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的文学成就

刘禹锡的文学成就

刘禹锡的文学成就 篇1

刘禹锡以丰富的社会生活体验和深厚的艺术修养，在乐府诗创作中求新求变，不断拓展新的题材领域，使乐府诗更贴近现实生活，更具艺术感染力，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刘禹锡是中唐时期独具特色的诗歌大家，其诗不仅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而且艺术风格也是独树一帜。于韩孟、元白诗派之外独辟蹊径，开拓新领域，辟出了新的天地。正如卞孝萱先生所说：“刘禹锡诗的题材广泛丰富，无论是社会现实，还是前朝史事;是时事政治，还是个人经历;是风土民情，还是山川景物，都有所涉及……诗人的喜悦和悲哀、爱慕和憎恶、歌颂和讽刺，都鲜明、自然、真切地流于笔端。”在其留存的100余首乐府诗中，就体现了诗人追新求变的不懈努力。统观其乐府诗，我们看到诗人以其丰富的社会生活体验和深厚的艺术修养，不断拓展新的题材领域，使乐府诗的内容更贴近现实生活，更具感染力。特别是在表现民间生活习俗、反映生产劳动、描写婚恋风情等方面，更是取得了超越前人的突出成就。

首先是刘禹锡着意于尚俗求新，转向民俗题材，为乐府诗开辟了新境。罗宗强先生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曾指出，中唐诗人“一变盛唐诗歌那种风骨远韵、那种多层意境、那种理想化的倾向，而转向尚实、尚俗、务尽”。刘禹锡因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荆楚巴蜀等地20余年，足迹遍及贬所的山川原野，使他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社会底层的生活，感受到各地不同的民俗风情。并在创作时，自然而然地融入了自己所熟悉的现实生活，融入了自己的真情实感，以借事言志，表达久藏的心声。诗以言志，歌以咏言，这是诗人作诗的用意，刘禹锡也不例外。但如果我们仅仅停留于这样的认识层面，就不能发现诗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其实诗中借以言志的民风习俗才是诗歌的核心价值，它体现了乐府诗题材的新变，开创了新的境界。如其《采菱行》：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彩鸳翔。荡舟游女满中央，采菱不顾马上郎。

争多逐胜纷相向，时转兰桡破轻浪。长鬟弱袂动参差，钗影钏文浮荡漾。

笑语哇咬顾晚晖，蓼花缘岸扣舷归。归来共到市桥步，野蔓系船萍满衣。

家家竹楼临广陌，下有连樯多估客。携觞荐芰夜经过，醉踏大堤相应歌。

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

《采菱曲》、《采莲曲》六朝已有，但内容多为艳情，表面咏采莲，实则咏采莲美女。所以，多以浓墨重彩描绘采莲女的艳丽和荡漾情思。如鲍照《采菱曲七首》中的二首：“睽阔逢暄新，凄怨值妍华。秋心殊不那，春思乱如麻。”诗中突出表现了对佳人的相思情怀，采莲劳动反而成了衬托的背景。刘禹锡突破古意，从正面来描写采菱女的纯朴本色和整个采菱场面。如对采菱女描写：“笑语哇咬顾晚晖，蓼花缘岸扣舷归。”“归来共到市桥步，野蔓系船萍满衣。”表现了她们的活泼、质朴和勤劳。同时也写了采菱劳动的紧张：“争多逐胜纷相向，时转兰桡破轻浪。长鬟弱袂动参差，钗影钏文浮荡漾。”这与前述乐府诗中的写法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是乐府创作中的可贵突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把武陵民居的特色和地方风俗与风情都摄入了诗中：“家家竹楼临广陌”，“携觞荐芰夜经过，醉踏大堤相应歌。”武陵竹楼，是武陵最富有特色的民俗风情。采菱时节，这里商贾云集，酒家里食客通宵欢饮，踏歌相应，真实地反映了沅湘一带的生活风情。在诗的最后四句，诗人虽然流露出客寓他乡的伤楚，表明了用心之所在，但诗的深层价值自是不言而喻的。

民俗风情是最具有特色和生命力的诗歌创作素材，刘禹锡的乐府诗之所以能超越前人，就是能善于以独特的视角来观察生活，并将民俗世象作为诗歌意象进行创作。如《竞渡曲》：

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

杨桴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蛟龙得雨鬣动，饮河形影联。

刺史临流褰翠帏，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鸣馀勇争鼓舞，未至衔枚颜色沮。

百胜本自有前期，一飞由来无定所。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

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

龙舟竞渡是朗州五月五的重要节俗。关于龙舟竞渡的缘由有多种说法，其中以纪念屈原影响最大。如《隋唐嘉话》卷下载：“俗五月五日为竞渡戏。自襄州以南，所向传云：屈原初沉江之时，其乡人乘舟求之，意急而争前，后因为戏。”又《乐府诗集》卷九四记：“……《荆楚岁时记》云：‘旧传屈原死于汨罗，时人伤之，竞以舟楫拯之，因以成俗。’《岁华纪丽》云：‘因勾践以成风，拯屈原而为曲’是也。”刘禹锡对屈原素怀崇敬之情，因此特别关注竞渡节日。诗人以竞渡为描写题材，对节日民俗进行了生动描绘。端午节的沅江两岸，彩旗招展，观众如云，龙舟竞渡是节日的传统活动。竞赛时，但闻鼓声雷动，江面上，各路竞渡彩舟破浪疾进，奋勇争先，比赛场面盛大而热烈。“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可见竞渡是一项广受民众喜爱的民俗活动，场面才会如此欢腾痴狂，节日的气氛也才如此热烈。诗的最后两句或许蕴涵着诗人身世际遇的深意，但诗中所写的竞渡民俗风情，才是最值得肯定的价值。

刘禹锡对湖湘一带的踏歌习俗也作了反映。如其《踏歌词》：“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又如《竹枝词二首》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踏歌是巴蜀民间习俗，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边走边唱，踏地为节。诗歌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青年男女在月夜之下，踏歌传情的地方风俗，为乐府诗注入了民俗风情的新意。

其次是刘禹锡着力于对陌生领域的开掘，在前人极少涉及的陌生领域，开辟了表现农业劳动的新路。刘禹锡长期生活于远州贬所，对现实社会感受最深，对农村生活也最熟悉。所以，他所描写的农业劳动也最真实生动，不仅是乐府诗中所绝无仅有，甚至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人也几乎未曾涉及。如其《插田歌》：

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

农妇白裙，农父绿蓑衣。齐唱郢中歌，嘤伫如竹枝。

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

水平苗漠漠，烟火生墟落。黄犬往复还，赤鸡鸣且啄。

刘禹锡任连州刺史时，对农民插田劳动很感兴趣，亲临观察，心有所感，而自创新题，写下了这首具有浓郁民俗风情的诗歌。在乐府诗中，像刘禹锡这样直接描写劳动场景的不多，大多是以描写田园生活和农村风光来抒发闲适情调与隐逸意趣。因此，诗人如此详细地描写农民的田间劳动，写农家苦中作乐，边插田边唱俚语小曲，相互嬉戏调笑，表现了田家的劳动热情和乐观生活态度。诗歌还写了农田耕作和水稻种植技术，以及对农田水渠灌溉水平也作了描述。这实在难能可贵。

