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散文（精选13篇）
哲学是周国平的专长，尼采、蒙田、拜伦、卡夫卡、爱默生、苏东坡、卢梭、袁中郎、昆德拉、艾略特、苏格拉底、托尔斯泰、罗曼・罗兰……这些历史上著名的先哲圣贤仿佛都是周的好友，相聚在他的家中，谈古道今，谈笑风生。他的散文大都关乎哲学，有的内容尽管讨论的不是哲学问题，但也饱含哲理，将哲学沉淀为文章的底色。其中讨论最多的是诸如知识与智慧、生命与死亡、人生与自我、苦难与幸福之类的哲学命题。在《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中，周说：“哲学的本义是爱智慧，爱智慧甚于爱一切，包括甚于爱生命。”在他看来，哲学不是枯燥乏味的若干范畴和教条，而是关乎人的根本、探讨人生的永恒问题、并散发着永恒魅力的诗。在他的笔下，些小琐事能折射出宏大的人生主题，触目皆是的野花小草能生发出宇宙的浩瀚无垠。他探索人生之谜、追问生命的价值，关怀当前人们的精神境遇和精神状况。在当今这个日趋实利、物欲横流的时代，他的这种济世品质和人文情怀显得弥足珍贵。
谈论死亡是大部分人都避讳的问题，而他对死亡的探讨情有独钟，因为思考死对于生命是有价值的。《思考死：有意义的徒劳》是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对死亡思考的如此透彻，如此全面，如此真诚。文中在质疑了接受死亡的种种理由之后，他得出结论：“一个人只要认真思考过死亡，不管是否获得使自己满意的结果，他都好像是人生的边界勘察了一番，看到人生的全景和限度。”进而能让人“以超脱的态度对待人生的一切遭际”，“在必要的时候甘于退让和获得平静。”显然，作者并不是在这里悲观消极，而是为我们短暂的生命描摹出最后的底限，从而使我们更加珍惜和热爱我们的生命。
人永远是孩子，谁也长不大，有的保留着孩子的心灵，有的保留着孩子的脑筋。谁也不相信自己明天会死，人生的路不知不觉走到了尽头，到头来不是老天真，就是老糊涂。
有人说，人生到处是陷阱，从一个陷阱跳出来，又掉入了另一个陷阱里。可是，尽管如此，你还是想跳，哪怕明知道另一个更深的陷阱在等着你。最不能忍受的是永远待在同一个陷阱里。也许，自由就在跳的过程中。
人人都在写自己的历史，但这历史缺乏细心的读者。我们没有工夫读自己的历史，即使读，也是读得何其草率。
历史是无情的，数十年转了个小小的弯子，却改变了个人的一生。历史可以重新纳入轨道，人生却不可能从头开始了。所谓历史的悲剧，牺牲掉的是无数活生生的个人。
只有一次生命，做什么都可惜了，但总得做点什么。于是，我们做着微不足道的事情。
在有些人眼里，人生是一碟乏味的菜，为了咽下这碟菜，少不了种种作料、种种刺激。他们的日子过得真热闹。
梦是虚幻的，但虚幻的梦所发生的作用却是完全真实的。弗洛伊德业已证明了这一点。美、艺术、爱情、自由、理想、真理，都是人生的大梦。如果没有这一切梦，人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敏感与迟钝殊途同归。前者对人生看得太透，后者对人生看得太浅，两者得出相同的结论：人生没有意思。要活得有意思，应该在敏感与迟钝之间。
最凄凉的不是失败者的哀鸣，而是成功者的悲哀。在失败者心目中，人间尚有值得追求的东西：成功。而获得成功仍然悲观的人，他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他已经无可追求。失败者仅仅悲叹自己的身世；成功者若悲叹，必是悲叹整个人生。
在社交场合我轻易不谈人生。只要一听到那些空洞的感叹，我就立即闭口。试想，朋友们一边啃着鸡腿，一边谈论人生的虚无，有多么可笑！越是严肃的思想、深沉的情感，就越是难于诉诸语言，大音希声。这里甚至有一种神圣的羞怯，使得一个人难以启齿说出自己最隐秘的思绪，因为它是在默默中受孕的，从来不为人所知，于是说出来便像要当众展示私生子一样的难堪。
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可改变的只是我们对命运的态度。
人生的终点是死，是虚无，在终点找不到意义。于是我们只好说：意义在于过程。然而，当过程也背叛我们的时候，我们又把眼光投向终点，安慰自己说：既然结局都一样，何必在乎过程？
生命纯属偶然，所以每个生命都要依恋另一个生命，相依为命，结伴而行。生命纯属偶然，所以每个生命都不属于另一个生命，像一阵风，无牵无挂。每一个问题至少有两个相反的答案。
在这世界上，谁真正严肃地生活着？难道是那些从不反省人生的浅薄之辈，哪怕他们像钟表一样循规蹈矩，像石像一样不苟言笑，哪怕他们是良民、忠臣、孝子、好丈夫、好父亲？在我看来，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就无严肃可言，平庸就是最大的不严肃。
习惯的定义：人被环境同化，与环境生长在一起，成为环境的一部分。所谓环境，包括你所熟悉的地方、人、事业。在此状态下，生命之流失去落差，渐趋平缓，终成死水一潭。那么，为了自救，告别你所熟悉的环境吧，到陌生的地方去，和陌生的人来往，从事陌生的事业。
人一生中应当有意识地变换环境。能否从零开始，重新开创一种生活，这是测量一个人心灵是否年轻的可靠尺度。
（摘自新星出版社《何来何往：平凡生活的心灵书》 作者：周国平）
一、哲学领域的个人取向裁决了写作的文体及语言风格
周国平虽以散文的形式来表述人生的哲思，可在读者的眼里，他的第一身份仍以“哲学家”而显现。在他的世界里，哲学是他生命本真的爱好。不断地求索、追问和思考人生、世界等恒久不衰的话题，是他一生的独特生活方式。
但在哲学这一宽泛深邃的领域里，周国平最终选择了这条道路：“把哲学当做对人生一些根本问题的感悟和思考，并以合适的方式把这所悟所思表达出来。”[1][137] 从这些年他所出的作品来看，对于学术研究，他先后搞过苏联哲学、人的问题和尼采思想的研究。其余时间，他都在这条路上默默地辛勤耕耘着。而要把自己对人生这些根本问题的感悟和思考用恰当完满的语言充分表达出来，即借助一种达到表达自我内心感受的最佳载体，在这方面，周国平选择了散文。
