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组织架构(共8篇)
课程简介:
流程银行就是通过重新构造银行的业务流程、组织流程、管理流程以及文化管理理念、颠覆性(而不是修修补补)地改造传统的银行模式并使其彻底地脱胎换骨,由此行程的以流程为核心的全新的银行模式。构建一个合适的组织结构是商业银行能够高效运转的基本前提。借鉴西方商业银行发展的成功经验,按矩阵型组织结构的原则再造我国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压缩机构层级,合并过多分、支行和精简行政管理冗员是我国商业银行的必然选择。
课程大纲:
一、流程银行概念篇
1.流程银行的基础理念
2.国内外银行组织和流程再造的原则
二、流程银行实务篇
1.银行流程体系简介
2.国外银行的业务流程再造案例
3.某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案例介绍
4.某城市商业银行案例介绍
5.变革管理
6.案例分析练习
三、流程银行工具篇
1.流程设计基础
2.流程设计的方法
3.流程设计的工具和诀窍
4.流程树立和风险管理的方法
一、“人治”体制的影响
“人治”就是个人或少数人因缘历史原因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 以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伦理等物质的与精神的手段, 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等级统治的社会体制, 人治在项目行为中的体现较为突出。
1.决策者无详细的责任与约束, 凭借自己的经历、经验、体验、习惯、主观意志, “拍胸脯, 拍脑袋”, 导致决策失误。
2.领导者独断专行和神秘主义, 大权独揽;不喜欢明确规定规则和程序, 常常喜欢非程序化运作和随意性;容易发生贪污腐败、假公济私的行为。
3.管理责任的漠视或逃避。在工程项目中失职、越权、滥用职权时有发生, 衙门作风, 忽视工程项目相关者、公众的实际需求, 过度注重政绩。
4.不是按法律和规章办事。人们对法制信任度低, 合同的作用较小。人际关系在工程项目的招标投标、实施管理和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起很大作用。
二、谋略文化的影响
谋略最初是应用于军事和外交上的, 是智慧的表现。当谋略文化用在人与人交往过程中和在工程项目中, 就产生了许多问题。
1.算计心态。在合同中设立“陷阱”, 如采用模糊的语言描述合同内容, 一旦出现问题, 通过这些陷阱确保自己的利益。
2.自保心态。在项目组织中, 项目参加各方的一些短期行为, 如互相推诿责任, 风险发生时首先顾及自己的利益, 甚至会出现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的现象。
3.防范心态。由于项目是一次性的, 项目参与各方的合作也可能是一次性的, 这就使得人们在合作时, 互相不信任, 互相防范, 以确保自己的利益。
4.项目组织在表面上和和气气, 实质上是一盘散沙, 没有凝聚力。
这些现象与现代工程项目中倡导的合作、伙伴关系、多赢的理念相违背, 使人们之间很难真诚合作。如果组织缺乏监督和制约, 就可能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
三、弄权行为的影响
工程项目中的弄权现象比较严重, 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 造成许多工程项目的失败。
1.业主作为项目的发包方动用手中的发包权力, 向承包商索要回扣或谋取其他利益。
2.业主为了牟取私利或其他目的, 将工程项目分标太细。
3.在合同实施过程中, 业主利用手中的权力, 随意修改合同, 如果承包商不执行, 业主就通过扣留工程款等方式迫使承包商就范。
4.由于承包市场是买方市场, 我国业主的优越感常常十分明显, 甚至出现高高凌驾于承包商之上的现象, 有许多非理性的行为, 严重影响了承包商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给双方的合作带来不良影响, 甚至造成合作失败、两败俱伤的局面。
5.在工程中和工程结束后拖欠工程款。
6.在企业内部的项目组织中, 项目组织与职能部门之间更容易出现弄权的现象, 如职能部门控制项目所需的资源, 会通过行使手中的权力, 解决自己的私事。
四、不合作和割据的作风影响
1.不合作。在项目组织中, 彼此防范、自保和自私;掌权者弄权组织争权, 导致项目中互相扯皮、推诿、争斗、算计, 缺乏凝聚力。
2.项目经理希望或要求项目所需的资源都归自己调动, 企业不要对自己管理的项目干预;部门经理又希望资源完全归自己管理。大家都希望自己管理的范围是一个独立王国, 而且不希望自己管理范围内的事务透明。
五、神秘主义的影响
1.在工程项目中最典型的就是暗箱操作。
2.用诸葛亮锦囊妙计的方式分配任务, 安排工作很多, 却不让执行者知道太多。
3.工程中的信息不公开, 目标、程序和组织规则不预先制定。
六、信用危机的影响
在我国的工程项目中,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降低。目前的信用现状对于推行现代项目管理是非常不利的, 是阻碍我国项目管理社会化进程的, 也是造成我国目前工程项目管理成本普遍较高的原因之一。
七、集权管理的影响
投资者、业主、上层管理者不愿意放权、分权, 希望独揽大权, 以控制局面。业主喜欢抓住某些关键的权力, 或对项目经理虽已授权但还要有过多的和非程序化的干预等。许多政府工程项目都采用集权式的管理模式。
关键词:商业银行;组织架构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研究西方商业银行组织架构的主流模式,对我国商业银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组织架构模式具有重大和现实的借鉴意义。主流模式蕴涵着先进的经营理念,拥有先进的管理方法和业务流程,如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垂直型、专业化的管理方式,业务前、中、后台分离的原则,以及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等等。这些理念、原则和方法都是主流模式的精髓所在,是管理学理论在西方商业银行的具体运用。学习这些先进的理念、原则和方法并与实际相结合,我国商业银行必然会获益匪浅。
一、典型西方商业银行组织架构
国际商业银行业发展至今,已经出现了一批规模巨大、经营规范、影响深远的典型商业银行。这些商业银行组织架构的具体安排,无疑对其他商业银行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进行考察与分析,从中了解到当代国际商业银行组织架构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1、美国花旗银行(Citi Bank):H型(事业部型)结构的代表
花旗集团曾经采取矩阵型组织结构。1998年,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合并,对花旗银行又进行了新的整合,组织结构更加复杂,是H型结构的代表。仅其业务组织结构就包括下列三个板块内容:全球散户业务板块、全球资产管理业务板块和公司业务板块。
2、英国巴克莱银行(Barclay Bank PIE):U型(职能型)结构的代表
英国巴克莱银行是U型结构的代表,它主要包括四大部门:零售银行部门、公司银行部门、投资银行部门和资本市场部门。其中,投资银行业务和资本市场业务基本上集中在总行;零售银行业务和公司银行业务则按地区合理划分,主要分布在总行、大区分行、分行各层次。
3、德国德意志银行集团(Deutsche Bank):地区总部制的代表
德意志银行集团的外部组织架构是地区总部制的代表。德意志银行将内部机构分为五大部分:零售银行业务部、商业与机构银行业务部、投资银行业务部、集团服务部和参谋部门。在外部机构设置上,德意志银行设置了三个层次,即总部一管理行一分行。
4、英国标准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 Bank):矩阵型架构的代表
渣打银行采取一种典型的矩阵型架构,业务部门划分为对公业务、零售业务和资金业务三大块,三大业务都设有管理总部。总行主要通过三大业务总部对分行实行管理,分行基本上实行独立核算,但在业务发展上接受三大业务总部指导。也就是说,全行三大业务的开展,既受辖区内行长的领导,同时还接受本专业上级职能部门的领导,以分行为主。专业线的管理主要通过财务计划和考核展开,是直线式管理,即最高一级管理部门可以管到最基层的专业销售小组。
二、西方商业银行组织架构的主流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模式一般是总行以职能型架构为主,分支行是“块块”形式为主。这种模式下,分行主要负责人集行政管理权与业务管理权于一身;分行既是成本中心,也是利润中心。随着西方国家直接融资的迅速发展,客户对银行的融资需求减弱,银行不得不改变经营作风,努力以创新品种对客户实施针对性营销,从而形成了专业化的特点。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也使银行越来越重视风险控制能力。
