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意义(精选8篇)
重要讲话,鲜明提出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系统阐述新形势下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一系列带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为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正确把握和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努力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
充分认清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
军民融合发展,是兴国之举,是强军之策。和平时期,军民融合步伐越快,越能赢得发展先机;未来战争,军民融合程度越深,越能赢得战争胜利。习主席明确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充分体现了对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深谋远虑,体现了对富国强军的整体设计布局。我们要充分认清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的使命感责任感。
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的重大课题。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艰苦探索,不断深化对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认识。毛主席早就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邓主席提出要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道路。江主席强调“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胡主席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着眼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科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提出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推动两者协调发展、平衡发展、兼容发展。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深刻总结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科学把握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是党治国理政思想的新发展,把我们对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
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兵不强不可以摧敌,国不富不可以养兵。富国和强军,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一方面,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为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奠定了雄厚物质基础。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推进军民融合,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增强国家战争潜力和国防实力。另一方面,我国正处在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随着经济总量、综合实力不断上升,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也在不断增多,体量越大,承受的外部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内部矛盾就会越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国家总体战略中兼顾发展和安全,找到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黄金分割点,既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又遵循国防经济规律和信息化条件下战斗力建设规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和战斗力生成模式同步跨越,实现经济实力与国防实力同步发展。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大举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习主席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的战略布局,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大局,是各项工作的统领和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既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力量保证。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是实现富国强军的战略抉择,也是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题中应有之义。把军民融合发展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去谋划和推动,有利于国防和军队建设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进一步提升国家现代化建设整体水平。同时,国防和军队建设又通过自身发展,在为其他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的基础上,推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持续健康发展。只有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之间建立一个有机统一、良性互动的纽带,使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才能更好把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科学把握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内涵要求
习主席关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往哪里深、怎样深的重大问题,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鲜明的时代特色。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全面准确把握。丰富融合形式。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刚进入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的过渡阶段,需要不断丰富各系统、各领域的融合形式,实现军地科技成果、人才、资金、信息等要素交流融合。要加速高新技术军民双向转化,推动高新技术在国防领域、民用领域的双向流动和高效利用,提高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自主创新能力。要抓住国家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契机,采取依托式、互动式、嵌入式和预留接口等多种方式,贯彻国防需求,打破行业壁垒,促进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一体融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要发挥民营实体运作机制灵活、创新能力强等优势,通过科技联合攻关、信息共享等手段,进一步发挥民营企业为部队服务的作用。把行政手段与按市场规则办事结合起来,在保持适度运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的同时,积极探索与价值规律、市场化运作相适应的利益驱动机制,确保军民融合良性发展。
拓展融合范围。军民融合是不断促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紧密结合的过程,融合的广度是衡量军民融合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要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拓展,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在继续推动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后勤保障体系和国防动员体系深度融合发展的同时,向海洋、太空、信息网络、电磁空间等新兴领域全方位延伸。要从国有企业向多种所有制企业拓展,由主要依靠大型国有军工骨干企业,向依托国有、集体和非公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延伸,充分发挥不同类型企业各自优势,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生机活力。要从军事领域向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拓展,将原来部门、单位“珍珠散落”式的松散格局向有机结合、有序流动、一体运行的紧密格局转变,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都处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之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经济社会资源的军民共建共管、共享共用。
提升融合层次。军民融合事关经济与国防两大体系的重大关系调整,事关国家整体建设结构及重要政策制度的调整,必须在融合层次上向高层拓展。要从领导体制上提升融合层次,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搞好顶层设计,加强宏观管控,建立权威高效、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从国家层面加强统筹协调,正确处理军队与地方、整体与局部、短期与长远,以及行业之间、区域之间的关系。要从协调机制上提升融合层次,着力建立健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军地协调机制,构建职责明晰、分工明确、组织精干、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运行有效的工作机制,加强军队和政府之间、军队各部门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沟通联络机制,完善军地双方定期重大情况通报制度等,形成规范的沟通渠道和工作程序,稳步推动军民融合发展进程。要从制度体系上提升融合层次,制定完善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发展相关制度,解决制度规范不足、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在制度化轨道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实现从主要依靠行政向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并用转变。
以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工程,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近年来,我们在军民融合发展上积极探索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还存在思想观念跟不上、顶层统筹统管体制缺乏、政策法规和运行机制滞后、工作执行力度不够等问题。我们必须勇于正视问题,坚持问题牵引,拿出思路举措,以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问题解决,实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强化大局意识。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要树立一盘棋思想,以宽广的战略视野和世界眼光,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思考问题、推动工作,坚持在大局中谋融合、促融合,不以个人得失、局部得失、当前得失为出发点,要将国家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置于部门利益、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之上。要充分理解融合、大力支持融合、积极参与融合,坚决防止和克服“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愿意融别人、不愿意被别人融”“共享别人的资源可以、分享自己的资源不行”“我的地盘我做主”等不良问题和倾向。要坚持在大局下筹划、在大局下部署、在大局下行动,按照职责和分工抓好军民融合发展工作任务,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落实到位。
