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收入差距（精选8篇）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均大幅提高,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本文综述了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及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收入开始增长,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 1983年缩小到1.82∶1。此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94的2.56∶1,扩大到2003年的3.24∶1,至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超过3.36∶1,绝对差距超过万元。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1.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
历史上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城乡居民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巨大差异,但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同步,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建国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使得工业发展迅速并快速积累,农业发展缓慢且不稳定,农民收入长期增长缓慢,非均衡发展,从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城市和农村两种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的封闭,加固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城乡两种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农民享受不到公平的就业机会、薪酬水平、福利待遇,并且农民进城务工也会面临很多障碍,这种种因素都把农村劳动力长期禁锢于农村和农业,使农民的非农收入减少,这在客观上也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促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2.体制改革
(1)1978年,我国由农村开始进行体制改革,1985年面向城市进行改革。体制改革给经济注入了活力,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在改革过程中,农村居民内部和城镇居民内部的个人收入增长都是不平衡的,城乡改革不平衡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因此,改革本身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2)体制改革的另一个负面后果是产生各种垄断行为以及通过垄断行为获得暴利的寻租活动。在我国,邮电、金融、保险等行业享受国家投资和占有公有资源等便利条件,实行垄断经营,形成垄断收入,垄断行业的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职工的工资收入以及各种福利比非垄断性行业要高。而且双轨制的(二)制度缺陷
1.分配制度
在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的分配机制下,按照投入生产的要素的贡献来分配收入,不同的要素所有者由于拥有要素的数量、质量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收入。这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由于城乡空间地域在市场化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城镇居民从中受益较多而农村居民从中受益不大,结果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2.税收制度
我国实行的是个人所得税税制,目前税制不规范,个人所得税难以发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作用。首先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过低,只能使得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更低,而对高收入阶层影响很小,这导致税收调节的低效应,城乡居民之间承担的税负不均。此外,我国税收管理薄弱,依法治税水平不高,对地下税、黑色税收打击乏力,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严重不到位等都使税收在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后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
3.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面低。迄今为止,我国农村仍未能建立一套象城市那样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养老保险方面,绝大多数农民基本上还都是通过家庭自保来实现保障的。此外,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且难以纳入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没有系统的解决办法。因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国不断拉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剧。
4.监督制度
我国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相对滞后,许多非市场因素在发挥作用,导致各种违法行为、非法获取暴利的活动以及寻租行为的出现,形成非法收入。这些非法收入,破坏了正常的分配关系, 这也成为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实施,为某些寻租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 jijuefangfa 除了从宏观上调节农产品的价格水平之外，除了从政策上努力减轻农民的负担之外，对农村影响最为巨大的变革莫过于税费体制改革。在许多农业大省，税费改革的步子迈得很大，乡镇合并的力度前所未有，很多吃财政饭的闲散人员不得不自谋出路，“当干部”已经不再是令人羡慕的营生，农民的不合理支出有了明显的减轻，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以上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在实质上增加农民的收入。
三、缩小我国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对策
（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由于我国采取了城市偏向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的廉价土地征用等手段，农村无偿支持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中，就要相应采取“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建立城乡互动的协调机制。工业应该为农业的发展多做奉献，城市亦应该帮助农村快速发展起来。
（二）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及户籍制度，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须从根本改变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城乡产业体系。改造传统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民素质，以集约化、规模化为目标，实现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收入。
取消户籍制度，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现在的户籍制度是城乡发展的壁垒，要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必须全面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加快建立灵活创新的户籍制度。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按常住人口和暂住户口进行户籍登记，对在城市有固定收入、固定职业、工作并居住在城市若干年的居民，应允许其转为正式户口，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三）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由于我国长期分割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广大农村劳动者未被纳入社会保障制度的范围之内，这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劳动制度改革，也阻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为缩小城乡之间差距，应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扩大社会保障面，逐步建立农民与市民、各种所有制职工平等一致、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缩小行业收入差别，关键在于抑制部分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其主要途径有：降低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积极引入市场竞争；依据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对垄断行业的收入和福利总额制定适当上限；对垄断利润征收更高比例的税收。
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当务之急是推进户籍制度及相关改革。一是积极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流动和就业的歧视性规定与不合理限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二是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着力改善城市中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条件；三是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贯彻落实中央各种反哺农业、农村、农民的政策措施。
消除或取缔非法非正常收入，关键在于继续推进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这包括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进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等。（南开大学陈宗胜 武鹏）
其一，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低收入群体心理失衡，影响社会稳定。社会成员身心和谐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收入差距过大影响低收入群体身心和谐，使之心理失衡。这突出表现为低收入群体“相对剥夺感”显化。“相对剥夺感”是一种不平衡的心理状态或心理感受。这种心理状态或心理感受来自对自身利益损失的判断和评价，是社会比较的结果。在社会比较中，某个体或群体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作为参照物的其他个体或群体进行比较，若认为自己本应得到的而未能得到，“相对剥夺感”便油然而生。在现实中，收入差距过大是产生“相对剥夺感”的重要原因。“相对剥夺感”的强度与收入差距呈正相关。收入差距越大，低收入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就越发强烈。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使低收入群体的某些人心理承受能力达到乃至超过极限，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就有可能导致各种极端行为发生，影响着社会稳定。
