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 《端居》鉴赏(精选5篇)
李商隐, 是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 他的诗作托物寓情、借古论今、构思巧妙、情致曲婉, 富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其中, 咏史诗在李商隐的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咏史诗深情婉约、意境曲折、用事繁多、想象丰富, 借古讽今, 讽刺了封建统治者荒淫奢侈, 迷信神仙, 以至误国的无耻和昏庸, 同时也对封建社会带有普遍意义和性质的问题进行了议论。他的咏史诗具有深婉的悲壮, 带有明显的“沉郁”特征。他的咏史诗运用“含蓄”的情感表现手法, 通过深婉的情辞和朦胧的意境, 将浓厚的主观色彩涵盖于历史题材之上, 在感伤的情绪层下流动着诗人对历史的沉思。
晚唐是一个沮丧得令人绝望的时代。这个时期, 唐王朝处在内忧外患、宦官专权、朝政极端混乱之中, 民族矛盾尖锐, 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农民暴动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这严重的内忧外患面前, 唐王朝政权摇摇欲坠。但面临如此政治危机, 最高统治者不思励精图治, 却仍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 贪图佚乐, 佞佛信道, 妄求长生不老之术。这一切使整个社会笼罩着一层末世气氛。这种气氛渗透到诗人李商隐的心中, 便积淀为一种悲壮深沉的基调, 使他再也没有了盛唐奔放的豪情与朝气, 再也没有了中唐慷慨的激情与勇气, 所剩下的只有这个忧患深重的时代所给予他的怅惘的悲情与暮气, 正所谓“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诗人只能在对历史的追怀中发出对历史的慨叹, 在对历史的吟咏中表露自己对当朝的无奈和失望。
二
作咏史诗是李商隐“反抗”现实的一种特殊形式, 是他报国思想感情的曲折表现, 其诗作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无情揭露:如《马嵬二首》之二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咏叹安史之乱, 矛头直指唐玄宗;《有感》 (二首) 、《重有感》满怀激愤地揭露了文宗太中九年“甘露之变”中宦官任意残杀朝中大臣的暴行, 并对文宗不能知人善任, 致使国家险遭覆亡大祸的轻率举动进行了批评。
二是对历史事件的重新审视:李商隐在原有的认知和评论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个人的观点, 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重新审视, 如《马嵬二首》强调了皇帝的过错才是导致国家衰败的根源。
三是借咏史抒发个人际遇的情怀 :如《安定城楼》表现了他的处世精神, 希望有一番扭转乾坤的大事业, 然后归隐江湖 ;《贾生》则是借贾谊贬逐长沙一事来抒发怀才不遇之感。
四是对女性题材的关注 :在李商隐的咏史诗中的女性, 除了《王昭君》是表达自己怀才不遇, 《梦泽》是讽刺为邀宠而“虚减宫厨为细腰”的宫女外, 其余的几乎都表达了作者的同一种思想倾向——女色祸国, 如《华清宫》一诗中, 更是把倾国的危险性取决于女色对君王的诱惑。之所以有这种认识, 也归根于李商隐的家世和当时社会环境, 他虽然认识到了国运的衰微主要取决于帝王, 却不敢完全把责任推在帝王身上, 而认为是女色诱惑了帝王。他把责任推到了帝王所宠幸的女人身上。于是, 女色祸国就不可避免了。
