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学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申遗”

中医药学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申遗”（共5篇）

中医药学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申遗” 篇1

您好：

本次调查是为了解寿县人民对寿县古城墙的保护和申遗的了解，此次调查是不记名的，对于您的回答我们将严格保密，调查数据只是用于总体统计分析，而不单独使用。因此，不会给您带来任何的麻烦，希望您能如实填写，并坦率地表达您的看法，为我们的调查提出您宝贵的意见！

填写办法：除注明的项目外，在您选择的答案前打上√即可。

1.您是否本地人?

A.是 B.不是

2.请问您的年龄是？

A.0-15B.16-30C.31-45D.46-60E.61-以上

3.您是通过何种渠道了解到寿县古城强申请世界遗产的？

A.网络B.电视C.报纸D.宣传手册E.亲友交流

4.您认为保护寿县历史文化遗产过程中对经济发展是否有利？

A.有利。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从而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保护历史遗产且发扬了风俗文化传统

B.不利。制造了很多垃圾破坏环境，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古建筑。

5.您觉得在保护寿县历史文化遗产过程中最需要改善的是什么？（请只选择一个最佳答案）

A.基础设施建设，如交通、旅馆。

B.城市绿化和环境整治

C.在开发的同时做好历史古迹的保护工作

D.旅游秩序问题

6.您认为寿县古城墙的历史文化遗产应该保护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可以保护寿县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B.可以利用来搞旅游开发增加财政收入C.说不清，别人告诉我应该保护

7.您认为主要该由谁对寿县古城墙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负责？

A.政府B.当地居民C.在历史文化遗产所在地投资的开发商

D.游客

8.您认为以下哪一种方式最能有效地保护历史遗产？

A.加强法律保护B.加强对游客的引导和监督机制C.培养市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9.您如何评价本地目前的古城保护工作？

A.非常满意B.比较满意C.一般D.比较差E.非常差

10.您认为目前的文物保护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

A.保护资金不足B.政府不重视C.没有进行系统的保护发展规划D.宣传力度不够E.公众缺乏文物保护意识

11.您认为公众是否应该参加古城保护工作？

A.应该B.不应该C.不确定

12.您认为古城建筑保护的关键在于？

A.古城自身的文化价值B.其周围环境C.古城本身D.其他

13.您认为历史文化传统地区在保护的同时还可以发展哪些主题？

A.传统地区的历史题材B.爱国主义教育基地C.传统风貌建筑和格局D.历史研究和展示

14.如果有宣传文物保护的活动，您会参加吗？

A.会B.不会C.不一定

15.您对我们本次关于“寿县古城墙文化遗产保护和申遗”的调研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谢谢您的大力支持！

中医药学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申遗” 篇2

一是中医药自主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欠缺。在我国中医药从业人员,特别是研发人员中,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较为欠缺,没有有效地运用专利、商标、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自己在中医药领域取得的智力成果。二是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法规有待完善。我国目前大多数中药新药是复方制剂,但我国《专利法》目前只能保护中药配方和配方的剂量,对配方的用途、加减等未能有效保护,这对中药复方的专利保护是较为不利的。此外,我国现有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与国际惯例不接轨。许多传统中药配方在未有专利保护的情况下,出口是靠处方保密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手段。但当中药以食品出口时,进口国一般要求在标签上标明成分,为了保密就出现包装上的标示与实际处方不符的情况。一些国家对进口中成药进行检测时,如发现标示成分与分析结果不符,就会被禁止入关。但在国际上中药仿冒产品日益增多的情况下,需要我国采取相应的对策。三是被外方侵权情况严重。我国很多中医药密方被外商无偿利用或低价买走,从中获得了巨大利润。日本、韩国、美国、瑞士、泰国、印度等国,不仅无偿利用了我国的中药复方,获取巨大利润,还抢占本应属于我方的市场。

2 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对策

2.1 学习知识产权知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针对当前中药行业实际情况,应加强相关人员(特别是中医药企业与科研机构的研发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这样可以有效提高中医药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使相关单位与人员能够对中医药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

2.2 建立完善的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2.2.1 中医药企业商号保护

商号是指商事主体为表明自己的特征而在商事交易中使用的专有名称。商号权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除有地域性、独占性等特点外,更重要的是具有不受时间的限制的特点(当然以商事主体本身不灭失、不提出注销或变更申请为前提)。可充分运用商号的这一特点,加强对中医药的保护。并且,我国中医药企业中的驰名商号会起到特殊的保护作用(如同仁堂、九芝堂等),如前面提到的我国出口时必须公开成分的中药,如果在药品包装上标名商号,会极大地增强自身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我们也应当意识到,商号保护方法是我国中医药企业的特有保护方法、是国外其他的竞争对手所不具备的,因此,我国中医药企业应加强该方面的保护。

2.2.2 商业秘密保护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商业秘密是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同时,《反不正当竞争法》、《民法通则》、《刑法》等法律还规定了侵犯他人商业秘密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在西方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也都有关于保护商业秘密的较为完备的法律,这为我国中医药的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我国中医药密方的保护提供了较好的制度环境,我国应借鉴西方国家保护其商业秘密的成功经验,运用商业秘密制度保护我国的中医药知识产权。

