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融合行业分析（共8篇）
军民融合市场分析
1、民参军壁垒逐步打破，步伐加速（1）军工行业具有较高的准入门槛
民营企业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需要取得军工四证，均由文件审查和现场审核组成，军方是最终用户，起主导审查作用，最终进入装备承制单位目录周期一般为2-3年。
实际上具备四证远远不够。各领域、各部门甚至延伸到军工企业层面，都设置了相应的门槛，国防工业管理部门、军队、部分军工集团各自认证范围不兼容、不通用。即使就军方而言，装备研制生产尚未实现集中统管。
但市场准入逐步放开，民参军企业数量快速增加。根据国防科工局会同总装备部联合发布的新版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目录（2015年版），减少许可审批范围，新版目录的许可项目比旧版目录减少了62%，进一步推动军工开放，加快吸纳民用优势企业进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截至2016年3月，我国已有1000多家民营企业获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比“十一五”末期增加127%。（2）信息不对称我国装备采购运行机制仍带有计划经济体制，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绝大部分还是由国有军工企业完成，并受制于保密等诸多因素，军民间未建立权威、畅通的信息交互机制。
国有军工企业在专属领域深耕多年，建立了完整的信息获取渠道。而民营企业对市场、产品需求信息掌握不足或滞后，需求导向模糊，或通过非制度化渠道如私人关系获得信息成本高。
军工集团分工明确，市场垄断长期缺乏竞争，军工企业以依靠订单和标准采购等方式解决技术难题，民营企业难以通过技术转让获得市场准入，且装备采购部门不了解民营企业科研生产能力，积极性不高，招标过程邀标不全导致竞争不足。
目前线上信息平台搭建完成，实体对接服务平台建设有望逐步跟进。民营企业通过对接相关政府机构、积极参与军地机构联合组织的军工博览会、承担十大军工集团的外协项目等多种途径推介自己，走出“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困境。
（3）“条块分割”，资金支持力度不同
国有军工企业不仅可以优先获得政府的军品订货，而且可以得到政府在技术改造和产品开发等方面的专项资金和技术支持。产业扶持对国企和民企还有较为严格的区别，民营企业即使能力具备也未必能直接承担军方的大中型科研项目。而军选民用装备的采购模式为“三自一参与”，及企业自筹资金、自主研制、自主开发，军方参与，意味着军方前期投入和科研费很少甚至几乎没有。
此外，技术要求高，质量要求严，后续保障时间长，且我国装备需求有限，对于追求规模化生产、最大化效益的民品制造商来说，不固定的资金支持及即便性能达标单需求较少的军品订单是重大问题，民营企业只有在明显的技术优势和成本控制优势条件下，才有机会参与到军工科研项目的竞争中。
2、民参军程度
从融合程度上看，根据国防科大《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报告2016》，目前我国的军民融合度在40%上下，正处于军民融合发展初期向中期迈进、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推进的阶段。反观军民融合体系的领先者美国，其民营企业已囊括90%以上的国防军工订单。
从企业数量上看，2013年底全国2093家单位获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其中军工企业、民口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各占1/3，民口企业1400多家，但尚不能满足我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需要，而美国从事国防军工科研生产获得DSS（国家安全服务局）授予相应安全级别的军工项目承包商13500家。
从经济规模上看，我国的民参军企业仍为中小企业为主。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以来，上市公司收购的民参军标的共24个案例（不包括北京信威），2015年的平均净利润规模4714万元，其中净利润规模大于1亿元的仅有2个，即新研股份收购的明日宇航及银河电子收购的同智机电；在7000万-1亿元的仅有4家，鼎立股份收购的洛阳鹏起、华讯方舟收购的南京华讯、雷科防务收购的理工雷科、天海防务收购的金海运，扣除这6家标的外的18个案例平均净利润规模仅2868万元。
从涉足领域上看，军品为主的民营企业，大多以生产元器件、零部件为主，部分民企的技术水平已超过军工部门，初步具备研制生产现代信息化军工装备能力，但涉及关键子系统较少，总体装配集成等更是少之又少。大多数民企现阶段直接涉足核心和总体还不是很现实，比较可行的主要在电子元器件、零部件等先进制造、新材料等领域由配套供应商逐步过渡到生产骨干、核心军品领域。
3、民参军市场空间
我国军民融合还有相当辽阔的发展潜力。我们假设中国国防预算以每年8%的增速稳定增长，2020年我国军费规模将达到12984亿元，其中武器装备建设费用占比1/3左右。假设民参军占比提升至50%，仅2020年民参军市场规模或将超过2164亿元，无限潜力亟待开发。（中信建投）
军民科技融合协同创新联盟
邀请函促军民融合 铸国之重器产业背景习近平主席提出“进一步做好军民融合式发展这篇大文章，坚持需求牵引、国家主导，努力形成军民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明确指出军工开放、军转民、民参军、军民资源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方向。通过资产重组、相互参股、兼并收购等多种途径推进改革，广泛吸纳社会优质资源，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深度融合格局。军民融合进入黄金十年，拥有核心技术能力的民口企业有望切入高毛利的武器装备采购领域。民企获得军工资质，将会带来广阔的市场空间，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军工装备领域的增量空间巨大；而军工企业的先进技术，发力民用产品同样具有比较优势，而民营企业和军工科研院所合作则可以利用更有效的激励机制，调动人员积极性，让企业运营的效率得到提升。
联盟介绍军民科技融合协同创新联盟，以“互联网+国防军工”的定位，围绕军民科技融合开展广泛合作与交流，提升武器装备质量建设效益，促进部队新的战斗力生成。联盟由国内一批军民融合相关军工集团、上市公司、协会学会、科研院所、投资基金、券商、银行、民间智库以及地方主管部门、产业园区等自愿加盟组成。定位：中国军民科技融合领域，最专业的第三方高端人脉和价值分享平台。使命：加速优秀民营企业进军军工市场，助推军工科研院所的技术产业化。核心价值观：情系军营，富国强军。发展目标：每年组织2次成果对接会、组织8次百人以上会议、孵化15个军转民项目，深度帮助80个民参军企业。
联盟特色实名认证，建立高效透明，高度信任的信息沟通平台
线上实时沟通，线下定期活动。保持高密度、高效率的商务沟通和合作。军民科技融合领域第三方科技服务机构，专业化团队，市场化运营、专业化服务。围绕军民融合重点行业，聚焦和推动产业链协同合作，推动国产化和电子化。重点对接：有核心技术的民参军企业，有广阔市场的军转民项目、技术、专利等。依托国防七校、军工六校、兵工七子，十二大军工集团，高科技产业园开展工作。与国内军工行业协会、学会、媒体、联盟、园区等建立战略合作，资源共享协同发展。
(1)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 就提出我国国防工业“军民两用”的思想,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 提出了军工企业要走军民结合道路的“十六字方针”, 即“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江泽民在20世纪90年代, 在原“十六字方针”的基础上提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思想, 确立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方针。胡锦涛在新世纪新阶段, 创新性地提出了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思想, 在多次讲话中, 全面论述了军民融合发展这一思想。
(2) 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十八大报告要求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明确指出:“国防和军队建设,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 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着重提出:“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 坚持勤俭建军,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这一新时期军民融合发展的思想, 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指导性。
(3) 国家军事战略明确要求。全面建设现代后勤, 是党的十八大和中央军委赋予全军后勤最直接、最现实的一项战略任务, 是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推动后勤建设和军事斗争后勤准备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实践活动, 是“十一五”期间后勤建设的核心内容。中央军委颁发的《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纲要》明确提出,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 能利用民用资源的就不自己铺摊子, 能纳入国家经济科技发展体系的就不另起炉灶, 能依托社会保障资源办的事都要实行社会化保障, 把军队后勤建设深深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
2 影响应急物流军民融合需求的体制因素
(1) 军队的体制。军队在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中, 指挥体制与保障体制是影响军民融合的重要因素。一是指挥体制, 特别是联合指挥体制。我军现行指挥体制存在指挥层次多、联合程度不够、指挥关系复杂等不足等问题, 对军民融合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无论任务要求多么急迫、任务形式怎样变化, 都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出兵用兵都必须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指挥。二是保障体制, 大联勤保障体制改革和后勤保障社会化改革是重点。其中, 大联勤体制与普通联勤体制并存, 各方利益交错复杂。全面建设现代后勤提出推进后勤保障体制一体化, 就是要求将国家、地方和军队力量统筹运用, 将陆海空三军后勤保障融为一体, 将战略、战役、战术后勤紧密衔接。