三
中国咏史诗的创作历史久远, 到直到晚唐时期,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 李商隐将咏史诗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峰, 使咏史诗摆脱了过去的模式化, 内容丰富, 表现手法独具特色, 为咏史诗开辟了新天地。李商隐诗歌的基本风格是情深词婉, 能于秾丽中时带沉郁, 流美中不失厚重, 对后世的诗坛和词坛影响很深。其诗继承面较广。其七律成就最高, 继承了杜甫精严顿挫的特点, 又融合了齐梁诗的秾艳和六朝民歌的清丽, 以及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 ;其词旨隐晦的作风受阮籍影响 ;一些长篇古风如《韩碑》接近韩愈的歌行;一些抒情写景小诗淡语天成, 绰约多姿, 不失盛唐绝句风味。
欣赏李商隐咏史诗, 要从其诗的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领略他幽郁深婉, 悲壮浓情的风格, 及晚唐时发展起来的细约幽美的审美情趣和朦胧为特征的诗美境界。
一、选材典型, 以小见大
李商隐的咏史诗常选取典型的历史事件, 人物来达到对昏君奢淫误国的有力揭露与讽刺。因此, 读者在读咏史诗时要通观其历史, 以诗中所叙小事, 见微知著。感受李商隐于细微处发现历史问题的敏感性。
二、对比强烈, 叙写形象
在咏史诗中, 展现鲜明对照的历史画面, 以大写意的手笔, 却将作者饱满丰富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欣赏时, 可从中把握诗中字字珠玑, 叙写跃然眼前, 而对昭强烈, 给读者深刻印象的写作手法。
三、意境高远, 议论不俗
诗的境界是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所创造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契合的艺术境界。作者在重构历史的同时, 将其自身感伤心态与悲剧气息融合其中, 把对社会的义愤与不平曲折折射出来。既然是咏史诗, 就应该是“咏”史, 而不是单纯“论”史;就必须要扣合历史事件的特点, 掌握特定环境的特定气氛, 通过生动的形象, 抒发对历史的兴废或是或非的评价。李商隐的咏史诗中, 显示了作者非凡的见解, 有的讽刺悲剧人物麻木不仁, 有的先抑后扬, 反其意而用之。这种深层次的思考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题材原有的普通意义, 实现了点石成金的效果。
参考文献
[1]《诗词通论》 (辽宁人民出版社任秉义著)
[2]《李商隐诗歌集解》刘学锴著, 中华书局1988年12月版
[3]《李商隐评传》杨柳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10出版
第一句语、意都显得有些奇特。春光,泛指春天明媚妍丽、富于生命力的景象;而春天的丽日艳阳,本来就是使一切自然景象呈现出绚烂色彩和勃勃生机。说春光斗日光,似乎不大容易理解。但诗人对艳阳照耀下一片烂漫春光的独特感受,却正是借斗字生动地表现出来。丽日当空,春光烂漫,在诗人的感觉中,正像是春光与日光争艳竞妍。着一斗字,将双方互争雄长的意态,方兴未艾的趋势,以及天地上下流溢着的热烈气氛全部传出。作者《霜月》说: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将秋夜霜月交辉的景色想象为霜月之神竞艳斗妍,所表现的境界虽和春光斗日光有别,而斗字的表现力则同样杰出。不过 春光斗日光好像还有另一层意蕴。日光,既指艳阳春日,又兼有时光之意。眼前这烂漫纷呈的春光又似乎日日与时光的脚步竞赛,力求在这美好的时光尚未消逝之前呈现出它的全部美艳。这后一层意蕴,本身就包含着韶光易逝的些微惆怅,暗示下文意绪的纷扰不宁。