没有选择小说，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始终无法与事情拉开一个写小说所必须的距离，成型不了一个虚构和想象的空间。有时候他也会写一些随笔，偶尔写一部以叙事为主的作品，但本质上，它们的表达途径与语言组织方式其实是没有差异的。他的目标就是要使文章写得流畅质朴而且独特，使用规范化的语言，形成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所以，周国平的文章，总能给人一种接近艺术家的感觉，显得比较质朴。语言丰富简洁、深刻平淡，不做作、不堆砌辞藻、不故弄玄虚、不刻意雕琢，因为他深信，浮夸的东西只会扰乱心灵，质朴的语言最能感触读者的内心。所以，他也最看重主体内心的真体验和真感觉，文章也就自然具有真实性。“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凡可说的一定要说真话，决不说假话”。[2][535]周国平敢于把内心的真实情感剖白、展现于读者，结果当然就会使读者时常有一种进入他的世界的感觉。此外，他还养成了一种严肃的写作观：不流俗，不受印刷物的侵染，始终保持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天然健康，这又使得他的文章具有了一种接近自然文风的感觉。因此，还作为诗人的周国平曾宣称：“我剪除哲学的晦涩，为它嫁接上诗的含蓄。”[3][49] 诗意化，其实是散文语言的绝妙境界。朴素凝练、意境深厚、忧郁淡泊、情丝绵细，就是读者对他在1991年出版《忧伤的情欲》这一诗集的当时评语。无形间一种朦胧的美、梦般的感觉和意象的活的魅力，自然也就呈现在了读者眼前。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只有一个目的：让读者能够从中获取智慧与超然，得到一些思想性的根本东西。哲学家的主体性和追问话题内容的客观性，二者使得语言显现的哲理性和思辨性自然体现的就要厚重一些。
二、索问主题的范围奠定了文章的艺术特色
周国平曾言：我愿站在悬崖边上，为孩子们做一名守望者。作为一位灵魂守望的朝圣者，他的确用了一生的孤独来给世人把牢住了一个在当今无人能话的心灵世界。1990年，中国的散文创作方兴未艾，有人将这一现象称为“世纪末的狂欢”[4]可在狂欢的背后，散文创作却悄悄地投怀于日益商品化的社会，审美性和娱乐性成为导引散文的唯一价值。思想的缺席、时尚与流行的沉迷，散文呈现出了一种病态地膨胀。面对这一浮躁、喧嚣的大背景，周国平非但没有狂热，反而静静地沉坐下来，默默地用思考和写作来关注现实与人生，给世人索问着以下的人生体验：生与死、爱与孤独、哲学与艺术、灵魂、性情、真实、美、天才、男人和女人。所以，周国平的行为实质上已经成了一种公众的替代行为。他的哲理散文对填补90年代散文繁荣背后的苍白无疑是极其有力的一笔。
反映在思想艺术特色上，终极性的人生观怀最为显耀。周国平的所有创作与思考，实际上都离不开生命的真谛、人生的意义与哲学的关系这一终极性的人生关怀。虽然这种问题不可能给出最终的答案，但是他能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思索的过程中得以提升，追求一种淡泊宁静的生活。周国平深信，哲学应与生活中去找寻。“有的人喜欢用哲学语汇表达日常的体验，我喜欢用日常语汇表达哲学的体验。”[5][200] 他把哲学学术与现实生活相联系，再用哲学散文的形式借以表达，这的确是他散文独有的一种特色。所以，凡是全面读过周国平著作的人，都会惊叹于一种事实：深奥晦涩的哲学竟能以如此优美的散文形式见诸于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因为他也是个文人，一个诚实的性情中人。对个性和内在精神价值的看重，对外在功利的看清，这是他对真性情的解释。对爱情、友谊与艺术的思索，使他的人生观里自然而然地也就拥有了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显示出一种独有的强烈性情气息。所以，对于写作，周国平主张“对自己说话”。他曾讲：“写什么，怎么写，绝对要由我做主，在我的写作之国中，我是不容置疑的王者。”[6][528] 他崇尚向我地自由写作，坚信哲学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文字记录下来的理应是自己的生活足迹。所以，对他而言，他的著作应该是为自己在若干年岁月尘封后的重启而作自我观赏的。
三、自由完满地表达呼唤文学的音符
存在主义哲学有个目的，就是“力求把哲学与文学之间的鸿沟填平”。[7]我们姑且不论周国平是否达到了这点，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周国平很好地结合了哲学与文学。他以散文笔调撰写哲学思考，用哲学思考贯穿文学写作。因为在他看来，“哲学是人类精神生活最核心的领域，而在精神生活的最深处，原本就无所谓哲学与文学。”[8][125]文学是人生感受的表现和画面的描述，哲学是人生根本问题的感悟与思索。故哲学重于理，文学侧于情，情理原本就相通。他坚信自己在文学读本中学到的哲学思想不比自己在专业哲学书籍中学到的知识要少，这是周国平对文学与哲学二者关系的基本认识。之所以有这种认识，缘于他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读书经历。中国古诗、中外文学经典名著，都是他的涉猎对象。读完后，又情不由禁地会去写。文学的写作结构、表达方式和语言运用也就被他娴熟地应用了。所以他讲“哲学是对人生的思考和体悟，文学则是对其丰满而贴切的表达。”[5][190]因为在他的语言世界中，哲学思想和内心情感要想被恰当充分地表达出来，或许只有文学才能力达。
