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巡讲话

邓小平南巡讲话（推荐7篇）

邓小平南巡讲话 篇1

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偌大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倾刻间不战自溃，纷纷倒旗落马。严峻的事实发人深思：今后世界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命运将会如何？中国今后怎么办？

面对这些世界性的历史难题，各式各样的人物都相继登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西方敌对势力大肆宣扬“共产主义大溃败”，国内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也主张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走“西化”的道路。党内和一部分干部群众中一度出现了对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模糊认识，甚至出现了姓“资”姓“社”的争论。这些实际上都涉及到要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勇敢地站出来，力排众议，拨正船头，引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驶向光明的彼岸。

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其主要内容为：

1、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2、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

3、发展才是硬道理。

4、发展才是硬道理。

5、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

6、坚持社会主义信念。

邓小平南巡讲话简明扼要的总结了前一阶段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并指出了下一阶段我国深入改革的基本方向。其讲话深入剖析了我国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基本实践及重要的改革经验，从理论上深刻的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人事问题，对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有重大的意义。邓小平最为值得称赞的品质即为他大无畏的改革勇气，对其南巡意义评价的一个基点在与“该不该与世界接轨，该不该融入整个世界”，另一个则是“我们是否还有改革开放的勇气”。

邓小平南巡讲话 篇2

1. 联系中国国情, 坚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个命题最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被提及出来, 在其思想指导下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党仿照苏联模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在特定历史时期内这种体制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该体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羁绊作用愈发凸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党理论联系实际, 把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波及中国, 改革开放显现了下滑迹象, 在这重要历史关口, 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 发表了南巡讲话。讲话强调, 改革开放的成功依靠的就是实事求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才是我们所要秉持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

2.反对不正确倾向, 小心右, 更要防“左”

苏东剧变期间, “左”的意识抬头, 势头凶猛, 人心惶惶。各种议论甚嚣尘上, 如要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 要制约改革开放, 要取消个体经营等。

多篇文章表面看是弘扬社会主义制度, 真实情况是在宣传“左”的那套, 妄图限制改革开放。《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国家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提出了质疑, 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是实行市场化、兑现私有化的, 并指出让个人购置国有企业、把国家资产变卖私人等统统都是资本主义化的做法。《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直接抨击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 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经过改革开放就成了资本主义制度。

还有《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多元化观点》《用科学态度对待社会主义》《批驳“社会主义失败论”》……

不难看出, “左”的表现是把国家改革开放定义为发展和推进资本主义。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前后主要是受“左”的掣肘, 所以要继续推动国家改革开放事业就必然防“左”。

南巡讲话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经验归纳

1. 归纳概括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邓小平曾说过, 共同富裕和公有制占主体是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 不能产生两极分化;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通过对这些思想的提炼、概括,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就诞生了: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强调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刷新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指明了方向。完善社保体系, 保障群众生活;实施西部大开发, 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为人民服务。

2. 归纳概括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邓小平多次谈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 先谈到“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 再谈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终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诞生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这是一项理论革新, 表现在:一是指出市场和计划没有制度属性, 只是经济手段。市场和计划都可以拿来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二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结合就使后者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历史上资本主义和市场结合产生了两极分化, 而社会主义和市场结合是要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效解决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结合的难题, 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作用的发挥奠定了基础。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 搞好国企改革;加入世贸组织, 利于国家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发挥好市场作用, 同时宏观调控成绩显著;非公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

南巡讲话推动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肯定

1.人民群众对理论成果的肯定

南巡讲话的共同富裕思想深得民心。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实践星火燎原,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推广开来。党在十三大提出了中国经济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 第一步目标, 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 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这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已基本实现。南巡讲话后, 下海经商渐成潮流, 同时下海经商有力推动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的发展。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1995年的60794亿元。1995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83元, 比1978年增长12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578元, 增长11倍。1995年末, 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2.97万亿元, 比1978年末增长140倍。改革开放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2. 理论工作者对理论成果的肯定

南巡讲话对国家改革开放事业具有深远意义, 理论界对南巡讲话进行了深入地学习研究。许耀明认为, 南巡讲话是一次政治嘱托, 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固有认识, 在社会主义国家思想发展史上有里程碑式的影响, 同时对十四大作了准备。王东以为, 南巡讲话是民族复兴的战略构想, 是邓小平的升华之作, 是学习邓小平理论的一把钥匙。龚育之认为, 南巡讲话是历史发展跨入新阶段的宣言书并已形成体系, 它和十四大一起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迈进了一个新时代。