2.2.3 商标保护

与中医药产品的商号保护相配合,我国中医药应在现有基础上加强对商标的保护与管理,如争取更多的驰名商标、同时要防止现有商标在境外被外方抢注,这样可更好地运用商标战略对我国中医药产品进行保护。

2.2.4 地理标志保护

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规定,地理标志是指能识别某一种商品来源于某一成员领土内或该领土内的一个区域或地方的标志。该商品的特定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基本上能归因于该地理来源,在我国的中医药中有大量可以用地理标志进行保护的产品:如长白山人参、宁夏枸杞子等,这些地理标志用于表明该产品区别于其他同类产品的不可替代的品质与功效。因此,把符合条件的中药使用“地理标志”保护,将有利于优质中药材创出名牌、保持特色。

2.2.5 植物新品种保护

根据我国1997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二条规定:“植物新品种是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有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我国现行《药品管理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发展现代药和传统药,充分发挥其在预防、医疗和保健中的作用。国家保护野生药材资源,鼓励培育中药材。”所以,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规定和《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共同对新培育的中药材品种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即完成育种的单位和个人对其授权的品种,可受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而育种方法可以申请专利权保护。这样不仅能够加强对中医药的保护范围,也为中医药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制。

2.2.6 专利保护

我国1993年对专利法实施修改后,扩大了对专利的保护范围,对药品专利保护从方法专利扩展到药品专利和用途专利,使符合专利条件的中医药可以得到较为全面的专利保护。但是,由于中医药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专利保护的有限性,因此,我国除在适当时机根据情况对专利法进行修改外,更应当注意将中医药的专利保护与其他方式的知识产权保护方式配合使用,以实现对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全面保护。

摘要：我国已将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战略,为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利用开创了新局面。由于现有的与中医药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不能满足对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的需要,以至于出现了大量的中医药知识流失、给我国造成大量损失的情况。本文在分析我国现有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医药保护的具体建议,以期完善我国的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

关键词：中医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保护对策

参考文献

[1]南振兴,刘春霖.知识产权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3.

中国大运河的保护与申遗 篇3

时间：2011年1月29日

地点：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

中国大运河正处在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期

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我们中华民族的灿烂历史与文化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大运河，与长城一样，以其规模的宏大、历史的久远、蕴含人类智慧的丰富，毫无悬念地可以位居世界上最伟大的古代奇迹工程之列。

从少年时期起，我就从小学和中学的课本中逐步了解了这两大工程。特别是从事古建筑文物保护与研究工作以来，更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和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身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我深深地为祖先创造了这两大人类奇迹而感到自豪。

1961年，我第一次提出将长城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列入申报预备名单，1987年正式申报并获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

我们对于人类自身智慧内涵的厘清、归纳也是通过逐步发展而完善的。从“古迹”到“文物”再到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走过了漫长的过程。其实，早在60多年前，当我登上壮丽的长城并开始进行保护维修工作时，也同时想到了大运河。这一撇和一捺构成的“人”字，深深地刻在了中华大地上。但当时对“文物”的认知，主要还集中在保护那些已失去原有功能，成为历史的见证、科学研究的对象并开辟为参观游览的地点等领域，使得还在起着重要交通、运输、水利灌溉、供水用水等现实作用的大运河被排除在外，加之大运河管理存在着涉及面广、保护困难等原因，在多次提出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后，无奈作罢。

随着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我们的视野更加宽阔。一些还在使用的历史遗迹也被纳入到研究和保护范畴。如还在继续发挥初始功能的天津利顺德饭店建筑、四川泸州老窖窖池陆续成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也促使我再次萌发了将中国大运河进行文化遗产保护的构想。

在许多专家的支持下，2005年12月，我与郑孝燮、朱炳仁先生一起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向京杭大运河沿岸18个城市的市长发出呼吁，建议立即以创新的思路，通过申报世界遗产，对大运河加以综合保护与利用。这得到北京、杭州和扬州等城市有关方面的积极回应。我的建议是：可以尝试将运河两岸的物质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遗产三者合一，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申报。只有这样，才能容括得下丰富的运河遗产并真实、完整地传承予后人。

在2006年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包括刘枫、单霁翔等在内的58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发起大运河保护和申遗专项考察活动。2006年5月，京杭大运河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之，“中国大运河”正式列入了我国申报世界遗产的预备名单并预计在2014年正式递交申遗文本。

在大运河申遗工作快速进展的重要时刻，2011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把水利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随后，《国务院关于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提出 “加快内河水运发展，发挥长江横贯东中西部地区、西江航运干线联接西南与粤港澳地区、京杭运河沟通南北地区水运大通道的重要作用，有利于实现地区间资源、技术、资金等要素的有效利用和优势互补，符合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等重大战略要求，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如果我们把2005年12月至今所做的一切进行梳理，就不难发现，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正处在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期。两条思维逐步清晰的发展路径开始并行呈现一是以大运河本体为根本的遗产构成、价值评估、法律体系、环境景观等基础性研究；二是以大运河的“活性”和日益重要的当代应用价值为背景，研究大型文化遗产的全社会保护方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运河学”开始酝酿、民众可以参与的“大运河遗产小道”开始规划成型……事实上，通过几年来的全面调研，大运河申遗专家们已经认为，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特征，使得中国大运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只是日寸间的问题了：与此同时，大运河正在为中国文化遗产的发展留下了成体系的、可移植的保护经验。

