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采购制度论文

我国政府采购制度论文（精选8篇）

我国政府采购制度论文 篇1

一、前言

近年来，政府采购范围方面基本采取“由点到面，分步实施”的模式；政府采购的组织机构相继建立，但各地区做法不一；地方政府采购制度建设逐步加强，规范性的法律规章及措施相继颁布实施；政府采购的原则框架已基本形成；政府采购的范围不断扩大；政府采购方式多样化，公开招标采购日益成为主要的采购途径；政府采购的作用效果从单纯功利性节支向多功能调控转变；政府采购的组织形式发生了较大变化；政府采购的资金来源和支付方式各具特色；政府采购信息管理系统初步建造；政府采购工作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001年全国政府采购预算731.6亿元，实际采购金额653.2亿元，比预算节约资金78.5亿元，资金节约率为10.7%。

2002年全国政府采购预算1135.4亿元，实际执行采购金额1009.6亿元，节约资金125.8亿元。其中，地方采购金额788亿元，比上年增长58%；中央单位采购金额221.6亿元，比上年增长43.4%。

2003年全国采购预算为1856亿元，实际采购1659.4亿元，节约预算资金196.6亿元，资金节约率为10.6%，采购规模比上年同期增长64.4%，分别占当年财政支出和GDP的6.7%和1.4%，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2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中央单位和地方分别为262.8亿元和1396.6亿元，分别占全国采购规模的15.8%和84.2%。

2004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达到2135.7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8%，比上年同比增长

1.3个百分点；占当年GDP的2%，比上年同比增长0.6个百分点。地方采购规模为1842.3亿元，比上年增长32%，6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24%。

2005年全国实际采购规模达到2927.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1%，节约资金380.2亿元，资金节约率12.99%。2005年政府采购规模占全国GDP的比重为1.6%，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实施政府采购改革7年来，全国政府采购规模年平均增长77.9%。

2005年工程类、服务类政府采购增长迅速。全国工程类采购1323.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9.5%，占采购规模的45.2%；服务类采购195.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1.4%，占采

购总规模的6.7%。2005年中央政府采购规模呈现快速增长势头，采购规模达407.8亿元，比上年增长39.2%。

二、基于数据的分析

根据《2001—200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统计分析报告》可知，我国现行的政府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采购的透明度还有待提高。据统计，在2001年653.2亿元政府采购规模中，有50％左右是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完成的。但实际工作中存在着招标信息只在地方性媒体披露，不在全国性指定媒体（中国财经报、中国政府采购网）披露的现象。信息披露的范围和广度还很有限。目前，我国政府采购监督缺乏明确的监督主体、监督客体、监督内容、监督措施及其相互制约机制；对采购资金监督管理不规范；对采购商品的售后服务管理不规范；管理机构内部的制衡机制不规范；

第二、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比较窄，采购项目结构单一。虽然2001年的政府采购规模比上年翻了近一番，但其规模也只占到当年全国财政支出的3.5％和GDP的7‰左右。货物类所占比重很大，工程作为财政支出的大项，其所占的比重（29％）仍然偏低。实现政府采购的规模目标，逐步提高政府采购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提高工程采购的规模是主要途径。政府采购制度配套改革急需加强。预算数字不实，导致资金节约率高；财政直接支付金额仅占采购金额的33.63％，财政直接支付对推进政府采购的手段和保障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出来。受传统财政理论影响，对政府采购制度的认识存在偏差。旧体制下的理财观念依然盛行：重收入轻支出、重生财轻用财、重开源轻节流、重分配轻效益。片面理解政府采购制度的目标，只注重节约财政资金，而忽略其他多元化目标。对政府采购制度的系统性认识不足。政府采购的规模小，范围窄，构成不合理。国际经验一般为GDP的10%或财政支出的30%。以2004年为例，我国分别占2%和8%；采购局限于一些财政专项拨款的、限额以上的、较为标准化的产品；采购对象构成货物类占49%，工程类44%，服务类7%，其中，工程类、服务类采购比例偏小，且以分散采购、自行采购为主；采购模式集中采购占60%，部门采购占21%，分散采购占19%。前二类中通过公开招标采购的占59.55%。采购预算编制质量不高，预算方法和手段有待逐步改变。不同程度存在争盘子、抢资金现象，缺乏全局观念；预算编制粗枝大叶，随意性很大；编制采购预算时指定品牌和型号；上级下达的预算与单位的可执行预算不一致；财政部门分散审批、重复审批；预算审批的定额标准不统一；

第三、中央单位政府采购工作还需加强。中央单位2001年的政府采购规模尽管比上年有显著提高，但在政府采购预算的编制、采购范围的拓展、组织形式和采购行为的规范、采

购信息的反馈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采购资金管理弱化，监督失控。政府采购资金预算约束力不强；政府采购资金总量分散、失控；政府采购资金运作效益低下；政府采购资金结算控管不力；国库集中支付比例不高，缺少制约，2004年全国平均不到40%，江西12.5%，宁夏11.2%，宁波只有9.8%，西藏更为0。而且中央单位政府采购规模增长速度低于地方。具体为：中央级政府采购活动没有和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政府采购资金支付衔接；监督检查不到位；部门政府采购机构、人员不到位；统计中少报漏报。

第四、现行国库管理与会计核算制度不适应政府采购改革的要求：国库拨款体系与预算管理体系相匹配，不利于政府统一采购制度的实行；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管理体系和具体操作方法是按国家机构的建制和经费领报关系确定的，年初经费层层下拨，年终层层上报；政府部门的设备配备没有统一标准，对采购要求的审核无所适从；政府采购法制化建设滞后：政府采购的立法层次较低；各地执行的标准不统一；相关的规定措施不配套；地方政府采购法规严重滞后；政府采购程序不规范：采购信息的发布不规范，透明度不高；对供应商、承包商资质的审核不规范；具体的评标、定标程序不规范；采购品的验收、采购资金的结算不规范；政府采购机构的设置不规范：政府采购机构设置缺乏科学性，名称、编制不一，性质各异；政府采购管理决策机构与操作执行机构分工不明确，职责混淆；上下级政府机构之间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缺乏必要的监督管理机制；

第五、政府采购招投标机制不健全：没有统一的招投标管理模式；专家评委库人员空缺；招投标主体不明确，采购单位说了算；招投标主体缺乏自我约束机制，损公肥私现象处处可见；标书制作不规范、不科学、不合理；恶意竟标、串标，合谋价格欺诈时有发生；缺少资质、质量、价格、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中介机构：目前大多仅委托中介机构进行招投标；政府不具备相关的检测、认定、评价、控制能力；对供应商的管理与保护不够：供应商进入政府采购市场的准入条件不明确，缺少必要的登记管理制度；对供应商的保护不力，缺乏救济程序。虽然有些地方也有质疑、申诉和赔偿的相关规定，但这些规定还不足于使供应商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缺乏对本国政府采购市场进行保护的政策目标：过多、片面的强调节支效益，缺乏对调节经济总需求和产业结构、培育本国政府采购市场等深层目标；许多外国厂商早已成为我国政府的供应商，而我国民族产业的产品却很难打入别国的政府采购市场，形成事实上的不对等；政府采购队伍专业人才严重缺乏：对采购人员配备的专业素质考虑很少，有些地方甚至成为安置富余人员的去处；素质低下，专业知识贫乏；缺少对采购专业人员的培训制度；