3. 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对理论成果的肯定

南巡讲话后,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通知》, 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南巡讲话精神。李鹏、江泽民、乔石、李瑞环、宋平、万里、陈云、彭真、薄一波等高级干部纷纷表态支持南巡讲话, 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十四大报告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 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十五大报告对南巡讲话进行了评价:邓小平南巡讲话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十八大报告指出,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南巡讲话之所以得到各界肯定, 原因有:在南巡讲话前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南巡讲话后各界召开了若干重要会议, 贯彻落实南巡讲话精神, 发挥了整风运动的功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4卷) 》, 人民出版社, 1972。

[2]《邓小平文选 (第1-3卷) 》, 人民出版社, 1994。

亲历邓小平南巡 篇3

1992年1月，中国发生了在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邓小平南巡”。当时我正任深圳市委副秘书长兼市接待办公室主任，小平同志南巡时在深圳的主要接待工作的具体安排、组织、落实都是由我们直接负责。从老人家乘专列到达深圳那一刻起，直到他从蛇口港乘船离开去珠海，他在深圳的所有重要活动我几乎都在场，老人家很多饮食起居的具体事项都由我在现场指挥和安排。

为此，我经常对亲朋好友说，在中国各省市成千上万的“接待办主任”中，我可能是最幸运的一个。这不仅是因为我接待了邓小平，而且是在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非凡时刻、在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特殊地点、接待了一位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人物，并亲身经历和参与了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

二、内忧外患：改革面临严重回潮

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们都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都陷入了低谷。而几乎同时发生的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瓦解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所实行的政治、经济封锁，更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不少党内人士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担心在中国也可能出现苏联和东欧的情况。不少原来就坚持“左”的观点的人们则开始宣传，中国继续搞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很可能会出现“和平演变”。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反对进一步改革开放以及把“姓资姓社”摆在首位的思潮，重新开始占据思想和舆论的主导权。中国改革开放面临严峻的挑战，随时有放慢、停滞甚至“走回头路”的危险。现在回顾这段历史，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都度过了十分沉闷的三年。那时人们普遍的感觉是改革开放的前途茫茫。

三、振聋发聩：不搞改革开放只能死路一条

我当时身处深圳经济特区，不但对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而且对“特区”这个“改革开放产物”的命运也深感担忧。

1991年底，就在深圳市委决定我兼任市接待办主任不久，市委接到“上面”通知，说是要准备接待中央的“大领导”。这个消息一开始是极其保密的，我作为接待办主任也不知道谁要来。但是看到市委书记李灏同志亲自召集会议、周密布置和安排接待工作，心里就明白这个“大领导”肯定非同寻常。因为那时冬天有很多曾经身居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老领导、老同志到深圳来休息，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为接待工作“闹”这么大“阵仗”的。当时接待办的一些有丰富经验的同志就开始猜测可能是小平同志要来，为此大家都兴奋异常。因为小平同志1984年第一次视察深圳，就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重要题词，给了深圳特区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这个时候小平同志再来，无疑是再次给予特区以最大支持、鼓舞和关怀，给大家带来希望和曙光。

这个秘密不久就解开了。因为邓小平办公室副主任孙勇、张宝忠两位将军相继到深圳来为小平同志南行进行“踩点”和布置前期准备工作。

现在不少人一讲到邓小平南巡，往往理解为他是以国家实际最高领导人的身份来深圳视察工作，并且在视察中发表了重要讲话。其实情况完全不是如此。中央办公厅和邓办就给广东省委下达通知，明确讲这次小平同志过来就是“休息”。我也记得很清楚，张宝忠同志到深圳来布置接待准备工作时，也一再向广东省和深圳市领导强调，首长此次就是来“休息”、来“看看”；而且强调了许多“不”：即不听汇报、不做指示、不讲话、不合影、不题字、不吃请、不见报；除了中央媒体的随行记者外，广东省和深圳市只许一家电视媒体和报纸媒体跟随拍摄和记录；另外就是所有陪同参加邓小平活动的人员（包括省市主要领导）一律不许录音，不许拍照，等等。

正因如此，当时我们在接待计划中安排小平同志到国贸大厦楼顶参观时，也纯粹是按照想请他多看看，多了解深圳发展情况的意图安排的，从没有任何要请他讲话，要听他指示的考虑。国贸大厦还是当时深圳市罗湖区（甚至是深圳全市）最高的建筑，在那里不但可以看到当时发展最繁华的罗湖区的景象，也可以俯瞰深圳大部分市区和对面香港的很多景观。