其二，收入差距过大引发贫富阶层的利益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在复杂的社会中，财富的分配显然是利益冲突的最重要根源。”在我国现实中的利益冲突主要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结构不合理而产生的。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收入差距状况决定着社会的分层，进而决定着社会结构的类型。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状况造成的社会结构是高低两层明显的分层结构。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最贫困的20%家庭收入仅占全民所得的4.27%，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却占社会收入的50.24%。收入差距的扩大逐年累积起来就形成了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收入最高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仅维持在1%上下。由于财产性收入的增幅较大，财产差距的扩大又进一步加剧收入差距。这种高低两层明显的分层结构是一种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的上端，是拥有大量财富的社会强势群体，其包括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另一端则是人口庞大的弱势群体，其包括大多数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待业、失业人员。处于这两极的社会群体都缺乏安全感。弱势群体的不安全感来自医疗、住房和教育改革后的基本生存威胁；强势群体的不安全感来自快速膨胀的财产。这两个群体之间巨大的利益反差必然形成利益冲突。由于非法高收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某些低收入者对非法高收入者的不满渐渐掩盖了对合法高收入者的认同，往往把高收入者的致富不加分析地与通过不正当手段乃至非法手段致富相提并论，于是滋生了对高收入者的仇视心理，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针对富人的恶性犯罪案件。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利益冲突的不断加剧影响着社会稳定。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39 其三，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人口流动失序，影响社会稳定。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人口流动失序，这是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使全国人民普遍受益，但受益的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收入差距过大就是这种差异的具体体现。收入差距过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二是地区收入差距过大。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相比，1980年为2.5倍，2004年为3.2倍。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各省份平均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80年为1.3倍，2004年为1.5倍；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1980年为1.2倍，2004年为1.9倍。(陈晴晔：《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综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5期)农村中的低收入人口、贫困地区的人口出自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形成了不断向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向大城市流动的态势。据2002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显示，北京市外来人口总量高达386.6万人，其中有200—300万人集中在中心地带。(黄建钢等：《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红旗出版社，2005年）这些流动人口的吃饭、住房、就业、子女教育等给城市管理带来巨大压力，从而给社会秩序带来隐患。同时，由于人口流动的非理性化程度急剧上升，人口流动的盲目性、随意性不断增加。很多流动人口没有明确的目标，而是持有“走着瞧”、“试着看”的态度。这样，流动人口便从与流出地的不适应演变为与流入地的不适应。他们与流出地的不适应，指流出地无法满足其生活需要。他们与流入地的不适应，指其素质和能力都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这些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超过70％。他们普遍缺乏劳动技能，而又法纪观念淡薄。当通过正当途径难以谋生时，他们中的一部分思想道德低下者便铤而走险，走上危害社会治安乃至犯罪的道路，从而成为社会秩序的一大隐患。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人口流动失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两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稳定。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49 其四，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教育失衡，影响社会稳定。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力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教育不平等意味着一部分社会成员失去接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这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造成的。接受教育的程度与收入水平成正比。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投入越多，接受教育的机会越多，接受教育的条件越优越；收入水平越低，教育投入越少，接受教育的机会越少，接受教育的条件越差。据统计，学习费用占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对城镇家庭来说，这一比重在56%左右；而对农村家庭来说，这一比重高达164.6%。这一平均水平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其实际支出远远高于这一水平。其子女不仅在国内可以接受较好的初等、中等乃至高等教育，有的还可到发达国家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这一平均水平对于农村低收入家庭则不堪重负。据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低于693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148万人，按低收入人口标准694—958元测算，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3550万人。这部分人口的收入大都用于基本生活消费，用于教育的投入很少。这导致了农村受教育程度较低。据有关资料反映，学龄儿童入学率，城市为99%，农村为80%左右，边远山区只有50%；小学毕业升学率城镇已基本普及，农村却平均只有59%左右；初中毕业升学率城镇为69%，农村只有10%。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为8.46%，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口为47.62%。收入差距过大在造成部分劳动者收入低、生活水平低的同时，减少、延缓乃至取消了这部分劳动者对文化教育、技能学习等方面的需求，使一部分低收入者失去了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的能力。这既限制了他们经济行为的自由，也剥夺了他们的发展需求和发展机会，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和社会生活之外。如果这部分人的境况得不到关照和改善，积压在他们心里的失落感、危机感必然会以各种形式发泄出来。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教育失衡而导致的各种形式的发泄，都影响着社会稳定。
从1997—2012年, 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信息消费水平都随着时间的增长在增长, 如图1所示。城乡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均低于收入, 但城镇居民收入和信息消费的增长速度均明显高于农村居民, 且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约为城镇居民的1/3, 人均信息消费支出约为城镇居民的1/4。
不同地区的信息消费支出也有较大的区别。2012年全国的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为4 489元, 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为1 098.3元, 城乡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之比高达4.09。东部地区的城乡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之比为3.65, 中部地区为3.51, 西部地区最高, 为4.38。全国31个省中, 广东省的城乡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之比最高, 为5.81, 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为7 130.8元, 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却只有1 226.7元;江苏省的城乡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之比最低, 为2.31, 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为5 767.3元, 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为2 495.3元。
1 文献综述
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陆铭等[1]研究发现城市化能减小城乡收入差距;刘文勇[2]认为城乡产业特性和非均衡发展战略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郭剑雄[3]认为农村地区的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使得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姚耀军[4]发现金融发展高规模和低效率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茶洪旺等[5]认为二元制度安排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贺建清[6]发现城镇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而工业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近年来, 信息消费在消费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 而目前关于信息消费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并不多, 主要集中于信息消费与城乡居民收入的关系。张鹏[7]发现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农村。郑兵云[8]将全国分为东、中、西部, 发现不同区域的城镇居民边际信息消费差异很明显。朱焱[9]认为导致居民信息消费水平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首要原因是收入的巨大差距。马哲明等[10,11]分别建立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发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与其收入水平之间均为相互促进的关系。而陈玉和[12]分析发现,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信息消费的影响显著, 而信息消费支出对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国内研究信息消费支出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二者之间关系的文献大多停留在理论阶段, 实证研究并不多。且实证研究文献大多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开讨论, 从消费的角度来研究信息消费水平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然而信息消费实际上具有增值的特性[13]。在信息消费的过程中, 消费者要将已有的信息投入其中作为消费的基础, 把已有的信息与消费过程中获取的信息产品进行有机的结合于相互撞击, 即进行知识处理与知识再生。在信息社会, 知识就是财富, 所以说信息消费也是一种投资。从消费角度来看, 信息消费大体上由个人的收入决定;而从投资角度看, 信息消费又能为消费者带来收入。那么, 具有消费和投资双重特性的信息消费是减少还是增加了收入呢?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是拉大了还是减小了收入差距呢?本文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研究。
2 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2.1 变量选取
本文实证研究的考察对象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故以城乡收入差距为因变量, 选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衡量。