三、规范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现实选择

通过上文的分析，作者对当前中国政府采购制度提出了以下的修改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集中采购机构的管理制度建立集中采购机构内部运行管理制度建立代理采购业务管理制度建立委托中介机构管理制度建立接受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制度建立民事诉讼和仲裁案件管理制度；进一步扩大各级政府采购的范围和规模逐步将投资额较大的工程和服务项目纳入政府采购范围改变采购资金来源标准，政府履行公共职能的购买性支出都应实行政府采购及时调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合理制定政府采购限额标准。

第二、加强政府采购信息网络管理政府采购政策、制度、法规的信息管理政府采购业务的信息管理政府采购供应商的信息管理政府采购招标评审专家的信息管理；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建立一个高效的用人制度加强政府采购专业知识培训加强政府采购从业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制定政府采购行业自律条例。

第三、合理选择政府采购的方式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采购单一来源采购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其他采购方式；进一步规范对供应商的管理对供应商进行条件和资格审查建立供应商信用评价体系对供应商的监督检查要注重规范。

第四、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明确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应遵循的原则明确界定政府采购预算对象范围规定政府采购预算编制程序规范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方法规范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机构的行为；改革预算会计制度，全面实施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现行预算会计核算制度，使之与政府采购相适应实行采购资金财政统一集中收付管理：设立一个帐户实行两个分离强化三个控制建立四项制度；建立政府采购发展量化指标体系政府采购发展速度指标政府采购工作绩效指标政府采购公开透明指标政府采购配合工作指标。

参考文献：

[1]《2001-200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统计分析报告》中国政府采购网

[2]《对政府采购工作的几点建议》 翟湘 《商业会计》2006年02期

[3]《财政部关于实施促进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的若干意见》 [J]《中国政府采购》2006年07期

[4]《完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国际新趋势》[J] 徐焕东《中国政府采购》2006年07期

我国政府采购制度论文 篇2

政府采购中的寻租腐败行为的产生和形成是由于在现实的社会和经济中一系列制度和管理缺陷所造成的,消除政府采购中的寻租行为必须从政府入手,针对寻租者具有“经济人”的特性,将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制定、施行等全部过程纳入法制轨道,实现监督的有效性和决策的公开透明度,从而一方面使得供应商在竞标中市场化的成本加大,寻租的预期下降,另一方面使得采购官员由于受到严格的监督,设租的成本和风险加大,设租行为得不偿失。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建立以《政府采购法》为中心的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于2002年6月29日颁布,从2003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从此,政府采购终于有了专门的法律,并使中国的政府采购改革步入了依法管理的轨道。但是,一部法律的诞生并不等于法制建设的停滞。法的实施需要有一系列配套制度,因此建立健全和完善现行的政府采购制度就成为当务之急。依法建立的制度是政府采购执行者的行动准则和指南,它不仅可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而且可以从源头上抑制腐败,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显而易见的。从目前制度建设情况来看,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建设普遍滞后,滞后于政府采购的实践。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是采购的实践推着制度的出台。到目前为止,全国性的《政府采购法》的实施细则、法律解释等各种配套制度至今尚未制定,这种现状严重制约了政府采购的发展。

美国在开始实行政府采购的同时,就颁布了《联邦采购法》、《购买美国产品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从不同的侧重点对政府采购的各个环节都作了比较完备的规定。相比之下,不难发现,我国对政府采购中很多方面的规定都是太过于原则化、简单化,这就要求我们在未来的立法实践中要尽快制定和完善政府采购的其他配套法律法规,尽快出台《政府采购法》的法律解释、实施细则、《政府采购业务流程》、《政府采购运作规程》等来使我国现存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更为完整。其次,加入WTO对于我国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在法制建设方面,应当充分考虑到与WTO规制的接轨。我国在政府采购立法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借鉴《政府采购协议》的内容和国际组织的有关规定,这样,在未来我们只需对法律进行局部内容的修改就可以了,以此可以保证法律的稳定性,提高工作效率。

二、加大寻租成本、减小诱惑成本,抑制寻租腐败行为

首先,加强《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规的宣传,使政府采购当事人及社会公众了解有关的权利义务,并通过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事项的公示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以便于当事人及公众对政府采购进行监督。做到有法可依、严格执法。要使加大寻租成本,减少诱惑成本,我们可以将政府采购人员工作的业绩作为工作人员职位升迁、职称晋升以及奖励报酬的依据,让他们预期收益下降,潜在的收益上升,使他们拒绝寻租;同时还要公开政府采购官员的收入和财产,抑制政府官员主动设租、给租、寻租的行为动机。这样,政府采购人员就会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全力完成各项采购任务,因为职位、职称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是直接的、密切的、不言而喻的。

其次,我们还可以以《国家赔偿法》为依据制定相关的工作条例和奖惩办法,来加大其寻租成本。在工作条例中可以规定,一旦发生寻租腐败的情况,将对参与腐败人员严格查处,轻者取消政府采购资格,重者开除公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外还要限制腐败单位的部分财政支出,比如职工福利性支出,单位公务用车的级别和数量,领导外出考察等。

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建立采购人员小组,分散采购决策权力,防止采购的决策权集中一人之手;建立评委委员会和评标会和评标人员库制度,使一个采购项目的评委人员人数不得少于一定数量,其人员选择具有随机性,供应商很难和所有评委“协调”,使寻租人的“事前投资”作废。

三、从博弈论角度,解决政府采购中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代理问题是在委托人和代理人各自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在政府采购中,由于存在着很长的委托代理链,所以其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信息不相容有可能成为政府采购中的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首先,采购人与代理机构之间从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之后,代理机构就应该与采购人进行完全的信息沟通,在充分理解采购人应用信息的前提下制作采购文件,并邀请相关专家对采购文件的内容进行审查。只有采购人与代理机构的信息完全对称,采购文件才能做到规范和充分表达对采购对象的描述,才能使供应商在接下来的过程中信息对称。