《畲田行》是刘禹锡对巴蜀山区畲田风俗的形象描写。畲田是一种原始粗放而具神异色彩的耕种习俗，宋人范成大在《劳畲耕序》中说：“畲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侯，则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是。”刘禹锡在诗中对这种耕种习俗进行了描写：“何处好畲田，团团缦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巴蜀山区环境恶劣，百姓生活艰辛，在贫瘠的山地上耕种，唯有靠天吃饭。所以，农民不得不寄望于神灵的保佑，由此而形成了敬奉神灵的世俗观念。畲田是大事，事关年成，自然要祈求于神灵。先是钻龟卜卦，卜算阴晴，祈求上天普降甘霖。如卜得雨卦，就在下雨前砍倒树木荒草，然后点火焚烧。并以火光逼走老蛟，以爆竹惊走山鬼。“照潭出老蛟，爆竹惊山鬼”。最后再“下种暖灰中”，即在暖灰中掘坑播种，以使庄稼茁壮生长，获得好收成。在乐府诗中描写古老的巴蜀畲田风俗，刘禹锡应该是值得敬重的开拓者。其后在《竹枝词》其九中，他还写有：“长刀短笠去烧畲伤。”可见刘禹锡对畲田习俗有很深的印象和兴趣。

在巴蜀荆楚的荒僻山区，交通闭塞，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但各地的风俗却是形形色色，令人惊奇。刘禹锡以诗人的敏锐观察力将其入诗，不仅增添了诗歌的内涵，而且为人们认识少数民族风俗打开了一扇窗户。如其《莫徭歌》，写莫徭人与中原迥异的生活与生产方式：“莫徭自生长，名字无符籍。市易杂鲛人，婚姻爱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脊。夜渡千仞溪，含沙不能射。”莫徭人有独特的市易、婚姻、居住、耕种、夜渡等生活习俗，令人不得不感慨于民俗的神奇多姿。又如《蛮子歌》，写蛮族的风俗习性：“蛮语钩音，蛮衣斑斓布。熏狸掘沙鼠，时节祠盘瓠。忽逢乘马客，恍若惊顾。腰斧上高山，意行无旧路。”诗中对蛮人的语音、服饰、生活习性和民族祭祀习俗等都有形象生动的描写。把少数民族独特的习俗作为乐府诗的主题，这是刘禹锡最突出的贡献。

再次是刘禹锡以欣赏的心态和独特的视角，描写了巴蜀荆楚的婚恋习俗。刘禹锡笔下的女性，或朴实善良，真挚热烈;或大胆率直，淳朴忠贞;或婉转细腻，哀怨凄楚。其诗风格轻快清丽，自然而富有情韵，一扫六朝浮艳之习，让人神驰难忘，留下甜美的遐想。如《踏歌词》其一：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鹧鸪声。夜下的春江大堤，月色朦胧，年轻美丽的少女结伴而行，不时以动听的情歌和优美的舞姿来展示自己的风采。她们踏地而歌，以传情思;振袖而舞，以表爱意。但唱尽新词，唱到“红霞映树”，也只唱来阵阵鹧鸪声，却也没有唱来心目中的情郎。这种独特率真的求爱方式，展现了荆楚少女追求自由和幸福爱情的鲜明个性。荆楚少女特别重义多情，渴望真爱。一旦找到自己喜欢的情郎，她们往往会毫不犹豫地敞开少女的`心怀，在歌中尽诉情思;以女性的轻柔曼舞，来表达对情郎的向往之情。如：《踏歌词》其三所写：“新词宛转递相传，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荆楚少女是以歌舞来表达爱意的，她们追求自由恋爱，只要彼此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就是爱的婚床，就可相携欢会，共度良宵。这就是荆楚少女独特的求爱方式。

以歌舞求爱并非荆楚之地所独有，巴山青年男女也有踏歌传情求爱的习俗。如《竹枝词二首》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春风杨柳，江水碧绿，歌声悠扬，在这美丽宜人的景色中，少女的春心为歌声所摇荡，她们向往甜美的爱情，可男子却用情不一，心思难以捉摸。诗歌以谐音双关语，形象地表现了怀春少女的微妙心态，确实是一首清新优美的情诗。然而其价值不仅仅在于表现少女初恋的喜悦，也不是对情郎感情的疑虑，而是她们求爱的表达方式，即传统的踏歌习俗。把别具风韵的巴山婚恋习俗保留了下来。

刘禹锡的文学成就 篇2

首先是刘禹锡着意于尚俗求新, 转向民俗题材, 为乐府诗开辟了新境。罗宗强先生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曾指出, 中唐诗人“一变盛唐诗歌那种风骨远韵、那种多层意境、那种理想化的倾向, 而转向尚实、尚俗、务尽”。 (2) 刘禹锡因参与永贞革新, 失败后被贬荆楚巴蜀等地20余年, 足迹遍及贬所的山川原野, 使他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社会底层的生活, 感受到各地不同的民俗风情。并在创作时, 自然而然地融入了自己所熟悉的现实生活, 融入了自己的真情实感, 以借事言志, 表达久藏的心声。诗以言志, 歌以咏言, 这是诗人作诗的用意, 刘禹锡也不例外。但如果我们仅仅停留于这样的认识层面, 就不能发现诗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其实诗中借以言志的民风习俗才是诗歌的核心价值, 它体现了乐府诗题材的新变, 开创了新的境界。如其《采菱行》:

白马湖平秋日光, 紫菱如锦彩鸳翔。荡舟游女满中央, 采菱不顾马上郎。

争多逐胜纷相向, 时转兰桡破轻浪。长鬟弱袂动参差, 钗影钏文浮荡漾。

笑语哇咬顾晚晖, 蓼花缘岸扣舷归。归来共到市桥步, 野蔓系船萍满衣。

家家竹楼临广陌, 下有连樯多估客。携觞荐芰夜经过, 醉踏大堤相应歌。

屈平祠下沅江水, 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闻, 长安北望三千里。

《采菱曲》、《采莲曲》六朝已有, 但内容多为艳情, 表面咏采莲, 实则咏采莲美女。所以, 多以浓墨重彩描绘采莲女的艳丽和荡漾情思。如鲍照《采菱曲七首》中的二首:“睽阔逢暄新, 凄怨值妍华。秋心殊不那, 春思乱如麻。” (3) 诗中突出表现了对佳人的相思情怀, 采莲劳动反而成了衬托的背景。刘禹锡突破古意, 从正面来描写采菱女的纯朴本色和整个采菱场面。如对采菱女描写:“笑语哇咬顾晚晖, 蓼花缘岸扣舷归。”“归来共到市桥步, 野蔓系船萍满衣。”表现了她们的活泼、质朴和勤劳。同时也写了采菱劳动的紧张:“争多逐胜纷相向, 时转兰桡破轻浪。长鬟弱袂动参差, 钗影钏文浮荡漾。”这与前述乐府诗中的写法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是乐府创作中的可贵突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诗人把武陵民居的特色和地方风俗与风情都摄入了诗中:“家家竹楼临广陌”, “携觞荐芰夜经过, 醉踏大堤相应歌。”武陵竹楼, 是武陵最富有特色的民俗风情。采菱时节, 这里商贾云集, 酒家里食客通宵欢饮, 踏歌相应, 真实地反映了沅湘一带的生活风情。在诗的最后四句, 诗人虽然流露出客寓他乡的伤楚, 表明了用心之所在, 但诗的深层价值自是不言而喻的。