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结晶

中国大运河有着其独特的文化遗产特征，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在于其形成是千百年来人类与自然相互交融的结果。

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以明长城为例，自东向西即达16000里；大运河自南向北长约5000里，这还尚未计入各地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复线和支流渠道。中国大运河是人工开凿的沟渠，与天然的江河有别；但它与天然江河又有着难解难分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仅以京杭大运河为例，就先后贯通海河、黄河(济渎)、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串联了东平湖、微山湖、洪泽湖、高宝湖、太湖、杭州西湖等众多的自然和人工、半人工湖泊。从广义来讲，如果再把早期运河如联系湘江、珠江水系的广西秦灵渠、宁夏秦渠汉渠、唐伯渠等计算起来，“中国大运河”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华大地。这一奇观只有从太空或地图上才可能辨识清楚，可称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人工与自然共同创造的壮丽奇观。

清晰而延续不断的三千年发展历史

和长城如同孪生兄弟，大运河也始于近3000年前中国封建社会早期。

运河作为人工开凿的沟渠、壕堑，其开始的时间应与长城的早期防御工事一样，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部落周围所挖掘的壕沟。大禹治水的主要经验为疏导，也就是挖开阻水的山石、岩壁，这即是人工开凿的活动。以大运河水利和航运两大功能为例，大规模以航运为主要开凿目的的可查史料，当以春秋战国时期为始。仅仅从开凿历史上看，大运河和长城这两大古代工程，几乎伴随着近3000年中国封建社会的进展而演进。春秋战国时代，为逐鹿中原争霸天下，长城和大运河开始出现。两者虽然在功能上各有侧重，但其总目标是共同的。周室衰微，群雄争霸，修长城以为壮大防御进而统一天下。秦始皇最终完成了这一使命，在南方，吴王夫差也为北进中原，修邗沟(运河)以运粮运兵。

秦皇之后，凡多民族统一的历朝皆修筑长城；夫差肇始，历代也不断拓凿运河，并对南北经济文化的繁荣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两者相辅相成，堪称中华民族历史上统一和繁荣发展的历史丰碑。

中国大运河开凿至修建成型，经历了如下3个重要阶段：

1王室衰微，诸侯争霸逐鹿中原寻求统一，大运河始凿。

公元前6世纪间，周王朝开始分崩离析；所谓的八百诸侯相互兼并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五霸七雄和吴越等诸侯王国。为了积蓄力量逐鹿中原、争当霸主，诸侯首先想到的是要保卫自己和发展经济，增强国力。长城与运河两大历史工程相继开始动工。

据考证，早年周太王的长子泰伯于梅里建吴国后，开挖渠道，西通太湖东入漕湖(古称蠡湖)，称“泰伯渎”。由此揭开了大运河开凿的序幕。到了公元前486年，具有雄才大略的吴王夫差为了北进中原称霸天下，由今江苏扬州向北到淮安开凿了一条长达197公里的运河邗沟。其他许多诸侯国家为了军事战略或发展生产，也相继开凿河渠。

此后汉、魏、晋、南北朝，对各地区、各时代的运河都有不断的维修和增开新凿。

2隋炀帝平陈，结束南北朝分裂的局面。为了巩固边防、繁荣经济，南北大运河开凿。

为了江山的巩固，特别是为保证兵马粮草等后勤物资的运输供应，在陆路运输能力不足的前提下，隋王朝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北至通州(涿郡)、南达杭州的南北大运河。这条大运河不仅是为了军事的需要，更为南北物资的交流，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交流与繁荣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隋代大运河，可称是中国史上统一国家的国力标志。

隋统一后，虽然经济发展、科技文化进步皆为时短暂，但为中国历史上的唐代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唐代又进一步维修、开凿利用这一条大运河，使其为盛唐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以及军事的需要处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以后五代、宋、辽、金各个时期，无不对初步成型的大运河加以维修、增扩，并加以利用。特别是宋代东京(今开封)和杭州等地，留下了许许多多运河的珍贵遗址、地下遗迹和历史文献资料。

3元代结束了宋、辽、金三朝分裂的局面，中国大统一的局面最终使京杭大运河得以完竣。

元建都大都后，为从富庶的江南地区包括华中、西南地区的物资与文化转到北方，改造了隋、唐时期已渐淹汲的通济、永济渠在南北向加以取直。大运河从山东济宁向北开汇通河至临清。这就形成了保留至今的京杭大运河走势。

秦始皇与长城隋炀帝与大运河

论及长城与大运河之伟大，就不能不联系到秦始里与隋炀帝。这两人虽皆被称为暴君，但必须尊重以下这个史实：他们在长城和大运河上所体现的价值是不可磨灭的。没有他们，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大统中国。民间传说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开运河，不无道理。但需要提出的是，秦始皇不仅修长城而且大开运河，隋炀帝不仅开运河而且大修长城。

