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共9篇）

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篇1

(二)我国收入分配领域改革的任务、思路和原则。

针对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应确立如下改革的任务、思路和原则：

1.改革任务。从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看，我国收入分配领域改革的任务可概括为“四个一”，即一套新制度、一套新机制、一套新体系、一种新格局。

2.改革思路。总体上看，解决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不能就分配论分配，必须根据造成收入分配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思考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

3.改革原则。一是要坚持公平效率相统一;二是要坚持劳动者收入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协调;三是要坚持突出重点与系统改革相结合;四是要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补充。

二、我国收入分配领域改革的主要措施

根据以上改革任务、思路和原则，针对前述收入分配问题及其原因，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六方面改革措施：

(一)加强收入分配法制建设。

1.进一步健全收入分配法律法规。

2.加大收入分配执法力度。

(二)进一步改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1.改革完善企业薪酬制度。

3.进一步改进完善其他收入分配制度。

（三）逐步形成新的收入分配机制。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新机制主要包括劳资双方工资平等协商的企业薪酬决定机制，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工资支付保障机制。

1.建立健全劳资平等协商的企业薪酬决定机制。

2.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3.健全薪酬支付保障机制。

（四）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

1.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

2.加强对某些群体和垄断行业过高收入的调控。

3.逐步理顺用人单位内部薪酬分配关系。

4.综合治理，逐步扭转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五）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控。

1.运用经济、信息等手段健全收入分配调控体系。

2.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协助加强宏观调控。

（六）综合治理，配套改革。

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篇2

一、国有企业分配政策存在的问题分析

要解决员工个体的分配问题, 就必须着眼于构成企业的最基本单元———员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要依靠员工, 企业的最基本构成也是员工, 没有员工的奉献与支持, 企业要实现生存与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而构成最广、影响最大、涉及层次最复杂的就是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它就像是一面双刃剑, 运用得当会推动企业发展, 运用失当就会制约企业生存。

长期以来, 国有企业内部工会组织比较健全, 员工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不大。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 国有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劳动效率, 普遍实行了生产经营责任制。给企业的经营者赋予了更多的权力和责任, 也承担了更多风险, 企业经营者为了在刺激员工的生产积极性, 也随即出台了分配政策, 拉大分配差距, 鼓励多劳多得, 使员工之间的收入产生了差距;另一方面, 在一些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过程中, 政策向决策者和管理者大幅度倾斜, 他们占据着国有企业员工很小的组成部分, 却获得了很大的分配额度, 使之与员工的收入差距形成巨大反差。据国资委的一个调查结果显示, 在我国的国有企业中, 石油、石化、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等垄断企业内部, 管理者与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接近10倍, 个别企业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差距甚至接近100倍。巨大的分配差距, 不但没有形成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反而造成普通员工怨声载道, 对和谐劳动关系造成直接冲击。

