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哲学差异的解析

中西方哲学差异的解析（通用4篇）

中西方哲学差异的解析 篇1

鉴作用

——西方哲学史专题结课论文

****** ****** 摘要：中国从近代魏源的睁眼看世界开始就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西方在综合国力，人口素质，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无疑已经领先了中国，而到了现代，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要从各个方面借鉴西方。为什么拥有更加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中国到了近代却大大落后于西方呢？在我看来为人们提供最基本的世界观和从事各种活动的方法论的哲学占了很大的原因。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的起源开始就已融入西方文明的血液之中。因而我们就要了解研究西方哲学，并与中国哲学进行横向对比，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

一、哲学的定义

哲学是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直接对象的思想认识活动，是能够从世界万物中发现、界定、彰显和产生人类思想认识活动这个本源事物，获得本源事物和非本源事物的知识，建立事物一元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人类的思想认识能力、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的本源事物。

二、西方哲学来源

哲学(philosophy)是从希腊字“Φιλοσοφία”转变而来,意思为“爱智慧”，或是比较少用的“智慧的朋友”。在汉语中“哲”这个词是聪明、智慧的意思，中国古代把聪明而有智慧的人称为哲人，所以，中国近代以来，就把关于智慧的学问称作哲学。哲学是难以被定义的，因为有众多分歧的观念都被视作为哲学。皮尔金哲学辞典中定义哲学为“有关思想，行为，与实在中最基本与普遍的概念。”皮尔金百科中提到哲学与科学的差别在于，哲学问题的答案不能仅由经验证据来得到。无论如何，这些观点都被牛津哲学辞典所挑战:“二十世纪晚期...偏向于将哲学思考视为对于任何一种智识探索的最好实践”。的确，许多早期哲学家在自然哲学方面的观察最后都形成了现代科学对于众多课题上重要的基础。

希腊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摇篮，是欧洲乃至西方哲学的故乡。希腊哲学的最早流派米利都学派约产生于公元前7或前6世纪，在此之前，古希腊哲学也有一个漫长的孕育时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古希腊哲学的前提是古希腊神话。古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部分。在最古老的神话中，讲到了天地的开辟、众神的诞生、人类的起源等。在古希腊人的想象中,神具有人的形象和人的感情。神和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是永生不死的,他们比人更高大、更有力量,而且主宰着人间的祸福和命运。奥林匹斯山的12个主要的神实际上就是自然力的化身。哲学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哲学源于人们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

古代真正的哲学可以使我们正确的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与发展，用睿智的眼光看待生活和实践，正确对待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正确对待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正确对待进与退，得与失，名与利，从而为生活和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寻找光明，在人类生活的路途上点起前行的明灯，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三、西方哲学家的哲学观点

柏拉图指出：“thauma”（惊奇）是哲学家的标志，是哲学的开端。柏拉图满蕴深意地说：“iris”（彩虹，虹之女神，宙斯的信使）是“thauma”（惊奇）之女，并无误溯其血统。“Iris”（彩虹）向人传达神的旨意与福音，哲学是由惊奇而发生，在其注目之下，万物脱去了种种俗世的遮蔽，而将本真展现出来。由此，它把自己展现为一种真正解放性的力量。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都是由于惊奇而开始哲学思维的，一开始是对身边不解的东西感到惊奇，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一个感到困惑和惊奇的人，便自觉其无知。

黑格尔认为：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运动，哲学是对绝对的追求。“哲学以绝对为对象，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黑格尔《小逻辑》。

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

十八世纪德国著名浪漫派诗人、短命天才诺瓦利斯(1772—1801)关于哲学的定义：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哲学活动的本质原就是精神还乡，凡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精神家园的活动皆可称之为哲学。