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版序中说：“只有从那些哲学思想的首创人那里，人们才能接受哲学思想。因此，谁要是向往哲学，就得亲自到原著那肃穆的圣地去找永垂不朽的大师。”对于每一个有心学习哲学的人，我要向他推荐叔本华的这一指点。
叔本华是在谈到康德时说这句话的。在康德死后两百年，我们今天已经能够看明白，康德在哲学中的作用真正是划时代的，根本扭转了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近两百年西方哲学的基调是对整个两千年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反省和背叛，而这个调子是康德一锤敲定的。叔本华从事哲学活动时，康德去世不久，但他当时即已深切地感受到康德哲学的革命性影响。
用他的话说，那种效果就好比给盲人割治翳障的手术，又可看做“精神的再生”，因为它“真正排除掉了头脑中那天生的、从智力的原始规定而来的实在论”，这种实在论“能教我们搞好一切可能的事情，就只不能搞好哲学”。使他恼火的是当时在德国占据统治地位的是黑格尔哲学，青年们的头脑已被其败坏，无法再追随康德的深刻思路。因此，他号召青年们不要从黑格尔派的转述中、而要从康德的原著中去了解康德。
叔本华一生备受冷落，他的遭遇与和他同时代的官方头号哲学家黑格尔适成鲜明对照。但是，因此把他对黑格尔的愤恨完全解释成个人的嫉妒，我认为是偏颇的。由于马克思的黑格尔派渊源，我们对于黑格尔哲学一向高度重视，远在康德之上。这里不是讨论这个复杂问题的地方，我只想指出，至少叔本华的这个意见是对的：要懂得康德，就必须去读康德的原著。
广而言之，我们要了解任何一位大哲学家的思想，都必须直接去读原著，而不能通过别人的转述，哪怕这个别人是这位大哲学家的弟子、后继者或者研究他的专家和权威。我自己的体会是，读原著绝对比读相关的研究著作有趣，在后者中，一种思想的原创力量和鲜活生命往往被消解了，只剩下了一付骨架，躯体某些局部的解剖标本，以及对于这些标本的.博学而冗长的说明。
常常有人问我，学习哲学有什么捷径，我的回答永远是：有的，就是直接去读大哲学家的原著。之所以说是捷径，是因为这是惟一的途径，走别的路只会离目的地越来越远，最后还是要回到这条路上来。能够回来算是幸运的呢，常见的是丧失了辨别力，从此迷失在错误的路上了。有一种普遍的误解，即认为可以从各种哲学教科书中学到哲学，似乎哲学最重要最基本的东西都已经集中在这些教科书里了。
事实恰恰相反，且不说那些从某种确定的教条出发论述哲学和哲学史的教科书，它们连转述也称不上，我们从中所能读到的东西和哲学毫不相干。即使那些认真的教科书，我们也应记住，它们至多是转述，由于教科书必然要涉及广泛的内容，其作者不可能阅读全部的相关原著，因此它们常常还是转述的转述。一切转述都必定受转述者的眼界和水平所限制，在第二手乃至第三手、第四手的转述中，思想的原创性递减，平庸性递增，这么简单的道理应该是无须提醒的吧。
哲学的精华仅仅在大哲学家的原著中。如果让我来规划哲学系的教学，我会把原著选读列为惟一的主课。当然，历史上有许多大哲学家，一个人要把他们的原著读遍，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以一本简明而客观的哲学史著作为入门索引，浏览一定数量的基本原著，这个步骤也许是省略不掉的。在这过程中，如果没有一种原著引起你的相当兴趣，你就趁早放弃哲学，因为这说明你压根儿对哲学就没有兴趣。
倘非如此，你对某一个大哲学家的思想发生了真正的兴趣，那就不妨深入进去。可以期望，无论那个大哲学家是谁，你都将能够通过他而进入哲学的堂奥。不管大哲学家们如何观点相左，个性各异，他们中每一个人都必能把你引到哲学的核心，即被人类所有优秀的头脑所思考过的那些基本问题，否则就称不上是大哲学家了。
叔本华有一付嫉世愤俗的坏脾气，他在强调读原著之后，接着就对只喜欢读第二手转述的公众开骂，说由于“平庸性格的物以类聚”，所以“即令是伟大哲人所说的话，他们也宁愿从自己的同类人物那儿去听取”。在我们的分类表上，叔本华一直是被排在坏蛋那一边的，加在他头上的恶名就不必细数了。他肯定不属于最大的哲学家之列，但算得上是比较大的哲学家。
人皆有灵魂，但灵魂未必总是在场的。现代生活的特点之一是灵魂的缺席，它表现在各个方面，例如使人不得安宁的快节奏，远离自然，传统的失落，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丧失，等等。因此，现代人虽然异常忙碌，却仍不免感到空虚。
一个人无论怎样超凡脱俗，总是要过日常生活的，而日常生活又总是平凡的。所以，灵魂的在场未必表现为隐居修道之类的极端形式，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恰恰是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追求和精神享受。能够真正享受日常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今天，日常生活变成了无休止的劳作和消费，那本应是享受之主体的灵魂往往被排挤得没有容足之地了。
日常生活是包罗万象的，包括工作与闲暇、自然与居住、独处与交往等。在人生的所有这些场景中，生活的质量都取决于灵魂是否在场。
在时间上，一个人的生活可分为两部分，即工作与闲暇。最理想的工作是那种能够体现一个人的灵魂的独特倾向的工作。当然，远非所有的人都能从事自己称心的职业的，但是，一个人只要真正优秀，他就多半能够突破职业的约束，对于他来说，他的心血所倾注的事情才是他的真正的`工作，哪怕是在业余所为。