还有一个情况，当时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同志由于没有时间向小平同志汇报深圳工作，因此很希望能夠趁这次邓小平在国贸大厦上俯瞰深圳全景时的机会，向老人家汇报一下，也能像1984年那样再次得到小平同志对深圳经济特区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支持。因此在我们做活动的具体安排时，李灏同志就指示我们要在小平同志坐的地方摆上介绍深圳的一些图文资料，以便于他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

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当邓小平坐到52层国贸大厦楼顶的旋转餐厅上，一看到当时深圳繁华的景象时，立即开始激动起来（我在陪同小平同志期间已发现，他平常是一个很寡言，很沉默，很宁静的人）。在李灏同志刚刚汇报了几句有关深圳的情况后，他就滔滔不绝地开始讲起来，间或有谢非（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和李灏同志的一两句插话，其余时间都是老人家自己在讲，而且讲得十分激动，不断地用手势来加强自己表达的情绪，手指都在微微发颤。有人在回忆录中说他讲了半个小时，我觉得不止，至少四五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根据我在现场听小平同志的讲话记录并核对后来正式发表的文件，可以肯定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至少六成以上都是在国贸大厦楼顶的旋转餐厅发表的。

小平同志在这里发表了这么重要的讲话，而且讲了这么长时间，真是大家事先没有想到的。更何况中办和邓办事先宣布过，说小平同志这次来“不做指示”，“不讲话”。这证明，邓小平的这次“南巡讲话”，虽然是他早已深藏心中，反复思考，深思熟虑的思想和观点，而且也是这次南行过程中想说出来的，但是何时何地讲这些话，却不是他本人或其他人刻意安排的。

谢非同志的秘书——曾任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陈建华也回忆说：“我当时担任谢非同志的秘书，按照谢非同志的要求负责小平同志谈话的录音、整理工作。最初，没有安排这个任务，因为一开始说是来休息的，不作指示，不讲话，不听汇报，不题词，不见报。……他到深圳后的第二天，去了国贸大厦。在那里，李灏和谢非同志分别汇报了深圳和广东的改革发展情况。简单汇报后，小平同志开始讲话。当时，很多人感到措手不及，因为没想到他要讲话，事先没有准备。小平同志讲话时，我站在他的后面。他一开始讲，我就按下了录音机的按钮，开始录音，把讲话内容完整地录下来。其他人多数都没来得及做记录”。（参阅田炳信：《邓小平最后一次南巡》,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版）

直到今天，每当我回忆起小平同志当时侃侃而的情景，我的感觉仍然是“振聋发聩”，“无法形容”。小平同志那些极为精辟、透彻和重要的话语至今仍然清晰地回响在我的耳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们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在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形势都十分低迷，人们思想都十分困惑的情况下，小平同志的这些讲话真是有如“久旱逢甘霖”、“拨开乌云见青天”，给在场所有人以“茅塞顿开”和“豁然开朗”的鼓舞和力量。

尽管小平同志到来之前，中办和邓办都提出过严格的纪律要求，在邓小平的活动中不能录音，不能拍照，但是当小平同志发表谈话时，包括谢非、李灏等领导同志秘书在内的很多人，都根本不管这些“纪律”和“限令”，立即拿出录音机来录音。大家都是“有备而来”的，都把这些设备藏在身上或包里。由于老人家的讲话太重要了，于是大家就都把这些“纪律”、“限令”抛到了一边。有意思的是，这次恰恰正是谢非、李灏等主要领导，带头“破坏”了这些纪律和限令。

我和大家一样，屏住呼吸，凝神静气，力争把老人家的每一句话都铭记在心里。晚上回到家后，我立即根据自己的回忆尽力把小平同志讲话的内容记到自己的工作笔记本上。中央正式公布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对照了一下，我记录的主要观点基本上是完整和准确的。

四、“邓旋风”：掀起改革开放大潮

按照中央规定的接待纪律，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一地视察工作，必须在其离开后的一定时间才可以通过媒体向外公布。但此次小平同志来则不同，他要求不能因他对道路、场馆进行过度戒严而导致扰民，同时也要求见群众。因此他在深圳的几次重大活动（包括参观国贸大厦、参观游览华侨城锦绣中华主题公园、参观深圳市先科集团等）都没有采取高度戒严和完全隔离群众的措施，基本上都处于半公开的状态。到现在我还清晰记得，1992年1月20日上午，那批早于戒严清场时间来到国贸旋转餐厅喝早茶的群众，在离场时突然见到邓小平出现在国贸大厦，立即一片欢腾雀跃、激动万分的情景。

