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证明

工作证明（精选5篇）

工作证明 篇1

《辽宁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停止使用契税完税证明和耕地占用税完税证明的公告》颁发之后, 沈阳市地税局直属分局对该项工作合理估计, 积极应对, 统筹安排, 充分部署, 确保停用《契税完税证明》工作平稳过渡。一是积极发布公告。通过大厅电子屏幕滚动播报, 工作窗口、咨询台立公告牌等多渠道告知纳税人, 及时做好宣传工作。二是抓紧处理余卷, 集中清理大件。分局统筹兼顾, 在保证日常窗口工作的同时, 调配工作人员加班加点, 抓紧处理手中遗留案卷, 同时安排业务能手着力清理大件。三是组织窗口工作人员全员学习, 发挥业务骨干带头作用, 号召各组业务骨干带头学习、主动指导, 组织工作人员在模拟系统中勤加练习, 达到人人能够熟练操作优化系统, 保证优化系统应用后办公顺畅。

“奇葩证明”证明了什么 篇2

那些无法自证的清白

4月底，淮北一位女孩遇到一件烦心事，因自己办理教师资格证需要居委会认定无犯罪证明，居委会要求必须派出所先开具无犯罪证明他们才能盖章，派出所要求必须需要无犯罪证明的单位先开需要无犯罪证明的证明，他们才能给开无犯罪证明，而当地教育局表示，不需要他们开需要无罪证明的证明，这让闫敏很是无奈。虽然最终闫敏得以拿到无犯罪证明，但是中间的这些曲折还是让她哭笑不得。

人民日报也曾报道过一件“如何证明我妈是我妈”的奇葩事件：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却被要求出具陈先生和紧急联络人的母子关系证明。陈先生早已落户北京，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户口簿上早就没有了陈先生的信息。

头疼之际，有人给陈先生指了一条道：到父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开个证明。先不说派出所能不能顺利开出证明，光想到为这个证明要跑上近千公里，陈先生就恼火。最后这一难题的解决，得益于向旅行社交了60元钱。

除了证明“无犯罪”、“我妈是我妈”外，还有各种各样无法自证的清白让人无语凝噎：去银行兑换残币要求开证明；保险理赔要求社区开具“非打架斗殴受伤”证明；户口本丢失要去社区开丢失证明……这样那样的证明，听起来莫名其妙，办起来更让人东奔西跑。

社区公章成“万能章”

日常生活中，不仅百姓被各种奇葩证明搞得焦头烂额，社区居委会也是受害者之一。

在某社区居委会，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人来盖各种各样的章。申请养老金认证、开小卖铺要出证明、外地户口想给自己的电动车上牌也需要证明……

该社区居委会负责盖章的工作人员说平均每天要出具20多个证明。眼花缭乱，盖章人自己都觉得盖着“悬”。看着居民着急，盖章的人有时候只能“铤而走险”帮居民办事。

可让工作人员感到无奈的是，很多不在社区能力范围内的事，也要社区来出具证明。“比如说，之前有一个人存折丢了，银行叫他来我们这里开证明，证明他存折丢了，这怎么证明？还有，有些人要贷款，要到居委会来开具证明，证明他有偿还能力，我们坚决不开这样的证明。”

社区工作人员坦言，他们每天盖20多个章，有时候会有担忧。“比如居民要办土地证，就要社区办证明。但如果出错了，一级一级下来，是我们提供的，就追究我们的责任。”

“居民不了解这些证明的出处，认为我是本社区的居民就应该能证明许多问题，不给开是在故意刁难，拿架子，不作为。”北京某社区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但是我们社区有近6000户业主，居委会不可能对每个业主的职业、家庭关系等信息都一一掌握，要求社区开那些信息是勉为其难了。遇到居民不理解，我们也别无他法，一是办事人员必须了解相关法律政策，二是必须耐心的解答。”