其次,代理机构与供应商之间是通过招标公告、采购文件及相关澄清函进行的。代理机构应该将采购标的的功用以及所要达到的工作需求不带倾向性地、准确地表达在采购文件中,与此相对应,供应商尽最大可能地阅读、理解招标文件,对其中表述不明确的部分可以向代理机构询问,代理机构有义务回答供应商的疑问,并将澄清函发给所有购买采购文件的供应商。代理机构与供应商的信息沟通,是政府采购得以圆满完成的必要条件,是供应商提供所要求商品的重要一环。这里有一个信息不对称现象,就是代理机构与个别供应商之间的泄密、隐瞒或串通。这是政府采购法明文禁止和必须严厉处罚的,也是监管部门的监管重点。各供应商之间的相互监督和举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政府监管部门应当制定相关的串通处罚、举报奖励制度,以规范政府采购制度。

最后,供应商与采购人之间除非采购对象有特定技术要求或者需要看现场等特殊要求,供应商与采购人在开标前一般不能进行接触,其信息的沟通是通过中介机构体现在采购文件上。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采购人的采购信息应当对所有供应商都公开,不能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开标后,中标供应商与采购人应进行充分的沟通,以保证合同的签订和履行。

四、增强采购透明度,推行“六公开三分离”制度

“六公开”是指公开采购信息、公开采购程序、公开采购结果、公开采购政策法规、公开采购纪律、公开采购台帐等。其中,政府采购台帐要设置采购预算、实际采购金额、节约资金、节约率等科目。通过“六公开”制度使得整个政府采购工作在“阳光”下操作,让社会公众全面了解政府采购的全过程,以便于对政府采购工作的检查和监督。

“三分离”是指一要采购货物与资金结算相分离。所有集中采购的商品经采购办和采购单位验收合格后,由政府采购办按程序签批后通过财政集中支付中心把采购款项直接拨付到供应商的银行账户上。二要招标人员与采购人员相分离。采购人员不参与项目、货物招投标,招标人员不参与项目货物的具体采购环节,实行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工作机制,确保招投标、采购工作质量效率,防范采购中的腐败。三要采购操作与货物验收相分离。由采购办人员和采购单位联合对所采购的商品、项目进行验收,检查有无弄虚作假、以次充优现象,对于技术密集型的项目和商品,可以由采购单位提出申请,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共同进行验收。

此外,尽管我国的政府采购工作已经能够借助互联网等先进的信息传输系统进行信息的采集和发布,但是,我们的信息的发布仍然存在着种种问题,有些地区政府采购的信息发布和公告只限于本地的一些媒体,没有按照规定建立多级次,多方式的信息发布渠道,不便于社会公众对采购项目全过程的了解和监督;有些公告对政府采购项目的标的描述不准确,条件含糊,技术标准不明确,使得一些不法供应商“混水摸鱼”,导致寻租腐败的产生,影响整个采购活动的开展。为落实政府采购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针对目前存在的政府采购公告发布、中标结果公布以及政府采购政策制度的公示等信息发布系统不健全的问题,财政部应及时制定下发《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以及建立一套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公告制度,综合广泛运用报纸、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体公开政府采购的全过程,增强政府采购的透明度。

五、加强对采购人、代理机构及供应商的统一监管

政府采购工作的重点仍然是规范本身,所以,应发挥好政府采购管理机关的职能作用,通过实行内部监督、社会监督、新闻监督和纪律检查,构筑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体系。

第一,对采购人的监管。鉴于政府采购制度推行的时间不长,部分采购单位对政府采购还不太了解,因此必须加强对采购单位的监管,监管的内容包括:采购行为是否按批准后的预算和计划执行;一些大中型采购项目有无化整为零的采购行为发生;采购计划中所列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质量要求、付款方式等条款是否复合标准和要求等,监管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采购单位的管理,强化政府采购的计划性,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规模效益。

第二,对采购代理机构的监管。采购代理机构的招投标活动处于政府采购活动的中间环节,应把其作为监管的重点。监管的内容应该包括:采购信息的发布是否符合规定;供应商在注册资金、纳税情况、经营规模、常规资质、专业资质、供货能力、产品质量等方面是否符合要求;标书制作是否细化、完整;招投标过程是否做到了公开、公平、公正等等。

第三,对供应商的监管。首先建立完善供应商的市场准入制度,对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的供应商进行资格审查。在这一制度中,要规定进入政府采购市场的供应商必须具备的条件,对符合条件的供应商颁发市场准入资格证书,并实行年检制度。对于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的供应商,应该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管。主要是对其履约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以防范各种采购风险的发生;按照《政府采购供应商监督管理办法》进行考核。对认真履约、遵纪守法的,一要进行表彰,二要给予政策支持;对严重违法。屡次违约的,采取警告、列入黑名单、亮黄牌、取消供应商资格等处罚,以净化政府采购市场,维护政府采购市场秩序。

此外,我们不仅一方面应建设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另一方面更要加强从业人员的自律教育。使政府采购从业人员热爱政府采购工作,忠于职守,为政府采购工作尽心尽力,遵守法律、法规和政策,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不以权谋私,不吃宴请,不收礼金,不接受直接、间接的各种不正当的报酬,自觉接受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对政府采购工作的监督和管理。

六、建立政府采购人才培养机制,推行“注册采购师”制度

要使得我国的政府采购早日走上正规化的轨道,就必须长期的对我国政府采购的采购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监督人员进行培训,以培养我国政府采购的专业人才,要建立一个长期的高效的人才培养制度,用制度来“生产”专业人才,用制度来管理人才。

第一,我们要不断将那些作风硬、业务精、德才兼备、综合素质高的技术型人才充实到政府采购中来,并建立长期的培训机制,利用多种形式来组织培训学习。可以采取集中学与分散学、向书本学与向实践学、走出去学与请进来学、组织培训与开展自学相结合的方式,尽快培养造就一支既懂政府采购法律,又懂国内国际贸易政策和规范;既熟悉采购程序,又了解掌握国内外市场行情;既懂经济知识,又具有多方面专业知识复合型人才组成的政府采购队伍。

第二,要加强和扩大政府采购培训范围,实行分类培训,在加强政府采购人员(管理人员和实际操作人员)的同时,还要加强对采购单位领导、财务人员、财政内部相关人员、代理机构、供应商、政府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人员进行政府采购基本知识的培训,不断拓宽政府采购的培训范围,从而确保政府采购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

第三,不仅要加强岗前培训,还要加强岗后的后续教育,实行重点培训。在加强政府采购人员的岗前政治思想素质教育的基础上,使他们熟悉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拓宽他们的知识结构,从而培养出全面的、新型政府采购人才,以适应政府采购工作的需要。

此外,鉴于政府采购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招标投标又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管理学科,因而需要既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又有很强的业务操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因此我们可以考虑这样一种“注册采购师”的培训机制:政府采购人员必须经过培训、考核合格以后,在财政部门或有关部门进行注册登记后,取得“注册采购师”的职业资格,持证上岗,方能参加具体的政府采购活动,将政府采购队伍纳入制度化轨道,推行资格认证制度。