强化改革创新。打破军民二元分离结构,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根本出路在改革创新。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打破计划经济、自成体系、自我保障等落后保守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紧紧跟上变革节奏和时代步伐。要注重运用市场手段,激发市场主体参与军民融合发展的积极性,按照市场供求规律调整融合项目,引导资源向有利于融合的方向配置,实现经济社会资源和国防需求的无缝对接,切实发挥好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坚决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重大改革任务,着力解决制约军民融合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努力形成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顺畅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国家主导、需求牵引、市场运作相统一的工作运行体系,系统完备、衔接配套、有效激励的政策制度体系。
强化战略规划。一项重大战略的实施,需要规划先行、谋定后动。军民融合涉及军地两大系统和多方利益关系,需要国家通过长期战略规划来强力推进。要搞好总体设计,加强调研论证,科学制定谋全局、管长远的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规划,明确阶段性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举措等。现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军队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正在论证和制定,要在汲取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同步展开军民融合发展规划的论证和制定,把军民融合更全面、更系统地纳入国家和军队发展“大盘子”。要抓好规划落实,国家层面规划出台后,根据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部门军民融合的特点、规律和现状,制定各领域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明确责任单位,细化任务分工,推动规划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加强督导检查,定期对军民融合规划计划执行、重大项目进展、综合效益发挥等情况进行考核评估,建立问责机制,对乱作为、不作为的单位和个人追究责任,切实增强规划的刚性约束和执行力。
1 国外信息化通用技术的发展现状及优势
世界上一些信息化实力水平较强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军事强国,通过建立军民融合的信息化研发模式,提高了整体的军事科技水平,降低了技术研发经费成本,增强了军队信息化作战能力[3]。其中,美军在军民融合一体化方面起步最早,水平最高[3],最具有代表性,其主要举措体现在3 个方面。
1. 1 发挥承包商在信息技术上的优势
美军通过详细的调查分析认为,信息技术在商业领域进步的步伐已远超军队主持研发的科研项目,因此美军非常鼓励利用承包商招标的方式来完成项目的研发任务,依据地方成熟的技术研发条件,不但大幅度地降低了研发成本、缩短技术研发周期,还可以利用商业领域的竞争形态不断促进信息技术的进步。美国国防部制定的 《联邦采办条例国防部补充条例》 中,要求最大限度地采用军民通用物资[4],以减少专用物资的生产和研制费用; 同时在技术投入方面坚持不重复已有项目的原则,把关键资金投入到没有民间替代品的领域。据统计,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的装备承包商派遣近2 万人参与通信、飞机和武器等保障任务,成为战争中信息化技术力量的重要支持[5]。
1. 2 统一军民产品设备的通用标准
标准的通用是技术合作研发和设备通用保障的前提,只有军地标准的统一才能够形成技术上的互补,也可合理解决战时物资供应链的问题。产品的标准决定了技术研发的模式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生产结构,标准一旦变化,涉及到产品的一系列关联环节就都需要调整; 军队如果采用独立的标准进行研发,民用现有的研发平台可利用价值非常少,基础性的研制会耗费大量经费和冗长的研发周期[5]。物资的持续供应能力直接影响到战斗力,在多次巡演练任务中,经常会遇到设备装备零件损坏的情况,但在普通的市场上难以购买替代品,在真实的战场环境下,这将会严重制约战斗保障能力[6]。美军从20 世纪90 年代初就非常重视军民通用设备标准化的研究,如果没有现成的通用标准协议,他们就会按照地方已经成熟的标准体系进行研发。如,美军近年在研制军用无人机时,美国防部就直接采用了“实验与材料研究协会”制定的无人机安全标准[4]。
1. 3 采取军地联合培养信息人才方式
世界各国都注意到,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决定因素依然是人,信息制胜的核心是人才制胜,而人才制胜是人才素养与科技能力的比拼。为获取人才优势与信息优势,世界各军事强国都把眼光投向社会,采取军民联合的方式加速信息化人才的培养。早在1916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 《国防法》[4],该法律确立了利用地方大学来培养军事人才的制度。目前美军已在513 所大学设立后备训练团,每年借此为部队输送的预备军官比率约70% ; 另外,美军军官有硕士以上学历的人数为42. 2% ,这其中有90% 的军官是由地方大学或者科研院所培养的。其他国家,如俄罗斯、英国、日本等,也早就注意到地方大学的教育优势,充分利用其优越的教育资源培养出了大批信息技术人才[5]。同时,军民融合培养的优势还体现在人才的通用性方面,由于人才教育基础的培养模式相同,所以人才的储备量大、知识更新的普及率高。
2 国内信息化通用技术发展存在的问题
国内借鉴国外 “民技军用”发展的经验进行了探索和尝试。2010 年2 月15 日,工业信息化部明确了军民融合的职能目标,这一目标的定位符合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和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发展的战略方针; 同时首次印发了 《军用技术转民用的推广目录》[2],这个目录涵盖了制造技术、微电子和电子信息技术等70 多个领域。但总体看来,国内军民融合进行信息化技术合作至今不到5 年的时间,涵盖的领域非常少,且推广力度较小,由于军地信息化职能管理部门相互分离独立,因此联合协作的成功案例屈指可数。其主要存在4 个方面的问题。
2. 1 科研机构孤立
国内军用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现象十分严重,军队与地方之间、各军兵种之间的信息化技术发展相对独立,互通性和兼容性不好[6]。信息化技术是60 年代起源于西方国家的产物,国外和地方的技术水平及发展速度远超军队,生产条件也相对成熟; 我军只在某些特定的技术领域处于领先水平( 高速计算机、雷达、导弹方面) 。从整体情况来看,军内信息技术产品特别是在软硬件研发方面,生产理念和生产方式非常落后,大多数依然采用的是 “作坊式”自我生产的模式; 而且很多军内科研团队认识不到自己的技术差距,以 “技术研发具有保密性”等理由不愿与其他信息技术部门进行合作,导致技术进步非常缓慢,长期结果是形成了各自独立的 “技术孤岛”。笔者曾参与某项全军级科研任务的研发工作,其主要任务就是研发一款用于兵员统计的软件系统,该软件系统从基础编程语言( Java) 到操作系统( Linux) 都是使用国际上开源的产品,从技术层面上讲没有任何涉密因素,但由于复杂的人员资格政审程序和开发环境的相对封闭,无法及时融入任何先进技术,整体项目的研发效率非常低,最终导致该研发项目 “流产”。
2. 2 研发模式单一
地方商业领域十分注重产、学、研结合的研发方式[7],以学术来推进科研、以市场来促动科研、以科研增强市场的竞争力,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信息技术研发循环机制,例如 “清华紫光”、 “浙大中控”和 “东软集团”等都是此类模式的经典范例。反观军内的研发模式,依然采用的是 “统一领导、统筹规划、集中评定”的传统方法,这种方式非常不利于国防信息产业的竞争发展。很多统一下达的信息化科研任务缺乏需求调研,或者落后或者步子迈得太大,军事实用价值不高; 科研任务的“平均主义” 现象比较严重,在下达科研任务时,往往习惯于搞平均分配,而不是从是否能够促进军事科技进步的角度出发; 在对科研项目的立项和评奖的评定过程中,过分强调报奖文件手续的规范性,往往忽视了成果本身的科学先进性,只看测评报告的格式是否标准、手续是否齐全,不重视在实战应用中的真实效果[8]。
2. 3 缺乏技术竞争力
各军兵种所涉及的领域不同,这导致军内各专业对信息化技术的需求不同,由于同一专业领域的研发机构过少,基本上没有相互讨论交流的机会,导致了在信息化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了 “虽百花齐放、但各表一枝”的局面。拿野战医疗信息技术为例,某军区在 “战场伤员救护”上有强大的技术优势,其它军区在 “医疗动态信息管理”上有较强实力,还有些后勤科研部门在”病员伤情动态”方面有较多的成果[9],但每个单位在各自的领域间互不干涉、独立发展,这种状态极不符合通过竞争手段达到 “优胜劣汰”的客观规律,导致个别项目在取得一定的成果后多年停滞不前,而其他单位和研究人员又难以介入,因此技术的革新速度和创新力非常低,最终导致与动态的实用需求完全脱节。而地方商业部门的技术发展是紧贴社会发展和用户需求的,同一技术产品都以多部门竞争的形态出现,争夺市场份额的逐利性推动了技术创新快速发展。
2. 4 信息技术人才匮乏
近年,军队采取与地方大学合作的方式积极引进人才,招收了大批量的国防生和军队急需的紧缺人才,但是总体数量与国防信息化建设的需求仍有巨大的缺口,与发达的军事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目前针对招收的地方国防生中理工科的学生比例较少[9],与信息化相关的专业人数就更少; 同时,国防生教育培养的观念也比较落后,培养模式比较单一,大多数仍然采用传统的军事化培养方式,培养目标与其专业相脱节的现象较为普遍。一些科研机构或者军校的研究领域较为封闭,导致对人才的培养比较死板,对各类信息技术难以做到融合式应用,应对真实战场的实用性不高。如某些科研机构课题的主攻方向是作战指挥平台的研发,其技术人员在参与某演习保障任务时遇到电子干扰或通信不畅的情况,就严重依赖于相关门类技术人员的协助配合,但在真实的战场环境下,要让每个作战部( 分) 队都具备信息保障的全要素是不可能的,因此该指挥平台的一个环节遇袭遇扰,就会使整个系统陷入瘫痪状态[8]。
3 军地融合式发展的现实意义
外军多年来的信息化发展经验表明,信息化军民通用技术研发的潜力和优势非常大,这既符合国防科技工业信息化发展的实际,又反映了国防科技信息化建设的要求。在宏观层面,可以形成军队信息化发展与地方信息化产业的技术合作和结构优化[8]; 在微观层次,可以联合培养出实用型、复合型的技术人才,节省研发经费和缩短研发周期; 在整体规划层次,更加有利于国防信息化创新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科学合理地制定信息化发展目标。
3. 1 信息技术的互补
信息化技术的本质特点决定了军队对社会力量的广泛依赖性,对于军队科研机构和军工企业来说,没有社会信息化技术资源的支持,很快就会失去竞争力,孤立保守的技术研制方法虽然暂时能保全自己在领域中的领先地位,长期下去将给国防信息产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阻碍[9]; 同时,国防信息化在某些领域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要大胆地排除壁垒,与社会信息化资源有机融合,在社会大环境中和国际舞台上来检验信息技术的实用性与先进性,与国内外一流的信息技术企业展开技术竞争,实现共同互进。
我国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并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规模不断壮大,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优化,产品种类丰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产业集群趋势日益明显。我国软件业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据国家工业信息化部的统计, “十一五”期间我国软件行业的年增长速度达38%[10]。我国在信息化基础建设上也处于国际领先的地位,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通信网络、全世界最多的互联网用户,广播电视的基础覆盖率超过90%[10]。因此,地方高速发展的信息产业和广泛的信息基础设施可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让成熟的民用先进技术应用于国防信息化建设领域,让更多高新信息技术企业参与信息装备生产的竞争,是降低新型信息装备研制费、采购费和维护费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开放式国防科技工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快捷方式。由于信息化技术天生就具有军民通用的特点,所以除了某些核心涉密的信息技术外,民用信息技术经过安全测试评估后投入到军队,可以迅速提升军用信息化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效率[8]。