正因如此，邓小平还没有离开深圳和珠海，大批港澳媒体的记者就已经“闻风而至”。猜测邓小平会住在哪里，会在哪里出现，一时间成为这些媒体和记者们关注的焦点和最热门的话题。尽管国内所有媒体都按照中央规定没有报道小平南巡的消息，但是“邓小平在深圳和珠海”这条新闻，已经通过港澳媒体传遍世界。另一方面，邓小平南巡的小道消息也在国内不胫而走，成为流传于各级干部和广大百姓中的重要话题。很多人奔走相告，当做天大的喜讯来传播。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刊出了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南巡第一次正式公之于众。3月30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东方风来满眼春》。3月31日，《人民日报》等国内各主要报纸都在头版主要位置转载《深圳特区报》的这篇长篇通讯；中央电视台也在当晚《新闻联播》之后，用45分钟时间全文播发了这篇文章。从这时开始，神州大地上刮起了一股“邓旋风”。

邓小平南巡，在世界上也引起了轰动。国外各大通讯社和其他主要媒体，不仅纷纷全文播（刊）发了《东方风来满眼春》，而且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消息和评论。英国媒体发表评论说：“外国投资者再次涌向中国。邓小平和改革家们的经济政策看来正在取胜”。德国媒体发表文章说：“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可能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在最近这个10年就会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工业国家”。日本《东洋经济》发表文章说：“中国正在迎来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新高潮。”

我所亲身经历的一个“手抄本”的小故事，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小平南巡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影响和作用。

我的一位老同学——国内某省会城市的主要领导，小平南巡时刚好率团在深圳访问。当时邓小平在深圳和珠海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因此我请他吃饭时他强烈希望能了解邓小平的讲话内容。我把自己记录了邓小平讲话主要内容的工作笔记本交给他，并要求他严格保密。没想到他第二天还我工作笔记时，已经悄悄地把我记录的邓小平讲话内容复印了。待到中央正式公布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这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他回去后就向省委主要领导汇报了在深圳了解到的邓小平南巡的情况，并且把我记录本的复印件在省委主要领导中进行了传阅。省委领导还专门召开了常委会传达和学习了这些内容，都感到十分振奋和鼓舞。讲到这里他不无得意地说，他们省的领导比其他地方提早很长时间就看到和学习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由此可见，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如何得到了人们发自肺腑的真心拥护。

五、邓小平南巡：“以开放促改革”

如果分析一下中国改革开放从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前的这个历史阶段（我把它定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就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有三个最主要的特点：

第一，这一阶段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除农村改革和私营经济（多种所有制）改革外，就城市改革主体来说，主要还是来自于“体制内”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改革在没有外力对传統计划经济体制给予强力冲击的前提下，遇到了顽强抵抗和重重阻力；同时，由于改革者没有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也发生了改革措施的重大失误（例如“价格闯关”），使改革付出了沉重代价。因而这一阶段的城市改革层层受阻，步履维艰。

第二，这个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以“改革”为主，“开放”还没有上升到主要层面。这不仅体现在“对外开放”当时还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模式（例如外贸进出口体制的自上而下改革），而且体现在“开放”地域还受到严格的限制（例如主要局限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等），同时“开放”的性质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例如主要是在上述指定的少数地区进行试点等）。因此可以说，在这个阶段，就“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来看，其主要特点是“以改革来带动开放”。由于这一阶段改革的步子迈得很艰难，这一阶段的开放也受到很大的局限。

第三，在这一阶段中国的改革主要还是在中国的内部进行，基本上还是一场“封闭式”的改革。虽然国家已经提出了“开放”的目标，但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国家对“开放”的政策措施还十分谨慎，仍有较多和较严格的各种限制。这种“封闭式”的改革，使得中国的传统体制不能得到外力给予的强力而有效的冲击，不能出现“里应外合”式的大突破，这也成为体制改革总是不能迈出大步和不能取得明显成效的因素之一。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邓小平进行了轰动世界的“南巡”。由于广东珠三角和深圳、珠海特区是当时中国对外开放最成功的地区，也是思想最解放、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因此邓小平南巡的根本意义，就是要打破当时笼罩全国的沉闷、困惑、僵化、压抑和“左”的思潮，用这些地区通过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事实，呼唤和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继续前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邓小平南巡是把中国的改革开放由“以改革为主”转变为“以开放为主”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自此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就进入了第二个历史阶段——“以开放促改革”的历史阶段。

