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文化论文（精选9篇）
夫妇之道正是汉式婚礼的核心义理。因此汉式婚礼绝不只是聚会、宴饮、取乐，更不可轻慢与亵渎，它是伦理哲学的一场庄重宣告。下面我们来看看汉朝婚礼之“礼”。撒帐礼为了辟邪煞，保佑新婚夫妇，首先要由新郎家人行撒帐礼，把枣子、荔枝、栗子、桂圆和花生等物品撒到蚊帐里。撒帐是中国传统婚礼上的一项礼仪，撒帐以兆得子的习俗始于西汉，现在一些地方仍保持着这种撒帐习俗，撒的东西不仅有枣子、荔枝、栗子、桂圆和花生，也有用五谷和红纸屑的。这种习俗表达了人们对新人未来生活的良好祝愿，同时也不免有避邪煞的观念。从而，撒这一习俗实际上成了新人的护身符。
送贽礼接着就是行送贽礼，新郎前往新娘家迎亲时，手上捧着一尊铜雁即贽礼，以送给新娘父母，表示今后对新娘要诚信和尊重。
醮子礼新娘迎娶回来后，新郎父母正襟端坐，新郎向父母行拜礼。父亲赐酒，新郎接受赐酒一饮而尽。父亲还得向儿子说一些鼓励的话，才算结束醮子礼。按道理说，做公公婆婆的大多会说一些吉利的话，如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当然，这很自然，和现在的人一样，没有哪一个公公婆婆不希望儿子儿媳和睦并早抱孙子。
交拜礼交拜之礼是中国传统婚礼的基本礼仪。新人面向主席台跪坐于垫子上，表达了新人对天地、父母和彼此的一种感恩与承诺。
对席礼新人相对而站，中间夹着几案，新人相对而跪，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结发为夫妻，恩爱永不移。
沃盥礼沃盥之礼是指为入席前的新娘、新郎浇水盥洗，表达出新人对婚礼的郑重之情。新婿自行将手、脸擦拭干净，后为新妇浸湿毛巾，擦手，净面。代表着此刻两位新人怀着纯洁明净的心投入新的生活。
同牢礼《昏义》说：“共牢而食、合卺而饮，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几案上设三品荤菜，这些荤菜即称为“牢”。新婚夫妇席前，摆着主食黍和稷及一些调味品，但荤菜仅有一份，放在两人的饭菜之间，供新婚夫妇一起食用，称为“共牢而食”。
合卺礼古人饭后要“酳(yìn)”，就是以酒漱口，既为了清洁口腔，同时也有安食的作用。“酳”有三次，称“三酳”。婚礼中三酳的酒器，前两次用爵，最后一次用卺。所谓卺，就是将匏对剖而成的瓢，新婚夫妇各执一片而饮，称为“合卺而饮”。汉代交杯酒形式，用同一个葫芦喝酒，然后交换。葫芦是苦的，喜酒是甜的，意思是两人从此同甘共苦，苦中作乐。
结发礼汉朝苏武有诗云：“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这就是“结发夫妻”一词的由来，意思是原配夫妻。结发，即把新郎新娘的头发各剪下一缕包在红包里，即意味着两人从此是夫妻。这道程序叫作结发礼，不过，这道程序也是汉朝婚礼的最后一道程序。
婚礼过程
一、新人入喜堂
在侍者和赞者的陪伴下，新婿新妇缓缓步入婚礼仪式现场。
二、赞者颂辞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负责主礼的老者身着汉代直裾，手捧卷轴，悠扬地吟诵着赞辞。
三、沃盥礼
一对新人在进入正婚礼仪前，清洁双手，象征以清洁的身体和心灵进入这场神圣的仪式。
四、对席礼
两人对面正坐，正式进入核心仪式状态，象征今后将在一起生活
五、同牢礼
取之于古汉牢房里所有犯人只能同吃一锅饭。行完此礼后，新郎新娘便成了一家人。
六、合卺礼
即将一个完整的葫芦切成两半，用一根红线拴着，葫芦里盛着酒，因葫芦是苦的，盛的酒必是苦酒，所以，新郎新娘共饮合卺酒，不仅象征着夫妻从婚礼开始合二为一，永结同好，还寓意着夫妻同甘共苦。
七、解缨礼
新郎亲手将新娘发髻上的订婚信物红色的缨解下，高举在空中向众位来宾展示，以象征婚姻得到家族和众人的认可，表示将新娘已经娶进门，从此新娘是新郎家中人。
八、结发礼
两位新人分别割下一撮头发，用红丝带绑在一起，象征着将两人牢牢结在一起，一生一世永不分离。
九、拜堂(周制婚礼无此项)
一拜天地国亲师，二拜高堂，三是夫妻对拜，礼仪与现代相似。
婚礼着装
1.爵弁玄端服(大夫级玄端)——用于正婚礼。爵弁，玄端服袖展三尺三，收口一尺八，缁衪纁裳，白绢单衣，纁色韠，革带(用以佩韠)，大带(素熟绢为之，宽四寸，耳及绅缘边，外玄而内黄色。)，赤色舄(或履)，水苍玉纯组绶，佩刀，充耳等。
“孝”在《辞海》中解释为:“善事父母者曰孝”。可见孝文化最直接的含义就是善事父母。孝文化的思想源于我国父系社会时期。“孝”字最早见于殷商甲骨文, 距今已有4000多年, 其写法就是一个少年牵着一位老人的手慢慢地走。被尊为儒家经典之一的《孝经》, 即“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 成书于2000多年以前。《孝经》说, 孝是“德之本也, 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 “教民亲爱, 莫善于孝”。
二、孝文化的特征
由于孝是家庭和睦之本、孝是国家安康之本, 所以中国人把孝视为人立身之本。在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了著名的“二十四孝故事”。从其中我们不难总结出中国孝文化具有长久性、普遍性、继承性、现实性、世界性、发展性等主要特征。
三、汉朝孝文化的思想意识形态
秦始皇统一六国, 接过战国诸子阴阳五行、道家神仙思想, 生作寻仙之游, 刮起厚葬之风, 他那满藏奇器珍怪的陵寝, 即是“上具天文, 下具地理”的地下宫殿。汉承秦制, 汉武帝推崇儒术, 推崇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 提倡孝道, 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 对于孝道的最高理解为厚葬, 所以当时社会兴起厚葬之风:按照死者生前的生活居住条件, 为其营造豪华的墓室, 把死者生前的环境和场景尽量的搬进墓室, 让死者在死后能升天, 也能享受生前的生活, 这就为墓室艺术奠定了基础。
四、墓室壁画是孝文化的集中体现
汉墓室壁画发现于本世纪20年代初, 传出洛阳八里台那组空心砖壁画, 是有关西汉墓室壁画的首次重要发现。从汉墓壁画的发展上来看, 壁画主要划分为五个阶段, 分别是:西汉前期、西汉后期、新莽时期、东汉前期、东汉后期。
