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经济学论文(共8篇)
一.政府的管制行为在铁道部改革方面的体现
1完善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增强法律的有效性,2设立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性管制机构,同时加强对管制者的管制,3建立社会监督体系,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重要作用 铁道部撤销了,实际是一分为三,一部分企业职能剥离出来,成立总公司;一部分和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的部分职能,比如规划、政策,制定法规等,划给交通运输部;一部分安全生产监管职能,专门成立国家铁路局,这个机构是副部级机构,由交通运输部管理。
改革后,由交通运输部统筹各种运输方式,铁路局集中精力考虑安全监管,行使政府安全监管责任,使企业能够真正落实主体责任,也要想办法建立一种机制,让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政企不分,监管和被监管者是一个人,出了事故,老百姓不知是政府还是企业的事。作为政府,如何追责?政府监管就很难到位,企业主体责任,安全方面投入就可能不到位。现在分开了,一部分承担主体责任,一部分承担监管作用,出了问题,就要分析是谁的责任,必须要追责。政府监管不到位,政府负责。
二.政府在提高财政支出收益的过程中,面临需要处理的各种复杂的问题,在铁道部方面也不例外
首先,在政企不分情况下,现代企业制度建不起来,铁路资金长期得不到较好解决,融资较困难。现在政企分开,企业部分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资金筹措渠道就可多元化,社会哪些方面有钱,愿意修铁路,也可加入进来。资金筹措渠道打开,融资,国家一定时期给予很大支持。另外,铁道部的改革有利于加快建设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它的意义在于,提高综合运输效率、效能,发挥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组合优势,来提高效益。
改革后现有铁路政府方面的职能由交通运输部和国家铁路局承担,企业的由铁路总公司管,地方的都是铁路总公司集中管理。铁路部门的资产负债率61%多,对于大部制的铁路投资没有风险,低于国企的平均水平。
三.政府经济职能对于铁道部改革的有利因素
1提供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框架
2进行微观经济管理
3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和推动宏观经济增长
4调节收入分配,增进社会公平
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这有利于铁路发展。事实上,各个铁路局现在就是企业,如果公司化了,也就是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适应市场经济特点的一种经济机制转变,体制性重组。我们一直把铁路局当成企业而不是政府。改革归根到底是要让广大民众从中受益,而不是让民众去背负改革的成本,让一小部分人受益。政企分开后的铁路系统能够通过适度市场主体的良性竞争,维护公益性和市场性的统一,真正惠及民生。
政企分开是行政体制改革最重要原则之一,铁道部改革后铁路职工不裁员,车票将按市场定价, 铁道部政企分开后,分拆后成立的铁路实体企业应具备市场化的融资能力。
四.小结
在我国, 地方政府往往从属性较为显著, 从而制约了其发展。但是由于财政权利的相对独立, 使得地方政府职能的行使所受到制约相对较少。目前, 地方政府职能越来越集中于公共管理, 由于其财权事权的相对独立, 包括决策分层化的实现, 随着经济的发展, 地方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越发凸显, 主要是裁判者和保护者的角色。
人们普遍认为, 地方政府行为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 以最大化社会福利为目标。但是, 对于政府作为行为主体而言, 它所具备的“经济人”特征主要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和有限理性。地方政府总是在各种外部、内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地实现效益最大化。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其目标函数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追求本地居民的社会福利最大化, 这一目标就反映了社会层面的效益;第二层面就是很多地方政府官员为了集团特殊利益, 实现其集团效益最大化。“帕金森定律”很好地体现了集团利益至上的行为方式。随着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大, 其行政成本费用和效益都在不断上升, 只有规模在一定条件下, 才能实现政府规模最优化, 所以地方政府规模应该适度, 这一适度标准就需要考虑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在GDP比重来衡量, 即规模适当性主要看政府活动效率和市场活动效率的边际替代关系的大小, 只要政府活动效率稍高, 就说明规模经济。
二、地方政府职能和公共物品提供
地方政府的职能之一在于提供该区域居民可以无偿享用的地方性的公共物品。但是公共物品消费上的非排他性、搭便车现象以及收益的非竞争性决定了由企业提供公共产品的不可行性。所以说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成为地方政府的一项基本义务。另外, 由于公共物品层次性的存在, 地方政府需要提供的就是区域性的公共物品而非全国性的。
地方性公共物品其特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 受益范围被限定在本区域之内, 并且分布相对均匀;其二, 行政区域的划分界限难以界定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 其外溢性较大。正是由于这种特性的存在, 而地方政府是代表本区域人们的利益的, 它了解本区域居民的偏好最佳结合点, 所以地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才更具效率。
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主要是达到以下目标:
1. 区域内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 主要就是健全完善基础设施的供给服务。
因为市场力对于文化设施、环境卫生设施等配置是鞭长莫及的, 地方性公共物品的供给中央政府也不可以越俎代庖。所以这种针对性较强的资源配置成为了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
2. 二级调控, 达到地方政府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 各地区自然条件,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迥异的情形下, 地方政府的二级调控尤其重要。一方面在明确划分公共产品层次性基础上优化结构、发展地区经济、规范主体行为;另一方面, 作为一个政府二级调控环节, 执行落实中央的具体政策, 通过中枢作用, 减少信息的失真。这种措施有助于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三、地方政府职能和外在性问题
外在性是指个体活动对于其他个体或者总体模式产生的效用函数, 它不是发动者的主观愿望。外在性产生的原因在于个体或者社会群体其成本和收益之间是有差异的, 将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消极性。“只要存在外在性, 资源配置就不是有效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外在不经济固然要制约, 但是外在的经济性也需要有所限制。解决外在性的最好办法就是界定产权和政府直接管制。政府可以通过罚款、补贴、管制等手段解决外部性问题。究竟何种方法有效经济, 主要考虑交易成本和信息获取成本的高低。
地方政府职能之二是促进本区域的经济发展。由于外在性的存在, 所以地方保护主义也就有其合理性。在地方间的贸易中, 地方政府出于对于本辖区利益保护而通过政府管制和限制实现区域保护。但是从单纯的经济学角度来看, 这种壁垒的存在是不经济的。地方保护不应通过政府管制去实现, 而是要积极保护地区优势和产业发展, 适当扶植本区域企业的发展, 引导各生产要素的倾斜, 创造宽松的政治社会环境才是长远之计。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事权上的随意性, 使得两者关系缺少刚性的准则。地方政府存在权限不断膨胀的冲动, 在这种利益驱使下, 地方政府思考如何把握中央政府政策范围和制度创新权利, 那些能够准确把握的地方政府自然可以更好发展。由于制度供给和范围认定缺少刚性准则使得地方政府功能存在差异, 这也是导致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体制性原因之一。
四、结束语
在大国体制下中央主导地方政府参与的多元化经济发展模式表明了地方政府日益凸显的重要地位。地方政府的职能界定和有效实现成为了发展的基础有前提, “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理念要贯彻落实, 政府官员从一个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出发, 更好地行使其职能。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性分权和行政性分权的不断推进, 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新格局是走向互相依赖。地方政府不单单是一个纵向依赖的行政组织, 而是成为了有一个相对独立行为目标的经济利益主体。对其而言, 主要职能是为地方企业和居民生活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公共设施的建设、保障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本文主要从经济学的视角, 浅要地分析地方政府是如何实现其主要职能。
关键词:经济学,地方政府,职能
参考文献
[1]李明强.地方政府学[M].武汉:武汉出版社, 2010.
