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专业文献综述

经济学专业文献综述（精选8篇）

经济学专业文献综述 篇1

关于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

一、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发达国家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相对比较完善，许多学者对于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内容扩展到了很多领域，Michael Hoel 和Tor Iversen（2002）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对强制保险和非强制保险下人们的行为差异进行研究，得出了在某些领域实施强制责任保险的必要性。William R Johnson（1977）对强制保险下的逆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科学合理的强制保险制度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经济效率。Adam Whitmore（2000）建议将强制保险制度引入环境保护中，实行环境责任强制保险，以化解因为环境污染而造成的气候改变的风险。

国外学者也从多个角度对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进行了研究，Michael G.Faure LL.M（Netherlands）（2004）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强制责任保险进行了研究。他在研究中阐述了目前国际学术界对现行强制责任保险的两个方面的争论，一是强制责任保险政策的制定者制定相关法律和规定时是否经过了深思熟虑，二是一个完全竞争的保险市场能够根据相关的法律政策提供相应的保险产品。在他看来，这些争论表明了现在强制责任保险发展的一个趋势：即从强制第三者责任保险向强制第一责任保险转变。

Michael（2004）教授认为当市场失灵时，对市场给予一定的干涉是必要的，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在此基础上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强制责任保险的功能、运行条件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另外还对强制责任保险运行中存在的道德风险、逆选择等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并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Paul Bou-Habi（University of Essex）（2006）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强制责任保险的作用作了阐述。他认为，适当的强制责任保险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他不赞同“家长式的强制保险”，而是提倡“非家长式”的强制保险（NPCI），只有这样才能让强制责任保险的实施走出困境。

Tony Sheldon（2003）认为，现行的强制责任保险保障范围太小，强制责任保险应该扩大保障范围，只有在某些关键领域和高风险领域实施相应的强制责任保险才能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

从国外的发展趋势和研究现状来看，发达国家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相对比较成熟，一般都有多个成功实施的强制责任保险险种，并且在强制责任保险的立法，实施和监管方面都积累了大量成熟的经验，形成了适合自己国情的运作模式，这 些经验值得我们国家学习和借鉴。

二、国内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国内学者对于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在强制责任保险的界定方面，杨华柏（2006）、赵华栋（2006）、邹志洪、曹顺明（2007）等人都对强制保险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契约自由是近代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对于强制投保的合理性，邹志洪、曹顺明（2007）从多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曾祥生、周珺(2007)等人对强制责任保险与社会保险、政策性保险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阐述。

在强制责任保险的运营模式方面，强制责任保险的经营模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由专营公司经营，其二是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目前国内学术界普遍主张采用商业化的经营模式，以交强险为例，操道伟（2006）认为，采用商业保险公司代办经营的方式有诸多好处：其一是充分利用了现有的保险资源，避免了政府直接运营的压力；其二是可以实现既定的“不盈不亏”的经营原则，部分减轻了普通民众的投保负担；第三是增加了保险公司的积极性，对提高保险服务质量大有裨益。武汉大学的汪炜（2006）则认为，基于交强险的特殊性质，在效率追求与平等目标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应优先考虑实现效力的安排，即在我国确立专营公司作为交强险的保险人的规定。在交强险实施一年后的费率调整听证会上，也有代表（蔡国峰，2007）提出应参照商业保险模式经营交强险，另外有代表（李冠如，2007）建议采用代办模式来实现交强险的商业化经营。

对于我国目前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很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邹志洪、曹顺明（2007）认为，我国强制责任保险立法方面存在的不足。对于目前我国确立的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广大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汪炜（2006）从保险人、赔偿原则、立法方面分析了交强险制度的不足之处。上海财经大学的丁凤楚（2007）认为，我国直接规定机动车强制责任制度的《条例》的法律效力等级偏低。

在完善我国强制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方面，赵华栋（2006）建议逐步建立符合国情的法律制度体系，修改现有法律制度中不合理的规定，建立科学合理的强制责任保险设定制度。杨华柏（2006）主要从监管的角度阐述了我国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邹志洪、曹顺明（2007）等学者认为，我国当务之急是要明确立法理念，理清立法思路，增设强制责任保险的一般规定；允许地方性法规设定强制责任保险；明确强制责任保险的统一监管机构。

从我国目前的发展来看，强制责任保险发展缓慢，险种较少，理论研究也主 2 要还是局限于目前正在实施的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上面，对于强制保险的立法，强制责任保险的运行机制和经营模式等问题的研究较少，对于整个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进行的研究较少。

文献综述范文之二

制度与经济发展和增长理论综述

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与制度的起源、制度变迁与创新、国家制度供给一起被称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四大支柱”，而且，在很大意义上，制度的起源、变迁与创新、供给与需求都与经济发展和增长相关。从结论上说，有效率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无效率的制度会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

一、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回瞻

1.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制度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离开制度（马克思的提法是生产关系，实质上就是制度）的生产力及其发展。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组织和运行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生产关系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持续一定时间跨度的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制度框架）为生产力提供了一个相应发展的制度“空间”，这对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

2.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流派的论述

（1）模型派

他们认为：社会经济的增长或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配置、叠加和质变的结果。他们将各种增长要素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通常用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收入等表示）作为因变量，确定函数关系，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解释经济现象。最著名的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以及卡尔多、罗宾逊、帕西内蒂等人倡导的剑桥经济增长模型。这些经济增长模型实质上只是说明了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中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力求使得产出决定的总需求的增长要与生产产品的总生产能力匹配，逐渐强调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忽视了制度因素的作用。

（2）结构派

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既是一国经济量（总量与均量）和能力的增长与扩张过程，也是一国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主要有刘易斯等的“二元结构论”；纳克斯的“贫困循环论”；由“投资不可分性”而产生的罗丹的“大推进论”；钱 纳里等人主张的“发展型式”理论；以及“两缺口理论”，以及“平衡与不平衡增长”的理论等等。在这一流派中，已经隐含着制度这一因素和背景。其中，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尤为明显。因此，有人甚至将刘易斯划为新制。

（3）阶段派

代表人物是罗斯托，他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准备条件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不难看出，制度背景的框架越来越明显。

（4）因素派或起源派

这一流派中，丹尼森将经济增长的因素划分成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细分为八个方面，（有人归纳为7个）即：使用的劳动者的数量及结构；工作小时；使用劳动者的教育程度；资本存量的规模；知识的状态；分配到无效使用中的劳动的比重；市场规模；短期需求压力的格局和强度。

丹尼森在1967年出版的《为什么增长率不同：战后几个西方的经验》中利用了因素分析方法。习惯称为丹尼森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引发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各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通过模型进行计算，但是，是什么原因（因素）将这些因素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第二个问题：将应该计算的因素计算之后，仍然存在“剩余”或“余值”，即所谓“剩余溢出”，那么，这些“余值”应该归入到哪个因素？

而库兹涅茨强调需求结构的高改变率对现代经济增长中生产结构的高转换率影响巨大。它会引起创造新产品的技术高新与发明，促进新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最终促进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速度。

（5）新增长理论派

主要有罗默的“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式”；卢卡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鲍依德的“动态联合体资本增长模式”；阿温杨的“创新与有限度的边干边学模式”等等。这些理论不仅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长理论确认了制度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并总结出了一套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例如，支持教育；刺激物质资本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究与开发工作；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传递的国际贸易政策；避免政府在市场上的大的扭曲等。

（6）劳动分工演进派

杨小凯为代表的这一学派首先指出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先天不足，即，将社会的产业结构或分工状态当作固定不变的因素，然后研究资源在其中的最优配置，然后构建了分工演进模式解释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当人们经验不多时，生产率低下，因此付不起交易费用，人们只有选择自给自足。通过实践学习，生产率提高，能够付得起交易费用，因而，人们开始选择高一级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而这种通过专业化学习会加速学习速度，从而可以支付更高的交易费用。这个正反馈（良性循环）将使劳动分工自发地演进。分工之所以能提高生产力正是因为专业化造成了某种信息不对称，卖者对于自己生产的产品知之甚多，而作为买者 却知之甚少。

杨小凯等人的分工演进理论模式给我们有两点启示：

启示一：促进分工与交易以及知识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极为重要。

启示二：一国的制度创新，应当朝促进分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方向发展。

（7）“反增长”或“零增长”派

以米多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经济增长和发展付出的代价太大，因此主张反增长或增长价值怀疑论；米多斯将人口增长、粮食供给、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5大因素连接成为一个“反馈回路”，建立了“世界末日模型”。为了避免世界末日来临，就必须使主要的经济增长因素实现“零增长”，因此，该理论被称为“增长极限论”或“零增长论”。

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论点

1.诺斯的观点

（1）制度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与经济发展有创造性贡献的是诺斯。他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核心论点简明扼要，即，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重要。其依据是，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完备的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条件和零成本的运行过程。人们在市场交易的过程被过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的操作，就连为达成交易而搜寻信息的费用也不存在了。在这一模式分析逻辑下，其它一些协调组织与组织经济活动的“制度”和“组织”被看成无足轻重。如果用传统经济学分析方法无法解释1600年到1850年海洋运输业在技术上并无多大进步的情况下，生产率却有较大幅度提高的现象。因此，制度因素不可忽视。制度的功效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中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使交易活动中的潜在收益成为现实。

诺斯指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法律规则，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的规则，而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规则，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制度不同于体制，它是一系列被制订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框架约束着人们的选择集。既然这些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系统，而且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那么，制度结构在静态上就决定了一个经济实体及其知识技术出路的增长率。诺斯认为：许多经济学家将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和知识进展等等归入经济增长的原因，其实就是经济增长本身。而引起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是从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过程。在各种因素使潜在的外部利润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时，新的制度就有可能建立以降低成本。他认为，除非现行的经济组 织或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发生。进而，诺斯对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进行了分析，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相一致时，达到制度均衡。这种制度均衡的实现条件是制度供给者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MR＝MC。据此，诺斯提出了构建有效率的新制度的基本（理想）标准或原则是使得新机制（制度）下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等或接近。