西汉壁画题材多以场面多以日月星象、御龙升天、历史故事为主。
西汉前期的河南永城芒砀山的梁山墓, 简单得彩绘着青龙、白虎、朱雀等方位神来象征着天界, 以灵芝、荷花、云朵、菱形图案等装饰内容, 绘制长达五米的巨龙, 头角身翼, 龙舌卷衔怪兽, 左右画朱雀、白虎, 十分壮观。广州象岗山的南越王赵昧墓, 也是彩绘着卷云纹避, 图案蜿曲缭绕的这些祥瑞图案, 子孙后代都希望自己逝去的亲人不仅能升天, 更能有各方神灵的庇佑。
西汉后期代表性的壁画墓, 集中在洛阳和西安两地。这一时期, 墓室壁画主要分布在主室顶部、前后山墙和隔梁上, 有一砖一画的形制, 也有多砖拼绘的横幅式构图, 还有塑绘结合的画面。壁画题材多见驱傩逐疫, 祥瑞升仙以及历史人物, 图像真实地反映了西汉时期的丧葬观念和社会习俗。汉代葬仪中用傩仪, 沿用先秦方相氏驱傩的习俗, 以保护死者不受山林惊怪的侵扰。汉人重傩仪, 更将驱傩的场景画在了墓室中。这一现象对探讨两汉之际死生观念的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
新莽时期的墓室壁画的题材在西汉前期日月星象, 御龙升天的基础上又有课新的领会和提升, 主要流行于日月星象与四神, 并且在平陆和千阳的新莽壁画墓中, 出现庄园坞壁、牛耕牧畜等题材, 这些也是子孙们对于死者的美好愿望, 希望他们能在死后也拥有生前一样的场景, 让他们受到神灵的保佑, 享福安康。
由于在以上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 在制作上也受墓室的具体条件限制, 一般比较简率, 随便, 不是精雕细琢, 不足以代表作者的实际水平。到了东汉时期, 绘画技法更趋多样, 出现勾勒、平涂、晕染等方法, 还采用了近代后世的没骨法和大笔涂刷写意的画法, 并试图表现对象的凹凸感;色彩较为丰富复杂, 使用了朱、绿、黄、橙、紫等色调的矿物质颜料;线条的表现力明显提高, 人物的身份、性格刻画受到重视, 因而壁画中的人物生动传神, 构图掌握了比例和透视关系的能力。
西汉厚葬的丧习经过新莽时期的转变, 到东汉前期, 墓室壁画题材虽然还是沿袭西汉晚期以来的传统, 仍以日月天象、四神、祝寿升天为主, 但增加了门卒属吏、车骑出行等表现墓主人生前家居宴饮等新内容。
东汉后期墓室壁画题材多是主人生前丰功伟绩的缩影。这样有利于标榜墓主人生前的显赫地位, 以及他的属吏与出行车马仪卫, 还有出幕府官邸;燕居场面通常以墓主夫妇并坐宴饮、观赏乐舞的形式出现;还有描绘庄园坞壁的农牧生产, 鼓吹封建道德的圣贤、孝子、列女、义士等历史故事画。比如:东汉前期辽宁金县营城子前牧城驿的东汉砖券壁画墓, 结构复杂, 不仅在主饰门上方彩绘着各方神兽, 在室内门洞上方绘制着辟邪图案, 门洞两边也绘制着手拿刀刃的门吏, 主室壁也用羽人、方士、仙鹤、苍龙、祥云、等吉祥图案, 绘制着多幅的祝寿墓主升天图, 的这些图像不仅起到装饰的效果, 而且具备了趋利避害, 福寿神仙, 荫庇子孙的特殊功能。东汉后期墓室壁画艺术水平十分出色。而且现实生活内容逐渐成为主要题材, 日月天象及神禽瑞兽已退居次要地位。
结语
汉代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语言和样式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中国汉朝时期推崇孝道, 儒家认为, 只有孝亲, 才能忠君。所以人们都用厚葬来表达对死者的眷恋, 这为墓室壁画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汉代的艺术家和画工们在专统墓葬艺术的基础上, 对盛行于当时的有关思想和信仰进行要的整理和综合, 创造了出一套蕴涵着深刻而系统的反映当时丧葬观念的艺术表现体系。墓室壁画比较直观的反映出汉代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用极其大气优美的笔触再现了那一段历史。堪称一部用绘画编写的汉代历史巨著。
摘要：百善孝为先。孝文化一直以来都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古代汉朝时期, 人们极为重视孝道。为了普及、弘扬孝文化, 在宫殿壁画、墓室壁画和帛画上都能看到其身影。由于众多地方豪强和权贵之家厚葬成风, 墓室壁画成为了这一时期孝文化的集中体现。本文以孝文化的含义和主要特征为出发点, 结合分析汉朝孝文化的思想意识形态, 运用理论引证、历史例证等多种方法分析孝文化对汉朝墓室壁画的影响。
关键词：孝文化,墓室壁画
参考文献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汉武帝任命十九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于春、夏两次率兵出击占据河西(今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地区的匈奴部，歼4万余人。俘虏匈奴王5人及王母、单于阏氏、王子、相国、将军等120多人，降服匈奴浑邪王及部众4万人，全部占领河西走廊。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同年秋，奉命迎接率众降汉的匈奴浑邪王，在部分降众变乱的紧急关头，率部驰入匈奴军中，斩杀变乱者，稳定了局势，浑邪王得以率4万余众归汉。从此，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打通了西域道路。
元狩四年(前119年)春，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22岁)各率骑兵5万分别出定襄和代郡，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霍去病率军北进两千多里，越过离侯山，渡过弓闾河，与匈奴左贤王部接战，歼敌70400人，俘虏匈奴屯头王、韩王等3人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乘胜追杀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境内)，在狼居胥山举行了祭天封礼，在姑衍山举行了祭地禅礼，兵锋一直逼至瀚海(今贝加尔湖)。经此一战，“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