众多的证明成了社区的负担。一位社区工作人员认为，大到开具财产公证，小到居住证明，各个部门能推的就全推到社区来，让社区出具第一手证明，这并不合理。这位社区工作人员建议：“各个部门之间应该建立信息共享制度，对于一些需要证明的东西，应该简化，不应该一概推给社区。各部门应该各司其职，尽量少让奇葩证明影响社区工作。”

打破信息壁垒

前文提到的陈先生为了证明“我妈是我妈”，向旅行社交了60元钱，旅行社就为他搞定了一切。可见，有些所谓需要开具的证明不过是一道收费站。有些证明当事人开具不了，或者开具的成本很大，于是，便有了各种代办，随之有了代办费，更有了生财之道。现在，我们依然能看到各种检测站旁边都有寄生的代办公司或者代办人员，各类需要过关斩将的办事部门周围都有这种“排忧解难”的小公司，这其中不少就是在吃“证明饭”：个人证明不了的东西，花钱就能代你证明。

《法制时报》刊文称，要求个人提供诸多证明才能获得某种服务，其目的往往是让服务部门免除了信息筛查成本和后续的责任承担风险，是以个人的“多劳”来换取行政部门的懒政惰政“永逸”。它未能站在服务对象的位置来思考行政作为，根本上是一种行政本位与权力本位意识。

屡屡出现“奇葩证明”的原因，无疑是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迟迟不能打破：管理部门各自为政，信息无法共享，就只能靠着各种“证明”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证明”的内容是否准确就显得无关紧要了，由此催生出各种看似“奇葩”的证明。

《人民日报》的评论指出：在相当程度上，“奇葩证明”是公民权利贫困的隐喻，是权利无力感的表征。解决证明过多、过滥问题，当务之急需要打破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通过一定的规则和权限设置，让公民基本情况实现共享，更为重要的是改变公民权利“贫困”和“弱势”的位置。

（编辑：梅可）

工作证明 篇3

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

附件2：

工作证明

兹有中国矿业大学专业年毕业学生于2010年11月与（单位）签订了就业协议书。单位地址

为省（市、区）市（县、区）（镇、乡）村，属于县政府驻地以下地区。该毕业生从事工作，工作性质为，服务年限为叁年（大写）。

特此证明。

单位人事部门公章

证 明 人：

联系电话：

日期：

附件3：

二次分配工作证明

兹有中国矿业大学专业年毕业学生于

年月与（单位）签订了就业协议书。

该毕业生现实际在上述签约就业单位所属的（二次接

收单位）工作，二次接收单位地址为省（市、区）市（县、区）（镇、乡）村，属于县政府驻地以下地区。该毕业生从事工作，工作性质

为，在二次接收单位服务年限为年（大写）。

特此证明。

单位人事部门公章二次接收单位公章

证 明 人：二次接收单位证明人：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

日期：日期：

附件4：

当年在职在岗情况证明

兹有中国矿业大学专业学生现仍在我单

位的下属基层部门工作，地址为省（市、区）市（县、区）（镇、乡）村，现在工作为第年。

特此证明。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 位 公 章：

联 系 电 话：

工作证明 篇4

一、加大妇幼保健院档案管理部门的改革力度

为了提高《出生医学证明》的管理质量, 妇幼保健院档案管理部门要积极探索改革之路, 为更好地开展妇幼保健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要转变思想观念, 大胆探索, 勇于承担风险, 不断完善妇幼保健院《出生医学证明》的管理质量、改进服务手段、提高服务水平。妇幼保健院档案管理部门的改革离不开妇幼保健院档案管理人员的任用和调动, 妇幼保健院应该积极实施人事改革方案, 实行幼保健院档案管理人员聘用制, 按岗定酬, 提高幼保健院档案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二、确保《出生医学证明》的齐全完整

