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共6篇）
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５１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２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８年在国家计委燃动局、综合局任组长，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９年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５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７９年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２年任国家经委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３年任国家经委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８５年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７年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１年任
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
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２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当选为第十四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１９９３年３月在全国人大第八届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１９９３年６月至１９９５年６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９日在中共第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１９９８年兼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１９９８年３月至２００３月３月任国务院总理。１９９８年４月兼任国家
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５月兼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
是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酷爱京剧。夫人：劳安，湖南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曾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副董事长。
以擅长经济管理和务实作风著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朱镕基，由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名，经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五位总理。
“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１９９８年3 月1 9 日上午，在九届人大会议结束之日，朱镕基率领新当选的几位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中外记者提出的问题。朱镕基自信、从容、机智、幽默的风格，以及他对全局清晰的把握、措词的得当，赢得了中外记者和观看电视直播的中国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
当一位香港记者问及朱总理在遇到困难、挫折时，他是否也会感到沮丧、灰心、犹疑不前时，朱镕基坦言，身处一国总理的职位，他的确感觉责任重大，心理负担很重，但是，他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一语激起全场热烈掌声。
在谈到新一届政府的施政纲领时，朱镕基概括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一个确保，是确保中国今年国民经济增长8 ％。三个到位：是金融改革三年内到位；国企改革三年扭亏为盈；机构改革三年分流到位。五项改革：是指粮食流通体制、投资融资体制、住房制度、医疗制度、财税制度的改革。朱镕基把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定位在“科教兴国”上。他说，过去的“吃饭财政”把钱都吃光了，加上各级政府的盲目重复建设，使中央财政无法支持科教兴国。他说“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政府机构，把钱省下来，科教兴国的方针就可以实现了”。
“有观点，有主张，有魄力，懂经济”
近四年的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达到了预期目标，过
度扩张的国民经济运行成功地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中国经济出现了同期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罕
见的好形势。正是带着这些瞩目的政绩，朱镕基荣任了中国政府的新一届总理。
长期以来，朱镕基一直从事经济工作，是公认的“懂经济”的领导人。9 8 7 年，朱镕基调往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市任市长，在江泽民调往中央工作后，朱镕基还任上
海市委书记。在任期间，无论是浦东开发、开放这样举世瞩目的大动作，还是市民天天感受到的通讯、市
政、市容、交通等方面，都得到了明显的改观。他因此赢得了中央的信赖和老百姓的口碑。9 9 1 年，朱镕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他的主管范围包括工业、农业、金融
等重要经济部门。朱镕基是处理诸多经济难题的行家里手。从上海到北京以后，处理棘手的企业“三角债”
由他牵头；解决粮食收购“打白条”由他挂帅；整顿混乱的金融秩序时，他亲自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结果，每项难题都得到了迅速解决。邓小平曾称赞：“有观点，有主张，有魄力，懂经济。”9 9 2 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投资膨胀、货币发行过大、物价猛涨、股票集资热的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的朱镕基，在江泽民、李鹏的支持下，果断决策，全力加
强宏观调控。他整顿金融秩序，为治理通胀、使物价降下来奠定了基础。朱镕基坚持不搞全面紧缩，只对
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泡沫经济”的部分从严管理；而对交通、能源、农业及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部分，则积极扶持。这样，不仅避免了“大起大落”，而且保持了经济健康发展。
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和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等，又成为朱镕基
工作的重点。观察家们认为，朱镕基所面对的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探索中国经济改革道路的实践中，他
将会有更大的作为。
“从严治政”是朱镕基一贯遵循的从政原则。他平时言谈举止从
容不迫，办事果断，雷厉风行。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拖拖拉拉的衙门风气，并对此不留情面地加以严厉批
评。有一次，他在人代会上点名批评了一些单位，结果得到了代表们的一致拥护。他说：“我有时批评的确
太严厉，这不好，但为什么一定要领导发了脾气才去做呢？有些事情非不能为，而是不去为。”但他坦言自
己有一个优点，就是只批评人，决不整人。
“水木清华，春风化雨，教我育我，终生难忘”
给人以“铁面无私”印象的朱镕基，其实也有很富人情味的一面。在清华大学建校8 0 周年之际，已是
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刚刚结束访欧回到北京，便不顾旅途疲劳，立即赶到母校致贺，并深情地写下“水木
清华，春风化雨，教我育我，终生难忘”的题词。
朱镕基曾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披露过自己的身世：家道中落，父母早逝，少时即受到生活的磨砺。由于
学习成绩优异，他从湖南省立一中毕业后，考入中国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攻读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9 9 6 年底，中国文联第六次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朱镕基应邀到会作报
告。当代表们提问“如何塑造时代英雄”时，朱镕基笑答：“你们这是逼着外行人讲内行话呀。我仅仅是一名
电气工程师，你们是灵魂工程师，你们所产生的作用要比我大。”他建议作家们深入生活，不妨写一些企业
家，他说：“我不认为他们是完人，但在他们身上却体现着一种时代
精神。”朱镕基还希望作家们能搞出一部反映股市和股民的优秀剧本。他说，他看过电影《股疯》，感觉不
错，不过那是反映前些年的事情，如今的股市又有了很大变化，“如果哪位同志能创作出新的剧本来，我愿
出一百万。我没有那么多钱，但我可以去募捐嘛！”
朱镕基的英语很好，在会见外宾时，常用英语交谈。他在公众面前，很少念稿子讲话，他即兴演讲的口才与风采，每每令听讲者入神。朱镕基业余酷爱京剧，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票友；他还拉得一手好
京胡，在“上海国际京剧票友会”举办的一次活动中，曾应邀为一位梅派名旦操琴。
朱镕基的夫人劳安，曾是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的副董事长。她曾两度成为朱镕基的校友，第一次是
在湖南省立一中，第二次是清华大学电机系。他们的一双儿女学有所成。[3][4][5]
典范
2003年3月，朱镕基正式从国务院总理职位退休。退休后，朱镕基深居简出，异常低调，大多时间都