3. 2 产业结构的优化
国外军工企业的生产模式通常采用的是标准的市场流程,通过一系列严格的科学论证与技术谈判,最终确定军用产品的订单,产品质量是以用户的满意程度为最终评定标准的,在军队用户与军工企业间有相互沟通的桥梁。在国内,由于军工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类型较为专一,计划任务通常都是定向指派的,最终产品的合格率也只是以军方代表的测评报告为根据,缺少市场竞争和用户的反馈环节[10]。
通过市场的竞争,不但能降低军用信息产品的研发周期和生产经费,同时也能促进军工企业研发技术的相互提高,在不断的技术竞赛过程中甚至会促使具有革命性的新技术的产生。信息类技术产品与其他商业产品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汽车产业有一整套科学的检验标准,对于汽车安全等方面有着国际公认的权威评测办法,但对信息化产品的检测方法是很难确定的。就像难以评价手机操作系统的优劣性一样,在欧美国家,OS系统的应用程度最高,而在亚洲,Andriod系统的普及率和评价率却是最高的,甚至在一个国家的每个地区的调查结果也不一样。因此,对于信息类产品的需求只能因群体而议,在军队内,要以是否能够满足军队各类用户的实际需求分别进行判定[11]。
3. 3 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信息化人才的成长离不开培养环境。信息技术发展的更新换代速度远超过其他行业,而且与其他学科的交融性逐渐增强,逐渐发展成为基础性学科,这在知识结构和学习能力方面都对信息技术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6]。综合看来,我国军队信息化人才的培养模式比较落后,甚至某些科研机构的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都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依托社会环境这片培养沃土,利用成熟的商业信息技术氛围来培养高素质的国防信息人才。这其中要注重把握两方面: 一是要契合先进民用信息技术与国防事业的结合点,努力培养既具备高水平信息化技能又懂军事的复合型人才,这样才能把先进技术结合到国防信息化建设当中,确实能够利用信息化技术来提高战斗实力[12]。二是要打造拴心留人的信息化人才生存环境。相比较地方而言,目前军队信息人才的生存空间比较狭窄,福利待遇比较差,需要在政策制度上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为国防信息技术人员营造一个前景好、待遇高、受尊重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这不但能够吸引大批的信息化人才继续投入到国防信息化建设,而且能增强现有信息化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和时代紧迫感[6]。
4 结语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讲,国防工业的壮大发展必须走军民融合之路,实现军民通用信息技术的深度发展是提升军队信息化作战能力的唯一途径。认清当前的发展形势和存在问题是深化我国军民融合改革的前提,要以需求为牵引,加强统一领导,做好战略规划,破除体制上、结构上、政策上的障碍[1]。加强军民通用信息技术的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军民融合式创新之路,既要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又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努力形成范围广、层次高、程度深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摘要:军民融合将成为国防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发展信息化通用技术是着眼于提升信息化作战能力的重要举措。如何能认清当前军民信息化通用技术发展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落实对制度、创新、规划和法治全面的改革,对实现“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军民融合式,信息化,通用技术,发展现状,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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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全球化浪潮下,技术的迅猛发展带动了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和新的军事变革,使国防经济与社会经济、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结合面越来越广,融合度越来越高。积极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已成为世界军事强国的重要发展模式,也是我国富国强军的必然选择。
技术融合是军民融合的核心要素,标准则是技术融合的载体和升华,也是支撑军民技术双向转移、实现军民融合式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促进标准军民通用有助于消除军民融合的技术障碍,打破封闭的技术体制,引入有益竞争,充分利用社会资源,降低武器装备的采购和维护成本,提高武器装备质量,推动技术进步和军民共赢发展。
一、军民标准通用对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作用
长久以来,我国武器装备采购体制的计划性和单一性,使军工产品生产形成了封闭与垄断的格局。国防经济与地方经济严重分离,削弱了有益的竞争与协作,也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和重复浪费。
一方面,随着我国融入国际经济发展大格局,民用科技的创新能力与制造水平得到迅猛发展,在信息技术和一些高科技领域,民用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水平甚至已超过了军用领域,但是由于军用标准发展模式相对封闭,缺少与民用标准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往往难以及时体现和应用最新技术发展的成果;军用标准中过多的专用产品规格与接口要求,也使得民用生产企业很难为不确定性的竞争订单而承受专用生产线的建设与维护成本。这种标准形成的技术性壁垒不但降低了军品配套供应商的可选择性范围,也造成了军品生产成本的不必要增加,不利于国防动员的紧急扩大生产。
另一方面,过度的保密要求和相对封闭的管理渠道,使得军用标准的社会可获得性较差,因而国家投入大量专项研发经费获得的技术成果,虽然被应用到军用标准中,但是却难以为民用标准所借鉴和使用,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
为了实现“寓军于民,军民融合”一体化,打破军用与民用技术的壁垒,标准化是一种强有力的技术协调手段。通过建立统一协调的军民通用技术标准体系,实施规范化管理,促进军民标准通用和技术有效融合,使军地保障力量和资源之间复杂的技术与管理关系得到衔接和协调,才能使“军民一体化”方针得到落实。
军民间技术和产品一体化将降低总体成本,促进技术转换,增强工业实力。建立军民通用的标准体系,实现标准资源的共享和共用,一是可以发挥民用标准在满足军事需求方面的作用,大幅度节约资源;二是使新技术、新工艺及时地反映到军用标准中,提高军工产品的质量;三是进一步促进了竞争,使武器装备采办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四是提供了强大的后备力量保证,满足战时动员的需要。
二、美国军用标准改革措施
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军事强国高度重视标准的作用,把标准化作为战略制高点且在军用产品中大量采用民用标准,最大限度地发挥民用标准在军用领域的作用。军民技术的紧密融合,高新技术的军民两用化,不但极大地提升了这些国家的国防实力,而且使他们进一步抢占了世界科技发展的制高点,保持了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美国目前有1.6万多家电子公司,约有6500家从事军品研究、生产;美军大约有85%的军用技术是军民两用技术。
1994年6月29日,美国国防部长佩里签署发布了一份纲领性备忘录《规范和标准——工作的新思路》,其中心内容是建议尽量使用民用规范和民用标准,以保证国防部充分利用民用技术和广泛的工业基础。只有在确实没有可替代的民用标准和规范的情况下,才允许使用军用标准和规范。该备忘录发布后美国对军用标准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
(一)尽量使用性能规范
在采购新系统、重大改装、技术换代、非发展型产品和民品时都要按性能规范说明要求。性能规范只强调式样、功能,而把具体的设计方法留给承包商解决。这就在设计、生产、管理等方面赋予了承包商更多的灵活性,有利于提高产品性能,在降低成本的同时,确保政府得到质量合格的产品。
(二)扩大应用非政府标准
通过使用非政府标准,美军在武器系统、元件和补给品的采办中采用新的机制和工作方法,使用户、国防部和供应商都可从中受益。
(三)实行军用标准或联邦标准特许制度
取消、转换和限制军用标准的使用,必须采用军用标准或联邦标准的,需要获取特许批准后才允许引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采办过程中也还是鼓励提出替代方案以取消所引用的军用标准或联邦标准。
(四)加强军民间合作
鼓励国防部同工业协会合作编制非政府标准以替代军用标准。让工业部门和用户直接参与规范与标准的编制审核工作。配合军用标准改革修改国防部所有的培训和教育计划,并鼓励承包商参与这项培训。在合同和计划的管理过程中加强合作,以密切政府和工业界之间的交流。
(五)降低政府的监督控制
政府只在功能和性能方面进行控制,让承包商负责具体的设计工作。在研制和生产过程的测试检验以及军品质量保证系统中,通过使用程序控制和非政府标准来减少政府监督。
美国实施军用标准改革后,通过分析和清理,共废止了9600项标准,另有8100项军用规范被宣布为对新设计无效,仅供重复采购原有装备和系统的保障件使用。
美国军用标准的改革就是要把国防工业领域中的“军队专用标准”削减到最低限度,转变军队以采用军用标准为主的观念,鼓励军用装备研制和军用物资采购尽量采用民用标准和民用技术。在一般情况下,优先使用性能规范,由承包商在整个合同过程中负责保持技术指标的先进性,使武器系统的设计、制造和保障工作更具灵活性。通过这些政策和措施,国防部与民用工业界的关系大为加深,非政府标准在国防采办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在降低军品采购成本的同时,扩大了军需产品的社会提供能力,使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融为统一的国家工业基础。
美国国防部为贯彻“2020联合作战构想”,制定了新时期美国军用标准化的战略发展框架“国防部标准化战略计划”,该计划提出了建立高质量标准化产品和服务的要求,把广泛采用民用标准和开放标准作为一项重要举措,同时,通过标准规定武器装备性能要求和接口要求,通过充分竞争下的军品采办,向战斗部队提供可靠的、技术精良的装备,实现各军兵种之间及与盟国间的互操作性。美国国防部为实现该计划,正在有序地推进着军用标准化的各项工作。endprint
三、我国相关政策与发展趋势
党的十六大以来,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战线遵循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关于“深化标准化工作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要求,相关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标准化和军用标准化工作管理、促进军民融合有关事宜的通知》,明确了军民标准化双向转移的总体思路,为我国军民标准化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加强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规划、体制机制建设、法规建设,进一步明确了未来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和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2010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出台了《关于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37号文),将军民融合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并作为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性任务之一。