第二句实写春光,微寓心绪。山城斜路之旁,杏花开得茂盛。在艳阳映照下,飘散出阵阵芳香。杏花的特点,是花开得特别繁华,最能体现春光的烂漫,但远望时这一片繁花却微呈白色。这种色感又很容易触动春日的无名惆怅。所以这山城斜路杏花香的景物描写中所透露的,便不仅仅是对烂漫春光的陶醉,而且包含着一种难以言状的缭乱不宁的.无聊赖的心绪。
三、四两句由这种复杂微妙的意绪进一步引出心绪浑无事的企盼:什么时候才能使心绪摆脱眼前这种缭乱不安的状态,能够像这百尺晴丝一样呢?游丝是春天飘荡在晴空中的一种细丝。作为春天富于特征的景象,它曾经被许多诗人反复描绘过,如百尺游丝争绕树(卢照邻《长安古意》)、落花游丝白日静(杜甫《题省中壁》),或点缀热烈的气氛,或渲染闲静的境界。但用作这样的比喻,却是李商隐的个人独创。钱钟书先生在谈到曲喻这一修辞手法时曾指出:我国诗人中以玉溪最为擅此,著墨无多,神韵特远。……‘几时心绪浑无事,得及游丝百尺长’,执着绪字,双关出百尺长丝也(《谈艺录》)。心绪,是关于人的心理感情的抽象概念。心绪浑无事的境界,难以直接形容刻画。诗人利用绪字含有丝绪的意义这一点,将抽象的心绪在意念中形象化为有形的丝绪,然后又从丝绪再引出具体的游丝。这样辗转相引,喻体似离本体很远,但读来却觉得曲尽其妙。
因为晴空中袅袅飘拂的百尺游丝,不仅形象地表现了心绪浑无事时的轻松悠闲、容与自得,而且维妙维肖地表现出一种心灵上近乎真空的状态,一种在心灵失重状态下无所依托的微妙感受。再加上这游丝百尺长的比喻就从眼前景中信手拈来,所以更显得自然浑成,情境妙合。几时、得及,突出了诗人对心绪浑无事的企盼,又反过来衬托出了现时缭乱不安的心情。
“雅”在它们富于艺术表现力。
为思乡之情、留滞之悲所苦的诗人,精神上不能不寻找慰藉,引出第二句:“依依向物华。”物华,指眼前美好的春天景物。依依,形容面对美好春色时亲切留连的意境。古人有“杨柳依依”来表达依恋不舍之情。诗人在百花争艳的春色面前似乎暂时得到了安慰,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对美好事物的无限依恋。
三、四两句,“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诗境又出现更大的转折。面对姹紫嫣红的“物华”,诗人不禁想到了梅花。它先春而开,到百花盛开时,却又花凋香尽。诗人遗憾之余,便不免对它怨恨起来了。
由“向物华”而忆梅,由忆梅而恨梅,层层递进。
“恨”正是“忆”的.发展与深化,正如深切期待的失望会转化为怨恨一样。
但这只是一般人的心理。对于诗人来说,却有更内在的原因。“寒梅”先春而开、望春而凋的特点,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少年早慧,文名早著,科第早登;然而紧接着便是一系列不幸遭遇,这早春先凋,不能与百花共享春天的“寒梅”,正是诗人自己的写照。诗人在《十一月中旬扶风界见梅花》诗中,也曾发出同样的感叹:“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
非时而早秀,“ 不待作年芳”的早梅,和“长作去年花”的“寒梅”,都是诗人不幸身世的象征。正因为看到或想到它,就会触动早秀先凋的身世之悲,诗人不免要发出“寒梅最堪恨”的怨恨了。
《蝉》由李商隐创作,被选入《唐诗三百首》。这首诗借咏蝉以喻自身的高洁。前半首闻蝉而兴,重在咏蝉;它餐风饮露,居高清雅,然而声嘶力竭地鸣叫,却难求一饱。后半首直抒己意,他乡薄宦,梗枝漂流,故园荒芜,胡不归去?因而闻蝉以自警,同病相怜。全诗层层深入阐发主题:“高难饱”,鸣“徒劳”,声“欲断”,树“无情”,怨之深,恨之重,一目了然。实属“咏物”佳绝。更多唐诗欣赏敬请关注“习古堂国学网”的唐诗三百首栏目。