我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对长城的历史功过做了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除对工程之宏伟给予了称赞之外，还肯定其对当时各朝代国防之必需和有功于后世。他说“中国最有名之陆地工程者，万里长城也。……工程之大，古无其匹，为世界独一无二之奇观。……秦始皇虽以一世之雄，并吞六国，统一中国，……为一劳永逸计，莫善于设长城以御之。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与大禹之治水等”。

历史上许多史料和文学作品，谓隋炀帝荒淫，事实并非如此。杨广乃是一个很有作为、很有才华的君王。他战功卓越，平陈统一了分裂的中国；随之筑长城、修驰道、开运河、建都城、修园林，而且多有创意。也就是由于开南北大运河过于劳民伤财和无度游乐，导致为部下所杀，所以后人在评价他时也就为之痛惜了。

唐朝诗人罗隐在隋炀帝陵凭吊时慨叹，杨广以平陈统一天下的大功业，却最后落了一个只有几亩田的陵墓下场：

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

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

开凿运河的艰巨工程，对当时的劳动人民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隋炀帝强征几百万民工修筑运河，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使成千上万的民工惨死在运河工地上。晚唐文人韩偓写的《开河记》中描写了修河民工的悲惨生活。文中写道，隋炀帝派遣酷吏麻叔谋主管修河，强制天下15岁以上的丁男都要服役，共征发了360万人。同时又从五家抽一人，或老，或少，或女子，担负供应民工的伙食炊事。隋炀帝还派出五万名彪形大汉，各执刑杖，作为督促民工劳动的监工。因为劳动负担很重，监工督责太急，动不动就用棍棒毒打，所以不到一年，360万民工死者竞达250万人。

即便如此，隋炀帝对大运河的历史贡献，还是没有被后人忘记。与罗隐同时代的唐朝末期诗人皮日休，对隋炀帝开南北大运河的功过做了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他的这首诗充分肯定了大运河对南北沟通、经济文化繁荣的作用以及隋炀帝的历史功绩。皮日休这首诗是在隋亡后二百年所撰，是亲历大运河所起的作用有感而发的。他把杨广的水殿龙舟下江都和游乐剥离出来，如果没有这些，应该与大禹治水之功相提并论，对大运河评价之高可以想见。

具有开拓意义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1运河学开始探索交叉共享的研究机制。

从世界文化遗产发展的趋势可以看出，对我们历史和祖先宝贵财富的认知已经逐渐地形成由点到面和线、由政府保护向全民保护、由国家和由单一民族属性向全人类文化遗产属性、由保护向保护和传承并重过渡的特征。

自2006年起，我们对大运河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快速发展阶段。除去文物保护和考古专家外，更多的领域如自然与文化物质、非物质遗产、水利史、航运史、城市规划、立法、环保乃至新闻传播等等部门都在介入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运河遗产保护将朝着多学科相互交融、多领域相互支持并衔接的方向发展。2009年10月，我提出一个新的建议，应该尽快地加强研究，建立一门全新的“运河学”学科。

即便是对于当今中国大运河的申遗工作，也要务必保证对运河遗产概念与范围的充分掌握，要在对运河本体充分进行考古和多学科比对的基础上，形成保护发展规划和申遗的文本。这在目前各地对大运河充满激情的、争分夺秒的大规模行动中，显得格外重要。

为什么这样讲?我想大致出于如下几个因素：

第一、大运河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入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没有多少人有经验，乃至在世界上也很难遇到像中国大运河这样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信息广阔的研究主体。也就是说，困难重重无先例，使许多人无从下手。

第二、大运河跨越了8个省(市)，在大运河上融入的行政机构如文物保护、水利、交通运输、环保、国土资源、住房与城乡建设、测绘、南水北调……涉及非常广泛，从而导致行政领域相互交叉，协调存在现实的困难。

纵观几年来以大运河文化遗产研究为平台的保护工作，已经开始呈现多角度、多层次、多学科的运河学基础研究特点。以杭州为例，比如对大运河杭州段历史资料的发掘、整理，对大运河以及相关水系河道的基础数据研究，对融入历史学、考古学、水利史、历史地理、环境保护、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的专家进行综合保护的合作探索经验；比如从杭州段的工作为大运河立法所进行的以点带面的科研工作；比如对原住民回迁和综合保护原则的探索；比如对近、现代工业遗产遗留区，自然风光带，两岸的村镇与历史风貌保护和城市发展的关系，尤其是杭州对水和水系航道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对大运河文化遗产展示机构——杭州段运河沿岸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建设研究，都是非常好的实践。

我认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运河学”，急切需要在如下方面取得进展和突破：

第一、以河道本体为基础的运河文化遗产价值研究体系。

第二、吸引公众广泛参与、形成全民文化遗产保护的机制。

2“大运河遗产小道”开拓了全民保护的参与平台。

全国政协委员张廷皓和人民日报记者齐欣倡导的“大运河遗产小道”，是一例让人们贴近运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新方式，我表示赞同。

在当今迅速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中，中国如何以文化遗产为突破点，形成有效的、全民的传承机制，不但是历史赋予我们当代人对得起祖宗的重要工作，也是我们为整个人类保留和展现智慧精华的契机。