二、国有企业分配政策解决的途径

要解决上述矛盾, 就必须对国有企业分配制度进行大力度的改革。要充分认识到国有企业内部分配制度的改革, 对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实力、提高劳动效率、激发员工劳动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第一, 国有企业要从社会责任的高度认识分配政策的重要性, 自觉承担社会义务, 维护社会和谐。落实企业分配政策问题, 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 要树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发展企业的理念, 将分配向最广大的员工队伍倾斜, 让员工充分享受到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和经济实惠, 让分配政策真正为解放和推动生产力服务, 为激发员工创造力服务, 为提高企业劳动效率服务。要认识到, 企业分配政策绝不是孤立的问题, 而是影响到企业内部团结凝聚, 影响到社会和谐稳定的大问题。员工在企业里的劳动得不到尊重和认可, 就会对企业管理制度产生质疑, 对企业管理者产生抱怨, 进而对社会产生抵触情绪, 最终引发为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因此, 国有企业在制定分配政策时, 要站在维护社会和谐, 维护企业稳定的高度, 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 使分配政策真正为企业发展服务。第二, 国有企业要认识企业属性, 分配政策要向关键岗位、重要岗位和创新岗位倾斜。企业的基本属性是实现利益最大化, 实现效益的途径是通过员工的有效劳动, 而企业内部员工的劳动也可细化为管理性岗位、关键性岗位和创新性岗位, 这些岗位的员工工作环境艰苦, 所付出的相对要多一些。只有根据员工所处岗位的不同, 在遵循社会主义“同工同酬”的基础上, 适当增加这些岗位员工的薪酬待遇, 才能体现企业尊重知识, 尊重劳动的意识, 也有利于形成人人讲学习, 人人讲奉献的风气。企业要以完善员工工资考核体系为前提, 在基本工资的基础上, 增加岗位工资在工资总额中的份额, 充分体现“能者多劳, 多劳多得”的原则, 增强企业内部分配政策的激励功能。同时, 还可以通过调整员工岗位工资的标准, 合理拉大不同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 提高生产一线主要岗位、高级技术和管理人员的收入, 真正建立以岗位绩效工资为主的工资制度。第三, 国有企业要健全经营者薪酬分配制度, 体现社会公平。管理者在企业中承担的责任、所做的贡献和所处的地位不言而喻, 他们也应当通过薪水报酬获得自身价值的认可, 这几年国有企业分配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也是管理层。但是, 我们应当看到, 一味地增加管理者的收入, 拉大他们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 无形中造成了管理者与员工的隐形对立, 不利于建立和谐稳定的企业氛围。因此, 在针对企业管理者的分配制度时, 要同时建立权利和责任相对应的监管措施, 让管理者的收入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有序增长。要在管理层推行经营者收入分配与员工收入分配的分离, 实行管理者年薪制。将管理层的年薪收入与其工作业绩挂钩, 并严格按照国有企业工会组织“三公开”的原则, 将其收入进行公示公开, 让员工清楚管理层收入的来源与构成, 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分配差距大造成的心理抵触因素, 维护企业正常顺利的生产经营环境。要建立科学的指标考核体系和考核办法, 防止管理者的短期行为和不作为行为, 防止负盈不负亏。要切实规范经营者的职位消费行为, 对经营者的住房、交通、通信等费用, 结合相关制度改革, 纳入经营者的年薪收入, 对于业务招待、公关礼品等方面的开支, 也要严格标准, 严格预算, 加强财务审计和监督。第四, 要建立分配政策规范的监管措施。国有企业是国家为唯一投资方的企业组织, 与私营企业有着本质的不同, 因此在制定分配政策时, 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 在合理的框架之内将企业利润进行科学分配。为了提高生产效率, 鼓励多劳多得, 企业的分配制度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和伸缩性, 但这种灵活性是在严格制度的范围内进行的, 不能凌驾于制度之上, 任由企业决策者人为操纵。因此, 企业的纪检监察部门、工会组织要切实发挥监督职能, 利用效能监察、厂务公开、民主集中制等手段, 对企业决策者和管理者的分配进行有效监管。在这一点上, 党组织要与生产经营管理紧密融合, 参与介入企业分配政策制定的全过程, 充分发挥主导作用, 督促有关部门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分配政策。要防止和杜绝“一言堂”现象的发生, 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经营者行为要大胆斗争, 维护国有企业的利益, 维护员工队伍的合法利益。第五, 要保持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分配制度的相对均衡。在国有企业中, 针对决策者与管理者之间分配的悬殊差距, 国家财政部已出台了相关办法, 限制国有企业决策者与管理者的最高年薪, 以规范国企高管薪酬。出台这个办法的初衷, 是为了规范国有企业的经营行为, 而不是为了减低企业管理者的收入, 这两点不是对立的, 而是和谐统一的。国有企业由于属性的限制, 不可能像私营企业那样, 除了生产成本、所得税和员工工资外, 所有利润都归企业经营者个人所有, 国有企业还必须上交国家利润, 因此, 注定了国有企业管理者不可能获得私营企业经营者那样的高额报酬。但如果只考虑国企高管与职工薪酬水平控制在10到12倍, 就有可能进一步拉大管理者与普通员工收入水平的差距, 由此引起企业内部矛盾, 加大社会不公。盲目提高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薪酬, 这不仅仅是企业内部的事, 而且关系到社会公众利益和社会公平。因此, 要兼顾社会公平, 就不能将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管理者的收入进行类比, 应立足于国有企业内部管理者与员工薪酬水平的差距。因此, 一方面在规范国企高管限薪, 实现高管与职工薪酬的合理“匹配”, 完善国企高管薪酬结构的同时, 还应该辅以强有力的监管手段, 防止国企高管瓜分国有资产;另一方面为防止国有企业高管们为自身利益提高企业员工工资基数, 加大与同行业同领域非国有企业人均工资水平的差距, 对于国有企业尤其是依靠资源和政策倾斜优势获取高额利润的大型资源性国企, 同样应将国企员工收入与同行业同领域非国有企业员工收入水平的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打造一个相对公平的薪酬体系。

参考文献

[1].蔺汉杰.完善国有企业收益分配机制的若干建议.会计之友, 2011 (3)

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篇3

关键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合理调节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多种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即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决定收入分配结构。而定义按劳分配，是社会作了必需的扣除之后，按照劳动者向社会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收入的分配方式主要是按劳分配的方式。因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前提条件；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物质条件；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的特点（劳动还存在着重大差别，还是谋生的手段），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直接原因。

不过，我们目前实行的按劳分配的方式同马克思当时的设想有着很大的区别，有其自身的特征：第一是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主体，不是社会唯一的分配原则，而是由企业；第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消费品的原则，还不可能在全社会的公有制经济范围内按统一的标准实现；第三按劳分配只能以商品交换实现的价值量所曲折反映劳动量为尺度还而不能以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为尺度。第四按劳分配必须借助于商品货币的形式来表现而不是以“劳动券”的形式。

2.收入分配不平衡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深入发展，国内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日益加大的形势，特别是东南沿海与中西部之间的地区差距大幅攀升，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与此同时，城市和农村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开。至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总体基尼系数已上升到0.45的高度。若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已是相当不平等的差距。除此之外，经济体制不健全，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明显拉大，贫困人口及失业率节节攀升。

上述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必然会引起对国内社会大面积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会使发展丧失本来的意义，使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能共享发展成果，从而形成一种“无发展”的增长情形。如邓小平曾指出的那样，“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另一方面，大量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会油然而生，进一步发展还可能形成社会动荡，使发展从而失去最为基本的前提条件。综上所述，要想保证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安全运转就必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高度重视社会建设，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因而针对我国存在的城乡、地区和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收入分配问题高度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对于遏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但收入分配领域依然存在许多问题。

3.正确认识收入分配差距及其应对之策

目前，要想解决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根由有两点：一是收入初次分配的政策缺乏统一和规范，二是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例如，据有关部门统计，2001年前20%的人拥有80%的存款但80%的人却只占有20%。

而导致现在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因此，利用财政税收等手段调节各行业、部门的收入差距，也必须综合治理。尤其突出的是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本来就存在很大差异，而各部门之间的制度外收入又有很大的距离，同一行业内部各收入层次又拉开档次，再加上制度外收入易于偷、逃税，所以这些层次、因素的附加作用更使分配失衡越发地突现出来。

首先，要通过加大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来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

其次，积极扩大就业是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途径。

再次，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要建立一个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社会保障体系。

最后，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还必须加强税收调节的功能和力度。

总之，合理解决中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既要防止两极分化，也不能实现平均主义，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实现共同富裕是最终目的。