参考文献

[1]项怀诚．中国财政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2]楼继伟．政府采购[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3]吴俊培，许建国，杨灿明．现代财政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4]刘汉屏，李安泽．政府采购理论与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5]张会清．政府采购中的法律责任[J]．公共支出与采购．2006，(5)．

我国政府采购制度论文 篇3

关键词：政府采购救济制度 政府采购法

一、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的必要性及国际范本

救济制度是针对法律所规制的权利并不一定会得到现实保护这一人类社会实践而设计的，旨在保护受损权益、恢复权利义务结构的平衡。有权利必有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在权益纷争中没有使权利受损方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机制或这种救济制度运作不畅通，都会导致社会混乱，因此，现代法律制度一般都规定有救济制度。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尤其是在前契约阶段，采购过程主要由采购实体单方行为主导，容易导致对供应商权益的损害，供应商也往往会对资格认定、采购合同的订立程序、采购合同的授予以及合同的条件等问题提出异议。因此，政府采购救济制度是政府采购规则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保障供应商合法权益、规范政府采购行为中采购主体的自由裁量权、保证政府采购正常运作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为此各国均在其政府采购法中构建了各具特色的救济制度体系。其中，《WTO政府采购协定》（简称GPA协定）最具有代表意义。

GPA协定救济制度的具体内容主要规定在该协定的第20条第22条之中，内容具体包括：磋商、质疑、司法审查和争端解决机制适用等，其核心是质疑。GPA协定第20条质疑程序中将救济程序分为磋商与质疑两种：

（1）磋商，如供应商就在一项采购过程中存在违反本协定情况提出申诉，则每一参加方应鼓励该供应商与采购实体进行磋商以寻求解决其申诉。在此类情况下，采购实体应对任何此类申诉给予公正和及时的考虑，且以不损害在质疑制度下获得纠正措施的方式进行。由此可见，磋商并非质疑的必经程序，两者可以同时进行，即供应商在提出质疑前，不必先经过磋商程序。

（2）质疑，依据GPA协定第20条第二款规定，缔约国应提供一套不歧视、及时、透明而有效的程序，使供应商有权就与其权益相关之采购实体违反该协定之行为提出质疑，该套程序必须遵循不歧视、及时、透明和有效的原则。

各项质疑应由一家法院或与采购结果无关的独立公正的审议机构进行审理；该审议机构的成员在任职期间应免受外界干扰；如果受理或处理质疑的机构不是法院，则应当规定以下程序：（a）在作出评价或决定前能听取参加人的陈述；（b）参加人可被代表和陪同；（c）参加人应参与所有过程；（d）审议过程可公开进行；（e）应书面作出评价和决议并对其依据进行说明；（f）证人可出席；（g）向审查机构披露文件。

二、我国《政府采购法》中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的基本规定

2002年通过的《政府采购法》，专门设章具体规定了质疑与投诉制度。这是我国政府采购阶段救济制度的根本性规定，也直接体现了国际协议——《政府采购协议》的基本精神与核心理念。

第一，询问。根据《政府采购法》第51条的规定，供应商对政府采购活动事项有疑问的，可以向采购人提出询问，采购人应当及时作出答复，但答复的内容不得涉及商业秘密。询问所涉及到的主体是供应商与采购人，询问的客体是对政府采购活动有疑问的事项，重要的是对于供应商的询问，法律强制要求采购人必须及时作出答复，从而强化了询问的法律效果。询问作为一种内部救济制度，与政府采购协议中的“磋商”制度相类似，这一制度的规定有助于在政府采购阶段及时增强沟通，友好解决问题，化解矛盾，避免增加诉累。

第二，质疑。根据《政府采购法》第52条的规定，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质疑；其第53条继续规定，采购人应当在收到供应商的书面质疑后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供应商和其他有关供应商，但同样的答复的内容不得涉及商业秘密。

第三，投诉。根据《政府采购法》第55条的规定，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其第56条规定，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投诉后30个工作日内，对投诉事项作出处理决定，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投诉人和与投诉事项有关的当事人；其第57条继续规定，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事项期间，可以视具体情况书面通知采购人暂停采购活动，但暂停时间最长不得超过30日。

第四，行政复议或诉讼。根据《政府采购法》第58条的规定，投诉人对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处理决定不服或者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逾期未作处理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三、当前我国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无救济无法律”，政府采购与一般的民事采购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针对政府采购行为的特殊性，《政府采购法》及其配套法规设置了明确具体的救济制度，还设立了从政府部门到社会各界的多方立体监督体系。但在实践中，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尤其在权利救济设置中存在着救济程序复杂、时间漫长的问题。

现行法律规定的处理时限，处理质疑是7个工作日，处理投诉是30个工作日，行政复议是2个月，行政诉讼是3个月，二审案件是2个月，这些都不包含受理的时间，算下来整个过程约需要1年时间。同时，在权利救济设置中还存在着处理机构缺乏公信力、质疑阶段暂停制度缺失、司法救济不全面等问题。因此，需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救济制度。

一是要完善暂停制度。我国可借鉴欧盟的做法，要求采购实体在合同缔结之前向供应商通报合同授予的结果，并规定若干天的期限（即强制停滞期），在此期限内允许供应商对合同授予决定提出质疑。同时，将现行的采购结果公示制度加以法制化，在出现质疑时，代理机构可暂停采购活动。在投诉阶段建议将暂停30日改为最长暂停30个工作日，以便与投诉受理的期限相契合，避免发生冲突。

二是要取消质疑前置制度，设立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并列的裁决体制。GPA中设定了磋商和质疑制度，我国的质疑制度实质上是借鉴了磋商制度。但GPA中的质疑制度与我国的质疑制度不同，GPA要求每一成员方应提供一套非歧性的、及时透明且有效的程序，以使各供应商对与自己有（或曾经有）利益关系的采购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违反规定的情况提出质疑，质疑应由法院或与采购结果无关的独立公正的审议机构进行审理，该审议机构的成员在任职期间应免受处界干扰。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是最好的监督主体，其中《政府采购法》第71条、72条和73条规定的诸多违法情形，在实践中通常是供应商投诉的重点。我认为，应当借鉴GPA所要求的及时引入独立的审议机构的规定，并参考《合同法》中关于合同争议的解决方法，重新设立我国政府采购的救济体制。当供应商对采购活动提出异议时，鼓励供应商向采购人或代理机构提出质疑，但该质疑不再是必经程序。供应商可直接选择通过法院审理或向与采购结果无关的独立公正的审议机构投诉，如同《合同法》所规定的一样，实行一裁终局，从而使问题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

（作者单位：刘卉：湖南师范大学；陈韬：保险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杨汉平.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理论与实务.西苑出版社，2002.