（2）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国家并非“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而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新、裁定和行使代价都极为昂贵，因此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提供产权保护与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以维护经济增长和发展，并最终对造成经济的增长、发展、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3）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的特征有三个：

第一，意识形态是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环境，减少了“试错”成本。

第二，意识形态会通常与个人观察世界时对公平、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有时会在相互对立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中作出选择。例如，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评价等。

第三，当人们原有的观念或经验与意识形态不符时，他们就会改变试图其意识形态，来发展一套更加适合其观念或经验的新的理性选择。

因此，意识形态是影响制度安排和经济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2.国际经济增长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

（1）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维持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率两大难题，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基本制度框架，例如，寻租。

（2）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首先，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塑造力以及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划而扩展了人类的选择，即经济发展的目标。其次，制度“矫正价格”的努力成效，即对经济发展的基本的和长期贡献。再次，尽管技术创新会推动经济发展，但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依赖于促进创新、界定产权和契约关系或分担外在风险的各种制度安排。

（3）从制度的供给与需求方面研究，制度创新需求产生于经济中无效率的增多、技术变化、市场特征以及确立个人与集团维护自身利益方式的立法秩序；而制度供给依赖于立法秩序、制度设计成本及寻找可选择目标的知识基础。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确立以立法秩序为核心的制度环境，塑造市场力量以驱动创新。

（4）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根本问题是缺乏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稳定的道德、产权的界定、人力资本的供给、公共品的提供、支配交易和分担风险的法规等。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如何使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制订一套公开、透明的规则体系，防止寻租、以权谋私和欺诈行为，为市场经济运作制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才是实现市场经济顺利转型并高效 运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简单的评述及问题

1.诺斯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框架，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应用现代产权理论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使制度研究和分析更加成熟，对经济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2.新制度经济学派方法的应用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许多原来对制度不以为然的经济学家广泛地吸收和利用了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分析方法，普遍认为，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只关注资本积累、技术引进、资金筹集、产业结构优化、就业的改善等等纯经济方面的因素，而更加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上。

3.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的范围内，大大扩大了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视野，而研究对象也由以前的以资本主义发展中小国家或地区为主转向发展中的大国。

4.几个应当深入研讨的问题

（1）在许多人看来，制度仍然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如何将制度因素进一步量化。

（2）既然制度变迁在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怎样才能加快制度变迁的步伐，促进经济的发展。

（3）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的获取已经非常容易，那么，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基石之一的交易费用的地位是否会动摇。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许多观点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上述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新制度经济学派及其追随者，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文献综述范文之三

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回顾与评价

经济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目前经济全球化正向纵深层次发展。我国已加入WTO，一方面，成千上万的跨国公司蜂拥而至：我国正在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成百上千的我国企业走出国门：我国已渐渐融入世界经济这个大家庭中。但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政府一时也难以认清复杂的国际市场，因此，研究经济全球化理论已是十分迫切与必要。

一、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回顾

经济全球化理论在西方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在过去200多年的岁月里，各主要流派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对经济全球化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性质、不同内容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流派：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1.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全球化思想。我们可从马恩（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简称，下同）1845年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分析、表述“世界历史”的定义与特征里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最初理解。他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之所以是绝对必要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使贫困、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会重新开始争取生活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替代。”（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86.）恩格斯在其著作《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个国家的事变的影响。”（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368.）由此可见，最初，马克思把经济全球化寓于“世界历史”之中，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各国人民的普遍交往、彼此紧密联系是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恩格斯则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是导致经济全球化的根本诱因，经济全球化的最根本内容和基础是以世界市场为纽带的世界性的物质生产和消费。1848年，马恩在其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又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与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267.）在马恩看来，只有在各地区、各民族广泛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世界市场，才意味着从根本上消灭了各地区、各民族相对孤立的发展状态，从而最终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统一的世界市场；同时，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其他方面的交往必然也随之发展起来。由此可见，马恩在这里认识到了经济全球化与民族问题、国际分工的关系，并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非经济影响。马克思在其不朽著作《资本论》里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以及它们的影响。他说：“现在，一切国外投资都已采取股份形式„”，（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1030.）“成立国际卡特尔，例如英国和德国在铁的生产方面成立的卡特尔，使得英、德两国的铁产量飞速增 长„„”（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495.）。可见，马克思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主体：跨国公司的早期形式——卡特尔的性质与作用。后来他又指出，“资本输出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作为支付手段或购买手段的输出，另外一种是作为投资为目的的输出。”（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653.）“资本输往国外„„是因为他在国外能够按较高的利润率来使用。”（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285.）“生产的全球化使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代之而起的是使用来自世界各国原料的工业„„生产的‘国界’因此被模糊。”（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497.）从以上论述看出，马恩不仅找到了经济全球化执行主体——跨国公司，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运行方式：生产全球化和资本运作全球化（商品资本、借贷资本、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而且还指出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对利润的追求以及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工业的影响。

2.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发展的新特点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相联系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巴兰在其《增长的政治分析》中认为，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是外来资本主义的渗透（即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它一方面攫取了很大一部分生产剩余，为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外来的破坏性竞争摧跨了发展中国家幼稚的民族工业。沙米尔·阿明在其《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的发展》等著作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对外扩张问题。他认为，资本对外扩张的原因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宗主国）的结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仅包含一种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个特征是资本积累过程基本上是在宗主国内地产生的，竞争使得内地的利润率下降，使资本不得不寻求距离“中心”越来越远的市场。伊曼努尔在其著作《不平等交换：贸易帝国主义》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生产价格形成问题，论证了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剥削欠发达国家。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伯克特在其题为《第三世界的金融限制和金融自由化：对新古典发展理论的批判》一文中指出，历史地看，全球范围内资本积累的不平衡发展限制了第三世界的工业化，从而妨碍了第三世界国家金融的自由发展，也导致这些国家颁布限制利率的政策。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发展及其政策其实是受它们各自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决定的。帕洛依克斯在其《世界范围的资本扩张》、《资本的国际化和社会资本循环》等著作中指出资本的国际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指商品资本被国际化，这引起世界市场的出现。第二阶段是货币资本循环被国际化，资本被迅速积累。第三阶段是生产资本的国际化，引起了跨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

3.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S.Amin、A.Callinicos和S.Gill是该流派的代表。该流派的主要观点是，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帝国主义化，他们认为，今天的全球化代表了反动的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Callinicos,1994)，其结果必然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贫富两极分化，当今各国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理人(Gill,1995)。所以，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文明（西方体制、西方观念等）的全球性扩张(Amin,1996)。

（二）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1.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喜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首先，斯密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体现在他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里。他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里提出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倡导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他还看到了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对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说：“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对外贸易上。”（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349.）他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国际贸易上表现为主张自由地发展对外贸易，反对垄断和政府限制政策。他指出：“以某种形式把世界上最远的部分连接起来，让他们满足相互之间的需求，增加生活的乐趣，相互推动工业的发展，那么这样的总趋势就会使大家受益。”（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356.）可见，斯密不仅提倡国内贸易自由化，还主张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并对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及其影响做了预测。其次，斯密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体现在其倡导国际贸易的“绝对成本”理论中。他认为，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而国际分工的基础则是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的生产条件。它们都可以使一国在生产上和对外贸易方面处于比其他国家有利的地位。如果各国都按照各自的有利的生产条件进行分工和交换，将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增加物质财富。可见，斯密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自然资源或后天的生产条件，并指出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节约资源、世界总产品和福利的增加。李嘉图认为，对外贸易是一国经济的重要补充，是一国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他还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与自行调节。在国际经济交往和经济政策上，他认为使国际贸易处于自由状态是最明智的选择，一国的繁荣不是由另一国的贫困来促进的，对贸易的自由不加束缚并制定开明的政策，才能最好地促进每个国家的福利与所有国家的福利。他说：“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它使得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商务印书馆，1962,113.）李嘉图在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对优势”理论即相对成本说。他认为，在资本和劳动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前提下，即使一国在自然禀赋和生产条件与他国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仍然会进口产品，因为每一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产品，而应权衡利弊，按“两优取其更优，两劣取其次劣”的原则进行国际贸易。这样，生产总量将增加，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可见，李嘉图不仅认识到国际贸易的作用，提倡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还希望国际贸易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他突破了斯密的见解局限，提出了符合国际贸易实际的“相对优势”理 论，为后来西方各国国际贸易的增长与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赫克歇尔与俄林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只是解释了贸易为什么会给贸易的双方带来好处，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个国家在生产这种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另一个国家在生产那一种商品上也具有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与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则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比较优势的源泉。它从一国生产某种商品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考察一国的比较优势。根据要素禀赋说，各国所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种类和质量是不同的；国与国、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商品的价格差是产生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而产生各国商品价格差异的原因又是各国生产这些商品的生产诸要素的价格与配置的比例不同。因此，每个国家或地区应利用它相对丰富的生产诸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从事商品生产，就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利用其相对稀少的生产诸要素进行商品生产，就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因此，每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体系中生产和输出前面那些种类的商品，输入后面这些种类的商品。最后，他们指出，国际贸易的一般趋势是可以消除（即使是部分地）工资、地租、利润等生产要素收入的国际差别，从而使国际间商品价格与生产要素价格趋于均等化。

（三）当代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

1.新自由主义流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K.Ohmae和W.Grieder是该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经济和市场一体化，其市场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正和游戏”，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绝大多数国家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长远的比较利益。他们还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先驱，因为它正促使全球市场与全球竞争的一体化的出现(Ohmae,1995;Grieder,1997)。新自由主义流派还大力赞美世界贸易组织的积极功能，因为它确立了国际贸易的四项普遍性原则：即非歧视性原则、互惠性原则、透明性原则与公平性原则(Sachs and Waner,1995)。新自由主义派强调市场的作用，通过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贸易、资本、技术、信息等冲出国界，生产国际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认为，自由贸易有利于发挥各国比较优势，而国际化生产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最优配置，形成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从而创造更多的利润，推动经济增长。