四、西方哲学的东行脚步

1874年日本的学者西周在《百一新论》中用汉文“哲学”翻译从希腊文philosophia 转换而来的英文philosophy一词，1896年前后黄遵宪、康有为将西周的译称介绍到中国，后渐渐通行。中国清代以前的文化典籍中并无哲学一词，只有单独存在的“哲”和“学”这两个动词。“哲”在汉语中的基本含义是明智、明理，哲这个词指人们通过思想认识活动，使被遮蔽的智慧和道理显明出来这种事情。“学”在汉语中的基本含义是模仿、实习、再现。学这个词是指个人通过模仿、学习、再现事物的活动，获得知识和能力这种事情。哲与学两个单词合在一起组成的哲学一词，其词性是动词，其含义是指人们为了明智、明理、提高思维认识能力所进行的学习认识活动。

西学东渐哲学进入中国后，学界发生了中国本土文化中有无哲学的论争。认为中国有哲学的人把哲学定义为：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基本思 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指出：“凡研究人生且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求一个且要的解决”这样的学问叫做哲学。

在西方，哲学一词通常用来说明一个人对生活的某种看法（例如某人的“人生哲学”）和基本原则（例如价值观、思想、行为）。而在学术上的哲学，则是对这些基本原则的理性根据的质疑、反思，并试图对这些基本原则进行理性的重建。

最早哲学的范围涵盖所有的知识层面。它一直是人类最抽象的知识研究。对哲学一词的介绍最初来自希腊思想家毕达哥拉斯。

从西方学术史看，科学是哲学的衍生物。后来，科学独立为与哲学并行的学科。科学与哲学有互动关系。科学产生知识，哲学产生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现代西方哲学中有科学哲学，是专门研究有关科学的理论。这种理论研究了科学的历史，为科学总结了许多理论模型，但这也只是解释了科学，并不是可以指导科学。哲学是人类了解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使人崇高起来的一门学问。

五、中西哲学的差异

有人说，一个苹果，东方思想在于领会整体，而西方则一层层剖析。

在前文中已阐述了西方哲学的起源，可以说，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总得来说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从起点和终点来看，两种哲学出发不同结点也就不一致。西方哲学崇尚灵魂自由，重过程；中国哲学更多功利性，重结果。前者是为个体的，后者是为社会的。西方哲学更注重思辩的过程。“我重视寻求真理的过程，更甚于发现真理的本身”，莱辛的这句话就是对古希腊哲学家的最好概括。正因为这样，希腊哲学家被称为科学哲学家，而中国哲学家被称为社会哲学家。

在黑格尔看来，孔子的学说不具有思辩性，只是道德的伦理的说教。黑氏曾经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里评论过孔子：“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孔子的书籍没有被介绍到西方，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遗憾的是，黑格尔翻阅了孔子全部的书籍，所以，孔子就成为批判的靶子。

古希腊哲学家对科学的热爱就如同对生命本质的热忱一样。泰勒斯因为在一个圆内画出直角三角形而宰牛欢庆，毕达哥拉斯因为发现了勾股定理而举行百牛大祭。公元前3世纪，当罗马战车开进叙拉古的时候，他们看见了一个老人正在沙地里研究一个几何图形（希腊哲人几乎个个有这个爱好），军人要带老人去见罗马统帅，老人示意不要打断他的思维。军人拔剑把老人杀了，当剑劈来的时候，老人刚刚说完最后一句话：“不要踩坏了我的图”，这个老人就是阿基米得。古希腊哲学家对于求知的本身和过程怀有多么强烈的热忱，可见一斑。

中国古代哲学则更重视哲学对他人的引导，强调哲学的社会性。《列子》记载的“两小儿辩日”，很说明问题。孔子东游，碰上了两个小儿在辩论，一个说日出时太阳近而日中远，因为日出时太阳大，而日中小；另一小孩则反之，认为一个反之，日出时太阳远而日中近，因为日出时太阳凉而日中时太阳热。小儿问孔子，孔子不能解释。两个孩子嘲笑道：“孰谓汝多知乎？”（谁说你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呢？）。显然，按照孔子的智慧，这不应该是个问题，问题是：他压根儿就对自然现象兴趣索然。

东方哲人也提出了本原是什么，至于过程，你自己去领悟吧！一个“悟”字淡化了探究人生真谛的思辨过程。老子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至于地如何法天，天如何法道，道如何法自然，三如何生万物？你自己去感悟好了。列子说，是我乘着风呢，还是风乘着我？庄子亦如是，是我化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变成了我？就文学而言，诚为极高的浪漫主义情怀；就哲学言，实在是一不可知论的怪圈。怪则怪矣。于是，轻松逃离了对具体事物的认知。