同时，我也赞成这样的标准：一个人的工作是否值得尊敬，取决于他完成工作的精神而非行为本身。这就好比造物主在创造万物之时，是以同样的关注之心创造一朵野花、一只小昆虫或一头巨象的。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力求尽善尽美，并从中获得极大的快乐，这样的工作态度中的确蕴涵着一种神性，不是所谓职业道德或敬业精神所能概括的。度闲的质量亦应取决于灵魂所获得的愉悦，没有灵魂的参与，再高的消费也只是低质量地消度了宝贵的闲暇时间。
在空间上，可以把环境划分为自然和人工两种类型。如果说自然是灵魂的来源和归宿，那么，人工建筑的屋宇就应该是灵魂在尘世的家园。无论是与自然，还是与人工的建筑，都应该有一种亲密的关系。空间具有一种神圣性，但现代人对此已经完全陌生了。对于过去许多世代的人来说，不但人在屋宇之中，而且屋宇也在人之中，它们是历史和记忆，血缘和信念。正像有人诗意地表达的那样：“旧建筑在歌唱。”可是现在，人却迷失在了高楼的迷宫之中，不管我们为装修付出了多少金钱和力气，屋宇仍然是外在于我们的，我们仍然是居无定所的流浪者。
倍受女大学生追捧
在中国文坛，周国平是个比较另类的人。他是学者，但他却在学术界之外拥有大量的读者。他是作家，却又极少参与作家们的各种活动。他似乎生活在各种圈子之外。与此同时，他的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却在不断扩大。
周国平在北大哲学系的第四年，被下放到湖南农场，他心里有数不清的疑惑。革命的热情和对未来的迷茫，是他面对稻田时最沉重的心事。从湖南农村到广西的山沟，周国平感受最多的是寂寞，当地的方言他懂，大伙在稻田里肆意讲黄段子时，他也跟着莫名奇妙地嘿嘿傻笑。他无法走进仕途，在县委宣传部里常常和顶头上司辩论，下班后无法和同事一起打牌喝酒，他是那个脱离群众的人，改不掉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四年之后，周国平去了县委党校，公社大队有干部培训的时候，他作为周老师给他们讲课。批林批孔时他讲孔子，韩非子的法制理论是他系统研究的对象。这和他此后的人生是连贯的，到现在，周国平仍走访各地给官员讲课，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给官员讲法治和民主。
周国平离开山沟时，对着自己呆了八年的地方拜了三拜，第一拜是为飞出牢笼而庆幸，第二拜是与埋藏在这里的珍贵岁月惜别，最后一拜是牵挂，“妻子作为人质留在这里了，我许下心愿，一定要回来接她”，后来事情并未如期发展。
1980年代的北京，周国平身上有使不完的劲，一切都仿佛正在开始。他的研究方向是苏联哲学，虽然有很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并不完全封闭，他了解了大量西方哲学的内容，同学之间会常常进行辩论。那时，出现了朦胧诗歌、星星画展、先锋文学、美学热、哲学热——这些也是周国平的思想催化剂。
尼采便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他的内心，“上帝已死”，一切的价值都需要重估。而尼采热与其说是哲学热，不如说是青年人对自身意志的肯定和发现。周国平在自己最有名的有关尼采的著作《尼采：在世纪的转折上》中，借尼采之口说出了很多自己想说的话。这本书一度热销，让他扬名天下。
从1990年代开始，周国平以每年出版几本心灵絮语的频率在进行创作，属于畅销书行业的常青树，也由此积累了从60后到90后，年龄跨度达三十年的一大批忠实读者。1990年代时大学里传出一句话：“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周国平的作品细腻温和，讨论爱情与人性，是很多女性读者追捧的对象。
女儿带给他的哲思
婚姻和人性有时是有矛盾的，周国平的选择是遵从爱的本能。周国平和第一任妻子离婚后，很快和雨儿走进了第二段婚姻，有了妞妞。但是，灾祸却悄悄地降临了。女儿刚刚出生一个月，就被诊断出患有恶性眼底肿瘤，治疗的唯一方法是切除眼球。
爱女深切，让周国平成了个愚蠢的人，他慌了神，他幻想，能不能两全其美，既保住女儿的眼睛，又保住她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病情在恶化，到最后已经来不及了。
妞妞离开人世以后，周国平和雨儿的婚姻也陷入了低谷。巨大的悲伤使双方都不敢面对现实，两人的感情也慢慢有了隔膜。也许是对痛苦变相地逃避，雨儿有了另外的感情生活，这使周国平的婚姻再次面临危机。那时，周国平又遇到了自己的第三任妻子红，就像和雨儿的相遇一样，“第一眼看到就特别喜欢她”。
在妞妞离去五年后，周国平又做了父亲。他感谢上苍把啾啾赐给他，使他的全部父爱在这尘世间有了着落。从啾啾会说话开始，周国平就辛勤地记录着女儿的言论。有一次，女儿问他时间是怎么过去的，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就说：“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们一起来想这个问题吧。”女儿那几天老想这个问题，有一天女儿说：“我知道时间是怎么过去的了，是一阵一阵过去的。”她说，“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刚才还在，现在没有了，想找也找不回来了，这就是时间。”周国平因此觉得哲学家没什么骄傲的，5岁的孩子就明白“人不能跨进同一条河流”。
周国平认为孩子最重要的智力品质是好奇心，他在女儿身上就看得很清楚。啾啾四五岁的时候问妈妈：“妈妈，云的上面是什么？”妈妈说：“云的上面是星星。”她问：“星星的上面是什么？”妈妈说：“星星的上面还是星星吧。”她说：“我问的是最后的最后是什么？”妈妈说：“没有最后吧。”她奇怪了，指指家里的天花板，意思是说天也应该有个天花板，有个最后吧？这个问题，就是关于世界在空间上是有限还是无限的哲学命题。