现在，只要我们在电脑上输入“大运河遗产小道”，就可以看到较为详尽的词条注释，这说明研究者和实践者们，已经形成从实践到理论的双重研究局面。“小道”北起北京白浮泉，中途分别西经河南洛阳(隋永济渠、通济渠)，东经山东南旺(原会通河)，南抵宁波。它将把大运河沿岸的现有道路非破坏性地连通起来，形成一条世界上最长的文化遗产小道。人们在小道上只能步行和骑行，能够更好地吸引各国各地的人们来体验大运河文化遗产之美。

大运河遗产小道自概念提出以来，分别经过了概念的提出一媒介的推广一公众的骑行响应一媒介再次推动一理论研究一志愿者组织介入，并开始进行小道构成与管理机制的研究。

研究者们发现，大运河遗产小道可以建立公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联和情感保障，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旅游路线，并不是现有成型的，它需要每个人通过行走和定位去贯通感受。“通过‘亲历’，得到最完整的审美感知，贴近大运河，与身体结合，与感觉相连，与心灵同源，使人所有的感官都被调动起来，通过‘亲历’，使运河审美体验在时间空间上得到延伸，并获取更加真切、深层的审美韵味”。(靳秒《大运河遗产小道的美学价值》)

中医药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 篇4

一、技术创新离不开知识产权的保护

技术创新是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综合性的活动, 不是单纯的技术概念, 更侧重的是一个经济概念。它是以市场效果为标准的, 通过技术手段, 来实现市场价值, 达到商业目的, 其关键是商业化。在技术创新过程中, 由技术成果及其转化成的市场价值归谁所有是一个关键问题, 而为了调整这其中的矛盾就产生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知识产权是指人们对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创造性脑力劳动成果依法享有的权利。其实无论是对商标、著作、专利, 还是对技术秘密的保护, 说到底是这些技术创新成果归谁所有、如何使用以及产生的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知识产权制度是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 技术创新的各个阶段都离不开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它们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密切联系。认清两者的关系, 在中医药技术创新过程中才能杜绝顾此失彼, 做到相得益彰。

二、中医药技术创新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中国中医药技术创新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目前已经形成了包括专利、版权、商标、技术秘密等在内的较为完整的法规体系, 基本上与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标准相一致, 但中医药技术创新仍然存在一些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问题。

第一, 知识产权保护观念相对落后, 管理制度不完善, 中医药知识产权流失严重。中国不少中医药科研院所业还不能从市场的角度真正理解知识产权的深刻内涵。不少科研人员仍然认为只要领取了国家新药证书, 就取得了垄断权, 根本就没想要通过申请专利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智力成果, 更不用说到国外申请专利了。在中国每年有大量的中医药科技成果通过发表论文、成果鉴定、学术研讨、公开使用等方式向国内外公开出去, 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青蒿素本是中国为世界卫生组织所承认的一类新药, 对疟疾的治疗比奎宁更高效, 并不易产生抗药性。但由于当时未建立专利制度, 而有关科研人员又连续发表了二十几篇论文, 丧失了专利申请的新颖性, 因此再向国内外申请专利已经不可能了。有的成果即使申请了专利, 也主要是为了完成课题的需要, 根本不会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而不断地交纳专利年费, 而专利法明文规定不续交年费专利权保护就自动终止。其他需要相关中医药技术成果的单位或人员只要对专利公报稍加查新, 就会轻易地享用这些失去法律保护的免费成果。这都会使原单位和国家的前期投入付诸东流。

第二, 科研投入主体多样, 成果权属不明晰, 中医药技术产业化困难。在中医药研发过程中, 特别是承担的纵向课题, 形成知识产权的资金来源复杂, 主管机构交叉重叠, 要想厘清其中的关系很困难。由于目前国家或部委的科技发展计划项目还是以计划任务书的形式下达, 签订的技术合同不规范, 要求的技术内容多, 有关权属问题和成果收益问题等涉及很少, 这就更加大了明晰产权的困难, 造成中医药技术创新过程中科研成果的再次开发和实现产业化方面的问题也相当严重。科研院所往往在产业化方面缺乏投入热情, 仅强调其对成果享有的学术权益, 对自身应承担的义务和成果完成人应得的权利往往考虑不多。尤其是成果完成人实施成果转化所需要的资金、人员和场所等支持往往是很难得到的, 这严重影响了中医药科研单位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三, 自主知识产权数量较少, 技术成果质量低, 技术涵盖面不广。自主知识产权作为企业尤其是高技术中医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不仅表现在数量的多少, 更重要的是其质量的高低。与国外跨国公司比较, 中国中医药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医药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数量不多, 在一些重要的高技术医药领域已对中国形成“跑马占荒”的严重包围态势。据统计, 在生物制药等高技术领域, 外国公司在中国的专利申请比例占60%~90%。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医药市场, 其医药专利的数量也是最大的, 占据了全球医药专利的41%, 是申请数量位居第二的日本4倍。而且外国医药企业更注重具有更高技术含量的原创性技术的开发和申请, 这些专利技术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更大的竞争力, 中医药产品与技术几乎不可能与之匹敌。同时,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以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调整其知识产权保护战略, 不断扩大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这将使中国今后制药产业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国家专利的制约, 给中医药企业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三、加强中医药技术创新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

