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资医疗机构对国内医疗事业的影响(精选10篇)
一、当前吐鲁番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现状及分析
吐鲁番市自实施“十二五”规划以来,社会事业发展有序推进,尤其是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正逐步完善,县、乡、村疾病预防控制网络体系基本健全,传染病监督体系不断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基础牢靠。
2013年以来,吐鲁番市确定了夯实“一个基础”、打造“三大版本”、建设“五个吐鲁番”的发展战略,作为南、北疆的枢纽中心和“大客厅”,医疗服务业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契机。一是近年来,吐鲁番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不断提升,为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能够打造一批具有一定特色的基层医疗机构。二是地理区位和旅游业方面的优势和发展前景广阔,促进和引导医疗资源合理配置,能够为各族群众提供高质量、高水准的医疗保健服务业。三是医改的纵深推进为医疗机构发展指明了方向,进一步完善了医疗服务体系,对现有医疗卫生进行充分利用和优化配置资源,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促进了吐鲁番市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全方位发展。
二、当前吐鲁番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1、居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呈现多样化
近年来,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的防治形势日趋严峻,艾滋病、结核病、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的医疗救治水平亟待提高;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任务十分艰巨。另外,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剧,老年疾病的预防、保健和康复体系亟待完善;儿童和妇女保健工作作为提高我国人口素质的重要保障,也亟待加强。
2、医疗资源城乡之间分布不协调
城乡医疗卫生条件有限,医疗救治能力有待加强和改善,各项医疗卫生指标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标准相比,还存在一些指标尚未达标,而且城乡差距悬殊,医疗机构技术水平、医疗设备、医疗人才驻村等问题更显突出,造成病人流向不合理,城市医院人满为患,许多基层医疗机构业务量长期不饱和。
3、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不到位
乡镇、村卫生网络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少数乡镇卫生院基础设施较差,服务能力较低,不能满足当地农村群众就医需求。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不足,食品药品监管制度有待改进,村卫生室公共卫生职能发挥不够,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亟待完善。
4、医疗机构投资渠道单一
国有公立医院仍占绝对主体地位,民营医疗机构数量虽不少,但级别低,规模小,没有形成具有一定规模、诊疗科目齐全、服务质量高的高级别综合医院,基层医疗卫生建设有待加强,缺乏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医疗服务市场公平有序的多元化竞争格局尚未形成。
5、医院分级分类配置模糊
病人就医理念需要引导转变,常见病、多发病过度集中于大医院就诊,有限的医疗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部分医院过分追求经济效益,淡化了公益性质,忽视了医疗保健服务网络的功能定位,没有合理配置分级分类的医疗卫生设施建设规划。
6、技术人员结构不合理
城市卫技人员高、中级人员比重偏大,初级人员比例较少,但又缺乏拔尖人才和学科带头人,不利于医院持续发展的要求;乡镇卫生院人员和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素质普遍较低,中、高级人才匮乏,设备少、技术不配套、功能服务不到位;个别乡镇卫生院医护人员严重不足,影响了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
7、信息化和服务文化建设有待加强
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欠缺信息化建设,没有可靠的信息化体系,管理水平落后,电子病历等数字化医疗服务尚未形成。部分医院过分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工作中未能做到一切以病人为中心,服务宗旨意识有待提高,服务中语言、行为有待进一步规范,医德医风和医院文化建设有待加强。
三、对促进吐鲁番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若干建议
1、建立多样化医疗服务体系
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加快推进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建设。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覆盖城乡的多样养老服务体系,促进养老服务与医疗康复、文化教育、家庭服务、旅游休闲等相关领域互动发展,完善高龄老年人补贴和免费体检政策,满足老年人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加快推进全市中心医院建设,完善民族医药事业发展政策和机制,加快发展全市沙疗事业,确保全市医疗中心临床学科功能完整。积极支持孤儿院、养老院、文化站、农贸市场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扩展社会福利制度受惠范围,推动社会福利制度体系由补缺性向适度普惠性转变。
2、统筹城乡资源,协调医疗资源
统筹城乡资源,开展乡镇卫生院改扩建项目,改善城乡医疗卫生条件,增强医疗救治能力,提高公共卫生服务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完善巡诊制度,鼓励优秀医务人才定期入乡入村开展巡诊工作,促进各族人民健康水平得到提高,主要健康指标达到中上水平。
3、健全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建立城市医院支持社区卫生服务长效机制。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健全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系统,提高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和重大疾病防控机制。加强食品药品检验检测能力建设和安全监管,大力推进卫生监督工作。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健康教育工作,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提高城乡医疗服务水平,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
4、拓宽投资渠道,大力发展“PPP”模式