她又问爸爸：“爸爸，有一个问题你肯定回答不了。”爸爸说：“什么问题？”她说：“你告诉我世界的一辈子有多长？”这是世界在时间上有限和无限的问题。她又问：“爸爸，世界上第一个人是从哪儿来的？”爸爸说：“中国神话里面说是女娲造的。”她马上问：“女娲是谁造的？”对生命、对人类的起源追根究底，这是典型的哲学性的追问。
周国平一直认为，孩子不能小看，平常人小时候一定也想过和问过这种问题，当时很多家长就会叫孩子不要胡思乱想。他觉得这不是胡思乱想，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想把人生的大问题弄清楚，要不生活得不踏实。所以，他从来不会扼杀女儿的哲学天分，而是鼓励女儿去多多思考。
不迎合市场却有拥趸
现在的周国平，每天从家步行穿过陶然亭公园到自己的办公室读书和写作，这里是他人生重新开始的地方，他曾和研究生同学在这里辩论性自由。
办公室里书的种类繁多，角落里堆放了一些后辈送的保健礼物，没有特别的装修和爱好，大沙发用于迎接拜访的客人。宽松的T恤和牛仔裤让人看不出他竟然已经70多岁了。演讲的时候，他会穿得更讲究点，动作谨慎温和，与新书封面上那张40多岁时的照片无太大差异。
周国平的太太帮他经营着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在周国平看来，公众号里的粉丝才是真正的粉丝，里面的每篇文章，周太太都会选出50条左右评论放在文章末尾，醍醐灌顶的读者们这么多年都习惯用宏大的语言来感激周国平带给他们的启发和帮助。
在社交场合，他轻易不谈人生。只要一听到那些空洞的感叹，他就立即闭口。试想，朋友们一边啃着鸡腿，一边谈论人生的虚无，有多么可笑！越是严肃的思想、深沉的情感，就越是难于诉诸语言，大音希声。这里甚至有一种神圣的羞怯，使得一个人难以启齿说出自己最隐秘的思绪，因为它是在默默中受孕的，从来不为人所知，于是说出来便像要当众展示私生子一样的难堪。
2015年5月，周国平带着自己的新书在北京做了一系列讲座。在清华，学生会成员挡住了演讲厅外的一大群周国平的读者，烈日下双方起了争执。
周国平几次中断讲座，试图让外面的学生进来，说：“究竟是秩序重要还是人性重要？如果清华是这样的，以后我就不来了！”外面的人一听掌声不断，贴着窗户高喊“周老师”。这种较劲是有用的，清华的学生把仅有的空位让给了烈日下远道而来的几位阿姨，这在场外形成一次短暂的充满赞扬的骚动。
在北大，讲座会场外面大雨滴答，里面一个女学生和周国平交流完后痛哭，哽咽着鞠躬。有读者说：“听周国平讲座，听得我很痛苦，姑且看作是灵魂太敏感。”也有读者说，从周国平的讲话中，他们感受到国人对精神生活、信仰、哲学的一无所知，泛滥的实用主义态度令人绝望，而周国平作为精神导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们如何在丑陋的现实中保持自身的美好。
迄今为止，他没有为市场写过一本书。写什么，怎么写，绝对要由他自己做主，在他的写作之国中，他是不容置疑的王。写出以后，他就衷心欢迎市场来为他服务，做他的能干的大臣。他真心感激市场经济，他不是为市场写作的，但是，市场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给一个不是为它写作的人也提供了机会。
“终有一天，我们会明白，凡降于我们身上的苦难，不论是疾病、精神的悲伤还是社会性的挫折，我们都必须自己承受，再爱我们的父母也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没一个人的确都是无依无靠的孤儿，偶然地来到世上，又必然地离去。”我们每个人都是个偶然的结果，就像周国平说的，在我们的父母想遇、相识、相爱、结合的时候，只要有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那么现在的你就不存在了。正因为我们是独立的个体，所以我们必须勇敢、坚强，不断地是自己变得强大，才能是自己在苦难、精神的悲伤中得到解脱。
“孤独者和恨者都是会爱的，冷漠者却与爱完全无缘。如果说孤独是爱心的没有着落，恨是爱心的受挫，那么，冷漠就是爱心的死灭。”张晓风在《只因为年轻》一文中也说过：“爱的反面不是恨，是漠然。”与周国平认为的爱的反面是冷漠不谋而合。爱的反面应该是与其完全对立的一种情感，而恨只是爱的另一种极端。爱也好、恨也罢，都是一种强烈的情感，无法让人忽视。唯有淡漠，才有不以为意之意，无所谓，可有可无。
“青春就只是一笔不可靠的财富，很容易被挥霍掉。”青春，我们一生中最美丽的年华。我们在这个时期体验着爱与被爱，执着地追求着所谓的真爱，感受着世间最美妙的情感。我们在这个时期不断的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不断地以我们所不希望的速度成长着。开始认识这个社会，发现并没有小时候了解地那么美好。开始接触形形色色的人，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只要一不小心，一念之差就可能误入歧途。青春，就不再完美。青春很短，只有我们真正的珍惜了，它才能是一笔保值的财富。不要等到，挥霍得一无所剩才懊恼叹息。
“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如不结交新朋友，他就会很快发现只剩下孤身一人。人应当不断修补自己的友谊。”很少人会陪着你走一辈子，哪怕最亲的人也好，总有离开的一天。在你生命的每一段时期，你都会发现有一两个朋友陪着自己度过，或长或短，有些是自然流失，有些是误会、矛盾等导致。有时候想起他们，会有些许的遗憾，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去认识更多的新朋友。有谁会希望自己是孤独的呢?