[2]肖北庚.政府采购之国际规制.法律出版社，2005.

我国政府采购制度论文 篇4

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府采购制度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国际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竞争集中表现为以科技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竞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一个国家要在全球角逐中制胜,必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目前,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国急需采取有效措施来加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保护和扶持。在众多的扶持手段中,政府采购作为一种有效的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手段在发达国家得到了普遍关注和广泛运用,且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在我国,政府采购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促进作用还未被充分认识,我国政府采购中尚未出台针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具体扶持措施,在政府高新技术产品采购市场中对本国高新技术产品保护不足,总之,由于认识的不足加之扶持政策的缺失政府采购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应有的促进作用还未真正发挥出来,这种状况非常不利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本文以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府采购制度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理论基础的梳理和政府采购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机制及现存问题的研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首先从理论基础入手,通过对高新技术产品本身所具有的公共品性、外部性和风险性的说明及需求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拉动作用的机制分析指出政府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之后,分析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现存问题,指出了我国政府采购制度尚未发挥其对高新技术产业应有的促进作用;然后,介绍并总结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利用政府采购制度助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最后,针对我国利用政府采购制度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现的现存问题,提出完善政府采购体系、扩大政府采购规模、利用保护国货政策扶持本国高新技术产业、建立高新技术产品采购目录、成立专门部门等建议。从当前这方面的研究来看,理论界对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较多,但是研究丰要集中在传统的财税于段上,比如利用财政拨款、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激励手段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仙对利用政府采购制度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研究却不多,零散的观点多见于有关学者关于政府采购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及发达国家利用政府采购制度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经验介绍的文章里。本文从理论基础入手,通过对概念的严格界定以及政府采购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机制和现状的分析,并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使得研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深入性;也突破了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停留在国外经验的简单介绍和一般政策建议上的现状。从现实意义来看,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助推作用已形成成社会共识,而政府采购是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研究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府采购制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希望本文的研究对我国决策部门完善政府采购制度从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起到良好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我国政府采购制度论文 篇5

一、从体制及制度的创新上加大反腐力度，同时不忽视思想教育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有三个假定：①人的行为动机是双重的，即人不仅追求财富最大化而且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非财富最大化动机也常常约束着人的行为，它具有集体行为偏好，人经常要在财富与非财富价值之间进行权衡。但是，实现非财富价值不能总是以牺牲个人财富为代价。制度能够改变人为其偏好所付出的代价，改变财富与非财富价值之间的权衡，从而使理想、意识形态等非财富价值在个人选择中占有重要地位。②人是有限理性的。诺思认为，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环境是复杂的，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认识环境的能力。③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即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常常会采取很微妙的、隐蔽的手段，会玩弄狡诈的伎俩。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是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制度产生的一个重要来源，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人的机会主义倾向。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机会主义动机常常是和冒风险、寻找机遇、创新等现象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机会主义又会对他人造成一定的危害，机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被看作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

建国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腐败现象泛滥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当时我国价格实行双轨制从而造成官倒、私倒十分猖獗。第二个时期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由于土地市场的不健全及土地产权制度发生滞后，政府官员们掌握了土地的批租权力，从而出现了许多权钱交易和官员的腐败。第三个时期是近年来我国国企改制和产权改革中出现的腐败。从以上三个腐败现象大规模爆发的时期可看出：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使官员们有了腐败的可能，官员们的机会主义倾向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所以反腐败应主要以制度为主，教育为辅。

反腐败应从体制及制度的创新上下功夫，从根本上消除寻租及设租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寻租作为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并不增加任何新的产品或新财富，而只是改变生产要素的产权关系，把更大一部分的社会财富装入私人腰包，寻租导致了不同政府部门及官员争权夺权，从而影响了政府的声誉和增加廉政成本。寻租还妨碍了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降低行政运转速度甚至危及政权稳定。寻租活动是政府干预的产物，没有政府干预就没有寻租活动。所以寻租与设租是紧密相连的，没有设租行为的话，也就不可能有寻租活动。为了遏制寻租行为，我们可以加强舆论监督、变革制度结构等。另外，在政府决策中用委员会表决的民主方式能够比其他方式更能减少寻租活动造成的资源浪费。针对设租行为，我们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来进行反设租：一方面，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并对设租者严厉惩处，与此同时，清除超法律因素对执法行为的影响，提高设租者受查处的概率。此外，还应建立激励性的公务员薪水制度，薪水的提高能相对降低设租行为带来的超额收益，也能提高设租活动的机会成本，使公务员主动抵制设租活动的诱惑。只有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或用制度的力量才能抑制或最大限度减少权钱交易、寻租和设租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规范公共部门的职能范围，削弱政府官员的公共权力。当然，仅仅依靠制度来反腐败是不行的，黑格尔说：“为了使大公无私、奉公守法及温和敦厚成为一种习惯，就需要进行直接的伦理教育和思想教育”。由于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再加上制度也有失灵的时候，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思想教育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廉洁行政的保障，离不开法治，也离不开“心治”。我们应培养行政人员确立正确美好的行政伦理理想目标，并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行政伦理信念和价值观。

二、法治与德治并重，两者缺一不可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类。正式制度具有强制性特征，它明确用奖赏和惩罚来规定人的所作所为，社会越复杂，正式制度形成的收益率就越高。诺思认为，在人类行为的约束体系中，非正式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体系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的一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约束的[3]。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好”的意识形态能降低社会运行的费用，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有效地克服搭便车的问题，意识形态能减少强制执行法律和法院的费用以及实施其他制度的费用。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也是非正式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人们的价值观念规定着制度，不同的伦理精神和道德规范制约了不同的利益追求机制与方式。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只有量的差异，而没有本质的不同。在现代社会中，正式制度总是和国家权力及组织联系在一起，在国家层面上，法律是正式制度的代表。非正式制度是无形的，这使得非正式制度可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发挥作用。正式制度只有在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当然，非正式制度作用的有效性发挥，也依赖于正式制度的支撑。

目前我们国家政治领域中存在的许多弊端，其产生的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法制不健全，人们随意违背宪法，践踏宪法，人治现象突出。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相对强有力的行政管理为之提供秩序，而行政权的加强必须有相应的控制、制约机制的加强与之伴随。否则不仅不能为市场经济提供秩序，而且还可能破坏已有的秩序，导致新的混乱，损害市场主体的权益，阻碍市场经济的发生[4]。所谓科斯定理，就是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法律制度极其重要。市场经济就是有效的产权制度加有效的法律体系。当前随着我国非帕累托型改革地深化，社会情况变得日益复杂，正式制度的收益率也随之增大，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建设法治政府。当然，任何正式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都离不开一定的非正式制度的辅助作用。法律离不开道德，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的维持和执行依赖于人们在道德上的共识、认同、确信和尊重。道德原则是制定正式规则的规则，法律正式制度对伦理道德规范具有很大依赖性。我们在发挥法律对社会规范作用时，离不开伦理道德的规范调节，法治离不开德治，“以德治国”实质上就是要重视非正式制度，主要是发挥非正式制度中的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的功能。法律正式制度对一个国家来说固然极其重要，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伦理道德同样也不可或缺，它在一个国家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巩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是德治的核心内容。由于“好”的意识形态能降低社会运行的费用，所以在当今价值冲突多元时代，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马克思主义牢牢地占据意识形态阵地。法治与德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必须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两者缺一不可[5]。