为使专业化营销更为顺畅和风险控制更为有效,实行专家管理和决策并灵活应对市场变化,按业务板块自上而下垂直管理(以纵为主、以横为辅的矩阵型架构)就成为十分必要。90年代初,以客户为中心,专业化垂直型组织架构基本形成,并在随后的时间里迅速发展,成为全球银行业组织架构的主流模式。美国著名的大银行如花旗银行、摩根大通和美洲银行等银行的这种组织架构已经十分成熟。欧洲的德意志银行、德国商业银行、裕宝银行、渣打银行、法国巴黎银行、法国兴业银行和英国劳埃德银行等也纷纷仿效,推行了主流模式;汇丰银行正在由过去的“块块”管理的模式向主流模式转变,并在信贷和风险管理领域基本实现了专业化的垂直型管理。
三、西方商业银行组织架构主流模式的特点
具体来说,以客户为中心、专业化、垂直型的组织架构具有以下重要特点:
1、突出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
首先,主流模式组织架构突出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大大增强了市场营销的功能。营销更加专业化、一体化,前台的业务部门根据不同的客户群体设置,专业化、一体化地对外展开营销;同时也更加针对性和裁身化,某一业务类别的客户经理和产品经理组成专业化营销小组,针对性地满足该类客户全方位的金融需求。
其次,摆正和理顺了中后台与前台之间的关系,保证业务部门更好地对外营销并提升内部管理质量。前台业务部门的设置处在全行各部门的核心位置,明确中后台部门是为前台提供服务的,前台就是中后台部门的客户,而中后台部门之间则互为客户。
2、真正以利润为中心,实现集约化经营
推行管理会计体系,客观、公正地评价业绩,为经营管理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并提高银行经营成本控制的能力。集中处理后台,以充分利用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强化风险控制。
3、推行科学管理,提高业务运行的效率与质量,强化风险控制
在主流模式下,西方商业银行不但前台业务板块实行专业化和标准化管理,而且风险、财务、人事、后勤中心等中后台的组织架构也相应实行专业化和标准化的管理方式。这样可以发挥专业人才的作用,强化专业化的管理,从而有助于提高决策的准确性,使得业务质量和管理质量都得到较好的提升。专业化垂直型管理使全行的业务处理程序更易标准化,从而提升业务运作质量。
1、中国建设银行组织架构及职位 1.1总体来说,商业银行的部门分为:
管理部门:包括行长办公室、行政部、人力资源部、会计部、法律部等 业务部门:一般包括公司金融部、个人金融部、金融机构部、资金财务部等 支持部门:主要有信息技术部等
1.2银行在校园招聘中主要涉及到以下的职位:
银行校园招聘常见岗位
岗位大类 岗位细分 岗位职责与特性
柜面业务类 对私柜面 最常见的储蓄柜台,工作幸苦,压力大,经常要加班 对公柜面 主要做公司业务,负责开具和接收公司票据,以及公司保证金的 转账、入账工作;操作金额大
客户营销类 对私客户经理 也叫零售客户经理,主要推销理财产品和信用卡等个人业务
对公客户经理 也叫公司信贷经理,主要做公司融资业务,拉存款贷款;是最 赚钱的岗位,压力大回报高
产品支持类 主要做分析客户市场需求,设计产品、营销策划等;为销售人 与提供支持协助
风险控制类 预防控制信用、市场和操作风险;检测各种风险指标,指导银行 全面风险管理
信息科技类 执行银行软硬件系统的开发测试维护等工作,保障信息系统的 安全并对其他业务需求提供支持
2、中国建设银行职业发展规划 2.1中国建设银行职业发展线路
银行的职业发展大体上分为三条主线,各有发展空间,银行的整体工作环境比较好,相对比较稳定。而且银行的职位涉及面比较广,只要有足够的实力,会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同时,银行职员职业发展的三条线在一定程度可以交互发展。
1、技术线: 专业路线,主要柜台业务,财务会计,金融,信息技术,风险评估,产品开发,方案设计,内部审计等等;
2、营销路线:客户路线,主要客户服务,市场拓展;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中国人民政协)为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旨在经过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团结,去团结全中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共同努力,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推翻清政府的独裁统治,肃清公开的及暗藏的反革命残余力量,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并发展人民的经济事业及文化教育事业,巩固国防,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国家,以建立及巩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及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章 参加单位及代表
第二条 凡赞成本组织法第一条之规定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经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协商同意,得参加中国人民政协;个人经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协议邀请者,亦得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的全体会议,并得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
第三条 每届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参加单位、名额及代表人选,由上届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协商定之,但第一届由中国人民政协筹备会协商定之。
第四条 凡经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及全国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各参加单位及代表均有信守及实行的义务。
凡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的民主党派或人民团体,对全体会议及全国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如有不同意时,除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负责遵行不得违反外,其有不同意见得保留之,以待下届会议提出讨论;如对重要决议根本不同意时,有声请退出中国人民政协的自由。
第五条 中国人民政协的参加单位或代表或全国委员会委员,如有违反中国人民政协的组织法、共同纲领或重要决议而情节严重者,得由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或全国委员会视其情节严重的程度,分别予以警告,撤换代表,撤销委员资格或撤销参加单位等处分。由全国委员会所给予的处分,如被处分者不服,得向下届全体会议提出申诉。
第三章 全体会议
第六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每三年开会一次,由全国委员会召集之。全国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时,得提前或延期召集之。但第一届由中国人民政协筹备会召集之。
第七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职权如下:
一、制定或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二、制定或修改由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共同遵守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三、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甲、制定或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乙、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丙、就有关全国人民民主革命事业或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或重要措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决议案。
四、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建议案;