4.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后富的关系

效率与公平两者的关系是互相制约、辩证统一的。一方面，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其资源配置和运行机制应该是公平合理的，并通过高效率来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去实现分配的公平；另外，公平是提高效率的前提，资源合理配置、劳动者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尽可能全面地发挥需要收入分配公平合理，也有助于提高效率，树立坚持公平和注重效率的价值观，从而把效率和公平统一协调。

社会主义运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坚持效率优先，公平应当服从效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个人收入分配必须坚持体现的。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之上，在不同的分配层次中效率和公平的侧重要有所不同。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第一，必须克服平均主义。第二，必须处理好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处理好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对我国改革、发展与稳定有着重要作用。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曾强调指出：在经济政策上，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而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后来他又多次指出：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第三，必须防止两极分化。党的十五大为了纠正某些带有两极分化特点的现象，提出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的措施，保护合法收入等。综上所述，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即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在合法经营劳动的基础上先富起来，再带动大部分地区和大部分人后富起来。

结语

现阶段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巨大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制度运行的结果是其中之一，其次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和非法的因素。如有分配过程中的不平等；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地区差异等种种的问题与现象从某方面来说，是国民经济发展及提高、构建现代主义市場经济体制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经之路，但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也是社会不公正现象的结果。但是只要对个人收入进行合理的调节，提高劳动收入所占比例，推动农民收入增加，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间收入差距，消除行业垄断利润等举措来调整与完善分配制度，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后富的关系，我们国家的经济将向繁荣稳步发展又迈进了一步，社会将会越来越和谐，国民经济也越来越强大。（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

参考文献：

[1]胡锦涛.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工作报告

[2]孔祥云，刘敬东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3]邓小平文选（第3卷）：139.

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篇4

国人部发【2007】100号

一、国务院直属副部级机构、部委管理的国家局的司长、副司长晋升职务后，级别工资如何晋升？

国务院直属副部级机构、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中由副司长晋升为司长的，先按高定前的级别执行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的通知》（国人部发〔2006〕58号）关于晋升职务相应晋升级别和增加级别工资的规定，在此基础上级别高定一级，级别工资就近就高套入相应的工资标准；司长、副司长晋升职务的其他情形，均按照国人部发〔2006〕58号文件的规定晋升级别和增加级别工资。

相当于上述机构司长、副司长职务的副省级城市的公务员，晋升职务后，参照上述办法晋升级别工资。

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内设的副部级单位，能否参照执行国务院直属副部级机构、部委管理的国家局高定级别的政策？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内设的副部级单位，不能参照执行国务院直属副部级机构、部委管理的国家局高定级别的政策。

三、新任职务层次低于执行工资待遇对应职务层次的公务员晋升职务后，是否能同时晋升级别和级别工资？

所任职务层次低于执行工资待遇对应职务层次的公务员，如晋升后的职务高于巳执行工资待遇对应职务层次，执行新任职务的职务工资标准，并以执行工资待遇对应的职务层次为基础，按规定晋升级别和级别工资；如晋升后的职务与已执行工资待遇对应职务层次相同，执行新任职务的职务工资标准，级别工资不变；如晋升后的职务低于已执行工资待遇对应职务层次，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均不变。

四、公务员晋升职务增加工资和符合“滚动升级”条件增加工资在同一时间的，如何增加工资？

“滚动升级”是指根据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的通知》（国人部发〔2006〕58号）的规定，公务员按套改办法重新确定级别后，自2007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凡考核称职及以上并达到级别工资确定表规定年限的，可从达到规定年限当年的1月l日起晋升一个级别，级别工资就近就高套入晋升后级别对应的工资标准。公务员晋升职务增加工资和符合“滚动升级”条件晋升级别增加工资在同一时间的，先按晋升职务增加工资的规定增加工资，再按“滚动升级”的规定晋升级别增加工资。

五、晋升职务只晋升一个级别的公务员，如何执行“滚动升级”的政策？

这次工资制度改革后晋升职务只晋升一个级别的公务员，自2007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如按原任职务达到晋升后级别的规定年限，或按原任职务的低一职务达到套改确定级别的规定年限，且考核均为称职及以上，可从达到规定年限当年的1月1日起晋升一个级别。

六、因受处分工资套改时低定级别的公务员，如何执行“滚动升级”的政策？

因受处分工资套改时低定级别的公务员，按低定级别前的情况确定是否可以“滚动升级”，如符合条件，可在现级别基础上晋升一个级别，级别工资就近就高套入相应的工资标准。

七、事业单位新聘用的各类院校毕业生，如何正常增加薪级工资？

事业单位新聘用的各类院校毕业生，聘用满一年后的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等次的，从次年的1月起增加一级薪级工资。例如，2006年4月新聘用的硕士毕业生，2007年考核合格，从2008年1月起增加一级薪级工资。

八、事业单位博士后研究人员，如何正常增加薪级工资？

事业单位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满l年后的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等次的，从次年的1月起增加一级薪级工资。例如，2006年10月进站的博士后人员，2007年10月进站满1年后考核合格，从2008年1月起增加一级薪级工资。

九、事业单位岗位变动人员，如何正常增加薪级工资？

在专业技术岗位、管理岗位、工勤技能岗位之间变动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等次的，比照所聘岗位同等条件人员正常增加薪级工资。

十、2006年7月1日后被授予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并享受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待遇的人员，能否高定工资档次或薪级工资？

2006年7月l日后被授予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并在表彰奖励文件中明确享受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待遇的人员，可高定工资档次或薪级工资。

十一、受单位派遣到实施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的县（市、区}工作六个月以上的人员，从何时开始享受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如果这些人员在不同类区间流动工作，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如何执行？