在物质生活上，我抱中庸的态度。我当然不喜欢贫穷，人穷志短，为衣食住行操心是很毁人的。但我也从不梦想大富大贵，内心里真的觉得，还是小康最好。
说这话也许有酸葡萄之嫌，那么我索性做一回狐狸，断言大富大贵这颗葡萄是酸的，不但是酸的，常常还是苦的，有时竟是有毒的。我的证据是许多争吃这颗葡萄的人，他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快活，并且有一些人确实中毒身亡了。我有一个感觉：暴富很可能是不祥之兆。天下诚然也有祥云笼罩的发家史，不过那除了真本事还必须加上好运气，不是单凭人力可以造成的。
大量触目惊心的权钱交易案例也已证明，对于金钱的贪欲会使人不顾一切，甚至不要性命。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人是天生的坏人。事实上，他们与我们中间许多人的区别只在于，他们恰好处在一个直接面对巨大诱惑的位置上。任何一个人，倘若渴慕奢华的物质生活而不能自制，一旦面临类似的诱惑，都完全可能走上同样的道路。
我丝毫不反对美国的比尔·盖茨们和中国的李嘉诚们凭借自己的能力，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自己也成为富豪。但是，让我们记住，在这个世界上，富豪终究是少数，多数人不论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努力的结果充其量也只是小康而已。我知道自己就属于这多数人，并且对此心安理得。“知足长乐”是中国的古训，我认为在金钱的问题上，这句话是对的。以挣钱为目的，挣多少算够了，这个界限无法确定。事实上，凡是以挣钱为目的的人，他永远不会觉得够了，因为富了终归可以更富，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很少有人能够自己停下来。
商界的有为之士也并非把金钱当做最终目的的，他们另有更高的抱负，不过要坚持这抱负可不容易。我有不少从商的朋友，在我看来，他们的生活是过于热闹、繁忙和复杂了。相比之下，我就更加庆幸我能过一种安静、悠闲、简单的生活。他们有时也会对我的生活表示羡慕，开玩笑要和我交换。当然，他们不是真想换，即使真想换，我也不会答应。如果我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既能从中获得身心的愉快，又能借此保证衣食无忧，那么，即使你出再大的价钱，我也不肯把这么好的生活卖给你。
1月12日上午，周国平在微博发表言论称恋爱、操持家务和育儿是女人的“天性”和“唯一的野心”，又说：“一个女人才华再高，成就再大，倘若她不肯或不会做一个温柔的情人，体贴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她给我的美感就要大打折扣。”
近年来，每次有男性学者在公开场合发表带有男性中心主义色彩的言论，都总能在公共舆论上掀起不小的波澜。
广州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师何光顺在课堂上称“应取消第一堂课，让女生有时间化妆”，80后精神领袖韩寒则在微博上坦言不能容忍太太去上班，她的所有时间要被自己支配，还希望太太和他的女朋友和谐相处……而对家暴没有任何道德负罪感的李阳更是引起了女性主义者们的声讨。
“直男癌”这个词应运而生。不可否认，从许多男性既得利益者如官员、老板们再到拥有话语权的男性知识分子的概念中，女性的身份还是一个被欣赏的情人、一个相夫教子的母亲，或者仅仅是一件过了时段就卖不出去的商品。
社会刻画两种女人——好女人和坏女人，或者圣母和荡妇，这是分而治之的统治术。当女人被定位为要被男性取悦和呵护的性别，这反映的是女性内在的匮乏和不自立。
最近很火的电视剧《何以笙箫默》，也是表现另一种隐蔽的“直男癌”，霸道总裁爱上柔弱小白，把女性捧在手心——而事实上，这种轻车熟路的、讨好女性的伎俩往往以“暖男”面目呈现令众多女性同胞受用不已。
如果把社会比喻成一个化装舞会，性别身份是重要的面具之一。电视、广告中对中产家庭的想象是男人开车，女人洗衣服，周国平的言论无意说出了当下社会的秘密所在，社会塑造的理想家庭是“男人挣钱，女人在家养孩子”的“直男癌”式的家庭。
为什么女人特别需要幸福家庭，也许是因为公共领域里充满了险恶，性骚扰、歧视、不平等对待等。如果有创伤的感觉，回到那个位于六环外的小巢里，在男人的呵护下修复，这就是女人痛苦和匮乏的解决方案。
为什么家庭变得这么重要，社会的责任和问题都需要小小的家庭来承担？这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和世界的趋势有关，在国家退出市场的同时也从公共服务退出，养老和养孩子都变成个体家庭的承担，这是“直男癌”式家庭出现的社会前提。“直男癌”不仅仅是个人的偏见，它是社会的疾病。
男性知识分子敢和谁结婚：独立的女人让谁怕和逃？
尼采研究者周国平想要的结婚对象，是“温柔”、“体贴”和“慈爱”的女子。这倒是符合斯文人对传统农业社会男女关系的想象。
那个身强力壮的男子，耕田犁地砍柴打猎回家，女子已经在干净简朴的屋舍里等候，端上正适合他口味的饭菜，湿毛巾擦去他脸上的汗水，还体贴地斟上陈年老酒，好不痛快。家庭角色已经固定，管理上按部就班，没有什么需要费劲。
到了战乱的民国，萧红这样不安分要自立的女子，才气自然不能超过老公萧军，性爱和身体当然不能由她自己做主。谁要了她，是对她的恩赐，连她自己有时都惶恐不安，但又不甘。那个叫端木蕻良的男子，个性柔弱，所以才会娶了她，而不是说，端木对她的文字和为人有欣赏能力。
进入现代中国，谋生已经不是体力打拼，而是智力比赛。男人辛辛苦苦工作回家，女人也许还没有下班，翻冰箱残羹冷炙也未必有。家里的事情，孩子的安排，社交的发展，家庭的投资……女人常常推翻男人的意见，想要自作主张。更过分的是，她常常以职业发展需要的名义，出差或在城中住高档酒店，吃豪华晚宴，穿着凹凸毕现的晚装，和各种男人眉来眼去地微笑。
从欣赏者而非创作者的角度来说，审美的形成需要长期的教化，内化成一种教养。周国平们习惯了温柔体贴和慈爱口味，面对各种火辣辣的挑战和刺激，不免陷入了怀旧和……惊慌。