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中，一方面通过大开放及与国际全面接轨，中国在社会理念、政府行为、法制观念、经济管理体制、企业行为、劳动力素质水平以及各级官员的管理能力和水平等方面都实现了巨大的变革；另一方面观念转变又使得各方面的传统行为和传统势力在潜移默化中逐步瓦解，因而在实施改革时，原有理论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阻力大大减少，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突破和全面深化。同时，大开放带来了资金和资源供给的大量增加，中国的基础设施和投资软硬环境得到了根本改善；大量外资企业（特别是港台中小加工贸易企业）进入后又为亿万中国农民“洗脚进城”提供了就业机会，由此推动了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巨大发展。总之，经济的飞跃发展和中国财政经济实力的大大提高以及外资企业在微观层面上对国有企业的竞争冲击和民营企业的刺激成长，都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第一阶段所不具备的空间和能力，从而实现了以增量的飞跃带动存量发展的巨大进步。

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在全球产业转移和信息、资金全球化的最佳时机，实现了整个国家的大开放，因而中国成为这次全球化新浪潮中的最大“赢家”。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大大发展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各方面的管理、制度和观念大大进步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中国不仅由于成为“世界工厂”而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所有的历史和现实积极因素都得到了极大的调动和发挥，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国家快速进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现在回头来看，完全可以说，邓小平南巡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格局，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因此邓小平南巡的作用和意义，无论怎样形容都不会过分。

（作者为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

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历史意义 篇4

仿讲话”

【邓大坪//改革//谠//六泗//凤波//一九叭九//杜会主乂//资本主乂//供产//反供//南仿用“ 替换“功能换成相应的字词。“杜”换成”社”;“顷”换成”倾”】

序言：从1978年谠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到1992年春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杜会主乂现代化建设，历经这15年，在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同时，也发展到了一个历史的紧要关头，尤其是在中国经历了一九叭九年的政治凤波和1990年前后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遇到了极其尖锐的问题，那就是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发展下去，还是改变方向，停止改革开放的进程，重新回到原来的原轨道上呢？时至今日，历史已经证明了只有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才是唯一的出路。然而在20年前，又是怎样冲破各种框框的束缚，突破旧的观念，扫除前进中的障碍？在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败和杜会主乂现代化建设继续发展的历史关头，88岁的邓大坪做出理论上的大胆创新，以其总设计师的智慧与魄力，在中国的南方，包括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做了长时间的视察并发表了重要的谈话，也即“南仿谈话”。那么，年近九十的邓大坪为什么要选择在中国的南方，在那样一个时期，发表这样一系列的谈话？

一．国内形势的变化

就国内的情况而言，在南仿谈话前不久的一段时间，是有一些问题的。首先是1988年下半年开始，国内宏观经济运行开始逐渐失衡，物价急剧上升，通货膨胀严重，经济生活出现紊乱现象。为此中央政府不得不开始治理经济画境，整顿经济秩序，为期长达3年之久。而且，1988年前私营企业快速发展的势头也急剧减缓。由于银根开始收紧，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的资金、原料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开始减少。此时的私营企业，对政策的突变尤为敏感，因为此时谠和政府对发展私营企业仅仅是给予限制性的支持。到了1990年，全国经济整体滑坡，市场疲软，国有大中型企业受到三角债的困扰。可以说，经济发展此时遇到了一个瓶颈。

与此同时，就在一九叭九年春夏之交，又发生了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凤波影响了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一方面，由于西方一些国家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无理干涉我国内政，实施所谓经济制裁，造成了国内某些工业部门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困难。另一方面，由于**的严峻事实，谠和国家在反和平演变及杜会主乂教育运动的浪潮中，在姓资姓杜的争论中，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不能取得共识，甚至出现了理论回潮的现象，比如认为股份制是潜行的私有化，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乂，和平演变的危险主要来自经济领域等等。这些国内外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因素的制约，导致我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步伐趋缓。

于是，解放思想也就成为了邓大坪进行南仿谈话的一大原因。解放思想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要革除“左”顷思潮，而另一方面就是在消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思潮。

历史上，“左”顷思想可谓根深蒂固，一九叭九年政治**更是导致了左顷思想的回潮。这些都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和阻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邓大坪精辟的阐述了杜会主乂的科学内涵，杜会主乂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及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个基础上，邓大坪提出了判断我国改革开放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邓大坪曾一针见血的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到底是怕资本主乂的东西多了。要害是“姓资”还是“姓杜”的问题。”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从根本上驳斥了左顷思想对改革开放的阻挠，解除了长期围绕人们是头脑中的“姓资”和“姓杜”的疑惑。