(2) 国家、地方的体制。包含企业。关于灾害管理方面, 国家自然灾害管理的基本领导体制是:党政统一领导, 部门分工负责, 灾害分级管理。综合协调机制是, 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 中央层面上设立有国家减灾委员会、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和全国抗灾救灾综合协调办公室等机构, 负责灾害管理的协调和组织工作。
(3) 衔接双方的体制。军民融合涉及各有关部门的职能和利益调整, 需要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各部门共同参与, 加强军地之间沟通和互动机制, 构建缺乏信息交流的平台。以抗震救灾为例, 四总部有关领导和机关同志始终参加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工作;总参作为抗震救灾指挥部抢险救灾组的牵头单位, 负责协调公安部、安监总局、地震局等单位的抢险救灾工作;四总部机关还与国家有关部门对口建立了情况通报、工作会商、任务协调等机制;各救灾部队的主要领导一律担任所在地区政府救灾机构的副指挥长。
其中一点, 省军区在军民融合中发挥的协调作用。近年来, 省军区组织所属民兵预备役部队发挥就近就便、人熟地熟情况熟的独特优势, 在完成抢险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省军区完成应急任务需要构建军地联合指挥机制, 从近年来完成的多样化任务看, 构建军地联合指挥机构主要面临以下困难:通信难, 装备少, 手段单一、性能有限、各制式不互通;情报难, 渠道不畅信息报不上来, 过于依赖技术侦察, 内幕性、预警性、深层次性情报缺乏;协调难, 多力量、多建制条块分割、多头领导, 军地间主导权、各力量间配属权不明晰, 指挥效能较低。
3 影响军民融合需求的经济因素
(1) 关于经济补偿的问题。目前, 我国对应急物流经济补偿还处于一种“无章可循、无法可依”的状态, 尽管《突发事件应对法》等一系列法律和规章制度都对动员征用的经济补偿明文规定, 但由于缺乏规范化程序和补偿资金渠道, 事后结算面临很多棘手问题。以在基础设施建设贯彻国防功能为例, 按照2004年7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 在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对于企业投资项目贯彻国防功能, 必然涉及资金来源比例和补偿机制、国防功能资产的权属、管理程序与运营维修机制问题, 但目前国家对此没有明确规定, 使企业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贯彻国防功能的运作遇到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2) 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军民融合产业是实现军民融合的产业结合点。目前, 军工主导民品的规模和产值很小, 尚处于培育发展阶段, 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及对国家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都没能充分发挥。要将军工主导的民品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 推动其尽快实现产业化;要通过产业重组和整合, 促进已转产汽车、摩托车等民品尽快实现经济规模, 提高研发水平, 增强国防军工支柱产业的国防竞争能力;要继续扶持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化工、光学、机电、医药等产业, 尽快形成新的增长点;要充分发挥国防军工的高技术优势, 积极开发高新技术产品, 建设具有军工特色的新兴产业。
4 影响军民融合需求的其他因素
(1) 安全保密。实施军民融合, 必然要求情报信息共享, 例如军队人员、装备、编制等情况属于军事秘密, 不可能与地方部门共享, 那么必然建设的信息系统不完全, 达不到理想目标。要合理确定军事秘密, 不能有密不定, 也不能无密乱定, 否则影响军民融合的深入, 涉密成为阻路石。
(2) 法律法规。应对不同领域、不同种类的突发事件, 军队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有些领域处于后方位势, 有些领域处于协作地位, 有些领域则发挥主导作用, 军队在处置突发事件时, 势必会根据事件种类和性质, 合理确定部队的地位和作用, 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办事, 没有法律法规作为依据的, 军队为了确保一举一动都有法律依据、官兵一言一行都符合法律规定, 在军民融合问题上可能会很慎重。
5 军民融合需求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构建
从上面的分析, 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初步建立应急物流体系军民融合需求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见表。
(1) 政治因素指标。从国家战略、军事战略 (军队首要是核心军事能力建设) 、领导能力 (即在拿不准的时候判断军队是否该上, 反应出领导的政治敏感) 、国家政策。
(2) 体制因素指标。从指挥体制异同、编制异同、平时军地相关部门之间业务往来和联系程度、协调机构 (分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次, 即国家、军区、省军区) 、民企参与程度 (受政策、税收、信息不对称的限制) 。
(3) 经济因素指标。从经济补偿 (直接补偿, 如使用、征用社会的商品等;间接补偿, 如民企参与科学研究的经费, 因为只使用于军队, 不能用于市场, 因此要合同补偿科研) 、军队储备格局、军事基础设施投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国防功能、专项经费 (军地合训经费) 、对民企的资金支持。
在科技全球化浪潮下，技术的迅猛发展带动了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和新的军事变革，使国防经济与社会经济、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结合面越来越广，融合度越来越高。积极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已成为世界军事强国的重要发展模式，也是我国富国强军的必然选择。
技术融合是军民融合的核心要素，标准则是技术融合的载体和升华，也是支撑军民技术双向转移、实现军民融合式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促进标准军民通用有助于消除军民融合的技术障碍，打破封闭的技术体制，引入有益竞争，充分利用社会资源，降低武器装备的采购和维护成本，提高武器装备质量，推动技术进步和军民共赢发展。
一、军民标准通用对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作用
长久以来，我国武器装备采购体制的计划性和单一性，使军工产品生产形成了封闭与垄断的格局。国防经济与地方经济严重分离，削弱了有益的竞争与协作，也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和重复浪费。
一方面，随着我国融入国际经济发展大格局，民用科技的创新能力与制造水平得到迅猛发展，在信息技术和一些高科技领域，民用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水平甚至已超过了军用领域，但是由于军用标准发展模式相对封闭，缺少与民用标准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往往难以及时体现和应用最新技术发展的成果；军用标准中过多的专用产品规格与接口要求，也使得民用生产企业很难为不确定性的竞争订单而承受专用生产线的建设与维护成本。这种标准形成的技术性壁垒不但降低了军品配套供应商的可选择性范围，也造成了军品生产成本的不必要增加，不利于国防动员的紧急扩大生产。
另一方面，过度的保密要求和相对封闭的管理渠道，使得军用标准的社会可获得性较差，因而国家投入大量专项研发经费获得的技术成果，虽然被应用到军用标准中，但是却难以为民用标准所借鉴和使用，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
为了实现“寓军于民，军民融合”一体化，打破军用与民用技术的壁垒，标准化是一种强有力的技术协调手段。通过建立统一协调的军民通用技术标准体系，实施规范化管理，促进军民标准通用和技术有效融合，使军地保障力量和资源之间复杂的技术与管理关系得到衔接和协调，才能使“军民一体化”方针得到落实。
军民间技术和产品一体化将降低总体成本，促进技术转换，增强工业实力。建立军民通用的标准体系，实现标准资源的共享和共用，一是可以发挥民用标准在满足军事需求方面的作用，大幅度节约资源；二是使新技术、新工艺及时地反映到军用标准中，提高军工产品的质量；三是进一步促进了竞争，使武器装备采办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四是提供了强大的后备力量保证，满足战时动员的需要。
二、美国军用标准改革措施
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军事强国高度重视标准的作用，把标准化作为战略制高点且在军用产品中大量采用民用标准，最大限度地发挥民用标准在军用领域的作用。军民技术的紧密融合，高新技术的军民两用化，不但极大地提升了这些国家的国防实力，而且使他们进一步抢占了世界科技发展的制高点，保持了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美国目前有1.6万多家电子公司，约有6500家从事军品研究、生产；美军大约有85%的军用技术是军民两用技术。
1994年6月29日，美国国防部长佩里签署发布了一份纲领性备忘录《规范和标准——工作的新思路》，其中心内容是建议尽量使用民用规范和民用标准，以保证国防部充分利用民用技术和广泛的工业基础。只有在确实没有可替代的民用标准和规范的情况下，才允许使用军用标准和规范。该备忘录发布后美国对军用标准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
（一）尽量使用性能规范
在采购新系统、重大改装、技术换代、非发展型产品和民品时都要按性能规范说明要求。性能规范只强调式样、功能，而把具体的设计方法留给承包商解决。这就在设计、生产、管理等方面赋予了承包商更多的灵活性，有利于提高产品性能，在降低成本的同时，确保政府得到质量合格的产品。
（二）扩大应用非政府标准
通过使用非政府标准，美军在武器系统、元件和补给品的采办中采用新的机制和工作方法，使用户、国防部和供应商都可从中受益。
（三）实行军用标准或联邦标准特许制度
取消、转换和限制军用标准的使用，必须采用军用标准或联邦标准的，需要获取特许批准后才允许引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采办过程中也还是鼓励提出替代方案以取消所引用的军用标准或联邦标准。