民俗风情是最具有特色和生命力的诗歌创作素材, 刘禹锡的乐府诗之所以能超越前人, 就是能善于以独特的视角来观察生活, 并将民俗世象作为诗歌意象进行创作。如《竞渡曲》:

沅江五月平堤流, 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 哀谣振楫从此起。

杨桴击节雷阗阗, 乱流齐进声轰然。蛟龙得雨鬐鬣动, 螮蝀饮河形影联。

刺史临流褰翠帏, 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鸣馀勇争鼓舞, 未至衔枚颜色沮。

百胜本自有前期, 一飞由来无定所。风俗如狂重此时, 纵观云委江之湄。

曲终人散空愁暮, 招屈亭前水东注。

龙舟竞渡是朗州五月五的重要节俗。关于龙舟竞渡的缘由有多种说法, 其中以纪念屈原影响最大。如《隋唐嘉话》卷下载:“俗五月五日为竞渡戏。自襄州以南, 所向传云:屈原初沉江之时, 其乡人乘舟求之, 意急而争前, 后因为戏。”又《乐府诗集》卷九四记:“……《荆楚岁时记》云:‘旧传屈原死于汨罗, 时人伤之, 竞以舟楫拯之, 因以成俗。’《岁华纪丽》云:‘因勾践以成风, 拯屈原而为曲’是也。” (4) 刘禹锡对屈原素怀崇敬之情, 因此特别关注竞渡节日。诗人以竞渡为描写题材, 对节日民俗进行了生动描绘。端午节的沅江两岸, 彩旗招展, 观众如云, 龙舟竞渡是节日的传统活动。竞赛时, 但闻鼓声雷动, 江面上, 各路竞渡彩舟破浪疾进, 奋勇争先, 比赛场面盛大而热烈。“风俗如狂重此时, 纵观云委江之湄。”可见竞渡是一项广受民众喜爱的民俗活动, 场面才会如此欢腾痴狂, 节日的气氛也才如此热烈。诗的最后两句或许蕴涵着诗人身世际遇的深意, 但诗中所写的竞渡民俗风情, 才是最值得肯定的价值。

刘禹锡对湖湘一带的踏歌习俗也作了反映。如其《踏歌词》:“春江月出大堤平, 堤上女郎连袂行。”又如《竹枝词二首》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踏歌声。”踏歌是巴蜀民间习俗, 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边走边唱, 踏地为节。诗歌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青年男女在月夜之下, 踏歌传情的地方风俗, 为乐府诗注入了民俗风情的新意。

其次是刘禹锡着力于对陌生领域的开掘, 在前人极少涉及的陌生领域, 开辟了表现农业劳动的新路。刘禹锡长期生活于远州贬所, 对现实社会感受最深, 对农村生活也最熟悉。所以, 他所描写的农业劳动也最真实生动, 不仅是乐府诗中所绝无仅有, 甚至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人也几乎未曾涉及。如其《插田歌》:

冈头花草齐, 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 白水光参差。

农妇白纻裙, 农父绿蓑衣。齐唱郢中歌, 嘤伫如竹枝。

但闻怨响音, 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 此必相嘲嗤。

水平苗漠漠, 烟火生墟落。黄犬往复还, 赤鸡鸣且啄。

刘禹锡任连州刺史时, 对农民插田劳动很感兴趣, 亲临观察, 心有所感, 而自创新题, 写下了这首具有浓郁民俗风情的诗歌。在乐府诗中, 像刘禹锡这样直接描写劳动场景的不多, 大多是以描写田园生活和农村风光来抒发闲适情调与隐逸意趣。因此, 诗人如此详细地描写农民的田间劳动, 写农家苦中作乐, 边插田边唱俚语小曲, 相互嬉戏调笑, 表现了田家的劳动热情和乐观生活态度。诗歌还写了农田耕作和水稻种植技术, 以及对农田水渠灌溉水平也作了描述。这实在难能可贵。

《畲田行》是刘禹锡对巴蜀山区畲田风俗的形象描写。畲田是一种原始粗放而具神异色彩的耕种习俗, 宋人范成大在《劳畲耕序》中说:“畲田, 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 众木尽蹶, 至当种时, 伺有雨侯, 则前一夕火之, 藉其灰以粪。明日雨作, 乘热土下种, 即苗盛倍收。无雨反是。” (5) 刘禹锡在诗中对这种耕种习俗进行了描写:“何处好畲田, 团团缦山腹。钻龟得雨卦, 上山烧卧木。”巴蜀山区环境恶劣, 百姓生活艰辛, 在贫瘠的山地上耕种, 唯有靠天吃饭。所以, 农民不得不寄望于神灵的保佑, 由此而形成了敬奉神灵的世俗观念。畲田是大事, 事关年成, 自然要祈求于神灵。先是钻龟卜卦, 卜算阴晴, 祈求上天普降甘霖。如卜得雨卦, 就在下雨前砍倒树木荒草, 然后点火焚烧。并以火光逼走老蛟, 以爆竹惊走山鬼。“照潭出老蛟, 爆竹惊山鬼”。最后再“下种暖灰中”, 即在暖灰中掘坑播种, 以使庄稼茁壮生长, 获得好收成。在乐府诗中描写古老的巴蜀畲田风俗, 刘禹锡应该是值得敬重的开拓者。其后在《竹枝词》其九中, 他还写有:“长刀短笠去烧畲伤。”可见刘禹锡对畲田习俗有很深的印象和兴趣。

在巴蜀荆楚的荒僻山区, 交通闭塞, 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但各地的风俗却是形形色色, 令人惊奇。刘禹锡以诗人的敏锐观察力将其入诗, 不仅增添了诗歌的内涵, 而且为人们认识少数民族风俗打开了一扇窗户。如其《莫徭歌》, 写莫徭人与中原迥异的生活与生产方式:“莫徭自生长, 名字无符籍。市易杂鲛人, 婚姻爱木客。星居占泉眼, 火种开山脊。夜渡千仞溪, 含沙不能射。”莫徭人有独特的市易、婚姻、居住、耕种、夜渡等生活习俗, 令人不得不感慨于民俗的神奇多姿。又如《蛮子歌》, 写蛮族的风俗习性:“蛮语钩輈音, 蛮衣斑斓布。熏狸掘沙鼠, 时节祠盘瓠。忽逢乘马客, 恍若惊麏顾。腰斧上高山, 意行无旧路。”诗中对蛮人的语音、服饰、生活习性和民族祭祀习俗等都有形象生动的描写。把少数民族独特的习俗作为乐府诗的主题, 这是刘禹锡最突出的贡献。