以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为自变量。在国内的统计年鉴中, 没有统计信息消费的专门数据。但在统计年鉴的居民消费结构部分, 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这两项支出中除了小部分不属于信息消费的内容外, 基本上都属于信息消费。交通通信支出指用于交通和通信工具及相关的各种服务费、维修费等支出。文教娱乐服务消费支出指用于教育和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支出。因而居民的信息消费水平以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这两项数据之和来表示。仿照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方法, 以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之比来表示城乡居民信息消费的差距。
样本区间选择1997—2012年, 将全国分为东、中、西3个区域分别研究分析, 所用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2 面板数据模型设定
根据不同的地区, 设定不同的计量模型, 分别分析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Y表示城乡收入差距, X表示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 将二者之间的模型设定为Yi=α+βXi+μ。考虑到不同区域各省份的城乡信息消费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差异, 因此选用变截距模型。而且由于模型是对东、中、西3个区域整体进行研究, 故宜选取固定效应模型。
3 实证检验及其结果分析
3.1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3.1.1 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出现由于序列非平稳而造成的伪回归现象, 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方法检验2个变量的稳定性, 检验结果, 如表1所示。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变量Y和X原序列均含有单位根, 是非平稳的, 而两变量的一阶差分变量均平稳, 因而东部和中部的变量Y和X均为一阶单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西部地区的变量Y序列是非平稳的, 其一阶差分也是平稳的, 为一阶单整过程。然而变量X原序列即为平稳的, 与变量Y并非同阶单整, 不满足协整条件, 不能进行协整检验。
3.1.2 协整检验
本文选用Kao检验方法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计量模型分别进行协整检验, 检验结果, 如表2所示。
Kao检验结果表明,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变量Y和X存在协整关系, 说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3.2 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
利用Eviews软件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变量Y和X进行分析, 得到回归结果, 如表3所示。
由上述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只有东部地区的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显著影响。虽然中部地区的两个变量之间形成了稳定关系, 但是自变量X系数的t检验量为-0.1911, 相应的概率为0.8488, 远远高于0.05, 说明中部地区的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 当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支出差距增加1%, 城乡收入差距增加0.1882%, 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由于采用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 因而不同省份得到的截距是不同的, 如表4所示。
3.3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3.3.1 东部地区
在东部地区, 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关系。当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支出差距增加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随之增加0.1882%。虽然影响额度较小, 但是东部地区的信息消费支出差距已经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显著影响, 且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支出差距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正相关。随着人类社会步入信息社会, 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飞速发展, 目前信息消费已经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消费热点可以看成经济增长的出发点, 它的形成可以引发新的市场需求, 从而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 形成支柱产业[14]。信息消费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 东部地区发展较快, 经济水平较高, 信息产业已经发展地比较成熟, 特别是城市的信息产业。与城镇相比, 农村的信息产业仍然较为落后, 城乡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水平存在一定差距,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是不对等的。而信息消费又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促进经济增长, 进而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因而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水平的这种不对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3.3.2 中部地区
协整检验表明中部地区的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关系, 但是得到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在中部地区, 城乡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明显。与东部相比, 中部地区的信息产业并不发达, 未能形成显著的影响。信息消费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型消费, 它对消费者的素质要求极高。信息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个人的信息素质。信息素质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Ralph C等[15]认为具备信息素质的人首先要能认识对信息的需求, 能够定位和评价信息的质量, 能够存储和取回信息, 能够高效的运用信息, 还要能够运用信息去创造信息和沟通信息。信息消费是一种知识型和智力型消费, 这就决定了信息消费需要靠消费者的智力支配。信息素质和技能越高, 人们在接受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时, 接受能力就越强, 获取信息的能力则越强, 信息消费的能力也越强。而当前中部地区居民的信息素质相对落后, 阻碍了信息消费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居民的信息消费能力有限, 导致中部地区的信息消费整体水平不高。
3.3.3 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并没有通过协整检验, 表明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关系。西部地区的信息产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相比, 西部地区的信息产业较为落后。西部地区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很低, 对收入也没有形成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的居民缺乏信息消费的途径和能力造成的。西部地区的信息产业仍然处于发展之中, 获取信息的途径也不完备。而获取信息的途径必须以信息基础设施为载体。信息基础设施较差, 市场主体搜集信息、搜寻服务的成本相对较高, 市场主体的交易范围也受交易成本的约束而被控制在一定的幅度内。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信息产业的发展, 从而使得信息消费水平较低。西部地区的人民, 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人民, 没有机会进行信息消费或者无力进行信息消费, 从而导致对信息、知识的占有量明显低于发达地区或者城市地区的人。知识和信息占有量多的人有更多获得高收入工作的机会, 反之则没有获得高收入工作的机会, 从而导致了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 形成了恶性循环。
4 政策建议
4.1 促进东部地区技术创新
技术在信息产业中占有核心位置, Steve W[16]指出新的技术可以帮助人们对信息资源的管理, 对信息消费者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建议如下:第一, 鼓励信息产品创新。开展信息技术产业创新综合试点, 建设重点企业研究院, 培育信息技术产业基地, 重点支持物联网、云计算、下一代通信网络等信息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研发。充分利用产业基础和技术优势, 大力推进产品创新发展, 增强电子基础产业创新能力, 提升支撑服务水平。第二, 鼓励采购自主创新产品。政府投资项目同等条件下应优先采购创新产品和服务。当企业采购信息消费创新产品或信息技术服务超过一定金额时, 可以给予相应的奖励。支持信息消费类企业与电信、广电、金融等单位开展定制、集中采购等合作。第三, 拓宽融资渠道。大力推动创新型、成长型互联网企业在创业板等上市。鼓励金融机构针对互联网企业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 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积极拓宽融资渠道, 推动企业做大做强。支持符合条件的互联网企业加大债券融资力度。引进创业风险投资, 支持互联网企业创新发展。
4.2 提高中部地区信息消费
第一, 加强信息素质教育。通过各种渠道宣传信息技术, 以促进居民对信息技术的掌握, 从根本上改善信息消费水平。加大信息消费宣传教育, 提高我国居民信息消费意识, 从而带动信息消费量的增加。以多种方式对个人进行网络和计算机知识的教育和培训, 提高消费者的素质, 提高信息消费力和信息消费水平, 培育正确的信息消费观念, 促进信息消费。第二, 培育新的信息消费热点。加大信息消费内容资源开发和业务创新, 推动新的消费热点的形成。不断创新信息服务手段、服务形式和内容, 可以扩大信息产业和内容消费, 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加快实施“宽带中国”工程, 组织实施电信网、互联网、广播电视网三网融合试点和推广, 推进下一代商用互联网规模和前沿性布局。第三, 营造信息消费环境。鼓励企业开发技术先进、自主可控、性能可靠的信息技术产品, 大力促进终端产品信息化, 普及信息技术的推广。加大信息消费宣传力度, 推广新型信息消费模式, 加强信息消费统计分析和市场监测工作, 营造积极健康的信息消费环境。
4.3 完善西部地区基础设施
综述:“十二五”目标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就业持续增加,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居民消费率上升,服务业比重和城镇化水平提高,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增强。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
———社会建设明显加强。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全民受教育程度稳步提升,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健全,人民权益得到切实保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社会管理制度趋于完善,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财税金融、要素价格、垄断行业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明显进展,政府职能加快转变,政府公信力和行政效率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互利共赢开放格局进一步形成。
经过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奋斗,要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牢固。
1. 关键词:收入分配
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建议】
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范分配秩序,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深化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解读】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把收入分配提到了非常突出位置,回应了社会的期盼,既是对收入分配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也是要解决社会实际存在的突出问题。