【原文】
《蝉》
作者:李商隐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注解】
1、本以两句:古人误以为蝉是餐风饮露的。这里是说,既欲栖高处,自难以饱腹,虽带恨声,实也徒然。高:栖高树,喻自己清高;吸风饮露,所以“难饱”
2、一树句:意谓蝉虽哀鸣,树却自呈苍润,像是无情相待。实是隐喻受人冷落。
3、薄宦:官卑职微。
4、梗犹泛:这里是自伤沦落意。梗:木偶;泛:漂泊
5、芜已平:荒芜到了没胫地步。野草连成片了。
【翻译】
你栖息在树的高枝上,餐风饮露,本来就难以饱腹,何必哀婉地发出恨怨之声?这一切其实都是徒劳的。由于彻夜鸣叫,到五更时已精疲力竭,可是那碧树依然如故,毫无表情。我官职卑微,像桃木偶那样四处漂泊,而故乡的田园却已荒芜。烦请你用鸣叫之声给我敲响警钟,我的家境同样贫寒而又凄清。
【韵译】
你栖身高枝之上才难以饱腹;你虽含恨哀鸣徒然白费神劲。
五更以后疏落之声几近断绝,大树依然苍翠却无丝毫同情。
我官职卑下象桃梗漂流不定,家园早已荒芜杂草埋没脚胫。
烦劳你的鸣叫我得借以自警,我也举家操守象你高洁不佞。
【讲解】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
蝉本来就因栖息于高枝,难得一饱;它鸣叫不停,却不受理睬,真是白白辛苦,怨恨无穷啊。“以”,因。古人误以为蝉餐风饮露,所以说“高难饱”。“费声”,指鸣声频频。
就真实情况而言,蝉并非是因身在高处,不肯飞下来乞食而“难饱”;它的鸣叫声中也没有什么恨意,这完全是诗人自己的理解与感受,是其身世之感的寄托。“高”,语义双关,喻指人的品格高洁。更多唐诗欣赏敬请关注“习古堂国学网”的唐诗三百首栏目。
诗人自许清高,不肯屈就,结果只落得生活困顿,这不就是“高难饱”吗?他曾向令狐绹等当权者陈情,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帮助,可最终还是不被人理会,依旧无法摆脱仕途坎坷的困境,这难道不是一场“徒劳”吗?在这里,蝉已经完全人格化了,诗人分明是借其表达自己艰难的身世和处境,所以纪昀说开头两句是“意在笔先”。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蝉彻夜悲鸣,叫到五更天,已是声嘶力竭、稀稀落落,快要断绝了。可是那些树呢,依旧碧绿青翠,任凭蝉叫得如何凄苦动人,也是无动于衷,真是无情啊!
蝉声与树木的碧绿本来是毫不相干的,诗人却责怪树木的冷酷无情。显然,这同样是在寄托自己的身世遭遇,抒写自己的哀告无门、受人冷落。曾经有过深交的令狐绹等人本来是可以帮助李商隐的,可是,他们不仅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反而处处排挤打击他。在这样的境况下,诗人怎能不怨恨与激愤。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
这两句转向诗人自叙:我职卑禄薄,到处漂泊,早已丢下的家乡田园,已是一片荒芜。
《战国策·齐策》里有一则故事,桃偶讥笑泥人:“你是用泥土做成的人形,一到发洪水的时候,你就完了。”泥人说:“我是西岸土做的人,洪水来了,尽管我会没了人形,但我还可以被冲回西岸家乡去。而你呢,你是东国桃木做成的人,洪水一来,你还不知道漂泊到哪里去呢?”后来就用“梗泛”来比喻漂泊无定的生涯。“梗”,树木枝条。“泛”,漂流。李商隐长年辗转于各地为他人做幕僚,职位卑微,俸禄微薄,故称“薄宦”。
“故园芜已平”,从《归去来辞》的“田园将芜胡不归”化用而来。陶渊明做官不如意,想到自己家乡的田地快要荒芜了,就辞官而去,归隐田园,自得其乐。自己也是仕途坎坷,处处碰壁,何不也像陶渊明那样早日还乡呢?可是,故园荒芜,似乎已经没有自己的立身之地,真是进亦难,退亦难!