目前中国的中医药技术创新不够理想, 通过加强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 促进中医药技术创新的发展空间还很大, 因此我们应当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更好地解决中国在中医药现代化进程中的相关问题。

第一, 增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战略意识, 加大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要从根本上转变过去那种重发现轻发明, 重论文轻专利的观念, 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把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作为日常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但要尊重和保护他人的知识产权, 而且要提高自身的保护意识和管理能力。把发明专利、技术秘密、商标等知识产权作为竞争和发展的重要资源, 提高中医药企业的竞争力。特别是企业的高层领导要从观念上和意识上认识其重要性和紧迫性, 从管理上要系统全面地组织和策划, 为中医药企业的知识产权工作提供资源和制度上的全方位支持。应当在本单位相关管理部门的基础上, 组建有企业负责人及法律顾问参加, 有专职的管理人员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 并制定和实施本单位知识产权管理办法。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针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 积极研究和把握国际知识产权的发展动向, 及时制定和调整知识产权的发展战略, 引导中医药企业和科研院所有效运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第二, 加强对科研工作及其成果管理, 完善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一套既符合国际惯例又能促进中医药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要制定和完善政府各类中医药研发计划中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加强相关人员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教育培训, 注重开展有关中医药知识产权的软科学研究。中医药企业在签订劳动聘用合同和岗位聘用合同时, 应当根据不同的课题特点和实际情况, 明确而细化约定科研人员应当遵守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在中医药科研人员工作期间, 应当明确其应当保密的具体范围, 加强对其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培训和教育、支付保密费用等等。对中医药相关单位的技术秘密也应当予以严格界定, 并采取相应的合法、有效的保密措施。在中医药科研人员退出课题组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 应当按照管理制度的规定追回有关技术资料和文件, 并应当告知其应当承担合同附随义务。另外由于受高校学术排行榜的影响, 采取各种激励措施鼓励教师在国际刊物或学术会议上发表文章, 应加强保密措施, 严格审查, 防范无形的知识资产流失。

第三, 建立和健全知识产权收益分配和奖励机制, 鼓励具有自主创新的中医药原创性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承认和保护脑力劳动创造的知识财富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应鼓励和支持中医药技术创新者用自主知识产权获取合法报酬, 把创新者的报酬与其发明创造的效益挂钩, 最大限度地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推动中医药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工作的开展。中医药企业要重视专利权、商标权等无形资产的评估, 防止在企业资产重组或组建中外合资企业时无形资产的流失。中医药专利权拥有单位在专利授权后, 应及时为发明人或设计人支付其应得的报酬。中医药科技进步奖的评定, 要把自主知识产权的取得作为重要条件之一。各级中医药管理部门应建立专利工作专项资金, 专门用于专利申请资助、专利技术实施、专利奖励、专利执法及宣传。对申报他国医药专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重点扶持。知识产权的管理机构要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医药原创性研究的单位和个人提供特别服务。在制定计划时要紧紧围绕优先发展的重点领域, 加大对原创性研究的支持力度, 减少对模仿性技术创新的支持, 努力实现以跟踪模仿为主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转变, 以尽快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医药产品和产业。对于原创性或专利性较强的中医药项目, 在组织项目验收或成果鉴定前, 成果完成者应提供完整准确的知识产权报告, 取得成果后, 要及时进行专利申请, 以取得法律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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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申遗” 篇5

2013年, 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大运河贯通了京、津、冀、鲁、苏、浙6等个省或直辖市, 涉及33个城市, 是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罕见的大型线性“活态”文化遗产。随着城市化进程步伐的加快, 大运河文化遗产已经并正在受到严重的冲击, 沿线的开发建设也使其背景环境受到威胁[1]。2008年3月, 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会议在扬州召开, 标志着申遗工作已正式启动[2]。对大运河而言, 申遗原本是一个契机, 但却面临的另一种威胁:“中国式申遗”即“重申报, 重开发, 重旅游设施建设, 轻保护, 轻科学文化研究”[3]。虽然有些问题是因为地方缺乏经验而导致, 但“把申报世界遗产当作是获得政绩和取得功利的态度和作法”[4]也不在少数。令人担忧的是, 在申遗关键性的一年中, 大运河是否会因沿线城市 (区) 的各类“整治”、“改造”、“打造”、“恢复”、“提升”计划而变得“焕然一新”, 失去申报世界遗产必要的2个条件:真实性和完整性。带着这样的疑问, 笔者选取大运河无锡段众多遗产类型中的聚落遗产作为研究对象, 并对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 (以下简称“清名桥街区”) 作了重点考察。选择这一研究对象的理由如下:

(1) 迁走原住民再植入商业或地产项目的开发模式令聚落遗产因“空心化”而失去传统生活氛围和文化活力, 这使得沿线聚落遗产的“活态”保护将是大运河遗产整体性保护工作中的一个难点;

(2) 清名桥街区在《大运河 (无锡段) 遗产保护规划》 (2010) 中被遴选为重点遗产, 现状存有大量古桥、古街、古建筑, 为典型的古运河水乡传统风貌, 市井氛围浓郁, 并保存着明清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印记;