再次是刘禹锡以欣赏的心态和独特的视角, 描写了巴蜀荆楚的婚恋习俗。刘禹锡笔下的女性, 或朴实善良, 真挚热烈;或大胆率直, 淳朴忠贞;或婉转细腻, 哀怨凄楚。其诗风格轻快清丽, 自然而富有情韵, 一扫六朝浮艳之习, 让人神驰难忘, 留下甜美的遐想。如《踏歌词》其一:春江月出大堤平, 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 红霞映树鹧鸪声。夜下的春江大堤, 月色朦胧, 年轻美丽的少女结伴而行, 不时以动听的情歌和优美的舞姿来展示自己的风采。她们踏地而歌, 以传情思;振袖而舞, 以表爱意。但唱尽新词, 唱到“红霞映树”, 也只唱来阵阵鹧鸪声, 却也没有唱来心目中的情郎。这种独特率真的求爱方式, 展现了荆楚少女追求自由和幸福爱情的鲜明个性。荆楚少女特别重义多情, 渴望真爱。一旦找到自己喜欢的情郎, 她们往往会毫不犹豫地敞开少女的心怀, 在歌中尽诉情思;以女性的轻柔曼舞, 来表达对情郎的向往之情。如:《踏歌词》其三所写:“新词宛转递相传, 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 游童陌上拾花钿。”荆楚少女是以歌舞来表达爱意的, 她们追求自由恋爱, 只要彼此情投意合, 心心相印, 就是爱的婚床, 就可相携欢会, 共度良宵。这就是荆楚少女独特的求爱方式。

以歌舞求爱并非荆楚之地所独有, 巴山青年男女也有踏歌传情求爱的习俗。如《竹枝词二首》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春风杨柳, 江水碧绿, 歌声悠扬, 在这美丽宜人的景色中, 少女的春心为歌声所摇荡, 她们向往甜美的爱情, 可男子却用情不一, 心思难以捉摸。诗歌以谐音双关语, 形象地表现了怀春少女的微妙心态, 确实是一首清新优美的情诗。然而其价值不仅仅在于表现少女初恋的喜悦, 也不是对情郎感情的疑虑, 而是她们求爱的表达方式, 即传统的踏歌习俗。把别具风韵的巴山婚恋习俗保留了下来。

女性对爱情最执著, 也最容易受到心灵的伤害。当青春消失、容颜不再, 就会被薄情郎冷落或抛弃, 给她们留下永久的伤痛。如《竹枝词二首》其二:山桃红花满上头, 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 水流无限似侬愁。看到满山的山桃红花和奔流不息的蜀江春水, 女子不禁触景伤怀, 愁思萦绕于心。女子的初恋, 犹如奔腾的江水, 一无反顾。而男子却像红花, 红艳一时, 很快就凋谢了, 给女子带来无尽的愁思和忧伤。类似的诗歌还有如“凭寄狂夫书一纸, 家住成都万里桥。” (《竹枝词二首》其四) “衔泥燕子争归舍, 独自狂夫不忆家。” (《浪淘沙九首》之四) “当时初入君怀袖, 岂念寒炉有死灰。” (《秋扇词》) 等。这些乐府诗借景言情, 随物感兴, 反映出女子对爱情的寄望与痴情, 对薄情郎变心负情的幽怨和懊恨。在乐府诗中, 能以如此清新明快的笔调, 表现民间的婚恋风情, 而且道风俗而不俚, 言情爱而不艳, 确实为乐府开辟了一片清新雅致的新天地。正如瞿蜕园先生所说:“尤足见禹锡之留意地方风土, 而能得六朝民谣之真谛, 为唐代诗歌物开一境界。” (6)

摘要：刘禹锡的乐府诗题材广泛, 内容丰富, 独具特色。他以丰富的社会生活体验和深厚的艺术修养, 在乐府诗创作中求新求变, 不断拓展新的题材领域, 使乐府诗更贴近现实生活, 更具艺术感染力, 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关键词：刘禹锡,乐府诗,民俗,婚恋,新变

参考文献

[1]卞孝萱、卞敏:《刘禹锡评传》,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2]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

[3]郭茂倩:《乐府诗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79年版。

[4][5]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 长沙:岳麓书社, 2003年版。

刘禹锡的文学成就 篇3

韩愈“以文为诗”，力图铺陈，用奇思幻想和僻字险韵，造成了一种宏伟奇崛的风格；李贺的诗歌更多地着眼于锻造新颖诡异、精警含蓄的诗句；白居易则努力创造一种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的诗风，努力提倡反映现实的新乐府运动，发挥诗歌的“美刺”作用；刘禹锡则向民歌学习，诗风为之一变，给流派纷呈的大唐诗歌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

刘禹锡学习《竹枝词》是受了屈原的影响，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像屈原那样开一代新诗风。在谪居“巴山楚水”期间他注意学习当地民歌，希望在韩白之外独辟蹊径，于文人诗和民歌之间闯出一条路，独树一帜，最终实现文化的创新、诗风的转变。刘禹锡体会到了当地民歌《竹枝词》的艺术魅力，琢磨到这一民歌的“含思宛转”，认识到这种民歌在歌唱爱情和抒发愁绪方面的优势。刘禹锡对这种民歌不仅仅停留在欣赏的程度，而是虚心求教，并且学会了吟唱《竹枝词》，终于完成了对屈原创作《九歌》精神的师承，实现了对西南民歌的取法。白居易《忆梦得》诗中说：“年长风情少，官高俗虑多。几时红烛下，闻唱竹枝歌？”并自注说：“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通过体味白居易《忆梦得》诗句，我们知道白居易认为“竹枝歌”是超脱“俗虑”的，就文学的生成规律而言，文学不能附庸于世俗的生活，“文学如果附庸于世俗生活，那么世俗生活中的陈规俗套就会羁绊文学发现，使其毫无所得。”[2]这恐怕也正是“竹枝歌”超脱“俗虑”而别具艺术魅力之所在。

刘禹锡写的《竹枝词》共有两组，一组九首，另一组两首，合起来共十一首，篇篇都是佳作，句句皆为妙思，其中描写爱情题材的有三篇，其一：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是诗刻画了一个初恋女郎在江边听到情人唱歌时那种乍疑乍喜的心情和聪明可爱的性格。作者描绘眼前的实景，写出了“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千古佳句。这是采用民歌常用的谐音入诗，以天气的“晴”与“不晴”来暗指对方的“有情”与“无情”。两种不相关的事物被巧妙地勾连在一起，情郎的慧黠，女郎的天真立现，旖旎妩媚、清新可爱的诗情顿出，可谓俗而不俚，别具匠心。谢榛在《四溟诗话》卷二中说：“‘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措词流丽，酷似六朝。”并指出这两句诗沿袭了六朝（南朝）乐府民歌谐音双关的特点。

刘禹锡对大胆地用唱歌来追求爱情的方式，持明显的欣赏态度；但并未像今天某些论者所云——将这些歌者上升到置封建礼教于不顾，大胆冲破封建牢笼的高度。我们不能用自己所在文化圈的观念作为参照系去对边缘文化圈的行为进行诠释。文化相对论和双向人类学都强调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别，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就需要研究者尽可能客观地看待周边的事物，对其评判要尽可能地摒弃主观臆断，更不能歧视与自己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当然，也不能无限夸大某一文化的作用和价值。人们往往被世俗的道德观念所束缚，内心的感情冲动往往被压抑，且颇多顾虑；而远离中原文化圈的边缘地区往往受儒家传统纲常伦理束缚少些，人们往往自由地表达内心的情感，并且彼此以对山歌的形式来抒发情感，这也正是那些士大夫听到、看到《竹枝词》后，眼前为之一亮的重要原因。正如白居易所說“年长风情少，官高俗虑多。几时红烛下，闻唱竹枝歌？”所以，我们可以作出以下判定：第一，唐朝人民生活受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本就薄弱，第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人民表达个人情感方面本就如此。所以，也就无所谓为追求爱情幸福，敢于冲破封建束缚之说了。

