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数学史
摘要：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中华各族人民几千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了注重色、香、味、意、形的中国菜特点；在与外域的友好交流中不断丰富着自己的饮食文化，并深深影响着东亚地区的饮食文化。关键字：饮食文化 餐制 主食
中国有句俗语：民以食为天。在人们对吃的孜孜追求的几千年里，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中国也获得了“烹饪王国”的美誉，成为世界三大美食国之一。由于笔者对美食有着特别的喜好，所以想结合中国古代历史，谈谈我国饮食文化的演变。
一、先秦时期四大菜系的出现
春秋战国时期，南北两地各自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差异渐显，北方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地方风味菜鲁菜；南方，占有“鱼米之乡”的楚人利用优越的自然资源，再与南夷特色相结合，形成了苏菜的雏形。
而在西部，李冰治水后的“天府之国”吸引了大量移民，与古蜀国的饮食习俗相结合，形成了川菜的雏形。相比之下，粤菜的出现相对较晚，汉高祖被册封为越南王时，利用珠江三角洲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可供食用的动植物品种繁多，水陆交通四通八达的优势，建立了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饮食比较发达，使“飞、潜、动、植”皆为佳肴，并流传至今，形兼收并蓄的饮食风尚，产生了粤菜。
二、秦汉的饮食文化——中华饮食文化形成时期
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期，整个中华民族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态势，此间我们与外域的交流日益频繁，引进了繁多的食物品种。张骞出使西域后，通过丝绸之路引进了石榴、葡萄、胡桃、西瓜等水果，黄瓜、菠菜、胡萝卜、芹菜、扁豆、大葱等蔬菜，丰富了我们的饮食文化。
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豆腐也在此时被端上饭桌，据史料《本草纲目》的记载是刘姓嫡亲淮南王刘安首创。另外，我现在常用的酱油、豉、醋等都是这个时期产生的，东汉的豆豉应经开始大量产生，人工酿造的食醋也是在汉代产生的，当时称为“酢”。酱油则称之为清酱。
餐饮礼仪也随之建立起来了，比如如果有客人在调和菜汤，主人就要道歉，说是烹调得不好；如果客人喝到酱类的食品，主人也要道歉，说是备办的食物不够。吃饭完毕，客人应起身向前收拾桌上盛行瞻债物的碟子交给旁边伺侯的主人，主人跟着起身，请客人不要劳动，然后客人再坐下。品尝美食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所以很多繁文缛节在当今社会已经不讲究了。
三、饮食文化的高峰——唐宋
作为中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饮食文化在发达繁荣，兼容并包的唐宋自然也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而发展起来，达到一个高峰。
唐代，麦、稻的地位逐渐上升。唐初期，麦作为一种主粮是比较奢侈的，且被认为是“杂种”。唐代中期以后，由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饼食的普及，对麦作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唐德宗建中元年实行的“两税法”已明确将麦作为征收的对象，麦取得了与粟并驾齐驱的地位。宋代的主粮跟唐代大同小异，只是稻子变得越发重要，最终取得了现代作为中国主要谷物的地位。
过分讲究饮食的现象也尤唐为甚，菜肴分高、中、低三个档次。高档为宫廷宴用菜，最有名的要数烧尾宴了，烧尾宴是指士人刚做官或做官得到升迁，为应付亲朋同僚祝贺，必须请一顿饭。尚书令左仆射韦巨源在家设“烧尾”宴请唐中宗，肴馔丰美，世所罕见；宴会上的58道菜可以说是唐代市场上高档菜的代表。李公羹是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创制的保健食品，用珍玉、宝珠、雄黄、朱砂、海贝煎汁，每杯羹费钱三万！相比宫廷菜的极尽奢华，中档的官吏日用菜稍显亲民，嫩肉爆炒浑羊殁忽生羊脍葫芦鸡 热洛河则是由于安禄山与哥舒翰不和，唐玄宗为调和二人关系，用鹿血煎鹿肠制成“热洛河”，令二人食用，希望二人亲热和睦。
我们发现我国古代的上层社会的饮食之所以奢华考究，主要是因为选材珍贵，有些甚至是世界稀有，显然这些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消受的起的，然而俗话说劳动人民的智慧是强大的，市民普遍用菜价格低品位不低，还可达到食疗的效果，千金圆是孙思邈首创的食疗用品，用黄豆芽制成丸子形状，可供妇女怀孕后期服用，以利于产时分娩。百岁羹是荠菜汤，据说有益寿功效，所以人们都爱饮。
现代人总觉得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因而人人往往误认为宋代的经济相较稍逊，其实宋代的商业远比唐朝繁荣，唐代饮食业的营业时间基本局限在白天，也就是说晚上就是一片“黑灯瞎火”的景象，这种严格控制商铺空间和时间的坊市制度严重阻碍了饮食业的发展。宋朝废除了坊市制度，夜市非常盛行，使人们的休闲饮食娱乐大大丰富起来。此时不但出现了王楼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饼、郑家油饼、湖上鱼羹等著名风味食品，而且还注重食品的形象和包装。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便生动的刻画了宋人的热闹非凡的市井风貌。
四、走向成熟的明清
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走向衰弱的时期，此时政治上中央集权增大，专制皇权空前升级，以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为标志达到顶峰，经济上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失去兼容并包的精神和闭关锁国的政策而被扼杀在摇篮。文化上，政府严格控制言论，八股取士，许多文人为逃避现实，乐于从事饮食，游山玩水、吃遍天下饕餮盛宴，达到空前高涨时期；同时又混入满蒙的特点，饮食结构有了很大变化，北方黄河流域小麦的比例大辐度增加，面成北方的主食，明代又一次大规模引进马铃薯，甘薯；人工畜养的畜禽成为肉食主要来源。
至高无上的宫廷皇族及贵族为了显示其尊贵无比的地位，在饮食上也是标新立异。满汉全席是满汉两族风味肴馔兼用的盛大宫廷筵席，表明尊重两民族的文化习俗，喻义着满汉一家。满汉全席达到清代宫廷菜宴的极致，从不同的场合可分为（1）廷臣宴，是时由皇帝亲点大学士，九卿中有功勋者参加，固兴宴者荣殊，皇帝籍此施恩来拢络属臣（2）万寿宴，帝王的寿诞宴，后妃王公，文武百官，无不以进寿献寿礼为荣（3）千叟宴，是清宫中的规模最大，与宴者最多的盛大御宴。乾隆五十年于乾清宫举行千叟宴，与宴者三千人，即席用柏梁体选百联句„„ 而著名的贵族菜要数谭家菜了。其肴馔集南北烹饪之大成，既属广东系列，又有浓郁的北京风味，在清末民初的北京享有很高声誉。谭家菜的特点是选材用料范围广泛，制作技艺奇异巧妙，尤以烹饪各种海味为著。调味讲究原汁原味，以甜提鲜，以咸引香；讲究下料狠，火候足。
老百姓的食谱就相形见绌了，小说《金瓶梅》侧面反映出了明代中等家庭的饮食状况：早餐中餐为简单的点心，以粥、烧饼、馒头及各种饼类为主。副食方面有煎面筋、酱菜类和荤食如鸡肉、鸡蛋等，韭菜和蒜的食用当时也很普遍。
五、中国饮食文化特点和弊端
纵观历代饮食风貌，我们不难看出博大精深特立独行的古代传统饮食文化与西方相对粗糙的饮食的千差万别。其特点有如下：
第一，风味多样，四季有别。我国一直就有‘南米北面’的说法。有来自甘肃的大学同学就告诉我，他们那儿说“吃饭”其实不是我们认为的吃米饭，就是“吃面”。一年四季，按季节变化来调味、配菜，冬天味醇浓厚，夏天清淡凉爽；冬天多炖焖煨，夏天多凉拌冷冻。
第二，讲究美感。中国的烹饪，不仅技术精湛，而且有讲究菜肴美感的传统。对菜肴美感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就算是一个红萝卜都可以雕出各种造型，给人以精神和物质高度统一的特殊享受。第三，饮食结构有一定科学性。农耕文明下人们以五谷为主食，多食蔬菜少肉类，保障了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摄取，有效预防了肥胖症引发的疾病。而西方菜以肉食为主，近来兴起的快餐文化也使他们的体型变得臃肿，肥胖人群与日俱增。
第四，饮食与各个文化领域相联系，使自身富有品味情趣。饮食与手工业起源发展密切相关，如陶瓷的产生是因饮食的需要，产生了陶瓷文化。礼仪源于饮食，《礼记。礼运》：“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文学艺术源于饮食，赋诗也是在宴饮中的文化内涵之一，将古诗句引入菜肴名称可谓出神入化、雅俗共赏，如“叫化鸡”“龙凤呈祥”“东坡肉”“蚂蚁上树”。记得十年前播出的《还珠格格》中，紫薇将一根啃过的大骨头称为“凤凰台上凤凰游”，引得群臣一阵赞叹。可见菜品的欣赏与诗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第五，食医结合。我国的烹饪技术，与医疗保健有密切的联系，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目的。
第六，饮食与政治联系，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寓意。据说伊尹借“五味”“调和”向商王阐述如何成为“天子”的“圣王之道”。韩非子也认为治理大国要十分小心谨慎，如同烹饪小鱼那样不可随便搅动之。古礼规定统治阶级按照不同等级享受不同的肉食，士以上可以享受公家供应的肉食，故将统治者称为“肉食者”。而老百姓一年只有重大节日或祭祖祀神的时候才能够吃肉，所以平民为“蔬食者”。
不过按照马克思唯物论的思想，任何事物要都辩证的看待，我们的饮食文化同样存在一些弊端。合食制就是一个典型，原来汉唐时期继承先秦的传统，基本上是采用分食制的，这种食制对于减少交叉传染疾病，维护人民健康是有利的。但是，到了唐代后期被合食制取代，这对于人民健康非常不利。尽管今天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这种合食制的弊端，但是改起来还是很困难。
此外，汉唐时期已经出现刻意追求珍奇异食的现象。除了一般的鱼肉类之外，还追求如“封熊之蹯，翰音之跖，燕髀猩唇，髦残象白。”为此，他们不惜大量捕杀珍禽异兽，食其珍美部分，从而为珍稀动物的灭绝、生态平衡的破坏种下了祸根。
公费奢侈吃喝也是一个突出现象。封建官吏自上而下公费吃喝成风，鱼肉人民。信修明在《宫廷琐记》中记录了慈禧太后的一个食单，其中仅燕窝的菜肴就有六种。据传慈禧仅在从北京至奉天的火车上，用以准备御膳的车厢就占四节，上有“炉灶五十座”“厨子下手五十人”，每顿饭都要一百余种菜色。令人瞠目结舌。
作为通过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古代饮食文化的学习让我对中国历史有了更深的认识，更加的以我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而感到骄傲自豪。我相信中国饮食文化会继承传统饮食文化的精华，摒弃糟粕，不断创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1] 黎虎:《略论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研究》 [2]电子教材《第七章 中国饮食文化》 [3]百度百科“中国饮食文化”
[4] 刘朴兵：《略论唐宋饮食文化的差异》
儒家文化向来把灌水看做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孔门弟子颜回对上网灌水着迷, 躲在破旧的网吧里 (居陋巷) , 每天只吃一顿饭 (一箪食) , 往肚子里灌一壶水 (一瓢饮) , 结果少年白发、深度近视。这种好好学习天天灌水的精神, 使他成为安贫乐道的楷模。
庄子也非常欣赏灌水的乐趣。庄子的寓言中, 充满了对灌水的智慧。其中《秋水》一篇, 最是阐释灌水的奥秘。
秦王扫六合, 虎视何雄哉?统一天下后, 嬴政对灌水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贡献包括:统一上网带宽 (车同轨) , 统一发帖语言 (书同文) , 统一帖子的字节数标准 (度量衡) 。从此全国各地的子网会合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
灌水也被中国人看作勇武的象征。人常说绛灌之勇, 就是指绛侯和灌婴, 这两个是汉初功臣。灌婴从小灌水, 练得一身好功。史记上说灌婴“战疾力”, 大破项籍、韩信和英布, 官至丞相, 封颍阴侯。从此人们就把猛将称作“勇冠三军”。此后更出了个关羽, 水灌七军, 于是成为了"武圣"。后人记叙关羽和他的同时代人时, 面对这个灌水人才辈出的年代, 只好说:“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魏晋时期的人物以清谈著称 (也就是在聊天室中斗嘴) , 偶尔跑到室外郊游, 他们就会选一个有茂林修竹的水潭, 玩曲水流觞的游戏。也就是往帖子里灌水, 然后把帖子放到水池里传给别人, 别人收到了帖子就喝掉水, 另外再跟一个帖子。
唐朝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高峰。官员都须经过灌水考试才能上岗。唐太宗李世民看到各路高手鱼贯而入考场, 忍不住哈哈大笑说:“天下英雄, 尽入吾论坛中矣!”这时身边的魏征提醒他说:“别灌太多!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啊!”在这个朝代中还出现了唐诗这么一种灌水的形式。其中李杜二人成就尤高。李白的著名灌水诗中说道:“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是一种多么宏伟的灌水气象啊!他又有一首咏论坛的:“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歌颂了在灌水中结下的友谊。
继唐诗后的宋词则又是另一番灌水风光。后人把宋词按照灌水风格分为两派, 其一为豪迈派, 代表人物苏轼, 写下了“大江东去”的壮丽篇章。其二为婉约派, 代表人物柳永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 只要有人灌水的井边, 就有人转贴柳永的词。
明朝的灌水文化开始走向民间, 其间有两位畅销小说的作家, 一名施耐庵, 一名罗贯中, 他们对灌水小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施耐庵的小说干脆以《水壶》为名, 以发扬灌水文化。
一、弹墨第486页：“其后又有‘弹墨裙’，或叫做‘墨花裙’，是用墨弹色而成，雅淡得别具风致。”按弹墨系清代流行的一种印花丝织物，其生产工艺属于吹染一类。《古今图书集成》卷六八一·苏州府部载：弹墨为用吹管“喷五色于素绢，错成花鸟宫锦”。吹时可置天然叶片等于丝织物之上，由于叶片的遮掩即在丝织物上留下白色叶形；也可用剪成的各种纸样和镂空版代替。弹墨不仅可以作裙料，《红楼梦》中就有“锦边弹墨袜”和“弹墨幔子”。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红楼梦》的注释中称弹墨为“夹有黑线衲成行线或简单图案的妆饰”(第190页)，似也有误。
二、最早的衣袋第133页：“紫荷，也可以说是服饰中有衣袋之始。”扬雄《方言》载：“禅衣有者谓之祜衣”；郭璞注：“前施囊也。”中国古代袍衫的前襟中部有时加，处双层，可以怀物。这很象近现代服装上的暗袋。至迟在西汉已经相当普通，当然要早于南朝的紫荷。所以，才是中国最早的衣袋。
三、坏色衣·袈裟·衲衣第313页：“三衣规定颜色不许用上色或纯色，在新制的衣服上必须缀上一块用另一种颜色的布，用以破坏衣色的整齐，所以叫做坏色衣。”同页：“袈裟是由许多块碎布补缀而成，因而又称之谓衲衣，所以衲衣便成了僧侣服装的通称了”。据引文的意思，袈裟与衲衣为一物，用碎布补缀而成；坏色衣则为另一物，上仅缀一块异色的布。这种说法恐怕有问题。
首先，袈裟是梵语kasāya的音译，意译即坏色衣。其二，坏色衣并非用一块异色补缀，而是使用二重染，即复染的方法。僧衣避免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而用似黑(即缁)、似青(铜青)和似赤(浊赤)三种坏色(kasay，音译加沙)。其三，袈裟与衲衣是两个有联系的不同概念。衲衣是指佛教戒律规定，僧尼衣服应用人们遗弃不取的破碎衣片缝衲而成。据《释氏要览》，衲衣所用衣片有施主衣、无施主衣、往还衣(包死人衣)、死水衣、粪扫衣(又包括道路弃衣、粪扫处衣、河边弃衣、蚁穿破衣、破碎衣)。但佛教盛行后，这种戒律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详见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的《宗教词典》和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的《佛学大辞典》。
四、钓墩第287页：“……袜裤，即契丹服之‘钩墩’。”在此钩墩应作钓墩。钓墩一词在宋代史志中经常出现，是当时禁止穿用的“杂服”。钓虽通作钩，但与《东京梦华录》中的吊敦显然是一种东西，因此大致还是以钓为是。钓塾也有与靴相连属的，即称钓墩靴。《水浒》中的陈达，就足登“钓墩靴”去向史进搦战。
五、罗和绮第214页：“……透额罗。按罗文较疏，亦即绮。《唐六典》谓：绮即细绫，大致是一种较疏较细的丝织物。”这种说法，容易导致罗＝绮＝绫的错误结论。
中国古代史之先秦史
第1讲
人之初：我国境内发现的重要猿人遗址 人类的起源，与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一道构成了人类认识自然和自身的三个谜团。人类对它的早期探讨，表现为扑朔迷离的神话传说。“神造人”是东西方关于人类起源传说的共同基点。对它的科学探索，出现在19世纪。首先提出人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是英国著各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他在两部名作《物种起源》(1859年)和《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1871年)中，以“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理论，破解了生物进化之谜，提出了人类起源于早已绝迹的类人猿的全新论断。对“猿变成人”的内在原因做出科学解释的是恩格斯二这位马克恩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思想伟人，于1876年写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后收入《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论证了“劳动创造了火本身”的命题。一个多世纪以来所发现的大量的早期人类化石，一再证明了它盼科学性。东非、北非以及西亚地区，一直被考古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视为人类文明的起源地。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我国境内发现了为数众多的猿人遗址、遗物，为进一步解决人类起源问题提供了系统而珍贵的材料。