三、尽可能的市场，必要时的政府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保护和支持社会的制度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政府的保护性职能是有局限的。在政府的保护性职能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政府管制来实现的，管制就其终极目的而言，是制度服务于民。现在许多国家在保健、安全和环境方面正实施着的大量管制却并不符合这一检验标准。这类管制的激增造成了交易成本，并削弱了竞争市场的协调控制功能。斯蒂格勒认为，经济管制主要不是政府对公共需要的有效和仁慈的反应，而是行业中的一部分厂商利用政府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一种努力。在管制条件下，市场竞争已失去作用，谁获得了管制的特许权和经营权，谁就获得了垄断地位，同时谁也就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行业管制的过程实际上是消费者剩余转变为生产者剩余的过程。国家的生产性职能是指国家或政府为公民提供某些公共品，这种公共品主要是一些公享品，它们与成本和收益能由个人充分内部化的私人品相比，私人所有者不可能恰当的行使其产权，包括不可能行使排他性的权利，搭便车问题严重，公享品将供给不足，由政府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效应[6]。另外，私人经济部门或者由于投入太多、效益低而不愿意或无力生产；或者容易造成垄断，导致成本上升、效率下降，损害消费者利益，因此也只能靠政府提供公共品。阿莱西分析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在可比物品上的大量资料，证明了政治性企业的业绩的确比类似的私人生产者差。在公共部门产权条件下，执行和监督相同任务的成本更高，当缺少由真正的竞争市场所施加的无情约束时，行政控制的约束往往相对较弱，而代价却相当高。针对与国家的生产性职能相关的各种问题，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法。例如，可以通过将社会化生产活动移交给相应竞争的低级别政府，使社会化财产转变为某种俱乐部品；或者社会生产私有化，同时保证获取这些物品和服务的权利继续存留于公共领域之中。另外，可以改革会计系统，使之与运作最佳的私人企业看齐。激励和监督方面的现代管理技能可能有助于为纳税人获取效率红利，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必须让经理的政治性老板为经理制定出明确的可测度的产出目标，但在选择被用来生产该产出的方法和如何购买必要投入的方法上，经理承担责任。在无法实行这类改革的地方，就应将物品和服务的生产从公共部门中剥离出来，并使之私有化，从而使其采用竞争性的私人企业的纪律[7]。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失灵是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外部性、公共品导致市场失灵的根源不在外部性与公共品本身，而在于产权失灵。外部性的产生和不少公共品的形成往往与产权界定不清有关。对于这些领域的问题，如果不从产权问题入手，而仅仅从国家干预入手可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建立政府采购制度 篇6

政府采购，也称政府统一采购或公共采购，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为了开展日常政务活动或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以公开招标为主要方式，从国内外市场上为行政事业单位统一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行为。围绕政府采购而建立的政府采购制度，是国家财政预算经费供给方式即财政支出方式的重要内容，因而成为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采购制度已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并已形成完善配套的法律体系和操作方法，对各国的经济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政府采购制度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和国际惯例，一般占GDP的10％至20％，达到政府全部财政支出的1/3左右。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政府采购制度已成为贸易自由化谈判和双边及多边贸易政策协议的重要内容。

我国从1997年开始推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试点以来，深圳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成为全国最早实行这项改革的城市之一。针对财政资金管理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及体制改革的现状，特别是面对财政支出缺乏透明度、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采购行为不规范和容易滋生腐败等状况，1995年在借鉴香港、上海等地的作法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大额公用物品实行招标采购制度的改革设想。1997年初，率先对公务用车实行统一投保，1997年11月首次对政府公务用车采购进行招标，为建立政府采购制度进行大胆探索。随后，在公务用车定点维修、保险、供油、绿化工程、校舍修缮、计算机财务软件等项目上，以公开招标形式成功地进行采购，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目前深圳市政府采购资金总额超过5 亿元，节约财政支出6000 万元，招标价与市场价相比平均节约费用支出15％，有些高达80％。与此同时，深圳市在进行政府采购实践过程中，不但政府采购的内容和范围最广，而且操作也较为规范，新成立的盐田区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从事采购的政府常设机构，1998年底又成立深圳市物料供应中心，专门从事政府采购工作，初步建立起一种政府在深化改革过程中的适度干预模式。

伴随政府采购实践，深圳市在政府采购立法方面也进行了大胆探索。1997年初，深圳市人大把政府采购条例正式列入当年立法计划，着手起草法规的准备工作。在大量调研和实践的推动下，于1997年底成立法规起草小组，1998年初完成草案第一稿。随后经多次修改，市人大常委会上进行了两次审议，并将《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草案）全文公布广泛征求意见。10月中旬在对草案进行较大修改后，又邀请全国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专题研讨和修订，提交市人大常委会进行第三次审议，最终获得通过。这样，作为全国第一个政府采购法规，《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于1999年起正式颁布实施。

关于我国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探讨 篇7

1.1 政府绿色采购的概念

政府绿色采购是指法律承认的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等利用财政资金进行采购时, 对环境问题的考虑及对绿色产品的优先购买活动。当前, 政府绿色采购已成为各国政府采购的主流。它体现了政府采购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三位一体。[1]

1.2 政府绿色采购的意义

政府绿色采购因额度大、产品范围广以及政府行为的表率作用, 对生产、消费模式以及社会生活产生着深刻影响。

(1) 政府作为特殊的消费主体, 对提高社会环保意识有良好的示范作用。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倡导者和建设循环经济社会的主导者, 政府通过绿色采购这种实践活动影响和改变整个社会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 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2]在政府采购活动中, 优先购买对环境友好的环境标志产品, 将鼓励企业生产可回收、低污染、节能的产品, 推动企业技术进步, 促进资源循环利用, 减少污染, 保护环境, 同时引导消费者去选择绿色产品。这有利于企业的技术升级与更新换代, 使节能降耗、保护生态愈来愈成为大多数企业与公民的自觉追求。

(2) 有利于降低政府机构能源消费, 减少管理运行费用。据权威部门测算, 我国政府机构 (包括教育等公共部门) 的能源消费约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5%, 节能潜力为15%至20%, 能源费用超过800亿元, 其中50%是IT产品的能源消耗。采购节能产品, 有利于从源头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广节能产品、降低能源费用、节约能源、减少公共财政支出。