其二：

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桡。

凭寄狂夫书一纸，住在成都万里桥。

这首诗勾勒出一位少妇托蜀客给自己久出不归的丈夫捎讯息，并再三叮咛住址，富于感情色彩的画面。在这个画面中，没有细腻的感情描写，而是采用大开大合的白描手法，勾出轮廓。作者在勾勒过程中，对场景的取舍是别具匠心的：“日出三竿”交代了时间，“江头”交代了地点，“蜀客”，交代了人物，还有一个不存在于这一场景的人物“狂夫”。他虽然不存在这一场景，但是，人们却能通过诗句感受到他的存在，甚至他存在的位置——即“成都万里桥”——颇有一种“蛙声十里出山泉”的意蕴。这种效果的出现得力于作者独到的场景选择能力。这种选择“将一种跨文本的真实性引入文本之中，将不同系统之中各种被选择的因素带入共同的语境，而这一语境把被选择过程淘汰的因素作为背景，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双向互释的过程：在场者依靠缺席者显示其存在；而缺席者则要通过在场者显示其自身。”[3]

另外，这位少妇在蜀客面前称自己的丈夫为“狂夫”。这“狂夫”二字用笔传神，可谓语少而意足，有无穷之味，把这个少妇爱夫、思夫，却恨夫不归的纠结之情表露无遗。于是，她便托这位蜀客给丈夫捎信……而 “住在成都万里桥”，以口语入诗，极富生活气息。

其三：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人类为了使自己能够与其他人和谐相处，就不得不克制个人的行为，使之合乎社群规范。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的一些欲望往往得不到满足，正所谓“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这在个人爱情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从而产生心理上的挫折、忧虑、困惑，并进而致使精神文化如宗教、文学、艺术等的产生。这首诗便是写一个深情女郎在爱情遭到挫折，个人情感得不到满足后的愁怨。她以“山桃红花”比喻自己的情郎，以“蜀江春水”自况。诗人在创作中“以山桃花的花瓣纷纷落满山头和蜀江的奔流不息起兴，紧接着从中引出两个新颖贴切的比喻，用女郎的口气写出了愁怨产生的原因和愁绪的深长，全诗戛然而止。由于比义紧扣兴义，所以上下文之间交相辉映，女郎炽热而又深沉的感情同明媚的自然景色溶合在一起，意境鲜明如画，韵味悠然不尽。”[4]另外，“郎意”和“侬愁”是彼此情感的真实，但是这种“郎意”和“侬愁”究竟是什么样子，作为一种情感，是无法触摸和感知的，于是对其进行了想象：“郎意”似“花红易衰”，而“侬愁”像“水流无限”，这便在现实与想象的二元对立世界中找到了平衡点。现实与想象的转换过程离不开虚构化行为，“正是虚构化行为的引领，现实才得以升腾为想象，而想象也因之而走近现实”，文本作为民歌的另一种载体也“可以顺理成章地看做是虚构、现实与想象相互作用和彼此渗透的结果。”[5]然而，“这些挫折与忧虑也是必须要消弭的……宗教、文学、艺术等精神方面的文化基本上是帮助人类在心理上作调适而出现的”。[6]诗中的多情女郎便是通过该地区可以配合舞蹈的民歌抒发自己的愁怨，宣泄自己的感情，希望使心灵可以得以慰藉。

综上所述，通过对刘禹锡的《竹枝词》爱情诗的探析可知，作者从民歌中吸取的民间文化成分是比较多的。从内容上说，诗中对青年男女用唱歌来追求爱情的方式，持明显的赞赏态度。诗中表现了劳动人民大胆追求健康、纯洁感情的美好情怀。从题材上看，《竹枝词》的题材比绝句广阔，特别是泛咏风土这一点，使它具有了浓厚的地方色彩。清代王士祯《带经堂诗话》说：“《竹枝词》咏风土，琐细诙谐皆可入，大抵以风趣为主，与绝句迥别”，可谓评价至当。在艺术表现方面，《竹枝词》“不仅大量使用比兴和谐声双关，重叠回环等民歌常用的艺术手法，而且还把民歌特有的那种清新刚健的语言和悠扬婉转的音节吸入诗中，从而使它达到了所谓‘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词意高妙’、‘奔逸绝尘’的境界。”[7] 正是刘禹锡《竹枝词》的这种独特艺术魅力，使其超轶当时，见称后代，遂使状写风土成为《竹枝词》的一种特殊内容，如苏轼的《竹枝词九首》，杨维桢的《西湖竹枝》，郑燮的《潍县竹枝词》四十首。他们的作品也各具千秋，其中以杨维桢的《西湖竹枝》更优。中唐以后，《竹枝词》俨然成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新诗体。对此，刘禹锡有肇始之功。刘禹锡《竹枝词》中的爱情诗无论从题材还是从风格上均臻佳妙，可以说是源于民歌而高于民歌，属于民歌的升级版。

注释：

[1]屈小强、郭新榜：《华土诗性——文士之漫游天下与山水文学》，济南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

[2][3][5]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9页，第19页，第16页。

[4][7]卞孝萱、吴汝煜：《刘禹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2页、第63页，第64页、第65页。