7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在所著《最初的文明：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考古学研究》一书中，明确地将中国列为世界六大文明起源地之，彻底纠正了西方学者此前推测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文化是在本土独立发生发展的结论，日益为中外学术界普遍接受。据吴新智、黄慰文、祁国琴编著《中国古人类遗址》(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提供的统计数据，不同阶段的古人类遗址在我国均有发现，其中，直立人阶段有22处。早期智人阶段12处；晚期智人阶段47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除了世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以及营口金牛山人、山西丁村人、陕西大荔人之外，近年所发现和报道的安徽繁昌“人字洞”猿人遗址、重庆巫山人的新材料，把我国境内早期猿人的出现时间大大提前，从而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是人类文明韵重要起源地之一。
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1998年在繁昌孙村镇附近的“人字洞”遗址发现了一批更新世早期的灵长类化石，伴出人工打制石器40余件、骨器，十余件，脊椎动物化石。50余种600多件。依据其地质年代判定为距今200-250万年之间，已被确认为迄今所知亚洲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存。如此丰富的早期灵长类化石和石器共存的材料，在长江下游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它对继续寻找我国境内早期人类活动韵线索，意义不同凡响。早期报，道见于l998年8月l2日、l2月16日的《中国文物报》《光明日报》1999年3月9日也有专文报道。
巫山人
l985年在重庆巫山县龙骨坡发现的早期猿人化石，定名为“巫山人”。经科学鉴定，巫山人的年代大约为．距令200万年。费万波等著《巫山猿人遗址》（海洋出版社，1991版)有详尽论述。此外，l998年5月8日前后，几家知名报刊相继报道了它的最新发现。
元谋人
随着1965年两颗门齿化石在云南元谋县的上那蚌村的出土而广为人知。依据地质年代判断，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左右。后来对元谋人化石声地进行了大规模考察和发掘，发现了打制石器、动物化石和大量的炭屑。有人据此推论元谋人可能已经掌握了用火技术。元谋人的出觋，在当时具有明显的学术意义，把我国古人类出现的时间提前了100多万年，并填补了南方直立人的空白。因此在学术界备受关注。
蓝田人
1963—1964年在陕西蓝田县的陈家窝、公王岭发现的人骨化石、打制石器、动物化石；宣告了蓝田人的问世。依据最新的测定数据，蓝田公正岭直立人的生存年代大约在距今100万年之前(安芷生等：《“蓝田人”的磁性地层年龄》，《人类学报》1990年第9卷l期)。
北京人
发现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的龙骨山。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为这一古叭类文化圣地的发现做出了重要贡献。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开始于1927年。北京人的第一个头盖骨，是由参加现场发掘的裴文中先生于l929年l2月2日发现的。这标志着“北京人”的正式问世。崔贾兰坡先生主持下，1936年又发掘出三个猿人头骨化石。这是轰动世界的重大发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批稀世珍宝在转移过程中神秘失踪，造成了令世人痛心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北京猿人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继续进行，并有重大发现苦总结几十年的发掘成果，先后出土头盖骨6个，头骨碎片l2块，并有大量的肢骨、牙齿等，经鉴定分属40多个个体；还伴出了il0多万件石器，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和人类用火痕迹。北京人的生活年代，在距今69万年——四五十万年之间，在众多的早期猿人文化中，北京人的年代是较晚的，但它的文化内涵之丰富，在全世界都是无与伦比的。北京猿人遗址依然是古人类学家最向往的圣地。
回顾中国考古工作的历程，在20世纪20年代，仰韶被推测为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当时受北洋政府聘请在华工作的瑞典科学家安特生，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一时之间，“中国文化西来说”几乎成了学界定论，而时至今日，“中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的结论，已经得到世界学术界的普遍承认。
第2讲
文明的曙光：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遗存
新石器时代，与此前的旧石器时代相比，有了极大的变化与进步：原始农业的出现，使人们开始了定居生活，大大地改变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学者称之为“农业革命”；生产工具的制作方式，由打制变为以磨制为主；生产工具的种类，砍砸器、尖状器等与狩猎采集相适应的工具被石斧、石镰、石锛等与原始农业、手工业相适应的工具取而代之；人类第一次创造出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东西，陶器被发明出来；特别是在它的中晚期，“文明”的因素开始出现，人类历史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因此，有学者把它称之为“文明的曙光’’。
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野外考古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达到7000多处。不同地区的文化面貌各具特色，并有自成一体的发展系列。时间愈晚相邻地区间的文化交流的迹象愈明显。这证明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和多元一体。我国的新石器文化，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文化(距今llO00一8000年)、中期文化(距今8000--5000年)、晚期文化(距今4900--4100年)。对其中内涵丰富、意义重大的考古文化，择要简述如下。
仰韶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而得名。距今约为7000--5000年。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而以关中、晋南、豫西为其中心。已发现的遗址达l000多处，被划分为多种类型，其中以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三门峡庙底沟、安阳后岗、郑州大何村等遗址最为著名。一般文化特征是：村落遗址面积较大，出土农具甚多，体现出原始农业的发达；陶器以磨光红陶和彩陶为主；陶器上出现的一批刻符受到学术界关注。
河姆渡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浙江余姚村而得名。距今约为7000--5000年。主要分布于浙江东部的宁绍平原上。它的内涵自成体系，大量的稻谷堆积，把我国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提前了约2000年；特征鲜明的手制陶器和木制漆碗，为探索制陶技术和制漆工艺发展史提供了新材料；带有榫卯大型木构建筑，显示了建筑史上的奇迹。它是20世纪70年代的重大考古发现，作为长江下游新石器早期的重要文化遗存，动摇了“黄河流域是中
华民族摇篮”的传统观点。大汶口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一带而得名。距今约为6500--4500年。分布于山东、苏北、皖北、豫东、辽东半岛，而以泰山——沂蒙山区为其中心，是黄河下游地区最重要的一支原始文化。已发现的遗址以山东省泰安大汶口、曲阜西夏侯弋胶县三里河、莒县陵阳河、江苏省新沂花厅、邳县大墩子最为著名。其主要文化特征是：出现了大量的通体磨光石器，且有高明的石器穿孔技术；陶器上有刻符l，也有学者判识为早期文字；骨器较多；其中尤以造型奇特的“獐牙勾形器”引人注目；存在着大面积的公共墓地，到中后期随葬品多寡相差悬殊。
红山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红山而得名。距今约为5500年左右。主要分布于内蒙和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吉林西部等地区，是北方地区新石器文化中最著名的遗存。特别是1984---1986年间，在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凌源县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等重大考古新发现，被《人民日报》、《考古》等报刊集中报道之后，红山文化更加为世人注目。其文化特征是：以“猪龙“为代表的玉文化以及“女神庙”、大型祭坛遗址；突出了它的神秘气氛；彩陶与细石器
共存；“之”字型纹陶说明它受到了仰韶文化的影响。龙山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而得名。距今约为4800--4300年左右。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大体上相当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范围分它的分布范围过于广大，而且不同地区的龙山文化又各具特色，研究者把它进一步划分为四个类型的亚文化，即：早期龙山、河南龙山、陕西龙山、山东龙山l。在已经发掘的众多龙山文化遗址中，以山东的城子崖龙山城、寿光县边线王古城、河南的登封王城岗古城、淮阳平粮台古城。山西的临汾陶寺墓地最为著名。特别是l989—1990年间，对城予崖遗址的再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座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大型古城。．规模之大，在迄今所知的同期古城遗址中是首屈一指的：这一时期一批古城遗址的出现，以及早期文字的问世，使讨论我国文明起源的学者的目光，聚焦在龙山文化上。临汾陶寺墓地，是独立于上述四种亚文化范围之外的龙山文化类型，以其鲜明的特色和丰富的内涵，成为研究“酋邦“与早期国家问题的宝贵资源。
良渚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浙江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得名。距今约为5300--4000年左右。主要分布于苏南、浙东一带，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晚期的重要文化遗存。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特别是l982年对上海青浦县福泉山墓地的发掘、l986年对余杭县反山贵族墓地的发掘、l987年和l991年分别对余杭县的瑶山及汇观山两处祭坛与大墓复合遗址的发掘、l992--1993年对余杭县大观山——莫角山遗址的发掘，使良渚文化的内涵得到了全面展示和升华，显示出在余杭县内“良渚文化遗址群”的客观存在，有学者推论余杭是良渚文化的政治中心所在地。良渚文化中最为引人人胜的是：以玉琮、玉钺、“族徽”共同构成的神秘主义氛围；大规模巨型建筑所显示的强大权力机构的存在。良渚文化对研究我国文明起源的重大意义，使它成为考古学、历史学共同关注的焦点。
马家窑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而得名。距今约为4500年左右。分布于甘肃及四川、宁夏等地，而以洮河、大夏河为中心。主要文化特征是：受仰韶文化的影响明显；彩陶极为精美，堪称独步世界。
齐家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而得名。距今约为4000年左右。分布于黄河上游相当广泛的区域内。主要文化特征是：出现了数量可观的红铜工具，并出土了青铜镜，是我国境内迄今所见最早的铜镜，同时石器依然大量存在，表明它是我国早期的铜石并用文化；葬式以成年男女合葬墓最富有特色，男尊女卑的观念已有鲜明体现；随葬品的多寡悬殊反映了贫富分化、社会分层的形成。
此外，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分布于河北河南的磁山——裴李岗文化，以及新石器中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也各有其重要价值。
第3讲
怎样看待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系统 我国夏王朝之前的历史，没有可信的文字记载，主要是靠神话与传说保存至今的。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系统，最有影响的是“三皇五帝“之说。由于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学者对本来流传于不同地域、不同部族的传说加以系统化、条理化的改铸之后形成的古史体系，所以其中颇多矛盾和异说；以至于连“三皇”、“五帝”究竟指哪些人，都各有六种以上的组合。根据顾颉刚、刘起钎先生的考证，先有“三”“五”韵神秘数字概念形成，后有填空式的杜撰、梳理上古帝主姓名乏世系之举，“由此可知二两千年来所盛传的为人们所尊奉的三皇五帝，原是纷纭不定，递经战国至汉、晋长时间的不同组合，从神话古史传说众多的古帝先王中，各家各自挑选出三位五位不同人物先后搭凑成好几种不同班底的”
(刘起钎《古史续辨》92页)。因此，如果有谁还想致力于弄清“三皇五帝“的具体人选，恐怕是徒劳无益的。
古史传说在其形成、流传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人为神化、加工改造，甚至是凭空虚构等问题，使其与信史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但在19世纪之前，人们大多把传说当作真实的历史来看待，这种局面，直到现代考古学和“古史辨”运动出现之后才得以改观。考古工作的二系列重大收获，特别是北京猿人、仰韶文化的发现，使人们了解到与传说根本不同的远古历史的片断。以顾颉刚先生为主要代表的“古史辨”学派，则以“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为宗旨(顾颉刚为《古史辨》第四册所作序言)，在继承疑古学风的基础之上，明确地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即：“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这无疑道破了上古传说不足凭信的根本缺陷所在。这一振聋发聩之论，从根本上动摇了古人奉为绝对可信的上古史体系。自问世以来，毁誉交集几十年，也在情理之中。
其实，顾颉刚和疑古学派对传统的古史与古史观的冲击与批判，是在为建立可信的上古史奠定基础。把传说与真实的历史相区分，并不是否认它的价值，而只是把它置于应有的文化坐标上。与顾颉刚的治学路径颇有不同的徐旭生先生，对此有平实之论：“由于疑古学派(广义的)历史工作人员及考古工作人员双方的努力，才能把传说时代和狭义历史时代分开。”早在19世纪20一40年代，部分卓有见识的学者就开始了富有创新意义的工作：试图把当时所知的考古成果与古史传说结合起来，重新构建和解释上古历史。代表这一探索方向的经典之作有：蒙文通先生在《古族甄微》(1927年)中提出我国的上古民族可以划分为江汉、海岱、河洛三系，并依据传说材料分析各自的文化特征；钱穆的《国史大纲》(1940年)，从五个方面特别强调了古史传说的史料价值；吕思勉《先秦史》(1941年)致力于考辨古史系统，多处表达与“古史辨”学派不同的观点；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不仅从理论上全面探讨了研究传说时代的方法，还将上古部族划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这一重大建树，直到现在仍得到古史学界的承认和尊重。同时，继承了“古史辨”的疑古精神；主张对历史传说持审慎批判态度的学者也不乏其人。，刘起钎的《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91年版)一书，堪称新时期古史考证的代表作。书中对自盘古至三皇五帝各种古神古帝古先王的神话和古史资料，一一加以严谨的考证和清晰的表述。“古史辨”学派疑古过甚的缺陷，被衣钵传人所纠正或弥补。特别是书中最后。一文《研究古史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实为研究古史者所不可忽略。
以上所述对古史传说的不同观点；构成了史学领域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它们共同促成了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步步深入，从而有力地证明了学术分歧只有通过平等的讨论才能真正解决。
如果再做区分，“五帝“的传说形成在先，“三皇’’的传说形成 在后却被置于“五帝”之前，那么，“三皇”传说的可信程度自然更低。我们从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取舍上，也可以受到启发。司马迁著《史记》，摒弃无法考信的“三皇“之世，而以《五帝本纪》为开篇之作，是大有深意的。他以黄帝为正式记载的第一位上古帝王，而战国诸子早把黄帝奉为古史传说的中心人物，于是，黄帝被华夏后人尊为“人文初祖”。《五帝本纪》叙事上溯至炎帝，炎黄时期就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代名词。直到今天，我们说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也是以炎黄时期为开端的。
梳理关于“五帝”的传说净它有两个重要阶段：前期围绕炎黄二帝及其文明创造而展开；后期则以尧舜禹为核心。炎黄时代的文明肇造主要表现为：原始农业、制陶业、医药业、丝织业的发明，“日中为市“交易市场的形成，文字与城池的横空出世，衣冠礼仪与百官制度的诞生，舟桥与“指南车”的出现；特别是发生在炎帝、黄帝、蚩尤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更是引人注目。尧舜禹时期的传说，则集L中在“禅让”制度的实施与废止、公共治水工程两个问题上。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传说提供的历史内核，与文化人类学家所揭示的由史前阶段向文明时期演进的一般途径颇多一致；与我国考古所见新石器中晚期遗址的重要现象可以互相印证。如此看来，研究“五帝”传说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内涵：自有其学术价值。
具体到“五帝”的传说，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人性与神性并存的现象，甚至有许多荒诞无稽的内容，这说明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传说经受了无数的改造、想像、夸张、附益，确实存在着失实、失真、乃至虚构的问题。如果不加鉴别和审查，就盲目地据以构筑上古史的框架，无疑是历史的倒退；如果全盘否定它的价值，那就会把其中所蕴涵的宝贵的历史遗迹一并毁掉，建立科学的上古历史的努力会因此而蒙受重创。两种态度都不可取。我们应该把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系统视为含有宝玉的岩石：妥善地加以挖掘弋清理、雕琢、运用。其中的每个名号，我们既可以理解为在历史上确曾存在而被“放大“了的人物，更应该把它视为一个时代、一个部族、一种文化的代名词。运用得当，它可以折射
出真实历史的斑斓光彩。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第5讲)宣告完成之后，继续探讨夏王朝之前的历史概貌，提上了议事日程——“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启动。对历史传说的重新认识和解释，必定会在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新格局中；发挥相当的作用。所以，有学者直言，“文明探源工程”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五帝“时代韵历史定位。