（四）加强军民间合作
鼓励国防部同工业协会合作编制非政府标准以替代军用标准。让工业部门和用户直接参与规范与标准的编制审核工作。配合军用标准改革修改国防部所有的培训和教育计划，并鼓励承包商参与这项培训。在合同和计划的管理过程中加强合作，以密切政府和工业界之间的交流。
（五）降低政府的监督控制
政府只在功能和性能方面进行控制，让承包商负责具体的设计工作。在研制和生产过程的测试检验以及军品质量保证系统中，通过使用程序控制和非政府标准来减少政府监督。
美国实施军用标准改革后，通过分析和清理，共废止了9600项标准，另有8100项军用规范被宣布为对新设计无效，仅供重复采购原有装备和系统的保障件使用。
美国军用标准的改革就是要把国防工业领域中的“军队专用标准”削减到最低限度，转变军队以采用军用标准为主的观念，鼓励军用装备研制和军用物资采购尽量采用民用标准和民用技术。在一般情况下，优先使用性能规范，由承包商在整个合同过程中负责保持技术指标的先进性，使武器系统的设计、制造和保障工作更具灵活性。通过这些政策和措施，国防部与民用工业界的关系大为加深，非政府标准在国防采办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在降低军品采购成本的同时，扩大了军需产品的社会提供能力，使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融为统一的国家工业基础。
美国国防部为贯彻“2020联合作战构想”，制定了新时期美国军用标准化的战略发展框架“国防部标准化战略计划”，该计划提出了建立高质量标准化产品和服务的要求，把广泛采用民用标准和开放标准作为一项重要举措，同时，通过标准规定武器装备性能要求和接口要求，通过充分竞争下的军品采办，向战斗部队提供可靠的、技术精良的装备，实现各军兵种之间及与盟国间的互操作性。美国国防部为实现该计划，正在有序地推进着军用标准化的各项工作。endprint
三、我国相关政策与发展趋势
党的十六大以来，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战线遵循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关于“深化标准化工作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要求，相关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标准化和军用标准化工作管理、促进军民融合有关事宜的通知》，明确了军民标准化双向转移的总体思路，为我国军民标准化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加强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规划、体制机制建设、法规建设，进一步明确了未来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和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2010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出台了《关于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37号文），将军民融合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并作为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性任务之一。
2013年12月9日，总装备部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全国军用标准化工作会议。会议指出：要实现军民标准通用，为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架设“军转民”的桥梁，将具有现实和潜在推广价值的国家军用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打通“民参军”的路径，将先进民用技术应用到军事领域，提升军地联合后勤保障能力和国家的国防动员能力；形成融合式发展机制，打破军民界限、消除技术门槛，进一步提升标准化工作对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整体支撑能力。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与总装备部已经共同建立了包括军民标准化工作协商机制和联席会商制度、军民共用领域标准共建共享机制、军民标准化衔接机制等一批标准化工作机制，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比如射频识别领域开展的关键技术标准“军转民”已经实现了重大突破，人类功效、电子元器件、信息技术、信息安全等领域开展的基础性国家标准“民标军用”工作也取得良好效果，军地有关部门和企业、单位通过共建“北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化信息资源共享、标准化专家队伍建设等，使“北斗”系统应用范围迅速扩大。
四、对策与建议
我国当前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坚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建立“军民一体化”国防工业体系，深入推进军民标准通用，实现军民融合式发展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此，除需要首先建立军民通用标准化的协调共管机制、完善相关法规政策外，还需要从技术层面做好以下几点：
（一）建立军民融合的标准体系
要在正确分析我军当前装备技术水平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开放兼容、有机衔接、军用标准和民用标准互补、军民融合的标准体系。不断推行军事标准改革，对军用标准和规范进行全面清理、审查，废止不适用的军用标准，逐步完善军用标准体系，充分发挥军用标准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将先进适用的国家军用标准转化为民用标准，降低民用高科技资源“为军服务”的成本，提升国家整体科技创新发展水平。
（二）加大采用民用标准和性能规范的力度
在对原有的军用标准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哪些民用标准可以直接代替或经过修改后可代替军用标准，逐步加大民用标准的比例，并组织协调好新旧标准的衔接和过渡。在装备采购活动中要加大性能规范的力度。
（三）建立军民标准协同平台
从标准的立项到联合研发、标准实施、应用效果评价、动态使用维护等多个阶段，实现军民标准信息的共享与标准化工作协同，实现军民标准技术的深度融合，共同发展。
我国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逐步形成开放的、寓军于民的科学发展模式，建立动态、开放的军民融合标准体系，推进军民标准通用化工程，统筹军民优势资源，将更加有效地促进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共赢发展。
推动军民融合
军民融合潜力大、路子宽、市场广。作为中国惟一的科技城，推动军民融合是国家赋予绵阳科技城的重要使命，是科技城建设的最大特色和历史机遇。
近年来，绵阳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走军民融合创新发展之路，取得一定成效。目前，科技城共有军民融合企业近300家，产业覆盖300多个专业领域，年产值超过千亿元，成为国家新型工业化（军民结合）产业示范基地。
在长期服务在绵国防科研院所、军工企业、驻军部队发展过程中，军地双方加强沟通交流、协调配合，初步构建起军民融合“四种机制”，即：军地互动交流机制、军民资源共享机制、国防重点保障机制、多方联合促进机制，调动了军地双方合力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积极性。同时，绵阳着力打造政策支撑、创新创业、产业承载、交易展示等科技城“四大平台”，为军民融合、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
【关键词】国民经济动员;军民融合;制度创新;技术融合
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是我党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国民经济动员贯彻军民融合理念，已经取得很大成绩。
但要谋划国民经济动员建设深度发展，实现工作转型，还必须把握好民营经济贯彻军事需求机制、国民经济动员配套制度和加强军民科技创新系统融合等三个环节。
一、健全民营经济贯彻军事需求机制，扩大国民经济动员资源潜力
民营经济产权明晰，利益主体分明，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和高度灵活的运营机制，与市场经济具有与生俱来的适应性，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我国国民经济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
民营经济贯彻军事需求机制是推动国民经济动员建设、提高国民经济动员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
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国民经济动员潜力越来越多地蕴藏在民营经济中，而国民经济动员潜力和能力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形成一个国民经济应变力，即关系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应急、应战、化解风险”的全方位应变力，是一种重大战略能力。
经过几十年发展，民营经济贯彻军事需求机制已经具备了基础。
民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明显提高，总量已占到GDP的50%以上。
1～4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占总投资的35.1%，民间投资占57.7%。
与到平均值相比，政府投资占比下降了8.3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加了22.5个百分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到末，我国民营科技企业超过16.2万家;当年技工贸总收入达到9.8万亿元，接近同期我国GDP24.6万亿的40%;长期职工人数达1588万人;研发投入2130亿元;上缴税金4870亿元，出口创汇2867亿美元。
技工贸总收入、研发投入、上缴税金和出口创汇都比上一年增长30%左右。
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群体以灵活的民营机制、雄厚的科技资源和创新能力，成长为国民经济的一支有生力量。
为了推动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大动员”国防经济潜力的形成，就必须形成规范的目标形成机制，畅通的信息传导机制、合理的激励机制和有效地约束机制。