这两句在四处漂泊、前途黯淡的生活身世倾诉中,透露出诗人的失意与苍凉。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这两句是作者对蝉说的话:多劳你给我警告,我一家人的生活也和你一样清寒。“君”,指蝉。“警”,警醒,这里有触动的意思。蝉在告诫什么呢?有人说是警告诗人为什么不及早回头,早归故园;有人则认为是提醒诗人保持高洁的操守。
此联前一句回到咏蝉上来,用拟人手法写蝉。后一句“君”与“我”对举,把咏物和抒情结合起来,呼应开头,首尾圆合。
【赏析】
李商隐是唐代咏物诗的大家,他的咏物诗大多托物寓慨。这首诗表面写蝉,实际上是写自己。纪昀说:“前四句写蝉即自寓,后四句自写,仍归到蝉。隐显分合,章法可玩。”全诗层层深入,阐发主题。“高难饱”,鸣“徒劳”,声“欲断”,树“无情”,怨之深,恨之重,一目了然。“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被誉为“追魂之笔”,语出愤激却运思高妙、耐人寻味。后面就直接跳到自身的遭遇上来,直抒胸臆,足见其感情的强烈。最后却又自然而然地回到蝉身上,首尾圆融,意脉连贯。 钱钟书先生评论这首诗说:“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树无情而人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犹淡忘)之;蝉鸣非为‘我’发,‘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
古人有云:“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这首咏蝉诗,就是抓住蝉的特点,结合作者的情思,“为情而造文”的。诗中的蝉,也就是作者自己的影子。更多唐诗欣赏敬请关注“习古堂国学网”的唐诗三百首栏目。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首句闻蝉鸣而起兴。“高”指蝉栖高树,暗喻自己的清高;蝉在高树吸风饮露,所以“难饱”,这又与作者身世感受暗合。由“难饱”而引出“声”来,所以哀中又有“恨”。但这样的鸣声是白费,是徒劳,因为不能使它摆脱难饱的困境。这是说,作者由于为人清高,所以生活清贫,虽然向有力者陈情,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最终却是徒劳的。这样结合作者自己的感受来咏物,会不会把物的本来面貌歪曲了呢?比方蝉,本来没有什么“难饱”和“恨”,作者这样说,不是不真实了吗?咏物诗的真实,是作者感情的真实。作者确实有这种感受,借蝉来写,只要“高”和“声”是和蝉符合的,作者可以写出他对“高”和“声”的独特感受来,可以写“居高声自远”(虞世南《咏蝉》),也可以写“本以高难饱”,这两者对两位不同的作者都是真实的。
接着,从“恨费声”里引出“五更疏欲断”,用“一树碧无情”来作衬托,把不得志的感情推进一步,达到了抒情的顶点。蝉的鸣声到五更天亮时,已经稀疏得快要断绝了,可是一树的叶子还是那样碧绿,并不为它的“疏欲断”而悲伤憔悴,显得那样冷酷无情。这里接触到咏物诗的另一特色,即无理得妙。蝉声的疏欲断,与树叶的绿和碧两者本无关涉,可是作者却怪树的无动于衷。这看似毫无道理,但无理处正见出作者的真实感情。“疏欲断“既是写蝉,也是寄托自己的身世遭遇。就蝉说,责怪树的无情是无理;就寄托身世遭遇说,责怪有力者本可以依托荫庇而却无情,是有理的。咏物诗既以抒情为主,所以这种无理在抒情上就成了有理了。
接下去来一个转折,抛开咏蝉,转到自己身上。这一转就打破了咏蝉的限制,扩大了诗的内容。要是局限在咏蝉上面,有的话就不好说了。“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作者在各地当幕僚,是个小官,所以称薄宦。经常在各地流转,好象大水中的木偶到处漂流。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使他怀念家乡。“田园将芜胡不归”,更何况家乡田园里的杂草和野地里的杂草已经连成一片了,作者思归就更加迫切。这两句好象和上文的咏蝉无关,暗中还是有联系的。“薄宦”同“高难饱”、“恨费声”联系,小官微禄,所以难饱费声。经过这一转折,上文咏蝉的抒情意味就更明白了。
末联“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又回到咏蝉上来,用拟人法写蝉。“君”与“我”对举,把咏物和抒情密切结合,而又呼应开头,首尾圆合。蝉的难饱正与我也举家清贫相应;蝉的鸣叫声,又提醒我这个与蝉境遇相似的小官,想到“故园芜已平”,不免勾起赋归之念。钱锺书先生评论这首诗说:“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油然自绿是对“碧”字的很好说明)。树无情而人(‘我’)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犹淡忘)之;蝉鸣非为‘我’发,‘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钱先生指出不仅树无情而蝉亦无情,进一步说明咏蝉与抒情的错综关系,对我们更有启发。