而右顷思潮在当前形势下，主要表现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思潮，其本质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企图在我国实现以资本主乂制度取代杜会主乂制度。以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基本特征的右顷思想如果不及时制止，给谠、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只能是混乱和灾难。一九叭九年的**就是明证。邓大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指出“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来还不知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啊！……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二．外部局势的变化

1）苏联解体，东欧国家变色

从苏联、东欧的剧变的根源看，杜会主乂国家解放生产力是迫切的问题。不解放生产力，就无法发展生产力。苏联、东欧国家执政谠没有坚定的推行改革开放，致使苏东地区经济长期的不到应有的发展，远远没有发挥出杜会主乂制度应有的优越性。

苏联东欧国家供产谠几十年来所遭遇的危机和困难与传统体制密切相关。它们长期无视国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的存在，无视杜会主乂杜会中矛盾的存在，以至于生产力难以发展，国家不能长治久安。这些负面因素的阻碍，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消除。邓大坪曾在南仿谈话中指出“过去，只讲在杜会主乂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强调“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就指出了改革是杜会主乂国家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要求。

苏联和东欧各国不仅没有积极实行改革，相反它们在发展道路上越发的自我封闭、与世隔绝，对资本主乂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冷战期间，苏联出于种种需要，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在“经互会”这一封闭的体系内，苏联和东欧国家把杜会主乂阵营以外的一切看作是资本主乂固有的、腐朽的、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东西而拒之门外，因而他们不可能及时吸收最新科技成果，也不可能借鉴其他国家制度上的某些优势，导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效益差。邓大坪在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指出，“杜会主乂要赢得与资本主乂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资本主乂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杜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苏联和东欧国家供产谠遭受到人民的质疑，执政地位愈发摇摇欲坠，再加上西方资本主乂的渗透，杜会主乂逐渐为这些国家的人民所抛弃。一时间，杜会主乂暂时被削弱了，国际供产主义运动也受到了严重挫折。国际反供反杜会主乂势力在苏东地区得手后，更是把和平演变的矛头直接对准了中国。不改革，那么几十年的杜会主乂建设，很可能遭到灭顶之灾，重蹈苏联覆辙。在这种不乐观的形势下，需要从理论上给与明确答复——中国向何处去，杜会主乂如何发展?

2）国际总体局势缓和，正是有利发展的良机

国家间的关系，特别是大国间的关系，一直制约着世界政治的发展。在美苏冷战期间，世界范围内虽然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但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紧张，随时有恶化的危险，由此可能产生种种冲突，甚至将世界卷入战乱。而苏联解体后，冷战结束，国际总体局势趋于缓和。这对加强经济全球化，增进国际间各领域的交流无疑是有利的条件。

在70、80年代，中国同许多西方资本主乂国家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纷纷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中国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9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是中国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如何解放生产力，如何使经济得到高速发展，也自然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3）周边地区快速发展带来的竞争压力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地区经济集团化的趋势日益凸显，国际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特别是中国周边的一些资本主乂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相当迅速。同为亚洲国家，“四小龙”，“四小龙”的先后崛起，给我国的杜会主乂经济建设带来了更大的压力。90年代的中国比起发达国家，甚至是周边新型工业化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很大，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和中国相比仍然高出许多。这一切都是的发展变得愈发紧迫。正如邓大坪同志所说，“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如何扩大改革开放的战果，进一步发展国家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决定着我国现代化事业以及杜会主乂事业能否成功，杜会主乂制度能否保持稳固。

三．选择南方的理由：

邓大坪之所以选择南方也是考虑了南方的历史及地理的因素。几百年来，南方沿海各地都是中国对外的窗口，与外国的各种交流，商业的往来有着相当长的一段历史。这就造就了南方沿海地区的经济易于向外向型发展。南方的沿海地区有比较多华侨华人的，这一点也是“加强同外商交流、合作，加快融入国际经济步伐的优势”所在。

从人文角度上看，我国向来有“南方富庶，商贾兴盛”之说，富饶的水土和适宜的气候造就了众多“鱼米之乡”，生产力发达，必然衍生经济活动的活跃，我国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地，均为商业发达，商业活动丰富的地区。

南方地区在地理上离香港、澳门等地很近，引进外资、外企条件较好。在这些地区实行开放和吸引外资的政策，外企会成为改革的新增动力。如能率先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杜会主乂市场经济，既是为我国的改革进行试验，同时也为我谠在全国实行市场经济政策积累了充足的经验，而且为我国政府在世纪末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从政治上考虑，因为经济特区是改革试验，之前从来没有做过，其成效很难预料到。假如在南方设立的特区不成功了，对北方的政治中心的冲击比较小。如果在北方的政治中心附近先设立特区，在政治方面就会有很大的冲击力。特别是考虑到南仿谈话前的六泗凤波，如果在北方设立特区是要承担更大的风险的。