他用兵灵活，注重方略，不拘古法，勇猛果断，每战皆胜，深得武帝信任。留下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千古名句。元狩六年(公元前117)病卒，年仅24岁(虚岁)。
当年，刘秀兄弟在昆阳一战成名，受到其他将领的妒忌与排挤。在之后的战役中刘秀之兄刘演功高震主，更是招来了刘玄的猜忌。刘演不听刘秀的劝告，依然我行我素。刘玄在李铁等人的唆使下，将刘演杀害。
当刘秀听到这个噩耗的时候，犹如万箭穿心，悲痛不已。但是他强忍悲痛，取信于刘玄。借着抚北的机会积聚力量，登基称帝，向长安进军。此时，李铁奉命前来阻挡刘秀。刘秀身边的大将冯异就前来劝降李铁。李铁知道刘玄不是刘秀的对手，又担心刘秀记恨杀兄之仇，左思右想，就给冯异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保证他归顺之后的安全与富贵。
果然，在冯异攻打洛阳时，李铁果然按兵不动。于是冯异写信将这个情况告诉给了刘秀，刘秀深知李铁的为人，此人定不可用，但又不好回绝他，以免招来李铁的反抗，思虑再三想出了一招借刀杀人之计。刘秀故意将冯异写的信公开，让大家都知道了李铁有意要归顺他。一时之间，众将士议论纷纷。
没过多久，刘玄的人就听到了这个消息，知道了李铁意欲归顺刘秀。刘玄得知后大为震怒，立即派人将李铁处死了。
刘长——汉高祖刘邦少子力能扛鼎
人物生平
坎坷身世
淮南厉王刘长，是汉高祖的小儿子。他的母亲过去是赵王张敖的美人。
高祖八年(前1)，刘邦从东垣县经过赵国，张敖把赵姬献给刘邦。赵姬受到刘邦的宠幸，怀下身孕。从此张敖不敢让她住在宫内，为她另建外宫居住。
高祖九年(前1)，赵相贯高等人在柏人县谋弑刘邦的事情被朝廷发觉，张敖也一并被捕获罪，他的母亲、兄弟和妃嫔悉遭拘捕，囚入河内郡官府。赵姬在囚禁中对狱吏说：“我曾受到陛下宠幸，已有身孕。”狱吏如实禀报，刘邦正因张敖的事气恼，没有理会赵姬申诉。赵姬的弟弟赵兼拜托辟阳侯审食其告知吕后，吕后妒嫉，不肯向刘邦进言求情，审食其便不再尽力相劝。赵姬生下刘长后，心中怨恨而自杀。狱吏抱着刘长送到刘邦面前，刘邦后悔莫及，下令吕后收养他，并在真定县安葬了赵姬。真定是赵姬的故乡，她的祖辈就居住在那里。
高祖十一年(前1)七月，淮南王英布谋反，刘邦遂立刘长为淮南王，让他掌管昔日英布领属的四郡封地。刘邦亲自率军出征，剿灭了黥布，于是刘长即淮南王位。
刘长自幼丧母，一直由吕后抚养长大，因此刘盈和吕后当政时期他有幸免遭政治祸患。但是，他心中一直怨恨审食其而不敢发作。
击杀食其
等到汉文帝即位，刘长自视与汉文帝关系最亲，骄横不逊，一再违法乱纪。汉文帝念及手足亲情，时常宽容赦免他的过失。
孝文帝三年(前177年)，刘长自封国入朝，态度甚为傲慢。他跟随汉文帝到御苑打猎，和汉文帝同乘一辆车驾，还常常称呼汉文帝为“大哥”。刘长有才智和勇力，能奋力举起重鼎，于是前往审食其府上求见。审食其出来见他，他便取出藏在袖中的铁椎捶击辟阳侯，又命随从魏敬杀死了他。事后刘长驰马奔至宫中，向汉文帝袒身谢罪道：“我母亲本不该因赵国谋反事获罪，那时辟阳侯若肯竭力相救就能得到吕后的帮助，但他不力争，这是第一桩罪;赵王如意母子无罪，吕后蓄意杀害他们，而辟阳侯不尽力劝阻，这是第二桩罪;吕后封吕家亲戚为王，意欲危夺刘氏天下，辟阳侯不挺身抗争，这是第三桩罪。我为天下人杀死危害社稷的贼臣辟阳侯，为母亲报了仇，特来朝中跪伏请罪。”
汉文帝哀悯刘长的心愿，出于手足亲情，不予治罪，赦免了他。这一时期，薄太后和太子以及列位大臣都惧怕刘长，因此刘长返国后越发骄纵肆志，不依朝廷法令行事，出入宫中皆号令警戒清道，还称自己发布的命令为“制”，另搞一套文法，一切模仿天子的声威。
汉朝历史人物故事(二)
李息——西汉时期著名将领
人物生平
出征匈奴
李息少年时从军，起初侍奉汉景帝刘启。 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汉景帝去世，皇太子刘彻即位 ，是为汉武帝。汉武帝即位之初，采用和亲政策，羁縻匈奴，但匈奴野心不敛，仍派兵四处侵扰，使西汉边疆动荡不安。随着西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军力的强大，汉武帝决定举兵反击匈奴。
元光二年(公元前135年)六月，汉武帝任命李息为材官将军，随同御史大夫韩安国率领三十万大军驻守在马邑。 他们派马邑(今山西朔州)人聂翁壹(《汉书》作聂壹)以献马邑城为诱饵，引诱匈奴单于孤军深入、一举歼灭，于是匈奴单于亲率十多万骑兵越过边界进入汉地。 当匈奴单于走到距离马邑城还有一百多里路的地方时，发现原野里布满牲畜却不见放牧的人员，感觉不对劲，就停止进军。当他们捉住出来巡视的雁门都尉史，经过拷打审问，才得知汉军的伏兵正在马邑一带张网以待，非常惊恐，于是立即下令退军 ，免遭一场大难。匈奴由此发现汉朝已准备以武力与他们相对抗，从此，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就此开始。
战功赫赫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秋天，匈奴侵略辽西郡，杀死辽西太守;侵略渔阳郡、雁门郡，打败都尉，杀掠两千多人(一作三千多人);又击败韩安国的军队。汉武帝于是派李息和车骑将军卫青分别出兵攻击匈奴，李息从代郡出兵，卫青从云中郡出兵，向西共同进攻匈奴，直至高阙。于是攻下河南地区，一直到达陇西，斩获数千匈奴人 ，夺取几十万头牲畜 ，将匈奴白羊王和楼烦王逐出汉境。朝廷就将河南地区改设为朔方郡。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卫青率兵三万出击朔方郡，时任大行(古代接待宾客的官吏，相当于现在的外交官员)的李息与岸头侯张次公领兵出击右北平，掩袭匈奴右贤王王庭，右贤王措手不及，仅带几百人仓惶出逃。汉军俘获匈奴一万五千多人，其中包括右贤裨王十多人，此次战役汉军获得大捷。汉武帝任命卫青为大将军，封李息为关内侯 ，食邑三百户。
匈奴浑邪王密谋归顺汉朝，当时李息正统兵在黄河边上修筑攻防城池，接待浑邪王派来的使者，马上派人飞驰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上报朝廷。汉武帝接到消息后，立即派将军霍去病领兵前往迎接。