咏物诗,贵在“体物为妙,功在密附”。这首咏蝉诗,“传神空际,超超玄著”,被朱彝尊誉为“咏物最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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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咏蝉三绝对比分析
唐代虞世南有《蝉》、骆宾王有《在狱咏蝉》、李商隐也有《蝉》诗。
这三首咏物诗,吟咏的对象都是蝉。但由于作者的身世、处境不同,三首诗所表现的感情、蕴含意境就迥然不同,思想艺术、个性特征也各有千秋,各臻奇妙,全无雷同之嫌,因 而被人称之为唐人咏蝉三绝。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蝉》)
诗人以蝉自喻,亦是自勉自励。蝉声之所以远扬,一般人都认为是藉秋风传送之故。虞氏强调的则是蝉的生性高洁,是“居高声自远”的结果。正如修养完美的人,并不需要过多借助外因,他的名声就会远播千里,受到人们的爱戴一样。“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诗人赞颂的正是植根于人心灵深处的那种内在的品格和人格力量。读完该诗,我们不难想象诗人自身清廉纯正的人品、雍容不疲的风度和高雅脱俗的气韵。更多唐诗欣赏敬请关注“习古堂国学网”的唐诗三百首栏目。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霜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骆宾王《在狱咏蝉》)
这是骆宾王因上书议政,触犯武则天而被诬陷入狱,在狱中闻蝉声有感而作。诗人将遭受不白之冤的悲愤与凄楚孤寂的思乡之情融在一起,更增添了感情悲愤的分量。“谁为表予心”,有谁来为我表明一个清白之心呢?卒章显其志,希望有知己的朋友出来讲几句公道的话,为自己洗清冤狱。这绝望中的呐喊,愤懑中的期待,深沉而激烈,苍凉而悲壮,有极强的感染力。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李商隐《蝉》)
读完全诗我们自然会发现,诗人在这里有一层言外之意。蝉的怨恨还能得到我的同情和理解,我的处境又有谁来同情和理解呢?自己的悲哀要远胜于秋蝉。
纵观三首咏蝉诗,他们都在咏蝉,但都不单纯是咏蝉,而是借咏蝉来寄寓自己内心的独特感受。咏物仅仅是借端,抒情言志才是本意。我们说,单纯的咏物,仅停留于物体外部的表面上,尽管这种描绘有时能达到逼真的程度,但因缺乏内心深处的感情内涵,所咏之物,往往有形无神,有我无情,是见物不见人。曾经说过,如果写咏物诗没有寄托,那便和儿童的猜谜诗差不多。
这三首诗的`共同点,都是借咏蝉来剖白作者自己的心境。题为咏蝉,实为自咏。由于他们三人的身世、遭遇、感情、气质的不同,虽吟咏的是同一个对象,却出现迥然各异的面貌,极富个性特征和审美情趣。
虞世南笔下之蝉,是清雅华贵之蝉,骆宾王笔下是绝望呐喊之蝉,李商隐笔下是窘迫无援之蝉。诗如其人,蝉如其人,各有千秋,交相辉映。正如清代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所说:“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
其次,咏物诗既然要抒情言志,咏物又见人,那就必须正确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而咏物诗毕竟以所咏之物为对象,如果离开所咏之物去抒发感情,那必失去依托,就不像咏物诗了。如果太粘于物上,不能自拔那又会成为谜语诗。因此古人认为,写好咏物诗的关键是不即不离,不湿不粘。即说,既要不游离于物,又不要太粘于物。这三首诗的另一个特点正是不即不离。在曲尽事物妙处的基础上来写人物的情似。
如虞世南诗的前两句,写蝉,在写蝉的外形、叫声、习性,既简练又传神。如果三四两句再多费笔墨泼洒,必累赘、重复太粘着于物了。于是诗人突然将诗意翻上一层,表达了自己对于“居高”的独特感受。这种感受又是与“流响出疏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既没丢掉蝉的形象,又没粘于物上。人的思想感情与蝉的形象水乳交融。