2.怀疑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其代表人物是P.Hirst和G.Thompson。该流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神话。首先，怀疑派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20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并不是史无前例的，19世纪末的“金本位”时期就已经出现过全球经济、市场和金融的更高度的一体化。如果以商品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标志，那么，1993年的一体化水平与1913年的情况类似(Thompson,1996)。该派认为，如今的全球化充其量是一种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化(Hirst and Thompson,1996)，或者只是一种区域化而已，因为它只是三大区域（欧洲、亚太和北美）的金融与贸易的合作(Boyer and Drache,1996)。而经济区域化却正朝着逆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因为今天的区域经济日益走向排他、封闭与保护。所以，目前的区域化不是全球化的发展，而是阻力(Gordon and Weiss,1998)。所以，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夸张”(Hirst,1997)。同时，该派通过大量的定量研究，认为“全球化”学派所认定的国家弱化与消亡完全是耸人听闻、无知可笑的，因为这从根本上低估了国家和政府干预国民经济的持续性力量，目前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只有依靠国家与政府的协调和推动，才能保证经济合作的正常运转。所以，政府决不是国际化被动的牺牲者，而是国际化的主要建筑师和设计师(Gilpin,1987)。

另外，怀疑派认为，国际化并没有使南北差距、不平等消失，相反，它意味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边缘化的发展，因为贸易和资本更多地在发达国家间流动，并由此产生更强大的“排弱”效应(Hiest and Thompson,1996)。怀疑派还认为，在经济结构方面，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国际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世界经济的不平等、不公正的旧秩序和等级结构。所以，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只能导致更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促进世界文明分解成不同文化、宗教和种族的独立领地，而不是什么世界大同、全球文明一体化的出现(Huntington,1996)。

3.秩序转型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其代表人物是Anthony Giddens、J.A.Scholte和M.Castells。该学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世界秩序(Giddens and Castells,1996)。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史无前例的。跨国界的政治和社会正在对世界进行重大的调整，国际与国内、外交与内政的界线已不清晰，所谓的“国内外相交的事物”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边疆”，经济全球化正在促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空间急剧扩大，成为影响一个社会和地区的决定力量(Rosenau,1997)。所以，该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强大的“转型”力量，导致世界秩序中的社会、经济与制度的剧变(Giddens,1996)。另一方面，这种世界秩序的剧变又充满着变数，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进程，谁都无法预测它的发展方向与它所构建的新世界政治经济秩序(Ruggie,1996)。

二、对各流派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及我们的观点

（一）对各流派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

1.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本文认为，马恩侧重从生产关系角度来考察经济全球化问题。他们抓住了资本的本质“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并科学划分经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商业资本全球化、借贷资本全球化与产业资本全球化。因此，他们不但预见了分工、资本、市场全球化的趋势，而且还从商品经济和资本运动的规律性角度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根源。但他们毕竟受制于历史的局限性，无法提出有关经济全球化具体方式的见解，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也分析较少。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较客观地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攫取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剩余”，并使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但他们没有看到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新马克思主义派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是有失偏颇的，他们只看到西方文化、体制伴随着经 济全球化输入的负面作用，并把这种作用认为是主要的，而无视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发展所起积极的、主导作用，最后得出一个悲观的经济全球化结论。

2.对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斯密和李嘉图都认识到对外贸易及其自由化的重要性，这无疑具有进步意义。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在当时对指导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只看到了其对外贸易对各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掩盖了在一个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对外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及其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另外，在现代信息社会里，作为“绝对优势”的自然条件与生产条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已退居次要地位。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无疑比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对国际贸易更深刻、更有见地，但他的理论建立在资本和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等一系列假设条件之上，因而大大降低了其理论的可操作性。赫克歇尔与俄林仅从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国际贸易的产生，并认为国际贸易的结果导致各国各生产要素价格趋同，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他们没有揭示国际贸易中资本的作用，以及国际贸易对欠发达国家的不利影响。

3.对当代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新自由主义派认为，经济全球化从长远来看会使“绝大多数国家”受益，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先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从工业革命至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亚洲的欠发达国家仍陷于贫穷、落后之中。所以，这是经济全球化程度不够呢，还是应把“绝大多数国家”改为“少数国家”？本文认为至少应改为“部分国家”。怀疑派的一些观点也值得推敲：他们认为经济区域化阻碍了经济的全球化，其实，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是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的。从地域的维度看，全球经济不可能同时一起实现一体化，而是部分地区先通过签订契约实现区域内国家经济的一体化，经过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邻的两个区域又通过协议实现两个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以此类推，当全球经济都实现了一体化，经济的全球化也就完成了。秩序转型派肯定了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巨大影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偶然的、其发展趋势是不可预测的，这就否认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类对世界认识的可知性，显然是错误的。

（二）对经济全球化的几点看法

经济学专业文献综述 篇2

史晋川教授提出,虽然早期的古典主义学派、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都对法经济学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但真正使法经济学确立的却是于20世纪早期成为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因此,主流的法经济学主要接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在法经济学研究中体现为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以外其他所有对法经济学的研究都属于非主流学派。Ejan Mackaay教授所认可的非主流法经济学学派有:制度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田洪鋆(2009)在此基础上补充了以詹姆士? 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

一、法经济学的名称

在西方,曾有许多概念被用来指代法经济学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如“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经济分析法学”(Jurisprudence of Economic Analysis)、 “法和经济学”(Lawand Economics)、“法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he Law)、“法律经济学”(Legal Economics)、“法律的经济方法”(Economic Approachto Law)和“经济法理学” (Economic Jurisprudence)等。

有些学者将上述概念均视为法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代称,从而对上述概念不做区分。更多学者则认为以上诸多概念的内涵既有联系,又有相当程度不同,因此需要注意区别。例如罗宾·保罗·麦乐怡(Robin Paul Malloy)认为“,法律的经济分析”仅通过新古典的经济模型研究既定社会制度的法律问题;而“法和经济学”的研究在方法上更注重经济哲学、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三者的相互关系,在研究对象上探究各种可供选择的社会模式中法律制度与经济关系的后果。此外,“经济分析法学”(Jurisprudence of Economic Analysis)、“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和“法律的经济方法”(Economic Approach to Law)等概念,偏重强调在法学研究中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这是以波斯纳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当前主流学派)对法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其他非主流学派的法经济学者并不认可。 例如卢宾·鲍·马劳伊就将法经济学理解为“关于政治权力和稀缺性经济资源分配”的学科。

至于法经济学的学科名称,目前在英文界已被普遍认可的是“Law and Economics”,直译为“法和经济学”或 “法与经济学”。许多国内学者指出,借助“and”一词所表达的并列关系,这个名称不对研究范围和研究视角做出限制,同时又包容了法学与经济学的相互影响与交叉渗透。但吴锦宇(2003)认为考虑到“Law and Economics”的跨学科性质,还是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对其加以意译更可取———从法学角度,应译为“经济分析法学”;从经济学角度,应译为“法经济学”;从其他学科的角度则可采用直译。魏建(2002)主张将这一学科译为“法经济学”,以着重体现其经济学性质,并认为“法经济学”比“法和经济学” 更符合汉语中命名一门学科的规范。本文即采用“法经济学”来指称这一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

二、分析方法或研究对象定义的法经济学

通过揭示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或研究对象来明确法经济学的概念及其内涵,是目前学界主流的做法。

理查德·A·波斯纳将法经济学描述为“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意即“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具体说,法经济学采用经济学(主要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会(即现实社会)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以及不同法律规则的效率。波斯纳只关注特定社会, 原因在于其仅以“使法律制度的原则更清楚地显现出来” 为研究目的,而不致力于改变法律制度。他关于“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核心思想是“效率”,即如何分配与使用资源以实现价值(社会总福利)最大化。

尼古拉斯·麦考罗 (Mercuro) 和斯蒂文·G·曼德姆 (Medema)的定义为“:法经济学是一门运用经济学理论(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及福利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来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运作以及法律与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学科。”他们认为,“个人理性”及相应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是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础,经济学的效率是其核心衡量标准,成本 - 收益分析及最大化方法是其基本分析工具。

沃纳·Z·赫希指出:虽然不同的学者对法经济学的方法和研究视角看法并不一致,但是大部分人(指主流学者) 都支持一个观点———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包括经济理论与计量分析工具)构成了法经济学(指主流法经济学)的基本特征。

加里·贝克尔提出,定义法经济学应当根据其方法———即理性选择方法,而非根据其研究对象。魏建 (2002)也论述道“在法律问题上理性选择理论的应用、深化和反思过程”构成了法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

被国内学者广泛引用的查尔斯·K·罗利(Rowley)对法经济学的归纳是:法经济学是利用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来检验法律与立法制度的形成、结构、演化和影响的学科。

曲振涛(2005)认为,法经济学以法律制度原则、经济效率及公平三者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法经济学视法律制度为经济运行的内生要素,分析法律制度的经济效应。

三、法律的经济分析与经济的法律分析

罗纳德·科斯认为法经济学由两部分构成,而且这两部分已日趋分离。一部分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来研究法律,即法律的经济分析———该领域的最高成就者为波斯纳法官。另一部分则是研究“不同法律系统的运行对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这是科斯本人真正感兴趣的法经济学领域,该部分研究可称之为经济的法律分析。