[6] 叶舒宪：《文化与文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版，第2页。

明代李贽的文学造诣与成就 篇4

一、文学思想睿智敏博

早在青少年时期, 思维敏捷、才华出众的李贽就专心致志于文学研究, 其云“ (余) 自幼治易, 复改治礼, 以礼经少决科之利也。至年十四, 又改治尚书, 竟以尚书窃禄。然好易, 岁取易读之”。随着知识才能和人生经历的日益丰富, 李贽逐渐形成了个人独特的文学思想, 而这些文学思想又在很大层面上源自于其所具有的关于人生现实境遇发展的深邃广袤的哲学思想之中,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 李贽秉持的这些哲学和文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的孔孟儒家之道和宋代以来的程朱理学大相径庭、天差地别, 极具浓厚的叛逆色彩与反抗精神。比如在《答邓石阳》一文中, 李贽云:“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除却穿衣吃饭, 无伦物矣。”这就从完全正面的角度积极肯定了人们在日常普通生活中具备各种强烈欲望的合理性, 极大地突破了程朱理学当中的“存天理, 灭人欲”的陈旧桎梏观念[1]7。又比如在《答耿中丞》一文中, 李贽云:“夫天生一人, 自有一人之用, 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这也从相当正面的角度着意强调了人生个体自身价值的重要作用, 坚决舍弃了传统思想权威似乎永远居于至高无上偶像地位而不能打破的以往局限性认识。另比如在《童心说》一文中, 李贽云“天下之至文, 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 而且认为“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 假人之渊薮也, 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 在大胆鞭笞儒学所具有的伪道学特征之外, 呼吁天下文人尽其可能地真实表露个人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而无须躲躲藏藏、刻意掩饰。对于明朝之前的古代文化学者, 李贽最为欣赏的人包括汉代的司马迁、唐代的李白和宋代的苏轼等等, 因为在他的眼中, 栉风沐雨、大笔如椽的司马迁, 梦笔生花、逍遥自在的李白, 豪放不羁、率性而为的苏轼这些文学前辈都有着不甘愿受制于孔孟儒家思想羁勒的共同个性特征, 总是以一种“好察迩言”的“风流倜傥”姿态致力于达到“则得本心”的人生至高境界。同时, 李贽的文学思想极力推崇人性所具有的自然之美, 比如在《焚书·谈律肤说》一文中, 其云“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 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 旷达者自然浩荡, 雄迈者自然壮烈, 沉郁者自然悲酸, 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 便有是调, 皆情性自然之谓也”, 论述深刻、言之凿凿。以如此深邃的哲学和文学思想作为铺垫, 李贽特别强调和热烈赞赏采用“百姓日用之迩言”来进行文学作品的创作与尝试, 因而形成了独具个人魅力的文学作品创作氛围。比如在《道古录下》一文中, 李贽云“善言即在乎迩言之中”;“唯以迩言为善, 则凡非迩言者必不善”, 告诫文人广泛采用反映下层人民日常生活的语言来开展文学创作活动, 提倡弃雅从俗, 推崇绝假纯真, 以变革文学形式, 更新文学内容。更为重要的是, 李贽并非只是一个空洞的说教者, 他终生不渝地通过个人勤奋艰苦的文学创作实践来弘扬和发展自己所倡导的深邃文学思想, 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 对后世影响颇深。

二、文学作品词华典赡

李贽一生著述丰富, 计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李氏文集》等, 其文学作品广博丰富、深奥精微, 且皆属能够为阅读者带来思想启迪与智慧增进的振聋发聩、绝妙高超之作。

比如李贽曾写过一篇《赞刘谐》的短文, 讲的是一位道学之人, 脚上穿着高底木屐, 身上穿着长袖阔带, “纲常之冠, 人伦之衣”, 他随便地由故纸堆中拣来了只言片语, 又窃取到了一些陈词滥调, 便“自谓真仲尼之徒焉”。当他见到聪明博学的刘谐时, 质问刘谐为什么自称是孔子的兄长且表现出对孔子的不尊敬而勃然作色说:“天不生仲尼, 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 敢呼仲尼而兄之?”对此刘谐微微一笑说:“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闻罢此言, 那位道学无言以对, 羞愧而去[2]108。通过这篇文章, 李贽巧借刘谐之口, 在嬉笑怒骂之间, 以鲜明的论点、奇特的立意、毕露的锋芒, 讽刺和嘲弄了那些披着“纲常”、“人伦”外衣的道学之徒, 尤其是对假道学的虚伪面目进行了辛辣抨击, “小中见大, 大中见小”, 显示出对生活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感悟。

又比如在《自赞》这篇文学作品中, 李贽以坦直率真的笔调对自我个性作了鲜明深刻的点评与写照, 文章语气酣畅, 荡气回肠, 更显示出其狷介超俗的胸次, 文云:“其性褊急, 其色矜高, 其词鄙俗, 其心狂痴, 其行率易, 其交寡而面见亲热。其与人也, 好求其过, 而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 既绝其人, 又终身欲害其人。”李贽此一番话, 将个人性格表达得是何等尖锐和辛辣!类似于如此不留情面的言辞, 在明朝之前的古代典籍中也是并不多见的。通过这篇文章, 李贽所要倡导的是一种极其真实坦白的人生态度, 所要着力反对的是一种虚伪做作的人生态度, 这也构成了他论人、论事、论学的一个基本思想倾向。对此, 明朝文学家袁宏道曾对李贽的人品和文品进行了高度赞赏, 其云:“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 巨鱼之纵大壑, 能为心师, 不师于心, 能转古人, 不为古转。发为语言, 一一从胸襟流出, 盖天盖地!”甚至连当代作家李敖也在《李敖快意恩仇录》中写道, “人物中我偏好‘性格巨星’式, 像东方朔、像李贽……我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 对李贽在《自赞》一文中毫不掩饰自己个性的做法表示了由衷的赞赏之情。

三、文学评点德厚流光

除了文学作品创作之外, 李贽还对诸如《西厢记》、《拜月记》、《红拂记》、《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多种优秀文学作品进行了精心评点, 从而使得这些文学作品成为“经典中之经典”, 对弘扬我国优秀古典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形成了广泛影响。

比如在谪居龙湖期间, 李贽曾对施耐庵撰写的百回本《水浒传》作了精心评点, 而且自认为这是其评点前人著作中最为称心如意的一部。在评点《水浒传》这部小说时, 李贽采用了眉批、夹批和各回总评等多样形式, 从思想内容、体裁样式、艺术风格等诸多方面对该部小说中的人物与事件都给出了褒贬分明的精妙评价, 譬如在彰显全书表达的主旨之时, 李贽对《水浒传》特别冠以“忠义”二字, 以抒发作者施耐庵发愤而作的煞费苦心[3]。又譬如在点评小说中“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这个章节时, 李贽对故事中关于鲁智深这个人物的活灵活现的描写拍手叫绝, 激动地在书上空白之处眉批了“仁人”、“勇人”、“圣人”、“神人”、“罗汉”、“菩萨”和“佛”等用词, 将能够想得到的最为伟大而贴切的称谓都给予了鲁智深, 直观地表达出他对这个有血有肉、性情率真的小说人物的深度喜爱[3]18。

另外, 对于文学中的复古思潮, 李贽也保持了坚决反对的一贯态度, 他特别重视一切新鲜多样的文学样式, 尤其对于戏曲、小说的社会意义尤为关注和积极倡导, 其曾云:“孰谓传奇不可以兴、不可以观、不可以群、不可以怨乎?饮食宴乐之间起义动慨多矣!今之乐犹古之乐, 幸无差别视之其可。”作为明代最负盛名的戏曲和小说评点家, 李贽经常自称:“《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 《西厢》、《琵琶》涂抹改窜得更妙。”这些无疑对于建立一个适合当时市民文学发展需要的新兴文学颇有贡献, 演绎和传达出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和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

参考文献

[1]苏双碧.略谈李贽的反封建思想[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0 (4) .

[2]刘宗贤.李贽的叛逆性格与反传统思想[J].东岳论丛, 1998 (5) .