李商隐诗的前四句着重描写蝉的悲苦形象,暗喻了自己的处境,转而直抒胸臆,归结又回到咏蝉上。其中咏物和咏人,分分合合,时隐时显,既不粘于物又不离开物。至于骆宾王的“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将咏物和写人结合得浑然一体,既是赋物又是言情,达到了物我交融的境界。
再次,这三首诗为了托物言情,釆用了许多的艺术手法,如移情、拟人、衬托、巧遇等。其中最为成功的手法是比兴。所谓“比”,就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就是先吟他物引起所咏之词。咏物诗托物言情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巧妙的比兴。这三首诗都是以蝉起兴的,以蝉来自比。反过来,作者又将自身之情移之于蝉,赋予蝉独特的神情、性灵。因此在这三首诗中,人与蝉的比拟是双向的,不是被动地以此物比之于彼物,而是由蝉及人,又由蝉及人的双向流动,最后达到物我相融的境界。
诗人在描绘蝉时,往往抓住最切合自己特点的形象,如虞世南以“垂緌”来形容蝉的触须,这一形象便带有特定的象征意义。李商隐听蝉声,突出了蝉的怨恨之声。怨恨之声又暗喻着自己的愤懑不平之情。骆宾王的“无人信高洁”,为蝉打抱不平,为自己的处境而悲伤。可以说,在这三首诗中,有什么样的感情诗人,就有什么样的蝉;有什么样的蝉就象征着什么样的诗人。比兴手法中的象征作用和移情作用,在这里得到了高度的统一。这也是这三首诗的共同特点。(肖旭)
【作者介绍】
李商隐(812-858),男,汉族,字义山,故又称李义山,号玉溪生【玉谿(xi)生】、樊南生(樊南子),晚唐著名诗人。他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生于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于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进士及第。曾任弘农尉、佐幕 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因李党的王茂元爱其才而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此后,李商隐便在牛李两党争斗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而不得志,后潦倒终身。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有着大不如前的趋势,而李商隐却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与他齐名。两人并称“小李杜”,与、合称“三李”。有《李义山诗集》。与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最后抑郁寡欢而死,死后葬于郑州荥阳(今荥阳苜蓿洼村)。据《新唐书》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诗》三卷,《赋》一卷,《文》一卷,部分作品已佚。
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现存约600首,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他的格律诗继承了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读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风格,形成了他作诗的独特风格。据宋代黄鉴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人比作“獭祭鱼”。明王士桢也以玩笑的口吻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批评意见[8]认为他有时用典太过,犯了晦涩的毛病,使人无法了解他的诗意。鲁迅曾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1934年12月致杨霁云的信)
此外,李商隐的诗词藻华丽,并且善于描写和表现细微的感情。
【英汉对照】
蝉
李商隐
本以高难饱, 徒劳恨费声。
五更疏欲断, 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犹泛, 故园芜已平。
烦君最相警, 我亦举家清。
A CICADA
Li Shangyin
Pure of heart and therefore hungry,
All night long you have sung in vain --
Oh, this final broken indrawn breath
Among the green indifferent trees!