闭门谢客在家读书，不再于公众场合露面。他最大的原则，就是不谈工作。他明确表示，不在其位，不谋
其政。他甚至还常以“一介草民”幽默自称。
离开中南海的朱镕基，并不固定在北京居住。他去过上海，去过湖南，也去过广东。但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外地，每当一些地方官员礼节性地来访时，快人快语的朱镕基总是开门见山先行表态：不谈工作！
人们发现，退休前后的朱镕基判若两人：退休前，他是个公认的“工作狂”，五十多年的工作，早已成为他的生活习惯和第二生命。尤其他那极其严肃的表情，严厉的态度，犀利的语言，敏锐的目光，以及他
做事果断、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又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风格，都给世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令许
多官员敬畏甚至颤栗不已；退休后，他最大的原则就是不谈工作，但喜欢同普通人聊天。他看书、练书法、拉胡琴。兴致来时，还会与夫人劳安一起“妇唱夫随”地来一段京戏。过去的严厉与严肃渐渐淡去，面相温和
慈爱了不少，笑脸也日趋增多。比如他去医院看眼、看牙时，其人到哪里，笑声就跟到哪里，且谈笑风生的水平煞是了得，医务人员经常乐成了一团……
退休后的朱镕基坚持不谈工作实在令人敬佩不已。要知道，他可是拥有很高资力与威望的前任国务院
总理！要把自己作为“一介草民”与民同乐，需要宽阔的胸怀与巨大勇气！按照惯例，虽然他退休了，但无论
他走到哪里，仍然可以“指示”、评价或者“批评”一番地方官员们的工作，那些地方官员肯定会高兴的不得了。
再说在现实中，即使一个乡镇党委书记退下来之后，仍“牛气冲天”——经常被邀请回去“指导”工作，更不用
说前任总理了。那些原任市、县、乡之类的大领导，倘若不被邀请回去作“指导”的话，他们肯定会不高兴，会给在任领导提意见，甚至故意出刁难，或者跑到上级领导那里去“告状”，弄的是在任领导很被动。朱镕基
却与众不同，他说放下就放下，且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丝毫不留余地。
朱镕基之所以如此重视“不谈工作”的问题，一是他非常注重自己的晚节，至今仍视清名高于一切。“吏
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朱镕基
从小就会背诵这段箴言，且自己始终坚持做到，同时也希望每个官员都能明白这个道理。朱镕基曾表示：“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之后，全国人民出了人们的视线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
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朱镕基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二是他作为前任，已经把工作彻底交接给后任，如果他再指手画脚，不仅对国务院新班子的领导不利，还
与自己的做人风格也不符。为此，聪明的朱镕基避免与任何人谈论涉及“工作”的话题，不愿意带来哪怕一丁
点的被动影响。为求双重保险，他同时还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替他把关，婉言谢绝亲朋好友之外的拜访者。
虽然朱镕基渐渐地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但他极其崇高的人格魅力和做事风格，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但是，我们可以为朱总理的晚年收集一万个祝福
请留下一句“祝福朱总理”来表达我们对朱总理的尊敬
20:59:3
4朱镕基视察张家界市旅游资源时在黄石寨留影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
他是一个孤儿，尚未出生，父亲早逝，九岁的时候，相依为命的母亲也因贫病而死。
他命运多舛，在湘西求学时，染上了霍乱，几乎死去。
他是靠奖学金完成的学业，1947年，他以湖南状元的身份考进了清华大学。在清华，他是学生会主席。
他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尚未毕业便已参加工作，他是有名的青年才俊。
他1951年朱镕基从清华大学毕业后，随后即被派往东北，担任东北人民工业部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他又参加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筹建工作。他被当做最有潜力的年轻干部。
1958年，脾气倔强、性格率直的他“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从此陷入了长达20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蹉跎岁月。从30岁到50岁，20年的金色年华恰似一江东流的春水，永远不会再回来！
1983年，中国第一位“前右派”的副部级任命获得通过，他被任命为国家经委副主任，电机制造专业的他，成为了继邓小平以后，中国政坛最出色的经济学专家。此后，他还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还担任过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17年的院长，他是博士生导师。
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十八世孙，1998年，他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
他叫朱镕基，一个被渐渐淡忘的名字。
老百姓说，只有他镇得住贪官，因为他不怕死。只有他敢改革，因为他不怕得罪人。
因为在职时执法严厉，他得罪了许多权贵，退休后，中央对他加强了保护，他渴望过平民的生活，可惜做不到。
也许你还记得国庆阅兵直播上那短暂的1秒，仅仅只是一秒。
如果真有一股力量在企图使我们淡忘他，我们以该做些什么，至少要对得起他的白发。
以下是摘录的朱镕基的语录：
1996年岁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观看话剧《商鞅》，为剧情所动，凄然泪下，并且称赞“历史上的改革家是民族的脊梁”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终为顽固羁绊被车裂而死。
1998年3月24日，朱镕基主持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提出五项要求：牢记自己是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尽职守，敢于讲真话；从严治政，敢于得罪人；清正廉洁，严惩腐败；勤奋学习，刻苦工作。约法三章：在国内考察要轻车简从；精简会议，压缩时间减少人员；减少应酬，集中精力研究处理重大问题。
1998年8月9日，朱镕基紧急飞赴江西九江，九江的决堤，使他勃然大怒，他当即怒斥负责人：“你们不是说固若金汤吗？谁知堤内是豆腐渣！这样的工程要从根查起，对负责设计、施工、监理的人员都要追查。人命关天，百年大计，千秋大业，竟搞出这样的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腐败到这种程度怎么了得？历史是不容欺骗的！”在向抗洪官兵讲话后转身离去时，他边走边擦眼角的泪水。
1998年，朱镕基在中央一次重大会议上，铿锵有力的发言至今让人感到振聋发聩，在反腐败问题上，中央是有决心的。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无法长治久安。反腐败就是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决不故息手软；我这里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无非是一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长治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
1998年3月19日，“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001年，朱镕基辞去院长职务的告别演说，“我曾有过20年（1958———1978）没有党籍的日子，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的信念。我没有忘记清华对我的教育，没有做有愧于心的事情。今天，我告别清华，以后就很少来了，实际上，就是不来了。但是，请大家放心，我的心永远留在清华。清华的每一个成绩，我都会欣慰，清华的每一个难处我都会关心，清华的每一个不足我都会指出。再见了，我永远是一个清华人！”
一日本老人问:“我们很多日本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根本没有发生过, 你对这件事怎么看?”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首先您的逻辑是错误的。历史是事实, 是不能改变的, 不是有多少贵国人民认为没有发生就没有发生。历史就是历史, 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任何掩耳盗铃的企图都是徒然的。如果我说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认为日本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后裔, 日本民族起源于我国秦王朝一个方士携三千童男童女东海寻访仙山的事件, 我想贵国政府、贵国人民和您本人也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当然我作为中国总理, 也觉得这件事情不能接受, 因为在心理上我不能容忍中华民族的后裔数典忘祖。一直以来, 日本都极力隐瞒侵华的那段历史, 企图掩盖在战争中 (尤其是在南京大屠杀中) 所犯的罪行, 这个日本老人的问题也就是想扭曲这个事件, 从而也就想拒绝对我们中国人民道歉。但朱镕基总理深刻地指出:历史就是历史, 历史就是事实, 事实是不能改变的。朱镕基总理还用日本民族的起源传说, 嘲讽了一下日本对中国人民所造出的一些不值得原谅的伤害。