第4讲
中国文明起源讨论的近期进展
关于“文明”的定义，据统计有几十种之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中有“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论断，我们以此为依据，在历史学的范畴之内讨论问题，以“文明”代指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即跨过漫长的史前时期，进入以国家为其显著标志的社会。：文明的起源，可以被理解为指文明社会的起源。它既有一个长期积累租演变的过程，也有一个标志着完成质变的分界线——阶级与国家的形成。讨论和确定这一分界线的时空坐标，就是文明起源课题的内在规定。
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由来已久。由于它自身就是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又与重大的史学理论密切相关，故一直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07而近年间受到一系列新的理论体系和考古成果的刺激，进展尤为快速。“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完成，确立了我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始年。它为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迸发出巨大的推动力。李学勤为主编，由王宇信、王震中、罗琨、杨升南、宋镇豪执笔撰写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等著作的出版，“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在北京的召开(2000年7月)，以及“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都表明这一讨论正向新的深度和广度发展。
伴随着新的理论体系的导人，讨论文明起源的理论标准首先受到触动。曾经长期主宰中国大陆学术界的“五种社会形态”说的有关理论，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权威。依据该学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定按照由低到高依次排列的五种社会形态演进，而奴隶制时代是必须经历的社会阶段。而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倾向于同意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是多元的，“五种社会形态”模式只是若干模式中的一种，不是惟一的选择；奴隶制更不是无法逾越的必经阶段。文明起源研究领域的权威、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先生，在近年间公开发表的论著中，就明确无误地否定夏商周社会是奴隶制时代的传统之说(参见张氏论文《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论纲》，香港《明报月刊》l996年11月号；《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2期)。这一自由讨论局面的出现，与两次重要理论的导入和讨论，直接相关。
“亚西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于l858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首次提到的。对其内涵的不同理解，构成了国际学术界持续一个多世纪的讨论热点。在我国，第一次争论发生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它与“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相交合，其命运正如在苏联一样，政治论争压倒了学术争鸣。70年代末80年代初，“亚西亚生产方式”讨论再度兴起，在宽松的学术气氛中，表现出较多的理性一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的代表作《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在吴大琨教授的大力推荐下翻译出版，加深了讨论力度；《中国史研究》1981年3期以专辑的形式，发表了国内学者的代表作。讨论中出现的主要理论分歧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是否与西方社会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亚西亚生产方式”是否是马克思社会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独立于五种社会形态之外的特殊类型，还是附属于其中的某一种。讨论所引发的史学理论的解放，是无需赘言的。
“早期国家“，是近几十年间国际学术界在研究人类早期政治组织时普遍使用的概念，在中国引起足够的重视是80年代末期。童恩正先生《文化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l989年)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主流衔接、对话的努力取得重大进展。谢维扬先生《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l995年)-书，首次把国际学术界关于早期国家的主要研究成果加以全面、深入地介绍，指出“它可以指在人类历史的较早时期中出现的最初形成的国家，也可以指在历史上出现较晚；形成的机制和形态上与人类最早的国家有相似之处的各个国家社会”。书中还对研究的理论、方法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中国早期国家的模式、形成过程、阶段划分进行了颇具独创性的分析论证，可以称之为运用这一学说致力于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的经典之作。早期国家学说对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意义集中表现在：从氏族社会经由部落联盟而进入国家的模式，不再是人类跨入文明阶段的惟一方式；经由酋邦—一早期国家而进入帝国时期，是一种更具典型意义的途径；“专制主义和君主制的因素存在于前国家社会中”的论断，也为揭示人类专制主义政治的发生提供了新的思路。
对判定文明时代的具体标志，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探索。寻求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可操作性标志，是学术界为冲破困境而寄予厚望的解决问题的途径。部分学者引进西方文化人类学家的文明“三因素”、“四因素“说，将城市、文字、青铜器、大型宗教礼仪性建筑的出现作为文明的要素。此说一度引起过关注，但不同地区进入文明的标志是有不同的，想用某种固定模式解决中国的文明起源问题，也存在着预设前提不科学的问题。通过考古发现，来寻求符合中国实际的文明标志：是学者持之以恒的努力方向。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先从安阳殷墟、郑州商城谈起，次及可能是夏代都城的二里头遗址，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即以已经确定的文明遗存为基点，逆向推测更早的考古材料是否含有文明因素。继承这一思路，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朱凤瀚先生在2000年7月召开的“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上提出，应该在“归纳商文明最重要的物化表现”的基础上，进-步探求中国早期文明的物化表现。他的概括是：(一)以宗庙、宫室为核心的都城的设立；(二)王陵区的存在；(三)青铜礼器与青铜兵器被比较广泛地使用；(四)已能记载语言的文字的应用(论文发表于《文物}2001年2期)。此说从表面上看来，与上述文明“三要素”、“四要素“之说相近，但思路却是大不相同，立足本国国情由已知推未知的方法，显然更为科学。上举《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的作者认为，将铜器、文字、城址之类视为文明的标志，无法体现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和区域性，因而主张以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时代到来的标志。也有学者认为，国家的产生并不一定是因为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而主要因为随社会发展而来的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从而需要管理体制也随之复杂化。就中国文明社会的形成而言，根本标志应是礼制的建立，礼乐制度是古代中国文明社会代代相传的显著特征(参见张居中《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的理性思考》，《中原文物》2002年1期)。这一观点更加强调中国文明的特点，应该是符合未来的探索方向的。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方式、时间问题，获得了重大突破，并且继续是讨论的焦点。文明起源方式的争论，集中在文明起源的“一元说”和“多元论”上。“一元说”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流行于70年代之前。随着在中原地区以外发现了若干重要的新石器中晚期文化遗存，80年代以来，“多元论”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它认为中国早期文明并不是首先在中原形成并向周遭辐射传播的，而是各地的史前文化在各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都对中国文明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谈到这一重大突破，我们应该感谢两位学界巨人苏秉琦、张光直几十年来的艰苦探索和理论建树。苏秉琦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在对我国的新石器时期考古文化作全面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区系类型理论”，把史前文化划分为六个区域，即：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大溪文化等为代表的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石峡文化等为代表的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并大力论证了其他区域与中原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动摇了传统的“一元说”张光直先生早年在台湾师从李济先生研治考古学和殷商史，后赴美进行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卓越成就。约40年来，张光直的名字在海外几乎就是中国考古学的同义词。他所提出的“文明的连续与断裂”的理论，使得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文明史和考古学不得不刮目相看。关于中国的文明起源，张光直在80年代之前曾经是“一元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随着新的考古材料的披露，他在1986年重新修订出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对自己以前的观点作了重大修改，正式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理论，指出中华文明是在不同地区文化传统的相互碰撞、促进中形成的。他的这一理论，颇具辩证思维的色彩，一方面否定了中原文明一枝独秀的传统之说，另一方面在论证不同地区文明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又强调中原文明发挥过无与伦比的作用。显然：以动态的观点解释这一问题，更加令人信服。
在最近几年间，又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讨论意见：在承认各个不同地区的史前文化都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做出过贡献的同时，提醒注意在即将迈入文明。门槛的前夜，中原地区之外的其他文化，不管曾发展到如何令人惊讶的程度，却先后走上了衰微之路；而龙山文化则吸收了其他文化的优长，不仅保持了原有的文化序列，还明显扩大了它的分布范围，直接为其后的夏商周王朝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前提。所以，很有可能还是中原地区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特别是郑州西山古城遗址出土之后，有学者推定它是黄帝时期的城址，成为这一新说的考古支柱。对这一新说加以理论诠释的代表人物是安志敏、严文明、李先登先生。安志敏认为，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表明，中原一直是当时最先进的文明核心。严文明指出，中原地区在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中居于领导地位、发挥了突出作用，而且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也为中国文明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李先登认为，在中原之外的其他考古发现(如红山文化)“不足以证明把中国古代文明提前一千年，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支持先于夏王朝而独立进入文明的其他地区文明的存在”(李先登《夏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3期)。
关于文明社会形成的时间问题，现在多数学者赞同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也有人主张提前到龙山文化时期或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甚至有人提出中国有一万年文明史的说法，虽足以惊世，却难以服人。
以上所述，从不同方面证明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正在日益走向深入，科学的结论正在学术争鸣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文明探源工作，主要集中在讨论文明的来源以及何时进入文明阶段上；而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关注的是文明兴衰的因果关系以及不同地区间文明形态的共性与个性。两相对比，应该承认其间有不同层次的差别，今后也有一个如何与国际学术主流接轨的问题。
第5讲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国家“九五规划”重中之重的历史年代学攻关项目。它酝酿于l995年，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各个专题研究完成于1999年9月，2000年9月夏商周断代工程验收工作顺利通过，标志着它的完全结束。《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O00年阶段成果报告》的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IO月)，把工程的主要研究成果与数据公布于世。
断代工程的任务，是为夏商周三代确立．一份可信的历史年表。中国文明历史悠久，而且绵延至今未曾中断，这是举世公认的。但中国文明早期的夏商周三代却没有完整可信的年代学标尺。古代文献记载中最早的可信年代是公元前841年，即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记载的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自此以下有逐年记事之文，自此而上的《三代世表》有，世而无年。古史渺茫无从稽考的困惑，因年代不明而更加显著。这是我国上古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为夏商周确立年代学标尺，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多年来先秦史研究的成果，特别是重要考古遗址遗物的发现，为进行断代工程奠定了基础；同时，碳14测年技术、古代天文学、历法学、古文字学、青铜器研究等相关学科取得的巨大进展，也为这项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技术保证。启动这项世纪工程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七部委领导组成的工程领导小组，聘任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为首席科学家，成立了曲著名学者21人组成的专家组，l996年工程得以启动。工程设计了9个大课题39个专题，几年间直接参加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达200余人，涉及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测年技术科学等众多领域，是多学科相结合、集中了全国学术精华的世纪工程。
年代学的研究，时间越早难度越大。根据各历史阶段研究条件的差异，工程提出了不同的具体目标：(一)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二)商代后期(商王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三)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四)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经过四年的多学科合作、联合攻关，以上设定的目标都已达到。在《成果报告》中开列了三代年表的主要数据：夏王朝的年代框架是公元前2070一前1600年；商王朝的年代框架是公元前l600一前l046年，其中作为划分前后期界标的“盘庚迁殷“被定为公元前l 300年，盘庚以下各王在位年代一一列出；商周之交的“牧野之战”的年代确定为公元前l046年，武王以下各王在位年代全部列出。其中许多年代坐标的确立，是各学科用不同手段研究同一年代时能得到的一致或十分接近的结论，从而确保了所建立的三代年代框架的科学性与可信度。当然，其中有的问题还有意见分歧，“阶段历史学科专题讲座成果报告”这个提法自身就表明，它只是为今后研究的推进提供了基础，而并非终极结论。它是我国上古年代学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大成果。
除了上述具体成果之外，夏商周断代工程更可以提供方法论上的意义和启示：对重大的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由国家统一组织、调配全国的人力、物力，做集体攻关式的研究，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与结合，充分显示了它的优越性。