从实际来看,这些年经济增长速度要比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快,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更快于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速度,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甚至逐年下降。因此,“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有一定难度,这需努力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劳动报酬怎么提高?低收入群体怎么提高收入?收入如何再分配?这些都需要努力。
现在政府财政收入虽然增长很快,但都是不可持续的。只有建立在居民收入增长基础上的财政增长,才有可持续性,从而实现民富国强。
总之,只有居民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才有可能扩大消费需求,否则就无法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2. 关键词:城镇化
中小城市放宽落户条件
【建议】
加强城镇化管理。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大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外来人口落户条件。
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提高建成区人口密度,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
【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非常必要,也需要有更详细的配套政策。
农村转移人口的落户问题不光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事情,大城市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对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应解决他们安家落户的问题,也应解决户籍以及相应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问题,否则就不是完整的城市化。当然,对个别人口已经太多的超大城市,落户条件可以从严掌握。不能指望一夜之间把户籍管理制度废除掉,仍需要通过渐进的方式解决问题。
本来城市化的一个作用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节约土地资源。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下降确实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城市化过程中有过多的不合理占地,对土地资源造成了巨大浪费。因此,城市化需要合理规划,合理利用城市面积,保证必要的人口密度。
3. 关键词:居民住房
增加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供给
【建议】
加强土地、财税、金融政策调节,加快住房信息系统建设,完善符合国情的住房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合理引导住房需求。强化各级政府职责,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增加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供给。加强市场监管,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抑制投机需求,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解读】北京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陈国强:《建议》中有关房产政策的表述,与今年房产调控的方向和基调一致。预计“十二五”将对现有政策进行深化和延续。
《建议》中提出“增加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供给”发出新的信号,过去的政策专门强调保障房力度,现在专门提出住房供给问题,更多地关注了不符合保障房条件、又买不起商品房的“夹心层”。此外,可以预见的是,多数城市可能会将廉租房、公租房成为保障房的主体,经适房的地位可能会下降。
根据《建议》分析,未来五年将通过供应的角度来调节房地产市场:可加大住房用地供给,对存量资源进行盘活,整治开发企业囤地现象。
房产税在“十二五”期间毫无疑问将会成为现实。虽然不一定是全国范围征收,但会是在部分城市试点。■
编 辑 刘 辉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带来了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但是城乡收入差距也迅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2倍增长到2012年的3.10倍，远高于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必须采取政策加以扭转这一趋势，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关键词：国民收入；城乡收入差距
一、我国城乡收入现状
首先得承认，城乡差距是个客观存在的问题，不论古今中外，城市作为工商业发展的产物，从诞生起就是该地区的商业和贸易中心，理所当然比农村发达。因此，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具有普遍性。但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进而影响经济建设，比如拉美国家就因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收入差距极度扩大，导致政治动荡，最终纷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至今无法自拔。
（一）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提高，生活不断改善。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农村居民还是城镇居民都受益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相当大的改善。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343.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更是仅有133.6元。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24564.7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到7916.6元；城镇居民和农村军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34年间分别增长70.5倍和59.3倍。在收入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家庭消费总支出中食品消费支出）均大幅下降：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36.2%；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7.7%下降到39.3%。这表明，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均受益于改革开放，得到有效改善。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虽然城乡居民都受益于党的富民政策，收入水平均大幅度提高。但是也要看到，由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农村居民，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其中城乡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78倍扩大到2013年的3.12倍。从绝对差额上来看，1978年――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达24221.3元，同期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达778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量为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量的3.11倍，这就使得城乡收入绝对差额由1978年的209.8元扩大到2012年的16648.1元。
真实的城乡收入差距绝不仅仅体现在以上数字上，如果考虑到城乡居民在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教育等社会福利上的巨大差异，则城乡差距更令人触目惊心。比如根据相关部门数据显示，我国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仅为全国总水平的30%左右。城乡居民公共卫生资源占有差异非常大，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70%，而公共卫生资源不足全国总量的30%。
二、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对经济的影响
（一）收入差距过大会影响到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可能很多人会不认同这个观点。因为中国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人们收入分配比较公平合理，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与高速增长相伴而来的则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看似证明了收入差距扩大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无显著关系。事实上，这是由于计划经济时期，收入差距被政府人为压低，在改革开放后，收入差距扩大部分是由于体制转型造成的，因此收入扩大与经济增长同步发生。但是在经济转型结束后，收入差距扩大往往是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比如法制不健全、税收制度不够完善。这种收入差距，会影响投资环境，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
（二）过大的城乡差距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收入差距过大，就会导致社会上存在相当数量的绝对贫困人口，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脱贫速度与经济增速正相关，与收入差距扩大速度呈负相关性。如果收入差距急剧扩大，那么经济增长的相当一部分成果就会被富人所占有，这就会影响到先富带动后富局面的形成，最终难以实现共同富裕。
（三）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从需求侧看，经济增长靠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三者要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才有利于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增长，否则将会影响到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投资和出口，内需不振，收入差距实际上就是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城乡巨大的收入差距，使广大农民的消费还是以必需品消费为主，精神消费和享受性消费缺位，不仅不利于消费增长，也影响到了消费结构的升级。
（四）收入差距扩大还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性因素增加。民不患寡而患不均，随着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也会日益激化，如果收入扩大是由于社会不公尤其是官员寻租等腐败问题造成的，那么社会矛盾甚至升级到社会**，进而影响到经济建设。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就告诫说，两极分化就代表改革失败了。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社会动荡，外资撤离，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三、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分析
（一）历史原因。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又存在着人多地少的矛盾，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隐性失业，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制约了农村收入的提高。其次，我国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与城市差距巨大，这就导致就业结构的差异，进而导致收入差距。而且，我国长期实行“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政策，比如实行工业品和农业品收购的“剪刀差”，人为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导致农民收入被剥夺，严重阻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人民公社制度和城乡二元分隔的户籍制度，也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这就形成了城市和农村这样两个互相封闭的系统，影响了农民获得非农收入。最后，城市居民享受的社会福利制度显著高于农村居民，这也导致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二）收入分配体制的变化。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分配制度由按劳分配转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充分调动一切生产要素的积极性。这就使个人收入不仅与劳动贡献大小相关，还与个人生产要素的多少相关，这就拉大了收入差距。