2 国外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发展状况

目前, 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都制定相关法律, 要求优先采购经过环境认证的产品或实行强制采购政策, 以联合国、世界银行等为代表的一些国际组织也组成了绿色采购联合会, 很多国际知名大公司以及一些著名的非政府组织自愿实施绿色采购, 政府绿色采购已经成为世界性趋势。[3]

2.1 美国

1991年发布的总统令规定政府必须优先采购绿色产品。1993年的总统令规定联邦政府机构必须采购“能源之星标”标志产品。1998年发布的总统令还规定, 要“通过废弃物减量、资源回收及联邦采购来绿化政府行动”。同时授权美国国家环保局依据《美国资源保护与回收法》, 颁布含有可回收材料产品的名录。某项产品如果列入这个名录, 联邦政府采购部门必须尽可能地采购名录里的产品。美国政府尽管还没有制定绿色采购法, 但政府采购法第23章专门做了规定, 该章的名称是“环境、自然保护、劳动安全和无毒的工作场所”, 主要内容就是绿色采购规定。目前, 美国政府主要以联邦法令与总统行政命令作为推动政府绿色采购的法律基础。[4]

2.2 德国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环境标志认证的国家, 也是较早开展绿色采购的国家。德国于1978年开始推行环保标志制度。在1994年9月27日通过的循环经济法第37章中对政府采购循环经济产品作出原则规定, 明确规定联邦政府有关机关应拟定工作计划, 进行采购、使用有关物品;拟定建设计划, 采购和使用满足一定的耐用性、维修保证、可再利用性等规定的环境友好型产品和服务。到2005年, 德国环境标志产品已达7500多种, 占全国销售商品总数的30%。

2.3 日本

日本是推行政府绿色采购比较成功的国家之一。2000年颁布了《绿色采购法》, 并于2001年4月1日起全面施行。2003年7月, 日本政府制定了“绿色采购调查共同化协议”, 建立了绿色采购的信息咨询和交流制度。日本政府亦拟定了绿色采购的基本原则, 规定应考虑的产品项目与采购准则。为推动此项行动计划, 日本政府与各产业团体组成了日本绿色采购网络组织 (GPN) , 该组织的活动内容主要包括颁布绿色采购指导原则、拟订采购纲要、出版环境信息手册等。在政府, 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宣传绿色采购观念, 提供绿色采购信息以及为会员间信息交流起到很好的作用。

2.4 欧洲绿色采购网络组织

欧盟公共采购法规包括服务项目的采购, 但其中无绿色采购条款, 仅在法规阐释中加入环境因素。有鉴于日本GPN实施成效, 欧盟也成立了欧洲绿色采购网络组织 (EGPN) 。该组织的主要工作是:收集欧盟各国绿色采购的背景和法律法规资料、拟定相关的绿色采购指南、编制绿色采购工作手册, 为促使地方政府进行绿色采购提供经验与信息交流。

3 我国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1 我国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现状

2003年颁布实施《政府采购法》, 明确提出政府采购要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要求。2004年底, 我国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制定了《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也明确要求实行政府绿色采购。财政部、国家环保总局于2006年11月22日联合发布《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和首批《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 对政府绿色采购的范围、绿色采购产品清单 (首批产品清单包括14类产品81家企业856个型号的产品) 、工作程序以及具体管理办法和时间表, 2007年1月1日起首先在中央一级预算单位和省级含计划单列市预算单位实行, 2008年1月1日起在全国全面实施都提出了明确要求。2007年5月21日,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向各中央国家机关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国家机关节能减排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中央单位要“把好入口, 推行政府节能采购”, 不断扩大节能环保产品政府采购范围, 变优先采购为强制采购。

此外, 一些地方政府的采购管理办法也有保护环境的规定, 比如《上海市政府采购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政府采购应当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采购中心和采购人应当优先采购低耗能、低污染的货物和工程。”

同时, 近几年, 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项目中, 政府绿色采购得到成功的运用, 如国家环保总局在国家ISO14000示范区建设的要求中提出“区域各相关组织建立绿色消费、绿色采购制度”, 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峰会和北京奥运会的项目采购, 也很好地贯彻了绿色采购原则。

3.2 我国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存在的问题

3.2.1 政府绿色采购的法律法规框架不够完善。

2002年颁布的《政府采购法》中仅在第九条笼统地对绿色采购做了原则性规定。2004年财政部、发改委下发了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和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 但实施意见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采购清单也仅是一种推荐标准, 缺乏一定的强制性, 可执行度不强。如果采购人不愿意接受节能产品, 变更采购方案和调整项目采购清单, 那节能采购就无处落实了。也就是说在目前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法律体系中还缺少对绿色采购的明确规定, 导致了在绿色采购执行过程中缺乏强制力和可操作性, 造成了很大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

3.2.2 绿色产品信息和技术的发布

相对迟缓, 可供政府绿色采购的产品数量相对较少。采购人员和企业不能及时搜集、了解并掌握绿色资源、法规和产品等信息。因此, 应建立政府绿色采购信息网络, 及时公布绿色采购信息和绿色采购清单, 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公开、公正的交易平台。

3.2.3 节能环保意识有待加强

政府采购人员及企业的节能环保意识有待加强。政府采购人员的节能环保意识不强, 对环保知识不甚了解, 长期以来的采购习惯和观念使政府绿色采购推行受阻。同时, 应进一步加强企业的节能环保意识, 促进节能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4 我国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完善

在借鉴国外政府绿色采购先进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 积极完善构建我国政府绿色采购制度。

4.1 完善政府绿色采购立法体系

政府绿色采购立法是政府绿色采购的前提, 通过立法可以明确各级政府采购主体的责任和义务。我国应借鉴国外经验, 制定促进政府绿色采购的相关法律、制度及配套措施和实施机制。对《政府采购法》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使之更加具体;制定与《政府采购法》配套的实施条例和实施细则, 充分说明政府绿色采购的具体做法, 数量及质量要求及强制的度等;出台专门的政府采购条例, 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各利益相关方在促进政府采购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促进我国政府绿色采购有序、健康发展。

4.2 健全政府绿色采购考核和监督机制

建立完善的考核和监督机制, 遵循公正、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 使绿色采购的法律法规在政府机构得到实施, 并使执行过程得到有效的监督。如日本自1995年开始实行的《绿色政府运作法案》, 就形成;指导-考核-监督的有效机制。[5]