一自称日本渔民的年轻人问:“我来自长崎, 我们那儿的水受到了很大的污染, 这是由于跟中国靠得比较近的缘故, 你对这件事怎么看?”答:您来自长崎, 我感到非常的遗憾, 为了您失去的亲人, 为了遇难死去的长崎居民, 为了那些在二战中受到法西斯迫害的民众而哀悼。战争是残酷的, 是军国主义者用来满足贪欲的工具, 作为爱好和平的人民一分子, 我们都应当加以警觉。我在国内的时候, 也听我国的一些渔民反映过, 现在东海打鱼越来越少, 他们把原因归为贵国对海水的污染, 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何地, 今天您的提醒使我明了一一原来是长崎。当时我就对那些渔民说, 你们这种想法是错误并且愚蠢的, 不仔细地反思自己的行为, 而将原因归结为外在的原因, 是在推卸责任, 是非常卑劣和无耻的。古时我国有个寓言故事叫做“疑邻偷斧”, 非常有教育意义, 我希望您能在闲暇时间仔细通读, 如果有所启发, 找到了自己内心的斧头, 我们再交流看法。这个渔民也是在给我们安上“莫须有”的罪名, 朱镕基总理却没有被他难住, 他先提出长崎遭遇过原子弹袭击的事情, 说明海水污染的原因所在。接着, 他还适宜地抛出中国渔民的问题, 在讲述自己与中国渔民交谈的话里, 明着是在教导中国渔民, 实际上却是在对日本渔民进行有力反击。他还用“疑邻偷斧”的含义, 让这位日本渔民不要把海水遭污染的责任推卸给我们中国, 而是应该从自身找原因。
—读《朱镕基讲话实录》有感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朱镕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他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朱总理说的话，他不只是说说，他就是那么做的。
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一棵树的成长，不是撒下种子就可以成为苍天大树。在成长的过程中，他需要有人浇水施肥、修剪枝叶。而朱总理不是栽树的人，更不是乘凉的人，他是那个辛勤的“园丁”。在国家发展最关键的时候，是他挺身而出，浇水施肥、修剪枝叶，才使得我们共和国的大树长得高壮笔直。在这里向伟大的朱总理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说真话。因为中国历史的原因，政治家一般是把中庸之道发挥到了极致。很少有敢于说真话，实话的官员，一旦出现那就是历史上传世流芳的。“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坐在主席台上面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这是朱总理的著名言论，很多人都听过，并且认为说的一针见血。但是认真想一下，说这种话需要多大的勇气，多么大的魄力？谁都知道这么说会得罪人，作为普通老百姓或许说说没什么，大家认为这是发牢骚，但是作为一名国家高级领导人，说出这种话就代表着某些政治性的东西。因为会得罪人所以他还有这么一句话“反腐“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作为国家总理，因为反腐给自己准备一口棺材，让人感觉好寒心。当时国家的经济以一个非正常的速度在向前发展，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又问题就要正确的认知。当时很多地方政府一味的以GDP的增长作为工作指导，出现了片面理解发展才是硬道理，过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朱总理及时察觉并且指出，当时有人认为他是跟邓小平同志唱反调，还好邓小平看到了这篇发言的录音整理稿，并对其内容予以充分肯定。就是这样一位敢于面对压力的总理，对于任何的问题，只要是不正确的，他都可以以最深刻的言论表达出来。不惧强权，为了国家宁可给自己准备一口棺材。即使在他已经卸任之后仍然时刻关心国家发展，不忘献言献，在清华百年校庆之际与清华师生座谈中，直言不讳地就分税制、土地财政、城市交通、义务教育等社会热点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思考。拥有这样一位总理，不可谓不是国家之幸，百姓之福。
解难题。三角债，当时企业连环拖欠货款形成的巨额债务链，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朱总理经过反复调研，指出问题具体出在哪里。提出固定资产投资拖欠这个源头入手，经过一系列措施，使得经济运转恢复正常。金融危机，令人谈虎色变的四个字，就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受着金融危机的困扰，今天的欧洲各国还在为解决金融危机而冥思苦想。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的冲击都很大，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做到固定汇率，确保人民币不贬值，并且积极的帮助东南亚国家走出困境！在这场危机中中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证明了中国为亚洲、为世界愿意付出一切大国精神！朱总理在位期间，扭转了经济失控高通胀，使经济总体成功软著陆，为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发展，铲除了危机；有了经济软著陆、适度调整若干政策，才能在国际金融风暴和国际
经济徘徊下景气的大气候下，中国能较突出地保持高速增长；有了经济改革、发展打下基础，才能以付出较小暂时性代价，解决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经济发展融入国际社会。正是因为这一切，才使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我们过上了今天的幸福生活。1993年应对粮食价格上涨，国企改革，打击猖獗的走西活动等等都是总理为我们国家解决的难题。
在清华大学校庆时与经管学院师生谈话是说：“这本书有几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只讲真话没有套话，所有在我任职期间的正是讲话，包括五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我全部不收，应为过去他已经出版过了，我收的都是我新的讲话，12年。第二个，这个讲话跟以往的选集不一样这里面除了文字以外，还有大量的图片，第一张图片就是我跟小平同志的照片，第二张就是我跟江泽民同志的照片，第三张是我们十四大政治局常委跟小平同志的相片，书里面包含有大量的相片，基本上都没有公布过，第三，这个书里面收集了我的批语和我的信件，亲笔写的，字不太好但都是真话，只有一片我稍微满意一点，我认为写的比较好一点，就是我在浙江胡雪岩的故居所提的那幅字，我认为从书法上说还过得去，就着一幅字，我觉得写的比较规整，比较规矩，还可以，请大家鉴赏，我送给你们我当国务院领导12年，我的经验，我把我的经验送给你们，请你们看一看，我这十几年说的真话 胡话 还是老实话，请你们鉴定（说的热血沸腾）我认为这本书对于你们，无论是做官 做人 做企业家，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我认为做人的意义比做官还要大，所以我希望你们经管学院（的学生），不但要读，（开玩笑）读也不容易，这四本书一百二十万字，我是从一千五百万子里面挑出来的，要照着这个做就更不容易。
就是这么一位永远对国家，对人民关心的人。他应该得到全国人民的敬佩，总理有一句话说的好“做人的意义比做官还要大”。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向总理学习，无论做什么工作，但是一定要好好做人。做一个说真话，不畏强权，勇于奉献的人。
在此，再次向为共和国事业做出一辈子贡献的总理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太仓市水利局曹炳华
近期本人购买了《朱镕基讲话实录》全套四册，利用业余时间拜读了一遍，《实录》收录了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91年4月至1998年3月）、国务院总理（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期间的重要讲话、文章、信件、批语等348篇，照片和批语、书信影印件302件，记录了朱镕基同志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工作历程，也可以讲《实录》是一部记录中国改革和发展历程的著作。9月13日的《人民日报》评价道：“《实录》内容丰富，语言生动，文风朴实，充分体现了朱镕基同志讲真话，办实事的风格。《实录》的出版，对于了解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读后回味，总理叫真的作风、修养深深感染了我。叫真之一从严治政、不怕得罪人。朱镕基同志担任总理后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从严治政，不怕得罪人。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感觉到朱镕基讲话实在，敢得罪人。他就任总理后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我这个人气量不大，很容易发脾气，你要跟我辩论，我可能当场就会面红耳赤。但我从不整人，从不记仇。”他要求国务院组成 人员“要从严治政，不怕得罪人。”现在，很多人怕说真话得罪人，怕别人不高兴，明哲保身，已经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不良习气。领导是带领引导一个群体朝着一个既定方向前进的头，在这个过程中，领导不得罪人是不可能的。首先要敢于得罪领导。只要是得罪人的事情，没有不难的，更何况得罪领导。得罪领导的风险很大。得罪领导也不是说整天做刺头，专找领导的麻烦，和领导对着干，而是说在处理矛盾解决问题的时候，必须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面对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要敢于挺身而出，坚决斗争。其次要敢于得罪下级。现实中，有些领导，遇到矛盾绕道走，满足于当四平八稳的“太平官”，乐于做不得罪人的“好好先生”。一个领导不敢得罪下级的单位和地方，很难风清气正，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就不会高，根本的是难以让群众满意。只要开展工作，就难免要得罪人。不得罪坏人，必定得罪好人；不得罪少数人，就一定会得罪大多数人。再次要敢于得罪亲友。从一些腐败案件分析来看，领导干部不敢得罪亲友，过不了亲情关，往往是徇私枉法、腐败堕落的开始。面对自己的亲属、师长、同学、战友，则经常抹不开情面，更不敢得罪。正是因为说一句话的事情，可能影响公正、影响政府形象，因此更要守住这一句话的底线。
叫真之二甘于平淡、不重名利。朱镕基总理不仅作为总理让人敬佩，总理本身的素质修养就极高。作为清华学子，朱镕
