国记者说，“你们为啥子不去跳啊?”说罢，洒脱一笑。
独立庆典一结束，陈毅副总理就启程前往开罗，陪同周总理进行14国之行。原先包用的英国航空公司客机因内罗毕机场在独立日之际飞机起降繁忙，只得停候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机场。不料这架包机突然出现机械故障，陈毅副总理一行只得转乘班机。令人诧异的是，肯尼亚政府竟未派一名官员前往机场送行。时隔一两年后(注：1964和1965年)，事实才让人明白过来。这不是一个由于疏忽而造成的独立的外交失礼事件，而是日后两国关系恶化的潜伏预兆。
独立日前不久，肯尼亚有关部门安排外国记者前往一山区，采访同意出山的一部分“茅茅”成员把武器交给政府的仪式。我们记者小组也在被邀之列。仪式是官样文章，不能引起人们多大兴趣，而印象深刻的倒是“茅茅”成员的漠然神态和一身装束。他们披着长发，光着脚，上身盖着树叶，乍一看犹似长年藏居深山老林、与世隔绝的“野人”一般。仪式一开始，他们按着信奉的原始宗教教规，俯伏在地，面朝太阳，默默祈祷。他们脸无表情，但目光炯炯，缓缓放下长矛和枪枝。忽然，已故“茅茅”领袖基马蒂的夫人出现在山坡上，她深情地凝视着这些被政府招安的“茅茅”成员，然后一转身疾步奔向山坳，消失在密林之中。据政府官员私下解释，基马蒂夫人尚未下定出山决心，想看看出山后的“茅茅”成员受到何等安置后再作定夺。据说，当时仍有不少
“茅茅”成员及其家属因对政府的招安心存猜疑，更担心英国人在背后耍花招而拒绝出山。独立后没有彻底解决“茅茅”运动问题，无疑成了肯尼亚当权者中实力派的心腹之患。
独立日后，新华社总社让我留在肯尼亚，接替原来的两位同志任分社记者。我于是成了1963年至1965年中肯关系演变的见证人，也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到两国关系日趋紧张的政治漩涡之中。在初期，由于我国在肯尼亚尚未建馆，那时的工作环境和条件相当艰巨，我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市区的公寓楼里(我爱人许惜惜1964年夏才抵达肯尼亚)。向总社发稿，自己用打字机打好英文稿，然后开车到邮电局，付完钱把稿子交给他们，由他们发出。至于发不发走，那真是天地良心的事了。与现在的发稿条件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那时的非洲局势十分动荡，刚果(利)卢蒙巴被害事件震撼全球。肯尼亚是刚果(利)调解委员会主席，我去采访会议新闻时带上我的唯一采访武器——打字机，稿子写好后，就在会议厅里把稿子发走，免得在途中来回折腾。有一天，我接到一位当地朋友电话通知，说在英国大使馆门前发生群众示威，抗议西方国家支持刚果(利)政变当局，酿成杀害卢蒙巴事件。我连忙身背照相机前往采访，只见上百名肯尼亚示威群众向英国使馆大院内投掷石块。忽然数名青年把装满汽油的酒瓶点燃后抛向停放在英国使馆大门旁的外交车辆，顿时浓烟滚滚，数辆汽车着火燃烧。我本能地调整相机焦距，连忙摄下这一镜头。这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文字记者来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确是个难逢的好机会。后来这张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难免使我有点沾沾自喜。
肯尼亚的交通和电信事业在东非来说比较发达，常驻在肯尼亚的外国记者不少，绝大部分是西方记者。哪里有事他们就往哪里跑。中国记者无此便利条件，因与我国建交的东、中非国家不多，要办一个出入境签证是件大难事。肯尼亚有个外国记者协会。当时的中美关系是敌对的，中美两国记者见面连个招呼都不打，而且中苏关系又不好，所以协会主席只得由法国记者担任，对此大家都能接受。我当时在外国记者群中有点“孤军作战”的味道。当地的新闻媒介尚未摆脱英国影响，第一大报《东非旗帜报》是英国人办的英文日报，不时发表攻击我国的文章。另一家由印度人办的《民族日报》，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就是在这样的气氛和环境下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真是步履维艰。