[2]潘明星, 韩丽华.政府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关键词:经济决策;地方政府;提升
一、地方政府经济决策的权力来源
英国启蒙思想家霍布斯从契约的角度阐述了政府的来源,人民将权力委托给统治者。另一位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洛克提出,天赋人权理论,认为个人自然权利是天赋的,是与生俱来的。人民拥有自由、平等的权力,政府的形成基础是人人都同意并订立社会契约,那么政府必然要保护人的这种自由状态。卢梭则从社会契约论推演出人民主权论,从天赋人权的角度得出主权属于人民,国家是建立在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契约之上的,每个人的权力都是由社会契约所给予的,国家、政府都源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人。无论从上述哪个理论阐述,都证明了一个真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形成是基于人民权力的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继承前人的智慧,提出了人民主权理论,为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提供了科学证据。
地方政府权力是由人民委托的,是一种公共权力。地方政府权力直接来自人民代表大会,它作为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着人民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所以政府的权力归根结底源自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赋予国家各级行政机关所有的权力。为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监督政府公共权力的行使,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
二、地方政府经济决策的履行路径
政府决策是指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人员,在其管辖范围职责范围内,根据国家所赋予的职权,依法处理行政事务而做出的法律法规、发展规划、财政预算、年度计划以及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重大措施。政府对重大项目的审批,及政府所发布的行政决议与指示都属于政府的决策范围。政府行政机关是政府决策的主体,行政管理的程序是决策的过程,行政管理职能是其职责,国家公共事务是决策事项。
决策是经济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并贯穿于整个经济活动过程。地方政府被赋予了一定的权力来管理当地的公共事务。因此,决策贯穿于地方经济活动管理的全过程,处于核心地位,对地方政府管理的水平和效率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地方政府经济决策的约束主体
政府决策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地方政府经济决策的约束主体即对政府决策的监督主体,人民群众、媒体、民主党派是除政府自我监督之外的重要监督主体。不同的监督主体对政府经济决策监督的影响是不同的。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以各种途径和方式,参与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社会事务的管理。这就决定人民全中有权对政府经济决策进行监督。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民群众并没有真正发挥对决策的监督作用,政府漠视群众意见也时有发生。为此,我们应该提高人民的决策监督意识,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监督作用,其次完善公民的监督制度,如信访制度等,认真对待人民群众提出的批评、建议。
在西方国家,很多学者认为舆论监督与立法,执法,司法同样重要,被当做现代社会发展的四大支柱。可见舆论监督具有很大的约束力。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通过新闻媒体获取信息,来了解政府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因此,舆论在监督政府工作和政府决策的制定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政府应该允许新闻媒体对政府决策工作的及时报道,对失误决策曝光,提出与决策相关的批评和建议,同时新闻媒体也要加强自身改革,杜绝新闻腐败,以客观、独立、严谨的态度传播信息,树立新闻媒体的良好形象。在媒体舆论的压力下,有助于政府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制定出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经济决策。
民主党派具有参政议政的能力,并且民主党派成员大多拥有较高的学历和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这说明民主党派能够对政府经济决策进行有效的监督,提出更加专业、科学的意见和建议,促进地方政府经济制定出更科学的决策,从而提高地方政府经济决策能力。但是民主党派的监督缺乏法律保护,没有强制力和约束力,容易使民主党派监督流于形式。因此需要从法律上保证民主党派的权力与职能。
四、地方政府经济决策存在的问题
第一、违规、违纪、违法决策。由于地方政府做出的经济决策事关众多经济活动项目,往往涉及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一些政府领导干部无视国家、全局的利益,而是以部门利益或者个人私利为中心,滥用职权,做出明显违反法纪、法规的决策。第二、缺乏决策的公众参与度。基层民主与公众参与也多流于形式,公众参与更高层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机会还受到各种限制。甚至有些决策者把自己凌驾于公众之上、组织之上, 缺乏民主,独断专行,在决策时一个人拍板说了算。第三、缺乏决策原则﹑程序和监督制约。没有科学的决策程序,就难以形成科学决策,缺乏有效的决策监督,就容易导致失误决策的出现而无人被追究责任,损害人民的利益。目前决策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缺乏科学的决策程序规范决策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些都严重阻碍了科学化决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宋常,王睿,赵懿清.国家审计在走向善治的国家治理中的若干问题[J].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2
一,确定题目,浅析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二,简单阐述公平与效率的概念、关系,三,政府进行公平与效率的选择需注重的几个问题。小组讨论提纲
一,题目:浅析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二,确立观点:构建和谐社会,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应注重公平原则,选择以公平促效率;没有公平,效率就无从谈起。
三,联系实际,举例论证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不断提高补偿标准,以显示公平的重要对于效率的保障作用。
正文
浅析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公平与效率的选
择
一、概念
(一)政府经济与公平
经济公平,是指有关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经济公平不是无需前提的绝对概念,以按资分配为例,在无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传统体制条件下,它是不可能存在的,也是不公平的;
公平或平等不等于收入均等或收入平均,经济公平的内涵大大超过收入平均的概念。从经济活动的结果来界定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只是经济公平的涵义之一。即便是我们平时讲结果公平,至少也有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两个观察角度,财富分配的角度更为重要。况且,收入分配平均与收入分配公平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不应混淆
(二)政府经济与效率
人类的任何活动也都有效率问题。经济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产出状态。对于一个企业或社会来说,最高效率意味着资源处于最优配置状态,从而使特定范围内的需要得到最大满足,或福利得到最大增进,或财富得到最大增加。经济效率涉及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领域,涉及到经济力、经济关系和经济体制各个方面。
(三)政府经济与公平和效率的选择:提高效率,兼顾公平
收入和财富的差距并不都是效率提高的结果,其刺激效应达到一定程度后便具有递减的趋势,甚至出现负面的效应
高效率是无法脱离以合理的公有制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公平分配的
二、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一)公平与效率的基本内涵
何谓公平?理论界有这样几种观点:第一,收入差距大小适宜的公平观。这种观点把收入差距大小作为判断社会分配公平与否的标准,在当前西方理论界比较流行。这是以结果的均等作为判断公平与否的标准,而没有考虑收入的渠道和手段。第二,按劳分配的公平观。这种公平观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所形成的不同收入的“天然特权”。要求废除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有劳动能力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这种原则摒弃了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认同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和努力可以得到更多回报,体现了激励原则。第三,机会均等的公平观。这种公平观强调的是在市场竞争中给每一个人提供均等的机会。第四,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分配尺度、分配过程、分配规则的公平,而不是单纯的结果公平。对个人来说,即使参与分配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而实际分配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均等的。例如,按劳分配,以投入的劳动为尺度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必然形成个人收入差距;按投入要素分配,以投入的劳动、资本、土地、经营力为尺度,更会形成个人收入差距。如果抹杀这种差距,追求结果的均等,必然导致平均主义,这恰恰是不平等的表现。
何谓效率?效率概念的基本含义,指的是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投入或成本就是利用一定的技术生产一定产品所需要的资源,既包括物质资源,又包括人力资源;既包括无形资源,又包括有形资源。产出或收益指的是人们利用一定的技术、投入一定的资源生产出来的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或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物品或服务,既包括有形的物品,又包括无形的服务。
(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公平和效率二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但它们之间究竟是正相关关系还是负相关关系,是对立还是相辅相成?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公平和效率之间完全是矛盾的关系。他们认为,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不平等,公平和效率如同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要效率就不能要公平,要公平就必然会牺牲效率。
一种观点认为,公平和效率是可以兼容的,二者可以相互促进、相互统一,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不是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的。公平分配有助于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可以更进一步促进公平。分配是否公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劳动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成为效率提高的必要条件;而效率的提高可以使人们在比例不变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分配。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公平和效率是矛盾的统一,二者既有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相互统一、相互依存的一面。它们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其一,效率是公平的基础。从历史上看,只有效率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产生了剩余物品之后,才出现公平问题。在效率低下、还没有产生剩余物品时,空谈公平就失去了意义。而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只有物质财富更加丰富时,公平才会增长,越是在不发达的阶段,收入分配就越不公平。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全社会也才能达到最大的公平。也就是说,效率使公平建立在更雄厚的物质基础上,公平的最终实现要以效率的极大提高为基础。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效率的极大提高,是不可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的。其二,公平促进效率。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对经济效率有重大影响,分配公平合理能够使各个阶层的劳动者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能够促使社会稳定发展,从而全面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相反,严重的分配不公,无论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还是收入差距过大乃至产生两极分化,都会降低劳动者的积极性,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发生社会动荡,影响效率。
它们的矛盾性主要表现在:二者之间也存在此长彼消的一面。一方面,公平对效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效率开始提高了,旧的公平观仍居于主导地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为了达到公平,要以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而为了促进效率,又要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
我们同意后一种观点,公平和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以统一的,但并不是没有任何矛盾,而这些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三)公平与效率,在矛盾中统一
公平和效率是矛盾的统一,因此,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完全做到公平和效率的兼顾。是优先考虑公平,还是优先考虑效率,还是选择其他的结合方式,对此,理论界也有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主张效率优先。这种观点来自西方自由竞争的各个学派,他们认为自由竞争是最平等的,主张把效率放在优先的政策目标,反对政府通过行政干预进行收入的再分配,认为这样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一种观点主张公平优先。他们认为,应将公平作为优先考虑的政策目标,如果听任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要求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因为,市场竞争中产生的收入差距过大或两极分化是最不平等的,效率不是来自公平而是来自不公平,市场竞争中的效率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