基总理在校学会了专业知识，更学会了如何做人。当年清华教授如此教育朱镕基总理：“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青年人首先要学为人，然后才是学为学。为人不好，为学再好，也可能成为害群之马。学为人，首先是当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总理将教授的话牢记心中。朱镕基担任国家经委的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时，仅凭着对经管院长一职，连荣誉院长也不做。“好多外国的大学要送我一个博士头衔，或者让我去领什么奖，我从来都拒绝。我要得到博士学位，一定要凭我自己的本事念出来，没有念出来也不要他们送来。”由此看出朱镕基总理是一个实事求是，不贪慕虚荣的人。在现在这个只看文凭、头衔、身份的现实社会，谁都尽力为自己求得更多的荣誉，不管它是否是自己真正实力得到的，而朱镕基总理却反其道而行之，独善其身。没有荣誉又如何，只要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总理就是这样一个人。
叫真之三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在98洪水后，国家发行国债全面加强大江大河水利工程建设，推进堤防达标，总理一直牵挂在心，先后深入湖北、江苏、黑龙江等五大流域堤防一一现场视察，要求加强质量管理，真正建成经得起洪水考验的放心工程，绝不能再出现豆腐渣工程。另外总理在谈到“信访工作是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时讲“ 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个渠道，很可能听不到任何真正的声音，只有歌功颂德，没有批评监督。”
“并不是说谁要隐瞒什么东西，或者欺骗我们。好多事情一级到一级，就像过筛子一样，一个筛子比一个筛子细，过滤到你这里也就不多了。”朱镕基总理的话很真实，一针见血，作为一国的总理，他不仅要发现问题，更要想办法去解决它。朱镕基总理甚至亲自处理人民来信，“每个月大概会收到800封到1000封人民来信”，而总理也不畏辛苦，一一过目，因为总理说，我觉得这件事情不但是关系到我们党和群众的关系，关系到我们的廉政、法制，也确实关系到我们执政党的生死存亡。
4月26日上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院30周年师生校友重聚共叙活动在综合体育馆举行。清华经管学院首任院长、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发来重要来信。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副校长谢维和、党委副书记史宗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大卫•施密特雷恩（David Schmittlein），麦肯锡董事长兼全球总裁鲍达民（Dominic Barton）等与近4000名清华经管学院师生、校友共同参加了今天的活动。活动由杨斌教授主持。
陈吉宁在活动开始时宣读了朱镕基的来信。朱镕基在信中表示，三十年来，清华经管学院在清华大学的领导和支持下，全院同仁锐意改革，艰苦奋斗，已经成为国内一流、世界有名的管理学院，成果丰硕，他深感欣慰。朱镕基希望学院全体师生以“三十而立”之年为新的起点，坚持改革创新，自强不息，追求完美，尽快把清华经管学院建成世界一流的管理学院，为国家振兴培育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在清华经管学院建院30周年之际，EMBA2012级A班全体同学致信朱镕基，向老院长汇报自己的学习实践体会。朱镕基在来信中回复说：“看到同学们放眼全球，走向世界，而且深入到边远贫困地区体察国情民意，我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只有把世界上先进的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培养出一流的经营管理人才。”
来信最后，朱镕基满怀深情地表示：“作为一个清华人，我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陈吉宁在讲话中指出，清华经管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倾注了朱镕基院长的殷切期待和巨大心血。清华大学新时期的建设发展，得益于朱镕基总理的高度重视和直接关心。来信的字里行间让大家再次强烈感受到老学长朱镕基始终对母校饱含着真挚热爱，对清华经管学院充满了深厚感情。这将激励着全体清华人为学为人并重，永远追求卓越、追求完美。
陈吉宁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朱镕基的重要来信精神，以建院30周年为新的起点，在朱镕基老院长奠定的坚实基础上，继续沿着他指明的办院道路，充满信心地向着世界一流经济管理学院的奋斗目标坚强迈进。
在陈吉宁的提议下，参加活动的嘉宾和师生校友们全体起立，用最热烈的掌声，表达对朱镕基老学长、老院长的无限感激和崇高敬意。
作为与清华经管学院联系最为密切的海外院校代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施密特雷恩在致辞中表示，清华经管学院30年来成果极其斐然，甚至可以说是令人称奇的。他回顾并高度评价了两所学院在师资培训、国际MBA课程以及实验室共建等方面的合作，期待双方未来继续开展持续而紧密的合作，为中国经济和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有益影响。
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麦肯锡董事长兼全球总裁鲍达民分析了清华经管学院成功的五方面因素，包括主动学习国际一流商学院的最佳实践；适应时代之需，有针对性地发展科研与教学；始终先人一步，发现新机遇，跨越式的发展机遇；通过渐进式改革有效平衡各方面需求；践行清华的务实精神，以卓越的执行力实现目标等。他表示，相信清华经管学院能够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很好地把握未来十年经济管理教育领域涌现的发展机会，成为一所具备独特魅力的全球性经济管理学院。
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在讲话中介绍了建院30周年四个重点系列的活动，向全院教职员工，在学院各个发展阶段作出奉献的老领导、老教师、老员工，学校领导、各部门、各院系，社会各界和学院顾问委员会致以诚挚的谢意。钱颖一特别回顾了朱镕基老院长30年来对学院发展的指导和关怀，并向他致以崇高敬意。
钱颖一总结了学院30年发展的三点体会，即始终把中国改革开放的需求作为学院培养人才的首要职责；始终坚持走国际化的发展道路，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经济管理学院；始终把教育现代化作为学院办学的指导思想，不断改革创新教育模式和体制。钱颖一表示，清华经管学院将抓住机遇，顺势而上，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教育改革作出贡献，创造更加值得期待的下一个十年、下一个三十年。
教师代表肖星，校友代表潘福祥、殷勇、王济武、郭宁宁、刘迅，在校生黄成分别在会上发言，讲述自己在清华经管学院工作、学习的感受和学院对自己人生的影响。
会上，陈吉宁、清华经管学院第二任院长赵纯均、第三任院长何建坤和钱颖一共同为新成立的清华经管学院校友会揭牌。
清华经管学院校友会成立（左起为：何建坤、钱颖
一、陈吉宁、赵纯均）
随后，一场特殊的“师恩难忘”活动展开。随着短片《朱院长的清华经管印记》的播放，观众席上的在校同学们打出了“院长保重，我很爱您”的标语。一张张照片，一段段题词，一份份寄语，30年来朱镕基关心、指导清华经管学院发展的点点滴滴在大屏幕上不断展开，打开了大家共同的珍贵记忆。
季德均、莫天全、王阳等校友分享了自己铭记老院长嘱托的成长经历和事业轨迹，“朱院长的学生”是他们的共同身份和骄傲。
“应运而生，顺势而上；筚路蓝缕，创业维艰；目标高远，志在登攀；清华风范，世界之窗；廿年耕耘，桃李芬芳；管理英才，期成栋梁；诚信为本，廉洁自赏；但求实效，不事空谈；殚精竭虑，完美是盼；建院兴国，实所至望。”一部名为《致我们的朱院长》的短片带领大家重温了朱镕基为清华经管学院20周年院庆题写的诗作。这是老院长对学院和学生的殷切期望，也是清华经管人铭记在心的责任。在热烈的掌声和满怀敬意的回忆中，重聚共叙活动圆满结束。
出席活动的还有王大中、顾秉林、贺美英、梁尤能、何建坤、董新保、邵斌、赵纯均、陈章武、李子奈、谢文蕙等学校老领导和清华经管学院老领导、老教师，何晶、杨敏德、高尔文、楼继伟、常振明、李荣融、刘明康等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学院名誉教授刘遵义、学院兼职教授徐荣凯、刘士余、许宪春以及法国高等商学院院长韩马南索等老朋友。
干研二期校友武玖林带着家人回校参加此次院庆。他表示，自己在学期间正值清华经管学院成立之初，那一辈同学都是学院蓬勃发展的见证者，衷心祝愿学院的未来更加美好。毕业刚一年的2011级金融硕士李贺说，自己对学校和学院怀着深深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这次院庆活动进一步增进了校友间的互动交流，看到大家都在日常工作中自觉践行朱镕基老院长的嘱托，自己也要担负起对国家、社会的责任，不断成长，贡献力量。
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 适逢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开放转变的关键时期。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 他直接主持了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与流通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 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在他的主持下, 完成了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 扩大了对外开放。也正是在这个时期, 我国有效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 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扭转了通货紧缩趋势, 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 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 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一) 1991年4月, 朱镕基同志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 就着手清理三角债工作。当时企业间连环拖欠货款形成巨额债务链, 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此前国务院有关部门所进行的清欠工作主要是清理流动资金, 收效不大, 甚至出现前清后欠、边清边欠、越欠越多的情况。朱镕基同志通过反复调查研究后指出:三角债的主要源头是部门、地方和企业为追求增长速度而盲目上建设项目, 固定资产投资缺口大, 造成对生产企业设备、材料货款和施工企业工程款的大量拖欠。因此, 他提出从固定资产投资拖欠这个源头入手清理三角债、顺次解开债务链的新思路。实践证明, 抓住这个源头, 收到了投入1元清理4元拖欠的效果, 使经济运转恢复正常。