（三）不合理的税收制度。我国目前税收收入主要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比重只有30%左右。直接税比重过低，导致阶梯税率对收入的调节作用大打折扣，农村居民购买商品或者服务所承担的税负与其收入相比，大大重于城市居民，这必然使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再加上我国对偷税漏税行为的打击惩罚力度不足，导致一些人通过逃税、漏税手段获取收入，这就使国家财富流失，也降低了国家再分配调节收入的能力。
（四）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较晚，体制不够完善，对农村的贫困人群不能起到很好的救济作用，这就使他们生活改善程度有限。
四、解决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对策思考
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方面的原因，也有现实方面的原因，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须采取系统的方法，而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调整城乡资源配置方式，改变以往单纯的对农村“输血”的方式，而要更加注重对农村经济“造血”功能的培养，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
（一）继续加大财政向农村倾斜的力度，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同时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促进农业科研创新与加速农业科研推广并举。随着农业现代化，科技进步日益成为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发达国家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已达到70-80%。增加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对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政府还应鼓励农民组建各种合作组织，克服小农经济的各种劣势，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二）构建平等竞争统一开放的就业机制。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由扩大到缩小的拐点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的时候，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比如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联系我国实际，截止到2013年，我国人均耕地降至1.52亩，不足世界人均水平一半。由于农产品供给缺乏弹性，农民很难单纯通过农业增产来增加收入。要提高农民收入，必须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人均生产率来实现。
然而我国劳动力市场具有分割性、不统一性、多层次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必须废除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体制和对进城民工的歧视性政策，彻底消除城乡壁垒，构建平等竞争统一开放的就业机制。让农村劳动力与城镇劳动力在同一平台上公平竞争，敦促企业落实《劳动法》有关规定，保证同工同酬，严格打击拖欠民工工资、损害民工合法利益的行为，切实加强对民工的法律保护。
（三）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能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力给予保障，是市场经济的一道重要防护屏障，可以降低人们生活和工作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风险，增强人们的安全感。尽管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必须从我国世纪出发。从长远看，应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但目前我国城乡经济差距巨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只能循序渐进、分层次、分阶段逐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必须考虑我国国情，基于我国经济承受能力和城乡二元经济的现实，目前城乡采取统一的社保体系并不可能。在建立社保体系的时候必须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作用，政府对建立社保体系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包括提供财政支持，提供利益主体相互关系，加强管理和监督的责任。政府要强化在公共服务方面的主体地位，加大对医疗卫生、保健等公共服务的投资和财政补贴。我国现阶段应首先建立一种较低保障水平多层次广覆盖的多样化社会保障体系。
（四）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促进城乡教育公平。俗话说“要富口袋，先富脑袋”，可以说城乡巨大的教育水平差距，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源。发展农村教育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极其关键的一步，只有提高农村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才能促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发展农村教育也有利于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要发展农村教育，首先要解决农村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这就得加大财政对教育支持力度，使农村义务教育投入责任由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变为主要由政府财政承担。农村教育还存在教育形式单
一、教育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显著滞后于基础教育，这使得培养出来的大量人才与社会需求脱节，学生就业也难以保障，收入也难言乐观。（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参考文献：
差距的总结报告
近日，我们班组建了一个调查城乡收入差距的小组。目的是为了调查清楚中国现在的城乡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为此，我们展开了走访调查，和随机发放问卷的调查方式。经过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之后。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1、不同行业的职工收入差距较大。
2010年我市在岗职工工资人均48440元，而全市机关单位年平均工资为2.6万元，事业单位为2.7万元，企业为1.6～1.7万元，企业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均工资相差1万元以上。从各个企业看，2005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企业达8.7万元以上，最少的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仅有5000～6000元，有80%以上的企业平均工资在1.5万元以下，最高的是最低的14～15倍；一些垄断或特殊行业人均工资也在4～5万元，是最低企业职工工资的8～10倍。
2、不同职业的收入相差悬殊。
就职业而言，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管理者阶层收入大大高于一般职工收入，尤其是企业在体制改革，走向市场后，打破了传统的收入分配机制，完全以市场为导向，企业的分配机制产生了重大的倾斜，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阶层的收入是普通劳动者收入的20～50倍，造成了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另外，部分改制企业过分追求自身利益，不为企业职工缴纳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有的即使缴纳也数额很低，仅仅限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造成了部分职工在岗期间收入低，到退休之时养老金无保障的局面，使收入差距的时期进一步延长。由于社会保障覆盖面窄，乡村企业、私营企业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更是无从谈起，从长远来说加剧了企业职工、农民工和企业经营管理阶层的收入分配矛盾。
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比例逐步扩大。
统计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账面上为3.53∶1,我市为2∶1，但实际情况与帐面上的比例有很大的出入。近几年，国家连续出台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粮食直补、减免农业税和特产税，为农民增收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农民收入增幅仍然低于城市居民。2008～2010年，我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1%，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9.3%，低于城镇居民1.8个百分点。去年我市农民人均收入中实物性收入占到40%，用于购买商品、服务的货币不足3200多元，平均每月260元左右。这260元中，还有25%以上用于第二年扩大再生产的开支，如买种子、农药、化肥、柴油等，农民每月真正能用作商品性消费的货币收入为195元左右，城市居民的货币收入平均每月670多元，城乡差距为3.44∶1左右；而城市居民收入中还有一部分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如各种各样的隐性福利、住房、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优惠折算成收入，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6∶1，我市也在5∶1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扩大，并且这种扩大趋势仍处在“U”字型的上升期。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社会财富的分配向社会原始收入倾斜。2008～2010年，我市GDP年均增长19.9%，高于城、乡居民收入8.8和10.6个百分点。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和居民收入均大幅度增长，但就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而言，财政收入提高的幅度大大高于居民收入提高的幅度。近三年来，我市地方财政收入每年都以37.9%的速度增长，2010年增幅达到了42.3%，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平均增幅为11.1%和9.3%，最高年份也只有14.2%，与地方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形成巨大的反差。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形成此消彼长的关系，财政收入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了一般居民收入的增长。
所以，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扩大。不过扩大的幅度在持续减少。所以，控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成效显著。要继续控制城乡收入差距。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08703
摘要：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一定程度的扩大。造成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扩大表面上是由于农民收入增长低于城镇居民，实际上，造成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主要是政治和经济原因。本文试图整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过程，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进行分析，且找出缩小差距的具体方法。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在收入分配领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快速扩大，严重影响经济健康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势在必行。