一种观点主张,公平和效率两个政策目标同等重要,没有先后次序之分,二者必须兼顾,即如何以最小的不平等换取最大的效率,或以最小的效率损失换取最大的公平。市场机制的作用要限制,但是不能限制过分;收入均等化措施要有,但不能过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必须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我们党第一次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重申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党的十六大报告继续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第一,在效率和公平的对立统一关系中,由于效率和公平在统一中还有对立的一面,在复杂的两难选择中,只有选择效率优先,才能达到未来更高层次上的公平。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公平社会的到来也是以生产力极大发展为基础和前提的。没有效率的提高,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只能是低水平的均等,是共同贫穷。只有生产力发展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增强了,把蛋糕做大了,才有可能使每个人分得更多的蛋糕,国家才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和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解决贫困问题,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讲,效率是实现公平的重要手段,效率越高,越为公平提供条件,效率是公平的基础。
第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主要任务。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鲜明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应有之义。如果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过度追求公平,只能导致共同贫穷。只有生产力发达了,我们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充分体现。发展生产力的途径就是提高效率。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又决定了我们必须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以达到共同富裕,所以,又必须兼顾公平。
第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要求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市场经济就是效率经济,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市场主体都必然把经济效率放在第一位,这样,它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效率也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我们的政策取向必须维护市场经济规律,保护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实行效率优先。
当然,效率优先不是不要公平,而是要通过效率的提高促进公平更好地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着眼于总体和长远,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其侧重点也会发生变化。
(四)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第一,在初次分配中充分体现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具有“经济人”的本性,也就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要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最有效的经济手段就是按照市场原则和生产要素的贡献取得收入,让贡献大者获得更多收入,激发他们劳动和经营的积极性,在政策上要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第二,在再分配和三次分配中体现公平。初次分配中讲求效率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要缩小收入差距就需要利用再分配的政策措施,包括对高收入者征收各种调节税,对低收入者和贫困地区实行转移支付,如提供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临时性的社会捐助,目的是缩小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
第三,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调节不合理的分配行为,如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打击非法收入。不规范的分配秩序既损失了效率,又损害了公平。规范分配秩序既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保证公平。
第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注意把握效率和公平的均衡点。这一均衡点并没有固定的数量界限,却符合社会的可接受程度。也就是说,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都可以以效率为主,当社会难以承受时就必须注重公平的尺度。这种公平点既包括区域之间收入差距的均衡点,也包括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均衡点,还包括个人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均衡点。需要注意的是,以效率为主并不意味着可以通过非法手段获得财富,也不意味着要有意留下体制缝隙,而是要进一步完善法制、健全体制;注重公平,也不意味着要劫富济贫,一味追求结果的均等。
四、案例分析
构建和谐社会与收入分配合理化
收入分配是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已进入分配不公平区间。又因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所以还要通过改革和发展加以具体解决。现阶段的基础性收入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社会整体的分配体系构筑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为此就需要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制定和调整现行收入分配政策,将收入分配差距调节到社会可容忍的区间。
各国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标准是根据国际惯例所计算的基尼系数。它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综合各方面的资料测算,我国在1978年以前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16,属于绝对公平;20世纪80年代末基尼系数达到0.28;1995年达到0.39;1996年是0.42;1997年是0.43;1998年是0.46。自1999年到2000年底,基尼系数平均为0.45,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2001年至2003年基尼系数稍有回落,到2004年又超过0.4。这标志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
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城乡居民之间的投入就一直存在较大的差距。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收入在增加,但远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由1981年的2.92扩大到1995年的3.02,目前这种差距还在继续扩大,例如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只相当于城市居民的40%。这种城乡差距大大高于国际标准。国际上的城市与农村的收入比率一般低于1.5,极少超过2。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27%,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50.24%。可见,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业已出现一定程度的相对贫困现象。
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很多。如前所述,历史上城乡收入的差距就很大。近年来还由于以下原因加剧了此情况的发生:
1、大部分国有企业通过深化改革刚刚脱困,效益不高,下岗和失业的职工还比较多。
2、由于市场化发展不平衡,某些行业仍存在垄断强势,因而一些人收入过高。
3、国家税收杠杆调控不力,对高收入者征收个人调节税力度不够;而国家转移支付能力不足,致使在提高城镇居民住房等各项补贴的同时,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方面出现明显滞后。
4、行政干预不当使劳动力和资本长期分别扭曲地集中于农村和城市。由于劳动力和资本缺乏统一的市场配置,在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存在的情况下,城乡经济效率差距很大,必然引起收入上的巨大反差。
在全国年均GDP增长7.2%以上的同时,还应看到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增长不平衡。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效率不高,职工收入增速减缓,又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使近年来社会总需求相对不足。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到底应该是效率优先呢,还是应该首先考虑公平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公平的概念侧重于社会人文价值判断,而效率的概念则更为强调物质成果的有效获得。追求效率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没有效率只能产生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式的公平。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形成合理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则、制度和实现机制。
社会主义社会整体分配体系构筑的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体现以下几点:
1、以生产力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必须要求效率优先。因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加速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把效率放在优先位置,也就是把生产力的发展放在优先的位置。这样才能为有效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的收入水平提供可靠的物质保证。
2、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需要有多层次的社会过程,要将其放在相应的领域中作为侧重点分别加以解决。例如,在生产领域,因为它与生产力发展直接相关,就需要侧重效率优先。而在国民收入和再分配领域,则要侧重考虑解决兼顾公平的问题。还应看到,从普遍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需要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不能超越必要的历史阶段。
3、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体现了构筑社会整体分配体系,全面合理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大思路。
为了有效地促进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实现,还需要建立四个层次的收入分配机制:其一,在企业层次上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这就要求积极推进企业内部分配制度的改革,完善劳动者的主体地位,确立以资产为核心的生产要素分配制度,并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其二,在市场层次上培育收入分配机制,关键是开放生产要素市场,为要素的流动、重组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必要的体制保证。
其三,在政府层次上建立和完善国民收入再调节体系。要从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目标出发,维护社会必要的公平。最主要的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同时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
答:政府经济是一种与企业、个人经济活动相对应的经济行为,即以政府为主体的资源配置及其宏观经济管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政府经济:(1)政府经济活动的主体是各级政府(2)政府经济的客体是参与部分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分配,并对国民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3)政府经济的形式主要表现为政府收入、政府支出以及宏观经济管理。(4)政府经济的依据是社会公共权力。
2、政府支出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答:
一、是体现政府职能原则。财政支出结构与政府职能存在紧密联系,政府职能的范围和方向决定着财政支出的范围和方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财政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弥补市场缺陷,为社会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因此,财政职能必须服从于政府的职能,财政资金供给范围也要服从政府职能范围。
二、是体现社会公共需要原则。国财政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社会公共需要是公共财政理论的基石,规范财政支出结构应体现社会公共需要,财政支出范围应与社会公共需要相符。在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中,必须以公共需要为原则来界定和规范财政行为。
三、是体现社会效益最大化原则。效益涉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大都可由市场解决,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应特别注重社会效益最大化原则。公共产品中的纯公共产品,因其社会效益最高,应首先保证这部分支出,然后再安排准公共产品财政负担的部分。政府应根据公共产品社会效益的不同,分层次、有重点地确定财政支出范围。
四、是注重财政支出结构相互协调原则。财政支出结构的协调主要指结构内部各个要素的相互适应,是明确支出重点与非重点的平衡发展,而不是各个要素不分主次的平均发展。在不同的条件下,各要素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的地位不同,有着明确的主与次、重点与非重点的分别。支出结构的协调是动态的协调,是支出各要素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实现各支出要素之间相互促进的发展。五是体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原则。财政支出结构按行政级别划分有中央、省、市、县、乡各级财政支出,由于各级政府职责权限不同,财政支出范围也不同,即事权与财权应相一致。国家可通过立法等形式确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事权,根据各自事权确定相应的财权。在明确财政职责范围的前提下,合理、科学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范围。
3、公共选择和市场选择的区别是什么?