改革开放的问题，既是一个思想观念问题，也是利益得问题。改革的阻力，很大一部分来自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即使多数人总体上拥护改革，遇到会触动自己利益、加大自己风险的具体问题，就可以成为改革的阻力。阻力大的时候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改革，就容易出乱子，导致杜会矛盾与冲突。之所以在政策上首先向南方地区顷斜，就是一方面要率先突破阻力，创造出新体制，从而给大家看到改革的甜头，既得利益的阻碍就会小一些。而多数南方地区的旧体制相对薄弱，容易突破。特别是像深圳一样的具备经济发展的良好条件，而在旧体制下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区，既得利益集团并不大，克服起来较为容易。

总结语：

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心得体会 篇5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政策理念，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因此在1978年和1985年，曾两次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江、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内容主要有六点：

1、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关键是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2、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现在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3、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4、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5、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注意培养人，按照“四化”标准选拔人才进入领导层。要反对形式主义，学马列要精，要管用。

6、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邓小平南巡并发表重要谈话，对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加速发展的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继续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开拓进取，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仍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邓小平南巡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党的十四大的突出特点和最大贡献，在于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了新的概括，充分肯定了这个理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把这个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式载入党章。邓小平南巡谈话的精神实质正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举得更高、号角吹得更响。完全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南巡谈话，就没有十四大的突出贡献。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精辟论断，根据14年来的实践经验，明确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它推动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促进经济建设和各方面建设迅速发展。

邓小平南巡谈话推进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丰富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南巡谈话中的许多精辟论述，是马恩列斯不曾讲过的，是毛泽东同志不曾讲过的，也可以说是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不曾解决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南巡谈话有力地推进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进程，同时也就极大地丰富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邓小平南巡谈话廓清了此前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间严重困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在邓小平南巡之前，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十多年，但诸如姓“资”姓“社”之类的问题，几乎一刻也不曾停止过困扰和争论。邓小平南巡谈话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标准，对姓“资”姓“社”的争议和“左”右两方面尤其是“左”的干扰给出了鞭辟入里的剖析，从而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既坚持正确的方向，又摆脱了无谓但无奈的困扰。正是从这时起，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走出了受挑剔受质疑的困境，走上了新的坦途，从而实现了邓小平的预期：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

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总体是好的，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变化非常剧烈，金融危机还在发展蔓延，国内经济一些体制上的问题，特别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需认真加以解决，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不少，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改革开放！

二十年前，小平同志不顾八十多岁的高龄来到广东，讲了许多语重心长、发人深省、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话。他明确告诉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这些话我以为至今仍有强大的震撼力，而且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南巡讲话 篇6

首先，讲话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其次，谈话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三，南巡讲话精神实质是与时俱进

第四，开放会带来许多好的经验也会带回腐化和丑化现象

第五，谈话还指出，一些在管理位置上的领导一定要有接受新思想的态度

“邓小平南巡”，是指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之间他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事隔十年了，大家仍对这个事件记忆犹新，那是因为，邓小平的这个举动在当时令所有中国人大感意外；也因为，他那一路的讲话具有异乎寻常的震撼力和感召力；还因为，他的这个出人意料的行动和那些出人意料的讲话，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一种拨正航向的作用，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的新政治运动，从此偃旗息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一轮改革开放正式成为国家建设的重心。

1978年4月，国家计委、外贸部在所形成的《港澳经济考察报告》中强调：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对港澳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借鉴港澳的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逐步将其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报告中，中央政府清醒地认识到对外开放对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创办经济特区的思想也由此萌动。

80年代末，改革开放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对于中国改革将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人们没有统一认识，整个社会气氛亦见低迷，邓小平同志不顾高龄，前往有“改革开放窗口”之誉的深圳、珠海、上海、武昌等地视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当时，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舆论普遍意识到，南巡谈话廓清了当时困扰国人的种种认识问题，必将为改革开放注入新的活力。果然，随后中国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发展呈现出一派新风貌。历史也证明，他当时的思想是合理也是正确的。

谈话的内容主要有六点：

1、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关键是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2、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现在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3、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4、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5、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注意培养人，按照“四化”标准选拔人才进入领导层。要反对形式主义，学马列要精，要管用。