在希腊哲人看来，求知是人的天性。作为爱智慧之人，就应穷究宇宙的来源，探索万物的根本，诘问人生的目的。在不断地探究和追问中学得知识，并获得灵魂自由、思想奔放，享受真正的快乐。而中国先哲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热衷于探讨和改造社会，把追求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看作自己人生的最高境界。

六、哲学的价值及对当代中国的借鉴作用

哲学之应当学习并不在于它能对于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任何确定的答案，而是在于这些问题本身；原因是，这些问题可以扩充我们对于一切可能事物的概念，丰富我们心灵方面的想象力，并且减低教条式的自信，这些都可能禁锢心灵的思考作用。此外，尤其在于通过哲学冥想中的宇宙之大，心灵会变得伟大起来，因而就能够和那成其为至善的宇宙结合在一起。

哲学也可以说是理性对于信仰的研究，同时还有理性对人与自然规律的总结。哲学是对世界的关于终极意义的解释，它在解释中使我们了解世界，使世界在我们的意识中合理化，从而为我们提供心灵的慰藉。

哲学还是对人的自我一种定位的工具。

哲学不等于面包，但是哲学相当于吃面包时涂的蜂蜜。哲学的任务是更好的指导人们正确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中西方哲学差异的解析 篇2

前文所述哲学思想都是中国思想中所不注重的, 甚至可以说是没有的。即使有时会牵连到这种分解, 如顺阴阳气化的宇宙观, 发展到宋儒程朱一系, 讲太极、理气, 表面上类似于这种形而上学, 实际并不然。中国哲学的切入点或出发点均不是西方那一套理论, 它不是由知识的定义入手。所以它没有知识论与逻辑。它的着重点是生命与德性。它的出发点是敬天爱民的道德实践, 是践仁成圣的道德实践, 是由这种实践延伸到“性命天道贯通”而阐发的使命感。

中国的哲人大多不着意于理性的思辨, 更没有对观念或概念下定义的兴趣。西方哲学重知解, 中国哲学则重实践。实践的方式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体现。初期主要是在政治上表现善的理想, 例如尧、舜、禹、汤、文、武等圣哲, 都不是纯粹的哲人, 而都是兼备圣王与哲人的双重身份。与西方哲学传统中那些哲学家不同。在中国古代, 圣和哲两个观念是相通的。“哲”一字的原义是明智;明智加以德性化和人格化, 便可称之为圣了。因此圣、哲二字常被连用而成一词。圣王看重理想的实践, 实践的过程即为政治的活动。这些活动是由自己出发, 而关联着人、事和天三方面。所以政治的成功, 取决于主体对外界人、事、天三方面关系的理顺与调和, 而要达到理顺与调和, 必须从自己的内省修德做起, 即是先要培养德性的主体, 因此必须先说“正德”然后才可以说“厚生”。中国的圣人, 必然会先由德性的实践做起, 而后以求达到政治理想的实践。

从德性实践的态度出发, 是以自己的生命本身为对象, 而不是像希腊哲学家那样以自己生命之外的自然为对象, 因此能对生命实现正视。这里所说的生命, 不是生物学研究的自然生命 (Natural Life) , 而是道德实践中的生命。在道德的理想主义者看来, 自然生命或情欲生命只是生命的负面, 是处在正面的精神生命之下的, 而与动物的生命落在同一层次。老子说:“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 为吾有身;及吾无身, 吾有何患?”所谓“有身”的大患, 便是根植于自然生命的情欲。基督教所说的原罪、撒旦, 及佛教所说的业障、无明, 均由此出。佛、道二家都很重视生命的负面。在他们心中, 生命永恒存在于精神与自然的交替矛盾之中, 因此如果要做到“正德”的修养功夫, 必须先冲破肉体的藩篱, 斩断一切情欲的枷锁, 然后稍稍可以免除“有身”的大患, 从而将精神从躯体中解放出来, 整个人生得以上升一个层次。可见佛、道两家的正德功夫十分不易。儒家则与佛、道不同, 他们正视道德人格的生命, 使生命“行之乎仁义之涂”, 以精神生命的涵养来控制情欲生命, 所以儒家的正德功夫似乎并不像佛道那样困难。另一方面, 儒家的正视生命, 全在道德的实践, 丝毫不像西方的英雄主义那样——只在乎生命强度的表现, 全无道德的意味。例如周文王的三分天下有其二, 便是由于他能积德爱民。西方英雄的表现, 大都为情欲生命的强度;而中国圣王的表现, 则必然兼有而且凌驾于情欲生命强度之上的道德生命强度。