五、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
第八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须有参加代表过半数的出席,始得开会;须有出席代表过半数的同意,始得通过决议。
第九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设主席团,由全体会议选举之。主席团名额,由每届全体会议临时规定之。
第十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设秘书长一人,由全体会议选举之。设副秘书长若干人,由主席团选任之。在秘书长及副秘书长之下,设秘书处。
第十一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得设各种委员会,其组织办法另定之。
第十二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议事规则,由主席团制定之。
第四章 全国委员会
第十三条 在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闭幕后,设立全国委员会,其职权如下:
一、保证实行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及全国委员会的决议;
二、协商并提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案;
三、协助政府动员人民参加人民民主革命及国家建设的工作;
四、协商并提出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的各单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中的联合候选名单;
五、协商并决定下届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参加单位、名额及代表人选,并召集之;
六、指导地方民主统一战线的工作;
七、协商并处理其他有关中国人民政协内部合作的事宜。
第十四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及候补委员,由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选举之;其名额由每届全体会议临时规定之。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每半年开会一次,由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集之。常务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时,得提前或延期召集之。
第十五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互选常务委员若干人,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组织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
第十六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设秘书长一人,由全国委员会选举之。设副秘书长若干人,由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选任之。在秘书长及副秘书长之下,设秘书处。
第十七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工作条例,由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之。
第五章 地方委员会
第十八条 在中心城市、重要地区及省会,经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决议,得设立中国人民政协地方委员会,为该地方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协商并保证实行决议的机关。
第十九条 中国人民政协地方委员会的组织条例,由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制定或批准之。
第六章 附 则
有组织犯罪作为当今犯罪领域中的最高级组织形式,它的出现已构成对各国国家的安全和法治秩序的极大威胁。有组织犯罪不仅引发腐败、破坏经济发展,同时也威胁国家的安全,而且危害公民的生命安全。因此,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上有组织犯罪被宣称为世界三大犯罪灾难之一,成为全球预防犯罪中特别关注的重大问题。
2000年4月15日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处遇大会的高级别会议通过了提交联合国千年大会审议的“关于犯罪与司法:迎接21世纪挑战的维也纳宣言。该宣言强调为迎接新世纪的挑战,联合国各成员国应加强刑事司法方面的国际合作。中国司法部部长高昌礼在2000年4月14日在维也纳犯罪与罪犯处遇大会上重申:为有效地打击和预防跨国有组织犯罪作出贡献,中国政府愿意与有关国际组织加强合作。
一、有组织犯罪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国带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由沿海地区和边境地区向内地逐渐蔓延发展,其组织程度日渐严密、犯罪手段日益狡猾、犯罪能量不断提高,向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领域渗透,跨国跨境犯罪增多。依据我国97年修订的新刑法第26条第2款的规定: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自80年代中期起,我国就出现犯罪集团这一犯罪形式。特别是在以后的犯罪活动中犯罪集团有增无减,而且又出现了一种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这种犯罪集团犯罪活动区域非常广阔,一般以现代化武器装备,并与境外犯罪集团勾结在一起,以犯罪为“职业”。
根据现有的统计资料,我国当前主要是一些帮会进行有组织犯罪。
帮会组织在全国众多地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存在。据有关资料显示:1990年我国有500多个帮会组织。1992年我国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帮会和联会1800多个。同时在水域船民帮会组织也大量存在。
例如,1992年被围歼的云南省平远街以林洪恩、马惠春为首的武装贩毒集团以及被歼灭的海南、东方、昌江等地以刘进荣为首的“东方集团”都属于这类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目前中国有组织犯罪总体形势具有下述特点:
(一)、犯罪活动地域广,团伙组织种类繁多
中国有组织犯罪已经遍布全国各地,但大部分是区域性犯罪组织。
例如北京、上海、广东、福建、辽宁、黑龙江、山东等各省市。这类犯罪团伙活动猖狙,无恶不作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目前在我国犯罪活动的主要类型有:
(1)、地域型,它是指在某个固定地域内进行犯罪活动的黑社会势力。这种黑社会势力中数量较多一种,也是中国当代黑社会势力特点的表现。这类犯罪集团活动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其势力范围外影响不大。
(2)、流窜性,是指离开本土本乡,以流窜为目的的犯罪组织、该类犯罪组织长期处于流动状态,没有固定的活动据点。它们以码头、车站、铁路列车为作案目标。
(3)、职业型,指专门从事贩毒、偷渡、聚赌、贩卖人口等职业犯罪组织。
(4)、亲缘型,指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家族成员为核心,同时也吸收家族以外不法分子的一种犯罪组织。
(5)、跨境型,指与境外黑社会势力内外勾结组成的犯罪组织。
以上几种类型的犯罪组织主要以地域为活动范围,其势力还不能与国外黑社会犯罪集团相比,但是这类犯罪组织正处于发展的演变之中,对其决不能掉以轻信。
(二)、有组织犯罪的成员反社会心理强
有组织犯罪的成员中以受过处理的“两劳”释放人员为主,即多数是有前科的累犯和惯犯。由于他们具有共同的反社会凝聚力,所以这类犯罪组织内部结构严密,成员之间有职业分工和相关的规范约束。
(三)、有组织犯罪的犯罪手段和装备越来越现代化
目前有组织犯罪的犯罪技能和手段趋向现代化,持枪作案和使用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工具已较为普遍。犯罪活动多数采用暴力手段。
为了寻求司法保护,他们以钱权做交易,采用贿赂腐化的手段拉拢干部以达到其犯罪目的。
(四)、有组织犯罪种类繁多
有组织犯罪种类呈多样化,犯罪动机和侵害的客体也趋向多样化。