(二) 1992年春节前后, 邓小平同志先后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就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特别是抓住时机, 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发表了重要谈话。全国上下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 加快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步伐, 但是一些地方也出现了片面理解发展是硬道理, 过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朱镕基同志及时察觉并指出了当时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1992年3月25日, 朱镕基同志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市代表团讨论会上的发言中, 强调要全面正确地理解邓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谈话精神, 不要片面追求高速度。当时有人认为这是同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唱反调。朱镕基同志感到有很大压力。不久, 邓小平同志看到了这篇发言的录音整理稿, 予以充分肯定。中共中央决定将这篇发言印发各地区、各部门, 并刊载江泽民同志在发言记录稿上的批示:“朱镕基同志在人代会上海代表团会议上的发言, 有内容、有重点、有分析、有办法, 抓住了小平同志最近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 使人很开脑筋, 值得一读。”
(三) 1992年下半年, 中国经济发展步伐加快, 同时也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较猛, 银行信贷和货币投放压力增大, 工业生产高速增长, 交通运输紧张, 产成品库存增加, 以及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等问题。特别是1993年第一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达到15.1%, 3月、4月物价涨幅突破了10%。1992年10月20日和1993年4月1日, 朱镕基同志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两次经济情况通报会上的讲话中, 强调要注意防止经济过热, 指出:“当前各种矛盾集中表现为金融形势紧张, 究其根源是投资规模过大, 问题在于经济结构没有改善, 隐患是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对于通货膨胀应当防止于‘青萍之末’, 不能等到它严重发展后再去治理, 那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1993年6月9日, 朱镕基同志受李鹏同志委托, 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总理办公会议, 针对当时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加剧的严峻形势, 研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措施。他经过反复考虑, 在会上提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十三条应急措施, 同时又指示国家计委补充几条行政性措施。会后, 国家计委补充了三条意见, 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 (即“十六条”) 初稿, 经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后, 于6月24日以中央6号文件下发。这个文件对当时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 具有决定性意义。
(四) 扭转金融和经济紧张形势的关键, 是整顿金融秩序。1993年7月2日,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朱镕基同志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7月7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朱镕基同志在会上的讲话中, 就认真贯彻中央6号文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作了具体部署, 特别是明确提出对银行系统领导干部“约法三章”的严格要求:第一, 立即停止和认真清理一切违章拆借, 已违章拆出的资金要限期收回;第二, 任何金融机构不得擅自或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第三, 立即停止向银行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注入信贷资金, 银行要与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彻底脱钩。这些措施对扭转货币供应失控和金融秩序混乱的局面产生了重大作用。
1993年7月20日至23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朱镕基同志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整顿财税秩序, 严肃财经纪律, 强化税收征管, 加快财税改革”的任务, 同时提出财税部门干部职工要严格遵守的“约法三章”:第一, 严格控制税收减免;第二, 严格控制财政赤字, 停止银行挂账;第三, 财税部门及所属机构, 未经人民银行批准, 一律不准涉足商业性金融业务, 所办公司要限期与财税部门脱钩。
1993年7月初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 金融部门贯彻中央6号文件精神, 收回违章拆借资金迅速取得成效, 但也出现了银行只收不贷, 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生产困难的问题。为摸清实际情况, 及时采取对策, 朱镕基同志于7月29日在南京市主持召开有江苏、浙江、安徽省政府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 研究解决三省资金紧张问题。他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 解决资金困难要堵邪门, 开正路。讲话提出了解决资金紧张的八条措施, 并决定中央银行贷给苏、浙、皖三省专业银行50亿元, 由它们有重点地解决流动资金短缺问题。朱镕基同志随后从8月初到11月末, 先后到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查研究, 并主持召开了八次资金调度会议, 研究掌握宏观调控的力度和银根松紧的程度, 具体调整贷款规模, 解决各地流动资金紧张问题。
(五) 根据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 中央决定从1994年开始加快进行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一系列改革。针对原有税制税目繁多、征管混乱、企业难以公平竞争的弊端, 1994年全面实施了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 建立了以增值税为主, 营业税、消费税为辅的流转税体系, 并对所得税进行了归并整合。这一改革为分税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分税制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制度。分税制改革是财政体制的重大改革, 也是难度很大的一项改革。为顺利实施分税制改革, 1993年三、四季度, 朱镕基同志率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先后到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与地方负责同志交换意见。广东省在此前实行财政包干体制时地方财政留成比例较大, 因而对实行分税制有很大顾虑。1993年9月12日至16日, 朱镕基同志在广东省就实行分税制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并与广东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座谈, 深入交换意见。他在广东调研时指出:“目前中央财政十分困难, 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如果不适当地集中中央财政收入、加强中央财力, 日子就过不下去, 最终全国都要受害, 都搞不下去。”“必须按照国际惯例, 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财税改革。”他回到北京后, 致信江泽民、李鹏同志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汇报了与海南、广东两省负责同志商谈的情况, 反映广东省希望中央在税收返还基数年、企业减免税的处理等问题上给予照顾。为减少新体制出台的阻力, 顺利推行分税制改革, 朱镕基同志建议对这些作出让步, 并提出了妥善解决的方案。由于这样做既坚持改革的原则, 又采取适当让步等灵活办法, 从而化解了矛盾, 为在全国顺利实行分税制改革创造了条件。