当女子的性爱、品味和智识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成为男性在日常生活和职业场所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怎么成为现代优秀女性的伙伴而非主宰者？如何依靠智识和趣味，而非仅仅金钱和生活保障，获得对方的爱慕？
不少女性会心有余悸地说，不要和中国男人上床，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中国男人不可爱，而是一旦上床，他们就到处炫耀，以为这已经象征着他踏在“发达的西方文明”之上。随后这些男人又迫不及待地逃走，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和独立的女子相处，尊重对方的观念和行为。
作为研究者的周国平理应懂得杀死上帝、回归到尊重人的价值的尼采。尼采对抗虚无主义的无限接近社会真实的艺术的真理，是否可以从面对自我被挑战开始？如果喜欢上张爱玲、张曼玉、崔卫平、刘瑜、艾晓明这样美好、独立又有智识的女子，他是不是只能逃之夭夭？
从“占领男厕所”到“各种婊”：性别关系的对垒背后是伦理和制度
19世纪有本菲律宾小说叫《社会之癌》，作者（荷塞·黎萨）被称为菲律宾独立之父，小说讲的是西班牙殖民之下菲律宾人民的生存状况，将这种被殖民的状况称为“社会之癌”。今天我们谈“直男癌”同样可能具有巨大的革命意义。
过去三十年，我们得到不少自由，市场的自由、经济的自由等等，但相比之下，这些自由都没有性的自由来得更真切。但反过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在社会一切的娱乐、权力、经济和交往中，压迫性的性关系都扮演着中心角色，从武媚娘到职场生活到人大代表男女比例和话语权等等，所有这些现象都围绕着“直男癌”式的政治制度。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很多负面的贬义词用“女”字做偏旁，比如“奸”、“嫉妒”、“贪婪”等等。到现在，形容女性的词从“绿茶婊”到“剩女”、“女博士”，还是负面的。不只是语言，社会的运作逻辑里对女性的不尊重和不友好根深蒂固。前两年有“占领男厕所”活动，就从最日常的厕位比例发现了男女不平等，虽然建国后就在提倡男女平等，但只停留在口号上。
在说各种“婊”的同时也谈“直男癌”有两个启示：一是在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背后，伦理和政治的制度异常强大;另一方面，在性自由基础上，现在有一点点互联网自由和言论自由。
在这背后是女人，起码是一部分女人的成长，虽然是以一种缺乏“女人味”、不温柔、不美的方式。但面对女人的成长和觉醒，这个社会没能够跟上，以“患者”们作为代表。
讨论性别问题离不开阶级维度。现在互联网上大规模和男权抗辩的女性都是有资本的，包括性资本，也包括教育水平、城市背景、职业女性身份等。但当她们进入婚姻和职场，生活的残酷真相也许会逐渐水落石出。
不可否认，当一群有条件觉醒的女人向男人发起冲击和呼唤平等的时候，她们首先想把平等给自己，向自己同阶级的男人要求平等。而如何把平等溢出，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社会，解决社会中的性别、阶级、种族等各种不平等，才是治疗“直男癌”的最终解决方案。
身为文人，很少有完全不关心名声的。鄙视名声，在未出名者固然难免酸葡萄之讥，在已出名者也未尝没有得了便宜卖乖之嫌。他也许是用俯视名声的姿态，表示自己站得比名声更高，真让他放弃，重归默默无闻，他就不肯了。名声代表作品在读者中的命运，一个人既然要发表作品，对之当然不能无动于衷。
诚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天才被埋没，未得到应有的名声，或者被误解，在名满天下的同时也遭到了歪曲，因而蔑视名声之虚假。可是，我相信，对于真实的名声，他们仍是心向往之的。
名声的真伪，界限似不好划。名实相符为真，然而对所谓”实“首先有一个评价的问题，一评价又和”名“纠缠不清。不过，世上有的名声实在虚假得赤裸裸，一眼可以看穿。
例如，搞新闻出版的若干朋友联合行动，一夜之间推出某人的作品系列，连篇累牍发表消息、访问记之类，制造轰动效应，名曰”造势“。可惜的是，倘若主角底气不足，则反成笑柄，更证明了广告造就不出文豪。
又有一种人，求名心切，但只善于接近名人而不善于接近思想。他从事学术的方式是结交学术界名流，成果便是一串煊赫的名字。帕斯卡尔曾经将这种人一军道：”请把你打动了这些名流的成就拿出来给我看看，我也会推崇你了。“我的想法要简单一些：就算这些名流并非徒有其名，他们的学问难道和伤寒一样也会传染吗?
还有更加等而下之的，沽名钓誉，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出卖灵魂。叔本华把尊严和名声加以区分：尊严关涉人的普遍品质，乃是一个人对于自身人格的自我肯定;名声关涉一个人的特殊品质，乃是他人对于一个人的成就的肯定。人格卑下，用尊严换取名声，名声再大，也只是臭名远扬罢了。
由于名声有赖于他人的肯定，容易受舆论、时尚、机遇等外界因素支配，所以，古来贤哲多主张不要太看重名声，而应把自己所可支配的真才真德放在首位。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就是这个意思。亚里士多德和霍布斯都认为，爱名声之心在青少年身上值得提倡，尚可激励他们上进，对于成年人就不适合了。一个成熟的作家理应把眼光投向事情的本质方面，以作品本身而不是作品所带来的声誉为其创作的真正报酬。热衷于名声，哪怕自以为追求的是真实的`名声，也仍然是一种虚荣，结果必然受名声支配，进而受舆论支配，败坏自己的个性和风格。
名声还有一个坏处，就是带来吵闹和麻烦。风景一成名胜，便游人纷至，人出名也如此。”树大招风“，名人是难得安宁的。笛卡儿说他痛恨名声，因为名声夺走了他最珍爱的精神的宁静。我们常常听到大小知名作家抱怨文债如山，也常常读到他们还债的文字贫乏无味如白开水。犹如一口已被汲干的名泉，仍然源源不断地供应名牌泉水，商标下能有多少真货呢?