有组织犯罪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活动范围很广。目前犯罪多为盗窃、抢劫、绑架人质、走私、贩毒、拐卖人口等带有暴力性质的犯罪。涉足金融、大公司等经济领域进行洗钱或所谓的“合法”经营犯罪活动也逐步增多。
(五)、有组织犯罪国际化
随着社会改革经济发展,中国有组织犯罪正在朝着跨境、跨国的方向发展。国内犯罪团伙的不断壮大和境外黑社会不断渗透影响,我国的有组织犯罪也逐步向更高的组织化程度发展。因此,针对这种变化和演进的发展规律,必须进行研究及时地采取有效的防范对策。
二、有组织犯罪产生的原因
中国当代有组织犯罪产生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综合的结果。但最主要的还是集中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1)、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繁荣以及社会财富的增加,使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但是大量财富外露,也使一些人恶性扩胀,产生奇形消费的欲望,是诱发犯罪增多的原因之一;
(2)、经济发展不平蘅和分配方式的多元化,使得贫富差距拉大,一部分人社会心理失衡;
(3)、国营企业管理不善、经营不好使部分职工下岗失业,生活质量下降。农村经济发展滞后,闲散劳力增多,经济结构还处于调整时期,社会职业和劳动力的构成还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社会不同的阶层的收入相差太大,刺激部分人的自私心理的恶性膨胀,引起向钱看局面。腐败现象严重发展诱发新的犯罪;
(4)、社会控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导致社会反犯罪机制的弱化。行政执法不严,刑事司法的腐败,为有组织犯罪提供了实施犯罪的条件。
三、对付有组织犯罪的防范措施
为了有效地防范、打击和控制有组织犯罪,我们要针对有组织犯罪产生、发展及其演变的规律来确定我国的打击、预防和控制有组织犯罪的战略目标。首先要从根本上预防与惩治有组织犯罪,重视实证调查,分析研究有组织犯罪的活动规律,以防为主,标本兼治。其次坚决打击和惩治腐败的行为。为了有效的遏制有组织犯罪集团对国家公职人员贿赂,铲除有组织犯罪的政治保护伞。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政府和司法部门制度的改革,加强公、检、法、司和各级政府部门队伍的建设,为打击有组织犯罪提供组织上和法律上的支持和保证。最后要搞好社区建设,提高社会组织对付有组织犯罪的控制力,加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区组织建设。
我国目前对有组织犯罪的立法现状,主要体现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依据刑法第120条规定: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其他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刑事诉讼法第17条规定了国际间的司法协作内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11条对参与组织、领导、参加有组织犯罪或者走私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的规定。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到,有关部门已意识到有组织犯罪的特殊性和严重性,并在相应法律内作出区别对待的规定。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按照这个司法解释,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具备这些特征:一是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二是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三是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四是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该司法解释还对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作出了从重处罚的规定。
为了打击黑社会组织的犯罪活动,中国已经设立了一些相应的工作机构。例如公安部刑侦局反有组织犯罪处、国家禁毒委员会、各地海关设立的走私犯罪侦查局等缉私工作机关,有的省公安厅还专门成立了反黑社会犯罪处,并与金融、税务、工商、文化、经贸等社会部门加强配合,建立专门的“打黑”队伍,强化“打黑”手段和基础建设。
为有效地遏制与防范跨国跨地区的有组织犯罪,中国警方和司法部门在加强与港、澳、台地区的刑事司法合作的同时,加强同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的合作与交流,并与有关国家签定双边和多边的刑事司法互助条约,积极地参加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国际条约,加强与联合国机构、国际刑警组织间的协调与合作,共同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总而言之,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斗争是中国和世界各国长期而艰巨的斗争。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运用各种防范和惩治措施,以实现对有组织犯罪的有效控制与防范,为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有组织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集团,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犯罪集力等。它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当今犯罪领域中的最高级组织形式,它的出现已构成对各国国家的安全和法治秩序的极大威胁。有组织犯罪不仅引发腐败、破坏经济发展,同时也威胁国家的安全,而且危害公民的生命安全。
一、有组织犯罪的概念
有组织犯罪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犯罪现象,更是一种特殊的犯罪集团,这个犯罪集团是指3人以上为多次实行一种或几种故意犯罪而建立的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和稳定性的共同犯罪组织,具有犯罪主体的多数性,犯罪目的的明确性,犯罪形式的组织性和犯罪结合的稳定性等特征。但目前在国际上尚未形成一个公认的、有权威的有组织犯罪的定义,而各国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在内涵外延上都不尽相同。国外学者关于有组织犯罪的定义,存在行为概念说、功能概念说、结构概念说以及广狭概念说等诸多观点。【1】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是国际刑警组织经过数次修改和更正后所形成的如下定义:“任何具有组织的控制结构的、通过不法活动获取钱财为其主要目的的、通常以恐怖活动和腐败活动的经济来源为生的群体”。【2】这就表明了“有组织”应有两层含义:一是行为主体的组成结构,二是行为本身的组织性。笔者认为,有组织犯罪是指犯罪集团、单位和三个人或三人以上组成的,具有一定组织形式的组织,以获取不法利益为目的,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实施的犯罪行为,而在特定的情况下,虽然没有形成犯罪组织,但行为人有计划地组织实施某种犯罪,由于带有明显的行为上的组织性,也可称为有组织犯罪。
二、有组织犯罪的法律特征
在司法实践中,关于有组织犯罪的认定成为一个突出的难点,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法律特征。
2.1形式特征:有一定的公开势力范围。
有一定的势力范围,这就使有组织犯罪集团与其他的犯罪区别开来。这种势力范围可以在一定的行政区域内,也可以是在一定的行业范围内。当然这些势力范围不仅是存在的,而且也是公开的,这样才能对一般犯罪和合法经营者及群众们所知道,从而对他们形成威慑力,使有组织犯罪集力在谋取利益上更加便利。
2.2组织特征:具有高度的组织化程度。
有组织犯罪集团具有严密性和组织性。组织的严密性是指犯罪集团组织结构严密、稳定,有时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其组织运作系内由上而下分为三个层次:核心决策层、中间指挥层、行动实施层。组织性是指有组织犯罪集团具有高度的组织化。其进行犯罪活动时,一般要经过精心选择、暗中部署,制定周密详细的行动计划,各犯罪成员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协调行动。所以有组织犯罪的效率较高,反侦查能力强,社会危害性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本身具有一套严密的组织和有效的运作系统。