浅谈北宋曾巩的文学成就与价值 篇5

关键词：曾巩；文学成就；价值

曾巩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诗人，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无论是在古代学术思想还是在文学领域中，曾巩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其文学作品也有着非凡的价值。

一、曾巩的诗歌成就与价值

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在唐宋八大家里，曾巩的诗歌成就高于苏轼父子二人，绝句精妙又可以和王安石相提并论。从曾巩的诗歌中不难发现，他的诗歌许多都是来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都是他在生活中的感触，且诗歌之中的情感真诚。曾巩的诗歌有着纪实、咏史、离别三大主题。在诗歌风格上具有多元化的特点，所述内容深厚多彩，大大促进了宋代以及我国文学的发展。

1.1纪实诗

曾巩的纪实诗受到了唐朝杜甫、李白现实生活诗歌的影响，用来反映社会的黑暗、人民的疾苦、政府的腐败等内容。说明了他时刻关心人民生活、渴望国家富强的思想。在《追租》这一诗中，那句“山下穷割剥”描绘了处在困境之中的农民还要受到政府的残酷剥削惨状，借此对国家官吏的政策方针表达不满。这首诗中没有借景生情，而是道出了社会现状，对当时社会进行赤裸裸地抨击，体现了曾巩关心人民生活的仁爱思想。曾巩的纪实诗赤裸裸地描绘了人民生活苦难，同时还对北宋朝政的发展提出建议，大大提高了文学思想在我国古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1.2咏史诗

我国古代文人墨客都喜欢借古讽今或者借古咏今来抒发自己的感情。曾巩的诗歌中也常常以纪念历史事件和风流人物来抒发自己的感情。曾巩经常可以以追寻先人的心态和感受去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祭奠先人、聊以自慰、排遣心中的苦闷、坚定自己的思想。曾巩的咏史诗多大都比较委婉曲折，又常常以物思人，具有先进的思想和观点，突出了他关心民生疾苦，渴望为国家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1.3离别诗

离别在古代诗歌中，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情感。《曾巩集》中包括了有110多首带有离别色彩的诗歌。曾巩的离别诗句句朴实厚重、情感丰富，融情于景，具有较强的感染能力。所以，离别诗记录里曾巩在生命各个阶段真实的感受和思想。

二、曾巩的散文成就与价值

阅览过曾巩的散文可以了解到，他散文的重点主要是运用策论、史传等这类应用文，而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纯文学类散文。受到欧阳修散文内容和观点的影响，曾巩的散文一直都是以道德为主，议论性强，并加以犀利的言词作答。就是在他的序体式散文中，其中的议论也是以叙事和抒情为主。他喜欢在散文中对遇到问题进行议论，使得他的文学作品中缺乏了作为诗人该有的闲情逸致，正是因为如此受到不少人的批判和误解。不过这种前所未有的情调，使得曾巩以其特殊的散文风格在我国历史文坛上留名。

以书信体散文为例，曾巩的散文善于讲道理、并且言语平实。他的散文用于讲道理和议论的内容，都是关系到当时社会的困境和对朝政的个人。比方说在《答李沿书》一书中，曾巩对学生只学言词的学习理念发表了异议，并以先讲道理后学言词的学习原则解释了道德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告诫学生要独立进行文学创作，不能一味模仿的学习原则。曾巩在散文中所提出的文学教学理念，对我国文学教学发展提供了发展方向，对道德类型文章的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力。

三、曾巩的校书成就与价值

校书虽然不是产生新文学作品，但将古人的作品进行成册保存或者字迹不清晰的进行翻译，这同样是具有伟大的文学贡献意义，为我国文学历史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在1060年，曾巩被欧阳修举荐任职编校书。在工作9年之间，他禀告朝廷，渴望能把民间流传的重要藏书进行收集征用，提供编校资源。他用了许多时间收集古籍、用来编校，完成了大量古书籍的重新校编。即使这些古籍因年代太过久远，大部分丢失、缺少，他还是付出巨大努力实现失散古书籍的复原。他从事校编工作多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他在做事的时候一丝不苟、专心致志的品格也同样值得我们学习。

结束语：

在唐宋八大家里，曾巩的诗歌取得的成就高于苏轼父子二人，精妙的绝句又可以和王安石相提并论。由此可见他的文学功底是多么的深厚。他从事校编工作多年，完成了许多失散古书籍的复原，我们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他的诗歌、散文在我国文学史上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喻进芳.温厚平和 含蓄深沉——论曾巩散文的情感特征[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4）

[2]毕庶春.试论曾巩散文的中和之美——兼论其儒术、文词、文风的统一[J].社会科学战线.1997（05）

[3]洪本健.曾巩王安石散文之比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6）

爸爸成就我的文学梦 篇6

爸爸的书房，充满诱惑

小时候有个印象：爸爸的房间装满了书，书柜里装的都是小孩儿看的书，有古典名著，也有现代童话，这对我来讲实在太过瘾了！走到爸爸的书柜面前，感觉就像《美女与野兽》中的女孩贝儿走进了怪兽城堡，一下子打开了图书宝库，想看多少本都行。这种感觉让人张大嘴巴，眼睛放光！爸爸也特别喜欢看书，于是，爸爸坐大椅子，我坐小板凳，一人一本能看上一整天。

每当爸爸写完一篇小故事，就会摇头晃脑，津津有味地讲给我听，我也特别愿意当第一个读者，也是第一个“文学评论家”，大胆地给爸爸提意见。记得那时我家住在一个绿树成林的中学校园里，夏天的傍晚，爸爸常常到操场上，给一大群乘凉的邻家小孩讲故事。我坐在故事会的第一排，不时回头看看四周专心听故事的小朋友们，非常得意我有这么一个会讲故事的爸爸。

和爸爸的游戏，玩出第一篇获奖作文

我和爸爸经常一起出去玩，放风筝、抓小鱼儿、逛动物园、逛市场……一路走一路聊。那时我们把最喜欢的聊天游戏取名为“大侦探”和“吹牛皮”。

“大侦探”游戏就是我和爸爸互相问为什么，一起讨论答案。看到周围有意思的怪事，爸爸和我就像侦探一样聊起来。有一次我们一起逛市场，看到拐角站着一个男孩，他正在卖一只猫。那只猫特别漂亮，黑灰相间的花纹，黄眼睛。我看了很久，直到一位老奶奶花了15元钱把猫买走。过了一个星期，我们俩又去逛那个市场，发现上周的那个男孩还站在原来的位置，卖同样一只猫。我记得非常清楚，绝对是同样一只猫，因为那只猫的鼻梁上有一块很特别的小花斑。一只猫被卖了两次，这是怎么回事？我和爸爸开始当侦探，做推理了。有两种可能：一是老太太后悔不想养，把猫退回来了；另一种可能是，猫和男孩很熟了，认识回家的路，它趁老奶奶不注意，自己跑回来了。可是，小男孩又是为什么要回到同样的地点来卖猫呢？他不怕被老奶奶撞见吗？

我当时上小学四年级，正想参加一个海峡两岸六刊物举办的联合征文活动，于是，我就将买猫这件事写下来。这件事不用编而且引起了我和爸爸的很多讨论和联想，所以写起来不费力。可这个故事没有结尾，我就将自己经过推理的结尾写上去：老太太买了猫带回家以后，猫认识路自己跑走找小男孩了。男孩第二次出现在市场，不是卖猫，而是等老太太回来找猫。没想到的是，过了两个月，这篇题目叫《买猫》的小文章获得了那次征文比赛的一等奖。

“吹牛皮”的游戏其实就是故事接龙，爸爸先说一句，我接一句，爸爸再继续接下去。我们会故意说得夸张一点，给对方出难题。比如爸爸说：“房间里多了一只粉红色的小箱子。”我就说：“箱子打开了，里面跳出一只蓝色的小象。”爸爸又说：“小象的耳朵特别大，它扇一扇就飞起来了。”我接着说：“大象在天空中遇到了一只小鸟，小鸟很惊讶。”……就这样，我们可以一起“吹”出一篇小童话。