显见,波斯纳与罗利对法经济学的定义仅为科斯所理解的法经济学的第一部分,即法律的经济分析。科斯与加里· 贝克尔均认同法经济学的这一部分研究现已高度发展。

尼古拉斯·麦考罗和斯蒂文·G·曼德姆虽未明确提出将法经济学分为两部分,但他们在给法经济学的定义中描述了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运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运作,又包括研究法律与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客观上他们的认识与科斯是一致的。

四、狭义的法经济学与广义的法经济学

魏建(2002)提出,应当把法经济学的概念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的法经济学研究社会中法律现象和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不但从具体、微观层次上分析二者关系,亦从抽象、宏观的层次上讨论二者间的联系(例如马克思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研究);狭义的法经济学则仅指形成于六十年代之后的美国、以芝加哥和耶鲁两高校中的一批研究者为代表的当代(主流)法经济学。

以波斯纳为首的当代主流法经济学家(即芝加哥学派) 把“法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定位于“法律的经济分析”。他们将现代经济学(主要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成果应用到法律研究领域,分析法律系统中行为人的决策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尽管各主流学者对法经济学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均强调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在法学中的应用。综上,狭义的法经济学即为“法律的经济分析”。

与之相对,麦乐怡与马劳伊等学者所定义的法经济学以及科斯提出的法经济学第二部分就属于广义的法经济学。按照广义理解,法经济学的学说思想史可以追溯很远。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就已提及法律制度对价格体系的影响。马克思也对法与经济的关系有深刻认识,他指出法律关系不过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而法律本身则是统治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其后的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对法律与经济关系的诸多思想也被包含于广义的法经济学之中。

五、交叉学科定义法

有些学者为了不限制法经济学的覆盖范围,将法经济学宽泛地定义为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例如秦海 (2003)主张使经济学与法学充分对流,为此他给法经济学的定义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法律,从法律的角度看经济学。”一般这类法经济学的概念属于广义上的法经济学。

肖松(2011)提出,作为一个交叉学科,法经济学内部法学与经济学的“知识面积”并不相等———从量上看,后者多于前者;从质上看,经济学的知识含金量也显然要更高。他进一步指出,假设一个经济学家和一个法学家学术能力相当,前者只需补充一些简单的法学(法律)知识即可进行法经济学的交叉研究,而后者要进行同等水平的研究却必须打造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丛中笑(2011)认为,在经济学与法学之间共有二门交叉的边缘学科,即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前者是把法律现象纳入经济学研究,即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法律现象;后者强调对特定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即从法学的视角考察经济关系。可见,丛中笑理解的法经济学事实上为“法律的经济分析”,即狭义上的法经济学;而她理解的经济法学则与科斯等所关注的“法律系统对经济的影响”紧密联系。

六、总结

“Lawand Economics”作为法经济学的学科名称已在英文界被普遍认可,汉语直译为“法和经济学”或“法与经济学”。而将其译作“法经济学”,则着重体现了“Lawand Economics”的经济学性质,同时更符合汉语语言规范。法经济学的概念应分成广义与狭义两种。狭义的法经济学即“法律的经济分析”———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这是以波斯纳为代表的当代主流法经济学家(即芝加哥学派)对法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定位。广义的法经济学则涵盖一切对社会中法律现象与经济现象之间关系的研究,不仅包括“法律的经济分析”,还包括科斯、麦考罗和曼德姆提出的“法律的经济影响研究”(即经济的法律分析),亦包括从古典主义经济学派至今的所有关于法律与经济关系的思想学说。

摘要：法经济学是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法经济学采用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以及不同法律规则的效率。由于各学者对法经济学的概念理解的不同以及分析方法、研究对象的不同,法经济学有法和经济学、法律的经济分析等多种名称。狭义的法经济学即“法律的经济分析”,而广义的法经济学则涵盖一切对社会中法律现象与经济现象之间关系的研究,其研究范围涵盖从古至今的所有关于法律与经济关系的思想学说。

制度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篇3

【关键词】制度；经济增长；新制度经济学

一、引言

经济增长一直都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也是各国最为关注的焦点。众所周知，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都将制度看成是既定的外生变量，在此框架中实物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地域、文化意识形态等成为了经济增长一系列的决定因素，因此它无法说明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然而，在现实中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最有利的证据是二战后的德国和朝鲜，他们被分裂成两个国家，拥有相似甚至一样的自然资源、实物资本、人力资本、文化等。但是，实行市场经济的联邦德国和韩国要比实行计划经济的民主德国和朝鲜的发展更快更好。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North）将制度定义为“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一点说，他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制度的作用就是“提供人类在其中相互影响的框架，使协作和竞争的关系得以确立，从而构成一个社会特别是构成一种经济秩序”。它包含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一系列成文法，包括政治（和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契约等，非正式制度是在人类社会诸种文化传统中所逐渐形成的一些非正式约束，包括人们的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惯例等等。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科斯、诺斯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和原因，这种观点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既是挑战也是补充。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本身，而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因素，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现在，虽然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确实有着巨大影响的观点已经被普遍认同，但是在制度是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这个问题上却是各执己见。

二、制度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1．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论述。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他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辨证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适合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应的制度平台，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旧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时，就会产生新的生产关系以适应新的生产力，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新的制度平台。从卡尔·马克思的观点看，制度既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也可以阻碍经济增长，制度具有阶段性的特征。

2．旧制度学派。旧制度学派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等为代表，凡勃伦非常重视从制度层面来分析经济发展，强调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反对传统经济学把制度因素作为分析经济发展的前提，主张从制度和结构上来改革资本主义；而康芒斯则对制度分析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解释为一种交易关系，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众多的利益集团，因而存在着众多的利益冲突，为此就需要制度为各方建立一个行动规则，对交易各方进行约束和协调。康芒斯特别强调经济的、法律的和伦理的作用，把资本主义的产生归功于法律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法律制度，因为它完全以所有权为基础。从旧制度学派的观点看，制度是社会关系的润滑剂，通过促进社会交易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3．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论”。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Thodore W.Schults）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中，对一些无法用传统经济理论解释的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认为“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舒尔茨对传统经济学将制度看成外生变量的缺陷进行了批判，认为制度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他从制度所执行的功能的经济价值以及经济均衡的概念入手，认为随着教育、培训、知识对人的正效应的提高，人的经济价值也是不断提高的，这种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需求，导致了当前制度所执行的经济功能的经济非均衡，一些政治、法律等制度则是为满足这种需求所进行的调整，是趋向新的均衡过程中形成的，是有滞后性的。制度变量关系重大，他们可能并且正在变迁，“人们试图对可选择的制度变迁加以考虑来作出社会选择，以增进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的实绩。”舒尔茨通过“人力资本论”论述了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说明了制度的滞后性变迁促进了经济增长。

4．新制度学派。以诺斯、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创立了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进而出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四大支柱”——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制度的起源、制度变迁与创新、国家制度供给。诺斯和戴维斯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总结出了近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以及制度变迁的规律，即制度变迁理论。诺斯认为，“在详细描述产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从制度功能上看，适当的制度激励调动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而在这些制度因素中，产权关系至关重要，产权的激励和约束功能、外部性内在化功能、资源配置功能可以降低或消除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费用（外部性问题、潜在收益），提高运行的效率，改善资源配置，加快技术进步，增加经济福利，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从国家层面上看，由于国家是强制的统治工具，因此国家降低了保护产权和强制执行的成本，维护了经济秩序，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增长。从意识形态的层面看，诺斯将意识形态看成是非正式制度，它同正式制度一样约束了个人的机会主义，激励了个人的效率，降低了社会成本。

诺斯将经济学的供求理论引入了制度分析框架，认为在现存制度下如果存在着潜在利润，即存在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社会主体从中得到净收益大于现在的净收益，就会产生制度的非均衡， 产生新的潜在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当再次达到制度均衡时，就产生了经济增长，因此制度变迁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而其他因素只是经济增长本身。

三、总结

自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76）的巨著《国富论》出世以来，经济学就从未停止过对经济增长的探讨，出现了“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论”、“人力资本论”、“分工——专业化理论”、“结构效应理论”和“制度决定理论”这些主流理论，还有“地理条件论”、“文化宗教信仰论”，然而并未形成普遍认同的统一分析框架。本文首先对研究制度和增长之间的关系意义进行了探讨，并且引用了诺斯关于制度的经典定义，并对主要的几种制度与增长理论进行了整理，他们分别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制度促进交易，制度通过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制度变迁与产权等方面论证了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当然，还可以从制度能促进生产要素的吸收这个角度出发来说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虽然说法不一，各有优劣，但是从不同角度分析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更好的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所遇到的问题中找出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参 考 文 献

[1]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4

[2]R·科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一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

[4]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6]康芒斯．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7

[7]杨有才．制度与经济增长：一个数理模型分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8]罗伯特·J·巴罗，哈维尔·萨拉伊马丁．经济增长（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9]戴维·罗默，苏剑，罗涛．高级宏观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1

循环经济的文献综述 篇4

摘 要: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和谐社会,发展循环经济是一条极其重要的途径和有效措施。为把握中外有关循环经济的研究动态,本文对其发展概况、理论发展、基本概念、在国内外发展的状况,以及实践进展等问题进行了归纳与总结。从循环经济理念、具体实践形式这两个角度对我国循环经济理论发展现状进行描述

[关键词]循环经济，资源利用，清洁生产，生态工业，可持续发展

一、循环经济的发展概况及其概念

1、历史由来与理论发展概况

早在1904年,俄罗斯思想家B.H.维尔纳茨基就明确提出,将来人类为了在地球上生存,不仅要为社会的命运负责,而且也要为整个生物圈的命运负责,因为在那时生物圈的发展将要由人类的活动决定。随着工业革命的成功和向全球的普及,全球人口剧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蜕变的形势日趋严峻,作为人类重新认识自然界,尊重和探索客观规律的产物,循环经济思想萌芽在20世纪60年代环境保护思潮和运动崛起的时代产生。