2.3行为特征:以暴力、威胁、腐蚀作为手段,犯罪行为的公开性和隐蔽性并存。
《刑法》第294条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行为手段规定了“发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虽然有组织犯罪的行为可能有多种,但暴力、威胁、腐败、贿赂手段是有组织犯罪最主要的行为手段。
2.4危害特征: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有组织犯罪集团比一般的犯罪有更为严重的危害性。有组织犯罪集团在谋取非法利益时,往往采取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冲击国家当局,欺压百姓,引起社会治安情况恶化、威胁国家的稳定,使人民群众没有安全感,对党和政府失去信心,对政府、司法机关的信托感和依赖感逐渐丧失,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
三、有组织犯罪的形成方式
3.1家族型。
所谓家族型,就是指由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成员为基础形成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即发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犯罪组织,是家族型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典型代表。
3.2地域型。
这是以一个地方由同学、朋友、同乡等关系的人为主组织起来的犯罪组织,即以地缘关系形成的犯罪组织。地域型的犯罪组织往往以累犯或惯犯为头目,以本地的一伙犯罪分子和游手好闲之徒为骨干而形成的,是典型的地方流氓恶势力。
3.3犯罪联合体型。
这是由各种犯罪团伙和集团联合组成的一类犯罪组织形式。一般地说,犯罪联合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松散型的,另一种是稳定型的。
3.4跨国型。
一般地说,进行跨国性犯罪活动的犯罪组织,往往进行绑架人质,敲诈勒索,组织偷渡,贩卖人口,走私武器以及在海上抢劫、杀人等犯罪活动。
3.5狱友型。
这是由同一个监狱刑期满释放后的人相互勾结而形成的一类有组织犯罪集团。这种类型的犯罪组织经验丰富,手段凶残,犯罪能量大,逃避打击的能力强,并且多拥有武器,一般进行最严重的刑事犯罪活动,如性质十分严重的杀人、抢劫、盗窃以及组织赌博、制贩毒品等。
四、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现状
我国的有组织犯罪,起源于旧社会的帮会。【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于各类黑社会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严厉打击,短短的几年内便使得猖獗的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有组织犯罪的各种雏形——结伙犯罪和团伙犯罪增多。根据中国警方公布的数据,从1986年到1994年,中国查获的犯罪团伙数量,已由3万发展到20多万个;其他成员也由11万余人发展到90万人。个别地区重大(及特大)刑事案件的70-80%是犯罪团伙所为。【4】其中一部分发展成为有一定组织形式的犯罪集团。虽然目前中国的多数犯罪集团还不具备黑社会犯罪的完整特征,但其中有些具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操作规程,已具有黑社会犯罪的某些痕迹和性质。因而可以说,在我国,“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已经出现”,【5】并呈“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地发展的趋势”。【6】从某种程度上讲,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已成为中国境内各种犯罪活动中对社会危害极大的一种恶性犯罪,它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秩序,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我国目前尚无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只存在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换言之,某些犯罪集团已经具有黑社会组织的某些痕迹和性质,但还不具备黑社会犯罪的完整特征,属于在犯罪集团之上,黑社会组织过渡的一个中间形态。
五、我国对有组织犯罪的惩治
1997年新修订通过的中国新刑法典,对于中国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的出现太其发展演化趋势作了及时反应,在第294条专条规定了对此类犯罪的惩治规范。从法条的存在结构及其立法本意分析,中国新刑法典对于有组织犯罪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惩治的:
5.1强化对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的惩治。
有组织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首先来自于犯罪组织本身的危险性。由于黑社会组织是正常社会相对立的社会团体,因而往往有着同正常社会相抗衡的能力,从主体生存能力、作案技术到逃避打击的措施,都有着很高水平,以至于能够长期在社会上延续下去,成为政府和社会难以对付的犯罪组织。因而各国刑事立法对于此种犯罪惩治和打击的重点,均为建立和参加黑社会组织的行为,我国也不例外。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我国新刑法典第294条第1款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对于该罪,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含义。如前所述,中国目前尚无典型的黑社会组织,而只存在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因而我国刑法对于此类犯罪使用了范围更为宽广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2)注重对单纯组织、领导、参加行为的打击。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单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即构成犯罪,并不以行为人个人是否实施其他犯罪为构成本罪的必要条件,否则将实行数罪并罚。因此,这三种行为的含义,应有准确的理解:其一,“组织”行为是指倡导、发起、策划、安排、建立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组织行为导致了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产生,因而是各国刑法所打击的重点。其二,“领导”行为,是指在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中处于领导地位,对该组织的活动进行策划、决策、指挥、协调的行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者,往往是该组织所实施危害行为的直接决策者和指挥者,因而此种行为具有较大的危害性。通常情况下组织者往往即是领导者,但也不尽然,非组织者被提拔成为领导者的情况也较常见。其三,“参加”行为,无论是积极参加还是其他参加行为,均指对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故意加入。由于作为一个以犯罪为主要目的的团伙的成员,其本身就被看作是对法律秩序和社会安宁所构成的显著危险,因而我国刑法采取许多国家对此的立法通例,即将加入黑社会组织行本身视作一种“自身犯罪”,【7】并独立于其它为实现犯罪组织的犯罪目的而实施的任何具体犯罪。事实证明,由于此种立法方式宣布加入黑社会组织的行为即为犯罪,犯罪的确定不需要个人特定犯罪行为的证据,因而是防范有组织犯罪的有力武器。(3)刑罚轻重有序。各国刑法均将有组织犯罪列为重点打击对象,一般都宣布在法定刑法范围内对其严加惩处,例如1996年俄罗斯刑法即有大量此类规定。如该法典174条规定,对普通的洗钱行为,处4年以上8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没收财产;而对有组织的团伙实施的洗钱行为,处7年以上10年以下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没收财产。【8】这种对个人犯罪、事先通谋的团伙犯罪、有组织犯罪轻重不同的刑罚原则,对有组织犯罪是一种有力的威摄。我国刑法虽然目关未明确规定此种处罚原则,但对有组织犯罪的年罚也有自己的特色。我国刑法虽然规定所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均构成犯罪,但是仍视行为的轻重、主观罪过的轻重等规定了不同的法定刑。例如对于积极参加者和其他参加者就规定不同刑罚,前者应当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后者的法定刑则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5.2注重对入境发展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的惩治。