答:公共选择是一种非市场行为,它与以市场选择为基础的个人和企业决策是有区别的,表现于:
1、消费偏好的表达方式不同虽然公共选择与市场选择都可以归结为以个人的消费偏好为基础的选择,但两者在表达方式上有很大差别。首先,市场选择通过个人的购买力和购买商品来表达偏好,是一种“货币投票”;而公共选择通过选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是一种“政治投票”。其次,投票的权数不同。市场选择的货币投票是以个人消费能力即拥有的货币量为基础,钱多的人权数就大,没有钱的人
也就没有参与选择的资格;而公共选择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无论居民财产状况如何,政治地位都是平等的,实行的是“一人一票制”。因此,有人把市场经济下的个人消费表达方式称为“以足投票”,把公共选择称为“以手投票”。
2、参与的程度不同市场购买行为是个人取得消费利益的必要条件,他如果不购买商品,就无法进行消费。而公共消费则不同,无论个人参与投票与否,都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也不会因为你参与投票而比别人享受到更多的利益。
3、消费偏好的体系不同市场产品的选择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偏好来进行的,个人的每项决策都能真实地显示自己的偏好,因此,选择结果具有明确性,选择过程具有一贯性。而公共选择中政府的每项决策会涉及众多的不同偏好,而且会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许多即使参与选择的人也不一定能充分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如政府的一笔财政资金,有人希望用来建设医院,有人则希望建设学校,还有人希望建设道路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总是希望把各种意见综合起来,使各方面都满意。为了做到这一点,政府往往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照顾这部分人的利益,而在另外一个问题上照顾那部分人的利益。这就使其在处理问题上缺乏目标的明确性和一贯性。也就是说,市场选择是结果明确的选择,而公共选择往往是一种结果不十分明确的“混合选择”。
4、表达偏好的性质不同市场选择是个人自愿的选择,而公共选择是一种带有一定强制性的选择。公共选择的结果是在照顾到一部分人利益的同时,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一旦公共选择的结果已经确定,不管是个人赞成还是反对,都必须接受,因而是有一定强制性的选择。
4、简述社会保障的功能?
答:社会保障的功能,是指社会保障制度作用于社会各个方面所体现出的内在效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保证社会成员生存权利的功能(2)风险分担功能(3)收入再分配功能(4)维护社会稳定功能(5)调节宏观经济平衡的功能。
5、运用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政府经济有何意义?
答:
6、公共物品的公共供给方式及其理论依据?
答:公共物品的提供是政府通过税收方式筹措资金用于弥补产品的生产成本,免费为公众提供产品,用于公共消费。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由于公共物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因此通过市场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实现排他是不可能的或者成本是高昂的,并且在规模经济上缺乏效率。因此,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比市场方式即通过私人提供具有更高的效率。
7、外汇管制的弊端是什么?
答:(1)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引发国际之间的矛盾(2)市场的机制作用不能充分发挥(3)某些商品的成本增高,导致国内物价的上涨(4)限制外资流入,对本国经济的发展并非完全有利。
8、消费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特征?
答:
9、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职能有哪些? 答:
1、政府收入分配职能;
2、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
3、资源配置职能;
10、试述政府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的区别和联系?
答:
1、投资主体和投资能力不同。非政府部门的私人投资,以企业或个人为主体,依靠自身的积累和社会筹资进行投资。
2、投资效的评价标准不同。一般而言,私人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直接的经济效益,实现私人投资的价值增值,因此,其投资评价的标准,就是利润的最大化,出发点是企业或个人的微观利益。
3、投资范围不同。由于各个投资主体在经济社会中的角色和所承担的职责不同,其投资所追求的收益也有较大的差别。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由大量的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产品,从而使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分工并不总是十分明确,还存在着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的交叉投资部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体制发生转变,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等条件的变化,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的领域也可能发生改变。
11、什么是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
答:购买性支出:是指政府以购买者的身份在市场上采购所需的商品和劳务,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政府购买性支出,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即实行等价交换。对市场运行而言,购买性支出,对消费和生产具有直接影响,可广泛用于调节各项经济活动。一定时期内政府购买性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对市场物价、有关产业发展有重要调控作用。
转移性支出:是指预算资金单方面无偿转移支出,如社会保障支出、财政补贴等。转移性支出,由于是价值单方面无偿转移支出,就不可能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而是为了实现政府特定的经济社会政策目标。
12.解决外部效应的政策有哪些?
答:1.命令与控制政策:直接管制.2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庇古税和补贴.可交易的污染许可证.13.如何看待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政府经济行为?
答: 应该这么说,现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法律还没有西方发达国家那么完整,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他换还是要用政府行政手段来干预市场,因为市场不是十全十美的调节体制。我国是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说白了就是在政府掌控的市场经济。行政手段有很多,比如货币政策,限价,政府补贴,政府采购。等。
14.联系实际论述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答: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制度、政策公平促进效率。政策、制度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它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到效率。政策制度的公平有利于效率的提高,最典型的莫过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对生产效率的促进。政策的公平合理促进效率的提高,反之,政策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则导致低效率。
15.简述影响宏观税负的主要因素。
答:
1、各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
2、区域间产业结构。
3、各区域间政府职能范围。
4、宏观税负水平本身存在的数量极限。
5、各区域间税收政策因素。
6、各区域间税收征管因素。
7、其他因素。
16.预算管理体制的内容是什么?
答:
一、预算管理体制的内容
确定预算管理的主体和级次
一级政权构成一级预算管理主体,中国共有五级。
预算收支范围的划分
国家财力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如何分配,是预算管理体制的核心内容。
二、中国的预算管理权限划分
人大:审查批准本级草案及执行报告
人大常委会:监督执行,审查批准本级调整方案及决策
政府:编制预决算草案、向人大汇报、汇总下一级、组织执行、决定动用、编制调整方案、监督各部门及下级的执行
财政部门:具体编制草案及调整,定期汇报
三、预算调整制度和方法
由财政部门提出并编制预算调整方案,经同级人大常委审查批准后方可执行,并报上一级政府备案来源。
17、试论完善与健全有中国特色政府经济公共选择制度?