相应的，就要采取培育民营经济作为军品市场主体、将军事需求融入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加强军民两用技术合作等措施。
当前，国民经济动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和应对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形势，在促进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建设相互协调发展中的作用不够突出。
主要问题之一是市场竞争机制在经济动员活动中的作用发挥不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和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态势，价格、竞争、供求等市场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形成市场的均衡。
在经济环境方面，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民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国民经济动员资源越来越丰富，国民经济动员的经济基础――市场机制能够使国民经济动员活动遵循价值规律要求，适应市场供求变化，降低动员成本，增加动员效益。
因此，必须根据供求变化，利用价格杠杆，发挥竞争博弈的作用。
目前，民营经济在军品市场和经济动员活动中没有取得完全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存在市场准入机制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相关部门有必要及时发布军品供求信息，对民营企业参与军品科研生产进行积极引导。
进一步制定和完善配套的制度性规则，给民营经济贯彻军事需求创造更好条件，提供更多机会，把民营经济贯彻军事需求的机制落到实处。
二、制定并落实国民经济动员配套制度，规范国民经济动员活动
国民经济动员作为实现军民融合式发展的重要路径，需要法律制度进行保障。
考察现有的国民经济动员制度建设，在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从国民经济动员制度的需求和供给关系来看，总体上存在不均衡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国民经济动员领域的基础法律――“国民经济动员法”。
虽然《国防动员法》已于207月1日起开始施行，但是，它不能取代“国民经济动员法”。
二是现有制度不完善、不配套，有些制度缺乏可操作性。
《宪法》、《国防法》和《国防动员法》都是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法律依据，但是作为效力层次很高的根本法和基本法律，其内容主要是原则性、概括性或者框架型的制度规范，基本都缺乏可操作性，配套的法规制度还没有成型。
三是从立法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来看，立法效益较低。
要实现实行国民经济动员法治化，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做到制度需求与供给的均衡。
制度均衡就是人们对既定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足状态或满意状态，因而无力也无意改变制度均衡。
反之，当人们对现行制度不满意或不满足，意欲改变而尚未改变的状态则为制度的非均衡。
非均衡的状态需要建立新的制度达到均衡。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也是一种商品，尽管造成制度不均衡的原因有多种，但它的供求同样需要达到均衡状态，实现制度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虽然在现实的立法实践中这种状态几乎是不存在的，现实中总是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但无论哪一个法律体系，都应该努力向“帕累托最优状态”靠近，以实现净收益的最大化。
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动员法律供求市场的显著特点是法律总体上处于非均衡状态，表现在法律制度供给上的不足。
必须通过国民经济动员立法及配套制度建设，进一步明确规定以下基本问题：(1)国民经济动员主体及其职责、权力。
(2)国民经济动员对象及其义务和权益。
(3)国民经济动员的程序和原则。
(4)国民经济动员行为的法律责任。
国民经济动员法律规范之间应相互协调。
还应通过运行，保持国民经济动员法的权威性、严肃性和稳定性。
地方立法机关和地方政府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制定具体制度，保证国民经济动员法律条文的贯彻实施。
二是加强国民经济动员的执法工作。
《国防动员法》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国民经济动员的内容。
在“国民经济动员法”尚未制定出来之前，《国防动员法》的有关规定就是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直接依据。
保证《国防动员法》的实施，主要手段是加强执法工作，完善和强化执法机制。
负有国防动员职责的各级国家机关，都是《国防动员法》的执法机关。
在《国防动员法》的实施过程中，执法机关必须从国防建设的大局出发，遵循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和有序高效原则，克服地区保护主义、行业保护主义，切实保证动员法在本地区、本部门的顺利施行。
三是落实对国民经济动员执法的检查监督。
按照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经济动员法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可以采取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立法机关主要检查各级机关制定、发布的规定、决议是否与国家经济动员法律、法规相一致;执法机关主要检查经济动员法律、法规是否得到贯彻;广大群众主要是对违反经济动员法律、法规的现象进行反映、举报和揭发。
对贯彻执行经济动员法律、法规成绩突出的，国家给予表彰和奖励;对给经济动员工作造成较大损失的，国家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三、加强军民科技创新系统融合，促进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
加强军民科技创新系统融合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影响国民经济平战转换能力的关键问题。
“十二五”期间国民经济动员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依靠科技，注重融合”，即要做到充分利用先进的高新技术成果，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动员的信息化水平，提高国民经济动员项目建设的技术水平和科技含量，提高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军民融合度，提高国民经济的平战转换能力。
由于应用领域和管理体制的因素影响，科学技术被分为“民用”和“军用”，这种分离现象导致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相对低下，并影响科技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从而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动员资源潜力和应变能力。
当今世界国防科技工业正由军备竞赛刺激的持续扩张向军民一体化发展转型。
为了促进我国民用高新技术企业开拓国防现代化领域的市场，构建基于高新技术和新竞争力的国家安全体系，必须群策群力解决这些问题，提高国民经济的平战转换能力。
对于军民科技创新体系的融合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视角把握思路：一是从军民科技资源配置角度，进一步推进国防科技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进程;建立多层次的评价标准体系;完善招标制和国防合同管理制度;实行诸军兵种联合研制的科研管理体制;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及各项智力劳动成果;重塑国防科技创新系统，建立相应的政策支撑体系;发挥民用科技优势，为国防科技发展服务。
二是建立军民科技创新的虚拟模式和柔性组织体系。
在军工企业改革中实施虚拟组织模式具有现实意义。
具体来说，就是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利用网络技术作为作为实现组织之间联系的手段，以项目为联系纽带，以技术合作为联盟的起点，以技术开发贯穿全过程，并以分享高新技术成果和效益作为联盟目的，强调联盟成员之间的合作和知识、信息技术与资源共享。
建立军民技术联合研发的柔性组织体系，从实践形式上看，主要有虚拟企业和虚拟研究中心。
通过解决内部资源开发和外部资源整合、培养军民企业核心竞争力、健全军民企业间的信息网络、加强以动员项目工程为统一各方参与企业的管理手段、选择适当虚拟方向和对象等工作，建立动态灵活的虚拟组织体系，使企业能够用从容不迫地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获得长期的经济效益。
企业获得了经济效益，就能为动员能力转换创造条件。
三是构建区域军民融合科技创新系统。
即通过创造良好环境、完善科技中介机构、建立区域性公共信息网络等手段，构建区域军民融合的联动体系。
通过发展风险投资基金、联办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板市场，推进企业产权资本化、证券化，完善金融市场、创新金融产品等手段，加快构建区域军民融合科技资本市场。
通过科学筛选军民融合产业化项目、建立区域军民融合产业园等手段培育配套企业，实现产业集聚。
区域军民融合科技创新系统的建立和发展，将大大促进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国民经济动员项目建设的技术水平和科技含量，使国民经济的平战转换摆脱技术约束。
参 考 文 献
[1]周建平.《认清形势，明确目标，科学谋划“十二五”国民经济动员发展》.载《中国国防经济》2010(1)
[2]李刚.《初论国民经济应变力》.《军事经济学院学报》.2004(2)
[3]《我国民营经济总量占GDP50%以上》.《XX日报》.2011，7(8)
[4]束洪福.《中国民营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高峰论坛拉开帷幕》.载《科技日报》.2009，2(13)3