我国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改革开放初期便遭到来自港、澳、台地区黑社会组织的渗透。近年来,我国10余个省区均发现或者查获境外黑社会成员渗透,涉及到境外黑社会组织达80余个【9】,它们所进行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一方面对我国沿海地区和内地的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威胁,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的有组织犯罪逐渐向跨国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为惩治和打击危害严重的上述行为,我国新刑法典第294条第2款设立了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
对于本罪,应当这样理解:本罪的犯罪主体具有特殊性,即行为人必须是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成员,至于其本人的国籍,则不作任何特别要求,可以是外国人或者无国籍人,也可以是已加入境外黑社会组织的中国公民。应当注意,这里所称的境外黑社会组织,应当是被中国境外的国家和地区确定为黑社会的组织,既包括外国的黑社会组织,也包括中国台湾、澳门地区的黑社会组织。【10】香港已经回归我国,并建立了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但是由于我国对出入香港实行特别的管制制度,要办理特别的审批出入境手续,有别于出入内地的省份,据此有的学者指出,本罪中所指的境外的黑社会组织也包括香港的黑社会组织。【11】
5.3注意对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的惩治。
美国犯罪学家艾兹恩认为,有组织犯罪生存的手段之一,就是对政府官员和司法官员的腐化,向他们提供利益而获得保护。【12】当前,我国境内不少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采用各种手段拉拢、利诱、腐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寻找保护伞,以建立自己逃避处罚的防护机制。这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相勾结,公然包庇犯罪分子,或者对有组织犯罪视而不见的公开纵容行为,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败坏了政府形象,并严重挫伤了公众与有组织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和信心。为打击此种行为,我国新刑法典第294条第4款专门设立了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六、我国有组织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
如何有效地改革和完善立法,以有效地预防、遏制和打击正在泛滥的有组织犯罪,是世界各国立法机关和刑事法律界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我国新刑法典虽然对有组织犯罪的出现和发展趋势作出了及时反应,但还不能称得上尽善尽美。笔者认为,我国新刑法典至少应当在发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6.1进一步严厉打击有组织犯罪相牵连的犯罪行为。
与有组织犯罪相牵连的犯罪行为,主要是指接受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贿赂的受贿罪、妨害对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调查的犯罪行为等。对这类行为,许多国家的刑事立法规定应当给予比同类普通犯罪行为更为严厉的刑罚处罚。例如,1960年前苏俄刑法典规定,对受贿罪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没收财产。【13】而面对日益严峻的有组织犯罪形势,1996年修订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对受贿罪进行了分解,规定对普通受贿罪处5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一定活动的权利,或者其他刑罚。但是,它对与有组织犯罪相牵连的受贿罪从严惩处,如对有组织的团伙行贿的受贿罪,均处7年以上12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没收财产。【14】笔者认为,为有利于打击有组织犯罪,尤其是打击支持、包庇有组织犯罪的外围型犯罪,对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上述犯罪处以相对较重的刑罚是可取的,值得我国刑法借鉴。
6.2严厉打击有组织犯罪团伙所实施的其他犯罪行为。
在普通的刑事犯罪中,共同犯罪的整体社会危害性要比单纯个人犯罪更为严重;犯罪集团所实施的犯罪,其社会危害性显然又要比结伙型或者聚众型的共同犯罪严重。而作为犯罪集团高级形式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有组织犯罪,其社会危害性显然要更为严重。因此,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刑事犯罪,处以比个人犯罪和普通共同犯罪更为严重的刑罚,显然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有利于从严惩处有组织犯罪,对此其他国家已有立法例可资参考。1996年《俄罗斯联邦刑法》体现了这一从重原则。【15】
6.3应当从刑法上鼓励单纯参加犯罪组织者自动退出。
而政治坏境相对宽松, 且我国孕育多年的新闻法一直停胎腹中, 新闻媒介一般只有行政法令来约束。但行政法令飘忽不定, 使得新闻媒介在多个灰色地带中自由徘徊。在这样的环境下, “仅靠一些媒介机构和新闻工作者的自省、自查和自纠, 许多行业失范和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往往得不到有效制止和纠正。因此, 应当在完善和加强监督机制上多下工夫, 要强化对媒体和新闻工作者职业行为的监督检查, 要加大对督查结果的处罚力度, 以形成一个健全、完善、有效的监督机制。而新闻评议会正是在这方面能够发挥作用的一种有效形式”。[1]新闻评议会在中国大陆已经有孕育的土壤, 也到了成立的契机。
一、自律抑或他律
新闻评议会被誉为媒介行业“自我净化”的独立组织, 是相对于传统政府监管手法的新的规范市场影响的方式。[2]作为媒介的一种重要的约束力量, 新闻评议会与其他的外在约束力量相比显得很特殊, 一是因为它是行业自身推动的自我反思式的组织, 有其专业性与权威性;二是推动公民意识的觉醒, 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在此, 我们首先要理清楚什么是自律什么是他律。“自律是指传媒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具有明确的职业道德观念并愿意依此进行自我约束, 在自由报道新闻的同时又不滥用新闻自由, 从而对社会和公众负责”, “他律则相对于自律而言, 是指政府、社会团体 (或政党) 以及受众通过法律、社会舆论或压力行动比如拒买、拒读等手段, 对传媒及其从业人员进行外在强制性管理”。[3]
新闻评议会出现的理论依据是社会责任论。有学者认为新闻评议会是新闻自律的表现;[4]也有学者认为, 新闻评议会的其实是借他律来实现自律。[5]笔者赞成后者的说法。从各国媒介评议会主体状况来看, 新闻评议会这个机构本身并没有法律效力, 其主要惩戒的方法是道德审判。而道德审判的权力与效力终归于社会大众。也即是说, 媒介评议会是利用社会舆论或压力对从业人员进行外在强制性管理的非政府非赢利的社会组织。所以, 新闻评议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净化的自律性质的组织。