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国人部发〔2006〕61号）中“受单位派遣，到实施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的县（市、区）工作六个月以上的人员”是指所在单位不在实施艰苦边远地区津贴范围内，受单位派遣到实施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的县（市、区）连续工作六个月以上的人员。这些人员从受单位派遣到实施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的县（市、区）工作的当月起开始享受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如果这些人员在不同类区间流动工作，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按月计发，每月的标准根据本人当月工作时间最长的类区标准核定。

十二、所任职务（所聘岗位）与执行工资待遇对应的职务（岗位）不同的人员，如何执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 所任职务（所聘岗位）与执行工资待遇对应的职务（岗位）不同的人员，按执行工资待遇对应的职务（岗位）执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

十三、技工学校专职教师和各类体校教练员，能否提高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标准？

技工学校专职教师和各类体校教练员，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标准均提高10%。

十四、广播电视天线工学徒期满后，薪级工资能否高定？

广播电视天线工学徒期满后，转正定级薪级工资可高定1级。

十五、聘用到优抚、社会福利事业单位和殡葬事业单位的毕业生，能否提前转正定级？

聘用到优抚、社会福利事业单位直接从事病瘫老人、生活不能自理的痴呆傻、病残婴幼儿和严重精神病、传染病人护理工作或直接从事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并直接接触救助对象，以及殡葬事业单位从事尸体接运、整容、防腐、火化等直接接触尸体岗位的毕业生，可提前转正定级。具体办法由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制定。

十六、哪些人员可执行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标准的政策？

执行中小学教师提高工资标准的范围，严格按照劳动人事部、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下发〈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标准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劳人薪〔1988〕2号）执行。具体包括：小学、幼儿园、普通中学、农业中学、职业中学、工读学校、特殊教育学校教师，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中等和初等成人教育学校（含教师进修学校）的专职教师，属于事业编制的少年宫、少年之家、少年科技站的专职教师，以及地方教研室、电化教育机构的教师。

人事部

非税收入审计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篇5

一、非税收入审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违规获取非税收入。由于收支脱钩并未真正落实到位，非税收入与个人、部门利益息息相关，一些部门和单位为了保证既得利益，违规收费和罚款的现象时有发生。一是有的地方和部门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有的受利益趋使，甚至“以罚代收”。二是为满足团体利益，规避财政专户管理获取收入。有的部门将非税收入项目转为经营性收入项目，还有的部门将非税收入挂往来科目列收列支或转作单位收入等问题。

（二）征收力度不够，应收尽收不到位。一是有的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擅自制定优惠政策，常常以缓代免、先征后返的方式为落户企业变相减免非税收入。二是有的部门擅自把一些行政事业性收费转化为经营服务性收费，或采取抵扣或降低收费标准的办法减少非税收入。三是部分单位对非税收入的征收力度不够，未作到应收尽收。

（三）收费票据管理不规范。少数单位未按票据管理的有关规定使用财政部门统一收费票据，存在混用、串开票据的现象，有的单位甚至使用自制票据等，使非税收入资金游离于财政监管之外。另外，非税票据缴款时间的随意性较大，缴款人经常拖延缴款时间，造成非税收入缴款时间滞后。

（四）未按规定将非税收入上缴预算或纳入财政专户管理。一是有的部门把征收的非税收入长期滞留在本单位账户上，未按规定及时解缴或不缴入财政专户。二是个别部门将非税收入收费项目下放到所属事业单位、企业或社会团体收取，形成了单位财务收支体外循环，导致财政资金流失。三是有的部门将收取的非税收入不按“收支两条线”规定管理，随意截留、挪用和坐支，导致财政收入失真。

（五）支出管理相对薄弱。非税收入中的大部分资金都有其规定的专门用途，资金使用部门只有按规定使用才能发挥专用资金的使用效益。由于对非税收入使用管理不到位，挤占挪用非税收入问题时有发生，有的用来平衡预算，有的用于发放职工奖金和各种津贴等，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上述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现行收费体制下的利益驱动。目前罚没收入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等非税收入，未实行严格意义上的收支脱钩，导致乱收乱罚、资金体外循环和截留、挪用问题。二是法制不健全，监督缺乏约束力。目前，非税收入从立项、定标、征收、票据管理和资金使用各个管理环节，没有一套完整、统一、规范、系统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对非税收入管理中的违规行为缺乏强有力的法规约束。三是监管力度不够。由于财政部门监管力度不够，加之部分部门领导财经法纪观念淡薄，一些部门和代征机关违法违规行为得不到及时纠正和相应的处罚，影响了非税收入足额征收。

针对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大宣传力度，加强社会监督。加强对非税收入管理重要性的认识，明确非税收入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有权属国家、使用权归政府、管理权在财政，提高各级执收单位按章办事、服从监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同时及时公布政府非税收入的征管范围、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使公众了解和掌握国家的各项收费、罚没政策和规定，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二）完善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管理政策，防止国有资源（资产）收入流失。规范政府非税收入减免制度，将减免审批权限集中到财政部门，坚决禁止有关部门和单位擅自越权减免非税收入的违法行为。要对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政府垄断性经营服务收入、罚没物品处置及政府捐赠收入等薄弱环节加强征管，尤其对占非税收入比例较大的土地出让收入要强化监管。同时要加强对事业单位经营性收入的监管，将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全部纳入财政专户和预算管理。

（三）实行资金统筹管理，增强政府对非税收入的调控能力。一是政府应严格按照部门预算要求，把非税收入形成的财力与其他财政收入形成的财力一同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统筹安排，各级财政部门要彻底改变对非税收入按比例返还、收支挂钩的管理模式，实行真正统一的财政预算，充分发挥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作用，增强政府对非税收入的统筹调剂能力。