特别说明：
(一)本讲所述内容，综合参考了李学勤《多学科相结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及其新进展》(《中国史研究》1998年4期)、《夏商周断代工程l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夏商周断代工程笔谈》(《中原文物))2001年2期)写成。(二)夏商周断代工程意义重大，影响所及已经超出了学术界的范围，但招致的质疑与批评也同样令人注目。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前后，有国外学者对工程的性质以及结论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参与工程的学者明显接受了政治驱动，对考古材料缺乏系统的发现和分析，特别是中国学者把二里头遗址当作夏文化的做法被认为是难以接受的，甚至指责是误导行为。(参见《中国文物报}2001年6月6日所载刘星的文章《缺席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海外学术讨论纪实》)。国外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更为关键的批评，在于指责工程的方法论有问题，采用的碳14测年数据不可信。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发表了张立东的文章《面对面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美国之旅》，报道了断代工程4月份在美国的首次正式亮相。以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为首的四位专家组成员，在华盛顿和芝加哥举行的三场讨论中，面对对方的质疑与批评无法答对，李学勤还有“因故先行回国”之举，实属尴尬。对方学者指出，工程报告(简本)使用的所有碳l4“拟合”数据仅有68％的可信度；工程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中，无论考古分期还是碳14“拟合”，都存在由于冒进而形成的穿凿；迄今为止，工程公布的所有“拟合“数据尚无一可以通过用同样程序进行的演算。国外学者担心工程做出的错误年代会对那些关注年代学但又无法亲自检验的人产生误导，并使错误的年代成为正式出版物的标准。这次以“交流与争论”为题的讨论，确实暴露出夏商周断代工程从方法到具体结论都存在严重问题。张立东的这篇不事“护短”的报道，能够在《中国文物报》上公开发表，实属不易。如果因为这次争论和报道而导致国内重新评估工程相关结论的价值，无疑是值得庆幸的。
(三)上述与国内媒体评价大相径庭的观点，理应引起重视和反思。复旦大学陈淳教授的文章《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的思考》(《复旦学报》2002年1期)，就是一篇具有理性精神的好文章。其实，在国内学术界也对工程的思路和结论存在着不同看法。据笔者的见闻所及，历史文献学家刘起钎以及宿白、余伟超、张忠培等著名考古学家，都在不同场合表达过不同的意见。不幸的是他们的意见在主流媒体的一片颂扬声中被淹没了。这说明，在重大学术问题的讨论中，自由地、平等地发表不同意见的氛围是不可或缺的。
第6讲“二里头文化”与夏史探讨
在商王朝之前是否有夏王朝的存在?这在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心目中是不成其问题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就立了一篇《夏本纪》，记载着夏王朝的世系和盛衰兴亡。但是，进入近现代以来，有一部分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对夏王朝的信史地位产生了怀疑。传世文献中有关夏王朝的记载，都出于后人追记，就使得怀疑论有了依据。于是他们把夏王朝归人了“传说时代“。王国维先生利甩了安阳殷墟所出甲骨文的材料，讨论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建国之前的‘‘先公先王”的可信性，并进而分析商的“先公先王”是生活在夏王朝时期的，那么同出于司马迁之手的
《夏本纪》就应该有写作的依据，不可能出于虚构。这就为重新
恢复夏王朝的信史地位，提供了与考古学相联系的思路。1959年，著名学者徐旭生先生根据上古文献所记夏人活动中心在晋南豫西的线索，亲赴该地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夏墟调查”。当年秋天，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这两件事拉开了依靠考古学探索夏文化的历史序幕。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县(今为市)二里头村周围，包括五个自然村，面积约375万平方米。1 98 1年它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这里设立了二里头工作队，组织了数十次考古发掘，取得了一批又一批震惊学术界的成果。《偃师二里头》一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为人们了解和利用这些成果提供了便利。
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大体介于河南龙山文化——郑州早商文化之间。依据其文化堆积的阶段性变化，尤其是陶器的演变轨迹推测，二里头文化的延续时间约为400年以上。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芝荃先生对它的文化层做了四期划分，已为考古学界普遍承认。在二期遗存中出土了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铸铜基址、墓葬。在三期遗存中发现的两座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铸铜遗址，更是吸引了学界的关注。其中的一号宫殿基址，坐北朝南，总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以上。而且布局严谨，主次分明，从平面结构而言，它开了我国宫殿建筑的先河。此外，还先后出土了许多制作精美的玉器、青铜器。由于二里头文化所处地域、延续时间均与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相符，出土遗址遗物又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它是夏王朝的都城所在地。这个结论，是随着新的考古发现的披露以及研究的逐步深入而取得的。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二里头文化的材料是作为夏王朝的遗物而被使用的。对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现在学术界存在的主要争议是，有人认为它包括了夏王朝的全部历史，多数学者相信它只是夏王朝晚期的都城，早期夏文化应该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参见赵芝荃《简论夏朝的断代问题》，《中原文物》l999年1期)。
夏文化的考古学探讨，除了以二里头文化为主体展开之外，在其他地区也有重大收获。l974，在山西夏县东下冯村发掘了一个遗址。它的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有诸多相似，但也有不司之处。学界认为它是夏代——商早期的遗址。l977年11月，国家文物局召开了“河南登封告城遗址发掘现场会“。在告城遗址的第二期遗存中，发现了两座相连的夯土城堡遗址，经测定为距今4000年左右，相当于夏代早期。在东周文化层中出土了带有“阳城”字样的陶片，有的学者据此推测，此地就是文献所载“禹都阳城”所在地。如果此说成立，就是找到了大禹的都城，意义非同凡响。1978年对位于山西襄汾东北的陶寺文化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该遗址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规模之大在龙山文化遗址中首屈一指。考古发掘持续到1984年，共清理出墓葬1000余座，获得大批陶器、石器、玉器等珍贵文物。陶寺遗址的年代，上限约当公元前25世纪下限约当公元前20世纪，前后持续500余年。相当于传说中的尧舜禹到夏初时期6有的学者主张它应该是尧地都城所在地。从出土的大型礼器和龙盘可以推测，陶寺大墓的主人，身份与地位相当显赫，决非一般氏族首领人物，应该属于酋邦时代的国王∽陶寺遗址很有可能是夏王朝之前的一个区域性政治中心。它的发现，为研究“五帝时代”提供了难得的契机。l983年在河南省偃师市发现了一座商代早期城址——尸乡沟商城。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后，认定其中的内城修建于夏商之交，由此确定了它的特殊价值——它标明了夏文化的终止年代。
二里头文化以及其他相关考古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不仅使夏王朝的政治中心所在地明确起来．，还确立了它韵起始和终止年代。至此，可以说，夏王朝的信史地位已经不可动摇。
以上所述，是按照中国目前的学术趋向。致力于考古材科与历史传说、文献资料的结合而完成的。但对这种趋向自身，实际是存在不同评价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考古学“没有再在完善和改进自身理论方法上下功夫，发扬善疑和善思的探索精神，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己任，却在史学的学科定位上裹足不前，将印证史籍看作是具有最大成就感的工作”(陈淳《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的思考》，《复旦学报》2002年1期)。于是，将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直接联系的做法，虽有时间、空间相吻合的有力支持，但从考古学自身学理而言，也有重新检讨的必要。在上一讲的“特别说明”中介绍的国外学者对把二里头说成夏文化的异议，中国学界似乎也不应该完全置之不理。
第7讲
甲骨文的发现与商史分期新说 甲骨文的发现，是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不仅提供了研究商史的第一手资料，还打开了安阳殷墟这座商代晚期都城的大门，使商史研究进入全新的阶段。并且，经由王国维先生的研究，间接印证了《史记·夏本纪》的信史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它为重新科学地认识三代的历史与文化奠定了基础，开辟了坦途，称之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里程碑，当之无愧。
清朝末年，带字甲骨出土于小屯村。小屯村位于安阳城西北约3公里处，洹河环流在它的东北。村民把在田间耕作时发现的古老的龟甲兽骨当作中药材“龙骨”，卖给中药收购商。这批暂时不为人知的无价之宝，通过药材商之手，流入金石学家麇集的京津地区。1898年，天津的两位秀才孟定生、王襄见到了少量带字甲骨。他们识别出这是古人遗物，并把其上的刻文称为“古简“。+限于财力，他们无法大量购置研究。l899年，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在北京发现了带字甲骨，即以高价收购。王懿荣，山东省福山县人，博览经史，尤以精通金石学而著称。他以金文相印证，判定这是殷代的遗物和文字。王懿荣成为最早发现甲骨文的学者l899年也成为甲骨学史的开端。l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王懿荣被迫自杀，所藏甲骨主要流入金石学家刘鹗之手。刘鹗，字铁云，是王懿荣的好友，曾参与了甲骨判识的工作。1903年，刘鄂选拓1058片龟板，印成《铁云藏龟》一书出版。这是甲骨文的第一部著录之作。此后，甲骨学逐渐成了新兴起的国际性显学。
甲骨文被发现已逾一个世纪，累计出土数量约l5万片。出现的单字不足5000个，已被释读的约1700多个，其中被多数学者所认可的释读文字仅l 000字上下。甲骨文的出土是一个连绵不断的过程，其中，有三次集中出土：(一)1936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小屯东北地发掘出带字甲骨17096片。(二)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在小屯南地发掘出带字甲骨5335片。(三)199 1年安阳工作队在花园庄发现一个甲骨坑，共有甲骨l583片，其中带字，甲骨579片苦它的数量虽较前两次为少，但意义重大——珍贵的大版卜甲集中出现，完整的刻辞卜甲达到300多版，为此前所未见；依据地层关系和卜辞内容，推测其年代当为商王武丁早期。卜辞的主人是“子”，属于“非王卜辞”，对于研究相关问题是难得的新出材料。甲骨卜辞，是商代的占卜记录。商代“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占卜之风极为盛行，达到了“事无不卜”的程度。也正因为如此，卜辞所反映的内容极为广泛，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祭祀、原始宗教、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张光直先生在《商代文明》一书中，把甲骨规定为“通向商代文明的五道门径”之一(其余为：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考古学、理论模式)，足以说明对研究商代历史而言，其价值是无可替代的。关于甲骨文的著录之作，可谓不胜枚举。好在有《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续编》两部
集大成之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至于对甲骨学的综合性研究之作，以王宇信先生的《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89年版)最负声名。
甲骨文对商史研究的推动作用，表现在许多方面。小屯村一带作为商代后期都城的确认，就是其中之一。1928——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在这里进行了20多次发掘。先后发现了宫殿宗庙建筑基址、西北岗王陵区、祭祀区、妇好墓、铸铜作坊、制骨作坊，充分显示出殷墟文化内涵之丰富。在这里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为罕见的青铜重器，是体现商代青铜文明水平的典型器物。妇好墓则被誉为商代的文物和艺术宝库。共出土文物1928件，其中一大批为罕见的精品和国宝。特别是有铭文的青铜器多达l90件，并且半数带有“妇好”的自铭。妇好又屡见于甲骨记载，她是武丁的配偶之一，还多次主持大规模的祭祀和征伐活动。这也是迄今为止甲骨文记载和考古墓葬直接吻合的惟一实例，其意义自然十分重大。
对商史分期的新思考，也与甲骨文研究以及殷墟考古的进展密切相关。传统之说，把商代划分为前后两期，以著名的“盘庚迁殷”事件为分界线。其文献依据是《史记·殷本纪·正义》注引《竹书纪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盘庚是第十九代商王，其下至帝辛(纣王)共八代十二王。而对小屯所出甲骨年代的划分，学术界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主持安阳殷墟发掘、并对甲骨学有杰出贡献的董作宾(彦堂)先生，在1933年发表的论文《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认为甲骨文的年代涵盖了盘庚以下的十二王，可分为五期。后来，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也赞同董氏之说。．但胡厚宣等古文字学家提出了异议，认为所见甲骨的最早年代是武丁时期，而此前三王(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甲骨未见于殷墟。在1978--1982年出版的《甲骨文合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殷墟作为都城，是始于盘庚?还是始于武丁?再结合考古材料来看，所发现的宫殿基址、墓葬，最早的年代也是武丁时期。特别是在安阳市西北郊的三家庄、董王度为中心的洹河以北地区，出现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l980年安阳工作队在三家庄进行考古发掘，所出青铜器的器型、文饰，皆有从郑州二里岗早期商文化向小屯武丁期文化过渡的特征；1996—1997年，考古队对该地再作钻探和试掘，使上述结论更为清晰。，相关的考古报告，分见《考古》1983年2期和l998年10期。它促使学术界重新推测盘庚新都城的所在地，以及与之相关的商史分期问题。综合宫殿、墓葬、青铜器、甲骨文的分期研究，学术界已经倾向认定殷墟作为都城应始于武丁而非盘庚(参见：杨锡璋《殷墟的年代和性质问题》，《中原文物》1991年第l期；谷飞《殷墟王陵问题之再考察》，《考古》1994年第l0期)。于是 “中商文化“的概念形成了(参见：孟宪武《安阳三家庄、董王度发现的商代青铜器及其年代推定》，《考古》l991年10期；唐际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4期)。至此，整个商代史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商汤开国至盘庚迁殷之前；中期——盘庚、小辛、小乙三王在位时期；后期——武丁至帝辛(纣王)。稍后的考古发现继续确立了中商文化的地位：1999年年底j在安阳洹河北岸发现一座占地4平方公里的城址，经专家鉴定，命名为商代中期城址。据推测这里可能是盘庚等三王的都城。：《光明日报》在2000年1月8日作了报道。2001年2月，洹北花园庄54号墓——将军“亚长”墓的发掘和报道，再一次把学术界的注意力锁定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中商文化概念的提出，是近年间商史研究的新收获。
第8讲
等级隶属制：观察西周分封制的一个视角 分封制，古籍多称“封建(即“封藩建卫“的简称)之制”，为了与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社会”概念相区别，中国大陆学者采用了这一习惯性称谓。
分封制最早出现在何时?我国的古史记载追溯到黄帝时代，可能是以后世之事比附、猜测上古史而形成的传说。近代新史学诞生以来，对此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把分封制、宗法制理解为周人的创造，是商周之际文化巨变的重要标志。而80年代以来，商代已经存在分封制的观点，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古文字学家胡厚宣有《殷代封建制度考》之作(见所著《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提出了根本不同于王国维之说的观点：“举凡周初之一切，苟非后世有意之附会，则皆可于殷代得其前身。”此外，徐喜辰、裘锡圭等著名学者，也论证了类似观点。当然，学者共同的认识是，分封制在周代更为成熟、更为典型，其意义和作用更加明显。