新闻评议会肇始于1910年挪威成立的“报业仲裁委员会”, 其大量出现则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台湾是中国最先成立新闻评议组织的地区, 1963年由台北市报业公会成立《台北市报业新闻评议委员会》, 是台湾第一个以自律为标榜的新闻业者组织。[6]而后是2000年正式成立的香港报业评议会, 现已有规范的章程和一定影响力。近年来在内地也开始出现了一些类似的零散组织, 但在规范与规模上, 还需进一步探究。
二、内地媒介评议组织的“名”与“实”
(一) 有名无实
号称新闻评议会的组织, 中国大陆已经出现了, 但它带有官方色彩,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独立的组织。2006年4月30日, 媒介批评网开通, 后来演变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与人民网共建”的一个平台。其最开始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组织, “当初的想法就是搭建一个媒介批评的思想交流平台, 以弥补国内在这方面的一个空白”。[7]虽然人民网是一个网络论坛, 但与一般意义上的论坛不一样的是, 其官方色彩比较浓厚, 它与官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人民网合作后, 其实质与台湾的“官督民办”类似。从其活动与内容来看, 与其初衷相去甚远。从2008年4月开始, 公告“在人民网的全力支持下, 媒介批评网近日将全新改版并进行试运行。试运行期间, 我们将陆续转移旧版的数据库, 并进行即时更新”后, 其主页已不再更新。目前, 主页的其他链接也无法打开。
还有一个组织是北京网络新闻评议会, 是目前内地管理比较规范, 影响力比较大的新闻评议组织。这个组织是2006年4月, 由北京市互联网宣传管理办公室指导, 北京网络媒体协会主办的北京网络新闻信息评议会成立的, 其主要职责是对北京网络媒体行业开展新闻信息服务的情况实施“社会公众评议”。协会自我定位为“自律”范畴, 但同时又称“接受业务主管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北京市民政局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8]以此看来, 这个协会所说的“自律”其实是不纯粹的。从北京网络新闻评议会的运作机制与实践来看, 它的主要“他律”压力与诉求并非是来自公众, 反而更多地体现的是政府与企业共同利益的驱使。
总的来说, 从“名”来看, 业界与学界确实做了很大的努力与有益的尝试, 但还在摸索中, 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 其一是“有名无实”也。这些讨论都止于业界与学界的泛泛之谈, 对于利益群体则无关痛痒, 对于社会公众更是“事不关己”的状态。所以, 空泛而谈, 无伤大雅, 也无关重要。其二, 这些组织带有浓重的官方色彩, 组织并非独立, 章程也不完善, 在实际操作中表现出不成熟, 离真正的专业与权威还有一定距离。
(二) 有实无名
随着社会力量的崛起, 公民意识的普及, 目前, 内地媒介的整治可能更多地依赖社会力量。层出不穷的公共事件与对媒体的整治, 体现了社会力量的强大。但这种力量却是碎片式的、即兴性的、无组织的不成熟个体集合。怎么整合这样一股力量, 使其得到更好地发挥, 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性质上看, 笔者认为, 内地已经有了新闻评议会之“实”了。大陆报业评论与电视新闻评论的兴起、网络论坛、新兴的微博都有一些报业评议会的影子。从组成人员、内容与效果来看, 这些“影子”的影响力都超越了香港报业评议会与台湾新闻评议组织。首先是组成主体, 以《南方都市报》的评论为例, 它的作者包括知识分子、名人、草根等各色阶层, 代表了社会不同群体对国家、社会公共事件的看法与意见。由于群体不同, 其讨论的内容也繁杂多样。而微博作为网络媒介, 更是以平民媒介的姿态出现, 使用者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这样多元化主体的参与, 容易将个案发展为公共事件, 能迅速引起社会普遍关注。近年来的一些公共事件, 都被网络媒体推到了顶点。对于媒体的各种违规行为, 也更加关注, 渠道更多样化。
然而, 这些讨论与意见多数只停留于“口水战”的层次, 热闹过了也就过了。缺乏一种理性的分析与深入长远的探讨。这股力量还表现为零散、无组织、碎片式, 专业经验不足, 凝聚力不强。各方意见是表达出来了, 但最终却往往无益于推动事情的进展。这些“有实无名”的力量, 还得需要进一步去规整、去引导, 否则就会成一股不知所以的“盲流”。
三、集思广益的畅想———实与名的结合
在我国内地的具体环境下, 没有像香港与台湾那样大张旗鼓地高举“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论”牌子搞新闻评议会。在不同社会体制的有限资源与话语空间下, 大陆新闻评议会的名与实都是从网络开始的, 对于网络, 突破空间更大, 渠道更多。新媒体让其发展带来了新契机, 新闻评议会名与实的结合应是在互联网中开始, 从而慢慢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
在具体内容方面, 笔者认为应采用“参与式”的“共同管制”。改变过去以业者主导的作法, 改以纳入新闻工作者、受众、与政府力量的“民主参与式”的“共管”自律机制。“参与者的种类多寡, 对于自律机制的强制力会有一定影响。而完全由业者来主导, 对市场力量就几乎没有制衡的可能。”在以往, 我们更多的担心是政府力量对新闻评议组织的制约, 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市场因素成了另一个强烈的掣肘。“过去业者自行进行审议的新闻自律作法, 因为功能不彰, 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一般社会的期望。因此欧洲国家此刻正进行对媒体管制的广泛讨论, 可能将成为未来包括新闻自律的媒体管制的一种新方向。由于当前传播科技瞬息万变的发展, 过去透过政府进行的‘命令—控制’式管制 (comm and-and-controlre gulation) , 已经无法达成政策目标。但另一方面, 由于媒体的特殊文化属性、以及媒体产业因兼并垄断导致市场失灵等问题, 所以透过市场逻辑所进行的业者自律, 也难以达到照顾公共利益的目标。”[9]
结合中国大陆的实际, 新闻评议会的组成人员除了行业内部人员以外, 还需要加入公众力量与平衡政府力量。在中国大陆, 我们无法完全摆脱政府的控制 (当然现实中没有哪个国家可以) , 很多时候只能在夹缝中生存。既然不能消除它, 那改变它, 善用它还是可行的。我们所要争取的是政府给予一定政治管制来应对市场负面影响, 同时给新闻自由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 从主导者转向协调者。对新闻从业者, 则需要更专业的人员与规范的章程, 并笃行之, 这方面应向香港学习。至于公众力量, 这是中国最不缺乏的, 但需要良好的组织、秩序与公民意识的觉醒, 这方面还有不成熟的地方。总的来说, 这是自律与他律的结合, 是借他律而自律的结果。
四、结语
就外部因素来说, 媒介主要受到三股力量的角力:政治、市场、社会。就内部来说, 受自身组织规范与内化惯例约束。就外在来说, 三股势力的平衡有助于给媒介自由提供一个平衡良好的氛围, 但事实证明, 三者在现实中经常是失衡的。而如何在这失衡的状态中来寻求支点, 拓展自由空间, 这就需要媒介内部自身的努力, 而行业自律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向。新闻评议会就是在这样的内外矛盾中产生的一种媒介实现自身规范的独立组织。
媒介在外因素对媒介影响与控制的强弱视具体场域而定。在中国大陆, 政治调控的强势力量是毋庸置疑的, 自媒体开始“事业性质, 企业管理”以后, 经济影响逐渐加大, 至今已成为了不容小觑的力量。而社会力量随着近年来自媒体的繁盛, 也逐渐开始崛起。公民对公共事件的参与, 成绩斐然, 但作为规范、有效的新闻评议机构尚未真正形成。
参考文献
[1]郑保卫.组建新闻评议机构强化行业自律监督[N].中国新闻出版报, 2010-11-08 (8) .[1]郑保卫.组建新闻评议机构强化行业自律监督[N].中国新闻出版报, 2010-11-08 (8) .
[2][9]刘昌德.民主参与式的共管自律—新闻自律机制之回顾与再思考[J].台湾民主季刊, 2007 (3) :109-140.[2][9]刘昌德.民主参与式的共管自律—新闻自律机制之回顾与再思考[J].台湾民主季刊, 2007 (3) :109-140.
[3]王雪松.香港报纸的自律与他律[J].新闻记者, 2001 (4) :54-55.[3]王雪松.香港报纸的自律与他律[J].新闻记者, 2001 (4) :54-55.
[4]廖晓英.各国新闻评议会概况[J].国际新闻界, 1988 (1) :14-17.[4]廖晓英.各国新闻评议会概况[J].国际新闻界, 1988 (1) :14-17.
[5]彭家发.新闻评议会英国及台湾经验借鉴[J].传媒透视, 1999 (1) :8-9.[5]彭家发.新闻评议会英国及台湾经验借鉴[J].传媒透视, 1999 (1) :8-9.