(六)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制改革, 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部分。1993年12月3日, 朱镕基同志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 把金融改革作为1994年改革的第一项任务。他指出:“金融改革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把人民银行总行变成真正的中央银行。二是现在专业银行中的政策性业务分离出去, 把专业银行办成商业银行;同时, 另行建立政策性银行。三是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1994年8月15日, 朱镕基同志在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推动金融改革跨出关键性的一步, 并对人民银行和各专业银行的改革进行具体部署。1994年还进行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实现了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 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朱镕基同志一直关心证券期货市场的规范和发展。他在肯定证券期货市场积极作用的同时, 也一再强调要防止它脱离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出现过度投机。在1992年8月13日召开的部分省市股票市场试点工作座谈会上, 他强调要加强股票市场的监管工作, 保证股票发行和上市公司的质量。1992年10月, 成立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随后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和规章, 初步确立了我国证券期货市场监管体制。1995年12月19日, 朱镕基同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考察时, 提出了证券期货市场发展“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八字方针。
(七) 1993年11月, 国内市场粮食价格突然暴涨。当时粮食库存充足, 粮食供求关系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粮价暴涨主要是受到群众对通货膨胀心理预期的影响, 粮食市场有人乘机炒作, 哄抬粮价。粮价事关民生和社会稳定。朱镕基同志在12月12日, 就调运和抛售粮食以平抑粮价问题一天之内连续三次作出批示。12月18日, 朱镕基同志正在安徽省作调查研究, 接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粮食价格的紧急请示, 当即下决心动用国家专储粮, 向市场抛售, 要求国有粮店挂牌降价, 尽快将粮食价格降到合理水平。12月25日, 朱镕基同志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平抑粮油价格、稳定市场供应会议上的讲话中, 进一步作了全面部署, 很快扭转了粮食市场的形势。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粮食生产是农业的基础。朱镕基同志主管经济工作以后, 始终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为了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稳定粮食生产和供应, 他在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上下了很大功夫。《实录》中有多篇文章是围绕这个问题的。1994年5月27日, 朱镕基同志在全国粮食价格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 放而有管、管而不死、购销方便、调度灵活的现代化的粮食市场;不能把放开价格理解为放开不管。1995年2月27日, 他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粮食购销体制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也可以说是它的灵魂, 就是粮食的定价要符合价值规律。”“定购粮的定价原则有三条:一是要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二是要有利于缩小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 三是要让城市人民能够承受得了。”实行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后, 粮食形势好转, 产量连创新高, 1996年突破了1万亿斤大关。1997年1月13日, 他在《粮食丰收之后怎么办》的讲话中强调, 要坚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议价粮, 保护好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朱镕基同志根据在安徽等地的调查研究, 把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点概括为“三项政策, 一项改革”。1998年6月3日, 他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粮食购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就是贯彻落实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农业发展银行的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这三项政策, 加快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步伐。”直到2000年3月19日关于“粮食保护价必须高于种粮成本”的批语, 朱镕基同志仍然强调“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影响农民种粮的积极性”。2000年5月25日, 他在全国粮食生产和流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 针对1995年以后我国粮食连续五年丰收, 一些地方出现农民卖粮难、市场粮价下跌、农民增产不增收、农民减少农业投入等新情况、新问题, 指出:“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 主要是中央关于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没有得到完全落实”, 强调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 要坚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
(八) 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朱镕基同志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气力。1994年, 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条件。这一年11月4日, 朱镕基同志在全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 要全面、正确地理解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并强调深化企业改革的重点是实行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 搞好企业内部经营管理, 逐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1995年3月9日, 朱镕基同志在参加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辽宁省代表团讨论时的讲话中强调, 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只在产权上做文章, 并要纠正企业为把银行债务冲掉而假破产的做法, 企业破产拍卖所得要首先用于安置企业职工。1996年3月24日, 朱镕基同志到山东省诸城市考察。他在讲话中肯定诸城采取多种形式搞好小型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索精神, 同时也强调小型国有企业改革不是“一卖就灵”。关于“卖企业”问题, 朱镕基同志在1997年9月26日, 1998年4月25日、6月6日又作了三次批示, 精神都是一致的。
(九) 1997年11月和2002年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了两次对金融改革和发展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1997年11月18日, 朱镕基同志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分析了当时金融领域隐患和风险不断积累的突出问题, 总结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 对深化金融改革和防范金融风险问题作了全面部署, 宣布国有银行和人民银行进行管理体制改革, 同时布置了清理整顿金融市场的任务。2002年2月5日, 朱镕基同志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做了大量工作, 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存在的问题还相当严重, 根本原因是银行体制陈旧, 经营机制落后, 内部管理松懈。他提出, 要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 具备条件的可以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
(十) 1998年3月17日, 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朱镕基同志为国务院总理。新一届政府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此前, 朱镕基同志经过两个多月的深入调查研究, 提出了改革力度比较大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经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后组织实施。经过改革, 撤销了9个工业部门, 国务院组成部门由40个减少到29个, 机关工作人员减少近50%。3月24日, 朱镕基同志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 对与会人员提出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不能搞特殊化;要恪尽职守, 敢于说真话;要从严治政, 不怕得罪人;要清正廉洁, 惩治腐败;要勤奋学习, 刻苦工作等“五条要求”。并且对与会人员国内考察、出席会议和参加事务性活动提出了“约法三章”。1999年3月5日, 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 要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