中国哲学的重道德性根源于忧患意识。中国人的忧患意识特别强烈, 由此种忧患意识可以产生道德意识。忧患并非如杞人忧天般无聊, 更非如患得患失之庸俗。只有小人才会长戚戚, 君子永远是坦荡荡的。他们所忧的不是钱财权势的不足, 而是德之未修与学之未讲。他的忧患, 终生无已, 而永在坦荡荡的胸怀中。文王被囚于羑里而能演易, 可见他是多忧患且能忧患的圣王。我们可以从《易经》中看出中国古代的忧患意识。《系辞下》说:“易之兴也, 其于中古乎?作《易》者, 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兴也, 其当殷之末世, 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可见《易传》作者很可能生长于一个艰难时期, 而在艰难中镕铸出极为强烈的忧患意识。宋人程明道常说“天地无心而成化”。上天既无心成就万物, 它当然便没有圣人的忧患。可是圣人就不能允许自己“无心”。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圣人岂能无忧患之心?他所抱憾和所担忧的, 不是万物的不能生长, 而是万物生长得不得其所。这样的忧患意识, 逐渐延展扩大, 最后凝聚成悲天悯人的性格特点。悲悯是理想主义者才有的感情。在理想主义者看来, 悲悯本身已具有最高的道德价值。儒家由悲悯之情而阐发积极的、入世的思想。儒家的悲悯, 相当于佛教的大悲心和基督教的爱, 三者同为一种宇宙的悲情 (Cosmic feeling) 。然而儒家精神, 又与宗教意识有何差别呢?

宗教的情绪并非源于忧患意识, 而是源于恐怖意识。恐怖 (Dread) 或战栗 (Tremble) 恒为宗教的起源。近代丹麦哲学家, 存在主义的奠基者克尔凯郭尔 (Kierkegaard) 曾著《恐怖的概念》 (Concept of Dread) 一书, 对恐怖有详尽的分析, 其中特别指出恐怖 (Dread) 之不同于惧怕 (Fear) 。惧怕必须存在所畏惧的对象, 而恐怖则不必有特定的对象, 他可以将万事万物视为对象, 甚至超乎一切对象——当人面对苍茫宇宙时, 恐怖的心理油然而生。宇宙的苍茫, 天灾的残酷, 都可以引发恐怖的意识。基督教认为人人皆有原罪, 在上帝面前微不足道, 更认为天灾是上帝对人间罪恶的惩罚, 带着原罪的人们在天灾之中, 只有战栗地哀求宽恕, 因此基督教的根源显然是典型的恐怖意识。至于佛教, 其内在观念的某些内容虽然和基督教相同, 即同为由人生的负面切入;但它不同于基督教的, 在于由苦入而不由罪入。佛教的苦业意识, 在道德层面远超于基督教的恐怖意识, 它主张人生无常, 恒在业识之中动荡流转。由此产生了解脱、轮回、出世的思想。

基督教和佛教从人生负面的罪与苦切入, 儒家则从人生积极向上的正面切入。儒家正视主体性与道德性的特色, 在中国人特有的忧患意识与西方的恐怖意识和佛教苦业意识的对照之下, 显得更为清晰明朗了。