中国收入分配问题之浅谈 篇6

近年来，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公众注目的焦点。

目前国内的收入分配现状：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总体呈上身趋势。

一、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的下降趋势

目前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占GDP或国民收入(GNI)的比重持下降，是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基本原因。

二、关于垄断性行业和政府收入

一段时期以来，企业和政府集中的财力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据权威人士估计，垄断性行业的职工工资通常是其他行业的2—3倍，而实际人均收入则是其他行业的5一lO倍。大量收入并没有进人工资单，而是以种种方式

计入了企业其他成本。因此这些收入往往也不会包括在正规的居民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统计中。但即使在垄断性行业内部，收入分配差距也是巨大的。因此即使

考虑到垄断性行业的“隐性”收入，劳动者报酬也不会有多少增加。这是因为其大部分为垄断性行业的少数人所得，主要不属于劳动报酬。

在政府方面，如果服务没有跟上，没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么就可能意味着大量社会资源被浪费了，或是用在了政府自身消费和其他效率很低的用途上。多年来，政府用在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低效率投资和政府自身消费的支出是海量的。实际上居民收入比重被人为压低了。因此，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换，遏制政府膨胀和公共资金浪费，减轻社会负担，是改善居民收入分配比例的关键措施。

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分析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处在二元经济的发展阶段，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使得长期以来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按照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描述，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压制了工资水平的上升，使劳动报酬长期不增长。特别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劳动报酬增长缓慢就导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

第二，收入分配越来越向资源性和垄断性行业倾斜。这些行业的某些高管层收入尤其惊人，与其贡献严重背离。这些行业收入水平之所以远远高于其他行业，一个原因是缺乏有效的资源税体系，使资源性行业侵占了正常经营收益以外的资源收益。原因之二是缺乏合理的垄断利润调节税和国有企业分红制度。原因之三，是一些垄断性行业进入门槛过高，对民营企业限制较多，缺乏有效竞争。

第三，少部分高收入居民拥有越来越多的“灰色收入”。说明存在许多制度和法律界定不清楚的地方，一些收入无法明确界定其合法与否。但其中的相当部分，实际上是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通过不公开的渠道流失，转化为私人收入。

针对上述情况，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不能仅仅着眼于调整工资、税收等行政干预措施，而需要从根本性的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做起，特别要尽快推动严重滞后的财税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解决导致收入分配失衡的深层次矛盾。

我个人的看法有以下几点：

1．继续改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争取尽快实现社会保障的低水平全民覆盖，特别要解决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和在城市安家落户的问题。在公共服务方面，重点解决医疗服务和抑制医药费用上涨。

2．改善微、小企业经营环境和融资环境，特别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小型民间金融机构发展，同时促进市场中介机构发育，改善政府对企业和就业的服务，以扩大就业机会，推动劳动报酬的增长。

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篇7

然而, 高三政治教学中问题的设置应不同于其他学科、其他年级。前不久, 我为全市高三政治老师上了一节公开课, 课题是《经济生活》第七课“个人收入的分配”。我是采用问题教学法上的, 用问题贯穿整个课堂教学过程。这节课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 他们都认为我这节课之所以成功, 主要是问题设置的好, 难度适中, 综合性强, 具有时代感, 有高三政治课的味道。因此, 我想以这节课为例, 谈谈高三政治课教学中应如何设置问题, 希望能对同行有所启迪。

一、依据考点设置问题

高三政治是高考科目, 政治教师必须跟着高考指挥捧转。因此, 高三政治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做到心中有考点。我在上这节课时就依据考点设置了六个问题: (1) 关于“按劳分配”; (2) 关于“按个体劳动成果分配”; (3) 关于“按生产要素分配”; (4) 关于“公平”; (5) 关于“效率”; (6) 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围绕这六个大问题, 我又设置了若干小问题, 学生可以循序渐进地解答问题。

设置问题要依据考点, 但又不能一味拘泥于考点, 还要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我发现学生对理解“按个体劳动所得分配”有困难, 我就围绕这个问题设置了三个小问题: (1) 凡是劳动收入都是按劳分配吗? (2) 这种分配方式有什么特点? (3) 所有劳动收入都受法律保护吗?另外, 考纲上并没有把“效率”列为考点, 但考虑到学生的认知水平, 他们对“效率”的含义, 为什么十五大提出“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十七大又提出“初次分配、再分配都要关注公平”, 都不太理解。他们错误地认为现阶段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这都是讲“效率”导致的。因此, 围绕“效率”我又设置了三个小问题: (1) 讲“效率”一定导致两极分化吗? (2) 不讲“效率”行不行? (3) 提高“效率”的根本措施是什么?学生把这些问题弄明白了, 教学目标也就达到了。

二、设置问题既要有梯度, 又要有深度

高三政治是高考科目, 高考成绩是教学效果的终端显示, 因而教师设置问题不能太随意。而且高三政治课时少, 学生课后也不会花多少时间看政治, 因此, 教师在课堂上设置问题一定要精致, 要有价值。

比如, 关于“按劳分配”我设置了五个问题: (1) 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的分配一定是按劳分配吗? (2) 凡是工资收入都是按劳分配收入吗? (3) 凡是劳动收入都是按劳分配收入吗? (4) 等量劳动一定获得等量报酬吗? (5) 按劳分配体现公平, 是否也体现效率呢?这五个问题既源于教材又高于教材, 难度也适中, 学生必须要认真考虑一下才能回答出来。如果没有梯度, 基础差的学生就跟不上老师的教学进度;如果没有深度, 又很难适应高考需要。