1.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及变化过程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呈现的趋势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农村，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已经公布的数据，2010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9109.4元，农村人均纯收入为5919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扩大到3.23:1；2011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09.78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29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3:1，绝对差距达到14832.49元，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从下表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城乡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
表1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表
年份 1978年 1979年 1980年 1981年 1982年 1983年 1984年 1985年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元）133.6 160.2 191.3 223.4 270.1 309.8 355.3 397.6 423.8 462.6 544.9 601.5 686.31 708.6 784 921.6 1221 1577.74
343.4 405 477.6 500.4 535.3 564.6 652.1 739.1 900.9 1002.1 1180.2 1373.9 1510.16 1700.6 2026.6 2577.4 3496.2 4282.95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1926.1 2090.1 2162 2210.3 2253.42 2366.4 2475.6 2622.2 2936.4 3254.93 3587.04 4140.36 4760.62 5153.2 5919 6977.29
4838.9 5160.3 5425.1 5854 6279.98 6859.6 7702.8 8472.2 9421.6 10493 11759.5 13785.81 15780.76 17174.7 19109.4 21809.78 从表中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表现为：在改革开放之初相对较大——逐渐缩小——几句拉大的差异特征，即居民收入差距经过了一个倒V字形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至1984年，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渐缩小。这一阶段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城镇居民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倍数从1978年的2.57倍逐步下降到1983年的1.82倍。这是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率先在农村进行推进，国家对农业和农产品收购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政策。1983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要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革，一是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二是实行政社分开。至此，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由改革试点向全国推广。相对而言，城市的市场化改革进程较农村滞后，计划经济的分配模式并未有根本改变。因此，在80年代初期，城市居民收入多元化特征并不明显。
第二阶段：1985年至200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在此期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则不断攀升。1994年，城镇居民一年所得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一年所得收入的2.86倍；其后，城乡居民收入之比除了个别年份（1996、1998）相比较低外，其余几年基本上徘徊在2.7~2.9倍的区域内。
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城乡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随着城市改革的逐步推开和不断深入，城乡收入绝对差距由2001年的4493.2元上涨至2011年的14832.49元，收入比也由2.90倍上升至3.13倍。由此可以看出，近些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2.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农民收入增长低于城镇居民，实际上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是与经济发展、体制改革、政府政策等因素分不开的。归纳起来主要是经济和政治原因。
2.1 经济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不合理的农业内部结构、财政政策的不平衡及缓慢的城市化进程。
一是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我国城乡二元对比系数远远低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城市和农村通过各种资源的交换，共同构成完整的国家社会经济体系，而二元经济结构切断了城乡联系，使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严重背离，这种背离使二元结构僵硬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受到限制，制约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减少，农村市场发展受到制约。
二是城市化进程缓慢。我国城市化进程很缓慢，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致使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效益递减，劳动生产力不断下降。我国目前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是乡镇企业，城市化缓慢不利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同时，乡镇企业布局分散，其固有的社区性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扭曲了劳动力价格，降低了劳动力需求量，阻止了就业规模的扩大，反过来也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三是落后的农村科技导致农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农户比较利益偏低，农业收入水平低，制约了农户对农业科技成果的有效需求，抑制了农户采用先进技术的积极性，导致农业内部结构不合理。不能充分利用农业科技，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土地利用率，改善农业生产结构，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提高农业资源的转化率，促进农户增产增收，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经济原因。
四是不平衡的财政政策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财政支农支出增长缓慢，其比重一直很低，不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缺乏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和保险体系等重要保障机制。城乡税制不统一，加重了农民负担。政府对教育的投资不均衡，从人力资源的源头上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2.2 政治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二元户籍制度、过度集权的行政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及非明晰化的农地产权制度。
一是二元户籍制度是城乡居民收人分配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的安排下,农民还享受不到平等的国民待遇,他们在尽到自己公民义务的同时却没能享受到应有的权利,使中国在社会事实上有两个不同身份的阶层，因此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分裂和平行运行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正是这种二元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使农民回复到不开放的生存状态,造成农村的愚昧与贫困,限制了农村的发展;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城市的流动和转移,延缓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阻碍了我国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孕育和发展。
二是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发挥的作用很不理想。对于农村基层政府来说,上级政府的政治支持使其产生的效用权重大,农民支持的权重很小,行政制度上的过度集权,致使基层领导人行为的外部性。在很多集体经济薄弱的农村,基层组织缺乏凝聚力和整合力,管理能力和带头作用很差,出现了一定的空缺地带,乡镇机构部分丧失了其在政府决策中的应有作用。
三是国家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影响农民收人水平提高。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是不顾资源约束而实行的赶超战略,导致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城市化进程受阻。在当时资源相对稀缺的特定环境中,通过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和统购统派形式,为重工业发展提供国家资本原始积累,农业的发展处于被抑制和停滞状态。重工业高积累的成本很大部分被转移到了农业等传统经济部门,农民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奉献了原始积累,放弃了最基本的应得收人。
四是现行土地产权制度是城乡居民收人分配差距的重要成因。现在的土地产权制度是农民利益在政府强权下受损的重要因素,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造成了农户生产的短期化倾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非明晰化的土地产权制度,降低了农户经营主体对土地及其它生产要素的长期关切度及对土地维护、投人的责任心,造成农户生产行为的短期化倾向。土地经营规模过于狭小和分散,不利于土地区域性种植、机械化耕作和集约经营,降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从根本上制约了农民收人的增长。
3.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研究 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思路是：以增加农民收入和保障农民民主权利为目的，推进市场化改革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在国民经济总体协调发展中解决城乡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3.1 废除二元户籍制度。二元户籍制度是导致城乡居民收人分配差距的重要制度因素。现行的户籍制度存在很多弊端,农民受到不公平待遇,农民的利益严重受损;城乡分割,不利于农民素质的提高,限制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阻碍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因此,为了更好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人差距,必须正确对待并深人改革现行户籍制度,采取国家依法规范、社会市场调节、个人自主选择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逐步实行公民迁徙自由。
3.2 加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民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扩大城乡社会保障覆盖面；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社会保障；广开社会保障费用渠道；改革社会保障管理方式；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使之法制化。完善和强化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保障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需要，应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资金来源，在目前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应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以稳定资金来源。使失业者退休者残疾者和低收入者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保持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