(十一) 1998年上半年, 正在蔓延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逐渐加大。中央果断地把宏观调控重点从治理通货膨胀转向扩大内需和抑制通货紧缩趋势, 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6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扩大内需的方针, 并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增发1000亿元财政债券, 相应增加银行贷款, 用作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1999年3月以后, 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更为突出:外贸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下降, 消费需求不振,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慢, 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 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和通货紧缩的趋势。1999年7月15日, 朱镕基同志在《完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 制止经济增长下滑趋势》的讲话中指出:要进一步加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力度, 重点是从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增加社会需求, 还要努力扩大出口, 积极利用外资;同时, 加快结构调整, 稳步推进改革, 确保社会稳定, 扭转通货紧缩的趋势, 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从1998年到2002年,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共发行长期国债6600亿元, 带动银行配套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形成了3.28万亿元的投资规模, 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 使水利、交通、通信等建设显著加强, 并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 也多渠道增加了城乡居民收入, 扩大了消费需求, 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对此, 朱镕基同志在2002年12月25日接见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作了全面的总结。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纷纷大幅度贬值, 对中国出口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1998年5月以后, 中国出口持续负增长, 国外舆论普遍预测人民币将大幅度贬值。1998年6月26日, 朱镕基同志在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鲁宾的谈话中明确表示:“无论贬值会给我们带来多大好处, 我们也不能那样做。对别人损害太大, 最后也会损害我们自己。”在随后继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几年间, 中国一直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 赢得了亚洲和全球舆论的广泛赞誉。事实也证明, 这个决策有利于我国对外开放和出口贸易的长远发展。
(十二) 1998年7月至8月, 长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 九江长江大堤溃决。朱镕基同志多次亲临抗洪一线视察并指导防汛工作。8月8日至9日, 朱镕基同志到湖北省直接指挥防汛抗洪工作。他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关于长江抗洪工作的决定精神, 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十三) 1998年7月, 针对走私活动猖獗的严峻形势,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地深入开展反走私斗争。7月15日, 朱镕基同志在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 对在全国迅速开展大规模的反走私联合行动和专项斗争作了部署, 强调要集中力量查处大案要案;要深化改革, 建立反走私新体制, 组建国家缉私警察队伍, 建立以海关为主, 公安、工商等执法部门联合缉私, 对查获的走私案件由海关统一处理的制度。针对当时一些地方党政军机关和执法、司法部门所办公司和挂靠公司走私问题, 朱镕基同志指出要“着重打击法人走私, 特别是要打击那些有特殊背景的法人走私”, “党政机关和军队、武警部队是吃‘皇粮’的, 绝不能经商办公司”, “各地的党政军机关和执法、司法部门都要坚决清理所办公司及其挂靠公司, 并限期同所办公司和挂靠公司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
(十四) 推进住房制度改革, 是朱镕基同志在新一届政府成立时提出的五项改革中的一项。早在1991年, 朱镕基同志在东北地区调研时, 看到居民住房十分困难, 就提出要研究住房制度改革, 改善居民住房条件。此后, 他在多次讲话中提出, 要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 通过国家、集体、个人一起拿钱, 来解决住房问题。1994年8月4日, 朱镕基同志在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的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 就根据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4月2日关于房改政策的谈话和上海市在1990年至1991年搞房改的经验, 强调了城镇住房商品化和建设“安居工程”等政策。同时, 他指出实行住房商品化要有一个过程, 要有一系列配套的政策, 要让老百姓买得起, 要多建普通住宅, 严格控制高档房地产项目。在三年多的改革实践基础上, 1998年上半年, 朱镕基同志主持制定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于1998年7月3日下发。《通知》指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 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 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 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同时提出, 要调整住房投资结构, 重点发展经济适用住房 (“安居工程”) , 加快解决城镇住房困难居民的住房问题。新建的经济适用住房出售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 按保本微利原则确定。
2002年1月9日, 朱镕基同志主持召开总理办公会议, 研究加强城乡规划管理问题, 针对当时在城市建设方面存在的浮夸、铺张和不顾实际情况之风, 指出要制止城市建设盲目扩大的势头, 城市建设要先规划后建设, “工作重点要放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 像修上下水道、解决城市交通等。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是重点, 不是去盖那些高楼大厦”。2003年2月1日, 他到北京市看望工作在一线的公安民警和公交职工时, 指出改善城市交通“一定要把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发展公共交通方面, 不要放在发展小汽车上面去”。
(十五)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是新一届政府提出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亚洲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出口贸易锐减, 加上多年重复建设造成国内产能过剩, 几乎所有工业产品都供大于求。这种状况使历史包袱沉重而且经营机制转换又未到位的国有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 大批企业停产或半停产, 上千万职工下岗。针对这种状况, 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用3年左右时间, 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 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朱镕基同志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大有希望》等讲话中, 对当时国有企业面临困难的原因作了全面分析, 强调在国家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国内需求的同时, 要坚决制止重复建设,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改善国有企业的宏观经济环境;强调必须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 使企业富余人员能够分流;强调办好企业的关键在领导班子, 不要由行业主管部门管企业, 要通过稽察特派员等制度加强国家对企业的监督。朱镕基同志指出:“整个这一套办法, 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搞好国有企业的道路。”1999年7月15日, 朱镕基同志在省、部长经济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支持国有企业脱困的三项重大措施, 即“债转股”、用国债资金支持企业技术改造、企业上市融资。在实现国有企业三年脱困和改革目标的同时, 朱镕基同志力推打破国有企业行业垄断的改革, 通过改革政府机构以实现政企分开, 并在电力、电信、石油石化、航空、军工等系统推动分拆重组, 打破这些领域独家垄断的局面, 推动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