2013年12月9日,总装备部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全国军用标准化工作会议。会议指出:要实现军民标准通用,为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架设“军转民”的桥梁,将具有现实和潜在推广价值的国家军用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打通“民参军”的路径,将先进民用技术应用到军事领域,提升军地联合后勤保障能力和国家的国防动员能力;形成融合式发展机制,打破军民界限、消除技术门槛,进一步提升标准化工作对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整体支撑能力。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与总装备部已经共同建立了包括军民标准化工作协商机制和联席会商制度、军民共用领域标准共建共享机制、军民标准化衔接机制等一批标准化工作机制,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比如射频识别领域开展的关键技术标准“军转民”已经实现了重大突破,人类功效、电子元器件、信息技术、信息安全等领域开展的基础性国家标准“民标军用”工作也取得良好效果,军地有关部门和企业、单位通过共建“北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化信息资源共享、标准化专家队伍建设等,使“北斗”系统应用范围迅速扩大。
四、对策与建议
我国当前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坚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建立“军民一体化”国防工业体系,深入推进军民标准通用,实现军民融合式发展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此,除需要首先建立军民通用标准化的协调共管机制、完善相关法规政策外,还需要从技术层面做好以下几点:
(一)建立军民融合的标准体系
要在正确分析我军当前装备技术水平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开放兼容、有机衔接、军用标准和民用标准互补、军民融合的标准体系。不断推行军事标准改革,对军用标准和规范进行全面清理、审查,废止不适用的军用标准,逐步完善军用标准体系,充分发挥军用标准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将先进适用的国家军用标准转化为民用标准,降低民用高科技资源“为军服务”的成本,提升国家整体科技创新发展水平。
(二)加大采用民用标准和性能规范的力度
在对原有的军用标准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哪些民用标准可以直接代替或经过修改后可代替军用标准,逐步加大民用标准的比例,并组织协调好新旧标准的衔接和过渡。在装备采购活动中要加大性能规范的力度。
(三)建立军民标准协同平台
从标准的立项到联合研发、标准实施、应用效果评价、动态使用维护等多个阶段,实现军民标准信息的共享与标准化工作协同,实现军民标准技术的深度融合,共同发展。
我国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逐步形成开放的、寓军于民的科学发展模式,建立动态、开放的军民融合标准体系,推进军民标准通用化工程,统筹军民优势资源,将更加有效地促进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共赢发展。
投稿邮箱:whlunwen@163.com
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法律制度构建
【摘要】信息化是推动经济、社会以及军事变革的重要力量。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的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是基于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战略决策。借鉴国内外相应的法制建设经验,分析构建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法律制度的意义,研究相应法制建设基本内容,对推动和实施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信息化军民融合式发展法律制度构建
在信息化背景下,国防经济与社会经济、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结合面越来越广、融合度越来越深,信息化战争呈现军民一体、前后方不分的趋势,信息化军队建设和作战对经济、科技和社会的依赖性空前增强。为此,实行军民融合式发展,既有利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从经济建设中获得更加深厚的物质支撑和发展后劲,也有利于经济建设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获得更加有力的安全保障和技术支持。要推进和实施军民融合式发展,相应的法律制度构建无疑具有最根本的制度保障作用,鉴于此,笔者对信息化背景下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法律制度构建问题做一基本的研究。
法律制度建设对军民融合式发展的重要意义
“军民融合式发展,就是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之间的关系,其根本目的是实现富国和强军的有机统一,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全面推进经济、科技、教育、人才等各个领域的军民融合,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①军民融合式发展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领域多,要素全,涉及各方的利益,容易引起矛盾和冲突,因此,及时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可以充分发挥法律的稳定、权威作用,可以固化成果,在制度层面上提供基本遵循,提供实施的基本依据,协调解决纷争,确保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实现。
胡锦涛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把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统一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中进行通盘考虑,提出“我们必须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但如何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怎样实施军民融合式发展等问题并未形成系统规范的法律制度,缺少必要的制度保障。因此,也无法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不能保证军民融合式发展实施的正规、有序。由此,制定和完善符合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不仅可使军民融合式发展做到有法可依,还是确保其实施和实现的基本前提。
根据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治军基本方针,法律制度建设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制定完善符合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的一系列“良法”,做到“有法可依”;更在于它要求严格执行这样一整套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从而确保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有力实施和实现。
国外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法律制度建设经验和启示
近年来,世界各国在信息化背景下为打赢信息化战争、建设信息化军队做出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和实践,这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各国都极重视把国防和军事需求融入国家建设总体布局中,在武器装备研制、人才培养、后勤保障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实现军民兼容发展,同时特别注重加强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用以推进和保障军民融合式发展顺利实施。
如美国设置了包括国会、国防部、总统科技政策局、技术转移办公室等在内的完整机构,制定一系列法律,形成了科学的国家决策机制。“美国国会从1990年开始,通过的《国防授权法》和制定《联邦采办改革法》等一系列重要法案和政策,积极鼓励采办民用企业的技术和产品。”②此外,欧洲主要国家、俄罗斯等在人才培养、武器装备研制、信息资源建设、信息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军民融合发展都呈现出全方位、全要素发展趋势,都有相应的法律制度作保障来推动和实施,战斗力生成模式也随之发生根本转变。
纵观上述各国法律制度建设实践,留给我们的经验和启示是:首先应大力加强立法。从宏观战略规划设计到基本原则、从利益协调机制到基本内容等都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具体应“以法律法规形式明确军民融合式发展保障的范围、方式、程序和办法,确定各方的责、权、利关系,规范军民融合式发展保障中的需求贯彻、合同履行、征地补偿、纠纷仲裁、奖励惩罚等行为,为军民融合式发展保障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证。”③通过新制定和修改、废止已有法律法规中不合理规定,最终形成一套符合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层次分明、相互配套、彼此协调的法律法规体系。
其次是强力抓好实施。必须重视法律知识的普及和法治精神的培养,大力进行宣传教育,使人民自觉遵守法律规定。同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兼顾信息化战场的需要,严格依照相应的法律法规办事,既不能为了“市场”的需要,忽略了“战场”的需求,也不能片面强调“战场”需要,重复建设,浪费资源,从而降低市场效率甚至影响经济发展。再次是强化监督确保实现。有法可依是前提,有法必依是中心,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关键和保障,要想使法律所确立的目标完全实现,还必须强化法律监督。国防和军队建设军民融合式发展事关国家利益,必须高度重视并且使各项建设成果完全落到实处,为此必须依法加强监督和制约,务必使相应各项法律规定内容落到实处,绝对不容许打“法律白条”,也绝对不容许走形式、搞花架子,对于任何违法者,必须严格依法追究责任。
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法律制度建设基本内容
高度重视研究。首先大力加强理论研究。国家立法指导思想应以统筹兼顾经济建设和国防军队建设,以促进二者科学发展,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为目的。基本法律原则应包括以下内容:“坚持国防利益与经济、社会利益协调一致;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军与党的领导的统一;坚持军民融合、促进军队国防建设与社会经济建设科学发展;坚持符合国防军队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建设目标,适应信息化、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要求。”④立法依据应着重以我国宪法、民商事法律、行政法、国防法、国防动员法等法律为基本依据。其次是大力
加强实践研究。应在充分借鉴各国有益经验基础上,紧密结合我国实施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历史,认真分析研究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人才培养、社会化保障、国防动员、信息化资源建设与安全保障等每一个具体方面的基本内容、现实需要,积极开展富有针对性的实践探索、总结成功经验,为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法律制度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适时科学立法。目前,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法律法规体系也已经基本形成:从数量上看达到了一定规模,从内容上看基本覆盖了国防和军队建设各个领域,形成了基本框架。但在如何保障军民融合式发展方面尚无一部国家层面意义的基本法律,因此怎样进行顶层设计,如何具体统筹国防和经济、社会发展,从而促进和保证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实施,适时制定一部《军民融合发展保障(促进)法》就显得非常必要。同时,许多已有的法律法规内容中还有许多与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的理念、要求、原则不一致的地方,必须及时加以修改或废止。目前必须制定、修改、废止那些急需的、内容重要且相对容易的法律法规,此次《兵役法》适时修改并且明确规定了“兵役优先”原则堪称典范。当前,《军人工资保障法》、《军人退役安置法》、《信息化工作条例》、《民技军用保障法》、《军用标准化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均应适时纳入规划,加强调研,及时立法。