元鼎六年(公元前1)，羌人的先零、封养、牢俎部落化解冤仇，结成联盟，与匈奴暗中勾结，会合十多万人马，一同攻打令居、安故，接着包围枹罕。同年十月，朝廷征发陇西、天水、安定骑兵以及京都中尉、河南、河内士卒十万人，派李息与郎中令徐自为率领这十万人前往征讨羌人，不久平定羌人叛乱。 战事结束后，朝廷在枹罕首次设置护羌校尉，派李息持节符领兵镇守。
此后，史料中找不到关于李息的记载。
人物评价
李息是一员长期征战疆场的宿将。身为将军，曾三次跟随卫青出征，有丰富的临战经验，经常受到朝廷委派，单独进行重大的军事行动。
汉朝历史人物故事(三)
栾布——西汉政治家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栾布是梁地人。当初梁王彭越做平民的时候曾经和栾布交往。 栾布家里贫困，在齐地被人雇用，替卖酒的人家做佣工。过了几年，彭越来到巨野做强盗，而栾布却被人强行劫持出卖，到燕地去做奴仆。栾布曾替他的主人家报了仇，燕将臧荼推荐他担任都尉。后来臧荼做燕王，就任用栾布做将领。等到臧荼反叛，汉王朝进攻燕国的时候，俘虏了栾布。梁王彭越听到了这件事，便向刘邦进言，请求赎回栾布让他担任梁国的大夫。
义哭彭越
后来栾布出使到齐国，还没返回来，刘邦召见彭越，以谋反的罪名责罚他，诛灭了彭越的三族。 之后又把彭越的头悬挂在洛阳城门下示众，并且下命令说：“有敢来收殓或探视的，就立即逮捕他。” 这时栾布从齐国返回，便把自己出使的情况，在彭越的脑袋下面汇报，边祭祀边哭泣。官吏逮捕了他，并将此事报告了刘邦。
刘邦召见栾布，骂道：“你要和彭越一同谋反吗?我禁令任何人不得收尸，你偏偏要祭他哭他，那你同彭越一起造反已经很清楚了。赶快把他烹杀!” 刘邦左右的人正抬起栾布走向汤镬的时候，栾布回头说：“希望能让我说一句话再死。”刘邦说：“说什么?” 栾布说：“当陛下被困彭城，兵败于荥阳、成皋一带的时候，项王之所以不能顺利西进，就是因为彭王据守着梁地，跟汉军联合而给楚为难的缘故啊。在那个时候，只要彭王调头一走，跟楚联合，汉就失败;跟汉联合，楚就失败。再说垓下之战，没有彭王，项羽不会灭亡。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彭王接受符节受了封，也想把这个封爵世世代代地传下去。现在陛下仅仅为了到梁国征兵，彭王因病不能前来，陛下就产生怀疑，认为他要谋反，可是谋反的形迹没有显露，却因苛求小节而诛灭了他的家族，我担心有功之臣人人都会感到自己危险了。现在彭王已经死了，我活着倒不如死去的好，就请您烹了我吧。”于是刘邦就赦免了栾布的罪过，任命他做都尉。
恩怨分明
汉文帝的时候，栾布担任燕国国相，又做了将军。 栾布曾扬言说：“在自己穷困潦倒的时候，不能辱身降志的，不是好汉;等到了富有显贵的时候，不能称心快意的，也不是贤才。” 于是对曾经有恩于自己的人，便优厚地报答他;对有怨仇的人，一定用法律来除掉他。吴、楚七国反叛时，栾布因打仗有功被封为俞侯，又做燕国的国相。燕、齐这些地方都替栾布建造祠庙，叫做栾公社。
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栾布去世。他的儿子栾贲继承爵位，担任太常，因祭祀所用的牲畜不合法令的规定，封国被废除。
历史评价
司马迁：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班固：栾布哭彭越，田叔随张敖，赴死如归，彼诚知所处，虽古烈士，何以加哉!
王方翼：栾布之哭彭越，大义也;周文之掩朽骼，至仁也。
司马贞：栾布哭越，犯禁见虏。赴鼎非冤，诚知所处。
韩菼：栾布哭彭，朱诩葬董，伯喈一叹，未足为累。
《读季布栾布列传》：梁楚燕齐各播名，将军义气并纵横。壮夫珍重千金诺，烈士从容五鼎烹。堪羡曹邱能揖客，可怜彭越为徵兵。髡钳佣赁都非辱，有志从来事竟成。
后世纪念
主词条：栾公社
史书记载
《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史记·游侠列传》
《汉书·季布栾布田叔传》
汉朝历史人物故事(四)
吕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的女领袖人物生平丧子吕母的独生子吕育，忠耿好学，与母亲相依为命，经营他父亲留下来的一份家业。后来，吕育出任县游徽，掌一方巡察缉捕。天凤元年(公元)，吕育因没按县宰吩咐惩罚那些交纳不起捐税的百姓，而被定罪处死。失去儿子的吕母更是悲愤万分，决意暗中联络勇士，谋划为儿子报仇。因此，她把数百万家产拿出来，开设酒店，购买刀剑，救济贫穷的百姓。有些青年来买酒，手头没钱，吕母便经常赊给他们，如果有困难，吕母就借衣服、粮食给他们。贫苦农民于心不忍，便成帮结队到吕母面前，问她有什么事情需要大家帮助。吕母说：“既然你们闲不住，就把奎山脚下的那条小河沟开挖一下吧!记住，要把挖的土堆积到一块儿!”人们听了吕母的话，拿锨扛镢，抬筐运土，把河道挖深加宽。他们把河挖的泥堆到一块，筑成一个大土台，称为崮子，这就是后来吕母起义的点将台。旁边的小河也叫做崮河。起义没有几年，吕母的家产用尽。这些受惠的贫穷农民，中秋佳节相聚议论，凑起钱财衣物要偿还吕母。吕母不收，哭诉道：“多次救助你们，并非为了求利发财。只为县宰不公道，枉杀我儿性命。我想报仇雪恨!诸位壮士，你们能助我一臂之力吗?”本来就被王莽的残暴统治激怒的农民，更加火上浇油，异口同声地答应，坚决跟官府拼个死活，为她的儿子报仇雪恨。经过一番周密策划，吕母很快拉起一支数百人的起义队伍。起义军在崮河两岸，大海之上，神出鬼没地打击官兵，抗捐抗税。有时则避入海岛，四处招兵，扩大实力。当时，连年发生水、旱、蝗灾，再加上捐税沉重，大量农民破产。一些流亡的农民纷纷前来参加起义军。不久，起义军人数发展到数千之众。经过三年准备，天凤四年(公元)，吕母登上奎山西麓的土台祭天，自称将军，点兵遣将，亲率勇士三千，浩浩荡荡地杀奔海曲城。经过一场激战，起义军一举攻破海曲城，活捉县宰。县里的一些官吏跪在地上向吕母连连叩头，为县宰请求饶命。吕母义正词严地斥责道：“我的儿子犯了小罪，本不该处死，但是却被县宰所杀。杀人者应该偿命，又何必求情呢?”于是立即将县宰当众问斩，并拿他的首级到吕育坟前祭奠，然后再回到海中。从此吕母声名大振。消息传到琅琊郡后，琅琊郡太守发兵海曲县，镇压起义军。在大兵压境之际，吕母沉着指挥起义军。部分乘船顺崮河南撤，部分沿着崮河两岸步行撤离。然后，他们一起到海岛上聚居。当时，王莽“托古改制”失败，正加重剥削，穷兵黩武。附近的贫苦农民不堪其苦，纷纷前来投奔吕母。一年之内，起义军发展到一万多人。他们在海岛上开荒种地，下海捕鱼，省吃俭用，艰苦度日。这支队伍在陆上、海上，飘忽不定，只要时机有利，就上岸攻打官兵，沉重地打击封建官僚的统治。吕母起义的英勇斗争，引起王莽的极大不安。王莽看派兵镇压不成，便派出使者，劝说起义军投降，企图瓦解这支农民起义军队伍，但没有见效。吕母起义，点燃反抗王莽反动统治的火炬。天凤五年(公元)，吕母病故。同年，琅琊人樊崇在莒县境内率众起义。吕母的部卒重返陆地，其主要部分参加樊崇领导的赤眉军。其余部分，分别投奔到青犊和铜马等农民起义军。历史遗迹点将台现在，山东日照境内奎山西麓的崮河崖上，吕母起义的点将台犹存，后来称作吕母崮，成为中国第一个农民起义领袖的纪念地。