[5]周建平.《认清形势，明确目标，科学谋划“十二五”国民经济动员发展》.载《中国国防经济》.2010(1)
[6]于川信，周建平.《军民融合式发展理论与实践》.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3)
[7]胡青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企业导报.2009(10)
[8]徐勇.《创新体制机制，促进军民融合》.载《科技日报》.2009，1(15)9
2014年，我国军民融合工作全面提速，向深度融合的方向大步迈进。军地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各项政策红利逐步释放，军民结合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国防科技创新能力有所提升。但是当前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需要关注的问题：军工科研院所深入改革，典型军民结合产业良性发展，军民融合协同创新模式构建，民参军渠道畅通等。预计2015年，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将是国家及地方国防科技工业“十三五”规划编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各类利好政策将会继续推出，军工行业改革将稳步开展，民技参军、民资参军、民智参军的深度将加大，军民融合将迎来新一轮发展高潮。
2014年，军民融合工作全面开展，总体上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强调要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军地相关部门主动作为，加快了融合步伐。展望2015年，军民融合各项利好政策将会进一步出台并落实，为推进军民资源共享、军民结合产业发展、军民用技术双向转移、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协同创新等营造较好的发展环境，逐步形成全军全民大融合的发展态势。
一、对2015年形势的基本判断
（一）军民融合工作继续扎实推进
2014年，国家高层对军民融合保持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以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都强调要坚定不移走军民融合式创新之路。预计2015年，中央及各相关领导将继续关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并将其作为国家及地方国防科技工业“十三五”
规划编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军民融合相关工作将扎实推进。
针对军民融合的专题调研工作延续开展。2014年，围绕军民融合工作国家相关部门领导进行了密集的专题调研。7月2日至5日，马凯副总理先后到洛阳、武汉等地调研，考察军工及民口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6月29日至7月1日，许达哲副部长在黑龙江省开展调研；9月1日至5日，万钢部长等相关领导在湖北就“军民融合式科技创新发展”进行专题视察。所有调研的核心议题均指向军民融合。预计2015年，在调研基础上，相关部门将深入分析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全面研究并落实军民融合的战略部署。
借助各类公开性活动扎实推进具体工作的落实。2014年，围绕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篇大文章，军地双方主动作为，积极开展各类活动。5月26日，总装备部、工信部、国防科工局、全国工商联联合举办了首届“民营企业高科技成果展览暨军民融合高层论坛”，160余家民营企业参展。10月16日，第二届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举行，在军民融合创新发展论坛上，分享并探讨了“军民融合”成功经验和发展新途径。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10月底，全国性的军民融合相关论坛、学术交流、座谈会各类学术会议15余次。预计2015年，针对军民融合的相关活动将继续举行，切实推动具体工作的落实。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将取得新突破。2014年，国家军民结合公共服务平台运行良好，为社会各界提供了高质量的服务。总装
备部正在建设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站，计划做两套系统：对于涉密信息，将在涉密系统中通过分级分类进行定向发布；对于非涉密的采购需求、公开招标、军品配套要求等将在互联网上公开发布，并提升平台互动功能，目前已取得了阶段性进展。预计2015年初，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站将进入运行阶段，与军民结合公共服务平台形成顺畅的交互机制，共同助力军民融合。
（二）政策法规建设将不断完善
2014年4月，为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促进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文件针对军工开放、民参军、军民资源共享、军民科技成果转化、军民结合产业、公共服务体系等提出了针对性意见，是对前期军民融合相关政策的进一步细化，利于军民融合向纵深发展。5月，针对民参军，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局和国家保密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吸纳优势民营企业进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的措施意见》，提出了改进工作的八项主要措施，为优秀民企参军构建起协调顺畅、简明规范、高效有序、安全保密的准入管理制度打下良好基础。10月9日，国防科工局组织召开的座谈会，讨论《国防科技工业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方案（征求意见稿）》和《关于推进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建议（征求意见稿）》，并提出意见建议。
预计2015年，在强军战略和深化改革的推动下，相关部门
将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运用法治方式推动军民融合，针对军品采购定价制度、合同管理的相关细则以及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有望年初出台。
（三）典型军民结合产业趋于理性发展
国家和地方政府借助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有利时机，加速军工先进技术、产品向产业化发展。特别是在一些传统的军工大省以及民用高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军民结合产业尤其是具有核、航天、航空、船舶、兵器等军工特色的传统优势产业，在国家及地方一系列政策引导下，保持了稳速发展态势。
民用核能。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民用核能体系，相关技术不断提升。我国三代核电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基础上，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部分技术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核电设备制造国产率得到提高，如中广核位於阳江的机组国产化率最高可达85%。预计2015年，在采取国际最高安全标准的前提下，设备国产化率进一步提升，开发海外市场力度将加大，国内东部沿海地区新的核电项目建设也将提速。
民用航天。航天技术应用已辐射到新材料、新能源、精密制造等民用领域，民用航天产值已占到航天总产值半壁江山。其中，北斗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核心技术取得较大突破，部分芯片的主要指标已接近国际水平。北斗产业园也逐步覆盖全国各大区域，基本形成了基础产品、应用终端、系统应用、运营服务相对完整的产业链。预计2015年，航天军民两用技术发展将持续加快，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卫星应用向业务服务型转变的趋势凸显。
民用航空。我国民航产业在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2014年，C919大飞机、ARJ21涡扇支线飞机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充分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但不可否认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与国际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在通用航空领域，我国虽然尚处起步阶段，但发展势头较猛，全国已建成140多个通用航空产业园。预计2015年，国家将在航空动力、材料等方面继续加大研发投入，C919大型客机或将完成总装并首飞，通航产业规模将保持低速增长。
民用船舶。2014年，船舶工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我国船舶出口额、主营业务收入整体上保持增长。尤其是海洋工程装备行业增长加快，接单占比保持全球第一，其中，上半年新签各类海洋工程装备81艘（座），占世界市场份额提高到32%，居全球第一。技术水平也不断提升，4月，我国自主研发的迄今下潜最深、国产化率最高的无人遥控潜水器系统“海马号”通过了海上验收。预计2015年，船舶行业继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经济效益以及船舶出口将延续增长态势。
军工电子。虽然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已居全球前列，但国防工业部分关键技术领域，如芯片等核心元器件距离国际领先水平差距依然非常大。在未来装备信息化趋势下，通信、探测识别、精确制导等将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预计2015年，将持续加大军事信息化建设投入，进一步提升军工服务器、电脑CPU等核
心功能器件的国产化替代进程。
民爆行业。在国民经济稳步发展、能源需求持续旺盛、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不断加大的拉动下，2014年民爆行业总体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上半年，行业累计实现经营总收入347.7亿元，同比增长2.3%。同时，产品结构得到不断优化，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预计2015年，下游的基建行业将继续拉动民爆行业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步伐也将加快，产业布局将日趋合理。