分封制与宗法制同为支撑周代政权的两大支柱，在《诗经·大雅·板》中有明确表述：“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把经·由分封制而建立的大国尊为周王室的屏障，这就是周人心目中对分封制的定位。分封制确实为巩固、维持周王室的统治，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周分封制的实行情况大致是：京城周围的一定区域被规定为“王畿”，周人称之为“邦畿千里”，由天子直接统治；王畿以外的广大地区，天子分封诸侯立国，使他们在封地内行使管辖权。诸侯分封卿大夫为下级贵族，也是分封制的重要内容。《左传·桓公二年》概述了分封制下的等级制：“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皆有等衰。”《左传·昭公七年》更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之说。《礼记·礼运》集中表述为“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可见，分封制造成了土地和政治权力的层层分割。封君中的下一级要对上一级承担义务与责任，如：诸侯对天子有述职、纳贡、勤王、助讨、献俘等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职责。而且，如果越级实施有关义务和责任，并不符合礼制的规定。最明显的例子见于春秋后期：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家臣阳虎独掌权柄之后，标榜要替鲁君整肃跋扈的大夫，此举不仅得不到知礼之士的赞成，反而受到批评(《左传·定公八年至十年》)。此例反映出等级隶属制对等级的严格规定。所谓“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左传·昭公七年》)与《诗经》名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应关系的建立，也足以说明问题。
分封制所造成的等级秩序，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而且贯穿在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之中。《国语·楚语下》记载了贤大夫观射父论祭祀等级的一段话，其中涉及食物等级制：大夫以上食肉，士食鱼炙，庶人食菜。散见于先秦典籍，而与此暗合的材料也不在少数。《诗经·豳风·七月》有“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之句，孟子则把“七十者可以食肉’’视为惠民德政(《孟子·梁惠王上》)，由此看来，除去耄耋高年之外，庶人是只能食菜而难以食肉的。战国时期的策士冯谖寄食于贵族孟尝君门下，为发泄心中的不满弹铗而歌“长铗归来兮，食无鱼”(《战国策·齐策四》)；虽说是牢骚之语，却不是无理取闹，他所要求的恰恰是士人应有的待遇——“士食鱼炙”。春秋时期的“曹刿论战“是著名典故，曹刿是士人，有劝阻者说“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曹刿有“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之说(《左传·庄公十年》)，显然“肉食者”是作为大夫以上级别的代称而出现的，正因为他们的无能，才需要曹刿以士人而为国君出谋划策。我们可以推论，即便是经历了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的激烈冲击，由分封制所强化的贵族等级秩序及其意识，依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顽强地显示着它们的存在。
第9讲从“弭兵”看春秋争霸战争
一部春秋争霸史，主要以晋、楚两大强国为中心而展开。其他中小国家，特别是地处中原的郑、宋两国，在两强的拉锯式的反复争夺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到春秋晚期，晋、楚两国国势均有衰减，对外争霸的气势有所下降。据《左传》记载，鲁成公三年、九年、十年，晋、楚两大宿敌仇国，已互相发出修好的信息，并有和平使节的往来。两国关系的积极动向，分外引人注目。
饱受争霸战争之苦的宋国，立即提出了“弭兵“(即停止战争的倡议。)申明反对用战争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如“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左传·僖公九年》)。盟国一旦受到他国侵略，霸主要出面代为主持公道，直至出兵迫使侵略者退还所侵夺的领土。在当时的“争于气力之世”，“弱国无外交”的既定的格局下，弱小的国家不得不依赖霸主为靠山。所以，当霸主实力中衰、无法正常行使职责时，小国往往受到侵害而无处申诉，他们不得不感叹：“诸侯之无伯(霸主)，害哉!”(《左传·昭公十六年》)当然，霸主承担保护盟国利益的义务，是以得到回报为前提的：其一，霸主在政治上得到盟国的拥戴，在军事征伐时可以借助盟国兵力；其二，霸主在经济上得到盟国的贡纳。以下我们着重来分析经济利益问题。霸主往往利用主持会盟之机，“以命朝聘之数，使诸侯之大夫听命”(《左传·襄公八年》)。郑国的政治家子产在“平丘之盟”上，据理力争“自日中以争，至于昏”(《左传·昭公十三年》)，迫使晋国降低了给郑国规定的贡赋数额，就是治史者所熟知的一例。平时，霸主也可以要求盟国奉献贡纳。在晋文公、晋襄公称霸时，“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左传·昭公三年》)。鲁襄公在五年之内，曾两次亲赴晋国，“听政”、“朝，且听朝聘之数“。这些“朝聘”的规定，不仅明确了霸主与盟国之间的隶属关系，还在于强制盟国接受缴纳贡赋的数量。鲁国对于霸主晋国的关系是：“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郑国对晋国同样是“行理之命，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左传·昭公十三年》)；“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与争夺对小国贡赋的占有权密切相关。第二次“弭兵”之会规定小国同时向晋、楚两大霸主国朝聘进贡，就是为了满足霸主的经济利益。
霸主地位的奠定，固然要依靠强大的国力，而霸主地位的维持，却必须得到诸侯盟国的倾心归附。所以，一个国家要保持其霸主地位，必须德、威、信并重，这是霸主标榜自己推行王道、主持正义、争取盟国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正是因为霸政还需要这些装饰物，因而才使得春秋时代与强权横行的战国时代相比，表现出若干不同。
第10讲，战国的社会矛盾与变法运动的主要内容
战国时期，对峙争雄的列强大国，先后出现了变法运动。其中，以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为最早，以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成效最为明显。变法运动的普遍出现，说明它不是偶然因素造成，而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任何时代的大规模变革，总是受当时的社会矛盾的刺激，应它的需要而发生。2战国时的变法运动也是如此。
战国之世，社会在剧烈的动荡中不断进步。，在这一历史阶段，传统的礼乐文明已陷人解体，原有的制度和思想概念，都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这就迫使人们去探求新的模式，开辟新的发展途径。那么，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有哪些? 首先，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方式是列国纷纭复杂的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充分暴露了列强之间战争的残酷性，也说明了弱肉强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它的存在，对各国提出了增进国家实力的迫切要求。
其次，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主要表现方式是君臣之间、大臣之间围绕着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争夺愈演愈烈，以至于出现互相残杀的局面0』秦国有六代国君的废立，完全由大臣操纵，史称“数易君，君臣乖乱”(《史记·秦本纪》)。吴起在楚国主持变法时分析贵族专制之害“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法家所论的“君人南面之术“，大多是针对君臣关系而发。这说明，与集权制官僚体制的出现相配合：需要确立相应的尊卑等级制度和政治伦理观念。
再则，是官、民之间矛盾的激化，主要表现方式是民众反对过于繁重的徭役征发和赋税盘剥，以及厌战、逃亡，乃至爆发规模不等的暴力反抗。“盗贼公行”屡见于史册，就是明证。如何有效地控制民众，也是各国统治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墨子·兼爱下》有如此设问：“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在他的答案中，涉及“大国之攻小国也„„此天下之害也。又与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今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此论已把我们以上所述的三种主要矛盾囊括其中。变法总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而启动，那么，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矛盾，必然会在变法中有具体体现。
首先，奖励农战，提升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其目的是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抗衡中，进可兼并他国，退可自保四境。最能体现这一宗旨的变法条令是：李悝“作尽地力之教”，推行“平籴之法”；商鞅治秦，“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设二十等军功爵以奖励战斗之士，“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更是把变法的内容集中在军事方面。
其次，强化君权，废止贵族政治，推行官僚政治。其目的是以立法的方式，确立君主专制体制和尊君卑臣观念，最能体现这一宗旨的变法条令是：吴起治楚，规定“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废公族疏远者”；商鞅治秦，“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变法运动在打破氏族贵族特权的同时，致力于构筑以专制君主为核心的官僚等级秩序。
再则，公布成文法，明确规定各个阶层的责任和义务。其目的是调节国内矛盾，并加强对民众反抗活动的镇压。最能体现这一宗旨的变法条令是：李悝变法制定《法经》六篇，、将《盗》、《贼》两篇放在最前；原因就是统治者认定“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晋书·刑法志》)。商鞅变法有“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的规定。考古所见的“云梦秦律“，对盗贼(特别是群盗)的处罚规定是相当残酷的。法律作为体现官僚统治集团意志的工具，在战国的变法运动中表现得很明显。
依据传统之说，对战国变法运动的评价，往往与“古代史分期”问题搀杂在一起，即与社会形态的变迁融为一体。在最近20年间，学术界对：“封建社会”的概念进行了新的探讨。日知、叶文宪相继指出，把欧洲中世纪的feudalis肌译为“封建”，是延续了·个多世纪的误译。有的学者指出，中国不曾存在过“封建社会”；也有的学者尝试用“专制官僚社会”、“家国同构农耕社会’、“选举社会”等新的概念来取代封建社会”。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传统之说指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新锐之说把王亚南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所写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揭示的“官民对立“的观点发扬光大，指出中国古代的地主分属于官僚地主和庶民地主两大等级，根本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地主阶级；同样，农民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自耕农与佃农不是一个阶级，古人的“农民”概念是把庶民地主包括在内的；中国古代的主要矛盾不是传统所说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是“皇帝、官僚集团与该集团以外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矛盾”，也有人把它表述为“国家同它的赋税和徭役的征课对象之间的矛盾”。新说还强调，古代社会的人并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只有鲜明的等级意识(参见《“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述要》，载《历史研究》l984年第3期；黄敏兰《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及“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0这些不同于传统之说的观点，引发过讨论甚至是批评，虽然迄今未能形成统一的结论，但作为一种有影响的学术动态，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具体到谈论“战国变法运动”这个话题时，更多地注意官僚统治集团与社会大众的矛盾，显然有其必要性。
第11讲
怎样看待秦王朝的历史地位
秦王朝(公元前221一前207年)统治时间仅有l5年，是我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它在我国悠久的文明史上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却有着特别重要的历史地位。这是因为：(一)它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达几百年的割据、混战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王朝。旷日持久的大规模分裂和战争，使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生命财产遭遇无情劫掠。所以，到战国末年，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意识到结束分裂、建立统一政权，是摆脱苦难的惟一选择。但如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则有不同的观点。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从奉劝统治者推行王道、仁政的角度，提出只有不喜欢杀人者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戴而统一天下；一度掌握秦国大权的吕不韦，则在《吕氏春秋》中高标“义兵“之说，认为正义的战争是不可或缺的；得到秦王政(秦始皇)赏识的韩非，则宣传“以战去战”、“以杀止杀”的法家理论。秦的统一，是按照吕不韦弋韩非的务实思想完成的。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之上，秦国统治者始终注意奖励耕战，提高国家实力，养成了-“闻战则喜“的尚武风气，造就了能征善战的虎狼之师，成功地运用“破纵连横”、“远交近攻”的外交、军事策略，最大程度地分化、瓦解敌方联盟，最终各个击破，兼并六国，统-天下。规模空前的帝国版图，在此后继续扩展：在北方，连年用兵匈奴，不仅收复了河套地区，还跨过黄河，在阴山以南地区建立了郡县统治体系；在南方，对“百越“人(散居于今福建、广东、广西、浙江、江西等省区)居住地发起了统一之战，终于建立了南海、桂林、象郡等“岭南三郡”，使中央政府的直接辖属地扩展到东南沿海，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开凿的位午今广西兴安的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在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秦的统一，无论是从版图的幅员广大、还是从统治的严密有效来看，都是此前所谓的“三代盛世”所难以企及的，它真正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根基。
(二)它建立的一系列制度，对后世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秦所创设的皇帝制度，把最崇高的名号、最显赫的地位、最根本的权力集中到君主一人身上，标志着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它通过朝议和文书、舆服、后宫、陵寝等相关规定，把“君尊臣卑”的政治伦理制度化，树立了皇权的绝对统治秩序。
全面推行郡县制，意义同样重大。公元前221年，围绕着如何有效地统治广土众民，在秦廷之上爆发过一场不同观点的争论。秦始皇采纳了廷尉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郡县制。郡县作为中央政府辖属的地方行政机构，各级长官的任免、考核、奖惩之权，悉操于中央政府和皇帝之手。与此前的分封制相比较，郡县制使中央集权制的特点得以充分展示。
自上而下的专制官僚体制，取代了此前的贵族等级制。中央有以丞相为首的政治中枢机构。丞相是协助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行政首脑。太尉一职，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述，是秦官，为武官之长，地位与丞相对等；而据学者多年来的研究，太尉不见于秦国与秦朝的历史记载，或是当时根本没有这一职官，或是虚而不设。御史大夫一职，在秦及西汉的地位十分显赫。既掌握监察百官的实权，又负责为皇帝起草和传达诏书；既是丞相的辅贰和递补者，又对丞相有监视和牵制之实——由此可见是为皇帝的耳目亲信之臣。另有习惯上所称的“九卿”，分管中央政府的具体政务。在地方上，不仅郡县各自设官分理行政、军事、监察诸事，还在县级以下的基层单位，设立了负责行政管理的乡一里机构，以及负责治安管理的“亭”、负责教化的“三老“，使当地有威望、有实力的“长者”充任。从而建立起由上到下的官僚统治体系。此外，秦所设立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军事制度、户籍与土地管理制度，以及重农抑商政策、思想统治政策，都对此后直到清朝末年的历史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所以清末的变法志士谭嗣同才会有“两千年之政，秦政也”之言。
(三)由汉初的“过秦”思潮形成的“秦亡于暴政”之说，成为传统政治文化中富有积极意义的结论。
秦亡汉兴，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努力探讨秦朝短命而亡的原因。汉高祖刘邦命陆贾撰《新语》于前，贾谊著《过秦论》于后，又有贾山、刘安、董仲舒、严安、主父偃等人继轨而起，这些总结历史教训、提供治国思路的论政名篇，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汉人论秦之过恶，或许有某种程度的夸张，但其中的两个命题是极有价值的：首先，他们批评秦朝统治者不懂得“攻守异势异术”之理，在“守天下”之时，仍沿用“打天下”的方式，一味地偏信武力和刑罚的威慑力量，忽视道德教化的作用。+其次‘，他们赋予“民本“思想以新的价值，“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新书·大政上》)。苟子对君民之间的关系有著名的‘!载舟覆舟”之喻，汉人引秦为例凸显了它的鉴戒作用。
秦朝以“酷暴”的形象定位于青史，分外引人注目。，这固然是由它的历史内涵所决定，不可否认的是与汉代的批判性政论也有相当关系。比起这种定论是否完全符合历史原貌的质疑更为重要的是，秦始皇和秦王朝，作为“暴君”、“暴政”的历史实例和反面教材，不断地被人援引，劝告不同时期的当政眷，如果自恃掌握国家权力而以繁役酷法暴虐百姓、残民以逞，就会重蹈亡秦覆辙，在民众的反抗中土崩瓦解；政权易手。这种劝告，比任何理论说教都有效。后世在专制体制之下出现的“开明”政局，往往与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等“暴君”所提供的历史鉴戒相关。