在政府绿色采购过程中, 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监察部门及有关单位应加强预算管理的监督检查。建立政府采购监察和审计制度, 对违纪单位和责任人给予相当的处理。同时, 在执行的过程中建立相应的执法监督机制, 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可以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 确认其职权和其监督的范围和其不作为的法律责任等。如美国就通过设立专门的机构集中负责对政府采购的监督。另外, 在监督机制的设计上也应当强化社会监督的作用。[6]

4.3 公开绿色采购信息, 建立政府绿色采购信息网络

公开绿色采购信息可增加政府采购的透明度。建立政府绿色采购信息网络, 完善更新绿色产品资料库, 使采购人员有条件获得足够的绿色产品和绿色法规方面的信息, 并将国际最新绿色产品信息和动向及时传递到国内相关企业。同时必须建立涵盖政府采购信息、采购程序、招投标结果、监督结果、质疑投诉结果在内的政府采购信息披露制度。制定公开产品相关环境信息的规范, 并公布政府绿色采购的实际执行情况, 为经营者与政府采购部门提供便捷的交易平台。

4.4 积极开展宣传教育, 引导公众绿色消费

针对目前我国公众绿色意识还不强的现状, 在政府绿色采购制度推行过程中, 应当鼓励公众参与。除了通过政府绿色采购进行示范和引导之外, 应当主要采取教育措施来促进公众的绿色消费, 从而带动企业的绿色采购和供应。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 提高全社会对采购绿色产品、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重大意义的认识, 改变传统的消费观念, 鼓励绿色消费。

参考文献

[1]张得让、陈金贤《:试论基于环境保护理念的政府绿色保护》[J], 财政研究, 2003年3月[1]张得让、陈金贤《:试论基于环境保护理念的政府绿色保护》[J], 财政研究, 2003年3月

[2]刘晶:《建立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立法思考》[J], 新疆环境保护, 2007年第29期[2]刘晶:《建立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立法思考》[J], 新疆环境保护, 2007年第29期

[3]文怀远《:政府绿色采购:国家政策与公众意识》[J], 中国政府采购, 2006年12月[3]文怀远《:政府绿色采购:国家政策与公众意识》[J], 中国政府采购, 2006年12月

[4]陈军《:世界各国政府绿色采购的发展现状》[J], 中国物流与采购, 2004年11月[4]陈军《:世界各国政府绿色采购的发展现状》[J], 中国物流与采购, 2004年11月

[5]刘丽萍《:国外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J], 2007年第6期, 科学决策[5]刘丽萍《:国外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J], 2007年第6期, 科学决策

[6]剧宇宏《:绿色经济与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完善》[J], 商场现代化, 2008年7月[6]剧宇宏《:绿色经济与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完善》[J], 商场现代化, 2008年7月

论我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篇8

[关键词] 环境信息公开；信息公开观念；完善建议

【中图分类号】 X-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6-030-1

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是继指令性控制手段和经济手段后采用的一种新的环境管理制度。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部门和企业。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信息公开请求权人的不同需求，环境信息公开的内容非常广泛。环境信息是指包括环境要素的状况和对环境要素可能发生影响的因子及用于环境决策的成本——效益和其它基于经济学的分析及假设在内的一切信息，这些信息以文本、图象、录音或数据库的形式表现。

一、我国环境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不足

（一）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范围。我国《环境保护法》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定期发布环境状况公报。” 依据这一原则， 只有国务院和省一级政府的环境主管部门才有义务定期公开环境信息。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范围拓展不够国务院和省一级政府的环境主管部门虽然掌握的信息资源丰富， 但它们公开的信息一般是全国或主管行政区域的整体环境信息， 主要是从宏观上把握。相对来说， 市、县一级政府及其相应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一级政府所掌握的信息资源更直接、更具体， 并且更容易掌 握与人们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环境状况。这样的法律规定使得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范围狭窄， 不利于保障公民的环境知情权。

（二）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内容来看仍存在着不足。一是我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主要集中在水、大气、噪音等环境要素信息， 对于非环境要素的环境状况， 拟订用来保护这些要素的措施及影响环境要素的各种因素等未做规定。二是环境信息公开的范围模糊， 政府在环境信息中必须公开什么， 可以公开什么， 不能公开什么缺乏明确的范围。

（三）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方式。实践中我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只采用主动公开形式， 政府完全掌握环境信息公开的主动权。“由于政府机关本身行政利益的存在， 政府不可能完全抛开自身利益， 这样的政府信息公开必然有局限性。

（四）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信息公开法或环境信息公开法。各种关于环境信息公开的规定大都零散的分布于各种法律文件中。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有效运行必须有法律上的保障，环境管理主体行使权力必须有法律上的明确授权，环境信息获取权人实现权利必须有法律救济机制的保障，环境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履行义务必须由法律规定详细、可操作性强的程序。

二、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观念的转变与定位

从环境民主的角度看，公众与环境行政管理机关之间是一种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由于环境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理应由代表全体公民意志的机构来管理，这样才能有利于环境公共财产的品质的维护和提高，环保行政管理机关的行为理应为公众所知晓。因此，政府环境信息具有为全体公民所有的公共属性，公民因此也应当享有对政府环境信息的知情权，政府对环境信息的垄断不合法。

公民对政府环保行政部门监督基于全面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公众依法参与环境管理以及监督环保行政部门的行为的权利必须充分了解政府环境信息。因此，公众对环境管理的参与和监督及其有效性依赖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程度，而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程度同时也反映政府接受公众参与环境管理和环境监督的主动性，进而反映着社会的民主程度。

三、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之完善建议

（一）制定高位阶的环境信息公开法律。针对我国环境信息公开中存在的种种缺陷，我们应首先制定高位阶的环境信息公开法律，提高法律的执行力，将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确立为基本法律制度，制定高位阶的环境信息公开法律，可使环境信息的公开避免受到多方擎肘，唯有如此，才可能有充分条件保证环境信息的公开。

（二）完善环境信息公开例外之规定。为防止环境信息公开例外被滥用，我们首先应明确利益界限的标准，对各种利益的重要性做出估计或衡量，为协调利益冲突提供标准。因此，应明确各种利益的界限，对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进行界定，将原则性立法具体化，加强对环境信息不予公开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立法控制。其次，还应明确政府环境信息不予公开的程序，以确保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三）健全环境信息公开的法律保障措施。应保障当事人基本的程序性权利以制约行政权力。明确各行政机关各自在环境信息公开中的职责，加重不公开环境信息公开的责任，明确“情节严重”的具体情形，增加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强制性规定。针对环境问题的特殊性，还应增加拖延公开环境信息的责任。

除上述具体方面外，还应加快在法律上明确环境权及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步伐。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实施困境的必然途径。

参考文献：

[1]阳敏.从“环境安全”到信息公开[J].南风窗，2006，（10）.

[2]王前军.环境信息公开化与政府现象[J].实事求是，2007，（1）.

[3]李富贵，熊兵.环境信息公开及在中国的实践[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