促进医疗机构根据不同的功能定位有序发展,合理布局和配置医疗卫生资源。提升以市人民(民族)医院为主的全市医疗机构的综合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强临床重点特色专科建设,重点专科创建机制逐步完善;完成传染病、精神卫生、妇幼保健等专科设施的建设,服务功能得到强化;加强中医民族医药服务能力,促进中医药适宜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加大对乡镇卫生院的建设投入,确保乡镇卫生院人员、设施、经费到位,切实提高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建立完善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形成基本设置达到国家规定标准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促进多元化办医格局基本形成,争取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所提供的医疗服务份额占达到总量的20-25%。大力发展PPP模式,为医疗卫生事业提供资金支持。
5、制定医疗卫生设施分级分类配置规划
根据各城镇地位及发展状况,制定医疗卫生设施分级分类配置规划。医疗卫生设施规划按照“合理配置”的原则将地区城镇按地区中心、地区副中心、中心乡镇、一般乡镇分为四个等级,按照等级划分,完善吐鲁番市医院功能分级。
资料来源:吐鲁番市发改委城市规划
6、加大医疗卫生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
加强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注重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和乡村医生以及卫生管理人才的培养,制定有利于人才培养使用的政策措施,发挥湖南省对口援疆优质医学教育资源优势,加大双向培训力度,以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突出全科医生和防疫人员的培养,加强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村卫生室从业人员的在岗培训。加大公共卫生服务机构技术骨干培训力度,提升基层公共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业务能力。
7、加强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提升服务文化内涵
加强医疗机构卫生信息化建设,建立功能比较完备、网络畅通、应用全面、资源共享、统一平台、统一标准、互联互通、系统安全可靠的信息化体系,适应公立医院改革和发展要求。加快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院信息化建设,推广医院管理信息系统,提升医院信息化管理水平,实现医疗服务数字化。加强精神文明和医德医风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白求恩精神,构建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文化内涵。
摘要:当前吐鲁番面临着医疗资源配置、结构调整、体制改革的多重考验,居民多样化需求、医疗体系建设不到位等因素制约着吐鲁番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采取建立多样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有助于促进当前吐鲁番市卫生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医疗卫生,服务,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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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医疗保险与医疗服务利用的相关文献,对医疗服务利用的理论框架和影响因素进行综述,并概括阐述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对完善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充分发挥医疗保险的作用,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医疗保险;医疗服务利用;影响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6.06.065
1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也逐渐提高,医疗卫生资源的有限性和人们对于健康追求的无限性的矛盾也日益体现,看病难、看病贵逐渐成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一大难题。自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加快建立包括医疗保障在内的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后,我国分别于1997年和2003年建立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将城镇职工和农民纳入了基本医疗保障范围。但截至2007年,我国城镇非从业居民尚处在国家层面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之外,成为医疗保障缺失的夹心层。为了实现全民医保的战略目标,2007年,国家建立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填补了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的空洞,至此,我国三大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形成,人们的参保率也不断提高,据卫生部统计,2015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率高达95%。
随着基本医疗保险的全民覆盖,其对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也备受关注。医疗保险作为一种风险分担机制,能降低就医经济门槛,其最终的目的是改善人们医疗服务利用的可及性从而促进健康。Grosssman(1972)提出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医疗服务与健康是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人们对于健康的需求会引发医疗服务需求,因此,研究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对于更好的发挥医疗保险促进人们健康的作用有重大意义。
本文旨在对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利用进行文献综述,文章的框架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阐述医疗服务利用研究的影响因素;第三部分阐述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第四部分是总结。
2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时,基本以社会学家Andersen在1973年建立的医疗服务利用行为模型为框架来进行分析。Andersen医疗服务利用模型奠定了医疗服务利用研究的理论性框架,它将个人医疗服务利用和情境因素结合在一起,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该模型将影响医疗服务利用的因素分为先决因素、使能因素和致需因素三大类。第一类先决因素又由“生物特征”、“社会特征”、“环境因素”三方面构成。“生物特征”主要指样本的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因素,“社会特征”包含样本的婚姻状况、职业、受教育程度等,“环境因素”主要指人口和社会构成,如城乡等,相同环境因素的人一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文化观。第二类使能因素主要指个人使用收入和财富、资源等进行医疗服务利用的能力,如工资收入、资产状况、医疗保险、距离医院的距离、医院的规模、医生的服务水平等。第三类致需因素是个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之间的区分和评价的需要,即人们对自身健康状况的感知和判断。