建立完整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 有利于新生儿落户建档工作的开展, 提高妇幼保健质量。妇幼保健院是经授权的开具《出生医学证明》的保健机构, 为了保证新生儿的出生信息完整性, 要加强妇幼保健管理工作, 以便为《出生医学证明》的规范化提供保障。妇幼保健院要针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 保证新生儿的出生信息完整地录入, 为日后的新生儿信息数据整理和分析提供保障。为此, 妇幼保健院档案管理部门为保证工作质量, 要积极推行改革、确保妇幼保健院《出生医学证明》的完整性, 确保《出生医学证明》有关材料的齐全完整。

三、规范《出生医学证明》的整理程序

规范《出生医学证明》发放及换发、补发的管理工作, 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出生医学证明》档案管理工作下发文件, 作出统一要求。文件规定, 《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工作具体由《出生医学证明》定点签发单位承担, 每名新生儿发放《出生医学证明》后, 其《出生医学证明》存根和包括新生儿出生医学记录或病例复印件、父母双方身份证明、确认条等在内的相关材料由签发单位档案室 (病案室) 保管, 按照编号顺序归档, 单独存放, 由档案管理人员按国家档案管理有关规定进行规范管理, 永久保存。

四、加强对《出生医学证明》的监督管理

为了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规定辖区内的出生婴儿必须有监护人凭《出生医学证明》才能办理落户手续。为了使《出生医学证明》更具权威性, 决定让妇幼保健院行使对《出生医学证明》的审核和发证管理, 而具有接生证明的医疗保健机构必须持相关的证明才能到妇幼保健医院购证。为了依法规范母婴的保健服务, 经过查证对无接生证明的接生单位或个人者, 应该依法给予处罚, 以促进《出生医学证明》的规范化管理。

五、做好《出生医学证明》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

要提高妇幼保健院《出生医学证明》管理人员工作的水平, 就离不开高素质的管理人员。然而, 目前大多妇幼保健院《出生医学证明》管理人员管理知识陈旧, 不能很好地胜任《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工作。因此, 必须做好《出生医学证明》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首先, 必要加大对妇幼保健院《出生医学证明》管理人员培训资金的投入, 确保妇幼保健院《出生医学证明》档案管理人员培训工作顺利开展。其次, 狠抓落实。要加大幼保健院《出生医学证明》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 切实提高幼保健院管理人员的专业技能。专业培训可以制定定期培训考核机制, 也可以不定期地开展讲座, 让相关的管理人员掌握专业技能。做好幼保健院《出生医学证明》管理人员培训计划, 定期、不定期地聘请档案行业、计算机行业的专家进行讲座;安排《出生医学证明》管理人员轮流进修;组织《出生医学证明》管理人员参观学习, 学习先进的《出生医学证明》管理的技术和方法, 以便切实有效地提高《出生医学证明》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 更好地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张义涛.妇幼保健综合管理平台系统中的《出生医学证明》管理[J].中国妇幼保健, 2011.26

[2] .谭玲琳.李宝娟, 董玲.《出生医学证明》信息化管理的潜在价值[J].管理论坛, 2013.12

[3] .彭建华.实施《出生医学证明》与妇幼保健联动管理促进妇幼保健工作[J].卫生软科学, 2010.06

无需证明无罪 篇5

甲(迟迟疑疑之后)：我就是认为他有罪。我指的是，并没有谁证明情况相反。

乙(安静地)：用不着有谁证明情况相反；〔被告是〕无罪的，直到证明有罪为止。证明的责任在检察 官一方。被告用不着开口。

有罪和无罪，泛泛看来属于“二律背反”：非此即彼，否定其一便肯定其二，而且二者都是可以论证的。这样说来，甲的话是合乎逻辑的：既然没有谁证明被告无罪，也就可以推定其为有罪了。然则乙凭什么说“用不着有谁证明情况相反(即无罪)”，甚至“被告用不着开口(来证明自己无罪)”呢？问题就在这里。