第12讲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
这里涉及专制君主和国家如何处理与士人的关系、如何选择和确立统治思想的问题。
战国时代的士人，可以在列国统治者之间从容择主，道不合则全身而退，另投明主，当时颇为流行的“从道不从君“之说，足以表明士人的自尊和清高；各国统治者为了笼络贤能之士，也极力显示求贤若渴的诚意。因此，以至于有“士贵王不贵”之说。士人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起君主专制制度之后，君主与士人的关系就完全不同了。专制皇帝在要求士人效忠于自己的同时，更注意防范士人的反抗意识。换言之，在皇帝的心目中，士人已经由可以依靠的对象变为必须加以控制、打击的对象。这是我们理解秦朝“焚书坑儒”发生原因的基本出发点。还有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统治者选择何种理论体系作为统一帝国的指导思想。秦始皇本人是赏识韩非所阐发的法家理论的，所以秦王朝的统治思想以法家为主体是顺理成章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统治思想是非常驳杂的。这也为儒家与法家争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提供了条件，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言：“秦统一后，正统派儒学连同阴阳五行家在朝廷上也有一定的势力，比起李斯为代表的苟派儒学和法家学派来，自然是劣势，但正统派儒学还是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l8页)这场斗争，本来是围绕着对分封制的不同见解而展开的，但在李斯、秦始皇的推动之下，却演变为“焚书坑儒’’的巨变。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仆射周青臣当面对秦始皇歌功颂德。其中，统·天下、遍置郡县等内容倒也符合事实，但阿谀奉承是通篇主旨所在。历代歌功颂德之言，其实大都如此，原本不必过于认真。偏偏有位博士淳于越，针锋相对地提出驳论，他认为殷周分封子弟功臣，得以享国久远，“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如果突然出现专制朝政的权臣，没有可与之抗衡的力量，国家势必面临危机。结论是，“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淳于越与周青臣的分歧，集中在推行单一的郡县制是否是最好的统治方式上。本来，作为两种不同的政见，在统一后不久，就由当时的丞相王绾和李斯分别作过阐述。王绾等人主张在燕、齐、楚等边远地带，封皇子为王，以利镇抚。淳于越旧话重提，只是希望能就采用何种方式对统治最为有利展开讨论，体现的是士人对时局的关心。在较为开明的政治环境中，不论当政者是否采纳他的政见，都不会导致灾难性后果。但专制欲极强的秦始皇，在独享最高权力多年之后，已容不得半点批评，他把淳于越的忠谏视为诽谤。丞相李斯迎合君主之意，在驳斥淳于越的观点之后；提出了焚书的建议：“今陛下创大业，建万国；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允其所请，随之出现了“焚书”浩劫。李斯提出如此极端的主张，是因为他与秦始皇一样信奉法家以暴力控制思想的学说，“言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五蠹》)，正是他们心仪的政治秩序。“焚书”、禁学的目的在于取缔政治批评，扼杀思想自由。士人的社会批评功能被废止，不仅是士人的悲哀，也是当局者的不幸。不闻谏言，惟闻颂词，政治只能走向黑暗。在“焚书”后的第二年又发生了“坑儒”之事。事情源起于方士侯生、卢生等人批评秦始皇，“天性刚戾自用„„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员，特备员，弗用。
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些批评，是相当准确和深刻的，指出了专制统治的积弊所在。恼羞成怒的秦始皇下令严办，最后将捕获的460多位方士和儒生集体坑杀。
“焚书坑儒“与秦统治集团追求思想统一的努力有着必然的联系。本来，在国家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谋求思想统一，是一种顺乎思维习惯的选择。戗国后期的思想家们，实际上都在一定范围内涉及到对它的论证。但是，用什么手段、用哪种方式去实现思想的统一，原本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的。用非暴力的手段，以综合诸子学说、兼采百家精华的方式，建立起与政治统一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这样的历史机遇在秦朝统一之前就已经出现过，那就是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意在为未来的统一政权提供治国蓝图。由吕氏门客撰著的《吕氏春秋》一书，本来就是开放的文化政策的体现，也是兼收并蓄诸家学说的产物。在他的理论结构中，原本尖锐对立的各学派，可以各安其位，各展其长。如果按照吕不韦的治国理论，秦的统治方式应当有很大不同。遗憾的是，吕不韦在与赢政的权利之争中失败，他的主张也被轻易地抛弃了。秦始皇所欣赏的是申、商、韩非之学，在统一完成之后，骄横自大情绪更使他不可能从容选择和构建稳妥的治国方略，遇到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冲突，自然就会沿用军事征伐时期的思维定式，采用强硬的管制措施，去限制人们的思想自由。
“焚书坑儒”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知识群体和统治者离心离德。显然，文化高压政策，并没有达到统治者预期的统一思想的目的，而是走向了反面。在社会尚能保持稳定之时，士人们保持着沉默，或在暗中做着各种形式的反抗。天下一旦有变，他们就把对统治者的不满，转变为拼死一搏。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儒林代表人物、孔子后裔孔甲(或作孔鲋)迅速投身其中，他率一批儒家士人携带孔门礼器往投陈胜，最后战死在反秦战场上。一大批这样的知识分子，向秦王朝发起了拼死反抗，全然没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犹豫观望之态。因为他们是在复仇，并认定推翻秦的暴政，是履行士人文化使命的必要前提。
秦朝统治者不得不为他们推行的文化专制政策付出代价，这是秦朝短命而亡的原因之一。
西汉王朝建立之后，非常注意借鉴秦朝的历史教训，变酷暴为宽缓。就思想文教政策而言，西汉前期实行黄老“无为而治”，政府避免对思想领域进行强制性干预，各家学说得以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时，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位年轻的皇帝，深知“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奋发求治的时局，他决意借用儒家学说，实现自己为后世子孙垂范立制的远大抱负。他任用喜好儒术的官僚窦婴为丞相、田蚧为太尉，并破格提拔儒生赵绾和王臧分别出任御史大夫、郎中令；执掌实权，还礼聘在野的儒师入朝主持改制之礼，摆出了以儒学治国的姿态。信奉黄老之学的太皇太后窦氏(文帝皇后)发起反击，迫使武帝罢免窦、田，诛杀赵、王，武帝尊儒的第一次努力归于失败。窦氏逝世的第二年，尊儒重教的进程重新启动。儒家公羊学派大师董仲舒借“对策”之机，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建议废止儒学之外的各家异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他的理论依据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认为以儒术来统一全社会的思想是天经地义的。汉武帝同意他的建议，于是就有了后人总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
同样是为了确立国家的统治思想，汉武帝和秦始皇相比，所采取的方法有很大不同。他不是依靠政治暴力手段，而是利用舆论诱导和利益驱动，来推动思想统一的进程。首先，以儒学垄断教育，并进而影响仕途。在董仲舒的建议中就有“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汉书·董仲舒传》)的内容。太学是最高学府，以养士、兴教化、培养官僚后备力量为其主要的办学目的，以《易》。《书》、《诗》、《礼K《春秋》等儒家经典为教学内容。而原来所设置的诸子传记博士皆被罢黜，这就意味着其他学派失去了在太学中授课讲学的权利。为了贯彻太学养士的宗旨，笼络天下读书人为朝廷所用，必须解决好学生的出路安排，即把读书与做官连为一体。起初，在一年一度的考试中，只要通过一经的考试，就可以获得仕进的机会，成绩优秀者可以身据清要之职。一时间，入太学成为做官的捷径；史称：“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历史学科专题讲座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汉书·儒林传序》)后来的太学生们已不及他们的前辈那般幸运，但人仕之门毕竟对他们敞开。大一统政权留给普通读书人的发展空间，实在是以此为最大了。不仅太学中成绩优异的儒生不断被选拔为官员，社会上有影响的儒师也可以被聘任为高级官员。例如，与董仲舒齐名的公孙弘，官至丞相。这批由平民儒生跻身高官的人，博得了“白衣公卿”的美名。读儒家之书可以换来官场得意，难怪社会上要趋之若鹜了。正如班固所言，汉代经学的兴盛，主要是出于利禄之路的诱导。其次．儒学的伦理道德(忠、孝、仁、义、礼、智、信等)被奉为全社会共同的行为准则，必须遵守，一旦有人背离，就会受到全社会的谴责和制裁。再则，置儒家经典于国家法律之上，最明显的象征就是“经义断狱”(或称“《春秋》决狱“)，儒家经典成为判案量刑的依据，当它与国法条文的规定不一致时，通常的取舍是依据儒家教义而不是遵循国法。如此以来，国家表面上并没有以强制手段推行“尊儒”，但这种诱导力所形成的约束作用，却更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还有以下两个问题，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其一，儒家学说能够上升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与它自身的与时俱进有密切关系。与先秦儒学相比，经过董仲舒改造之后的汉代儒学，有明显的不同：就学术内涵而言，汉儒把阴阳五行之学，纳入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就与当政者的关系而言，先秦儒学批判暴政而致力于建立理想化的社会政治秩序，汉儒则退而求其次，转变为承认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包括承认皇帝凌驾于天下臣民之上的专制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汉儒已从批判时政转变为维护现实统治b、正因为如此，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锐思想家往往批判汉代儒学背离了先秦儒学的民本思想，转而与专制统治妥协。其实，汉儒如果想要在实际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做出妥协是必要的，否则不可能得到当政者的承认。而汉儒取得统治思想地位之后’，其代表人物仍在致力于继承先秦儒学的社会批判精神，置天意于天子之上，就是他们希望能够对专制帝王实施约束的努力。当然，其实际效果大小，却已经不是他们所能够操纵的了。
其二，尽管董仲舒建议对其他学派加以“灭”、“绝“，但汉武帝并未实际推行。其他学说只是被剥夺了在官方学校中的传授资格，而未受灭绝式镇压。就是在官场之中，武帝也重用了一批分别具有法家、黄老道家、阴阳家色彩的人物。所以，有人说汉武帝治国、用人之术实际是“外儒内法”。司马迁甚至说武帝“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技)之士，咸得自效”(《史记龟策列传》)，无疑是说武帝实际在兼用百家之学。武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既给儒家以尊崇的地位，又给其他学派留下适度发展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容忍多元文化并存的开明统治术。
摘要： 我认为，数学教学适当的加入数学史的内容，帮助学生了解数学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形成正确的数学观。无论中小学或大学增加了数学史的内容，就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们应当主张数学课程体现数学的文化价值，在适当的内容中提出对“数学史”的学习要求，因此在中小学或大学的教学范围中设立了“数学史选讲”专题。关键词：数学史 数学教学
在数学几千年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它的历史——数学史。
数学史是研究数学科学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数学的历史。它不仅追溯数学内容、思想和方法的演变、发展过程，而且还探索影响这种过程的各种因素，以及历史上数学科学的发展对人类文明所带来的影响。因此，数学史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具体的数学内容，而且涉及历史学、哲学、文化学、宗教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内容，是一门交叉性学科。
长期以来，数学教育与数学史密不可分。许多数学家都很关注数学史及其教育。例如，大数学家F·克莱茵——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ICMI）的第一任主席，他曾经写过《19世纪数学史》；ICMI第二任主席美国数学教育家D·E史密斯曾经很关注中国和日本的数学史，他和我国著名数学史学家李俨先生在1910年就有交往；还有我国的数学教育家、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率先为大学师生和中学教师开设“数学史” 教育课程。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数学史”更深的进入到数学教育中。“数学史”的介入为数学教学注入了青春活力，带来了勃勃生机，唤醒沉睡了千年的洋洋数学文化史，将其重新置于“火热的思考”之中。【1】 因此，我们的数学课程应适当的加入史学元素，反映数学的历史、应用和发展趋势，帮助学生了解数学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逐步形成正确的数学观。
一、国际、国内对数学史的重视
1976年组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数学史与数学教育” 研究组织，其为ICMI的下属组织，简称HPM(即
International Study Group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History and pedagogy of Mathematics)。HPM除经常举行比较小型的区域研讨会之外，还与ICMI同步，每四年暑假举行一次大型国际研讨会。1998年,在法国马塞举行第10个ICMI研究项目的讨论会,名称是“数学教育中的历史(History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可见，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的数学研究者及教育者纷纷开始重视“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结合。
受到国际影响我国也越来越重视“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结合，并积极地参与、组织各种活动。2002年8月9日至12日，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五届汉字文化圈及近邻地区数学史与数学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来自日本、美国、印度、加拿大、港台等地区的代表，并且在大会期间共提交了66篇相关论文。该会议是国际数学史与数学教育学界关于东方数学研究的一个连续会议（该会议每三年举办一次）。此次会议由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主办，全国数学史学会、日本群马和算研究会、内蒙古师范大学、日本和算研究所联合协办，因此受到整个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关注。通过此次会议促进了我国与国际间的接触与交流。
更值得关注和祝贺的是“第一届全国数学史与数学教育会议”将于2005年4月1日到4月4日在西北大学召开。计划通过这次会议促进以下事项并进一步增进与国际间的接触和资源的交流：①综合大学与师范院校的“数学史”课程及教材；②数学教学中数学史的使用及其关系；③不同层面对于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观点；④建立与国际数学史与数学教学学术团队（HPM）的联系，并筹备中国HPM学术团队；⑤设立面向大学、中学数学教师的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研究生班。【2】
不难看到“数学史”正把数学教育引向“数学文化”的轨道。为了弘扬数学灿烂的历史文化，促进数学教育的蓬勃发展，将数学史有机的融入到中学数学教学内容之中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我国数学史教育的现状
在近些年，我国中学数学史教育的现状是不容乐观的。从一份对首都师大附中高一年级共125名学生“关于对数学史的学习兴趣及了解”的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到，学生对数学史
知识了解的不多，仅有2人表示了解得较多，有38.4%的学生知道一点数学史知识，有34.4%的学生想了解数学史，另有25人对数学史不感兴趣。
【3】
从另一份对重庆市一中的高一年级100名学生关于数学科普知识的问卷的调查中更能清楚的了解到现在的中学生对数学史及其科普知识的了解是如此的贫乏。在调查结果中：①知道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的占62%，有32%的学生认为中国上海是主办城市；②知道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取得“1+2”成果的是中国数学家陈景润的占80%；③知道获得中国最高科技奖500万元人民币的数学家是吴文俊的占54%，选（A）王元的占20%，选（B）苏步青的占22%；④知道国际数学界最高奖是菲尔兹奖的占57%，选（A）欧拉奖的占15%，选（B）诺贝尔奖的占4%，选（D）华罗庚奖的占24%；⑤没有一人知道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我国召开的准确时间 ；⑥100人中仅有2人知道在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菲尔兹奖的两位年轻数学家所在的国家是法国和俄罗斯；⑦无一人知道我国政府在数理化等学科中设置的主要重大科技奖；⑧仅有2人知道1982年，美籍华裔邱成桐获得了世界最高数学奖菲尔兹奖。再有，在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数学教科书（试验本）第一至三册中共编入23篇阅读材料（例如，弧度制的由来、向量的三种类型、笛卡儿和费马、欧拉公式和正多面体的种类等等），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往往被教师忽略（或教师本身就不了解）。由于缺乏对数学史的教与学, 使得学了十多年数学的高中学生对演绎法的典范-------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毕达哥拉斯、中国的《九章算数》、秦九绍等等的了解几乎是零。甚至数学专业的本科生不知道“陈省身”是一位数学家。这严峻的现实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恢复高考的近30年来，教师为考而教，学生为考而学；考什么，教师就教什么；考什么，学生就学什么。这导致了大多数学生在数学史及数学科普知识方面了解甚少，使学生只关心考试的东西，对考试以外的知识漠不关心。