三、问题设置要有综合性

高三课一般都是复习课, 教师要引导学生多角度考虑问题, 设置的问题要有综合性。综合可以是学科内综合, 也可以是跨学科综合。例如, 关于“公平”我设置了两个问题: (1) 现阶段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收入分配公平? (2) 如何实现公平?针对第一个问题, 可以从分配制度不完善、存在垄断、政府监管不到位等方面分析, 这是学科内综合。针对第二个问题, 可以从发展生产、完善分配制度、改革分配体制、加强宏观调控、树立科学发展观、完善相关法律、强化政府职能、政府要依法行政、反腐败等方面分析, 这是跨学科综合。

关于民生问题, 我设置了三个问题: (1) 从《政治生活》角度分析, 党和政府为什么要高度关注民生问题? (2) 从《经济生活》角度分析, 怎样改善民生? (3) 从《生活与哲学》角度分析, 政府关注民生问题体现了哪些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十五大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再分配注重公平;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更加关注公平。我国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认识体现了什么哲学道理?这三个问题都带有很强综合性, 显示高三政治课特色。多角度设置问题, 能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也能引导学生系统掌握知识, 构建知识体系。

四、设置问题要有时代感

政治课的生命力就在于理论联系实际, 因而高三政治教师在设置问题时要关注时事热点。很显然, “个人收入分配”这一课中的“公平”问题是个热点。因此, 在上课之前, 我认真阅读了我国“十二五”规划。规划提出我国在十二五期间要更加关注公平, 改善民生。

围绕“公平”我给学生展示了大量背景材枓, 同时设置了四个问题: (1) 公平就是没有差距吗? (2) 收入分配不公会有什么危害? (3) 你认为我国现阶段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收入分配公平? (4) 如何实现收入分配公平?政治课充满时代特色, 这是政治课魅力之所在。

五、鼓励学生设置问题

马克思说过:人是主体, 自然是客体, 主观性便是从客观世界的角度揭示人由被动变为主动、能动的特征。因此, 教师应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亲身实践、独立思考、合作探究, 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培养学生主动提问题的能力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问题教学”是以学生提出问题为前提的。问题式教学法改变了教师“以讲为主, 以讲居先”的格局, 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注重学生自学能力和积极探索精神的培养和锻炼, 提高了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和水平。由于受知识水平的局限, 学生设置问题难免会幼稚, 教师要给学生鼓励, 相信学生的能力。学生跟种子一样, 有自己的生命力, 老师能做到的只是给他们适当的条件和照料, 让他们自己成长。学生要是会设置问题就一定能理解问题、解决问题。

货币过剩中的收入分配问题 篇8

钱多，是指社会整体存在的货币规模，已经超出经济规模的需要，如果不采取紧缩政策，货币早晚会与商品价格找平衡，最终带来资产泡沫和严重通货膨胀。

钱少，是指对于大多数老百姓而言，收入水平并不乐观，口袋干瘪，无力消费。这么多钱在社会中存在，却不见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那么，这些钱到哪里去了？无非三个去处，要么是攥在政府手中，或是留在企业账上，还有就是揣到少数富人兜里了。

有学者对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分析认为，政府财政大约拿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5%，企业资本拿走了大约45%，农民和城镇劳动者拿走了剩下的大约20%。

这个推断也许存在争议，但过去若干年中，政府财政收入增幅远高于居民收入增幅确是不争的事实。据统计，从1995 年税收政策改变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之多。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长了 1.2倍。在经济最困难的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预计达到68477亿元，增长11.7 %，还没计算政府部门土地出让、没收罚款等非财政收入，这又一次与8.5%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幅拉开差距。

在国民经济收入分配中普通劳动者占的比重，一直存在争议。国家统计局的公告数据显示，我国2007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劳动报酬总额为2.95万亿，当年GDP为25万亿，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为11.8%，该比重1995年为14.25%。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某专家对该比重进行了修正，增加了无法进入统计口径的“就业人口”的收入及相应保险福利费，计算结果是我国城乡劳动者收入占GDP比重约35%。

即使上述比重属实，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有很大差距。据统计，2003年主要西方国家雇用者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分别是：美国57.5%，英国55.9%，法国52.7%，加拿大51.1%，澳大利亚46.7%，日本53.3%，巴西和韩国也都超过了40%。

不幸的是，在“劳动人口”中还存在巨大的贫富悬殊问题。在国有部门、垄断企业的“劳动者”，与“无法进入统计口径”的“劳动者”之间，还要对那35%的收入进行“内部”分配，于是就出现了年薪10万元的抄表工，也出现了“要被保护”的每月500元最低工资标准。

中国经济结构一直存在的问题，无疑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富人们基本完成了消费升级，其超额收入对消费拉动的边际效益呈递减状态。低收入人群改善生活的愿望非常强烈，他们的收入增量中直接用于消费的比例较高，而且这一群体数量庞大，所以要拉动内需、启动消费的关键，还在于增加穷人的收入。

“调结构、重民生”是中央政府提出的经济工作方向，因此我们看到，近期召开的各级地方两会上，“调整一次分配机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成了流行的议题。但需要提醒的是，请千万不要有病乱投医，简单地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同于“调整一次分配机制”。

需要理性地认识到，“工资”是一项市场要素，它的变化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要想提高社会工资水平，首先要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改变雇主和雇员的供求关系，让工作找人而不是人找工作。其次需要提高单个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创造更多利润才能获得更多收入。

换句话说，提高劳动者收入必须做好两件事，第一是营造好的创业和企业发展的环境，增加就业机会；第二是在教育上真花本钱，改善国民素质提高个体劳动技能。

如果只在“最低工资标准”上做文章，提高收入的成本完全由雇主承担，劳动者收入与企业利润之间就会此消彼长，形成对立和矛盾。所以，应当更多使用“二次分配”的工具，政府在参与社会分配的活动中，应多退少进、勇于让利，腾出财富空间，讓劳动者和雇主去重新分配。比如，政府可考虑在财税政策上做出调整，对雇用更多员工、或达到一定薪酬水平的企业，予以税收减免，鼓励企业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员工工资；或者对企业的员工培训进行财政补贴，帮助企业提高劳动力价值。当然，对于能给抄表工开出10万高薪的企业，类似的政策就免了吧。