汉朝历史人物故事(五)
茅盈——道教茅山派创始人
茅盈
简介
茅盈，陕西咸阳人，创立道教茅山派。他的曾祖辈在秦时就出了一位杰出的道教神仙人物茅漾。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九月，茅濛(字初成)在华山中修成神仙，茅盈受曾祖事迹的启蒙，十八岁离家到北岳恒山中修道。
主要作品
他在恒山中研修《道德经》 、《周易传》，清修六年，感动了山中一位修道女真对他说：“西城有王君，得真道，可为师，君子奚不往寻而受教乎?”茅盈悟其深意，心斋三月，在西城地方，终于拜见到王远道君授给茅盈“玉佩金珰之道，太极玄真之经”等诸多上清经系的法术符咒;茅盈再行修三年，据称道成，遂立坛盟誓，辞师归乡省亲。
历史故事
三茅真君
道教认同社会伦理道德准则，有关爱社会弱势群体的教义精神，所以茅盈四十九岁后在家中孝养尊长五十三年，在父母寿考后即往江东句曲山(江苏茅山)行社会功德。茅盈有二位兄弟：茅固、茅衷都在朝为官，听到兄长在江东修道济民，他们决心效法兄长的行为，即渡江赴山与兄长同修。到茅山的人都知道，三茅君采药炼丹，为民治病，济世救人，是“有求必应”的神仙。
相关事迹
茅盈曾南行到句曲山。创立道教茅山派。汉哀帝元寿二年八月己酉这天，南岳真人赤君、西城王君和诸多的仙童侍从着西王母降临到茅盈家。不一会儿，天皇大帝派了绣衣使者冷广、子期赐给茅盈一枚神玺玉制图章，大微帝君派任三天左官御史的管修条赐给茅盈八龙锦缎和紫羽做的华丽衣裳，太上大道君派任协晨大夫的叔门赐给茅盈一个铸有金虎真 符的流金铃，金阙圣君命太极真人、正一止玄、王郎、王忠、鲍丘等赐给茅盈一只四节咽胎流明神芝。四位大神的使者授赏之后，让茅盈吃了灵芝，佩戴上玉玺，穿上紫羽绣衣戴上玉符，带上金虎真符握着金铃站好，告诉茅盈：“吃了四节灵芝的官位就可做到真卿，吃了金阙玉芝的就是司命，吃了流明金英的就是司禄，吃了长曜双飞的，官位就是司命真伯;吃了夜光洞草的，就会长期任左御史。现在上面说的这些你都吃了，你将寿比天地，官位是司命上真兼东岳上卿。你将统领吴越的神仙，管辖江左的山脉河流。 ”说罢使者们都走了。五帝君又把大茅君应该穿的各种官服和应乘用的车马降在他院中，并传达泰山帝君的命令，赐给茅盈紫玉笏板和刻着君王赏给大臣九种器物目录的金板，拜茅盈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和太元真人，然后也都走了。西王母和茅盈的仙师西城王君为茅盈摆下天宫厨房做的美味茅盈一同宴饮，席间还有仙人唱天宫的仙曲。宴会结束后，王母带着王君和茅盈看望茅盈的两个弟弟，向他俩传授了修炼道术的秘诀。王母命上元夫人授给茅盈的弟弟茅固、茅衷《太霄隐书》、《丹景道精》等四部宝经。王母手拿着《太霄隐书》，命侍女张灵子拿着表明学道决心的盟约授给茅盈弟兄三人，然后西王母升天而去。后来，紫虚元君和魏华存夫人请茅盈到阳洛山上的隐元台吃素宴，西王母和金阙圣君又降临到隐元台，他们乘着绘有八景图案的车一同到清虚上宫，把《玉清隐书》四卷授给魏华存夫人。当时，三元夫人冯双珠、紫阳左仙石路成、太极高仙伯、延盖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虚真人、赤松子、桐柏真人王乔等三十多位大仙都分别唱了太极太阴的歌曲。西王母也唱道，“驾我八景舆，欻然入玉清。龙群拂霄上，虎斾挕朱兵。逍遥玄津际，万流无暂停。哀此去留会，劫尽天地倾。当寻无中景，不死亦不生。体彼自然道，寂欢合太冥。南岳拟贞干，玉英耀颖精。有任靡其事，虚心自受灵。嘉会降河曲，相与乐未央。”西王母唱完后，三元夫人也答唱了一首。王母和三元夫人、紫阳左公、太极仙伯、清灵王君这些仙人就带着南岳的魏华存夫人一同向东南走去，到了天台山、霍山，经过句曲山的金坛时，宴请了太元真人茅升申，宴席设在华易洞天。后来把魏华存夫人留在霍山洞宫的玉宇下面，众位神仙就都跟着王母驾云返回龟台去了。
相关影响
他们卓著的社会功德，当时社会一致赞颂，吴越之地竟称为“三茅真君”，人们为了铭记他们的社会贡献，将句曲山改称为“茅山”。
一、从《乐记》管窥汉朝音乐对审美愉悦方面的教化思想
音乐具有十分强大的社会功能,这是大家所熟知的。自从上古时期开始,音乐就在宗教祭祀仪式、原始巫术等方面发挥了工具作用,同时还发挥了十分显著的宗教伦理、政治社会、道德人格塑造等方面的作用。成书于汉成帝时期的《乐记》,其集中百家思想于一身,重点体现了先秦儒家音乐思想,对音乐的教化功能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论述。由于《乐记》的音乐思想观点主张获得了汉朝统治者承认,《乐记》的音乐教化思想实际上较为准确、全面地体现了汉朝时期音乐教化思想。汉朝时期,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城市和乡村之中的音乐也逐步繁荣兴旺起来,不同地区之间的音乐相互影响交融,不同地区形成了具有不同风格特征的音乐。在这个时期,音乐已经完全走出了狭隘的宫廷殿堂,走入了广大民众之中,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以听到音乐,音乐无处不在,成为人民减轻精神负担、放松身心、进行娱乐的重要方式。汉朝的统治者,也从个人享乐方面对音乐的功能价值进行评判。汉朝统治者认为,音乐除了具备有助于治国理政和道德教化的作用之外,具有消除疲劳的娱乐价值功能。