3.3 加快给农民“减负”与“剪缚”（取消其制度束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中国农民收入分配低下的直接原因在“重负”，根本原因在“重缚”（多种不公平制度政策束缚）。必须尽快大刀阔斧地精简乡村机构，大大减少农民供养的人员。帮助农民成立各种群众组织以适应市场和维权。加快取消束缚农民多年的户籍、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不公平制度和剪刀差政策等，实行平等的统一的城乡制度和政策。从国家全局出发，从各个地区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展各自的优势农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3.4 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实行城乡同步发展战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5 加快税法建设，优化税制结构，加大调节高收入力度在建立健全个人收入透明的核算体系（设立个人收入账户实行储蓄实名制、个人信用实码制和计算机联网查询系统等）基础上，借鉴西方，建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辅之以遗产税等覆盖个人收入全过程的税式调节体系；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实现环节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个人收入使用环节的特别消费税；个人收入积聚环节的财产税和不动产税；个人收入转让环节的遗产税和赠与税等。提高起征点，实行累进税率，加强税收征管。
3.6 加快法律制度建设，加大取缔、杜绝非法收入力度。非法收入对基尼系数贡献率在0.07~0.1之间，是社会最不满意的丑恶现象之一。务必尽快颁布严法予以严惩，建立新制予以根治。根据中国历史和国外经验，某种犯罪长期蔓延须出台严法予以严惩的做法，颁布严厉的反腐败法，严惩非法收入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法举报非法收入重奖法，审理非法收入案党政机关不得干预法等法律体系。加快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引入竞争机制，转变政府职能，杜绝以党代政，以党代法，加强行政监督，堵塞权钱交易渠道。
参考文献：
关键词：显性差距,隐性差距,社会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城乡经济体制的快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 创造了“增长的奇迹”。但同时, 城乡收入差距也出现了不断扩大的态势, 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最直接的影响是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 长远来看将会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率和质量。
1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
1.1 显性差距 (数据层面)
表1显示的是1978~2013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过程, 但是由于数理统计等局限性, 我们无法将城镇居民享有的各种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隐性差距计算在内, 这里, 我们在数据这一显性层面上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现状, 至于社会福利等隐性因素, 我们稍后分析。在绝对收入差距方面, 1978~2013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收入差距呈现持续和显著扩大的趋势, 2000年以后, 城乡绝对收入差距更是迅速拉大, 到3013年末, 这一数据已经达到了18059.2元, 比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5.9元高出了两倍多, 此时, 城乡收入比为3.03。
在城乡收入比方面,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周期性波动变化, 1978~1985年间, 城乡收入比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 这一缩小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表现为这一时期政府对农村农副产品价格管制的放松和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使得农民收入得到了大幅度提高。1986~1994年间, 城乡收入比呈现急速上升的趋势, 这一期间政府改革的重点则是城镇, 推行了企业承包责任制, 允许个体和私营企业的发展, 使城市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1995~1997年间, 城乡收入比有所回落, 由于政府实行了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 使得城镇发展暂缓。1998~2003年间, 城乡收入占比呈上升趋势, 这一时期, 市场经济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再加上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镇经济的发展。2004~2009年间, 城乡收入比变化不大, 原因可归结到“一号文件”的出台, 强调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集中力量进行粮食生产, 调整农业结构和部分地区开始实行农业税减免政策, 使农民收入得到了大幅度提升。2010~2013年间, 城乡收入比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这是因为这一时期政府对农村的支持力度逐渐加大, 如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的减免, 农村合作医疗, 农业税的全面取消等政策的实施, 使城乡相对收入差距得到了缩减。总之, 城乡收入比虽然呈现波动起伏的变化趋势, 但是,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是越来越大的。
1.2 隐性差距
前面我们研究了城乡收入的显性收入差距, 得出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结论。但是, 随着各种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发展, 中国城乡居民的隐形收入差距的变化也越来越大。由于政府制定政策的严重城市偏向, 城镇居民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日臻完善的同时, 中国农村的保障制度还不完善, 有些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现象。在医疗方面, 城镇医院医疗技术普遍高于农村。在农村, 大多是一些小诊所, 医生所受教育水平偏低。在教育方面, 城镇学校的教学水平、教学设备等明显优于农村, 一些不合理现象如城镇的高校职工子女的“降分录取”现象等。
另外, 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城乡的差距也较大。 (1) 保障范围差异较大。在保障项目数量方面, 中国城镇已经建立的保障项目, 如低保、失业、生育、医疗、工伤、养老等各项社会保险项目数目较多, 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制度也较为健全。而在农村, 被保障的项目不仅数目较少, 而且保障项目建立普遍较晚。而农村保障项目只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无论在保障范围上, 还是保障水平上, 与城镇社会保障都差距较大。 (2) 社会保障标准差距明显。2006年中国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169.6元/人,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仅为70.9元/人, 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比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高出一倍多。到2012年底, 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330.1元/人,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仅为172.3元/人,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比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高出157.8元/人, 城乡低保水平的巨大差距反应了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明显。 (3) 管理机制不够完善。目前, 中国城镇已经形成了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管理机制, 促进了社会保障各项目的有序运行。但在农村, 管理的现状仍较混乱, 如社会保障的多头管理:卫生部门负责合作医疗,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社会养老保险, 民政部门负责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 (4) 其他方面差异。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差距还表现在城乡公共设施的差距上, 城市里道路交通、文化娱乐、环境绿化等方面明显高于农村。在城市, 居民有更多的节假日时间, 工作时间也较固定, 平均在8~10个小时之间。而在农村, 村民没有节假日的休息时间, 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大多也在10个小时以上。
总之, 城乡居民不仅在收入上差距明显, 福利保障等隐性差距也较大, 另外, 由以上分析可知, 城乡居民差距也表现为时间维度上的动态的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特征。要想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我们就要将落脚点放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
2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
2.1 改革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
逐步取消城市户口、农村户口等户口种类, 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局面, 建立起一套新的户籍管理制度, 如以长期居住地为依托标准的户籍制度。改革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使经济更加高速的发展。
2.2 建立“基本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这里的“基本统一”就是在城乡实行统一规定、统一征收和统一管理的社会保障制度。例如城乡一体的教育制度和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用巨大。城乡教育一体化就是在城乡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与互补, 教育的区域间沟通与互动, 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重点提升农村地区教育水平, 实现城乡教育的繁荣与进步。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就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考虑, 努力提升劳动力 (特别是农村劳动力) 素质, 消除就业歧视等问题, 充分发挥就业机构的信息服务职能、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和政府的制度创新职能。
2.3 推进农业市场化和产业化, 加快农业产业升级
政府要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政策支持, 加大对农业的科技研发支持, 实现农产品的增产保质, 继续推进机械化进程, 实现农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 鼓励农产品的深加工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加快农业的产业升级。
2.4 加速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增长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更是意义重大。城市化的提高不仅有利于提升农业结构, 带来农业结构的升级, 还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 农村地区人口的减少, 在农村生产总值不变的条件下, 人均收入额就会得到大幅度提升。另外, 农村人口的减少也会促使农业机械化的提高, 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城市化的发展可以引导乡村企业产生集聚效应, 真正实现农民职业的转换, 提高农民收入。
参考文献
[1]曹慧娟, 徐苗.浅谈我国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 2007 (11) :73-74.