循环经济的提出启发了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关于资源和环境的国际经济研究。1968年4月,罗马俱乐部提出人类经济增长的极限问题。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第三章专门写了《人均资源利用》,说明资源循环问题。循环经济也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把循环经济与生态系统联系起来,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撰写的总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专门写了《公共资源管理》,探讨通过管理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再生和循环问题。20世纪90年代知识经济研究给循环经济赋予高科技产业化和学习型社会的内容。在循环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各种对策也相继出现,比较著名的有罗马俱乐部的“零增长理论”、戴利的“稳态经济理论”、库普斯的“资源高价理论”和“消费限制理论”、柯尔姆的“环境使用税理论”,以及托宾等人的“福利经济指标体系理论”等。

2、概念与内涵

循环经济,从各种文献对它界定的共同性来看,就是指通过资源循环利用使社会生产投入自然资源最少、向环境中排放的废弃物最少、对环境的危害或破坏最小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CircularEconomy、RecycleEconomy、Circu2lateEconomy、CirclingEconomy这些英文名称的中文翻译都叫做循环经济,可见,学术界对于循环经济本质和内涵的界定还是有差异的。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对“用于循环的资源”和“循环的方式”有不同的认识,可以大致区分为“狭义循环经济”和“广以循环经济”。“狭义循环经济”概念认为,循环经济是通过废弃物或废旧物资的循环再生利用来发展经济,也就是利用社会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旧物资进行循环、利用、再循环、再利用,以至循环不断的经济过程。“广义循环经济”认为,循环经济就是把经济活动组成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使所有资源都能不断地在流程中得到合理开发和持久利用,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不良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

二、循环经济理论在国外的发展

二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经济发展在极大满足人类无止境物质欲望的同时，也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安全，国际有名的八大公害事件即是这一矛盾的突出表现。为此从20世纪60年代起，国外学界开始从不同学科中探寻破解这一矛盾的方法，并大致提出了六种理论和方法。主要集中在微观、中观、宏观三种层面上。

1.微观层面即企业小循环。

(1)清洁生产(Cleaner Production)理论。清洁生产最先由联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1989年推出并推动，并于1998年的第五次国际清洁生产研讨会上对其定义作了进一步的完善，“清洁生产是指将综合预防的环境策略持续地应用于生产过程中，以便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并从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三个角度进行了更具体论述。美国环保局对清洁生产的理论有所发展，提出了属于清洁生产领域的污染预防和废物最小化概念。由此可见，清洁生产是一种以工艺和产品为作用对象的持续性、预防性和一体化的战略，是工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标志，是循环经济理念在企业层级上的指导理论，实质是一种“生态化”、“绿色化”的工业生产模式。可以说，清洁生产理论是循环经济体系中发展最完善，实践最广泛的理念之一，荷兰则是清洁生产开展最好的国家。荷兰政府早在80年代就开始推行清洁生产概念，建立了若干关于企业环境管理的国家政策，并通过其技术评价组织开展的“用污染预防促进工业成功项目(PRISMA)”，在食品加工、电镀、金属加工、公共运输和化学等5个行业10家企业中进行废物与排放预防的大规模研究活动，并在此基础出版了《废物与排放预防手册》。

(2)生命周期评价(LCA)方法。生命周期评价方法是一种对资源消耗和环境危害的评价和对产品环境特征分析及决策支持的工具，在循环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其强调单个企业应在每一生产过程即产品、工艺、分发和管理中寻求环境影响的最小化，因此笔者将其归结为微观层面。

2.中观层面即产业园区内循环。

(1)产业共生(Industrial Symbiosis)理论与产业生态(Industrial Ecology)理论。产业共生与产业生态理论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但却都是构成生态工业园的理论基础，因此这里将它们并列讲述。

(2)生态工业园(EIP)理论。生态工业园是上述两种理论的具体实践。在这方面，Emcat Lowe(1996)认为生态工业园区是一个由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组成的群落，并指出生态工业园区最重要的特点是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的合作以及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此外Lowe(1998)还建议在生态工业园内成立再生投资公司，对网络中的物资获取、流动和再利用等活动进行协调。

3.宏观层面即社会大循环。

(1)零排放(Zero Emissions)理论。零排放理论是日本联合国大学校长助理Gunier Pauli(1994)提出，并于1995年在零排放世界会议上公布，其主要内涵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零废弃物，而是把废物作为生产的原材料使用。

(2)逆生产(Inverse Manufacturing)理论。逆生产理论是在1996年由日本东京大学提出的一种循环社会理论。其特点是通过产品拆卸、分类、翻新和处理使其达到一定的质量要求，最大限度地保留部件原有特性，以便再装配和重新销售，以此从根本上解决废物的循环利用问题，可惜的是该理论还处在发展中，其基础还有待加强。

三、循环经济在我国的发展

循环经济思想传人中国后即受到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尤其近年来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循环经济作为“天—人”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呈持续升温态势。这一点亦可以从关于循环经济的论文数量上得到确认。”

然而我国对循环经济的研究并没有沿着上述六种理论进行，而是自有其特色。首先，对循环经济基本概念的正确理解是开展循环经济的前提，也是当前学界讨论最为激烈的方面之一；其次由于清洁生产、生态工业园属于微、中观层面，能为企业带来切实效益，且条件成熟，便于试点研究，更符合我国国情，亦是当前讨论研究的热点之一。纵观近几年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可谓紧跟国际步伐，差距逐步缩小。但原创性理论明显不足，往往是某种理论先在国外产生，而后传入我国，显得较为被动，互动性不强，对国外学术影响力亦不大。如何开展原创性理论研究，提出适合我国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现状的循环经济新理论依然是当前学术界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四、循环经济理论的实践

在企业层面上,最典型的实例是杜邦化学公司采用的“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3R制造法。又如20世纪90年代在国外兴起的绿色饭店建设热潮,就是在饭店的经营、管理各个环节上实施3R法,并将之与客人的消费过程有机地联系起来。在区域层面上,各种产业生态园区不断兴起,如生态工业园区、生态农业园区、生态旅游区、甚至生态居住区等等。在国家层面上,欧盟国家、北美国家、日本等发达国家分别制定了旨在鼓励二手副产品回收、绿色包装等法律,同时规定了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复用或再生的具体指标。1996年10月,德国颁布新环境法律———《循环经济法》,核心思想是促使更多的物质资料保持在生产圈内。该法规定,生产中首先避免产生废物,要求工商业者从“摇篮到坟墓”地照管产品,意味着研制新产品时要考虑废物的清除问题,产品必须寿命长、维修便利、可拆除或重新利用。

我国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开始建立发展循环经济的试点,辽宁省确定为发展循环经济试点省,广东省华南环保科技产业园为我国第一个根掘循环经济和生态工业思想进行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的工业园区,扬州市、贵阳市、上海市、北京市开始以循环经济理念建设生态城市。

参考文献

[1] 吴季松.循环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2] 毛如柏,冯之浚.论循环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3](德)厄恩斯特・冯,魏茨察克,等.四倍跃进———一半的资源消耗创造双倍的财富[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4](美)赫尔曼・E・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5] 罗伯特・艾尔斯.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M].上

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6] 加勒特・哈丁.生活在极限之内[M].上海:上海译文出

版社,2001.[7] 莱斯特・R・布朗.2000世界现状[M].北京:科学技术

文献出版社,2000.[8]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1999中国可持续发展

战略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循 环 经 济 的 文 献 综 述

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文献综述 篇5

【摘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在国家整体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使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内容和形式不断更新，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和与时共进的特征。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引言。

1958 年美国发展经济学艾伯特·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率先提出“发展战略”这一概念，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自己的潜力、资源与环境，谋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自20 世纪60 年代开始，联合国先后制定了60 年代、70 年代、80 年代三个10 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它使得“发展战略”一词逐渐越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广泛运用于发达国家。国外研究现状。

2.1 理论贡献。

（1）区域平衡增长论。

均衡增长的主要涵义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个行业和部门相互协调、共同增长。主要包括赖宾斯坦（H.Leibenstein）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纳尔森（R.R.Nelson）的低水平陷阱论、罗森斯坦和罗丹（P.N.Rosenstein－ Rodan）的大推进论，以及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

（2）区域不平衡增长论。

区域不平衡增长论认为增长过程在实质上是不平衡的。其代表理论有佩鲁（Perour）的增长极发展理论、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和赫希曼（A.O.Hirschman）的依附理论。

（3）区域阶段发展论。

倒U 型理论（Reversed U － Shaped Theory）

1965 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J.G.Williamson）把库兹涅兹的收入分配倒U 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 型理论。他通过分析24 个国家的国际横截面数据和10 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认为国内不同发展阶段区域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地区间收入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大致呈倒U 型。

（4）钟型发展理论（Bell Shaped Theory）

1980 年。美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阿朗索（W.Alonso）提出了“钟型发展理论”，引

入了描述经济发展过程的变化次序模式—钟型模式。在发展初期，国家的增长是不平衡的，存在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即使在某一区域内，用各人口组所占财富比例来衡量，社会不平等现象也很突出。

由于某一个或几个城市增长很快，高速城市化是增长早期的特点。

2.2 国外典型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战略选择案例。

（1）美国区域开发的“均衡”战略。

美国在开发不发达地区时，采取的是均衡战略，其有七个主要措施：

一是对不发达地区实现优惠税制；二是由政府出面组建经济开发区，帮助落后地区加快发展经济；三是以交通运输为重点，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利用财政金融手段，鼓励并引导私人企业向落后地区投资；五是优化产业布局，拉动经济增长；六是有意识提高劳动力索质，注重引导人力资源流向；七是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2）前苏联区域开发的“倾斜”战略。

与美国不同的是，前苏联在区域开发上采取的是“倾斜”战略，主要是通过建立一些科研中心来辐射周围地区，为周围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支持，以此来促进相应地区的经济发展。