摘要：希腊早期的哲学家大多致力于自然学的研究, 特别着力于宇宙根源的探讨。如希腊哲学始祖泰勒斯 (Thales) 认为水是万物的根源, 阿那克西米尼 (Anaximenes) 认为一切事物是由空气的凝聚与发散而成,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将万象归于抽象的数 (数目Number或数量Quantity) , 德谟克利特 (Democritus) 则认为万物由不可分的原子构成, 到了恩培多克勒 (Empedocles) 又主张万物不外乎地、水、风、火四元素的聚散离合。以上诸家均重视自然并善于进行客观理解与分析。

中西方哲学思维差异比较 篇3

关键词：中西方哲学思维；仁；善

中西哲学之间存在许多差异，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是最基本的。哲学作为文化的核心，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其根本任务大致是一样的，即都是要围绕人的安身立命问题，探讨人的终极价值。而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是中西哲学史上的关键人物，他们对“德”的认识和对生死的不同认识，反应出中国与西方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发展方向。苏格拉底的哲学重点是关注伦理、道德、人性。而孔子的哲学重点是关注“仁”。

一、不同的空间视角形成不同的哲学出发点

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一开始都是把“自然”定为研究的对象，他们讨论自然并非我们平时生活中的大自然，为了求生存迫使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人之外的自然。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研究的都是世界产生的本源“水”“火”，是古希腊人对自然探索的最早的尝试。由于经济政治的不断发展，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呈现复杂化，尖锐化，哲学家们更加现实迫切的把关注目光从“自然”转向了“人”。普罗戈拉曾经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智者们把人置于人类历史舞台，极大的提高了人的地位和作用。在这一过渡时期苏格拉底关心的不是自然而是人事。他表示他是完全没有能力去完成对天上和地上的事物研究。这样苏格拉底就把他自己哲学研究目的和对象彻底的同早期自然哲学家区别开来了。

苏格拉底在希腊哲学第一个提出“德性即知识”的基本命题。什么是德性，德性的本质是什么。“德性即知识”本质就是知识。“德性”原意是指任何事物的有点长处和美好的本性，如腿的行走能力、动物的捕食能力、鸟类飞行能力，这些都是他们的本性，也是德性。【1】苏格拉底不同于早期的自然哲学家关注于自然本原的哲学问题，他更关注于人的本身。苏格拉底认为，自然现象的真正成因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神的智慧和力量，它们的生存和毁灭，以及万事万物的差别，都是神特意安排的，用自然哲学是无法解释清楚的，只有神才能解释清楚这些自然现象。因此，人类认识的中心应是“认识你自己”，而不是探讨万物的本原。

二、不同的哲学出发点形成伦理关注点的差异

在伦理学上，希腊人争论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人的本性是追求善还是追求快乐？苏格拉底把自己看成是灵魂的医治者，坚持他全部的事务就是把人们从自以为有智慧中解救出来，劝告他的同胞要关注真理，追求灵魂的美善。而且，他还试图把人们从物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激励人们努力去获得至善。

苏格拉底把“善”，也就是追求好的，作为人的一切思想、情感和行为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他的“德性即知识”所追求的目标。【2】苏格拉底认为宇宙万物的存在和变化都是合乎一定目的的，它们都是神按照“ 善”的目的进行合理安排的结果。这种安排和设计万物的神就是充满理性的，即理性的神。在苏格拉底的理念里，与传统形象的诸神是不同，理性神是没有形象，是人看不见的。苏格拉底认为，人们并不能否认理性神的存在，因为“ 指挥你身体的灵魂你也是看不见的”而且他也一再强调事物之所以存在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人凭感觉就可以感觉到的，只有凭借人的心灵、理性才能认识到。“ 如果我用眼睛盯着事物，或者用某种感官来把握它们，恐怕我的灵魂就会弄瞎。所以我想不如求助于心灵，在那里去寻求存在的真理。”对理性神的认识也是如此，人们只有通过理性思维，从万物的秩序和目的中去体察他的存在。

孔子的主要伦理思想可以用“仁”来概括，感到非常困惑，因为他认为自己并没有智慧，于是他访问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诗人和工匠，试图发现他们比自己更有智慧。然而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这些人不仅没有真正的智慧，还自作聪明，对自己的无知一无所知。孔子因此明白了为什么要说他是最有智慧的，因为只有他“自知其无知”。 孔子抛弃了“仁”的标准，而把问题关注点放在了如何做到“仁”。孔子也有人性善的看法，但讲得不太明确，只是说“性相近，习相远也”，这可以看出人性善的苗头。但关于人性善，孔子没有专门讲，更没有替人性为善这个命题去作论证。