强化实施监督。《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专设“第六十章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明确了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基本内容。此外,《2020年前军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以及《兵役法》、《士兵退役安置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和修改完善也使得军民融合式发展一定程度上“有法可依”。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确保这些规划和法律法规内容得到实施和实现。因此,对已有法律中军民融合的相关规定,应进一步立法加以细化,使之更具操作性。对于新修订的法律法规,应充分考虑推进和保障军民融合式发展的要求,同时建立严格的追责问效监督机制,使之确保实现。
综上所述,信息化背景下的军民融合式发展,涉及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科技、教育等诸多领域,事关军地双方的各个方面,相应的法律制度构建既重要又非常迫切。如果
能做到坚持国家主导、制度创新、依法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依法依托和利用社会资源,提高国防实力和军事能力,依法大力推进军地资源开放共享和军民两用技术相互转移,就能不断促进军民融合发展工作的制度化、法律化、正规化、科学化,最终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满足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需要、有力推进和保障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实施的法律制度体系。
注释
①梁光烈:“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之路”,《求是》,2011第15期,第11页。
②刘果,文节,刘喜斌:“美国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经验与启示”,《现代商贸工业》,2010年第23期,第145页。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坚持勤俭建军,走出一条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以及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加强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规划、体制机制建设、法规建设”重要论述,指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军民融合工作。
军民融合领域军内外专家就如何大力推进“军民融合”问题进行研讨时指出,从“寓军于民”到“军民融合”是一次思想认识和理论研究上的重大飞跃。“军民融合”函盖了“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全部内容,而且它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不仅是从军民两用的技术和产品层面上来理解军与民之间的互通、互动和相互转移,更加是从改革军工科研生产和装备采购管理体制、机制以及如何合理利用全社会共有资源等全方位、深层次上来认识和理解。针对当前开展“军转民”、“民技军用”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专家们提出加快推进“军民融合”的十大措施。
专家们就如何大力推进“军民融合”问题进行研讨。专家们深刻领会胡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坚持富国和强军的统一,加强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规划、体制机制建设、法规建设”的精神实质。一致认为,这里讲的“二个坚持”、“一个加强”,不仅指明了新时期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方向,而且是事关军队武器装备现代化和国防现化化建设的重大方针,是国家战略和国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专家们指出,从“寓军于民”到“军民融合”是一次思想认识和理论研究上的重大飞跃。“军民融合”函盖了“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全部内容,而且它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不仅是从军民两用的技术和产品层面上来理解军与民之间的互通、互动和相互转移,而是从改革军工科研生产和装备采购管理体制、机制以及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如何合理利用全社会共有资源等全方位、深层次上来认识和理解。
针对当前开展“军转民”特别是 “民技军用”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专家们提出加快推进“军民融合”的十大措施。
1进一步加大“军民融合”的宣传力度,提高全党、全军在我国“走出一条 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的理解和认识。我国从军、民分离的体制格局基础上实行“军民融合”,是一次重大的变革。就目前的情况 分析,推进“军民融合”还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思想认识上的障碍仍然比较突出。1.1思想观念上的束缚
能够实施“民技军用”的技术和产品,都具有明显的军民两用特征。由于观念上存在误区,军、民双方尚未完全形成“两用”意识。开发两用技术及其产业化不同于军转民,而是要求科研单位和企业从技术理念的提出开始,就考虑技术的两用性以及产业化前景,要形成两用技术(军用和民用)——有两个目标(战斗力和生产力)——开拓两个市场(军品市场和民品市场)观念。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和现有体制影响,国防科研部门与民用科技部门的工程技术专家都缺乏两用意识,军与民各自为政。1.2价值评价体系不同
长期以来,国防科技管理部门和科技人员,形成了重科研、轻应用,重军品、轻民品的传统观念,甚至认为选用民品不符合规定、违反规矩。而民用部门则普遍缺乏国防意识,认为开发国防科技项目是军工部门的事,即使有好的技术和产品也不往军品市场推荐。因此,军、民双方难以形成两用价值观。1.3缺乏两个市场意识
过去我们国防建设采取自力更生的发展方针,奠定了国防科技工业的基础,同时强调军品市场的特殊性,不允许有民品进入军品市场。另一方面,过去大多数民用部门与国防科技工业没有联系,政策上不允许民企打军品市场,民用技术和产品进入军品市场是很难的,所以民用企业发展新技术或研发新产品很少考虑军事上的需要。由此造成军民两个市场的长期分离,“民技军用”就成为可望而不可及之事。1.4缺乏相应的效益观念
过去,军品科研生产一般不追求经济效益,而是以保证国家安全利益为主要目标;而民口企业科研生产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由于军品任务大都具有多品种、小批量特点,构不成规模生产,效益低、风险大,如果没有必要的补偿机制,有些民企不愿主动承担军品任务。而军工部门“吃皇粮”的观念,等、靠、要的依赖思想根深蒂固,长期依靠军方的计划订单和国家投资的设施,在缺乏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很少想到利用成熟的民品来降低成本。这是影响“民技军用”实施在经济效益观念上 的主要障碍。2加强高层领导机关对推进“军民融合”的领导与协调,设置高层机关的协调 机构
推进军、民两大创新系统的融合,事关国家全局,它体现了国家的意志,绝不仅是某一个部门、某一个行业的事,它涉及合理配置和综合利用国家的物资和科技资源,涉及国防科技工业、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也势必影响各方面的利益格局,政府主管部门职能转变与调整。因此是一个“举国”的任务,必须从国家层面上统筹规划,并在此基础上统一部署,制定阶段目标和具体措施。部门利益必须服从大局,必须由各部门共同参与并协同。
建议国家应设立有权威的高层领导协调机构,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下负责方针政策的制定,统筹国家科技规划计划,监督重大军民两用技术项目实施等重大决策。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设立办公室(建议设在工业与信息化部),加强重大科技计划的沟通和协调机制。由有关部门如:国家发改委、科技部、总装备部、工业与信息化部、国资委等部门参加,定期议事,协商处理重大军民两用工程项目和科技计划决策问题(如 法律法规、重要政策的拟定,资源利用、重大军民两用技术专项等问题的部际协调)。2010年10月工信部军民结合推进司主办的国发37号文件出台后,雖然明确了相应的部际协调机构和办公室,但在有关工作的沟通和协调方面尚需进一步加大执行力度。3修改完善《国防科研生产法》,把“军民融合”特别是把鼓励支持民企参与国 防建设纳入国家的根本大法。
为使民企参加国防建设有法可依,应该适时修改完善《国防科研生产法》。国家和军队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民企参加国防建设相关制度,完善运行机制,制定具体的法律法规和相应政策,积极鼓励和支持有资质的民营企业把民用相关技术向军用方面转化,力求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工作机制,一个良好的运作环境,使更多的民企加入到军品研发的行列中来。军方和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已相继出台了一些改革政策,但还没有立法。军品科研生产在某些方面已吸纳了一些民用科技成果和民用产品和研发资源,但由于开拓军品市场程序复杂、门槛较高,使很多可以为国防科技服务的民用高科技成果和民用研发资源被挡在为军工应用的大门之外。军方和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还没有针对民用高技术向军工和军队转移等方面制订统一的规章制度,在这方面工作的职能还不太明确,尚未列入工作议事日程,落实到责人,没有在这些统一规章制度支撑下的运行规则,就不能从制度上保证把民用高新技术融入到军工科研生产系统中去。
为此,建议大力开展“军民融合”相关课题研究,并请注意将人大军民融合立法与国防科研生产法的修改相结合,为制订和完善“军民融合”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的相关政策提供依据。4深化武器装备采购和军品科研生产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放开一般配套,打破 军、民界限及军工集团之间的界限,进一步营造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环 境。
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民营企业没有获得参与国防建设的平等权利,不能与目前的军工企业平等的参与竞投标。为此,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军民合作、充分调集各方优势资源,共同推进国防建设的合理机制。
当前,国家对国防科技工业的政策大多面向传统军工企业,投资、免税等方面的支持仍主要局限于传统的军工领域,对民营企业缺乏明确的参与机制和实施政策支持。参与军品的民用企业和现国有军工企业处于非合理、非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主要表现为参与机会、市场信息、经费支持、运作规定等多方面的实施政策和管理机制严重缺乏,由此制约了民用企业在其中的技术和潜力发挥,无法公平、公正地参与到军品市场竞争中去。这样必然不利于“军民融合”理念的形成,同时也会极大地制约民企的发展,损害整个民族产业的发展壮大。
对民营企业经济支持问题。从民营企业为军事装备提供产品模式来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民企现有的或相近性能的又能满足军品要求的产品,可采用货架采购方式。另一种是有专用技术要求,而需要进行前期技术研究的产品,虽然民营企业在这方面有相当的潜力与技术优势,但仍在需要相当数量经费投入的产品,则国家也应该和军工企业一样考虑无偿的给予前期投入的支持。
改革军品税收制度和军品条件保障费的使用规定,让承担军品任务的民营企业与军工企业在税收上享受同等待遇。条件保障费的使用要打破军民界限,凡是承担军品科研生产任务的民企都有权按规定申请条件保障费;或者明文规定军工重点实验室和专用试验设施向民企有偿开放。以上有关事项雖然在2010年国发37号文件中都已有明文规定,但尚需制定可操作的实施细则进一步落实。
5国家统一规划军民两用高新技术的发展,统一制订军、民口军民两用技术规 划和计划。