浅议中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及对策 篇9

浅议中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及对策

XH 居民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当前内需不足主要根源是居民收入偏低。分配制度不够合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关系到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问题。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同社会群体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非常关键的一个趋势。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这种趋势在过去10年间显得尤为突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益发展的“国家主义”的经济结构，它所导致的权力和垄断成为收入差距的一个根本结构性来源。在新一轮的收入差距扩大化进程中，尚未完全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灰色收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后果已经远远超越分配领域，对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基尼指数的估计在0.45和0.5之间，远高于0.4的世界警戒标准。如此大的收入差距也将中国和东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分配结构区分开来，例如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即使是比起金砖四国，中国的收入差距也仅仅略低于巴西，而高于俄罗斯和印度。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实际的收入分化程度远远大于建立在官方统计数据之上的估值。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灰色收入”实际上并未计入官方统计，使得官方统计大大低估了最富阶层的收入水平。根据王小鲁博士过去三年对灰色收入所作的系统取样和研究，中国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要远远大于根据官方数据所作的估计，可能远超过0.5这个危险临界点。根据王小鲁的最新估计，灰色收入可能占到国民收入的15％，其中90％更是被收入最高的10％家庭所占有。

近10年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还伴随着私人财富差距的急剧增长。经济学家们根据家庭收入和财富的独立取样调查，对当今中国的财富分配格局做出了比收入分配更加惊人的估计。即使是从最乐观的结果看，10％的家庭实际控制了私人财富的45％以上。私人财富分配与灰色收入紧密相关。

与很多人看法相反，我们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然结果。从全国范围来看，除去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当今中国城市家庭的收入差距和经济结构，尤其是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垄断密切相关。例如国有能源、电信和运输行业的正式员工的收入以及各种福利补助，就构成了家庭间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来源。社会福利体系的过度市场化，例如教育、住房和医疗的过度产业化，在导致分配体系扭曲的同时，更加剧了收入差距扩大化的社会影响。

家庭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日益不均，一方面是中国独特政治经济体系的产物，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这就包括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扭曲的国内经济结构，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以及日积月累的系统性政治风险。在房地产市场和年轻人群体当中，这种收入不均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尤为严重。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在网络舆论中充斥的不满情绪，更反映在以各种形式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尤其是暴力事件之中。

值得庆幸的是，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已经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例如扩大社会福利支出和修改最低工资条例，缓解贫富分化并减轻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不过，这些政策目前的成效并不很大。十七届二中全会公布的《发展规划》中，中央政府宣布要系统地提出一系列新战略，改革分配体系，以便遏制收入差距的快速扩大。虽然我们尚未看到这些政策细节的出台，但这些新政策无疑会成为下一轮社会和经济改革的重点。过去一般认为中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均主要来自不同区域、产业和所有制形式下经济效率的差别。现在，人们日渐认识到，中国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更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比如，工资收入很大程度上并非绝对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是地位的高下、行业垄断和个体所占有的社会资源所致。这种情况在“灰色收入”主导的收入格局中就更加纷繁复杂。灰色收入是指在正式收入之外的，未计入国民收入统计的那部分家庭收入。对于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灰色收入在总体收入中的比重要大于50％。

如果我们对比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那么国有垄断行业是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来源。各种研究均表示，垄断行业的收入在全国各行业都是最高的。平均下来，一个垄断行业的正式员工的工资加津贴和福利可以达到其他行业的4到10倍。对于任何一个央企而言，一般一个人的年均劳动报酬大约是12万，这比全国其他行业的平均水平要高出4～5倍。众所周知，这并不是因为垄断行业本身效率要比其他行业更高，员工比其他行业更勤奋，而是由于国有资源的垄断收入所致。这些资源收益中的绝大部分本来应该是归一般国民所享有。

比起垄断行业员工，公务员系统和部分事业单位员工的灰色收入也不遑多让。多年以来，随着中央和地方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省市级财政的急剧扩张，再加上各部门利用行政权力寻租行为的猖獗，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已经是今非昔比，大大超过其他行业实际收入的增幅。而一般单位和私营企业员工在“劳动力买方”市场的大格局下，一方面要面对组织化的资本，另一方面又得不到国家的支持，而且又没有可靠的工会组织，最后拿到的只是维持温饱的基本收入。即使是在《劳动法》颁布这三年以来，普通劳动的实际收入增长仍然低于GDP、垄断行业与公务员的收入增长，这恰好证明妨碍劳动者收入增长的制度因素尚未革除。中国国民经济分配体系中“权钱”结合与过度市场化的“渐退”分配机制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另一个主因。根据中国家庭收入统计项目1998-2002的资料，以福利市场化为标志的上一轮社会改革就严重损害了中下层的利益，大大抑制了大部分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据估计，如果把国有单位的住房福利这部分隐形收入算进来，那么早在2002年房价激增之前，住房补贴就导致了16％的城市收入差距。当然，在房地产泡沫的驱动下，现在这一比例更高。对于政府官员而言，住房补贴只是各种隐形补贴的一种。同理，权力位置也给予公务员阶层，尤其是政府官员更多的额外获利机会，这就必然导致社会阶层间收入差距的恶化。