相反, 国外的做法却值得借鉴。就从加拿大B·C 省的高中数学教材第10, 11, 12 册(1987 年版)来说 ,它从埃及草纸文书到微积分的产生, 从毕达哥拉斯到牛顿及著名的数学专著等都作了详实的介绍。
【1】
[9]
日本也在数学教科书中适当安排了一些数学史知识，专门设置《数学基础》部分，使学生更有效地了解数学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了解数学问题如何被发现和最终如何被解决、数学和社会的发展如何相互影响等问题。
【3】
更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中小学数学教师不放过大数学家的生卒纪念日和重大数学事件，给学生介绍数学家的辉煌业绩和对数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与国外数学教育相比，我国虽是数学历史最长的国家，数学传统最悠久的国家，数学教育开始最早的国家，世界上可媲美的也许只有古埃及和巴比伦，但我国的“数学史”教育相对国外比较落后。作为一名数学学者我内心感到震撼和愧疚。
三、“数学史”在教育中的作用
一、数学史弥补了课程上的空白，丰富了中学数学教育的内容。
纵观几十年来的中学数学教材，涉及数学史的内容很少，也比较零碎。在过去很长的时期里，我们的中学数学教育已基本上形成了重知识的双基教学和能力培养，轻知识的素养教育和情感熏陶；重形式体系和逻辑推理，轻人文意义和算理算法的惯性，这也就造成了不少学生能求解千奇百怪的数学难题（仅仅是“习题”，而不是“问题”），而不了解最基本的道理，能记住种种解题的模式，却忘掉了数学的本和源，读完中小学的12年后，留给他们的数学仅仅是加减乘除，开方乘方而已。当问到陈省身是谁？有的学生反而问：“他是不是一个大款？还是一个歌星？黑客？”而有些学生对希腊的几何大师——欧几里得、数学之神——阿基米德；德国的数学王子——高斯，数学巨星——希尔伯特；身残志坚的瑞士数学英雄——欧拉，甚至连我国古代的著名数学家祖冲之、刘徽等都不知道，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中学数学教育的一大缺陷。通过数学史的学习，将弥补了数学课程上的空白，为学生构建一个了解数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的平台，也给学生提供了了解若干重要数学事件、数学人物和数学成果的机会。
2、数学史能够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兴趣，激发他们学习数学的热情
数学在大多数学生眼中是一串串抽象的不可捉摸的逻辑理论，他们对数学感到很陌生，更感到乏味。可以说，数学是成绩提高的一个瓶颈。这其中关键原因在于他们对数学缺乏兴趣及对数学没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在对河南省新乡市的四个中学关于“高中生学习数学情况” 的调查中发现：“我不喜欢数学，但为了高考，我必须学好数学”的学生占被调查者的比例高达62.21%，而对数学“很感兴趣”的只有23.12%。因此，如何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及扩展他们对数学的认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顺水推舟，以兴趣为突破口，充分发挥数学史教育的重要作用是可行的办法之一。
综上可看，若在教学内容上增加数学史方面的内容，并指出要通过数学史的学习使学生“体会数学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加深对数学的理解，感受数学家的严谨态度和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
[6]
[5]为此我们进行了北院调查，在100名学习数学史的同学中他们对数学伟人的兴趣也许远大于数学知识本身，他们很喜欢听高斯的故事，但很少专心于高斯函数；他们能了解欧拉，但不能记住欧拉定理；他们知道很多牛顿的故事，但对有关牛顿在数学中的贡献可能知之甚少。所以教学过程中要因材施教，在教学活动中加入数学史知识，这样既能为教学增加新的元素，活跃课堂气氛，使数学课堂不再枯燥，又能激发学习兴趣。虽然这些内容初看与中小学数学教学要求相去甚远，但它给学生留下的却是课本知识所难以直接给予的学习兴趣与热情。
向学生介绍一些数学家的生平或者历史上数学进展中的曲折历程以及在教学中提供一些历史的真实问题，可以了解他们的成长经历，体会他们的奉献精神，学习他们的道德情操，感受他们的治学态度，借鉴他们的思维方式。任何一门学科的前进和发展的道路都不是平坦的，数学发展史中的高潮及其成功的经验可以作为今后发展数学的借鉴，而低潮和失败的教训可以帮助我们今后少走一些弯路，历史上的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可以给后人以启迪。
3、通过数学史的教育，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科学的精神
数学史上不仅蕴藏着丰富的数学思想方法，还留下了数学家们奋斗拼搏的足迹。因此，我们不仅要引导学生从数学史中学习数学的科学方法，还要让学生去学习数学家的高尚品格。克莱茵说的好“数学的情况如造型艺术，向先贤学习，不但有益，而且必要，„，保持一流大师的遗风，回到固有的生动，活泼的思考，回到自然。”这说明数学史的教育功能不能忽视。
现在的中学生最反感空洞的说教，没有生动的事实，没有详尽的资料，对学生进行科技教育，其收效甚微，要给学生展现生动活泼的事实与资料，数学史常常是最有说服力的材料，让人信服。具体在教学中可以介绍某些数学思想、方法、定理、公式产生的背景和发现过程，了解数学思想、方法的来源，从而启迪学生的科学思维；结合以数学家名字命名的定理、公式，介绍这些数学家的生平、数学成就和对数学的追求，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求知欲，培养学生热爱数学，追求真理的良好科学品质。例如，向学生介绍勾股定理的证明方法时，介绍我国古代数学家赵爽利用“勾股方圆图”证明勾股定理的巧妙方法。其证题思路是：“按弦图，又可以勾股相亲为朱实二，倍之，为朱实四。以勾股只差自乘为中黄实，加差实，亦成弦实。”此段文字用数学式子表示为：2ab+(b-a)=c 即为a+b=c。（如图）这种证明方法让人感到独特与简洁，融几何和代数于一体，体现了数形结合的思想。
在古代我们的先人能想到这样的证明方法，不能不叫人叹
服。又例如，当向学生介绍集合知识时，我们可以向学生
介绍集合的创始人德国数学家康托尔为科学而疯的传奇故
事。通过介绍这些知识，培养了学生像数学家那样敬业献
身的科学精神。
只要恰当地运用好数学史，就能够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开阔他们的视野，激励学生热爱科学，敢于创新的精神，培养他们良好的个性品质，使数学课程在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过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4数学史知识具有提高学生数学素养的价值。
第一，能够提高学生对数学问题的解决技能，数学史提供了解决类似问题的多种途径，不同算法和多种策略，促进学生形成思考多种解题方法并给予合理评价的能力；
第二，能让学生奠定深刻理解数学问题的基础和意识，数学史知识能使教学主题容易被学生接受，也能指明特定思想和程序产生的由来，为深刻地理解数学概念做好了铺垫；
第三，有助于学生认识和建立丰富多样的数学联系，包括不同数学知识之间的联系，数学及其应用之间的联系，数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而这些联系承载着不同的时代，超越了不同的文化，也跨越了不同的领域；
第四，能够让学生明确数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数学与社会的作用是互动的，一方面，不同文化的规范和实践影响了数学，社会实践是数学发展的动力，生活实践是数学的真正源泉，另一方面，数学也影响了人们思考问题和改造世界的方式。
总而言之，数学史在提高学生数学素养上有它独特的魅力。它有助于学生培养严谨、朴实的科学态度和勤奋、自强的工作态度，逐步形成理智、自律的人格特征和宽容、谦恭的人文精神。
5学习数学史为德育教育提供了舞台
在《标准》的要求下,德育教育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主要是政治,语文,历史这些学科的事了,数学史内容的加入使数学教育有更强大的德育教育功能,我们从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一下.首先,学习数学史可以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现行的中学教材讲的大都是外国的数学成就,对我国在数学史上的贡献提得很少, 其实中国数学有着光辉的传统,有刘徽,祖冲之,祖暅,杨辉,秦九韶,李冶,朱世杰等一批优秀的数学家,有中国剩余定理,祖暅公理,“割圆术”等具有世界影响的数学成就,对其中很多问题的研究也比国外早很多年.《标准》中“数学史选讲”专题3就是“中国古代数学瑰宝”,提到《九章算术》,“孙子定理”这些有代表意义的中国古代数学成就.然而,现阶段爱国主义教育又不能只停留在感叹我国古代数学的辉煌上.从明代以后中国数学逐渐落后于西方,20世纪初,中国数学家踏上了学习并赶超西方先进数学的艰巨历程.《标准》中“数学史选讲”专题11—— “中国现代数学的发展”也提到要介绍“现代中国
数学家奋发拼搏,赶超世界数学先进水平的光辉历程”.在新时代的要求下,除了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让学生认识到爱国主义不是体现在“以己之长,说人之短”上,在科学发现上全人类应该相互学习,互相借鉴,共同提高,我们要尊重外国的数学成就,虚心的学习,“洋为中用”.其次,学习数学史可以引导学生学习数学家的优秀品质.任何一门科学的前进和发展的道路都不是平坦的,无理数的发现,非欧几何的创立,微积分的发现等等这些例子都说明了这一点.数学家们或是坚持真理,不畏权威,或是坚持不懈,努力追求,很多人甚至付出毕生的努力.阿基米德在敌人破城而入危及生命的关头仍沉浸在数学研究之中,为的是“我不能留给后人一条没有证完的定理”.欧拉31岁右眼失明,晚年视力极差最终双目失明,但他仍以坚强的毅力继续研究,他的论文多而且长,以致在他去世之后的10年内,他的论文仍在科学院的院刊上持续发表.对那些在平时学习中遇到稍微繁琐的计算和稍微复杂的证明就打退堂鼓的学生来说,介绍这样一些大数学家在遭遇挫折时又是如何执著追求的故事,对于他们正确看待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树立学习数学的信心会产生重要的作用.最后,学习数学史可以提高学生的美学修养.数学是美的,无数数学家都为这种数学的美所折服.能欣赏美的事物是人的一个基本素质,数学史的学习可以引导学生领悟数学美.很多著名的数学定理,原理都闪现着美学的光辉.例如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是初等数学中大家都十分熟悉的一个非常简洁而深刻的定理,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两千多年来,它激起了无数人对数学的兴趣,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印度国王,美国第20任总统等都给出过它的证明.1940年,美国数学家卢米斯在所著《毕达哥拉斯命题艺术》的第二版中收集了它的370种证明,充分展现了这个定理的无穷魅力.黄金分割同样十分优美和充满魅力,早在公元前6世纪它就为毕达哥拉斯学派所研究,近代以来人们又惊讶地发现,它与著名的斐波那契数列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同时,在感叹和欣赏几何图形的对称美,尺规作图的简单美,体积三角
公式的统一美,非欧几何的奇异美等时,可以形成对数学良好的情感体验,数学素养和审美素质也得到了提高,这是德育教育一个新的突破口.6、恰当地加入“数学史”内容，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有了兴趣就有可学习的动机。在一般情况下，动机愈强烈，学习的积极性愈高，潜能的发挥愈好，取得的效率也愈佳。与此相反，动机的强度愈低，效率也愈差。因此，学习效率是随着动机的增强而提高的。那是不是数学史的教学内容越多越好呢？答案是否定的。
心理学家耶基斯和多德森的研究证实，动机强度与学习效率之间并不是线性关系，而是倒U形的曲线关系（如图）。从耶基斯和多德森定律中受到重要的启示，学习动机过强或过多对学习和保持都是不利的。因此在数学教学中，数学史的增加应该是适当的，科学的。没有时间象园丁那样去亲手栽花，不妨当个观赏者“走马观花”，尽管体验不会很深，但是那些颜色最鲜艳的、气味最芳香的、造型最优美的佼佼者，却能久久的留在记忆中。数学史只要发挥了它的作用就应点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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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强
内容提要：
“二十一世纪的数学大国”，“中国数学率先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国数学界和数学教育界的共同愿望。一直以来，中国数学重视基本运算，基本训练，注意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在国际上，中国学生的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但西彦有云：“你可以将马拉到河边，但你无法迫使它喝水。”我们把学生集中在教室里，也并不等于他们进入了主动学习的状态。因此，让学生学习数学，首先应该让他们接受数学，了解数学，了解数学的历史和现状。在我省实施的人教版新教材中，已经把数学史作为一门选修课，在必修中，每部分也都出现了大量的数学史知识做为阅读内容。笔者通过实践证明：数学教学过程中适当向学生介绍一些数学史知识，对数学教学和学生的学习的确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提高学习兴趣
数学从表面看来是枯燥无味的，特别是一些成绩相对较差的学生，更是对数学学习失去兴趣。因此，介绍数学史中的一些数学家发现真理的思维的艰辛过程，让学生知道数学家在创造性劳动中同样遇到困难，挫折甚至失败。这样，会对学生增强信心，坚定学生学好数学的信念。另一方面，数学史中一些有趣的、动人的事实，既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又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我们在几何中学习“勾股定理”这节内容时，关于这一重要定理，可穿插这样一个小故事：在古希腊，相传毕达哥拉斯发现勾股定理时，“欢欣之情，不可言状”，宰了100头牲畜祭缪斯女神（神话中掌管文艺、科学的女神）以酬谢神的默示。这个典故不但可以加深学生对勾股定理的认识，更激发起学生学习勾股定理的兴趣。像这样的典故、有背景的例子在数学史中非常之多，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或在数学史课上适当加以应用，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会有极大帮助。
二、数学教育功能
1、揭示数学真理的特性。
数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特别是数学真理，它不同于其他科学真理的最大特征，是它的结论必须经过严格的逻辑证明。数学的对象是形象化的思想材料，它的结论是否正确，一般不能像物理等学科那样，借助于可重复的实验来检验。而主要用严格的逻辑推理来证明，而且一旦由推理证明了结论，那么这个结论也就是正确的。
2、提示数学的认知规律。
现代心理学家发现了一个能够体现数学认知功能的“遗传法则”：数学发展的历史顺序，通常也是学习数学的大致顺序，数学家们体验过的困难之处，也大致是学生学习中的难点。而数学家们常通过归纳、类比和猜想等直觉思维去发现重要的结论，然后才考虑它们的证明，因此，向学生介绍这些数学史知识，可让学生了解数学家发现真理的思维过程，从而揭示数学认知规律和思考问题的方法。
三、对学生起到思想教育的作用。
1、培养学生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品质和初步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这是《数学教学大纲》结合数学的特点对学生思想教育方面作出的规定，事实上，数学史中可以个用于说明唯物辩证法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说“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产生的，但是，正如同在其他领域中一样，从现实世界中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相脱离，并且与现实世界对立。”数学的发展就是这样遵循辩证法规律的。向学生展示这样的规律，对培养其唯物主义观点有莫大的帮助。
2、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
数学家阿基米德的故事是表现爱国精神的一个典范。阿基米德诞生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城，年轻时曾去亚历山大城学习，后来返回叙拉古，毕生从事科学研究。公元前214——前212年，罗马侵略军围攻叙拉古，阿基米德设计的城防装置曾使兵临城下的敌人长期受阻。不料由于内奸的破坏，叙拉古城最终陷落。这时阿基米德依然在专心致志地思考沙盘上的几何图形，当他突然发现一个罗马兵出现在他面前，只说了一句“不要动我的图！”就被那士兵刺死了。他虽然丧身罗马兵刀下，但是他的杰出的科学成就和爱国主义精神，二千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景仰。在建设数学大厦的过程中，中国数学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古典数学是数学中的珍品，它的成就可同希腊数学相媲美，如祖冲之对圆周率的计算结果为
3.1415926<<3.1415927。这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好的结果，而且这一纪录在世界上保持了1000年之久，其子祖暅子承父业，进一步钻研，创造性地发现了球体的体积计算公式V=R，完成了其父未竞事业，这种家庭历代成员对数学的贡献，为后世学者树立了榜样。此外，中国数学在十进位值计数法，分数运算，正负数概念及计算，线性方程组解法及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等很多方面都曾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这充分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擅长数学的民族。在教学过程中适当地颂扬这些中国古典数学的伟大成就或某些科学家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3、培养学生献身科学事业的高贵品质。