无论是人民大众,还是统治者,均认为音乐具有重要的审美愉悦功能,音乐能够让人们产生一种审美满足的良好体验,也就是具有让人产生美感的作用。《乐记》中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不所以不能免也。”《乐记》中的相关论述,充分体现了音乐的审美愉悦价值。在《乐记》中所说的音乐给人们带来的情感体验,不是一种生理上的体验,而是一种心理上的具有情感因素的审美体验。《乐记》中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认为音乐是源自人们内心的,音乐的清浊出自人们的血气,人的气血的变化引起了人们情感的变化,而此种情感的变化首先就表现为声音方面的变化,即“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由此可知,《乐记》认为音乐是人们的情感最为直接和形象的体现,音乐的产生以声音作为其媒介, 通过此种声音能够传导人内心的真挚感情,从而让不同的人对此产生共鸣,进而对音乐欣赏者的心灵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人们的心灵产生教化作用。外部事物体现的某种力的样式和人类的情感中所包含的力的样式具有同构性之时,人们会觉得此种外部事物也具有人的感情[1]12。音乐正是通过其力的样式和人的情感的同构性而影响和熏陶人们的心灵的。《乐记》认为,任何人都有进行音乐审美的内心期待要求,人都具有审美的欲望,并认为音乐的审美愉悦作用也是具有多面性的,不同的音乐能够给人们带来不同的享受,相同的音乐由不同修养的人欣赏其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即“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
二、从《乐记》管窥汉朝音乐对人格塑造方面的教化思想
《乐记》是汉朝时期儒家思想人物在吸收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基础上,经过整理编撰成册的典籍。然而,汉成帝时期编撰《乐记》 并不是单纯对先秦时期儒家有关音乐的言论进行总结和汇编,是按照汉朝统治者的现实需求而进行编撰的。所以,《乐记》是汉朝时期独尊儒术大环境下的产物,能够真实体现汉朝时期的音乐教化思想。《乐记》的音乐教化思想,其受到了先秦时期儒家乐教思想的影响,和先秦诸子的儒家思想之间具有十分重要的渊源联系,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还受到春秋战国、秦朝时期道家思想的影响,但是,汉成帝时期编撰《乐记》是按照汉朝统治者自己的人性论思想基础来进行的,是为了满足汉朝时期社会现实的需要而编撰的。《乐记》中“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的表述中可以看出,认为人性思想具有好恶之分。《乐记》从其对人性思想的认识出发,认为音乐具有人格塑造的教化作用,人性的恶是可以通过音乐教化而得到改变的,所以要对人们进行主动的音乐教化。 而且,通过发挥音乐的教化作用,能够让善的人更加善。《乐记》的这些音乐思想主张,完全符合儒家的教化思想,儒家始终认为人的道德的培养是要依靠教化来实现的,人们所具有的习性秉性也需要通过道德教化予以完善。
先秦的很长时间之内,音乐被作为宗教祭祀和朝廷、民间重要典礼中的元素,但是其仅仅具有依附性的作用。而《乐记》强调, 音乐是人们情感的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具有塑造人格的功能作用,这就使音乐从依附地位提高到了独立地位,使音乐的地位大大提高。从《乐记》中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汉朝时期的音乐教化思想中,非常注重音乐作为人们道德人格塑造的工具性,认为通过音乐能够提高人们的道德品质,发挥良好的人格塑造作用。汉朝时期的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人的道德品质是不会自然而然就得到提高的,而是必须进行及时有效的教育,音乐教化就是提高民众道德人格的重要方式。《乐记》中强调音乐能够“感于物而七情动也”, 也就是认为音乐能够让人获得感化、德化,净化人的性情、塑造良好的人的精神气质。《乐记》提出:“乐者,德之华也。”认为音乐能够让人们的心灵产生重要的影响,达到一种浸润心灵的目的,让人们的心灵更加美化。从《乐记》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汉朝时期的人们认为,音乐对人的心理能够产生直接的影响,随着音乐节奏的纵横跌宕,欣赏音乐的人的内心也会随之起伏,从而润物细无声地对人的心灵产生熏陶作用,使人们的心灵能够得到净化。汉朝的音乐教化思想还认为,音乐能够在人的审美活动中调动人的感情,从而让人产生情感体验、激发人的想象。
三、从《乐记》管窥汉朝音乐对治国理政方面的教化思想
《乐记》中还提出了“以乐治国”的主张,认为音乐还具有治国理政的功能作用,这虽然是《乐记》中提出的主张,实际上代表了统治者的具体乐教思想观念。《乐记》对于教育的作用十分重视, 认为教育对社会来说不可或缺,教育的作用在于“教民”,而乐教正是教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音乐有利于治国理政的观念源自西周时期的“采风”制度,“采风”即采访风俗,将民间音乐收集于宫廷,统治者可通过民间音乐了解民风民情,进而将乐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2]47。《乐记》指出:“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认为如果教育抓得不好就会“伤世”,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乐记》中的这些观点,正好体现了汉朝统治者的主张。汉朝统治者认为,通过创造音乐文化促使其满足人们个体的发展需求,促进民众思想道德、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等方面的发展,让民众的素质和统治者的要求相适应,便能够更好地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乐记》中这些思想观念的提出,表明汉朝人已经充分认识到了音乐的教化功能,并且懂得按照统治者的现实需要选择那些符合统治者要求和规范的音乐来教化民众,这就需要音乐教育工作者必须对社会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态势予以及时关切,只有如此才能发挥音乐教化维护统治、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否则不仅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反而会给社会带来危害。