原来这里涉及西方国家的一条根本的司法原则，叫“无罪推定”。《辞海》对此有如下的表达：“〔这是〕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未经终审判决确认其有罪以前，应暂推定为无罪的原则。资产阶级革命初期，为反对封建法官、宗教法庭的武断和专横而提出。资产阶级夺得政权成为统治阶级后定为制度。”

这是很有意思的：西方的基督教宗教文化认定人有“原罪”，而资本主义的法制文化却以为刑事被告“原无罪”，相映成趣。封建法制(包括中国的)规定“有罪推定”，而资本主义法制加以改革，作出了相反的规定；可见这是司法制度上一种根本性的进步，是落后与先进之间的区别，而非东西方或中外之别；不是“资产阶级的”标签所能抹煞的。

准此，公民涉嫌，司法机关有权据此依法拘捕、立案侦察、开庭审讯。但在这个过程中，涉嫌者作为公民，保留着公民的全部权利。涉嫌只是受到怀疑，并不等于犯罪。是否有罪，须经法庭辩论，终审判决。提出怀疑的既是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当然就应负责证实自己的怀疑是否属实。所以事情的关键在于证明有罪而不在于证明无罪。所以陪审员乙才说“用不着有谁证明情况相反；被告是无罪的，直到证明有罪为止。”“被告用不着开口”为自己辩护。(对此，在作案过程中当场被捕者应属例外：这已不只是涉嫌，虽然仍有个现象如此、实际如何的问题，仍须细致推求。)

甚至，司法人员似乎竟负有法律的责任，在进行拘捕时须提醒被拘捕者他享有此种不开口之权。美国的侦探小说和侦探片(例如几年前放映的《神探亨特》连续剧)中往往有这样的场面：警察一面给被捕者带上手铐，一面念念有词，大意是：你知道你的权利，你可以回答问题，也可以不回答。你如果回答，你所说的话有可能在法庭上用作于你不利的证词……

这段话的准确提法，应见美国司法程序中所规定的著名的“米兰达卡片”。该“卡片”其所以著名，是因为一九六六年时亚利桑那州法院(《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五，第863页)根据涉嫌者米兰达签字画押的书面供词判决其有罪，而美国最高法院撤销了这一判决，原因是警方在讯问之前未曾通知他：他有权保持沉默。

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曾在司法界引起争议，批评者认为它削弱了司法部门的能力。(有趣的是，一九八二年七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报《中国社会科学》总十六期发表北京政法学院宁汉林教授的论文《论无罪推定》一文，也曾引起类似的批评。后经权威认可，才免于作为“污染”看待。)老实说，在电视或小说中初次看到或听到如此这般的说道，我也不免纳闷：这岂不会妨碍司法人员取得供词，不利于办案？这些洋人是怎么回事呢？办案的警探们当然是明白这一层的。所以在我听来，他们念诵“米兰达卡片”上这段话的语气有时不免悻悻然，有时又把它当作一种例行公事、一种无可奈何的公式而念念有词。仿佛是说，诉讼程序既然一定要“确保宪法第五条修正案有关反对自我归罪的权利的规定”(出处同上)，则司法人员无论反感也罢、厌倦也罢，都只能如此了。虽然，公民权利还是因此得到了周详的保护。

“犯嫌疑”和“嫌疑犯”这一语一词，我以为应作根本的区分。犯嫌疑的事人人在所难免，小则是生活或工作中的误会，大则涉及国法，这种事总是有的。“犯嫌疑”正是对此种实际状况的反映，因而是可以成立的。而“嫌疑犯”一词却是无法成立的。它反映了什么样的实际状况呢？难道犯嫌疑便等于犯法或等于犯罪，有如抢劫便成抢劫犯、纵火便成纵火犯、杀人便成杀人犯么？所以我认为“嫌疑犯”一词应当取消，代之以“涉嫌者”或“有嫌疑的人”。顺便说说，英汉和汉英词典中通常都以“嫌疑犯”和“suspect”互注互译，我以为是不科学的。英语suspect中绝无“犯”的意思。