答:
1、加强各级人大对政府经济的监督力度,政府经济是社会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纳税人缴纳的税收,财政支出应为纳税人的利益服务,其它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也要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代议制民主制度,人大代表代表其选民参加社会事务管理,参与公共选择过程,加强各级人大对政府经济的监督力度,是我国公共选择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2、进一步提高政府经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除立法机关的监督和制衡之外,在政府体制内的决策中,需要进一步提高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3、扩大基层民主,拓展社会公众参与政府经济决策的途径,随着我国社会公民受教育程度、文化素质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的民主意识进一步增强,再加之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活动日趋复杂,扩大基层民主,拓展社会公众参与政府经济决策途径,成为我国公共选择则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4、加强政治协商,提高公共选择水平,在我国政治协商制度下,参加政协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具有专业人士密集,联系面广,社会影响广泛的特点。在政府经济管理中,加强政治协商,是我国公共选择制度的重要环节。
政府经济学在国内大约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1988年春秋出版社(北京)出版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斯蒂格里兹(Joseph E.Stiglitz)的《Economics of Public sectors》(《公共部门经济学》1986),当时书名译为“政府经济学”。该书以美国的政府、政治及经济过程为对象,主要分析公共部门的行为,其中以政府支出和税收为主。书中的分析单位以联邦政府为主,也谈到州政府。作者的出发点是混合经济下的政府作用,分析的依据是福利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和公共选择学派的公共物品理论。
斯蒂格里兹把公共部门经济学当做一种经济学,从“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为谁生产和如何决策”这些经济学通常要回答的问题来定义研究对象,认为公共部门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它侧重于研究在公共部门中如何充分利用资源。公共部门经济学“是关于政府的作用,公共部门内部选择范围的限度,政府对私营部门的诸决策的影响程度等的一门学问”。具体而言,即研究社会资源中应该用多少来生产公共物品;什么时候政府应该对这些公共物品的生产负有直接的责任,什么时候政府从私人企业中挑选这些公共物品;什么公共物品应该生产,谁从公共物品中受益;“有一个领域是政府经济学而不是经济学其他分支所特别关心的,即集体选择的确定过程”。在给出政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后,他又进一步指出政府经济学的研究集中在政府活动上,包括三个方面:
搞清政府参与哪些活动和这些活动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尽可能地理解与预测政府这些活动的全部结果;
评价各种政策。
斯蒂格里兹认为,公共部门经济学中既有实证经济学的内容,又有规范经济学的内容,这其实已经不是典型的经济学了。
从公共部门的角度谈政府经济学的还有“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早在1980年,斯蒂格里兹就与安东尼·E.阿特金森合著出版了《Lectures on Public Economics》的中译本——《公共经济学》。他们对“公共经济学”和“公共部门经济学”没有作严格的区分,认为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但在这里斯蒂格里兹和阿特金森特别指出了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关系,认为公共经济学发端于财政学,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是公共部门的主体,所以财政学是公共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公共经济学对财政学有所扩展,“更注重财政收支对整个经济产生的影响,同时也更注重严格的数理经济分析”。“公共经济学还研究公共经济部门本身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即回答为什么需要有公共经济部门,其活动的领域„„还涉及公共部门产品的定价问题和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节问题”。1 以政治学的眼光,《公共经济学》一书中对政府和公共部门没有进行区分,这是该书的一个疏漏。
1993年英国经济学家彼·M.杰克逊发表了《公共部门经济学前沿问题》(Current Issues in Public Sector Economics),表明公共经济学已经从美国走向世界,得到西方学界的普遍认同。作者也强1 蔡江南等:见安东尼·E.阿特金森等著:《公共经济学》(Lectures on Public Economics),蔡江南等译,“译者的话”,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版,1994。
县域经济既是一个区域经济概念, 又属农村经济的范畴, 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经济政府是一个集合概念, 包括县政府和乡、镇政府 (本文简称县乡政府) 。县域经济发展的好坏, 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村地区的全面振兴, 更关系到我国全面构建小康和和谐社会的长远目标。在县域经济发展中, 县域经济政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以其财政收支活动引导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 并为县域经济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但当其财政活动持续出现收不抵支时, 县乡政府就会陷入负债的困境, 致使县乡政府职能部分或全部丧失, 进而制约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县乡政府负债问题十分严重。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显示, 从全国来看, 早在2001年全国就有一般预算赤字县731个, 赤字面达到35.6%, 全国乡镇政府负债总额为2200万亿元, 平均负债总额400万元, 中西部地区更为严重。如果不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县域经济政府负债问题, 必将对我国财政金融的稳健运行带来严重的后果。本文将从理论上全面审视县域经济政府负债现象, 并建立起县域经济政府适度负债的概念框架和指标体系, 进而分析县域经济政府过度负债的风险, 在此基础上提出防范负债风险的政策措施。
2 县域经济政府负债的内涵
县域经济政府负债既是我国公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目前最为困扰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因素。从会计学的角度讲, 负债是债务人依法对债权人所承担的全部经济责任或义务。相应地, 县域经济政府负债是县乡政府依法对债权人所承担的全部经济责任。但县域经济政府负债仅从会计学的角度理解是不够的, 会计学上的负债主要是从静态的角度加以解释, 而县域经济政府负债应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分别加以理解。动态的县域经济政府负债是指县乡政府以债务人的身份向债权人举借债款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终结产生了县乡政府债务增量, 它和以往县乡政府举债形成的债务存量一起构成县乡政府债务总量。静态的县域经济政府负债一般是指债务存量概念, 也即县乡政府及其关联的单位以债务人的身份举借的各种债务, 它往往是在政府履行职能的过程中, 因各种原因发生的各种债务构成的总和。因此, 县乡政府动态的负债过程形成了静态的债务总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目前我国县乡政府的一部分负债并不是依法进行的, 而是存在隐性操作。
根据债务形成与县乡政府之间的关系, 以及需要县乡政府偿还的直接程度, 县乡政府债务可划分为直接债务和或有债务两类。目前的县乡政府直接债务主要有历史累积的财政周转金借款、政策性借款 (如政策性银行贷款) 和商业性借款 (商业银行和农信社贷款) 、中央国债转贷和其他直接债务 (如拖欠工资, 向企业法人和个人的借款等) 。直接债务是县乡政府在任何条件下都无法回避的责任和应当履行的偿债义务。或有债务则是县乡政府在特定条件下必须承担的责任和履行的义务, 其中一类是县乡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致的债务。包括政府担保债务、地方投资所欠债务、地方政府不规范行为所形成的债务和地方政府的延期支付 (如拖欠工资) 等。另一类是县乡政府承担的社会性债务。主要包括地方金融机构债务、社会保险资金缺口、粮食棉花采购和流通中的累计亏损挂账、国有企业转制中的下岗人员安置问题、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救助等。
3 必须正确看待县域经济政府负债现象