更重要的是，工资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持续下降，意味着大部分国民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增长。换句话说，这反映了劳动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相反，企业利润尤其是垄断利润、各种租金尤其是土地和资源和国家税收一直在加速增长，除了用于积累和投资以外，这其中一部分就形成了灰色收入。正如王小鲁推测，高收入家庭绝大部分的灰色收入并非劳动收入，而很可能正是从这些渠道中获取。这些灰色收入的存在使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远比官方数据更严重；这种差距并没有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而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综上所述，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和垄断的强化可能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最为深刻的体制根源。我们必须承认，强势的国家是主宰中国“财富蛋糕”分配的关键力量。我们可以把90年代分税制改革以来的国家财政收入和工资总量在GDP中的比重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在90年代初，税收和工资占GDP比重都从15％开始下降，而月工资的比重下降得比税收要缓慢，但90年中期来，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和工资的相对停滞，已经导致财政收入达到GDP的20％，而工资总额却进一步下降到10％。中国一般民众的收入水平就是显而易见的。“内需不足”也自然成为一个永久的问题。

收入不公可能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体系造成一系列长期的恶劣影响。中科院前年的一项调查，采集了五个省份40个县市的城市居民对当今社会的意见。该调查表明，收入分配已经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第二严重的社会问题。持续的工资收入低迷、难以承受的房价负担和高昂的医疗成本被认为是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

另一个相关社会问题是民间相对剥夺感的急剧上升。2008年《人民日报》下属人民论坛的一项大型网络调查发现，68.5％的受访者不满意于当今社会的收入分配，并认为他们的劳动价值被低估和剥削。更重要的，绝大多数(96％)的受访者已经认识到，公权力是造成公平正义缺失的重要根源。相对剥夺感、对社会分配体系不公的怨恨以及对社会阶级固化的担忧，构成了社会和谐稳定的长期隐患。

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收入差距以及社会经济机会分配问题也是近几年来边疆省份社会冲突的根源之一，例如2008年的西藏事件和2009年的新疆事件。当小部分藏族人和维吾尔族人，尤其是日益膨胀的少数民族青年，不能很好地整合到现存市场经济结构之中，他们对经济意识更强、机会更多的汉族人就容易怀有敌意，误认为汉人在经济上的成功与他们对机会垄断相关。

另一个相关的现象就是在中国愈演愈烈的仇富仇官现象，以及底层民粹主义思潮的重新抬头。“仇富”思想是当代中国社会分配不均和公正缺失的一种病理学反应。近年来，围绕着“富二代”和“官二代”的财富和权力继承，网上讨论不断，激烈言论层出不穷。富二代和官二代往往被视为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均和社会地位不公的标本，频繁受到中下层的激烈批判。而事实上，这只是社会经济差距拉大的一种集中反映，在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这种存在于富人阶层、官员和一般民众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通过经济增长得到消解，一旦增长停顿或者物价失控，就难免爆发。

最后，当今分配体系的问题，还必然影响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导致中国经济进入恶性循环，以至最后促发危机。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目标是“消费社会”和内需经济，但随着国民收入、财富和资源不断向少数富人和政府机构集中，越来越多的资源会被导向投资、腐败和财富转移，也就是“钱生钱，钱生权和权生钱”的“内部自循环”当中，而真正建立在劳动和创新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却难以得到当今分配体系的充分支持，必须依靠广大中产阶级才可能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必然进一步萎缩。这样，中国离共同富裕的中产社会或者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会渐行渐远，而不稳定的经济结构会进一步得到强化，直到政府的动员能力遭遇到人口、资源和国际市场的瓶颈，最后面临经济发展难以为继的局面。

在改革初期，邓小平早已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而“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只是为了目标必须做出的一种不得己的选择。如果收入差距达到一种不可调和的程度，那么改革也就是失败的。现在，改革的设计师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在发生，而政府也在调整政策，只是尚未取得很好的效果，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 要想调整收入分配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调整收入结构的一个比较顺其自然的办法就是提高劳动者收入，加大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借助劳动市场力量平衡收入分配的失衡。提高劳动者收入也是当务之急。这不仅仅涉及分配体系中的不合理因素，而且能够推动整个经济体系向“科学发展观”的方向发展。这种方案的另一个优势是，作为利益集团之一的政府本身，不必从自身寻找初始动力，而是通过适应市场向市场借力。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劳动者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优势。正是这种廉价劳动力优势促成了中国过去20多年的高速发展。但是，当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不能及时实现优势转型的时候，廉价劳动力到今天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也有效地阻碍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尽管中国现在也想提高劳动者工资，中央政府已经制订了最低工资制，但很显然面对的阻力非常之大。不仅资方反对，连地方政府也反对。近年来，虽然对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讨论多了起来，但没有出现有效的政策和制度。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调整分配格局，中国要向发达经济体取经。事实上，在任何国家，资方不会自动提高劳工者工资，压低劳动者工资是资本的本质。在西方发达国家，长期的劳工运动，或者工人阶级运动在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资方和劳方的长期互动，主要是后者的抗争，西方发展出了很多劳资谈判制度。政府介入其中，因为有民主的压力，政府不能简单地站在资方一边，因此成为了协调者。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促成了资方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管理水平来增加利润。没有劳动方的压力，技术进步不会那么快。

要实现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目标，光靠政府提高最低收入标准是绝对不够的，政府能直接影响的，还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要真正改善劳动者地位，政府可能必须重新考虑工会的作用。如果政府还继续站在资方一边，帮助资方压低劳动者工资，那么在劳动者、资本和政府三边之间，力量继续失衡。表面上，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从长远看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可持续的发展。道理很简单，经济的发展应当依靠的是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人为地压低劳动者工资。所以，一个办法就是增加工会的相对独立性，允许工人发挥更多的主导作用，而政府只是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这样在当前劳动力市场开始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的转型过程中，工人只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就可以快速地提高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促进劳动收入的逐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