在先秦儒家音乐教化思想的基础上,《乐记》进一步论述了音乐教化和统治者治国理政之间的关系。从《乐记》论述中可以看出,汉朝时期的音乐教化思想强调,音乐能够体现和反映民众的感情,而民众的感情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政治状况之间密切关联, 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状况下产生相应的“治世之音”、“乱世之音”、 “亡国之音”,因为不同的社会政治状况感动人心而产生的音乐是不同的。《乐记》中对此进一步进行了论述,从而让人们明白“听音而知治乱,观乐而晓盛衰”的音乐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所以,汉朝音乐教化思想认为,统治者通过音乐可以观察人之贤愚、政之得失、民之情俗,从而有利于治国理政,通过音乐提升人们的道德修养和言行,促进国家社会的兴旺发达。在政治和音乐的关系方面, 《乐记》明确提出“审乐以知政”的主张,认为政治上的成功与否是可以通过音乐而表现出来的,也就是音乐和政治之间具有相通性,音乐理所当然也应该为政治服务。汉朝统治者基于儒家上述音乐教化思想,坚持“礼乐并举”教化民心,从而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统治目的,认为在礼乐的配合下能够实现一种“升平”景象,音乐在统治者看来已经成为一种礼仪行为的“符号化”[3]32。
四、从《乐记》管窥汉朝音乐对伦理关怀方面的教化思想
《乐记》中说道:“乐者,通伦理者也。”从此种表述来看,汉朝音乐教化思想中还强调了音乐对培养人们伦理关怀方面的功能。 《乐记》诞生于西汉汉成帝之时,是按照先秦儒家礼乐思想,结合汉朝社会现实的需要编撰而成。先秦和汉朝的社会政治现实完全不一样,先秦的礼乐思想和汉朝的礼乐思想也有着不同之处。先秦的礼乐思想是以宗法伦理和道德仁义作为根基而存在的,同时也以体现宗法道德伦理作为主要内容。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从奴隶社会逐步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重要时期,奴隶社会风行的伦理等级制度逐步被摧毁,代之以封建伦理道德制度。董仲舒倡导的儒家被汉朝统治者奉为官方认可的道德观念,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的创始者孔子等人被完全“圣化”,成为真正的“圣人”,儒家思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崇。这些现象体现在音乐教化思想之中,就是儒家的礼乐思想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统治者结合汉朝的社会现实需要对儒家礼乐思想在《乐记》中进行了集中解释。汉朝时期尤其注重人伦亲情关怀,这在法律上体现出汉律儒家化的倾向,对违反儒家伦理的人通过重罪予以惩戒,而那些虽然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却符合儒家伦理思想的罪犯予以从轻、减轻惩处,甚至免除处罚,认为不构成犯罪。
汉朝注重人伦亲情关怀的儒家思想的“精髓”,体现在礼乐制度上,将各种礼仪、形式等缺乏情感亲情内容的事物和伦理、血缘、亲情结合起来,把音乐从原始歌舞、巫术当中解放了出来,让其成为一种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指导功能的、实用的思想基础和行为规范基础,更加显著地发挥音乐在伦理亲情关怀方面的教化作用,从而更好地为统治者服务。汉朝音乐教化思想中,认为音乐能够调和个体的感情好恶,从而使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保持安分守己、内心平静,保持“和乐”的心理状态,有利于继续维护并进一步巩固统治秩序。
《乐记》还提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的观念,认为音乐是可以和天地相通、相合的感应工具,这就赋予了音乐一种自然神秘的力量。汉朝音乐教化思想中,将音乐这门艺术投入到了神学的怀抱之中,这是古人迷信自然、崇拜天地的思想体现,但是在客观上也将音乐提高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有利于促进音乐的发展。在这样的音乐教化思想主导下,汉朝时期的乐师被赋予了巫师般的特殊能力,汉朝人认为人们通过音乐这种礼乐形式能够将人们的心理需求、内心渴望传达给神灵,从而实现风调雨顺、万物俱发、国泰民安的愿望。在汉朝音乐教化思想看来,在有了礼乐之后,世界万物才会生机勃勃。相反,似乎失去了礼乐之后,天地就会塌陷,万物就会死寂沉沉、毫无生机活力,给音乐披上了一层十分奇特神秘的面纱。概而言之,汉朝音乐教化思想下,认为音乐能够作用于民众、天地、自然、宇宙,让整个天地之间和谐统一、相融相通、契合浑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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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去病是名将卫青的外甥，善骑射，用兵灵活，注重方略，不拘古法，勇猛果断，善于长途奔袭、快速突袭和大迂回、大穿插作战。
初次征战即率领800骁骑深入敌境数百里，把匈奴兵杀得四散逃窜。在两次河西之战中，霍去病大破匈奴，俘获匈奴祭天金人，直取祁连山。在漠北之战中，霍去病封狼居胥，大捷而归。