（3）巴西区域开发的“发展极”战略。

巴西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的措施是在落后地区建立“发展极”并以此形成发展网络，带动整个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巴西“发展极”的建立是通过设立专门的开发机构来指导、组织并实施的。

（4）日本区域开发的特殊战略。

年代，日本政府为缩小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缓解经济布局的不合理现象，先后制定了四次全面综合开发计划，采取了“据点开”、建设“定居圈”和“技术集成城市”等措施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论文网 LunWenNetCom]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了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刘国光（1984年）在其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中提到，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根据对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条件的估量，从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各个方面出发，考虑和制定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所要解决的重点、所经过的阶段以及为实现上述要求所采取的力量部署和重大的政策措施；杨万钟（1999 年）在《经济地理学导论》中提出区域发展战略是在经济区划的基础上对未来区域经济发展蓝图的总体勾画，是进行区域规划和产业布局的重要前提。方创琳（2002 年）在《区域发展战略论》中提出，区域发展战略就是根据区域发展条件、进

一步发展要求和发展目标所做的高层次全局性的宏观谋划；单于广（2003 年）认为我国当前宜采取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他认为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指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同一产业或者同一产业投人产出效果不尽相同，在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证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重点开发的方式，并在资源分配和财政投入对重点开发地区的重点产业进行倾斜，以此求得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共同富裕。结语。

李奇泽、敖明山（2008 年）在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化过程三个重要的阶段，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协调发展阶段后，作者指出区域统筹发展战略将是我国今后区域经济发展将选择的发展战略，他认为具有很强的统筹协调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关键点，区域统筹发展战略有强大的资源整合力，具有生态支撑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亮点，具有生态支撑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亮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理论和模式也应保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和完善，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新的、适应需求的区域发展战略将产生。[论/文/网 LunWenNet/Com]

参考文献：

［1］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2］谭祟台等《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4］杨万钟主编《经济地理学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5］方创琳主编《区域发展战略论》，科学出版社。2002.［6］李奇泽、敖明山，对我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与协调发展的思考，中国商界，2008 年。

［7］单于广，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走势与趋向，时代潮，2003 年6 月。

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综述 篇6

摘要：内部控制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是企业高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我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逐步建立，内部控制的决策价值也日益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为了更好地了解现有研究对内部控制经济后果作出的贡献以及存在的不足，将从权益资本成本、审计费用、盈余管理以及信贷约束这四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和综述。

关键词：内部控制缺陷；经济后果；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1.053

1引言

2001年，“安然”、“世通”等一系列重大财务欺诈丑闻的爆发，使资本市场开始重视企业内部控制的建设。随之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简称SOX法案）的颁布，及我国2008年、2010年《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等相关文件的出台，逐步掀起了各界内部控制研究热潮。同时我国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强制性披露，使得内部控制信息逐渐成为信息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对此，本文从权益资本成本、盈余管理、信贷约束等五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和综述，以期了解现有研究存在的贡献及不足，对内部控制未来的研究提供方向。

2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

2.1股价与权益资本成本

Bryan和Lilien（2005）、Hammersley等（2008）研究发现股票价格与内部控制缺陷呈现负相关关系，Parveen P.Gupta和Nandkumat Nayar（2006）也得出上述结论。但是Whisenant等（2003）却持有不同的发现：内部控制缺陷与股价并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Jim Emanuel（2006）通过实证研究法检验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c累计超额收益率的相关关系，结果发现披露内部控制的负面信息会对累计超额收益率产生显著不利的影响。Beneish等（2008）对按照萨班斯法案302条款和404条款要求披露缺陷的样本公司分别进行了检验，发现302条款下的公司会呈现较大负值的累计超额收益率，资本成本也会显著上升，而在404条款下的缺陷披露则并没有对股票市场和资本成本造成明显的影响。关于内部控制缺陷和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Donaldson（2005）、Ashbaugh-Skaife等（2009）认为内部控制缺陷会导致更高的权益资本成本，Peter Iliev（2010）则主要从成本、盈余质量和股价这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发现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资本成本相对较高，然而Ogneva（2007）以内部控制缺陷概率模型为基础在研究内部控制缺陷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后却发现两者并不直接相关。

国内学者也运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内部控制缺陷与股价、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方红星（2010）以兖州煤业股份为例，探讨了不同市场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反应，研究发现美国、香港、内地股市的car均有所下降，海外市场的反应尤为剧烈，明显优先于内地市场产生波动。杨清香等（2012）以2006-2009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内部控制有效会引起股价上涨，而内部控制缺陷则会导致股价下跌，另外还得出强制性披露比自愿性披露更具价值相关性，相比简单披露，详细披露对股价影响更大等结论。李将敏、陈淑芳（2014）分别对2012年沪深两市样本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和债务资本成本检验，结果显示内部控制缺陷与权益资本成本和债务资本成本均呈显著正相关，其中权益资本成本对缺陷的敏感度更高。

2.2审计费用

萨班斯法案颁布之后，国外学者逐渐加深关于内部控制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Raghunandan和Rama（2006）以萨班斯404法案为背景研究了660家制造业公司内部控制缺陷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发现审计师会对披露了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公司制定更高的审计价格，且会随着缺陷的严重程度递增。Hogan和Wilkins（2008）基于审计风险模型检验、Randal Elder（2009）基于萨班斯404法案检验也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将会承担更高的审计费用。但是Hoitash等（2008）却发现只有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会影响审计定价，非重大缺陷对审计定价并不呈显著影响。

国内学者也对内部控制与审计费用的关系进行了类似的研究。牟韶红、李启航等（2014）以沪深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审计费用越低，且内部控制能有效抑制高管权力对审计费用的不利影响。李越冬、张冬等（2014）选取沪深两市2007-2011的6227个样本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审计费用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显著正相关，且较之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张红英、高晟星（2014）分别从会计层面的内部控制缺陷和公司层面的内部控制缺陷入手，研究缺陷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发现相较于公司层面的内部控制缺陷，会计层面的内部控制缺陷与审计费用的关系更为显著，且内部控制缺陷的修正能够有效降低审计费用。

2.3盈余管理

Doyle等（2007）、Ashbaugh-Skaife等（2008）经过实证研究，发现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比没有披露的企业存在更低的应计质量，且Ashbaugh-Skaife等进一步得出当审计师确认缺陷已被整改时应计质量会得到改善的结论。Daniel Cohen等（2008）对颁布萨班斯法案前后的样本公司检验后发现萨班斯法案能够有效制约企业利用会计政策的灵活性来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取而代之的是趋向于进行真实盈余管理。Chan等（2008）、Messod Daniel Beneish等（2008）也证实了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会有更高的盈余管理程度。Altamuro和Beatty（2010）也发现加强对银行业公司内部控制的监管可以改善盈余质量。

董望、陈汉文（2011）从财务信息内部“生产”和投资者两个角度研究了2009年A股的上市公司，得出了提高内部控制水平能够改善盈余质量，且投资者对拥有高质量内部控制的公司的盈余反应更为强烈的结论。叶建芳等（2012）在实证检验2008年到2010年深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后，发现存在缺陷的企业其盈余管理程度更高，且内部控制缺的修正会降低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这与Ashbaugh-Skaife等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刘行健、刘昭（2014）则从内部控制视角研究了2009年到2012年公允价值的运用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普遍采用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只有营业外收入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而不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其投资收益和资产减值损失与盈余管理均显著正相关，这也就是说内部控制缺陷会影响公允价值和盈余管理的关系。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内部控制缺陷会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高水平的内部控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盈余管理行为。

2.4信贷约束

Bhojraj、Sengupta（2003）认为内部控制缺陷会降低企业财务报告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债权人无法根据可靠信息进行违约风险评估并确认企业履行债务契约的能力，从而迫使债权人提高债务利率。Lambert等（2007）认为内部控制缺陷会降低会计信息质量，为经理人员侵占现金流提供机会，从而导致违约风险的增加，为此债权人不得不提高债务利率。Dhaliwal等（2011）和Kim等（2011）都得出了内部控制缺陷会提高债务资本成本的结论，且Kim等进一步发现银行会给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更严格的契约条款。Costello和Wittenberg-Moerman（2011）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对于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银行贷款人会提出更为严格的贷款保护条款?砦?护自己的权益。

国内学者立足于本国实际也对内部控制与银行信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与国外学者基本一致。程小可、杨程程等（2013）以沪深A股主板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模型研究了内部控制和银企关联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水平的内部控制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有效缓解融资约束。方红星等（2013）利用2007―2011年沪深两市公开发行的公司债数据，发现正面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可以向外界传递高信息质量的信号，降低投资者的信息风险，从而获得较低的信用利差，但是这种作用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并不显著。陈汉文、周中胜（2014）利用厦大内控指数考察了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与银行债务融资成本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但是较之国有控股公司，这种关系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更为显著。刘中华、梁红玉（2015）研究了2008-2012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发现内部控制缺陷会加剧企业的信贷约束，采取整改措施可以缓解信贷约束，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内部控制缺陷对信贷融资带来的负面影响。

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关注了内部控制缺陷对会计稳健性（Beng Wee Goh等，2011），管理层预测有效性（Feng等，2009）、债务契约（Lambert等，2007；Dhaliwal等，2011）等的影响。

3总结与展望

通过梳理上述国内外相关文献，笔者对于现有的研究存在如下几点看法：

（1）对内部控制的研究，国外的学者起步更早，研究成果也相对更为成熟，而国内学者更多的是扮演跟随者的角色，但结论各有不同。比如直到2008年，借鉴美国COSO框架后形成的《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相继出台，中国内部控制体系才得以初步形成。之后国内关于内部控制爆发式的研究也主要是在借鉴前人做法的基础上就不同国情、不同数据以及不同期间分别研究。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不同，才会产生各种不同的结论，甚至大相径庭。