（四）军工行业改革将稳步开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我国经济及资本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2014年也因此被称为深化改革元年。6月28日，首届中国军工产融年会举行，来自国家相关部委、科研院所、军工集团、民口配套企业、投资机构等200余家单位参加，探讨如何通过资本市场更好地推动军工行业改革。7月，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制定印发了《集团公司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4-2015年工作要点》，大力推进“无禁区”改革。同时，军工行业中被认为科技实力最为雄厚、具有最优质的资产的科研院所改制试点方案已上报有关部门。10月13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明确披露，旗下科研院所已经完成了“一所两制”改革，将成立四大科技产业控股公司作为平台公司，方便科研院所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预计2015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与军工行业相
关的配套政策，如国防科技工业改革总体方案、军工科研院所分类改革方案等将陆续出台，军工行业将迎来新的改革高潮。
二、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关注军工科研院所改革问题
军工科研院所改制已是大势所趋，从目前正在论证实施的军工科研院所改制情况看，还存在诸多难点。一是目标的清晰界定。正在论证实施的改革方案，主要参照地方事业单位改革模式，简单地对军工科研院所按照统一分类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分类，院所的改革目标和规划尚未从根本上全面论证清楚并加以界定。二是院所的分类。军工科研院所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与调整，许多单位已与最初定位有了很大不同，综合型院所明显增多，职能任务可能涉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先期技术开发、演示验证、型号研制和试验鉴定、技术基础等一个或多个领域，很难按照统一分类的原则和标准将其简单地划分为公益一类、二类或企业。而且未来院所应划为哪一类，由国家还是院所自身来定也有待进一步科学论证。三是相关配套政策跟进。院所改制后科研任务管理如何调整，国防基础研究任务如何保证，军工技改资产如何管理，事业费取消或大幅度减少后如何扶持和激励人才，等等，都需要有一整套新的系统完善的配套政策。目前军工院所改革论证中大家观望多、取舍难。
（二）关注重点军民结合产业发展问题
随着军民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军民结合产业覆盖的范围也在
不断扩大，既包括传统的“四民”（民用核能、民用航天、民用航空、民用船舶），也包括利用国防科技优势发展的、与军工技术同源或工艺相近的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安防产品等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不同产业的发展思路和发展路径不能一概而论，部分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规范管理、合理引导，致使产生重复建设、同质化竞争等众多问题。如船舶工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就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表现在创新能力不强、结构性矛盾突出、产能过剩矛盾加剧等；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尽管发展空间巨大，园区建设异军突起，但大多园区同质化现象较为突出，地理位置分散，行业排名前10位的企业市场占有率不足全国6%，且绝大多数为小微企业，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式发展；通用航空产业，随着低空空域的逐步开放，地方政府及民间资本对通航领域的投资热情高涨，全国各地纷纷上马通用航空项目，通航产业园遍地开花，但是依然缺乏规划，同样出现了产品结构雷同、投资单
一、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低、产业集中度较低等问题，产业集群建设和市场发展环境都远未成熟。
（三）关注军民融合协同创新问题
协同创新作为一种高效的创新组织模式，对于提高科技创新效率发挥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特别指出“要健全国防工业体系，完善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制”。但是由于技术创新主体、自主创新层次、军民通用标准
等的不协同，我国国防科技协同创新的体系还未完全建立。首先，我国军民科研任务管理缺乏顶层统筹，尚未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权威、高效的领导体制。民口科研管理机构有科技部、教育部、工信部、发改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军口科研管理机构有总装备部、工信部、国防科工局、发改委等。现行的科研管理体制在国家层面存在的多头分散、政出多门等现象，无法实现军、民科技创新活动的统筹协调。其次，军民分割、行业分割、自我封闭等现象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各类创新主体之间存在一定的组织壁垒，不利于政产学研协同攻关局面的建立。此外，国防重大科技难题的研发投入方面，由于受国防特殊性要求、知识产权制度等的影响，尚未建立起政府、军方、企业、社会资本协同投入的多元化国防科技投资模式；信息交互方面，具备较强专业水平、权威性和公信力的服务平台相对较少，特别是体现军与民特质的要素融合平台更加缺乏，信息交流不畅通、不对称较为突出，相关主体对接不畅。多种因素交互，致使科研生产重复、浪费现象严重，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的格局难以形成，影响了国防研发能力和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大大降低了创新效率。
（四）关注民参军体制机制等问题
民营企业参与军品科研生产尽管取得了不小进展，但由于受诸多因素影响，民参军过程依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管理体制上，准入程序严格，民企承担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任务所需资质的审查论证及管理涉及到政府和军方多个部门，虽然《关于加快吸纳优势民营企业进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的措施意见》今年已出台，但是申请流程长、牵涉部门多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而且在“四证”办好后，企业在后期维护上也要投入较大的人力和物力；在机制上，面临信息不对称、交流机制不畅等问题，尤其是民企获取军方需求信息难度较大，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多数民企参与程度还不是太深，长期以来基本只能承担三级以外的配套任务，很难从军方或总承单位及时获取技术产品的需求信息，导致自身技术产品与军方需求不能很好的对接；在政策上，军民用标准、投融资、知识产权等政策一定程度上已不能适应当前形势，亟待更新完善。受上述多重因素不同程度的制约，目前民参军的深度和广度尚显不够。
三、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一）通过法治方式推动军民深度融合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明确讲到“加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法治保障”。未来要积极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军民深度融合。首先，要建立健全组织领导体系，统一思想，科学把握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点，切实形成合力。其次，相关机构协同，主动作为，建立健全法规制度。通过全面梳理军民融合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认真分析制约军民融合的体制性障碍和政策性问题，在找准突破口和切入点的基础上紧密围绕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抓好军民融合相关法制建设，出台针对性地的意见和建议，如改进技术
保密制度、军民技术统一标准等，确保高层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地得到落实。
（二）稳步推进军工科研院所改制
在研究和推进军工科研院所改革的过程中，可借鉴和学习美国和俄罗斯的成功经验，将基础性、共性技术研发机构与企业分开，但始终要保证一支强大的国防科研“国家队”。首先国家需针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型号研制等不同阶段科研特点，对军工科研院所进行科学分类和界定，然后明晰改革思路和方案。对于从事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军工科研院所，继续作为国家行政事业单位，统归政府直接管理，并由国家建立稳定的科研支持机制，专门从事该类国防科研。而应用型的工程类、工艺类军工院所走市场道路，进行转企改制。其中，以先期技术开发、演示验证和型号研制为主的科研任务，统一划归为转制企业或军工企业进行管理；而以应用研究为主的科研任务，根据不同情况由国家相关单位和企业分别或共同管理，促进产研结合。在明晰思路的基础上，再选定部分针对性科研院所进行先行试点。
（三）促进重点军民结合产业升级
首先，国家需要加强全国军民结合产业发展的统筹规划，对重点发展产业进行全国一盘棋式的规划管理。然后，针对军民通用性强、市场前景广阔的高新技术产业，出台规范管理的相关政策加以支持，引导并加速其成长和推广应用。此外，对于重点关