为了求解一个数学问题，数学家常常几代人前仆后继，表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上文提到的祖冲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从意大利数学家于16世纪发现三次、四次方程的求根公式后，许多优秀科学家投身到寻求五次方程根式解的研究。但经过200多年的奋斗，依然没有成功。为此挪威科学家阿贝尔更是贡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年轻时代爱读拉格朗日和高斯著作的阿贝尔不断钻研高次方程的解法，读大学时，他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如何用代数方程解五次方程，但不久就纠正了这种想法，他在1824年的论文《论代数方程，证明一般五次方程的不可解性》中，证明了用根式解五次方程是不可以的。但他的天才发现却遭到冷遇，去欧洲大陆谋求教职的努力失败，在贫困交加中死去，时年27岁。一些大的数学家诸如阿基米德、刘徽、欧拉、高斯和牛顿等等，都具有十分高尚的品德和献身科学事业的情怀。这些都是不失时机的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生动素材。
四、起到美学教育的作用。
数学家孜孜不倦地研究数学，和他们对美的追求是分不开的。数学中充满着美的因素，数学美是数学科学的本质力量的感性与理性的呈现。古今中外有不少数学家都用像诗一般的语言赞颂过数学美。
普洛克拉斯早有断言：哪里有数学，哪里就有美。
罗素认为：数学，如果正确地看它，不但拥有真理，而且也具有至高的美，正像雕刻的美是一种冷而严肃的美，这种美不是投合我们天性的微弱方面，这种美没有绘画或音乐的装饰。它可以纯净到崇高的地步，能够达到严格的只有伟大的艺术才能显示出那种完美的境地。
不仅这些，亚里士多德，庞加莱，及我国数学家徐利治等，都对数学美有着同样深刻的感触。既然如此，我们在数学史课上使可结合具体的能够展现实现美的例子印度学生欣赏实现美，提高学生的美学欣赏能力。比如以下几种常见的数学美：
1、曲线美如正弦曲线如图
2、公式美如tan18°+tan36°+tan54°+tan72°
该式本身有一种和谐美，四个正切值排列整齐，角度每次增加18°，且首末两项及距首末等远的两项角度之和为90°，因此化简时必须利用这种和谐关系而采用重新组合的策略。
3、图形美如黄金分割
线段的黄金分割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主要是由此而构成的长方形给人“匀称美”的感觉，黄金分割比w=„„被誉为“人间最巧的比例”。一些名画的主题，电影的画面主题大都放在画面的0.618处，给人以舒适的美感。
4、对称美上述正弦曲线就是轴对称图形，能给人以舒适的美感。杨辉三角更组成美丽的对称图案：
121
1331
14641
15101051
„„
从数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对美的追求曾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数学的发展。教学过程中适当的让学生欣赏这些数学美，不仅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又能使学生的思维目的性得到应有的锻炼，达到美育的效果。
关键词：文史结合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间地带” 意义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意识最为浓厚的民族之一，中国人历来重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中国学术的各个领域历来重视从历史发展线索中寻求各自的规律，中国古代文学自然也不例外。“文史结合”既是中国史学也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更是当代中国传统文化推广普及和对外传播的基本要求。但就当前大学生的国学基础而言，整体上比几十年前，乃至十几年前的学生都要薄弱很多，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接受自然存在更多的障碍和困难，咀嚼、消化传统文化的耐心也相对不足。在就业压力较大的环境下，学生更不容易安下心来从事专业学习，相对于应用学科而言，基础学科的学生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形。从教学过程来看，由于内容的庞杂、以及现实教学时间的限制，用于阐明大纲、揭示规律的教学时间往往不得不大量挤压接触和理解作家、作品所用的时间，“现象”层面的内容尚未吃透，“本质”层面的东西就难免强行灌输，感性认识不足，如何自然而然地上升到理性认识？违背认识规律，自然难以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增进学生对于作家和作品的理解，就成为提高文学史教学质量的重要突破口。再就一般文学史教材的编写而言，文学作品所赖以产生的历史背景，在一般教材上往往不可能写得太过详细，因为教材自有其体例和篇幅的要求，但对于讲授者来说，作品分析的宗旨在于把作品的思想感情内涵讲透，若只以教材上只言片语的背景描述作为讲授依据，显然无法完成这一任务。这就需要讲授者在课前对作品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作详细了解，对作家创作时心态、情感的把握尽量做到成竹在胸；而在课堂上正式讲授时则应当对背景资料予以适当剪裁，以有助于学生思想感情的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
根据多年来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过程中，适当增大准确解说作家、作品相关历史背景、文化环境以及创作本事的时间比重，争取在有限的课时内把这一部分问题说清、说透，明显要比单纯从文字层面上解释作品本身效果要好。在通读多数作家全集还不太现实的本科阶段，作品的文字、音训，学生完全可以参照诸如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主编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读》（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作品选注》（中华书局）等学术质量比较可靠的专门性教材自行解决。如果教师对此类教材中的解说偶有不同意见，而且言之有据，完全可以在课上稍加点拨，以平等的态度与学生商榷，这样往往能够引发学生深入研究的兴趣（商榷过程放在课下完成）。总之，教师侧重阐释“文”“史”交叉的“中间地带”，作品文字疏通的工作则由学生独立完成，就实际教学效果来看，教师比较容易把作家、作品的解读在提纲挈领中推向深入，大学生的自学和治学能力、研究兴趣也容易得到大幅度提高。笔者拟结合实际教学环节中的部分例证，对“文史结合”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中的重要意义予以具体说明。
第一，作家对社会时事的反应和看法，是表现其性情、人格的重要内容。言为心声，虽然无数杰出的作家早已隐入历史长河，然而他们的作品流传至今，仍然鲜活地呈现着他们在不同历史情境下的心理跃动，仍然生动地展示着他们的性格和品格。长久以来，曹操已经成为通俗文艺中典型的白脸奸雄，但历史中的曹操显然并不是这种一无是处的反面形象，鲁迅、郭沫若早已写过翻案文章，无需笔者辞费。我们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课堂上所要强调的是，曹操的某些文学作品，恰能说明他在汉末战乱的环境里，是一个少见的能够代表历史进步力量的杰出人物。比如他的《蒿里行》，比较集中地表现了东汉末年在天灾人祸交互作用之下社会的凋敝残破，以及东方军阀名为讨伐董卓、实际上却各怀鬼胎的现实：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1]（卷二七）
诗中提出如下几个汉末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民生凋敝、人口锐减；联合讨伐董卓的东方军阀为争权夺利逡巡不进、自相残杀；袁氏兄弟图谋另立皇帝或自行称帝。将曹操的《蒿里行》与《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籍记载相印证，可以说明这样几个问题：一，曹操的诗作对汉末社会现实的反映是真实的，而且比历史记载更加生动；二，曹操对东方军阀表面上标榜大义实际上却只顾谋求私利、并且因私害公的行径十分不满，并提出指责；三，曹操对百姓、士卒的疾苦给予了真实生动的表现，并且表达了哀悼和同情。以上种种都是当时其他军阀没能做到的，已属难能可贵。结合曹操发展屯田、裁抑豪强、统一北方的举动，可知曹操的目的归根结底在于铲除割据、统一华夏、稳定政治、发展经济。尽管他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不光彩甚至残酷的手段比比皆是，但在当时毕竟代表了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大量古典小说、戏曲中曹操的“奸雄”形象，应当与《蒿里行》所展示的曹操合观，才有可能更加贴近这一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
第二，尽可能地贴近和体验历史情境，是准确把握作品思想情感的必由之路。文学作品的抒情方式各有不同，或直抒胸臆，或委曲婉转，或欲言又止，或深藏不漏。对那些思想情绪比较隐晦的作品，单凭文字层面的解读很难抓住情感核心，结合历史环境或作家生平经历往往能够顺利解决问题。历史不可能被再现或克隆，但依据传世文献或考古发现，很多历史情境可以被当代人贴近，贴近了作家本人的历史，也就更容易贴近作家的内心世界。如曹操著名的乐府歌辞《步出夏门行·东临碣石》：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1]（卷三七）endprint
这首歌辞就文字训释而言比较简单，略具古汉语知识即不难明了，对于本科一二年级的同学来说，理解文字层面的意义绝非难事。但要深入理解这首乐府诗，关键在于把握曹操写作时的情感和心境，并在此基础上把握曹操的胸怀和气度。这个问题仅仅通过文字层面的理解是不容易解读到位的。因为这首诗的绝大篇幅只不过是描写今天北戴河一带的海水、山岛、秋风、草木，以及日月星辰这些对一般读者来说并不陌生的自然风物，最后一句看似有些抒情色彩，其实反而比较空洞，因为这类句子是当时乐府歌辞中极为常见的套语，曹操为《步出夏门行》这首曲子所作的另一首歌词《龟虽寿》，最后也有这么两句。现在通行的文学史教材，一般只指出此诗作于曹操北征乌桓之时，这个说法未免过于笼统：曹操为什么北征乌桓？此诗作于打乌桓之前还是之后？北征乌桓的结局是胜还是败？此事对于曹操以及当时政局有何意义？古代文学史课程显然并非要把研究历史真相作为目的，但如果不搞清楚这些问题，显然不利于对此诗情绪的把握。征诸史籍，建安五年（200）冬，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败袁绍，建安七年袁绍病亡；建安十年正月斩袁谭，冀州平；袁绍之子袁熙、袁尚逃奔乌丸（即乌桓）；十二年，曹操征乌丸，大破蹋顿于柳城（今辽宁朝阳），袁熙、袁尚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为康所杀；九月，曹操自柳城班师。《步出夏门行·东临碣石》这首歌辞正是写在曹操凯旋途径碣石山（今河北秦皇岛昌黎县）之时。可以说，剿灭袁绍残余势力，是曹操北征乌丸的主要目的所在。在当时的中国北方，袁氏父子是曹操最为忌惮的劲敌，消灭袁氏及其残余势力，对曹操统一北方来说意义重大。《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认为，曹操铲除袁绍之后便取得了“天下莫敌”[2]（卷一）的战略优势，虽然三国鼎立的局面持续了至少六十年，但曹魏灭蜀、西晋灭吴而使中国再次统一的基础，毕竟在曹操时代已经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最大障碍就在河北袁氏，由此可知陈寿所言不虚。只有了解了这个历史背景，才有可能比较深入地把握曹操写作“东临碣石”时的心理状态：那是在统一中国北方的进程中刚刚取得决定性突破的关头，一个踌躇满志的完胜者的豪迈心态。曹操倚靠雄峻的碣石山，眺望沧茫的大海，虽然秋风萧瑟，却绝无古代文士笔下所常见凄凉悲怆的悲秋之感，丰茂的植被、浩淼的波涛，构建出一幅雄浑壮阔的自然图景；当作者想到光辉灿烂的日月星辰无不在广袤无垠的大海上升腾降落，这种海天浑融为一体的构思，足以把作者吞吐天地宇宙的昂扬、豪迈和乐观情怀表现得生动淋漓。如不能把这个历史背景讲清楚，单凭作品文字本身是无法准确全面地把握曹操创作时的真实心态的。
第三，全面深入地了解历史实况，是准确把握文学作品主题的前提和基础。主题是文学作品的基本观点、核心思想或根本创作目的，一般来说，杰出的作品主题往往比较明确，但也不是没有例外，有的作品主题并不单纯，有的作品主题比较隐晦，对于这类状况，课堂教学中首先要考虑结合史实予以深度挖掘。比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不伦之恋既有批评，也有同情，这种看似矛盾的双重主题并行现象，首先可以说是唐代独特的文化氛围所孕育的成果。出于种族血统等原因，李唐皇族中的不伦之恋比较常见，唐代社会对此类现象也比后世宽容；虽然唐帝国对待各种宗教、学术思想态度比较开放，但自汉代以来，儒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早已确立，唐代也不例外。李、杨爱情遭到诟病，是因为它违背了儒学所倡导的道德伦理；然而它又得到唐人的普遍同情，则与当时世风的开放有关。儒家道德伦理同唐代社会特别是皇族风俗之间的矛盾是构成《长恨歌》双重主题并行的主要原因。其次，根据新、旧《唐书》等史料的记载，可知唐玄宗沉溺风月虽然可以说是唐代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但这笔账毕竟不能都算在杨贵妃一个人的头上。杨贵妃同历史和传说中多有荒淫残暴之举的妲己、褒姒毕竟有很大不同，她基本上不参与、甚至不怎么干涉实际的政治运作；所谓“五杨”家族打着贵妃的旗号、利用裙带关系所造成的罪恶，显然不能直接记入杨贵妃的人生账簿。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她被赐死马嵬驿，在很大程度上是做了政治事变的牺牲品，这个问题后世学者、作家普遍能够看清楚，《长恨歌》的双重主题即是这种历史观念的典型反映。另如盛唐高适著名的边塞诗作《燕歌行》、晚唐李商隐一系列难以索解的如《无题》诗等作品，其主题都需要密切结合史实予以细致、谨慎地探研。
第四，历史实况是衡量文学作品艺术化程度的基本尺度。优秀的文学作品不同于现实，它通过夸张、想象、变形等艺术手段对现实予以加工改造，既是对客观现实的超越，也是对社会现实本质的集中反映。比如夸张是汉赋最突出的艺术表现特征，历史上不少学者都认为汉赋的描写不过是虚辞滥说，汉赋中的宫观、山川、仪仗等等无非出于虚构和想象，左思就说汉赋“侈言非验，虽丽非经”（《三都赋序》）；刘勰说“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司马）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文心雕龙·夸饰》）。实际上，这个问题不能作如此简单化的理解。东汉班固的《西都赋》、张衡的《西京赋》都曾竭力铺陈西汉长安宫殿规模的宏大，往往同样被后世学者想当然地视为夸张，然而今天的考古发掘结果却不能不让我们重新审视汉赋中的相关描写。比如未央宫，东西长2150米，南北宽2250米，内部建筑40多座，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而明清故宫的面积是0.72平方公里，大约只相当于未央宫的七分之一。未央宫前殿居全宫的正中，据说是利用龙首山的丘陵造成的，基址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约200米，北端最高处约15米，由南往北有三个大台面，递次增高。[3]（P49、P58）建筑也很高大，《三辅黄图》说：“前殿东西五十丈（合117.5米），深十五丈（合35.25米），高三十五丈（合82.25米）。”[4]（P114）整体来看，未央宫不仅占地广、规模大，而且地势高，气势极其壮观雄伟。另外，西汉长安城中还有长乐宫、明光宫、桂宫、北宫、建章宫等一系列规模庞大的宫殿建筑群，长乐宫的面积比未央宫还要大。班固《西都赋》说：“树中天之华阙，丰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应龙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栋桴而高骧。”针对刘勰对汉赋“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之类的批评，元代学者李好文在所著《长安图志》中说：“赋语文人之词，固多乖诞，然身未尝至，目未尝睹，亦未可辄拒而不信。尝读汉人之赋，遂知西京台观之盛。……予至长安，亲见汉宫故址，皆因高为基，突兀峻峙，崒然山出，如未央、神明、井干之基皆然，望之使人神志不觉森竦，使夫当时楼观在上又当如何？由是观之，则数公之言，未可遽为张大也。”他通过实地考察，认识到汉赋所描写的长安宫之雄伟壮大，可谓确有所本，并非毫无根据的夸张。不能因为后世建筑已经没有汉代宫廷建筑的宏大规模，便想当然地将汉赋的描绘一概归之于夸张。endprint
第五，了解历史文化环境和整体文化氛围、文学风尚，是理解作家作品艺术风格及其成因、以及给予准确历史定位的基础。只有真正地把作家作品放在当时的文化和文学环境中加以客观考量，才能对他们的历史价值给予准确评判，才有可能在较大程度上避免把当代标准强加在古人身上、从而导致思想评价和艺术定位畸轻畸重的弊病的出现。如南朝后期的“宫体诗”，题材狭窄且多涉色情，无法反映广阔的世相而致力于追求辞采、声韵等形式特征的精美，在相当长时期内评价不高，亦无法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但思想境界低、重视形式美绝非学者们普遍不予重视的理由，不能因为不符合今天的道德和审美标准就将文学史上这种重要的文学流派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那显然不是科学的态度。“宫体”正是梁、陈时代宫廷贵族圈子里那些文人生活视野、道德水准以及审美情趣的真实表现，它是认识那个时代部分历史实况的重要参照；而且就其艺术形式而言，它在情态、情感表现的细腻程度上，以及声韵的和谐程度上都远比之前的诗歌有所进步。忽略了宫体诗，就无法建立魏晋诗歌与隋唐诗歌之间的历史衔接；不能从梁陈时代宫廷文人的真实生存环境出发去考察宫体诗，也就无法深入发掘它的艺术价值和历史贡献。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史研究者已经普遍能够结合历史文化环境对宫体诗的思想内容给予较之以往更加客观的评价，也能够将道德评判和审美评判结合起来，对宫体诗的历史贡献给予更加准确的定位，这充分显示了文学研究对历史的尊重。再如曹操和陶渊明，就其艺术成就而言，在今天的文学史框架中均可以算是第一流的作家，但在南朝梁代钟嵘的《诗品》当中，却分别属于上、中、下三品中的下品和中品，这个现象的“所以然”，乃是钟嵘时代在文学上普遍崇尚文学形式的华丽，因而曹操、陶渊明比较质朴的文风在当时明显边缘化，不容易受到普遍的欢迎。
列宁曾说：“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5]（第二卷，P512）《中国古代文学史》课堂上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讲授，亦应作如是观。高等学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目的，最突出者无非这样两点：一，促进学生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把握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二，让学生掌握中国文学史的基本研治途径和方法，初步培养独立治学能力。“文史结合”显然是顺利、有效地实现这两个基本目的的必然途径。
（基金项目：青岛大学教学研究项目“《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文史结合尺度研究”，编号：JY1105。）
注释：
[1]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
[2]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3]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4]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
[5]列宁：《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