三、灵魂不朽论——生死观

苏格拉底之死对西方哲学来说是个迷，而苏格拉底对待生死的态度和孔子截然不同，这也反映出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之间的差异，也代表了两个人不同的精神世界。苏格拉底在死亡和法律面前，毅然维护了法律的威严而选择了死亡，苏格拉底在法庭上并没有在法官面前摆出一副可怜的样子，将自己说得一文不值，借此博得怜悯减轻惩罚。他认为通过求情的方式来判无罪的行为是不正当的，既不名誉也不道德，苏格拉底一直是一个尊崇理性，当面对死亡时他不背弃过去恪守的承诺依然信奉道德和法律的原则。法律对他判罪是不公平的但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求生而破坏雅典的法律。所以苏格拉底拒绝了最后一线希望，为了他自己的信念和人格，在生死面前，坦然坚定地选择了死亡。在我看来苏格拉底不惧怕死亡而是重视死亡，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死亡哲学，也许人死之后可以摆脱世俗之苦。

而孔子面对死亡的时候是一种逃避的态度，他一直注重“生”的。但是爱惜生命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只是不要鼓吹让别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可以了。但是，孔子正是自己爱惜生命，却想方设法让别人去死，以成就自己的事业。孔子经常向别人炫耀自己所讲之道的价值，意思是说，我讲的道比你的生命还可贵，如果早上听了我的道，晚上去死，都没有什么遗憾的。孔子是避免面对死亡的，他谈及死的时候并不多，但是从仅有的几个地方就可以知道，孔子一直在回避死亡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北京大学：《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9页。

[2] 周辅成：《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邮寄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雨花街道呈贡新区大学城，云南民族大学哲政学院（郑思莹）收；邮编：650500；QQ：413068443；联系电话：13616431537

作者简介：郑思莹（1989.1—），女，山东淄博人，云南民族大学哲学与政治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文化哲学。

罗素的哲学观与《西方哲学史》 篇4

伯特兰·罗素不仅作为一个哲学家有显著的贡献，而且他还在数学、逻辑学、历史学等领域均有所建树，甚而积极投入到和平主义的社会活动中去。他于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不断地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在哲学上，罗素最大的贡献是和G.E.摩尔一起创立了分析哲学，此外他还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和哲学史方面做出过贡献。他认为，哲学和数学一样，通过应用逻辑学的方法就可以获得确定的答案，而哲学家的工作就是发现一种能够解释世界本质的理想的逻辑语言。绝大多数分析哲学家缺乏历史感，忽视历史问题和历史研究，而罗素却对历史和历史理论终生嗜之不倦。在政治上，罗素的思想注重经验性，因而他的政治见解具有经验性和现实性，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他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反对一切反抗行为所怀有的那种天生的激进态度和同志感情。他对社会主义者反抗贫困的斗争深表同情，因而他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古典自由主义，而是具有浓厚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作为一位社会活动家和社会思想家，罗素数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教育、伦理、婚姻、社会改革、历史、政治的探讨以及女权主义运动与和平运动。他的探讨和活动改变了人们对生活的态度，使无数人走进哲学，他的知识成果在全世界开花，郁郁葱葱。

1945年出版的《西方哲学史》是罗素应巴恩斯艺术基金会讲授西方哲学史所做的讲稿，这本书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西方哲学史》全称是《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它全面考察了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20世纪中叶西方哲学思潮的发展历程。罗素将哲学看作某种介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基于对哲学的这种理解，他认为西方哲学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来自科学和宗教两方面的影响，并据此把西方哲学发展史划分为古代哲学、天主教哲学和近代哲学三个时期，揭示了在哲学的发展历程中，科学与宗教、社会团结和个人自由是如何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与哲学交互作用的。在世界哲学理论宝库中，由名家撰写的《西方哲学史》不止一部，而罗素的这部著作却颇具特色。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它所论述的主题：哲学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的独立的思考，而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人们生活的环境在决定他们的哲学上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反过来他们的哲学又在决定他们的环境上起着很大的作用”。作者把哲学家既看作果，也视为因，认为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正因如此，全书在讨论哲学派别和哲学家时，往往并不看其学术地位，而是按照其对西方哲学发展的影响来决定详略取舍。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此书上、下两卷约80万字，但作者学识渊博，又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因此书中文字优美流畅，旁征博引，读起来并无枯燥晦涩之感。