对此，本刊专访了对国内外收入分配领域进行长期研究的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
城乡差距过大是症结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应该主要从哪里着手解决目前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周天勇：解决问题应该找关键。我觉得目前收入差距过大最关键是城乡差距问题。现在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是3倍多，基尼系数 60%的权重来源于城乡差距。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的基尼系数可能马上就会明显下降。
按照2011年的城乡收入水平，我们若要拉平城乡收入需要补给农村12万亿元，而我们一年全部财政收入才10万亿元。
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源不是体制问题，而是历史和结构问题。
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我国曾经实施的一些户籍管理使得农民进不了城，长期以来导致城乡分割，出现人口结构问题。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也还没允许人口自由转移，1990年代中后期才承认劳动力流动对经济有利。韩国建国初期时和我们在经济和城市化水平上差不多，但韩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就允许人口自由流动。
《瞭望东方周刊》：相比而言，现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已经顺畅了。但是这么多年了，城乡收入差距为什么还是很大？
周天勇：现在的问题是，农村里年轻人都到城市了，老人、孩子和妇女依然出不来，这些人基本上都属于低收入人群。这依然是由于历史原因带来的结构性问题，不可能迅速解决的，只能随着自然规律慢慢调整。
但是，现在农村人口还是太多，而且财富和产出不高。这就反映了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
如果农村能够实现规模经济，一个人种几十亩地，他们的收入就会提高。现在我们农村两亿七八千万人种了18亿亩地，美国三四百万人种了比我们还要多的耕地，农民收入怎能高得起来？我们应继续坚持“多取、少予、放活”政策，加快推进城镇化。
同时，我们要让农民能够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得依靠土地。我认为台湾和韩国农民富裕的原因除了城市化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可以买卖土地使用权。
土地和房屋制度加剧收入两极分化
《瞭望东方周刊》：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会不会带来一些问题？
周天勇：我的意思是集体土地也可以来卖，可以将土地的使用年限延长些，买卖土地使用权。这样可以给农民增加不少财产性收入。农民可以拿这些收入办中小企业，也可以进城。
由于我们没有这样的政策，农民土地收益基本不能为农民享有。这就是体制上存在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城市里各阶层收入差距也过大，在你看来主要有哪些原因呢？
周天勇：我认为造成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大的体制性问题，还是土地制度问题。土地制度弊端既剥夺农民，又剥夺城市低收入人群。
从2001年开始土地出让金算到房价里，现在的房价里70%的钱是土地出让金和税费。出让金制度是向穷人收税，而且是一次性收70年税。房子成为中国最大的财富积累，现在城市居民间最大收入差距就在于此。
现在100亩地出租一年大约只赚2万元，但若有几套房子，一年仅出租收入就能赚好几十万元。
房主是怎么形成的？体制造成的。因为政府向穷人征税而不是向富人征税，房产税是向富人征税，但是我们还没做起来。这是导致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总是被忽略。我认为要改革土地制度，土地收益多留给农民，同时對刚开始买房的人少收税，买房子多的人多收税。
另外一个是垄断问题。国有垄断企业是越来越少的人支配越来越多的国有资产，分享其利益。
中国国企职工人数最多达到8000万人时，只有4到5万亿资产。现在我们国企2200万人，有50万亿资产。资产盘子是做大了，问题是国有企业上缴的红利却不成比例，以前他们都不上缴利润，资源税也交得低。现在上缴的利润只有5%到10%。
比如银行业，国内上市公司赚的钱一半是由银行业上市公司赚的，可在整个上市公司里银行才多少家？去年我们全国13亿人创造的GDP只有47万亿元，同年银行纯利润就有1. 1万亿元，大约四十七分之一，但银行业才多少员工？
因此我认为要改革垄断体制，让垄断国企多上缴红利。若土地制度和垄断问题这两个体制问题改革了，中国的收入差距会缩小不少。
《瞭望东方周刊》：还有哪些基础性制度可以减轻收入分化？
周天勇：我觉得一个社会中两种制度非常重要，一是教育制度，二是创业制度。
好的教育制度使所有人能获得同等接受教育的机会，这样能避免贫困在代际间继承。这是国家的责任，而不应仅仅是家庭的责任。我们的义务教育年限应考虑扩大到12年义务教育。同时国家应该对考上农、林、矿、军等大学的农民孩子免费，对考到清华、北大这类学校的学生应加大助学金支持力度。让农民的孩子上得起好大学，避免其家庭因学致贫。
好的教育制度使所有人有向上流动的能力，而宽松的创业制度使所有人有向上流动的制度和环境。我们要鼓励人们去创业，创业对于带动就业、减少贫困、增加中等收入人群有很大作用。
台湾、韩国和日本的基尼系数相对较低也是因为他们教育比较公平，再者就是创业政策比较宽松，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失业率低。但是我们现在创办的小企业都很难维持，创办企业的风险很大。我们要继续减少行政审批，行政权力太大会带来寻租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