名声如同财产，只是身外之物。由于舆论和时尚多变，它比财产更不可靠。但丁说：”世间的名，只是一阵风。“莎士比亚把名声譬作水面上的涟漪，无论它如何扩大，最后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马可·奥勒留以看破红尘的口吻劝导我们：”也许对于所谓名声的愿望要折磨你，那么，看一看一切事物是多么快地被忘却，看一看过去和未来的无限时间的混沌;看一看赞扬的空洞，看一看那些装作给出赞扬的人们的判断之多变和贫乏，以及赞扬所被限定的范围的狭隘，如此使你终于安静吧。“据普鲁塔克记载，西塞罗是一个热衷于名声的人，但是连他也感觉到了名声的虚幻。他在外省从政期间，政绩卓著，自以为一定誉满罗马。回到罗马，遇见一位政界朋友，便兴冲冲打听人们的反响，那朋友却问他：”这一阵子你呆在哪里?“
在有的哲学家看来，关心身后名声更加可笑。马可·奥勒留说，其可笑程度正和关心自己出生之前的名声一样，因为两者都是期望得到自己从未见过且永远不可能见到的人的赞扬。帕斯卡尔也说：”我们是如此狂妄，以至于想要为全世界所知，甚至为我们不复存在以后的来者所知;我们又是如此虚荣，以至于我们周围的五六个人的尊敬就会使我们欢喜和满意了。“
中国文人历来把文章看作”不朽之盛事“，幻想借”立言“流芳百世。还是杜甫想得开：”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我也认为身后名声是不值得企望的。一个作家决心要写出传世之作，无非是表明他在艺术上有很认真的追求。奥古斯丁说，不朽是”只有上帝才能赐予的荣誉“。对作家来说，他的艺术良知即他的上帝，所谓传世之作就是他的艺术良知所认可的作品。我一定要写出我最好的作品，至于事实上我的作品能否留传下去，就不是我所能求得，更不是我所应该操心的了。因为当我不复存在之时，世上一切事情都不再和我有关，包括我的名声这么一件区区小事。
死亡与精神之旅 周国平的散文《灵魂只能独行》，封面是一幅简洁至极的水墨画，颇有“由之而来，向之归去”的凛然风度，又有那种淡然之美，却在内包含了太多丰富。如他所说，“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大抵如此。我们作为有灵魂存在的生物，独有一种伟大和悲壮尽在于内。灵魂的归宿是天堂，但周国平是这样解释的： “天堂是人的仰望。仰望并不是一个处所，而是在路上。” 这样的句子背后是一颗颗强大无比的灵魂，一种强大的支撑的力量迫使我们不再绝望消极地面对死亡。我们化为无数尘埃在宇宙中孤独地遥望着，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就是我们的归宿，那是一种暖意。暖意的背后是一份更深的怀疑与思考，接着相信。于是死亡的路程感与归属感不必强求，死亡的安宁也成为一种信仰。信仰就是愿意相信。人的精神状态有两种，当它登高俯视尘世时，他看到限制的必然，产生达观的认识和超脱的心情，这是智慧。当它站在尘世仰望天空时，它因永恒的缺陷而向往完满，因肉身的限制而寻求超越，这便是信仰了。而从懵懂的绝望到现在的怀疑和相信的交织，这就是信仰之路。周国平这样评价死亡，竟让之成为一种信仰。于我而言，在享受周国平散文中的睿智和哲思中时，读到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那是真正的精神之旅，有考验，也有福利，让你不得不带着一种对精神的信仰而欣赏或批判。进行一次精神之旅，对于历史的解读和对于现实的关注让我进入一种错觉：“好像自己生活的时代总是存在很多问题，世风日下。”或许是对个人的精神之旅太过悲观，去读那些或激昂或带有各种情绪的杂文或散文，那种层层阻碍的感觉让自己直达不了精神的最深处。再读后，发现人类的精神旅程一直在向前，从未断绝，只是当自己被情绪或某种情结包裹后很难逃脱，很难客观地看到真相。这样便全释然了，精神的关注点开始转向独善其身。有时读到“守望者”一词便觉得非常适用于这样的人。“守望者”，恰是对能对事物怀有一份距离感的人的最高评价，他们能有精神之痛，会关注一举一动，会为世事沧桑、社会变革而唏嘘，但他们有对社会持完全批判态度的人们远远不及的一点：独善其身。他们懂得精神之旅的最高境界不是苛责旁人变得有多美好，而是自己能否升华怜悯转而直抵人生智慧之顶。除去情绪的枷锁，不再看到过分的不公这是蜕变的升华，还是退化的单纯？不得而知。不过对于心的境界，“丰富的单纯”向来是蜕变了，它摒弃了精神上的重重束缚，只要求律己，淡化了其他的渴望，我们本能的受一切心灵事物的指引而越发丰富起来。罗曼罗兰如斯言之：“这里无所谓精神的死亡和新生，因为它的光明从未消失，它只是熄隐了又在别处重新闪耀了而已。”于是周国平的“灵魂”散文中两个重大命题得以在另一学者笔下重现；精神的“死亡”永远在路上，看似孤独的精神只要把控自我“方向”便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之泯灭。江苏省姜堰中学高一（16）班 卞郡菁
油画、水彩画是外来艺术，尤其是水彩画，它是西方最早进入中国的画种。中国传统绘画在形式与技法上出现过胶彩画和墨彩画两大主流体系。前者以胶绘彩，题材取自生活环境与现实场景，造型严谨、工笔细绘、层层敷染、设色典雅、绚烂瑰丽而富有变化。墨彩画重视写意水墨，使墨如彩。两者材质不同，但艺术的内涵目标都以追求“气韵生动”为最高境界。胶彩画在我国自汉唐以降，融入了印度与西域的某些特点，形成了中国画的一大特色。毫无疑问，在薛国平先生的画作中，可见他自觉地吸收着中国传统绘画的滋养，同时又认真地消化着外来画种的技巧技法，两者互补，相得益彰。
薛国平先生长期担任舞台美术设计，置身于光、声、色的绚烂舞台与热闹喧哗的环境之中。他对信息的接收与转换，对美感经验的累积与演练都有别于其他艺术家的接受力与敏感度，因此他对视觉美感的探究与追求，在诉诸于平面绘画的创作时，有其独到的理解和诠释。
薛国平，二级舞美设计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舞台美术家学会会员、福建省水彩画会副会长、莆田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现供职于莆田市艺术研究所
吝啬者对于财产的任何支出都会感觉到一种近于生理性质的痛苦，这几乎是他的一种本能，他再富裕也难以克服这种本能。因此，财产不但不能给他带来真正的快乐，相反，财产越多，支出的机会也越多，他反而感觉到了更多的痛苦。
同样的财产损失，对不同的人的伤害是不同的。在有一些人，只要不危及正常的生活，他们就很容易轻忘，不会挂在心上。在那些重财的人，却会念念不忘，不断在心里计算自己的损失，于是一遍遍地重复品尝财产损失的痛苦，把那痛苦扩大了许多倍。
人的吝啬之心只有一把小尺子，它面对大价钱往往无能为力，却偏喜欢在小价钱上斤斤计较。因此，即使一个从来大方的人，在菜市场上也难免会讨价还价。
对己节俭、对人吝啬的人是守财奴，对己挥霍、对人吝啬的人是利己主义者，对己挥霍、对人慷慨的人是豪侠，对己节俭、对人慷慨的人是圣徒。
某人买衣服，因为不同尺寸的衣服价格都一样，他怕吃亏，总是买最大尺寸的，结果收藏了一大堆过大而不能穿的衣服。
一个仗义施财的()人，如果他被窃，仍然会感到不快。这不快不是来自损失本身，而是来自他的损失缺乏一个正当的理由。可见人是一种把理由看得比事情本身更重要的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