罗素在书中对哲学所注入的史的观念是一大特色，所以本书的全称是《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他不只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考察西方哲学的发展，同时还注意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所以国外有学者把此书视为历史著作也是情理之中），这是与其他西方哲学史著作的一个最大的不同。他在序言里宣称，由于哲学乃是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因此他要求自己对于一般历史的叙述，要比一般哲学史家所做的为多。而因为罗素本人有极其渊博的历史知识，做到这一点毫不费力。他重视历史运动中的统一性，在很多章节的前面，他插入了不少纯粹社会史性质的篇章，例如在叙述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时，加入关于希腊化时代的知识;为更清晰介绍经院哲学，他以专门的几个章节介绍了中世纪史及基督教发展的知识。罗素在评价任何一位哲学家时，都尽可能将其置入到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充分表现出他的哲学与作为他的哲学的原因的社会价值观念。借用他本人的说法：对哲学家有同情的理解，是站在历史学家的角度对哲学家所应有的同情的理解。

客观地说，《西方哲学史》只是罗素哲学研究的一个副产品，而且其丰富的哲学主张并未在这本著作中留下太深的烙印，他坚持的一贯的客观、解释的立场甚至在书中以反方向呈现。但是，他在书中注入的崭新的哲学观仍令人印象深刻。罗素在序言中给哲学下了一个定义（尽管与他在其他场合所作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哲学，就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知识所不能肯定的失误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他认为哲学的作用在于使我们避免过于相信科学而变得麻木不仁或者因过于依赖神学而变得狂妄傲慢。这恐怕就是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评价哲学家的标准，例如对康德和杜威的批评。罗素的哲学目标是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分析来寻求人类知识的基础和科学可靠无误的证据。这表现在《西方哲学史》中，是他在很大程度上用“矛盾分析法”（寻找哲学家理论或思想的内在不统一）作为评价一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和体系的优劣的标准，比如对洛克的分析，如他所说，对后世也对他本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在逻辑上是有缺陷的。因此尽管他在洛克身上花了不少篇幅，还是认为洛克的哲学思想从纯粹意义上来说算不上优异的。

在《西方哲学史》一书中，罗素在取材和评价上采取了不同的参照体系的标准：取材主要取材于该哲学家所产生的影响。即使罗素认为，在整个哲学史发展过程中，尤其在认识论方面，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后世产生的坏的影响比好的影响要多，但正因其影响之巨大，纵观全书，他们所占篇幅无人可比。另一方面，在评价该哲学家的哲学观念本身所具有的优异性时则采用了另外的参照标准，罗素作为一个深受经验主义传统影响的逻辑分析主义哲学家，他不自觉地将这一标准分解成两方面：体系的内在无矛盾性和知识或者思想的客观可靠性，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符合常识性。

陈少明先生在《哲学史研究中的哲学意识》一文中指出，“哲学研究包括哲学史研究和哲学创作两大类，……从功能上看，哲学史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是提供哲学知识，一是启发哲学创作。”（《哲学动态》1997年第12期第14页）而罗素，恰恰是一个在哲学史和哲学创作两个领域都做出了极大贡献的哲学家。在哲学创作方面，他在哲学史上开创了一种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且占据极其重要地位的哲学方法——逻辑分析，这被认为是他对后世的主要影响;在哲学史研究方面，他同时做到了提供哲学知识以及启发哲学创作，他的这部《西方哲学史》被誉为“写出了一种绝大多数人都喜欢读且仅有罗素才能写出来的哲学”。

（作者单位系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