县域经济政府负债已成为我国的一种普遍的财政现象, 防范县域经济政府负债的风险, 就必须正确认识县域经济政府负债的动机和必然性。
(1) 县域经济政府负债并不违反现行我国的制度规定。县域经济政府属于我国最基层的地方政府, 现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二十条“地方各级预算按量入为出, 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 不得列赤字”的规定, 县域经济政府在法律层面上是无权发行地方公债的, 但这并不等于县域经济政府就完全没有负债, 或不能有债务。相反, 目前各县乡政府都通过各种形式的融资行为包括不规范的甚至是暗地操作的举债方式获取资金, 从而形成了无法估计的债务规模。
(2) 县域经济政府负债的动机是十分明确的。我国县域经济政府举债的动机来自多方面:一是平衡财政预算收支。追求财政收支平衡, 是各县乡政府财政收支活动的基本目标之一。加之在现行《预算法》的规定下, 不允许我国地方政府预算列出财政赤字。县乡政府在向上级政府财政部门报送年度预算时, 对收不抵支的预算缺口, 只能依靠借款平衡预算。这种动机归根结底是外生的, 是现行预算管理体制的产物。二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当前, 加快县域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居民生产生活条件, 加快经济发展, 已成为县域经济政府的第一执政要务。三是维护社会稳定。县乡政府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具有重要的责任。按现行财政支出责任划分, 县乡两级政府需要提供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弥补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缺口、地方社会安定等具有明显外部效应的公共物品, 这些支出均与社会稳定有关。当政府财力不足时, 就只有举债来满足这部分资金需求。
(3) 县乡政府适度负债是必要的, 也是必须的, 是符合效率要求的。长期以来, 资金紧缺一直是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理论上讲, 县乡政府负债是县乡政府调控县域经济的重要辅助手段, 它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困难, 成为县域农业产业化、企业改革与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从现实来看, 县乡政府适度负债有其必要性。县乡政府如果为县域基础设施融资负债, 对促进经济增长是有益的, 而且也符合效率要求, 它可促进经济主体有偿使用财政资金, 促使用款单位增强风险、责任与约束意识,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同时, 政府适度负债并作为信用资金反复周转使用, 不仅能增加财政再投资的能力, 集中力量向制约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环节投入, 而且还可为经济持续发展改善落后的基础设施, 增强发展后劲, 因而, 允许县域经济政府适度负债所引致的经济效率会明显抵消其负债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
(4) 县域经济政府适度负债不会存在风险, 只有过度负债才会导致风险产生, 并带来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县域经济政府负债在我国已成为一种客观事实, 我们认为, 只要县域经济政府将债务控制在严格的适度规模范围内, 就不会存在风险。但如果县乡政府债务的需求膨胀, 导致实际债务规模突破适度临界点而产生过度负债时, 县乡政府债务风险就会产生。一般认为, 风险是指资产及其收益蒙受损失的可能性, 县域经济政府债务风险则是县域经济政府不适当的举债活动或举债行为给政府本身以及社会经济带来的各种潜在危害和损失的可能性。把政府债务风险简单地等同于财政风险是不正确的。政府债务风险仅是财政风险的一个方面。当财政收支总量平衡, 但支出结构不合理导致重大损失仍属财政风险范畴, 而不是债务风险。
4 县域经济政府适度负债规模的理论界限
(1) 县域经济政府适度负债有严格的条件限制。
这主要是:①在县域经济政府举债之前, 必须先建立适当的监管和申报制度 (黄佩华、迪帕克, 2004) , 让政府举债公开、公正、透明。②不能用举债的资金弥补经常性赤字的差额。如果经常性预算出现差额, 说明县域社会管理成本太高, 必须从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入手 (而不能靠举债) 来弥补缺口;③县乡政府债务资金的投资收益率一定要高于举债成本, 或者通过政府举债对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资源分配的影响, 能够促进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并促进县乡财政的良性运行 (张秀英等, 2004) 。④县域财源比较充裕, 二三产业比较发达, 财政收支可以实现平衡, 即便有举债, 也有足够的偿还能力作为保证。
(2) 县域经济政府适度负债规模的理论界定。
受制于适度负债的严格条件, 县域经济政府适度负债规模有其客观界限。只有确定适度的债务规模, 才能把县乡政府债务限定在社会各方面所能承受的界限之内, 避免债务过度导致各种不良后果产生。确定县乡政府债务适度界限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加以考察:首先在需求方面。从理论上讲, 当县乡政府持续举债的边际效率等于边际成本时, 政府债务有效需求则达到极限。从现实来看, 县乡政府债务实际需求量取决于经常性财政赤字和建设性财政赤字的大小。经常性赤字需求一般是刚性的, 有多少赤字就得有多少债务弥补, 建设性赤字需求则是有弹性的, 需要多少债务应视客观经济条件而定, 特别是纳税人的实际需求。很明显, 只有适当的建设性赤字需求才能满足边际效率等于边际成本的条件。其次在供给方面。县乡政府债务的供给量取决于社会应债能力和政府偿债能力, 二者的最大值均取决于当年县乡的有效产出, 即GDP的总量。其中政府的偿债能力是最关键的因素, 它是当年县乡财政所能筹集到的用于偿债的资金总量, 主要来自政府预算支出、偿债基金积累和举借新债还旧债。无论哪种形式的偿债资金都要落实到税费的增加上, 最终要靠县域经济发展带来的财源增长。
5 县域经济政府负债指标的设置和风险的测定
考察县域经济政府负债的规模, 需要构建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 以便对县域经济政府债务风险及财政收支状况进行监控。为此, 我们将县域经济政府债务指标体系设置为以下三组:
第一组:核心指标组。包括: (1) 债务负担率。是指一定时期县乡政府债务余额相对于县乡GDP的比例。它反映县乡政府债务总量对县乡经济发展的影响。根据欧盟国家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债务负担率一般要控制在当年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60%以下。作为基层政权的县乡政府, 债务负担率的警戒线还应该更低一些。 (2) 财政负债率。它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县乡政府债务余额相对于县乡财政收入的比例。该指标越高, 表明县乡政府要动用更多的财力偿还债务, 而用于其他公共服务支出的资金就会越少。 (3) 财政偿债率。又叫债务清偿率, 它是县乡财政当年还本付息额与当年县乡财政收入总额的比例。用该指标并借助其他指标, 可判断县乡政府负债偿还能力的高低。 (4) 债务依存度。就是当年县乡政府债务收入与当年县乡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 它反映当年县乡财政支出中有多少依靠借款来实现。该指标越高, 表明县乡政府对债务的依赖性越大, 自有财力就越弱。国际上通常认为债务依存度不宜超过30%。 (5) 居民个人负担率和居民个人偿债率。居民个人负担率是一定时期内县乡政府债务数量相对于居民个人纯收入的比例 (宋洪远, 2004) 。该指标反映居民纯收入中有可能用于清偿债务的资金比例, 比值越高, 居民债务负担越重。居民个人偿债率是县乡政府债务当年还本付息居民人均额与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牛竹梅 (2002) 认为, 当年个人债务负担率不宜超过10%, 个人偿债率不宜超过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
第二组:结构指标组。包括: (1) 县乡政府内、外债比例; (2) 县乡政府债务期限结构; (3) 县乡政府直接债务与或有债务的比例; (4) 应债主体债务比例。
第三组:弹性指标组。包括: (1) 县乡政府债务余额增长率/县乡GDP增长率; (2) 县乡政府债务余额增长率/县乡财政收入增长率; (3) 县乡财政年偿债额增长率/县乡财政收入增长率。
上述第一、二组指标基本上是从静态的角度来测度县乡政府债务风险, 第三组指标则从动态的角度来揭示债务风险的变动程度。在实际测算中, 应当综合加以运用, 以第二、三组指标作为参考指标。根据第一组指标的数值反映, 并沿用王亚芬等 (2004) 的财政风险预警方法, 我们可以将县域经济政府债务风险程度划分为四个区间:安全区、低风险区、高风险区、危险区。将这4个区间分别赋值:安全区为0分, 低风险区为1分, 高风险区为2分, 危险区为3分, 将每一个时点上的风险指标的得分值记为:Sm, t=1, 2…m, 表示样本数量, n=1, 2…i, 表示指标数量, 对每一类每一个指标依据其与债务风险的相关程度的不同, 赋予其不同的权重:ωk, k=1, 2…m, 整个指标体系最后得到综合评价指数:undefined。当一时点上指标综合值为undefined时, 则债务危机爆发;如同一时点上所有指标的综合指数都为0, 则表示并不存在债务风险;若最后综合指数值落在一个中间范围内, 则将依据最后的风险指标界限值来判定该时点落在哪个风险区间, 属于何种风险状况。