(3) 无锡是较早开展大运河遗产保护工作的城市, 2007年底就启动了清名桥街区保护性修复工程, 预备将清名桥街区打造成“中国大运河申遗的标志性节点”, 因此极有必要确认该工程的合理性, 否则可能影响大运河沿线其他聚落遗产的保护方向。

2.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

2.1研究范围

清名桥街区位于无锡老城南门外古运河与伯渎港交汇处, 是《无锡历史文化保护规划》 (2004) 确定的市区5处重点保护历史地段之一, 其范围北起跨塘桥, 南抵南水仙庙, 东自薛南溟故居, 西至王吉元锅厂旧址, 总面积45.54公顷, 沿古运河全长1.6千米。到目前为止, 经笔者观察, 与聚落有关的保护性修复工程进展如下:南长街分为两段, 跨塘桥至清名桥段沿街两侧已完工并投入使用, 清名桥至南水仙庙段沿街两侧处于启动状态;南下塘街沿古运河一侧基本完工但尚未投入使用;大窑路伯渎桥附近地块处于启动状态。本文的研究范围为南长街、南下塘街和大窑路等3处线性空间中已经完成或正在施工的区段 (图1) 。

2.2研究内容

在研究范围内, 以申遗要求为前提条件, 结合其他相关的法规、文件 (1) , 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比对街区的保护修复工程是否遵循了以下3条原则:

(1) 真实性原则:保护街区的全部历史信息, 不按今天人们臆想过去历史的情况对街区进行重建、恢复或生造, 对现有的历史环境的整治坚持“整旧如故, 以存其真”的原则;

(2) 完整性原则:在个体层面上保留“历史岁月的痕迹和特征”, 在群体层面上“尊重不同时期的历史”, “承认历史包括近代现代的一些遗存, 只要不是和历史环境格格不入的, 或是严重生造的东西, 都可以允许其存在”[4], 使街区具有“可读性”;

(3) 可持续性原则:“延续原有的居住功能” (2) , “真实地反映当地普通民众的生活”[1], 使原有的传统生活氛围得以延续, 政府和居民共同保护, 促其可持续发展。

3.清名桥街区聚落遗产保护性修复工程的问题分析

3.1粗放式的改造过程抹煞了原有的历史信息, 面貌整齐划一

《无锡市古运河清名桥地区复兴与保护规划设计》 (2007) (以下简称《规划》) 显示, 研究范围内只有极少数建筑需要拆除, 大部分被标记为:保护修缮、维修改善、保留和整修改造。在“保护性修复”前, 清名桥街区由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拼贴”而成, 建筑年代分为4个时段:1938年以前;1938年-1950年;1950年-1980年;1980年以后。研究范围内大部分建筑为1950年-1980年间建造。

从现场踏勘情况来看, 已经被“保护性修复”过的区段变得整齐、统一且焕然一新, 与原状出入较大。当被问及“南长街的这些房子是否为新建”时, 附近居民有3种回答:全部拆除重建;80%左右为拆除重建;大部分为拆除重建。究竟有多少老房子被拆除重建, 由于笔者并未亲眼目睹, 且缺少关于本次保护修复工程的官方数据 (3) , 暂时无法做出明确的结论。但以下2个方面显示出清名桥街区确实经历了一次粗放式的改造, 真实性、完整性受到了损害:

(1) 1950年-1980年内建造且被《规划》确定为“保留”的建筑不见了踪影, 这部分反映了时代变迁、城市发展等历史信息的现代民居为清一色的“明清风格”民居所替代。新建建筑虽说在局部采取了“做旧”的方法, 但未把立面照原样恢复, 而是主观地参照所谓的“明清风格”进行统一设计, 抹杀了各历史时期的印记, 使人辨识不出原有建筑年代4个时段的特征, 缺乏“可读性”, 整体面貌看起来更像是“做旧”后的“仿古一条街” (图2) 。

(2) 一批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遭到了拆除。图3从左至右依次显示了一些历史建筑的3个状态:左起第一、二张照片中原本各存在一组建于1938年以前且历史价值较高的建筑, 而现在却成了废墟和草坪;第三张照片中的建筑建于1938-1950年间, 具有无锡近代建筑“中西合璧”[5]的历史印迹, 而墙体上却赫然写着“拆”字, 建筑局部已遭拆除。这些已经或即将被拆除的历史建筑是否会被重建则不得而知。这类做法不仅违背了“申遗”的要求, 也已逾越了保护历史遗产最基本的底线。

3.2商业化的开发模式“拆除”了原有的居住形态, 内涵损失殆尽

南长街 (跨塘桥至清名桥段) 的保护、开发模式完全拷贝了上海“新天地”。自从上海新天地改造项目成功后, 掀起了一股以“新天地”为模式的“城市遗产克隆热潮”[6], 有的学者称之为“绅士化”[7]景观, 如上海田字坊、南京1912、“西湖天地”、“宁波新天地”等项目。这一模式可概括为:迁走原住民, 按照城市中产阶层的审美品位改造历史建筑, 最后植入中高档消费[8]品牌。适当增设一些反映传统生活或文化的商业项目有助于激发空间活力和完善服务功能, 但完全采取“新天地”模式是不恰当的, 因为它切断了原住民与传统生活、文化之间的联系, 违背了街区保护的可持续性原则:

(1) 文化过程被中断。如果说保护性修复工程以“改善了当地百姓的居住条件”、“申报世界遗产”为借口大兴土木, 那么从生活形态上对街区进行拆除就是不争的事实。清名桥街区作为无锡古运河沿河聚落的典型代表、一种低层高密度的传统生活空间的现实被完全忽略, 南长街 (跨塘桥至清名桥段) 沿街两侧及南下塘街沿古运河一侧的住户已经悉数迁出, 存在于此地的社会结构被肢解, 长久形成的邻里关系和生活模式消除殆尽, 文化过程被人为中断。

(2) 文化内涵被置换。在“保护”的外衣下, 南长街这一无锡普通市民的生活空间转化成了“精致化”的中高档时尚消费空间 (图4、5) , 它如同上海石库门里弄般地“由一个平民的象征转换成了一个奢华的商业中心”[9]。聚落遗产的再生伴随着“新文化”的注入, “真实的文化底蕴”被置换成“肤浅的艺术文化与小资情怀”。时尚品牌和老房子两者结合生产出的符号指引着消费者 (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中青年人, 追求时尚或以旅游参观为目的) 沉浸在感念往昔岁月的小资情调中, 造就了“炫耀”与“风格”[6]并存的一种符号消费现象。

3.3标准化的规划理念否定了原有的空间秩序, 景观千篇一律

在当代社会, 技术理性的统治已经渗透到几乎每一个存在领域, “导致了功能的特殊性社会分化和文化被动性的不断增加, 家庭生活、休闲时间或文化活动的几乎每一个层面都无法逃脱系统化, 这种无情的理性化在当代城市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和生动”[10]。自上而下的规划方法在“理性思维方式下对城市进行的一种单向度的操作, 不仅分割了城市空间, 而且企图规划人的行为与生活”[11]。清名桥街区被修复的区段已经丧失了由传统文化、历史发展积淀而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街区内部之间以及街区与他地聚落相比, 景观均呈现出千篇一律的面貌, 这正是由于保护性修复工程采取了标准化的规划理念与技术:

(1) 功能分区化。从已经完成的部分来看, 功能区划的意图十分明确:南长街从跨塘桥至太湖大道区段为中高档时尚消费区, 其中包括各种会所、咖啡馆、酒吧、餐馆、画廊和礼品店;南长街从太湖大道至清名桥区段主要为历史文化展览区 (图5) 。很显然, 无锡正在朝着将“清名桥古运河景区”打造为“集世界文化、旅游遗产、休闲度假、文博欣赏体验为一体的国际旅游目的地, 国家5A级旅游区和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而努力。功能分区化是实现这种开发计划的高效措施, 但另一个必然结果却是消解了原本功能含混、充满“社会的精神和自组织行为”的传统聚落所具有的空间特质, 导致此地与采取相同方式开发的他地同类遗产共同构成“千景一面”的旅游怪圈。

(2) 空间标准化。首先, 建筑空间形态符号化。一些迹象表明保护性修复工程并未遵守“修旧如旧”的原则, 而是采用了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强后化的传统民居形态置换被拆除的建筑, 利用门窗、马头墙等象征传统意象的、标准化的符号和做旧后的墙体强调街区的“真实性”及工程的“合理性”。如图6所示, 红线圈出的部分为同一个历史建筑, 建于1938-1950年间, 重建后的建筑与原貌相比出入极大, 不再与左边的部分构成整体, 而是以一个可放置在清名桥街区任意位置的标准形态出现。第二, 建筑表面时尚符号的编码规则可运用在任何类型的聚落遗产上, 与遗产的具体特点并无关联, 清名桥街区仅为这套商业符号系统提供了某种“差异性”的表皮而已。当表皮近似时, 便呈现雷同的面貌:南长街局部地段与上海新天地、南京的1912极为相似 (图7) 。第三, 开放空间利用方式城市公园化、广场化和“新天地”化。设计者以现代的建筑、景观、园林等设计手段对清名桥街区进行了过度干预, 仿古亭廊、硬质铺地、花坛、服务设施、雕塑等景观要素均呈现出现代公园、广场及上海“新天地”的特征。

4.结论

清名桥街区保护性修复工程显露出一种将大运河作为地方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迹象, 正在以标准化的理念和技术高效地将大运河“打造”为一处当地的“新地标”。这种抽象的试图规划大运河沿岸市民生活的城市实践从根本上否定了沿岸原有的城市秩序, 空间成为了消费社会的商品和意识形态的容器, 人们的行为也被一一加以预设, 原住民无法按传统方式生活, 与“打造”后的聚落没有任何空间和生活上的联系。那些历经数百积淀而成的各类多样化的聚落空间最终将被一种标准化组织的商业空间所替代。

如果清名桥街区不参与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工作, 目前的“保护性修复”模式尚有可商榷的余地, 但在清名桥街区作为大运河遗产重要构成部分的前提下, 是不妥当的, 更不能加以推广。细读《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 品出的味道是“保护、保护、再保护”, 而现实中所观察到的景象却是“打造、打造、再打造”。世界遗产需要的究竟是保护还是打造, 其中道理不辩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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