据史料记载，平阳公主未曾留下名字，网上所流传的刘娉出自于柏杨编著的《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一书，其出处不得而知，因此一般多不采信。
进献美女
建元二年春(前139年)，汉武帝路过平阳公主家时，家中的讴者卫子夫被汉武帝看中所幸。平阳公主由此获赐黄金千斤。卫子夫上车入宫时，平阳公主抚摩着她的背说：“去吧，保重身体，勉力求进!如果显贵了，不要忘了我。”
一、西王母的附属物象意义探究
两汉时期的西王母作为掌管生死的女神形象基本已经完善, 宗教地位日渐稳固, 成为这一时期信仰世界中生死观念的具体象征, 其形象尤其在墓葬中得以体现。公元一、二世纪中期, 西王母形象进入墓葬艺术, 在墓中棺椁或者画像石、画像砖上出现。在墓葬画像中, 我们能常常看到这样以组合形式出现的宗教形象。
陕西绥德墓门楣画像上, 画面左边有头戴胜的西王母, 三足乌站立于地, 九尾狐正朝西王母走来, 两玉兔手持杵臼捣药。
四川成都新繁清白乡出土的画像砖, 西王母坐于龙虎座上, 龙虎座下一蟾蜍直立操弓而舞, 右有九尾狐, 以及持有灵芝仙草的白兔, 左有为西王母取食之三足乌。
四川眉山彭山二号石棺内画像石, 西王母坐于龙虎椅上, 右上方有三足乌, 右下方有九尾狐, 左侧有蟾蜍, 直立而挥舞。
由此看出, 汉朝画像石中常伴随西王母一同出现的动物形象有三足乌、九尾狐、玉兔、金蟾, 它们是西王母的使者、随从与伙伴, 是稳定的附属物象。也许将它们与西王母形象作为一个整体研究能更好的理解西王母的道教偶像形象。
1. 九尾狐
虽然后来九尾狐演变为了青丘山食人、蛊惑人的妖兽, 但在最初, 古人认为九尾狐是具有祥瑞品格的祥兽 (如它死后必将头朝向自己出生地的方向被视为不忘本) , 象征子孙繁衍、后世昌盛。
2. 三足乌
《括地图》:“昆仑在若水中, 非乘龙不能至。有三足神鸟, 为西王母取食。”《山海经·海内北经》:“西王母梯几而戴胜, 其南有三青鸟, 为西王母取食。”可见上述居于西王母座旁, 为其取食之鸟, 是同一种, 所以三足神鸟即汉代画像砖上的三足乌, 也就是三青鸟。在一些有关山海经古版的插图中, 三青鸟会变成三个侍女伴随西王母左右。
《山海经·南山经》中三列山系的诸山神或为鸟身龙头, 或为龙身鸟头。因当时处于农耕阶段, 所以选用稻米祭神的方式可以看出当时部落族群的鸟信仰。而将神鸟设为西王母身边的侍从, 凸显了西王母在神谱中的重要地位。
3. 玉兔、金蟾
汉代阴阳五行盛行, 万事万物分为阴阳两级, 日为阳极。张衡《灵宪》“日者, 阳精之宗。积而成鸟, 象鸟而有三趾。阳之类, 其数奇。”汉代王充《论衡·说日》提到:“日中有三足乌, 月中有兔、蟾蜍。”道家视日月星辰为崇拜的神明, 太阳是大明之神, 月是夜明之神, 常以日月星辰烘托仙家的生活氛围, 三足乌、玉兔、蟾蜍就作为日月的映射相随西王母。
西汉武帝时期山东临沂金雀山9号墓出土的帛画图像, 最上部是内有三足乌的日轮和内有蟾蜍的月轮图像, 用以表示天上世界。
汉画中的蟾蜍图像是汉代人企盼羽化升仙的一种重要印证。蟾蜍作为瑞兽的出现可能应该追溯于新石器时代蛙纹图腾的出现, 蛙纹源于对蛙的生殖崇拜, 此外, 人类对洪水灾害的祈福也表现了对蛙神的崇拜。蛙演变为金蟾, 成为的祥瑞之兽, 也相传金蟾是嫦娥的化身, 所以它才能同玉兔同在月轮中。张衡《灵宪》:“月者, 阴精之宗。积而成兽, 象蛤兔焉。阴之类, 其数偶。”蛤即蟾蜍, 兔为玉兔。汉画像中月的形象每每与青蛙联系在一起, 月为阴精之宗, 月中蛙便是阴精的代表。二者结合, 阴阳和谐, 是祥瑞的象征。
4. 龙虎座
除了神兽瑞兽的相随, 在汉代石刻中龙虎座也是西王母的标志。道教有东西南北“四方之神”, 又叫“四灵”。二十八宿中东方七宿呈龙形, 为青龙;西方七宿呈虎形, 为白虎。龙虎的意象有阴阳之别, 阴阳相合, 万物生长。龙虎又为道教有关内、外丹文献中的重要术语。因此作为首要的道教符号, 龙和虎的画像装饰在很多墓葬石棺上与西王母共同出现, 标志西王母这一道教偶像初现雏形, 道教信徒在墓葬中表达了自己的宗教信仰。
5. 昆仑山
上述临沂金雀山帛画中, 紧靠日月图像之下的是三座通体画有曲线纹的山峰, 所描绘的就是昆仑山。在神话中, 凡是生育或再生的母题多与昆仑山有关。由此可见, 西王母所居住的昆仑山代表了女性的生育, 象征了女性和母体, 具有生殖繁衍的意义。在《山海经》中, 昆仑是一个有特殊地位的神话中心, 当中描写道, “此山万物尽有”, 表述的也是生育的象征。这也使西王母的神格上附着了生命与永生的意味。
二、西王母的道教尊神意义
祥兽瑞兽与西王母共同出现显示出西王母的能力强大, “祥瑞”与神鬼迷信思想有关, 主要用于辟邪, 神鬼祥瑞是汉画像石上常见的题材。在墓葬建筑中刻画这类题材的画像, 主要是为了祈求天地神灵的保护, 祛灾禳祸, 辟除不祥, 死后升仙, 这说明西王母不仅可以使人长生不死, 引导亡魂升天, 还可以赐予子嗣、保佑平安、消除灾难等。西王母在汉代时成为重要的民间信仰, 其信仰中包含的长生不老理念也投合了道教对长生的追求。
江苏沛县栖山一号石椁墓, 是一座西汉末期的夫妻合葬墓, 在东壁画像描绘的是西王母的“仙界生活”, 西壁画像是男墓主在“人间”的活动场景。这种男墓主与西王母相对应的构图形式彰显了汉代人对西王母的膜拜和对仙境的渴求心理。西王母已经从传说中的人物形象转向为具有宗教色彩的偶像崇拜。
三、结语
因此, 当这些物象与西王母共同出现, 存在于墓葬画像石刻中, 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墓主的道教信仰。六朝时期, 道教盛行, 其影响迅速扩大, 人们渴望升天, 开始有了对死后的憧憬, 祈祷死后世界的安宁与不朽。尤其西汉时期神仙观念的形成与兴盛, 人们开始对仙境有渴求心理, 更向往长生不老, 于是职责是掌握着“不死药”的西王母刚好与道教教义长生相契合, 使得西王母的道教女仙形象逐渐成型。
摘要：汉朝时期, 西王母是神话故事中的重要神祗, 是长生不死的仙人和掌管不死之药并能救万民于苦难之中的吉祥神。到了六朝时期, 进入道教神仙体系的西王母在道教有意识的改造下, 由神话女神变为道教女仙, 直到隋唐时期确立成为了道教尊神。本文通过分析汉朝时期西王母在墓葬画像石上出现的形式, 探究西王母这一宗教形象最终能成为道教女仙领袖的原因。
关键词：汉朝墓室,画像石,西王母,道教符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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