（2）国内外关于内部控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当然由于篇幅有限，且本文的梳理重点是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所以笔者对于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并未进行归纳梳理，这也是本文的一个不足之处。而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研究近几年呈明显上升趋势，主要聚焦于股价、盈余管理、审计费用、投资者保护、债务契约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内部控制的决策价值。

（3）由于国内外对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水平的要求不同，所以国外学者能够直接根据内部控制缺陷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而中国学者更多的是通过自建内部控制指数或者利用迪博指数、厦大指数进行衡量，对于直接研究内部控制缺陷的文献相对较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未来我国学者对于内部控制的研究也可尽量聚焦于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研究，且考虑到未来我国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程度将大大提高，学者可以更多地使用内部控制缺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提高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和广泛性。

参考文献

制度经济学与制度效率文献综述 篇7

(一)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述。

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 将参与主体看作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经济利益的物质承担者” (马克思著, 曾先令等编译, 2006) , 已经超出了古典经济学对于“理性人”的假设, 而将其看作是在一定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下的“人”。马克思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变化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基本规律, 并认为“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上, 都存在着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历史形式。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数阶段就会被抛弃, 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 (马克思著, 曾先令等编译, 2006) 马克思所研究的“制度”本质是经济主体参与人之间所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以及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所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即上层建筑。

尽管“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印证了哈耶克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的观点, 以至于马克思所论述的包含意识形态的理论受到了质疑, 但是到新制度经济学时代, 马克思的理论被认为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诺思将意识形态列入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范畴, 并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 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 (道格拉斯·C·诺斯, 1991)

(二) 以自发秩序理论为核心的旧制度经济学。

如果说休谟提出的“稀缺性”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给出了制度分析的起源, 那么凡勃伦第一次将制度同经济学正式结合起来。凡勃伦以人的本能作为出发点, 从本能-习惯-习俗-制度, 认为制度是个人或群体普遍存在的思想习惯。制度变迁的原因在于人们一些思想习惯被自然淘汰, 又由于个人对环境的强制适应过程, 而出现环境随社会发展和制度变化而变化 (凡勃伦著, 蔡受百译, 2007) 。

康芒斯继承和发展了凡勃伦的制度分析。康芒斯将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做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 他在综合了“从洛克到20世纪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之后, 提出了“集体对个人交易关系的控制”是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康芒斯的研究从“稀缺性”出发, 说明了稀缺性“不仅产生冲突, 而且产生因为相互依存而建立秩序的集体行动”, 因此制度就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康芒斯强调法律制度对经济制度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法律保护所有权, 并提出了法制优先于经济的观点。康芒斯在我国曾被认为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 其代表作《制度经济学》也被认为是“为垄断资本主义辩护的错误思想” (康芒斯著, 于树生译, 1997) 。但是, 他对稀缺性和效率的分析, 已经成为了分析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一 (James, 1937) , 甚至对于反垄断法的建立影响颇深 (Atkins and Robinson, 1936) 。

康芒斯的观点代表了强调“制度”自发性的制度学派。这一学派后经过Knight、哈耶克等人的进一步分析和论证, 引入了演化分析方法, “用理性人之间习俗 (行为规范) 的概念解释” (埃里克·弗鲁博顿等著, 姜建强等译, 2006) 制度的自发演化, 强调从习惯-习俗-惯例-制度的演化过程。

但是, 以下两个原因导致了旧制度经济学逐渐走向衰落:一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大量使用数学工具, 以至于其更能够说服大批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二是由于社会科学在1910~1940年期间的融合与转向, 行动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哲学取代了旧制度经济学所倡导的本能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 (Hodgson, 1998)

(三) 以产权和交易成本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术语是由williamson (1975) 提出的。新制度经济学一直致力于回答“为什么正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我们在构建经济模型的时候必须将制度视为内生变量”,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 即制度对于经济运行的绩效是至关重要的。 (埃里克·弗鲁博顿等著, 姜建强等译, 2006)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得·科斯可以算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性人物。其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 第一次打开了企业这一长期以来未解的“黑匣子”, 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论。制度也因此被理解成为降低交易成本而存在的规章、规则、法律、政策等等。之后的交易成本理论被广泛应用, Arrow (1969) 将交易费用看作是经济制度必不可少的费用、Williamson (1981) 通过交易成本界定企业和市场边界等对促进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诺思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研究起始于交易成本理论, 但是其分析方法同上述研究有所差异, 以诺思为代表形成了制度经济学中研究经济历史和制度变迁的分支。这一分支认为, 新的交易制度的形成和延边促进了近代西方世界的经济社会变迁过程。制度安排并不仅仅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 有助于降低转型费用 (North and Wallis, 1994) 。

(四) 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主要分歧。

制度经济学若干理论之间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同。首先, 研究方法上的差异。研究方法上, 旧制度经济学则应用哲学、社会学等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大量地使用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这也就导致了新旧制度经济学在对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方法上的不同:旧制度经济学以哲学、政治学等对边际、效用、利润等持反对态度, 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运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 (以及更新的分析技术) 来解释制度安排的运行和演化” (埃里克·弗鲁博顿等著, 姜建强等译, 2006) 。从这两种研究方法也可以看出演化理性主义与建构理性主义的区别;其次, 对于制度起源的认知。旧制度经济学强调习惯的累积和重复, 认为制度是基于个体“自发”产生, 是习惯的延续, 是一种非正式规则。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起源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及其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即包括正式制度, 如法律等, 也包括非正式制度, 如惯例等。

基于对制度起源的认知差异, 引申出了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主要差异。旧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是自发演化的, “重组制度框架, 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是一件成本高昂、耗时费力的事情” (埃里克·弗鲁博顿等著, 姜建强等译, 2006) 。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即使需要支付高昂的交易费用, 只要能够形成对产权的有效激励, 那么制度也是可以“建构”的 (North, ) 。正因为对于“建构”还是“演化”的争论, 新旧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效率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尽管诺思被归于新制度经济学派, 但是其思路已经逐渐融合了“建构”理性主义和“演化”理性主义的逻辑思路, 认为“作为基础的非正式约束是有利于正式规则的变迁的” (诺思著, 杭行译, 2008) 。

二、制度经济学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之路

20世纪九十年代初, 制度经济学在我国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樊纲 (1993) 、孔泾源 (1993、1994) 、张军 (1993) 、林毅夫 (1994) 、杨瑞龙 (1993、1994、1998) 等对于制度经济学在我国的应用和发展做了开创性的研究。这些研究将中国经济改革看作“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方式” (杨瑞龙, 1993) , 旨在明晰产权、降低交易成本, 同时也指出这种方式的制度变迁所存在的弊端和障碍, 并从制度变迁视角论证了市场化是我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 (张军, 1993)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杨瑞龙 (1998) 提出向市场化过渡的三个阶段:从“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逐步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 并随着排他性产权的逐步确立, 最终过渡到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 从而完成体制模式的转变。”基于当时的历史环境, 这些研究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讨论, 为我国后续经济改革之路提供了理论支持。

随着诺思等人的研究被引入国内, 学界对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国内学界除了从理论上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 (杨友才, 2010) 之外, 更多地考察了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关系。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渐进式改革无疑成为制度经济学研究最好的案例。林毅夫 (2002) 、张军 (2004) 、樊纲 (2000、2004) 、张五常 (2004) 、严冀等 (2005) 等都从正面评价了中国逐步迈向市场化的改革是成功的, 也正因为政府放松对经济的管制, 才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在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上, 中国农村改革 (林毅夫, 1994;蔡昉, 2008;温铁军, 2008) 与土地制度变迁 (黄少安等, 2005) 、地方分权 (周黎安, 2004;姚洋, 2008) 、企业产业改革 (张维迎, 1995;钱颖一, 1998;平新乔等, 2003) 等问题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这些问题本身既是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重要制度创新, 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体制机制上的障碍, 同时由于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同主体的共同参与, 导致了制度结果的偏离, 以至于产生新的发展问题。因此, 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 既有助于解决我国的现有发展障碍, 同时也有助于解决我国的长远发展问题。

汪丁丁是国内较早开始对制度进行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92年发表的论文, 在分析制度及制度变迁的基础上, 认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似性”, 并结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分析了制度创新的一般过程, 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熊彼特的利润”———“为减少不确定性所作努力的报酬”。从制度创新角度看, 这种利润的表现形式是“租”。在他看来, 通过制度创新, 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如果能够为社会带来好处的话, 就能够有好的结果。

林毅夫 (1994) 则从制度不均衡的角度分析了新制度产生的原因。他的分析认为, 制度选择集合改变、技术改变、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其他制度安排改变四个原因将导致制度不均衡, “制度不均衡将产生获利机会。为得到由获利机会带来的好处, 新的制度安排将被创造出来。”“消除”制度不均衡, 既可以通过诱致性创新, 也可以通过强制性创新, 并且只有在“统治者的预期收益高于他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费用”时, 强制性创新才可能产生。因此, 政治或制度企业家在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中起着重要作用。周振华 (1998) 认为, “制度创新是一个由政策层次、组织层次和操作层次的互动构架而成的过程”。各层次的参与主体———分别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等基层组织共同构成了制度创新的动力。马宏伟 (2003)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划分, 将制度创新划分为制度结构的创新和制度安排的创新。其中, “制度结构的创新是指一个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 制度安排的创新是指某一具体的交易方式的变革”。

三、关于制度效率分析的主要观点

传统经济学对于效率的研究以帕累托最优为标准, 认为当参与人都不改变自己的策略时, 经济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任何一方参与人改变策略, 都会导致另一方受损。同时, 帕累托最优也是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状态。但是, 传统经济学关于效率的分析的假设条件很快受到了制度经济学家的质疑。