[6]王洪钧.十年来新闻自律的组织与活动[G]//台北新闻记者公会.中华民国新闻年鉴, 1971:185-195.[6]王洪钧.十年来新闻自律的组织与活动[G]//台北新闻记者公会.中华民国新闻年鉴, 1971:185-195.
[7]王君超.媒介批评网的理念与实践在“构建和谐社会与媒介批评的责任”研讨会上的发言[EB/OL]. (2008-03-28) .http://blog.people.com.cn/open/articleFine.do?articleId=1323411284463.[7]王君超.媒介批评网的理念与实践在“构建和谐社会与媒介批评的责任”研讨会上的发言[EB/OL]. (2008-03-28) .http://blog.people.com.cn/open/articleFine.do?articleId=1323411284463.
20多年前,人们对所谓黑道或黑社会的认识,还停留在影视屏幕上,如《上海滩》中的许文强形象。此时对大多数人而言,黑社会离我们还很遥远。20年后,一首《东北特产不是黑社会》传递的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反语。在许多地方,“黑恶势力”一词常见于报端,“黑老大”已不再是屏幕上的人物。
迄今为止,中国内地的法律文件中,尚没有“黑社会”的称谓,许多人还不承认“黑社会”在中国内地的存在。在学术界,中国有无真正的黑社会组织也还存在争论。事实上,黑恶势力的蔓延在上个世纪末就是不容回避的事实。1997年《刑法》修订时首次写入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这一名称相关联,有了三个具体罪名,即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有一段话恰好可以作为官方态度的注释:“在我国,明显的、典型的黑社会犯罪还没有出现,但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集团已经出现,横行乡里,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群众的有组织犯罪时有发现。”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既非典型的“黑社会”,又不是一般的犯罪集团,而是介乎二者之间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特殊犯罪集团。
有学者将我国目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分为职业化犯罪组织、地方流氓恶势力、渗透型组织和家庭宗族型组织四大类,并按其犯罪内容又细分为劫匪型、打手型、地霸型、欺行霸市型、走私贩毒型和高利放债型。
《中国秘密社会》一书对近20多年中国大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了一番疏理。这五种类型较好地反映了“秘密社会”的概貌:
“渗透型”。即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台湾当局法律法规定性为黑社会的那些组织,渗入大陆、建立据点、吸收成员而形成的团伙。他们在大陆发展组织进行走私、偷渡、抢劫等犯罪活动。2000年11月,广东警方仅一次专项打击行动就破获涉及台港澳黑社会的刑事案件39宗,有46名犯罪嫌疑人来自台港澳地区。
“帮派型”。即以帮会名义组织的犯罪组织。他们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破坏社会治安。这类组织虽不具有旧的帮会性质,但模仿帮会,有帮名,设帮主,立帮规,规定隐语暗号,入帮有仪式。活动主要是在旧帮会曾经盘踞的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企业型”。以公司名义组织的犯罪组织。他们为攫取权力和钱财,以暴力、威胁等手段,进行敲诈、勒索、诈骗,模仿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控制成员。浙江破获的以张畏为首的黑社会性质团伙案就是典型案例。
“家族型”。以同一家族成员为核心,以居住地作为作恶区域,网罗不法分子,称霸乡里,违法犯罪。最早发现和破获这类团伙的是辽宁营口。
“匪霸型”。即以强拿硬要、欺行霸市为特征的黑恶势力犯罪组织。
这些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于基层政权组织软弱无力、社会管理松弛或失控、法制权威不高、反腐败斗争很不得力的地方,对社会、对群众危害极大。遏止和打击涉“黑”犯罪,已经成为中国刑事司法面临的紧迫任务。
谁在为“黑道”遮风挡雨
为国家和法律所不容的“黑恶势力”所以能够坐大,与“黑白勾结”不无关系。2001年的沈阳刘涌案广为人知,刘涌系沈阳市原嘉阳集团董事长、市人大代表,他有一把精心打造的“保护伞”。在重重干扰之下,刘涌案几经波澜,并首开最高法院为一普通刑事案件进行提审的先河。经2003年12月再审,刘涌被最高法院判处死刑,并在宣判当天立即执行,才算最终结案。
在“黑白勾结”中危害最大的当属“警匪一家”。吉林侦破的最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梁旭东团伙,与之有牵连的干部达30多人,这些人不但涉及地方公务员,更包括一批公检法机关的干部,正是这些保护伞“遮风挡雨”,使梁旭东团伙长时间逍遥法外。
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石宾,被称为“永州市黑势力团伙的保护伞和后台老板”,该团伙利用赌博和高利贷陷阱,将当地多名私企老板拖入深渊。粗略估计,永州至少有30位数千万以上资产的老板因涉赌而濒临破产。王石宾还直接放贷,有证据的放贷数额达4500万元,被称为“地下银行行长”。
说王石宾“白”,是因为王石宾具有警察身份,主管永州市公安局刑侦工作,兼任永州市“打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说王石宾“黑”,是因为王石宾是永州黑势力团伙的保护伞。从报道披露的信息看,他是不折不扣的“黑老大”,一边冠冕堂皇地打“黑”除“恶”,一边却开庄放贷、敲诈勒索、滥用私刑、非法敛财,造“黑”行“恶”。
王石宾的涉案金额及涉案人员较之媒体披露的一般司法腐败及警匪勾结个案均有“突破”。近几年“警匪一家”的报道不但屡有所闻,而且案情的严重性及多发态势再也不能漠视了。王石宾这条“异蛇”之所以横行永州,不但有颜玉龙、屈国春、许献忠、陶春生四个头目鞍前马后冲突陷阵,“多名民警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到该团伙中”,且“市委个别主要领导”也卷入了这个团伙。王石宾本人声称,他所辖下的看守所和拘留所是“一根辣椒三两米,两家‘宾馆’任你挑”。当警察明目张胆地服务于黑恶势力时,社会何来安全、和谐、稳定?
涉“黑”认定的难点在哪里
作为法律概念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虽然载入《刑法》,司法机关这几年办理涉“黑”案子也不少,但真正以涉“黑”定罪的案件却极为罕见。2000年,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最高人民法院推出了一个司法解释,明确“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应具有以下特征: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国家工作人员提供非法保护和暴力破坏性。但这份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并未如预期那样发挥巨大作用,相反却导致了新的问题,争论最多的是“保护伞”应否成为涉“黑”犯罪的必备条件。许多案子侦结后都因“保护伞”方面证据不足而不被法院认定。
2002年4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对刑法第294条第1款的立法解释,除在“组织机构、经济利益、暴力破坏”等几个特征上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仍保持一致外,仅强调“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黑保护伞”不再被视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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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光华 创新中国-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06-14
中国英语中国式英语05-24
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演讲稿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