肯尼亚政府对我国使馆人员加以限制，只准派驻10人。回忆起来，主要由英国人掌管的机场移民当局，对我国过境人员多次故意刁难，有的性质相当严重，成了涉外事件。如：新华社的杨翊同志和另一位印尼朋友都是亚非记协负责人，他们从乌干达途径肯尼亚前往索马里，在内罗毕机场办理边境手续。按国际惯例，像这样的国际旅客可在过境城市停留48或72小时。内罗毕机场移民当局对那位印尼朋友予以放行，可进城过夜，而硬是把杨翊同志扣在机场的一间小屋里，将门倒锁，不准他进城。我当时去接机，经再三交涉无效。后经我使馆向肯尼亚外交部正式交涉，机场移民当局才不得不让被扣了一夜的杨翊同志进入内罗毕市区。又如：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朱穆之同志和总社的汪家桦、沈毓强二同志在坦噶尼喀(注：1964年4月26日与桑给巴尔合并，国名改为坦桑尼亚)举行的东非记者座谈会结束后，乘机前往西非。因无直达航班，需在内罗毕转机。我随同他们从达累斯萨拉姆一起来到内罗毕机场。前往西非的机座已订妥，约凌晨2时离境起飞。王雨田大使来到机场贵宾室迎送朱穆之三同志。不料，约在半夜11时半，一名印度籍机场移民官员闯入贵宾室，奉命通知朱穆之三同志必须于12时改乘另一班前往苏丹喀士穆的班机，提前离境。王雨田大使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严重违背外交惯例的无理要求，当即提出口头抗议，并要我起草外交照会，向肯尼亚外交部提出严正抗议。
在我担任记者的两年半里，中肯两国高级官员互访不多。在肯尼亚独立一周年时，我国派遣以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为团长的政府贸易代表团前去庆贺。肯尼亚副总统奥廷加是第二大部落卢奥族的领袖，被舆论视为既是“亲苏派”又是“亲华派”，与属于最大部落吉库尤族的肯雅塔总统政见不一，貌合神离。受奥廷加的邀请，代表团盛情难却，在王雨田大使陪同下前往他的老家——位于景色秀丽的维多利亚湖畔的基苏木市参观访问。我随同前往采访。基苏木一带是卢奥族的集聚地，老百姓都居住在圆顶茅草屋里。奥廷加也不例外，当然他的茅屋陈设讲究，冬暖夏凉，四周是他家人的大小不等茅屋。当地的部族头人，实行一夫多妻制，头人的茅屋居于中央，他想安歇在哪里，就钻进盖在周围的其中一个妻室的房里就寝。
回程路上，代表团的两位同志乘坐我驾驶的汽车。由于黑夜迷路，没有跟上卢绪章副部长乘坐的轿车。一路上漆黑一片，当时的公路质地较差，不宽也不平坦，汽车越过东非大裂谷群峰隘口，穿过猛兽出没的深山老林，险象环生。车里一片寂静，六只眼睛死死地盯着能见度很差的前方，唯恐出现意想不到的险情。那两位同志比我还紧张，屏着气，一不喝水二不充饥，怕干扰我，在驾车中走神。好不容易，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艰难行程，只见远处闪烁着零星灯光。顿时车内出现交谈声，听到舒气声，我那一直紧握着方向盘的双手也由僵硬变得柔软起来了。一看地图，我们已到达地处基苏木和内罗毕中途的纳库鲁市郊区。进入城区后，绕了几圈，忽然发现在一家饭店门口停放着卢绪章副部长等人乘坐的汽车，原来他们十分焦急地在那里等候我们。进入饭店，那两位与我同行的同志，赶紧要来一杯热咖啡，给我压惊，那时我们的脸上才真正露出了会心的微笑。现在回想起来，代表团不该专程去基苏木，这不在于我个人可少冒一次晚间行车的风险，而是无谓地又加深了一层肯雅塔对我国的猜疑。
时光易逝。一眨眼，45年过去了。我35岁那年首次出任驻外记者，晚了一些，采访经验明显不足，又身处那样的复杂环境，要独当一面，的确有点难为我了。1965年后，肯尼亚领导层内部矛盾越来越深，枪杀政界人物的事件时有发生。为安全起见，我使馆领导决定我们夫妇两人白天去城里的分社住所上班，晚上在近郊的使馆馆邸内住宿。事态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肯尼亚方面不断发表反华言论，调门也越来越高，甚至发展到单方面采取不友好的外交行动。1965年夏，首当其冲的是不持外交护照的我，后来我使馆的临时代办和一些外交官也都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中肯两国关系进入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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