在体制机制尚未彻底变革的情况下,如何推进军民融合,这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专家们认为,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是推进军民融合的切入点。军民两用技术,是指在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在军品和民品两个方面都有比较广泛应用空间和应用潜力的技术。对于军工中的军民两用技术应当有一个辨证的认识:在计划经济的军工独立体系中,过分强调军品的特殊性,使军工行业膨胀成大而全或小而全,这是忽视军民两用技术的通用性或共性,没有处理好其通用性与特殊性之间八二开的关系,造成了科技资源的浪费;而现在强调军民两用技术的共性时,不是要否认军品的特殊性,在关注军民两用技术通用性问题解决的同时,也将会有利于提高投资强度集中更多的力量解决军品特殊性向题。从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看,军、民技术日趋融合,高新技术两用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所以,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创建军民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实现军民技术成果的双向转移和产业化,在军民融合的基础上促进军民两用技术的产业链延伸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大力促进军民两个领域的双向技术交流和发展,既增强军事科研生产能力,又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对于提高战斗力、发展生产力、增强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等都具有重大意义,是一项事半功倍的战略措施。为加快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应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出发,加强对军民两用高技术产业化的统一领导,统筹规划,搞好顶层设计;根据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统一组织重大军民两用技术专项论证;制订鼓励政策,从国家政策层面上重视发展军民两用技术,鼓励军方与民企合作,努力营造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化环境;军队不能单纯作为一个采购方到市场上来买技术和产品,特别要支持和培养有自主知识产权、重大科技原创性、前瞻性的、对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项目进行予以支持和指导,加强军方的需求牵引。在重大关键领域立项时,重视对同行业中的民品项目和产品予以公平的军工专家评审,择优选取,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和资源的浪费。建议设立专门两用技术研究开发基金。民营企业中正在研发具有国防应用前景的两用技术项目可以申请该基金,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民营企业研发资金不足的问题。
6军方和军工部门定期向符合保密条件的民营企业发布军事装备技术的需求信 息,让民企知道军方(包括军工)需要什么。我国国防军工行业仍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民企为国防建设服务最大的难点就是不了解军方的需求。在信息渠道的层面上,军与民之间的信息很不对称,“信息孤岛”现象严重。除少数经常与国防科技工业企事业单位联系的企业外,大多数民营企业不知道军方和军品科研生产中需求是什么,因而认为无法为国防军工服务。民口高科技企业即使有进入军品市场的强烈愿望,但是没有正规的渠道和方式去了解军品科研生产的需求。他们无从知道当前军品科研生产是否需要他们手中成熟的技术成果和产品,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开发的新技术、新产品是否适应军品发展的需要,同时在短时期内很难达到申办军品项目的各项复杂程序和特殊规定。有些民用企业手里有好技术、好产品,很看好军品市场,但苦于找不到“婆家”而发愁。
目前,装备采购也开始采用招标、竞标的采购方式,部分民企特别是民营电子类企业已或多或少地参与军品科研生产,一些通信类的电子产品、软件和网络技术已逐步向军品市场渗透,但大多数是在一种无序的、偶然的状态下进行的。主要靠这些企业的原军工背景及其熟人的关系,相互了解有关需求信息,尝试开发适应性产品和技术。这种靠熟人、老关系构成的信息渠道是难于长久的,也是极不规范的,由于很难把握准军方的需求,有些企业常常为得到过时的信息而付出高昂的代价。专家建议:建议按照需求指标结构分解树的办法,军队和军工部门逐步扩大向民企公开发布二、三次配套以下的需求信息。军工总体、系统和整机单位应搞好需求结构分解,逐分增加解密的装备预研、研制、订货需求信息;解密的装备采购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信息等。同时,建议国家及军工保密部门在加强电子信息保密又不防碍技术交流前题下,制定出符合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发展需要的措施。
7建立国家级军民两用高科技资源信息库,从政府层面推动民用高科技资源为 国防建设服务。
国家科技部每年都安排各种高科技计划,如863计划、97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际合作计划、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计划,还有国家引导类计划(如火炬、星火计划)及工信部、发改委等部门相关科研计划,这些计划所列项目是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立项的,但其科研成果中有许多具有军民两用的特征,在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同时,也可以转化为国防建设服务。为此,建议由国家科技部利用公共服务平台,加强科技信息的跟踪收集工作,包括统计普查,以及利用现行渠道对各部门、各尚市科技组织、科技型企业的动态跟踪,及时汇集各类科研计划所产生高新技术成果、可用高科技资源情况及动向,建立两用高科技资源信息库。邀请军队和军工专家对成熟的高新技术成果进行分类遴选和评估,把有军用潜力的技术成果和产品纳入数据库。入库项目,通过网络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军队和军工部门发布信息,也可组织专项活动(如:信息发布会、成果交流会、展览会等)向军队和军工部门推介。8军转民应向更高层次发展,从军工科研生产剩余能力的转移、人员 的分流,重点抓好由军用技术向民用的转移,使先进军用技术成果 及时转移为国家 经济建设服务。
上世纪冷战结束以来,国家重视军转民工作,军工部门开发民品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长期以来,军转民往往着眼于军工制造能力的转移和人员的分流,军用技术向民用的转移的力度不大。究其原因,主要受制于解密规定。一项新技术的开发成功后,应用于一型重大的新研制武器装备,其周期约6至10年,如果等到该型装备服役10年后才能解密,那这项技术已失去了先进性。为此,研究解决军转民技术成果的解密问题,这是军用技术适时向民用转移的瓶颈。
专家们认为,有些预研中间技术成果可以采取“先民后军”的做法,民用量大面广,在应用中考验其可靠性,然后转为军用,民用得效益,军用也放心。这是“一份投入、两份产出”的好办法。
9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采取“政府搭台、市场运作、企业唱 戏”的模式,开展各种形式的军民互动来促进军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我们在调研和座谈中,军方反映采用民间高科技资源最大的困难是不了解民间有哪些优质资源可供选择。军方装备采购部门和军工科研生产单位除了原有的计划渠道,也没有其他相应的渠道可以在全国范围了解哪些非军工企业拥有他们所需要的技术和产品。不少军队用户和军工企事业单位对民企的高新技术成果和产品不了解,没有固定畅通的信息交换沟通渠道。如:武汉盘古减振抗震缓冲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电磁流变流体智能主动防震减振技术,完全可应用于军用车辆的防震减振,但长期未被国防军工所了解。直到某军工单位相关科技人员偶然发现了此项技术,才被该军工企业所采用。
为此,军、民双方都强烈呼吁建立一个军民共用的信息平台,以即时沟通和交流供、需双方的信息。军与民之间很需要搭建一个军民互动的信息平台,沟通双方的信息。这个信息平台的构想是:在政府中心工作指引下,由“中介机构+专用信息网”组成。中介机构负责建立信息库和专家库,将广泛收集到的民用高科技资源信息,组织专家评估、筛选,然后通过专用信息网向军方推荐(也可直接推荐)。军方(或军工部门)需要获取民用高科技资源的信息,可直接从网上获取。中介机构的人员由两部份人员组成,一是军队和军工行业退下来的装备管理专家(他们比较了解军方的需求和技术发展情况);二是从事中介活动的专门人员。从我国目前现行体制出发,在国家和军队领导机关的支持下,可以有重点地扶持民间中介机构,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桥梁与纽带作用,采取“政府搭台、市场运作、企业唱戏”的模式,开展各种形式的军民互动来促进军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推动民用高科技资源向军用转移的有效措施。
中广网2009-08-04 10:08[打印本页] [字号 大 中 小] [关闭] 【进入中广社区】●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既是兴国之举,又是强军之道。
●发挥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资源整合的优势,实现一种资源投入产生两种效益的“兼容型”、“双赢式”发展。
●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需要抓住关键环节,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跃升。
1引言
胡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要求,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坚持军民融合式发展,推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良性互动,不断开创军民融合式发展新局面。
所谓融合,是指几种不同事物合成一体,使其比单一事物更有价值或更具效能。军民融合,是指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深深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全面推进经济、科技、教育、人才等各个领域的军民融合,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为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丰厚的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可以说,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既是兴国之举,又是强军之道。2 大趋势下的必然选择
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是顺应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大势的必然要求。冷战结束后,无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都纷纷打破军民分割、自成体系的格局,越来越多地利用国家资源和整体力量来实现防务能力的整体跃升。
例如,美国实行军民一体化战略,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每隔10年左右就推出一个军民两用技术发展计划,依靠这些计划,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相继涌现,始终保持超前于世界其他国家一至两代的领先地位。
而冷战时期的苏联,“要大炮不要黄油”,各种资源过度向国防建设倾斜,使经济建设陷入困境,这成为最终导致国家解体的深层原因。
以色列强调“以军带民”模式,建立了完善的军用技术转民用机制,用军用技术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其实质也是走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
当今世界,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体系对抗,已集中表现为以国家整体实力为基础的体系对抗,而不仅仅是军事体系之间的对抗。当代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使国防经济与社会经济、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结合面越来越广、融合度越来越深,信息化战争呈现军民一体、前后方一体的趋势,信息化军队建设和作战对经济、科技和社会的依赖性空前增强。