6、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谈话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就没有出路。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都要硬。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简明扼要的总结了前一阶段我国改革开放的所取得的成就，并且指出了下一阶段深入改革的方向，把中国20余年的改革开放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那以前的整个80年代，是中国改革的第一次浪潮;从那以后，直到2001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次浪潮。

郭树言 小平南巡第一站的见证 篇7

2014年，仲夏时节，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笔者在北京采访时任湖北省省长郭树言，请他讲述那段远去的历史。

伟人的脚步只在车站短暂停留

1992年1月17日，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出，向着南方奔驰而去。这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恐怕谁也不会料到，这趟专列的南方之行将会载入史册，并带动新一轮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加速发展。邓小平此次南行，目的地是深圳，沿途没向地方政府打招呼。轻车简从，不事张扬，是邓小平外出视察的一条铁定原则。就是身为“封疆大吏”的郭树言也是提前几个小时才知道消息的，1992年1月18日上午，中共湖北省委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保密通知：邓小平同志拟于今日乘坐火车到南方检查工作，1月18日下午4点左右专列将到达武昌火车站。

接到通知后，湖北省委立即决定，由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省委副书记钱运录到车站迎接。省公安厅执行一级警卫，相关部门做好准备，随时待命。

他们来到火车站，在贵宾室里焦急地等待着。下午4点10分，一声汽笛长鸣，邓小平乘坐的专列缓缓驶进武昌火车站。4点11分，在武昌火车站1号站台上 ，在所有人期待的目光中，一位老人走下车。邓小平头戴铝灰色鸭舌帽，身穿深灰色呢大衣，围着一条白色围巾，步伐走得是那样的坚定有力。这是邓小平南巡的第一站，也是78岁的邓小平最后一次来到湖北。

等候在站台上的几位省领导快步走上前去，代表湖北省人民向邓小平问好。邓小平一边与大家握手，一边告诉大家：他只在车站作短暂停留，连休息室也不必进了。腊月的湖北天气阴冷，但小平同志就这样在月台上慢慢踱步。邓小平散步时有个特点，喜欢把左手插入裤袋，右手前后摆动，这是右耳多年失聪留下的一个习惯。

邓小平一边走一边听湖北省领导的汇报，时而发表自己的看法。武昌火车站的站台只有短短的500米，他们走走停停，边走边谈，就这样来回走了四趟，一共停下来六次。邓小平边踱步边讲，像是对着有关人员讲，又像是自言自语，显然内容不是就湖北省领导的汇报话题而讲的。

“小平同志就这么简单，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不必多问候，他也不会和你拉家常，有什么就谈什么事，一二三四，甲乙丙丁，谈完就完，他问你，你抓紧说，他拍了板，你不要再多说一句。”事隔多年，今年已经79岁的郭树言对22年前在站台上与邓小平的这次交谈仍然记忆犹新。

信息高度浓缩的精彩谈话

郭树言回忆，邓小平在谈话中主要讲了四个观点，一是坚持一个中心，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二是改革开放这条路走对了，要继续走下去。三是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四是要克服官僚主义，少搞形式主义。

邓小平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太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炼。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起草，要求不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邓小平停顿了一下，深切地说：“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进而提出了南巡讲话的核心思想。

“发展才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标准，以及反对形式主义等著名论断，“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些回答了全党全国人民正在思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震撼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灵。这一讲话闪烁着深邃的思想光芒，似一股强劲的东风，激荡起整个神州大地的改革春潮。

伟人的脚步在这里短暂停留，而他在这站台上说的话语，却作为南巡途中精彩的开场白而永留青史。

29分钟过去了，邓小平缓缓转过身来，与湖北省的几位领导握手告别，走上专列。下午4点40分，火车开动，向南方驶去。离开武昌以后，邓小平又先后到深圳、珠海等地视察。

话是邓小平在空旷的月台上，对湖北省的几位领导讲的，但声音很快在高层传开了。关广富、郭树言和钱运录迅速将谈话内容整理后，把记录稿传到了北京，同时又传往深圳“邓办”。

4天以后，北京就有了反响。中共中央辦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月21日起草并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递了《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江泽民、李鹏当即批示同意。

经中央领导批示同意下达的《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要求：大力压缩和改革各种剪彩、奠基、首发式、首映式活动；严格控制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表彰颁奖仪式；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下基层的活动，可经审定进行报道外，中央领导出席会议和活动，一般不作报道，不要把领导同志出席作为报道与否或报道规格的标准……

邓小平的这次讲话余音未歇，在神州大地久久萦绕，影响直到今天。

责任编辑 李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