Yes, I have gone like a piece of driftwood,
I have let my garden fill with weeds....
I bless you for your true advice
为了谋生,他不得不应东川节度使柳仲郢之辟,入幕任节度书记,于同年十月撇下幼女稚子,只身远赴梓州(州治在今四川三台),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幕府生涯。此诗应作于854年,即诗人在抑幕的第三年。
蜀中风俗,二月二日为踏青节。诗的首句“二月二日江上行”,点明踏青节江上春游。次句“东风日暖闻吹笙”,写江行游春的最初感觉和印象。和煦的东风,温暖的旭日,都散发着融和的春意,就是那笙声,也似乎带着春回大地的暖意。笙簧畏潮湿,天寒吹久则声涩不扬,须以微火香料暖笙。东风日暖,笙自然也簧暖而声清了。“闻吹笙”和“东风日暖”分别从听觉和感觉写出了踏青江行的感受—— 到处是暖洋洋的春意。
“颔联“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
写江上春色。如果说首联还是描写刚接触外界事物时一种自然的感受,这一联则是有意寻春、赏春了。花、柳、蜂、蝶,都是春天最常见的事物,是春天生命与活力的标志,红(花)、绿(柳)、黄、紫,更写出了春天绚烂色彩。但这一联不仅抒写诗人对秾丽春色的流连陶醉,而且微婉透露出因美好春色而触动的伤感。
“无赖”即“无心”,与“有情”相对。花、柳是没有人的感觉和感情的事物,它只按自然规律行事,春天来了,便吐蕊、长叶,在东风旭日中显示出生命的活力,散发着春天的气息,而不顾人的悲欢哀乐,故源“无赖”。蜂、蝶是有生命的动物,春到人间,穿花绕柳,翩翩飞舞,像是满怀喜悦宣告着春天的来临,故说“有情”。然而,不管是无心的花柳,还是有情的蜂蝶,它们作为春色的标志,生命活力的象征,又都和失去了生命春天的诗人形成鲜明对照。“无赖者自无赖,有情者自有情,于我总无与也”( 姚培谦《李义山诗笺注》),其实还不止是“无与”,而且是一种刺激。细味“各”字、“俱”字,不难发觉其中透露出的隐痛。诗人写江间春色,写物遂其情,正是为了要反衬出自己的沉沦身世与凄苦心境。何焯说:
“前半逼出忆归,如此浓至,却使人不觉”。这“不觉”正是诗的蕴藉处。
颈联“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转写长期寄幕思归。元亮井,用陶潜(字元亮)《归园田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亚夫营,用周亚夫屯兵细柳营事,暗寓幕主的柳姓。虽用典,却象随手拈来,信口道出。他曾说自己“无文通半顷之田,乏元亮数间之屋”,可见诗人连归隐躬耕的起码物质条件也没有。“万里”、“三年”,表面上是写空间的悬隔,时间的漫长,实际上正是抒写欲归不能的苦闷和无奈。对照着“三年已制思乡泪,更入新年恐不禁”(《写意》)、“三年苦雾巴江水,不为离人照屋梁”(《初起》)等诗句,不难感到“三年从事亚夫营”之中所蕴含的`羁泊天涯的痛苦。
末联“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写新滩流水在羁愁者耳中引起的特殊感受。春江水涨,新滩流水在一般游春者听来,自然是欢畅悦耳的春之歌;但在思归不得的天涯羁旅者耳中,却像是午夜檐间风雨的凄凉之声,不断撩动着自己的羁愁,所以发出“新滩莫悟游人意”的嗟叹。本是听者主观感情作怪,却说“新滩莫悟”,曲折有致。冯浩说:“悟字入微。我方借此遣恨,乃新滩莫悟,而更作风雨凄其之态,以动我愁,真令人驱愁无地矣。”可谓深得其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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