实行军民融合式发展,既有利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从经济建设中获得更加深厚的物质支撑和发展后劲,也有利于经济建设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获得更加有力的安全保障和技术支持。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适应这一发展趋势。富国与强军的“双赢”之路
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是坚持实现富国和强军统一的内在要求。坚持军民融合式发展这一战略举措,是总结我国长期以来推进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我们党着眼开拓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新境界的时代抉择。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党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始终致力于探索军民结合、寓军于民道路。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寓军于民”的重要思想,使国防建设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经济建设也取得重大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前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重要思想,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在取得突破性成绩的同时,为支持经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特点,江泽民同志强调国防建设必须随经济建设发展得到加强,要做到“两头兼顾、相互促进”,并提出了“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大力协同、自主创新”的重要思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作用逐步凸显。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主席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把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统一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中进行通盘考虑,把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特定阶段联系起来,提出走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的重要思想。
从“军民结合”到“寓军于民”,再到“军民融合”,这些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充分体现了党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
新世纪新阶段,我军要有效履行“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就必须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尤其要提高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这个核心军事能力。“融合”是多领域全方位的军民融合式发展是时代赋予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一篇大文章,应区分好主次先后、轻重缓急,抓住关键环节下功夫,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跃升。
推动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的军民融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推进国防科技和民用科技互动发展,统一通用型军民产品的技术标准,深化武器装备采购制度改革。
推动军队人才培养体系的军民融合,完善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队人才的体制机制,拓宽利用国民教育资源和国家人才资源渠道,吸引社会高层次人才到军队工作。
推动军队保障体系的军民融合,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军队保障体系,全面建设军队现代后勤,积极稳妥地把保障体制向一体化推进,保障方式向社会化拓展,保障手段向信息化迈进,后勤管理向科学化转变。
推动国防动员体系的军民融合,建立健全国防动员组织领导制度,完善军民结合、平战一体的工作格局,加强国防动员应急功能。
推动科技资源体系的军民融合,发挥国防科技工业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促进国防领域和民用领域科技成果、人才、资金、信息等要素交流融合,形成国民经济对国防建设的强大支撑力、国防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强大牵引力。重在思想观念“融合”
军民融合作为新的重大时代课题,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靠军地双方长期的共同努力。当前,推动军民融合式发展,首先应转变观念,实现思想上的“融合”。
实现思想上的“融合”,就必须切实转变军地各自封闭、自我发展的传统观念。长期以来,我国之所以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中呈现“两张皮”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地双方没能真正转变观念,没有把协同推进军民融合工作摆在重要议程来抓。
例如,一些地方政府为追求局部利益,片面注重自身的经济利益,往往忽视统筹国防建设的作用,只把“军民结合”停留在口头和文件之中;就军队自身建设而言,长期以来形成了自我封闭、自我发展的模式,认为“天有、地有、不如自己有”,万事不求人,搞“大而全、小而全”,致使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步子放不开、走得慢。这些思想观念一旦固化,反过来又在不断地强化军民分体化建设模式,严重制约着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融合式发展。
当前,消除这些传统观念障碍,应深入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运用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用融合式发展的共赢理念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上来,积极探索军民融合式发展新思路新办法。
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军队虽不生产谷物,但生产安全。”国无防不立。牢牢抓住
新世纪新阶段这个难得的机遇期,建立强大的人民军队和巩固的国防,是全党全国全军的共同责任。军地双方应加强协调,团结协作,密切配合,扎实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协调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各项工作。“融合”需在战略上“纳入”
推动军民融合式发展,是一个全局性重大战略,需要制定实施长远科学的发展战略,努力使国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建设同步设计、同步运筹、同步落实、同步推进,努力形成二者互为一体、相得益彰的融合格局。
制定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应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高度,统筹确定推动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战略举措,努力使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能够比较客观、准确地反映国家安全与发展之间轻重缓急的关系,做到有计划按步骤地向前推进。
从宏观层面来讲,制定实施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需要重点做好“六个纳入”,即把国防和军队建设与改革规划纳入国家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总体规划,把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纳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把重大国防设施和战场建设纳入国家基本建设体系,把军队人才基础知识素质培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把军队生活服务保障纳入社会服务保障体系,把国防动员纳入国家应急管理体系。
这种“纳入”式融合发展,既能从总体上消除军事经济和民用经济的分割状态,共用一个经济技术基础,又能够集中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来建设全民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
实施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应立足于国情社情军情,既力求有所作为,又体现量力而行;既注重发挥我国特有优势,又合理借鉴国外有益做法;既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相适应,又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相适应。构建决策科学、运行有效的体制机制
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制度问题同样是根本性问题。近年来,军民融合式发展的体制机制虽有了很大改进和提高,但也存在指导关系不顺畅、主体权责不清晰和制约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深化改革的任务仍相当繁重,迫切需要构建职责明晰、分工明确、组织精干、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运行有效的体制机制。
国防产品 的特征决 定了其规 律与普通 商品很大 不同。( 1) 国防产品是一种特殊的公共品。( 2) 国防产品市场是特殊的垄断市场。其需求仅由政府提出,具有买方垄断的特征,而一旦指定部门或企业提供国防产品,则在很长时间内, 国防产品的供给又会出现卖方垄断的特征。 ( 3) 国防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国防市场的信息往往只由政府与军队所特有, 一般企业往往并不了解也无法获取国防市场中的信息。上述特征决定了国防产品市场的发展应由掌握相关信息的国家部门所主导,要以国防产品效益最大化的需求为牵引,发展适宜本国国情的军民融合式国防科技基础。我国军民融合式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借鉴学习国外军民融合式发展的经验成果,有利于我们寻找差距、开阔思路和探索进一步的军民融合发展道路。
一、国外军民融合发展概览
( 一) 不断优化的国防机制设计
国家主导的国防产品市场是一种“自顶向下”的结构,机制设计是国防市场内部相关的法律规范、功能职能的有机结合,体现了国防需要最终落实到相关工业基础的整个过程。美国的国防部决策支持系统( Do 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就是一种 面向政府 、军队和企 业的顶层 决策设计 ,其由三个 子系统组成:联合能力集成与发展系统( JCIDS) ,国防采办系统( DAS) ,规划、程序、预算、执行流程( PPBE) 。其中与军民融合式发展联系最为密切的就是国防采办系统。美国目前的国 防采办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1.配置灵活。系统说明中称,虽然其基于中心化的政策和原则,该系统也允许去中心化和流水式的采购,该系统在保证严格纪律和可问责性的前提下保持灵活和鼓励创新。
2.流程标准清晰。作为决策支持系统下的采购机制设计 , 其涵盖了采办的整个流程, 从需求分析阶段到装备报废处置,将复杂的国防采办置于清晰的流程之中。通过不断更新的标准与流程,使整个采办系统能够适应变化中的各方面的要求。整个采办过程中的阶段、决策点均有相应的操作流程, 具有详细的执行标准,与现代化的质量管理体系接轨。
( 二) 军工资源合并重组 ,军品民品相互支撑
冷战后的欧洲,涌现了基于国际化广泛协作的军工体系。欧洲国家的军工体系具有以下特点:
1.形成开放技术中心网络。随着航天欧洲化的发展 ,法国率先提议拟定欧洲共同航天政策, 组建欧洲航天技术中心网,并将逐步把所掌握的优势技能提供给共同体使用,各个国家技术中心将广泛对欧洲其他国家人员开放。每个国家都在保护其自身利益,尤其是涉及优势项目、工业利益、科学利益以及在其国土上高技术就业人数等敏感问题时。欧洲国家因此需要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组建具有特色专长、不排除一定程度的竞争的大型中心网。