爸爸的鼓励，是我写作之路的推动力

刘禹锡的文学成就 篇7

一、萧乾的西方文学作品翻译的探索

萧乾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开始从事西方文学的翻译工作, 并在1955年被中国作家协会吸纳为成员, 在这期间萧乾主要从事的还是国外文学的翻译工作。在1956年, 萧乾就出版了《莎士比亚故事集》、《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及《好兵帅克》等西方文学名著。萧乾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不但忠实于原著, 而且通俗易懂, 让读者受益颇深。其翻译的《莎士比亚故事集》就采用了全译、意译、注释相结合的策略。全译就是指翻译的文学作品在内容上没有增减, 同时在语言形式上也没有变动。意译就是在不遵循语言形式及风格上的变通翻译方法。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时, 萧乾习惯将全书的段落进行重新划分, 且著作的句法结构也进行了相应的改变。在《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的翻译中, 萧乾就针对著作中段落较长, 难翻译的问题, 参照英国伦敦洛克书店的彩色插图本的方式对原著的句法与结构进行了相应的更改与重新划分, 并将其中的人物对话通过小的段落来展现, 这就让读者阅读起来更加舒适与简单。对于这一方面的改善, 萧乾就在其《译者前言》中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与阐述[1]123。所以, 萧乾采用划归的翻译思想使得文学作品能够在流利顺畅的情况下, 实现了达意的目的, 达到了最佳的翻译效果。

萧乾在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方面也与兰姆姐弟改写莎士比亚作品的思想是一致的。萧乾最后指出, 他的这种翻译方法是西方文学中译本的乐趣所在, 在给读者介绍一些西方文学的启蒙思想时, 要尽量用读者能够理解的语言来展现原著的风格。虽然萧乾翻译的作品中有些内容太过口语化而与原著的典雅的语言有一定的出入, 这实际上也是翻译规范制约的结果。萧乾归化的翻译思想基本上适应了其灵活、意译的翻译观。萧乾认为在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中, 关键是要符合对原著感情上的真实, 而不在于文字与结构, 要注重“神”, 而不是“形”。1955年, 萧乾不满于当时中国的形式上对原著的忠实, 执意辞去了其工作多年的《译文》杂志社的工作。在他和夫人共同翻译的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的时候, 都尽最大的努力将这些晦涩难懂的语句划分开来, 尽量能够使译文更加流畅与符合读者的口味。20世纪50年代, 中国的西方文学翻译作品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繁荣时期, 萧乾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也达到了最高峰。萧乾在翻译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中, 重点参考了1954年朱生豪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 无论是在文化风格、篇目, 还是人物上都采用了直译[2]80。同时, 在当时中国国内翻译策略因意识流的差异而发生异化的情况下, 萧乾坚持直译与意译相结合, 并能够始终保持归化的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策略, 这也彰显了其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与社会背景下能够坚持自我发展与恪守人生的理念。萧乾这样的探索精神是当时西方文学作品翻译的一大创新, 至今也有重要的影响。

二、萧乾西方文学作品翻译成就及策略

萧乾的西方文学翻译成就非常巨大, 1933年他转入了燕京大学并攻读了新闻学专业, 并参与其美国教师埃德加·斯诺的短片小说《活的中国》的编译工作。1949年萧乾在担任新中国《译文》杂志社主编工作的同时还翻译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大伟人江奈生·维尔德传》、《汤姆·琼斯》、《好兵帅克》、《里克科小品选》等, 特别是在其八十岁高龄时还翻译了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的鸿篇巨著《尤利西斯》, 这令当时世界及中国文坛为之惊叹, 并表现了其将西方文学的优秀作品介绍给中国的美好愿望与追求。1998年底, 萧乾病重住进了医院, 就是在病房里他仍然坚持完成了西方小说家赖斯·马丁的科技破案小说《夜幕降临》的初稿工作[3]60。萧乾曾经调侃说, 自己的副业是沟通中外, 写作才是自己的工作。其实萧乾先生毕生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西方文学翻译上, 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萧乾的西方文学翻译作品主要是在1949年到1979年这段时期完成的, 在短短三十年间, 萧乾除了完成以上西方文学翻译作品外, 还于1961年与李从弼先生共同翻译了《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 并于1984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萧乾在1963年化名佟荔翻译了《里克科小品选》, 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4年, 萧乾与张梦鳞共同翻译了名著《屠场》, 并于1979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萧乾的一系列西方文学翻译作品中有些是因为当时的特殊时期才拖后出版的, 而这时期的《战争风云》、《拿破仑论》等国际著名文学作品是20世纪70年代参加外文翻译组与其他人共同翻译的, 且大部分都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所以很多都是在内部发行的。萧乾对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的翻译主要集中在1954年到1959年间, 这期间, 萧乾因为不能从事文学方面的创作而主要从事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特别是在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方面有了很大的成就。萧乾特别选择了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方向, 其翻译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一方面适应了当时中国莎士比亚的风潮, 另一方面又是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儿童文学, 这就适合了翻译局的选材标准。同时, 中国解放以前的翻译作品, 如《吟边燕语》等已经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这也为萧乾的翻译作品的成功提供了重要的机会[4]64。萧乾在选择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时, 也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及从事这个工作的意义进行的。但是在当时那个时期, 由于意识形态的约束及又被列入“右”派的行列, 萧乾不仅不让参与写作工作, 而且也不得已从事翻译其他不是自己喜爱文学作品的工作, 这就使萧乾不得不隐姓化名, 默默地进行其爱好的翻译及出版工作。

萧乾作为中国知名的翻译家, 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并且他还能在晚年笔耕不辍翻译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 这对中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萧乾在其后来的回忆录中曾戏称, 他一生中将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看作是自己的安全的庇护所, 这使其在解放前及“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了生活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萧乾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通俗易懂、顺畅生动的故事情节能使不同时代的青少年, 就连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的读者也能轻松地目睹举世闻名的莎士比亚戏剧文学的风采, 这方面萧乾的贡献功不可没。当今, 虽然萧乾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的权威性有所降低, 但是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有关西方文学的翻译作品多不胜数, 并且出版形式也趋于多元化与多样化, 越来越重视读者的兴趣与爱好。与此相同, 萧乾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的出版形式也是适应市场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可以这么说, 萧乾的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上的探索是适应时代的需要, 其语言风格的口语化, 论域的多样化是作者向翻译作品的读者的有意识的灌输与选择, 这也是萧乾西方文学作品翻译成就的重要支撑。但是萧乾对西方文学的异域文化的归化带有很浓的中国元素, 这是萧乾借鉴朱生豪经典译本的翻译策略, 是在当时思想及意识受限年代及翻译出版受国家政权、出版机构操控下的自我保护, 但是当时异化思想的发展趋势下, 萧乾的归化思想凸显了其在西方文学作品翻译方面的探索与创新, 对中国的西方文学翻译事业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黄焰结.文化解读萧乾的莎剧故事翻译[J].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11) .

[2]萧乾.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译者前言[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8.

[3]Lefevere, Andr6.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1m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