科斯将交易成本理论引进效率评价, 提出了科斯中性定理, 认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 产权清晰界定, 资源配置就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 现实社会中处处存在交易成本时, 因此, 这一定理也就需要被重新解释。张五常 (2002) 指出, “只有当一些约束条件被忽视或不予考虑时”, 才会发生无效率。正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 制度才显得重要。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 利益和成本的分配是不同的。换句话说, 帕累托最优的原则仅仅是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 而忽视了其中利益分配的比例问题。朱富强 (2010) 批判了科斯中性定理, 认为“资源配置并不是与产权的初始界定无关的, 在一个交易成本为零并可以自由交易的社会中, 初始产权界定给穷人将会产生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但是, 以交易成本衡量制度效率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因为这一标准将制度效率等同于资源配置效率。弗鲁博顿和芮切特 (姜建强译, 2006) 曾指出, 基于产权与交易成本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提供一个类似于新古典理论中那样“界定清晰”的效率标准。

布罗姆利 (陈郁等译, 2006) 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对于制度效率的定义。他的《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一书中, 不仅指出“判断资源的每一种配置是否有效率取决于经济深层的制度结构———产品的所有权、经济主体的财富状况”, 而且认为既存在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收入分配的制度交易, 也存在那些能够重新分配经济优势以及重新配置经济机会的制度, 它们都是有效率的, 尽管在一些情况下, 这些制度交易是不符合“帕累托效率”的。于是, 效率———在一定制度安排下的效率———代表一定群体的效率等成为效率研究的重要内容。

诺思在其早期的研究中, 曾通过建立实证模型, 通过衡量交易成本的高低从而判断制度的效率, 并认为交易成本是不断上升的, 但是较高的交易费用并不代表制度效率低———那些具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系统的国家, 尽管交易费用较高, 但是对于保护产权和促进增长是具有高效率的。在后来的研究中, 诺思 (杭行译, 2008) 提出了制度效率的“适应性标准”, 即微观个体同制度之间的适应程度, 认为有效率的制度“内置了创造与实施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激励”。

诺思关于制度效率的分析也得到了国内一些学者的认同。例如, 韦森 (2001) 把制度看作“规约机制”和“激励机制”, 并据此将制度效率定义为“制度安排本身产生的激励所引致的经济增长”。在分析交易费用与制度效率的关系时, 他认为尽管“法律规则的体系化、交往行为的规范化以及经济运行的制度化”需要较高的交易费用, 但是这种社会对经济增长激励作用更加强大, 而缺乏刚性制度对经济运行的激励会造成社会效率的损失 (被称为制度效率的“抑损”或制度负效率) 。但是, 韦森对制度的分析还是延续了将制度作为自发秩序的分析方法, 强调习俗、惯例及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国内还有一些学者借用新古典理论的成本-收益法, 将制度看作一种产品, 通过衡量制度成本和制度收益判断制度效率, 并认为制度是否有效率就要看制度收益是否大于制度成本。如林毅夫 (1994) 的分析认为, 在交易成本相同的情况下, 能提供较多服务的制度更有效率, 而在提供相同服务的情况下, 交易成本较低的制度更有效率。但是, 这种衡量标准存在很大的主观性, 因为无论是制度收益还是制度成本很难通过定量的成本-收益法进行核算。也正如一些学者, 如布罗姆利等人所批判的, 效率的衡量本来就应该同一定的制度安排相联系。

朱富强认为, 效率是“衡量特定目标之速度的指标 (体系) ”, 效率比较首先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基准目标, 一般而言, 效率至少体现为三个层次:最大化个体效用的效率、最大化集体效用的效率以及最大化组织机构目标的效率。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 帕累托效率不具有可比性。在批判了社会总福利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两种效率评价标准的基础上, 作者认为应该将社会正义作为评价标准。

焦兵 (2004) 建立了一个关于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变迁的效率分析模型, 从政府和微观个体对效率的偏好差异入手, 分析了石油工业的制度变迁, 并认为政府和微观个体偏好差异过大, 会降低制度效率, 而当微观个体的偏好占据主导地位时, 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也将成为制度变迁的主要形式。

四、评论:现有文献的借鉴意义

(一) 政府还是市场。

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对于“建构”与“演化”的争论, 间接的辩论着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旧制度经济学从习俗-惯例-制度的过程, 强调经济社会的自发秩序, 将政府干预看作是有害于“制度”演化的。但是, “政府无处不在、时刻在变的管制, 都是影响经济绩效的最关键因素。……政治过程的决策严重地影响着经济的运行” (诺思, 杭行译, 2008) 。

(二) 效率与制度效率。

对于效率的定义, 经济学可以给予其若干种解释, 从帕累托到社会正义、从成本最小到收益最大, 都可以对其进行界定和描述。尽管制度经济学对以新古典理论为代表的效率理论进行了批判, 并强调效率必须在一定制度框架下进行界定, 但是“制度效率”以及“一定制度框架下的效率”两者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 再加上对于“制度”理解上存在的分歧, 导致对于制度效率的判断存在分歧。

(三) 中国的现实:

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篇8

关键词：晋升激励；经济增长；增长代价

对于理性人，William Easterly（2005）指出，合适的激励对经济增长有重要推动作用。理性人对激励产生趋于激励目标的行为。可以把经济增长看成最主要的激励目标，但背后要通过设计什么激励机制来引导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呢？地方政府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问题的关键是，是什么激励着地方政府？

第一、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对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解释，也可以解读增长的副作用，例如贫富差距、房地产市场繁荣等，但理论也有其缺陷。从财权分权这个角度看，我国地区间长期的地方保护主义就变得很难以理解：为什么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达成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而同在一国之内的各地区却一直不能达成类似的协定?

一、晋升激励对经济增长的解读

经济分权还不能够解释地方政府受到的全部激励，后来有学者提出了“官员晋升的锦标竞赛理论”(Edin, 2003; Tsui and Wang, 2004; Li and Zhou, 2005)。该理论认为，中国集权型政治体系倾向于依据地方经济发展绩效，尤其是GDP增长率来对地方政府官员设立激励目标。从1980年代开始，地方官员之间围绕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模式是理解政府激励与增长的关键线索之一。晋升锦标赛由上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推行和实施，行政和人事方面的集权是其实施的基本前提之一，而晋升锦标赛本身可以将关心仕途的地方政府官员置于强力的激励之下，因此晋升锦标赛是将行政权力集中与强激励兼容在一起的一种治理政府官员的模式，它的運行不依赖于政治体制的巨大变化。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王世磊、张军构造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层级的政治激励模型，论证了地方政府在晋升激励下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但这还依赖于绩效评估的方法。

从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增长，该观点认为，虽然财税激励无疑构成地方政府行为的一个重要动力，但作为处于行政金字塔之中的政府官员，除了关心地方的财政收入之外，自然也关心其在“官场”升迁的机遇，而这种激励在现实中可能更为重要的。通过利用中国1979年至1995年间省委书记、省长的更替数据，Li and Zhou（2005）发现省级官员的升迁概率与省区GDP的增长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中央在考核地方官员的绩效时理性地运用相对绩效评估的方法来减少绩效考核的误差，以增加其可能的激励效果。

“官员晋升的锦标竞赛理论”的成立要解决一系列的前提条件，如“参加锦标赛的政府官员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控制和影响最终考核的绩效”，“存在一种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角度看都可衡量的、客观的竞赛指标”（周黎安，2005）。然而，陶然、陆曦等（2009）对上述两个前提条件提出怀疑，认为省级官员并非地方竞争主体，他们无法直接控制经济增长；而且各地资源禀赋各异，使用经济增长率作为政治提拔主要考察指标可能不合理。其次，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早就注意到中国政治体系中个体官员所拥有的政治网络强度对其提拔所起到的关键作用(Nathan，1973; Shih，2006)，官员可以通过人脉关系而比经济增长政绩更好的其他官员更容易获得升迁，或者通过人脉关系先去更容易出政绩的地方就职而获得升迁。另外，基于对上级政府收入集中担忧的考虑，一些富裕省份的关于会故意低报GDP增长率。泛实地调查表明,即使在省以下也并非所有地方都采用了严格的政绩考核。再者，Tsui和Wang(2004)指出，这种相对正式的政绩考核体系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才首先出现在河南，19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逐渐正式化并在较大范围内被效仿，而且主要在市、县以下级别的政府施行。而Li and Zhou（2005）使用的是从1979年至1995年间的省级GDP增长数据来验证其理论。可见，晋升激励理论的解释力也存在问题。

二、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代价

按照晋升锦标赛模式治理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辖区居民的偏好显示，从而以GDP增长率来代替居民的偏好。唯GDP政绩观，使地方官员对不在考核范围内或不容易测量的后果不重视，如以环境为代价获取短期经济增长，大搞形象工程，对教育投资不足，捏造统计数据等。

除上述问题外，“晋升锦标赛还是得政府官员同时在经济和政治上竞争，经济竞争由于受到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行政竞争的支配而出现了资源配置扭曲的现象，如中国区域发展中的政府非合作化倾向，包括我国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一个官员的晋升直接降低另一个官员的晋升机会，这使得同时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而竞争空间非常巨大，造成具有竞争关系的官员相互拆台的恶性竞争。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地区割裂和“诸侯经济”会阻碍国内市场的整合过程。（严冀、陆铭，2003）地方政府这种割裂市场的行为，必然会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造成损失。

三、经济增长的挑战

无论是财政分权激励，还是晋升激励，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持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晋升激励理论。但是，经济增长这光鲜表面的背后，孕育着巨大的社会代价。或许任何机制措施都有正负方面的影响，我们只能择优而行，但是随着时代的推进，正负影响的对比消长也会发生变化，原来择优选择的激励机制就必然要改变，否则，日益增长的社会成本，会吞噬掉此前获取的改革成果。

参考文献：

[1]王永钦,张晏.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J].世界经济,2006,(4).

[2]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记录与合作[J].经济研究,2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