2.组建跨国运作的大型军工集体。1999年10月14日 , 欧洲航空防务与航天公司( EADS) 在斯特拉斯堡欧盟总部宣布正式成立。EADS的业务目标将按照经济及财政业绩原则确定,股东价值是集团主要的目标,并且每个业务部门应该实现相应的利润率;集团的管理机构分三个部分:总部中心职能部门,负责中心财务、管理协调、集团战略和政策;业务部,包括业务部门及相关资源和资产;国家实体部门,负责处理与各自政府的关系;股东权益将按三个原则支配:任何一方不能行使权力控制业务;建立保护措施防止权益受到侵害; 分散式股东相对于集中式大股东处于平等地位。在EADS中法德的平衡是该股东结构的核心。它们中的任何一方不能完全控制EADS,双方享有同等权益。
1999年11月 ,由英国航空航天公司( BAE) 和马可尼电子系统公司合并成立英国BAE系统公司,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中心最新数据,2011年BAE系统公司在世界军火公司中排名第三位,武器销售额达到291.5亿美元。
3.成熟的军品民品运营模式 。 经过资源整合的欧洲军工企业,依靠其技术与规模优势,在国际军火市场和民用航空领域均保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形成了成熟的军品民品运营模式,其中一个成功案例便是EADS旗下空中 客车公司 的A400M军用运输机。
A400M是由英法德比意合作,空中客车公司研制的,定位介于C17与C130之间的一种中型运输机,兼顾战略与战术用途。该项目历时十年,于2009年12月首飞成功。A400M项目面临国家众多,需要平衡兼顾各过不同需求不同采购数目等诸多难题,而实际上该机型历时十年就首飞成功,且跳过了技术验证机,首飞即为量产型。该机型的成功完全得益于以下两点:一是空中客车公司雄厚的民用机研发基础。该机广泛采用了民用机所采用的先进复合材料、先进制造技术和计算机模拟技术,实现了军机生产技术的飞跃,大大缩短了交付使用的时间成本;二是依托原有合作基础。欧洲各国在航空航天领域 具有丰富 的合作研 制经验 ,先后合作 研制了“狂 风”、EF2000等等主力战机 ,加之各国在空中客车公司上的合作基础,使得A400M能够满足各方要求,最终顺利研制和生产。
经过广泛整合的欧洲科技、工业资源既能够满足开发民用产品的需要,也能够满足开发军用产品的需要。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全球化带来的挑战,面对实力雄厚的欧美航天财团,整合的欧洲军事工业表现出了巨大的市场竞争能力。
( 三) 多样化的资金保障
国防工业是高科技产业,最先进的技术往往产生或首先应用于军工领域,武器装备追求领先的属性,决定了国防工业从创立企业到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都要以大量的资金投入为先导,金融是最重要的支持条件之一。国防科技工业高智力、高投入、高效益、高风险以及回收期长的特征决定了其发展必须依赖金融组织的支撑,需要有相应的分散风险机制和区别于传统产业的特别融资机制,将社会资金有序地导人国防工业。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军事力量,这种军事实力是建立在政府对国防科技工业强有力的支持之上的。对美国国防科技工业而言,对其金融支持体系主要包括有:
1.政府财政资金。美国的军事工业虽然是建立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但是美国政府却通过国防预算支出的方式,将国家的资金投入到国防科技工业,并通过军民一体化的传导机制, 推动美国国防工业结构调整和相关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美国国防工业的发展历史充分说明,国防工业是特殊公共产品,需要国家投入,尤其是对那些无法进入商业化运作的国防高科技领域,只能依靠雄厚的国防费投入带动一大批高技术的发展,这是美国推动国防工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2.对中小高新企业的金融支持。美国政府设立了小企业管理局( SBA) ,授权其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对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指导,并为中小企业获得政府的订货合同提供帮助。美国高科技企业发展有很多受到了美国国防部订货的推动。
3.发展风险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是一种以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从而获得创新收益的资本。美国的风险投资一般不直接介入国防科技工业领域,但其对国防经济运行的基础性技术和产业支持作用却日益显著。美国风险投资的产业结构主要集中在知识技术密集程度高的高科技产业,其投资的热点基本反映了科技发展的最新趋势。由此形成的高技术产业群不仅成为促进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且奠定了推动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高技术基础。
二、国外军民融合发展对于我国的借鉴
我国的军民融合还处于一个尚待完善的阶段,我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并不轻松,国家安全面临一定方向的压力。同时我国也面临正在转型的内部环境,从政治体制改革到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对发展路径的进一步探索。历史和当下的经验教训表明,国富民强才有和平的保障,必须发展深化广化的军民融合,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保驾护航。通过对国外军民融合式发展成果的认识,笔者对我国军民融合式发展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 一) 综合考量国家安全风险
应从根本上将国防安全风险与国家安全风险融为一致, 面对潜在新型威胁如恐怖主义、网络与信息安全风险能够及时作出政策调整与反应。要科学看待非国防部门参与国防军工所带来的潜在不确定风险与国防、社会效益。 风险始终存在且无法消除,只有通过科学的设计和手段,合理地将风险分散。在风险控制等重大国防问题上,应通过国家主导,通过合理的机制尽量减少风险。
具体措施是通过设定不同的风险优先级别,对战略安全、国防高科技项目等高风险优先级,通过科学的机制与人治,进行恰当的融合与隔离;对较低优先级的国防部门,应大力促进更深层次的融合。
( 二) 建设军民融合顶层设计
建立促进国防产品体系从独立转向融合的顶层设计,应从两点出发:一是提高专用性国防产品技术水平。通过全体社会创新,提升作战单位在现代信息化非对称战场中的战斗力。二是提升两用型国防产品经济效益。使其能够进一步完 善军民一体化应急应战体系、两用型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化社会动员体系。通过有机地将法律规范、管理体系有机结合, 形成以满足战斗力生成为需要,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倒逼,淘汰落后产能,促进国防产品市场良性发展,提升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顶层机制设计。
( 三) 整合优质资源 ,做强做大军工集团
整合国家科研力量和军工优质资源,打破原有军工 体系分治 的状况 ,促进军工 企业、科研 院所建立 现代化的 组织形式 ,壮大国际 军工市场 的竞争能 力 ,提高军工 企业自身水平。
( 四) 鼓励发展服务于军民融合产业的第三产业
应鼓励和支持第三产业在军民融合领域的发展。一是鼓励和支持现代咨询业。为军工企业、政府机构提供产业咨询、 管理咨询和社会调查;二是鼓励和支持相关的服务外包,包括技术支持和商务公关等等;三是鼓励和支持现代金融业,为军民融合产业提供多样化的资金支持和保障。
摘要:实现军民融合式发展,是提升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国防效益的重要途径,也是目前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通过对国外军事工业实现军民融合的背景和历程等进行简要的介绍,总结国外军民融合发展值得我国借鉴的一些举措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与军民融合发展现状,提出进一步深化发展军民融合的政策建议。
2015年2月,总参谋部总医院和威高集团战略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将满一年,在过去一年中,双方在医疗合作方面做出多项有益尝试,走开了军民融合式发展新路子。
近年来,总参总医院注重质量内涵,发展迅速,使社会和经济效益都有显著提升。其中军民融合式发展作为医院中长期发展规划的一部分,成为重要影响因素凸显出来。院长张聪多次谈道:“对军队医院而言,军民融合式所讲的‘融合’绝不是简单的国防和经济社会‘板块式’结合,而是首先要考虑军队医院的职能性质,考虑现代战争的特点和要求,考虑平时保健康,战时要保打赢的双重属性,这就对国防和经济两大系统的有机融合及一体化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医院的管理者,肩上的担子很重,需要我们在广阔的医疗市场中,剔除一些市场经济的过度干扰,把姓‘军’为兵放在首位,在这个前提之下,对一些可以开展合作的地方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进行充分筛选,把企业爱国为军的深度内涵和服务方向作为合作的标准。”
作为一所军内外闻名的大型三甲医院,总参总医院选择的合作对象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总参总医院陆续过滤一些只看重在医院获利,而忽略相互促进支持以寻求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企业后,把目标确定在威高集团上。这家始建于1988年的民营企业,迄今已跨界发展成为我国最具投标实力的医疗器械品牌供应商之一。威高集团总经理张华威介绍道:“威高以一次性医疗器械和药品为主导的战略发展思想是分不开的,医疗器械市场在国际上很注重质量和品牌,我们国内的医疗市场与国际医疗器械市场规范性还有一定差距,我们就是要靠自己良心、诚心和忠心,生产高标准高规格并且让国人用得起的自主品牌。”
在考察了威高集团的生产厂区、高科技产品、耗材等情况后,总参总医院领导与威高集团的高层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他们认为,威高集团近年来研制的新产品、新耗材经过了部队卫生系统多家医院的检验,受到了医务人员和专家的肯定,更重要的是,威高集团新研发的产品和耗材在军队的大医院、中心医院和基层医院普遍使用,并在关键时期发挥了作用,既为部队解决了难题,也促进了企业的研发,是很好的双向互动。而在总参总医院与其合作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就曾与其签署了一份重要协议:总部医疗器材供应站与威高集团的军民融合药材保障供应体系建设战略合作协议,还有第三军医大学、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军队的重要医学研究机构都与其展开了合作,这些协议的签订,为总参总医院和威高的合作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对于总参总医院近年来的发展,威高集团也有关注,保障部队打赢,提高质量内涵等想法和威高的内在的发展战略也是不谋而合。威高集团创始人、董事长陈学利认为,医疗器械和耗材国产化增强了,创新能力增强了,就能根本解决产品受制于人的局面,少用华而不实、价格高昂的医用产品就是对医院的松绑。一是要把同类产品中,尤其是可以媲美国际同类产品中价格低、质量好的东西大胆拿出来进行检验,确认性价比高之后进行推广应用。二是威高十分愿意把自己多年的管理经验拿出来与总参总医院共享和借鉴,用于两家单位在管理质量和内涵发展上的提升。为深化与威高集团的合作,医院借助合作平台,请威高管理学院精英授课团队,对全院护士长进行了管理技能的系统培训,培训课程涉及到服务意识培养、团队合作、演讲的艺术、情境管理等多个与护士长管理密切相关的技能理论,紧贴实践,受到护士长们一致好评。
内在发展动力和活力,以及对借助外力的需求,是两家单位相同特质。近几年,威高除了医疗产品,还陆续发展了房地产、金融等五大产业,总资产近300多亿元,员工20000多人,下辖30个子公司,威高综合实力的提升,将促使集团研发出更多的高新技术产品、最先进的耗材适应在军队的使用。而总参总医院的特色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也吸引着全国各地更多病人前来就医保健、住院诊疗,生机勃勃的发展局面、团队内部积极向上的精神和威高人的愿景不谋而合。
近一年的合作,是开始也是发现,更多的发现促使双方更好的契合。总参总医院人把是否“向善”视作很重要的一个情感基础。威高在行业领域内的善举,也是它走入总参总医院合作领域 和视野的重要原因。威高多年来捐资6000多万,为白内障患者免费手术,还每年免费提供价值500万至700万元的骨科器械,已帮助800多个患有脊柱侧弯的贫困患者挺直腰板。他们还每年捐资500万元,与威海卫生局在2年内共同培养8个新疆班、2个青海班共计500名少数民族学生。而总参总医院也陆续开展为军为民的多种救助活动。10年来,总参总医院专家医疗队深入新疆察布查尔县、四川珙县、内蒙锡林郭勒盟等地的偏远山区进行帮带,为维族青年教师肉孜捐款换肾,为云南先心病儿童免费手术治疗等成为合作双方最看重的分值。医院近几年每年都投入近亿万元用于对部队伤病员的补贴,还和地方民政局、福利院、街道等单位开展了多类型的救助行动。
医院政委杜福胜表示:“今后要充分应用与威高的合作平台,在为部队服务和为民服务中发挥合作方作用,实现医疗技术和产品资金的最佳融合,取之于民,更要用之于民。总参总医院与威高集团的合作,开启了军民融合的新篇章,将为军民深度融合与合作双方吹来更强劲的东风。”
责任编辑 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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