注产业，未来还要围绕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夯实基础，着力核心关键技术研发和市场培育，增强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如船舶工业重在创新驱动，大力发展高技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航空工业重在加快培育和发展通用飞机、民用直升机、大型飞机等，解决动力、材料发展等滞后问题；航天工业重在推动国家空间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军民用卫星的统筹；核工业重在解决核动力关键软件自动化、后处理、核安全等瓶颈问题，大力发展民用核材料产业；军事电子工业重在突破芯片、关键电子元器件、基础软件、服务器等核心技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国产化替代水平。
（四）尽快建立健全协同创新机制
建立军民融合协同创新机制，首先必须结合实际，在国家层面强化统筹规划，在科技研发活动及生产制造活动之间建立有效的衔接网络，实现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发展创新链路合理有序的全过程管理。其次，国家在政策上也要积极鼓励协同创新。如完善知识产权激励制度，强化知识产权的运用和保护，使得民口科研生产单位能“放心”参军、“全心”合作。再次，提高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学习借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科研模式，成立专门部门，全世界、全领域、全方位扫描高端技术和人才，建立森严的项目决策体制和宽容失败的管理理念。此外，协同创新过程中要高效利用好国防科研投入，提高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重点突破关键原材料、核心元器件、军用动力、先进制造
工艺、计算机基础软件等技术瓶颈。
（五）继续推动民参军相关制度改革
首先，加大前期政策的落实，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其次，深入贯彻新一届政府机构职能转变的思路与要求，政府在许可申请指导和军品市场监管方面加大力度，努力营造适度竞争、规范有序并充满活力的军品市场环境，全力推进军品市场有序开放。第三，在“四证”申请办理方面，探索合并、简化的可行性，审查机制上进一步优化相关程序。一是建立国防科技工业管理部门与军队装备管理部门联合审查制度，审查论证结果双方予以认可。同时，加强二者的沟通协调，探索解决双重认证的问题。二是采取“多证联审”，划分审查论证机构责任区域，赋予部分有能力的中介组织承担审查认证职能，减少现有审查机构的工作量和企业负担。
赛迪军民结合研究所课题组
1、军民结合的概念
1982年, 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军委领导同志有关国防工业问题的汇报时, 系统地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十六字”方针。
通过上面的回顾可以看出, 军民结合最初的含义是:在军工系统内, 在确保军品任务完成的前提下, 利用军工富余能力生产民品。但近年来有关专家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认为军民结合表现为军工企业学会两套本领———实行军转民和国防工业开发民品 (武希志, 2007) 。因此, 我们在下面的分析当中将分开讨论军民结合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
2、军民融合的概念
军民融合是指从国家宏观战略层面上来考虑人力、物力、财力和科学技术等资源和产品在国防领域和国民领域之间的高度融合、高度互补、高度渗透的过程。军民融合是全系统、全要素、全过程的军民结合, 是对我国军民结合成功经验的新提升。它将军民结合的范围, 由国防科技工业领域拓展到国防建设的各个方面;将军民结合的层次, 由依托军与民两方面的协商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次;将军民结合的程度, 由军民行业“板块式”对接深化到融为一体。
二、代数分析
为了简化起见, 我们假设:第一, 一个国家有且仅有两个经济部门:国防 (M) 和国民 (N) , 且都存在对军民通用产品X的需求;第二, 生产产品X需要耗费同质的资本和劳动, 且资本总量和劳动总量都是一定的, 分别记为K和L;第三, 国防部门和国民部门自身都能利用劳动和资本生产产品X;第四, 国防部门和国民部门劳动和资本的初始配置分别为 (a, b) , (L-a, K-b) (L、K、a、b均为常数) 。
同时, 我们进一步令国防部门的生产函数QM=fM (l, k) , 国民部门的生产函数为QN=fN (l, k) (此处, 国防部门的生产函数和国民部门的生产函数均满足一般生产函数的性质) , 国防部门对产品X的需求为DM, 国民部门对产品X的需求为无限量。因此在社会劳动和资本总量一定的情况下, 社会的总产量等于国防部门的产量和国民部门的产量之和 (此处对军民相互独立的情况不作具体的分析。在军民相互独立的情况下, 国防部门存在闲置资源, 因此社会的总产量只能是 (DM+QN) , 而不是 (QM+QN) ) 。
Q=QM+QN=fM (l, k) +fN (L-l, K-k)
其中, l, k为自变量, 分别表示国防部门的资本和劳动。
当然, 我们还需说明本文的效率判别标准———在资本和劳动总量既定且满足国防部门对产品需求的前提下, 产品社会最大总产量的大小即为效率判别的标准。此标准同样适用于几何分析。下面我们分析在各种情况下产品X的社会总产量。
1、军民结合
(1) 国防工业开发民品:资源不转移, 产品转移。在这种情形下, 国防部门剩余的劳动和资本不直接转移到民用部门用于生产X产品, 而是国防部门尽自己资源能所及生产出最大产量的X产品, 然后把满足国防部门需求之后剩余X产品提供给民用部门。此时, X产品的社会总产量为:
Q (a, b) =fM (a, b) +fN (L-a, K-b)
由于L、K、a、b均为常数, 因此, 上式意味着国防部门与国民部门在劳动和资本方面的分配一旦确定, 则在国防工业开发民品情形下的社会最大产量已确定。
(2) 军转民:资源转移, 产品不转移。在这种情形下, 国防部门在留下满足自身产品需要所要求的劳动和资本之后, 把剩余的部分劳动和部分资本直接转移到民用部门用于生产X产品并提供民用。此时, X产品的社会总产量为:
Q=fM (l, k) +fN (L-l, K-k)
其中, l, k分别指国防部门为满足自身产品需求而保留的劳动和资本数量, 由于国防部门存在资源过剩, 因此存在0<l坩a, 0<k坩b。同时, 国防部门仅需保留满足生产自身需要产品的劳动和资本即可, 因此l, k必须满足关系式:
DM=fM (l, k)
此时, 我们就可以清晰地表示出军转民情况下的产品X社会最大产量Q1的表达式:
目标函数:Q1=MAXQ=fM (l, k) +fN (L-l, K-k)
约束条件:DM=fM (l, k) 0<l坩a, 0<k坩b
2、军民融合
军民融合情况下, 资源和产品都可以在国防部门与国民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和转移。因此, 我们可以不管国防部门与国民部门的划分, 从而尽一切可能生产出既定劳动和资本情况下X产品的社会最大产量, 然后在满足国防部门需要 (DM) 的前提下, 把剩余的产品分配给民用部门即可。因此, 在此情况下, X产品的最大社会总产量Q2为Q2=MAXQ=fM (l, k) +fN (L-l, K-k) 且0<l坩L, 0<k坩K。此时, 函数Q=fM (l, k) +fN (L-l, K-k) 在定义域0<l坩L, 0<k坩K范围内的极大值, 即为X产品在军民融合情况下的最大社会总产量Q2。
3、军民结合与军民融合效率的比较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军民结合 (两种情况) 与军民融合在资源配置效率上的差别, 实际上就是函数Q=fM (l, k) +fN (L-l, K-k) 在不同情况下取极大值的差异 (对于国防工业开发民品, 其最大社会总产量即为函数Q=fM (l, k) +fN (L-l, K-k) 在点 (a, b) 点的取值;对于军转民, 其最大社会总产量即为函数Q=fM (l, k) +fN (L-l, K-k) 在DM=fM (l, k) , 0<l坩a, 0<k坩b约束条件下的极大值;而对于军民融合, 其最大社会总产量即为函数Q=fM (l, k) +fN (L-l, K-k) 在0<l坩L, 0<k坩K定义域范围内的极大值) 。
很明显, 一个函数在某点的函数值一定是小于或者等于该函数在该点邻域内的极大值, 因此, 存在Q (a, b) 坩Q2;而对于同一函数, 较小定义域范围内且有限制条件的最大值, 同样肯定是小于或者等于包含该定义域在内、且无任何限制条件的更大定义域范围内的极大值, 因此, 存在Q1坩Q2。从而可以得出军民结合 (包含两种情况) 的效率要小于或者等于军民融合的效率的结论。至于Q (a, b) 与Q1的关系, 我们在此不作比较。
三、几何分析
下面我们利用埃奇渥斯盒状图来展开更为直观的几何分析。
图1中, 我们同样用M表示国防部门, N表示国民部门, OM表示国防部门的原点, ON表示国民部门的原点;盒子的水平长度表示整个社会能够提供的劳动总量 (L) , 盒子的垂直高度表示整个社会能够提供的资本总量 (K) ;从OM水平向右测量国防部门对劳动的消耗量LM, 垂直向上测量国防部门对资本的消耗量KM;从ON水平向左测量国民部门对劳动的消耗量LN, 垂直向下测量国民部门对资本的消耗量KN;OMON表示国防部门和国民部门的生产契约曲线;ⅠM、ⅡM表示国防部门的等产量线, 且存在ⅠM<ⅡM;ⅠN、ⅡN、ⅢN为国民部门的等产量线, 且存在ⅠN<ⅡN<ⅢN;点A表示国防部门与国民部门资源初始配置点;等产量线ⅠM表示国防部门对X产品的需求量DM。
1、军民独立情况下的社会总产量
在点A, 分配给国防部门的劳动和资本分别为OML'M和OMK'M, 我们可令OML'M=a, OMK'M=b。此时OML'MAK'M矩形区域即为国防部门的生产可能性区域。在此生产可能性区域的限制下, 国防部门的最大产量为ⅡM, 国民部门最大的产量为ⅠN, 因而在军民独立情况下社会最大可能产量为 (ⅠN+ⅡM) 。但由于国防部门对产品X的需求量为DM (或ⅠM) , 而军民独立的情况又不允许资源和产品在国防部门和国民部门转移, 因而最后结果往往是国防部门仅生产自己需要的产品数量DM (或ⅠM) 。此时, X产品的社会总产量为 (ⅠN+ⅠM) , 国防部门部分劳动和资本处于闲置状态。
2、军民结合情况下的社会总产量
(1) 国防工业开发民品:资源不转移, 产品转移。在此情况下, 国防部门剩余资源或者生产能力不转移到地方, 而是尽可能的利用国防部门现有的资源生产出尽可能多的X, 然后把满足国防部门需求之后剩余的产品转移到地方。表示在图1中即为, 国防部门将生产出产量为ⅡM的X产品, 然后转移数量为 (ⅡM-ⅠM) 的X产品到民用部门;国民部门还是生产出ⅠN数量的产品 (受到资源限制, 不可能生产出比ⅠN数量更大的产量) , 只是国民部门消费的X产品的总量将增加到 (ⅠN+ⅡM-ⅠM) 。而对于全社会而言, 其总产量为国防部门的产量ⅡM, 加上国民部门的产量ⅠN, 即为 (ⅠN+ⅡM) 。
(2) 军转民:资源转移, 产品不转移。在军转民情况下, 国防部门将把剩余的资本和劳动转移到民用部门, 只保留满足国防需求的资本和劳动。表现在埃奇渥斯分析盒中, 国防部门将在等产量线ⅠM上的BC段中任意选择一点作为国防部门保留资本和劳动的数量组合。但从资源利用效率上来看, 与等产量线ⅠM的BC段有交点的国民部门等产量线束中, 以与ⅠM相切于D点的等产量线ⅢN代表的产量为最高 (如过C点的等产量线ⅡN比ⅢN低) 。因此, 选择等产量线ⅠM上BC段中的D点作为国防部门转移资源的分界点, 将会在国防部门产量恒为ⅠM (即恰好可以满足国防部门产品需求) 的情况下, 实现国民部门产量的最大值ⅢN。此时, 国防部门转移到国民部门的劳动和资本数量分别为L"ML'M、K"MK'M, X产品的社会总产量为 (ⅠM+ⅢN) 。