不幸的是，“嫌疑犯”之说不但自古以来视作当然，而且经常用以指导司法实践：一经涉嫌，便成罪犯。于是，牢狱内外的虐待、法庭上下的酷刑拷打便随之而至。于是苦打成招，无代不有。所谓“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所谓“人心似铁，官法如炉”。而来俊臣以“请君入瓮”——“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的办法对付周兴的故事，虽说原在比喻“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却尤其说明古代的刑罚可以苛酷到什么地步，而涉嫌者可以遭到什么样的荼毒。在现代，“三木”和“瓮”自然不再时兴，但以涉嫌为犯罪而行逼供信、或索性公然诬陷的事却仍层出不穷。文革期间，连堂堂的共和国主席和元帅也都曾含冤负屈、死于非命，一般的公职人员和平头百姓更尤其在劫难逃。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所平反的冤假错案数以万计，从一个意义上说，这也是“有罪推定”的恶果。

无罪推定的一项内容，如前所述，是无需证明无罪——需要推求的是是否有罪。这里有一个相关的事实或说原因：无罪是无法证明的。一部美国侦探小说讲到这样一件事：发生了一桩谋杀案，涉嫌者被拘待审。他的父亲找到一位私家侦探，当然是著名的神探，申说儿子无辜，要他设法证明。侦探却说，无辜是无法证明的；它属于负面。属于正面而有可能证实的是有罪。所以关键在于侦查案情，寻找真正的罪犯。事情后来果然也就如此结局。书是八十年代初看的，原话已记不清楚，只能说大意如此。但在当时，这番话却确实使我印象深刻。这是因为这话如此富于哲理和思辨而出于一位私家侦探之口，令人意外而由此窥见西方侦探小说已逐渐涉及学术领域而不只一味炫耀暴力的走向，二则这委实也印证着我自己的以及别的许多人的那种没奈何的经历。一九四九年以来，多少人背过“历史悬案”的包袱？文革期间，又有多少人戴过“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但又都终于查无其事？查无其事是后话，问题初起时于当事人却势如山倒，惶恐惊骇，有如高楼失足。于今思之，对某人的这件事那件事、包括政治面貌政治历史提出问题乃至提出怀疑，只要不是别有用心，在当时的那种气氛下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提问题提怀疑的人并不从正面直接列举证据以落实所提出的问题或怀疑，而是一味要求被怀疑者主动作出交代，并须就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生活史列出证明人。与此同时，一再反复强调或动员多人高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仿佛早已判定被怀疑者必有某种罪行有待坦白，只须施加压力。应当说，这压力是极大的。但就涉嫌者而言，如其并无或已不再有什么可以交代，则不仅难以无中生有——事实是许多人终于勉为其难、无中生有地招供，而由此产生的大量冤假错案自然仍须昭雪平反，于是又费去大量时间、人力和物力——而且漫长的岁月中如何能时时刻刻都有人共事或有人目睹，共事者目睹者又如何都能健在、都能找到并且都记忆清楚，可以作证？于是酿成无数悲剧闹剧。小而言之，许多人因此含冤负屈，长期郁郁，有的甚至错杀错关；即或一纸昭雪，又有什么用处？大而言之，在五十、六十和七十年代，当西方和东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致力社会化的大生产、取得规模效益而在经济—社会生活上突飞猛进之际，我们却在自己人内部开展社会化的大斗争、大清查、大株连以及随后的大平反大昭雪。七十年代末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不能说都由于“有罪推定”，但也未必毫无干系。所谓“无辜是无法证明的，它属于负面”；所谓“〔被告〕无罪，直到证明有罪为止；证明的责任在检察官一方，被告用不着开口”，便是这个意思。不知教和学这段文字的年轻的人们以及别的人们思及此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