在确定风险指标的综合作用方式后, 就必须确定相应的指标界限, 才能得到该时点上指标的评分。参照相应指标国际警戒线, 并根据县乡政府债务资金实际运行状况, 我们以核心指标为依据确定了相应的指标体系界限值, 如表1所示。为了比较准确地测度政府债务风险, 可以确定出6个指标, 并划定安全区、低风险区、高风险区和危机区。每个指标设置不同的权重值, 每个时点由各个指标值的具体分布及权重决定不同的指数分数总和, 通过这些总和分数段的不同, 得到不同的评估信号, 就进一步得到表2。若得分为10-30分, 则为县乡政府债务安全, 债务规模适度;若得分为30-50分, 县乡政府债务陷入低风险;若得分为50-80分, 县乡政府债务陷入高风险;若得分为80-100分, 县乡政府债务陷入危机。
说明:该表中的综合分数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也应该伴随一定的经济周期对财政债务状况具有针对性的调整, 并和世界性的预警指标加以对比及修正。
6 县域经济政府负债风险的防范对策
当前我国县乡政府负债已超过理论上的适度界限, 衍生出了巨大的风险。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际上已经超过金融风险, 成为威胁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头号杀手 (魏佳宁, 2004) 。为防范县域经济政府风险,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改革地方政府预算管理体制。修改《预算法》, 从法律上赋予地方政府适度负债的必要性和合法性, 允许地方政府预算列出财政赤字和发行适量的公债, 开放地方公债市场, 要求政府负债公开化、透明化, 将政府负债置于公开的统计体系和社会的监督之中, 并建立起严格的负债申报和监管制度。
(2) 完善分税制的财政收支体制。分税制财政体制要求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 应事先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 再明确其财权。在我国财权稀缺的情况下, 应建立起中央、省、县三级核心的政府体制, 乡镇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 乡财政可以交由县财政统一预算。为此, 需要重新界定县域政府的支出责任, 规范县乡政府投资范围, 并给予相对应的财政收入权, 使县域政府在分税制框架内获得事权与财权相对称、收支对等的权益保障机制。
(3) 加大中央和省市对县乡转移支付力度, 摊销债务存量。当前, 各县乡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是无法由县域经济政府自行消耗的, 必须由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和县乡财政共同分担, 可按各分摊1/3的标准消化债务, 贫困县乡债务应当由中央和省级政府分摊, 这需要中央和省级财政增加对县域经济政府的转移支付比例, 以降低县乡政府负债的风险。
(4) 改革县乡行政管理体制。按“小政府、大市场”的要求精简县乡政府机构, 分流过多的行政人员, 培育一支勤政廉洁的县乡公务员队伍, 减少政府消费性支出。改革县乡政绩考评机制, 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改善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评价。
(5) 建立县域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应根据县域政府负债的类型和特点, 建立起完整的债务统计指标体系和风险预警区间, 对可能出现的县域政府债务风险及早预警和防范。
摘要:县域经济发展是我国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县乡政府以其财政收支活动对县域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督促政府合理负债, 促进县乡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关键词:县域经济,政府,负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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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政府会计监管;会计信息 ; 经济学
一、政府会计监管的背景及含义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会计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物品① 和社会资源,在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强内部经营管理和国家宏观调控服务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人们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然而,由于受到巨大利益的驱动和会计信息的不对称,会计信息提供者所生产和披露的会计信息的“含水量”也越来越高。会计信息失真、造假现象严重。特别是近几年来,由于美国安然事件以及在最近我国资本市场上发生的一些腐败案件,使人们对会计行业自律的严密性、独立性、政府在会计监管中发挥的作用产生了颇多的质疑,于是会计的理论界和实务界针对如何加强政府会计监管、政府在会计监管的必要性、作用与意义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那么,什么是政府会计监管呢?当前人们对会计监管的含义有这么几种观点:第一种认为,会计监管是政府或会计职业团体对会计工作的干预,以确保会计工作能够合理、有序的进行。第二种认为,会计监管不仅是对会计工作的干预,更是对会计工作质量的保证。若只把会计监管片面的理解为“干预”,那必然是间接的,而会计监管本质上要求必须具备经常性、全面性、连续性特点。第三种观点认为,会计监管主要是为了弥补市场竞争的先天性缺陷——个体利益膨胀导致整体利益无法实现最优,而建立的一种让利益各方进行有效博弈的制度,因此会计监管可以看作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
一般意义上的会计监管是对会计主体生产和披露会计信息所进行的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 这里的外部监管包括会计行业自律(如会计师协会)、民间监管(如公共媒体等)以及政府的监管。
可见 ,政府对会计的监管也是从外部的角度进行的,由于政府地位独立,与被监管者没有依附关系和利益联系,同时它有法定的权威和强制力,可以对违法的被监管者依法实施制裁,所以笔者认为政府会计监管就是政府为了保护市场各参与者的利益,促进资本市场和经济的有序发展和运转,通过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指导或强制会计主体会计信息的生产和披露的行为。
二、政府会计监管的优点
(一) 政府会计监管弥补了会计市场存在的缺陷
会计市场“交易”的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会计信息。对于供给者来说,提供会计信息除与其他商品一样要花费明显成本(如会计人员工资、账簿凭证费用、资料搜集整理费用等) 以外,还要承担一些隐性成本 ②,如为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就可能泄露企业的商业机密;因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可能会引起股价的波动,或影响企业的筹资能力。由于会计信息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作为供给方的企业,常常利用自身占有信息资源的优势进行舞弊。即使企业管理当局没有舞弊的初衷,但由于其提供的这种特殊商品比较容易为其他企业特别是竞争对象模仿,产生“搭便车”现象,从而对企业本身的经营造成诸多不利。这时,作为手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就可以凭借其自身的地位和权力,采取措施减少这种不对称,从而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
(二)政府会计监管使委托代理的链条能够正常运转
现代企业的发展导致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两权分离”同时伴随资本市场的发展。股东分散化程度的提高,使得企业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控制力受到削弱。在关于企业经营状况等相关信息的占有上,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信息的非对称分布,前者在信息占有上处于劣势,成为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委托人,后者由于占有信息优势而成为“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人。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问题就在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更糟糕的是他们的目标常常不一致。这样一来,委托人为了制约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而不计代理成本,使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企业收支失衡。同时,委托人方面的强势地位和道德风险问题也需要关注。这时,由一个能够代表所有委托方利益的机构或者团体实施会计监管便成为现实的需要,政府责无旁贷地承担了这一重任。
(三)政府会计监管能够控制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