(3) 军民融合情况下的社会总产量。军民融合情况下, 军地双方资源和产品都能实现自由流动。此时, 实现最大社会总产量只须具备两个条件即可实现:一是军地双方生产X产品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边际技术替代率是相等的, 即其资源的分配点必须是位于生产契约曲线OMON上;二是在满足第一个条件的前提下, 国防 (国民) 部门放弃生产一单位X产品所节省下来的资本和劳动, 在国民 (国防) 部门能够而且刚好能够生产一单位X, 即相同的资源组合量, 在国防部门的边际产量要等于国民部门的边际产量 (如果第一个条件不满足, 则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如果第二个条件不满足, 则存在卡尔-希克斯改进的可能) 。
对于第一个条件, 只需选择生产契约曲线OMON上任何一点即可。对于第二个条件, 我们需要在生产契约曲线OMON上选择一个社会总产量最大的点。为了判别生产契约曲线上各点社会总产量的大小, 我们需用生产可能性曲线来展开分析。
用纵轴XM表示国防部门的产量, 用横轴XN表示国民部门的产量, 则生产契约曲线上每一点对应的国防部门的产量和国民部门的产量, 在坐标图上表示出来就形成了生产可能性曲线PP' (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 生产可能性曲线PP'是凸向右上方的。同时, 其形状随国民和国防部门生产技术水平的差异而呈现不同的特性。一般来说, 国民经济部门相比于国防部门的技术水平愈高, 生产可能性曲线与坐标轴所形成的区域就越显扁平;反之, 则越高耸。上图形状表示国民部门生产技术要比国防部门要先进。具体参见高鸿业《微观经济学》第四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见图2) 。
下面就通过图2来找出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社会总产量最大的点。我们选择D'、D"和F点进行比较 (其中F点的斜率为-1)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 从D'点运动到D"点, 国防部门将减少ED'长度的产量, 而国民部门将增加ED"长度的产量。很明显, ED'要比ED"短, 这说明从D'点运动到D"点的过程中, X产品的社会总产量是增加的。这种增加一直会延续到斜率为-1的F点为止。在F点, 相同的资源组合量在国防部门的边际产量等于国民部门的边际产量, X产品的社会总产量将达到最大。同时, 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社会总产量最大的F点, 必对应着生产契约曲线上的某一点 (假定为D*) (D*与D点在某种情况下有可能重合) , 并决定着资本和劳动在国防部门和国民部门的重新分配比例。
(4) 比较分析。根据上述分析, 我们知道图1中生产契约曲线之外的A点所代表的社会总产量 (ⅠN+ⅡM) , 要小于生产契约曲线上D点所代表的社会总产量 (ⅠM+ⅢN) ;而通过生产可能性曲线分析可知, D*点所代表的产量又大于D点所代表的产量。因此, A、D、D*点所代表的产量之间存在以下关系:Q (A) <Q (D) <Q (D*) 。而Q (A) 代表国防工业生产民品所能达到的社会最大产量;Q (D) 代表军转民所能达到的社会最大产量;Q (D*) 代表军民融合所能达到的社会最大产量。因此, 通过上述几何分析, 我们同样可以得出军民融合情况下的资源配置效率, 要大于军民结合情况下的资源配置效率, 即Q (D*) >Q (A) 和Q (D*) >Q (D) 。
需要说明的是, 上述的几何分析只是随机的选择一个A点作为资本和劳动的初始配置点, 且假定国防需求DM所对应的等产量线ⅠM与生产契约曲线OMON相交于OME段 (实际上, 等产量线ⅠM与生产契约曲线OMON还可能相交示于EG段, 因为只要ⅠM (ⅡM即可表国防部门存在资源过剩) 。而对于其他的情况, 并不一定总存在Q (A) <Q (D) , 即不一定总存在军转民在效率上要比国防工业生产民品高, 在此我们不作过多分析。但不论何种情况, 按照上述分析思路, 都可以得出军民融合的效率要大于或者等于军民结合 (包括两种情况) 的效率的结论 (如军民融合情况下社会最大产量所对应的资源最佳配置点D*点刚好与D点重合, 则军转民效率与军民融合的效率相等。这表明在某种条件下, 军民结合的资源配置效率可以达到军民融合的资源配置效率水平, 这也是中国在20世纪70-80年代选择军民结合政策而没有选择军民融合政策的原因之一。如有兴趣, 读者可以按照上述几何分析的思路和过程对D*点与D点重合的情况展开分析, 在此就不再详述) 。
摘要：文章分别利用代数分析方法和几何分析方法, 证明了军民融合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 要优于传统的军民结合。
关键词：军民融合,军民结合,埃奇渥斯盒状图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 (微观部分) [M].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7.
“新的职能确定后，我们确实面临着如何定位和转型的问题。”国防司司长王树年表示，如何从宏观上加强规划指导，加强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这些都需要认真研究和准确把握。
开门办活动，深入做研究
在“推进机关定位转型”学习讨论活动中，国防司通过召开座谈会和走访调研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地方和军队部门对国防司定位转型的意见和建议。
“通过学习讨论、走访、座谈和交流，国防司全体同志对推进定位转型的认识更加深入，目标更加清晰，信心也更足了。”王树年表示，推进定位转型，是贯彻落实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是深入实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的迫切要求，是落实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的迫切要求。
王树年指出，国防司的定位转型，要着力解决好两大问题。一是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工作推动困难、职能落实不到位，二是工作方法手段亟待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刚进入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的过渡阶段，还存在思想观念跟不上、顶层统筹统管体制缺乏、政策法规和运行机制滞后、工作执行力度不够等问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王树年指出，当前，要加快推进与统筹建设与国民经济动员工作密切相关的《军民融合法》和《国民经济动员法》立法进程。2014年，国防司会同军队有关部门代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意见》。“现在缺少军民融合的综合性法规，而立法又需要一个过程，有了这个文件，就可以对今后的工作提出明确的目标、方向和要求。”
当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已将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更名为经济与国防协调发展司，而随着名称的改变，职能也发生转变。“但省市级发展改革委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设立专门处室，地方对组织管理体系建设的问题反映比较强烈。”王树年说，军民融合涉及领域比较多，需要做好顶层设计。下一步，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在国家层面建立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机制。
加强对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监管
据了解，为加强对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监管，国防司制定了2015年国防军工生产能力建设专项年度监管方案，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稽察办、国家国防科工局研究确定了2015年国防军工生产能力建设专项中的17个检查项目，正式启动项目监管。
3月26日，国防司派专员赴安徽进行国防军工生产能力建设专项项目专项检查。王树年指出，“这标志着国防军工生产能力建设项目重投资、轻监管的现状正在改变，也标志着国防司定位转型一项实际举措的落实落地。”
“在监管过程中，我们注重上下联动，发挥地方作用，实现联合监管，尽量把监管面覆盖得更大些。”王树年说。
据了解，国防司正在起草制定《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建设项目和重要产品贯彻国防要求目录》及管理办法，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供法制保障，并将此作为今后业务工作的重要抓手。
“当前，在基础设施、测绘、气象等多个领域，军队都有贯彻国防要求的需求，但却没有一个明确、具体的抓手。”王树年说，“我们希望出台这个目录和管理办法，为各领域、各部门开展建设、审批项目提供一个参照标准，从而更好地真正做到军民共建共享、军民融合。”
此外，结合当前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要求，国防司也对预算内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做出要求。王树年介绍说，国防司正在积极推动落实军民融合专项资金渠道，研究设立军民融合发展投资基金，探索创新军民融合的投融资机制和模式。
“政府出资引导，吸引社会资金进入，通过市场化运作和管理，放大预算内资金的效果。”王树年说。
系统上下衔接，谋划“十三五”
“在工作调研中，有不少地方同志反映，希望国防司对‘十二五’有关规划进行评估，并在‘十三五’相关规划编制过程中多给地方一些指导。”王树年说。
“在‘推动机关定位转型’活动中，国防司把学习讨论与工作实践紧密结合，坚持边学边改、能改立改。”王树年指出，着眼“十三五”，加强对地方军民融合发展工作的指导，上下衔接推进定位转型，便是重要抓手之一。
针对地方反映的“十三五”军民融合发展规划编制存在的问题和困难，3月17—18日，国防司组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经济与国防协调发展处（经济动员办公室）的专职干部80人进行了专题培训。王树年就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做好“十三五”规划编制做了专题辅导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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