(十六) 建立统一、规范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制度建设, 也是一个具有开拓创新性的重大改革任务。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擅自破产、兼并和下岗职工无人管等问题, 1997年1月6日至8日, 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国有企业职工再就业工作会议, 提出了“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实施再就业工程”的方针。朱镕基同志在到会讲话时指出, 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 就没法分离和安置富余人员, 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需要搞再就业工程。1998年3月25日, 朱镕基同志在东北地区就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进行调研时强调, 对于符合政策的下岗职工, 一定要保障其基本生活。从1998年开始, 为保障退休职工、下岗职工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 维护社会稳定, 我国逐步建立了“三条保障线”, 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9年1月13日, 朱镕基同志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上讲话, 要求把“两个确保”落到实处, 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 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2000年5月26日, 朱镕基同志主持召开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座谈会, 他在讲话中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 提出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工作重点、范围、目标和要求。
(十七)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对于我国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历经十多年的曲折历程, 其中与美国的谈判最重要也最艰难。朱镕基同志1999年4月访问美国期间, 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了直接谈判, 充分阐明我方的立场和诚意。1999年11月13日和11月15日, 朱镕基同志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关键时刻, 两次会见美国贸易代表团。《实录》收入了他与巴尔舍夫斯基等人的这两次谈话, 生动记录了朱镕基同志亲自与美方进行谈判的具体情节。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 中国终于在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十八) 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 一直是朱镕基同志十分重视的问题。2000年3月13日, 朱镕基同志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安徽省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 在农村实行“费改税”, 是减轻农民负担的一个根本性政策;为慎重行事, 先在安徽省搞试点。农村“费改税”以后, 只要是收费都一律不允许。为避免把收费转移到税负上, 朱镕基同志提出要下大力气抓精简机构、抓转变干部作风, 从源头上减轻农民负担。
(十九) 实施西部大开发, 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具有重大和深远意义的战略部署。2000年1月, 国务院成立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 朱镕基同志任组长。在2000年1月22日召开的西部地区开发会议上的讲话中, 他指出, 今后一个时期, 西部地区大开发的重点是加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发展科技教育。力争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家已经决定对西部地区实行重点的倾斜政策, 在建设资金投入、项目安排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同时制定了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参与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 先后决定了西电东送、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一批西部大开发的重大工程项目。
(二十) 进一步完善财税改革, 是朱镕基同志提出的新一届政府五项改革任务之一。实行分税制改革后, 个人所得税全部划分为地方税, 企业所得税按企业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或地方收入。这种划分方法, 不利于制止重复建设和促进企业公平竞争, 也不利于中央调剂地区之间财力差距。2001年11月27日, 朱镕基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 经过反复考虑, 并经中央同意, 决定企业所得税不再按隶属关系划分, 全部和个人所得税合在一起, 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享。中央多分享的收入, 全部用于支援西部地区开发。这项改革是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延伸和完善。
(二十一) 朱镕基同志十分重视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他多次强调“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质量问题始终是我们经济工作的生命线”。2001年, 为解决假冒伪劣商品严重泛滥的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决定将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合并, 组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调整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将国家新闻出版署调整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将这三个市场监管部门升格为正部级。同时, 要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所办市场彻底脱钩。2001年7月13日、7月27日和12月13日, 朱镕基同志分别参加这三个部门的干部座谈会, 他在讲话中指出:强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能, 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大举措。
(二十二) 朱镕基同志十分重视加强审计和舆论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作用。1998年12月15日, 他在听取审计署工作汇报时的讲话中指出, 审计部门要站在国家和法律的立场上, 对外公布和报告审计结果, 谁干预就处理谁。2002年1月4日, 他在听取审计署工作汇报后指出, 要建立审计公告制度, 使审计工作发挥效果, 起到威慑作用。为表示对舆论监督的支持, 1998年10月7日, 他专程到中央电视台, 看望了《焦点访谈》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并题词:“舆论监督, 群众喉舌, 政府镜鉴, 改革尖兵”。2001年12月6日, 朱镕基同志在新华通讯社总社各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再次强调, 对不良现象要进行揭露, 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也才能使人民群众看到信心。
(二十三) 2003年1月27日, 朱镕基同志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 回顾五年总理任期的工作时说:“这五年, 形势的确很好, 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会这么好, 但是绝不可以盲目地乐观, 然后就浮夸, 就折腾。我们历史上有过这种教训, 形势发展都是有周期的。我们不要走历史的老路, 这就是我留给同志们的一句话。只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出毛病, 其他问题上就好办了, 就不会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不可收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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