政府监管部门的一项基本职能是确保上市公司对外披露会计信息的质量。目前,就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而言,占绝对控股地位的国有股东缺位,分散的社会公众股所产生的牵制力量又很弱小,公司内部人员控制现象严重。因此,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控制不仅有赖于会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规范,还有赖于强有力的政府监督和管理。事实表明,加强政府监管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确实能产生很好的效果。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政府监管,充分发挥监管在会计信息质量控制中的积极作用,对于改变目前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现状有着重要意义。
(四)政府会计监管在当前处于转轨时期的我国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不发达,资本市场尚未完善,旧体制的惯性以及证券市场某些投资者的投机行为,也使这部分会计信息需求者甚至并没有对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需求。另外,由于我国的个人以及机构投资者数量有限,有相当数量的人对会计信息没有较深的理解,有的可能还看不懂财务报告,客观上也为企业的会计造假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在这种环境下,对于会计信息的监管应该多一点“强制”,少一点“自由”,现阶段的会计监管仍应以政府行政监管为主(刘永泽、张玉娇,2003)。
我国加入WTO 后,会计作为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在国际竞争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政府要发展经济、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就必须监管会计。
当前,我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是由政府财务部门领导的,独立审计准则也是由财政部制定颁发的,体现了政府监管的特点。但是,由于各级注册会计师协会力量有限,有的权威性不高或业务水平限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另外,从安然事件等的发生看,独立审计准则由注册会计师协会制定,执行也由注册会计师协会检查自律,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当今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多方博弈的市场经济中,仅仅依靠哪一个行业自律性组织来进行会计监管都是不现实的和无效的。所有这些,都使得政府对会计的干预有了现实的意义。
三、政府会计监管的缺陷
(一)政府垄断会计规范制定权导致政府行为的低效率
政府在对市场的垄断性实施干预的同时又形成新的垄断。由于政府的特殊地位,立法给予了政府会计规范的制定权,却没有明确政府会计规范制定低效或无效时应承担的责任,政府的权力与责任是不对等的,缺少有效的激励,缺乏监管效率高低的衡量标准,量化上的困难又增大了考核的难度,难以评估政府监管产出的质量和运行效率。
(二)政府监管目标的多元取向导致政府角色的冲突
政府的监管目标是多元的、难以测度的。特别是在经济转轨时期,政府往往集资产所有者与管理者于一身,政企难以做到真正分离。以上市公司的财务会计信息披露而言,政府集会计信息提供者(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委派财务总监、总会计师)、使用者(决定国有资产收益分配的合理性、进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监督者(政府审计和证监会检查)于一身,政府一手要抓好几个“球”轮流在空中转,即使使出浑身的解数,也难免有“球”落地的危险。政府的多元利益目标取向,一使政府存在深刻的角色冲突,有可能利用其社会管理者的垄断权力来谋取其所有者的利益,维护政府部门的自身利益而不是社会利益,违背公平的市场交易原则;二使政府的活动空间增大,对政府的监督难度也随之增大;三使政府对上市公司的要求多元化,政府的行为演变为上市公司的行为,既要求上市公司参与市场竞争实现盈利,又要上市公司承担众多的社会责任。这种以两种标准评价和监督上市公司履约行为的方式,极易导致上市公司利用相互矛盾的目标函数行使机会主义行为,进而使政府监管无所适从。
(三)政府会计监管部门之间的不协调性 ③ 导致会计监管效率的下降
政府会计监管的政策应是集体协调(包括部门内部的协调和部门之间的协调)的结果。群体力量在有效机制的约束下能取得“1+1>2”的效应,否则是负面的抵销效应。如对上市公司会计的规范,美国SEC经过慎重的投票表决,将会计准则的制定权转给完全具有民间性质的会计职业界,自己则保留对会计准则的裁定权。该方式既能够充分发挥职业界的才智,又能节约大笔财政经费,更增强了会计准则的公允性,从而提高了会计准则被遵循的程度。长期以来我国证监会与财政部之间的关系在立法上并未理顺,存在着权力上的重叠与交叉。如财政部负责制定所有企业的会计准则(包括披露准则),而证监会则负责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权力上的界定不清,导致了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其直接后果是不协调甚至矛盾的“红头文件”纷纷出台,朝令夕改、变通性解释大量存在,使企业会计处于疲于应付、无所适从的局面。
(四)政府会计监管产生了新的信息不对称④ 问题
政府对市场的有效干预依赖于对市场信息的全面、及时和准确把握,片面、过时和失实的信息必然带来决策的失误和管理上的顾此失彼,其结果是导致整个证券市场运行效率的降低。由于监管者处于社会层级结构的塔尖,其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显著。虽然依靠政府的权威可获取任何一种信息,但政府获取的信息是自下而上逐级汇总、累积的结果,信息传输中的时滞、错误、虚瞒等弊端不易克服,信息的充分性和代表性难以保障。当信息累积到一定程度足以引起政府的重视时,一则已经导致了较大的社会损失,二则政府需进行大的结构调整,对经济和社会产生震荡性影响,增大政府的决策成本。即使收集到适当的信息,由于“人们的决策实际上就是以既有的知识结构作为解释框架去解释新获的信息结构的所谓真实涵义,然后决策并采取行动。”因此,监管者的素质对于监管的效率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五)政府会计监管供求机理的扭曲状况导致监管的过度或者不足
作为公共物品的政府会计监管难以形成一个合理的价格机制,难以显示统一的社会偏好,易于出现需求过度和供给膨胀的供求机制扭曲状况。前者如使用者对虚假信息陈述恶性案件的过分敏感,新闻媒体、律师等的推波助澜,监管的受益者对政府监管的积极要求而不考虑对整个社会增加的监管成本等等,都会导致政府监管所能发挥的作用被不适当的夸大;后者如政府官员任期以及再次竞选的政绩压力,政府过分自信有能力纠正市场缺陷,基于部门利益的争权,政府监管不受成本效益原则的严格约束,监管效果难以考察等等,都会导致政府对监管的过量提供,出现监管低效甚至无效,增大社会成本。因此,要得到一个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监管政策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监管的矛盾。在自由市场中未能解决的问题,在政府干预下也未必能够提供一个优化的答案,政府的介入可能会使供求扭曲的状况更加严重和复杂化。
四、我国政府会计监管的适度性 ⑤ 分析
我国政府的会计监管存在着监管过度和监管不足并存的局面。一方面,我国政府中存在着众多会计监管机构,耗费于会计监管的财政支出数额巨大;另一方面,政府会计监管的成效却很不理想。深圳原野、红光实业、琼民源、银广厦等恶性案件不断出现,会计违规行为越禁越多。政府监管不足或者过度都可以导致会计监管的低效,因此,不要盲目地将出现的会计信息虚假问题简单地归因为监管不足而不断的强化监管。应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针对监管不足和监管过度的领域,分别采取措施辨证施治,才有利于走向适度监管的目标。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政府会计监管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对企业全面的、彻底的监管制度,但监管过度的问题依然存在,政府主导下的渐进式会计改革使计划性监管和市场性监管之间的磨合不是短时期能够完成的。在监管不足和监管过度并存的情况下,进行双重取向的政府会计监管改革的难度更大。
注:
① 公共物品的概念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进行界定的,会计信息作为公共物品一旦失去必要的约束,由于会计信息的不对称就会导致市场的失灵,因此加强政府的会计监管是很有必要的。
② 隐蔽性成本是会计主体在提供会计信息时进行成本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学者认为隐蔽性成本不应成为提供会计虚假信息的原因,会计主体提供的会计信息应该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与可靠性。
③ 政府监管的不协调性,主要表现为我国会计监管的多头领导、多头监管。监管的权力和责任混淆不清,各个不同部门的相关立法时常有矛盾,协调性差。这样容易造成有事多人管,出了问题无人负责、互相扯皮的现象。
④ 政府监管本来是要缩小会计信息生产和披露不对称程度,但由于政府的特殊地位,新的会计信息不对称现象时有发生,这就要求政府要提高监管的效率,通过科学民主的程序,做到监管决策的科学、集中、高效。
⑤ 适度性是政府会计监管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课题,如何做到适度性,学者们已做了很多的研究,但这却是一个理论上可以说的清楚、实践中很难做到的棘手问题。相信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这一问题将得到更为有效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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