在此理论框架下,国内外学者就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多数研究集中在使能因素方面。关于使能因素,现有研究主要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围绕收入、家庭资产状况等经济因素对医疗服务利用行为进行研究;二是围绕有无医保、医疗机构的数量和远近等医疗服务可及性因素来研究其对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在经济因素方面,封进和秦蓓(2006)的研究发现,收入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种路径影响农村居民的医疗服务利用。收入是影响医疗服务利用的显著因素,收入的增长会促进人们的医疗服务利用(顾卫兵和张东刚,2008)。Newhouse(1977)的研究表明,收入可以解释90%的医疗费用变化。在医疗服务可及性方面,周钦和刘国恩(2015),周钦等(2013),Zhong(2011)研究了医保结算方式对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Zhong(2011)发现医保的实时结算节约了患者的时间成本,让患者及时感受到医疗成本的下降,增加了其医疗服务利用的便利度。随后,周钦等(2013)就医保垫付制度对于农民工人群的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做了研究,研究发现,医保垫付制度降低了农民工常规性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之后,周钦和刘国恩(2015)的研究同样发现,在医保垫付制度设计下,个人面临的信贷约束和预算约束较大,无法获得最优的医疗服务利用水平,其实际的医疗服务利用低于实时结算人群。医保垫付制度抑制了经济有限的人的医疗服务需求。
3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
医疗服务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具有不确定性和可能引发诱导性消费等特点,因此作为风险共担机制的医疗保险可能会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问题。目前国内外研究对于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主要分为两大观点,一是医疗保险通过降低医疗服务利用的经济门槛和医疗支出负担,增加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从而释放了人们合理的医疗需求,促进了人们的医疗服务利用行为进而促进健康(Yip etal.,2012;周钦和刘国恩,2015;张丽和童星,2014;刘国恩等,2011);二是由于医疗保险承担了部分医疗支出,可能引发道德风险,导致医疗服务利用过度,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黄枫和甘犁,2010;胡宏伟等,2015)。
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胡静(2015)采用CHARLS 2011年的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医疗保险对不同收入老年群体健康和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研究表明医疗保险能显著降低相对贫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能力受损和操作性日常生活能力受损,同时,提高其诸如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确诊率。张丽和童星(2014)同样采用CHARLS 2011年的数据,发现医保对老年农村居民的住院利用概率有显著影响,但对其住院支出无显著影响。刘国恩等(2011)采用2005年中国老年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库(CLHLS)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医疗保险不仅提高了老年人及时就医的概率,且显著降低了其家庭医疗支出,但对其就医选择行为无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城镇医保和公费医疗的作用较其他保险类型更为显著。
拥有医疗保险有利于满足医疗服务需求,从而促进健康,反之,没有医疗保险可能导致医疗服务消费不足,进而导致健康水平的下降。Baker et al.(2001)发现没有医疗保险妨碍了人们对医疗服务的获取,相对没有医疗保险的患者,有医疗保险的患者更容易接受医生推荐的治疗方案,即使疾病较为严重也是如此。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群进行体检,或者使用一些预防性医疗服务如癌症筛查、注射疫苗等的概率更低(Aya-nian et al,2000);往往更可能忽视自己的高血压和高胆固醇等症状,使得慢性病的确诊率更低(Wilper et al.,2009b);由于治疗不及时、较差的健康素养等导致在创伤后的死亡率更高(Rosen et al,2009);接受住院的概率更低,一旦住院后的医疗服务支出更高(赵绍阳等,2013)。
4结语
医疗改革是保障民生之要。自1998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以来, 我国相继实施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城乡医疗救助保险制度, 基本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多层次医疗保险体系。截至2011年底, 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已达25226万人, 是2000年底水平的6.27倍;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22066万人, 是2007年底水平的5.14倍;新农合参保人数为8.32亿人, 是2004年底水平的10.4倍。 可见, 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享受到了社会医疗保障服务。
医疗保障制度逐步完善的同时, 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也逐年增长。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医疗保健支出分别达968.98元和436.75元, 分别占生活消费支出的6.39% 和8.37%, 而1990年水平仅分别为1.54% 和3.25%。2011年, 综合医院门诊病人人均医药费为186.1元, 出院病人人均医药费7027.7元, 分别为1990年水平的17.1倍和14.8倍, 而期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仅分别增长14.44倍和10.17倍。可见, 医疗改革对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影响很难通过医疗保健支出、医药费支出等数据直观做出判断。因此, 选取合适方法测算医疗改革对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截至目前, 学术界对居民医疗消费行为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David E. Sahn和Stephen D.Younger通过对1993年坦桑尼亚农村居民人力资源开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证实影响居民医疗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医疗质量、医疗价格及自身的健康状况等。H.naci mocan等 (2004) 通过微观调查数据研究中国城镇居民的医疗消费行为, 认为家庭特征和工作条件是影响居民医疗消费的主要因素。 Randall.ellis和Germane m.mwabu (2004) 采用Nest Logit模型分析肯尼亚的家庭调查数据, 证实居民收入是影响医疗消费的主要因素。Edi karni (2008) 基于消费效用函数提出不确定性条件下居民医疗消费行为理论。
国内对居民医疗消费行为研究的学者也比较多。 林相森、舒元 (2007) 采用Logit模型对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0年调查数据做实证分析, 证实收入水平是影响居民医疗支出的主要因素。顾卫兵、张东刚 (2008) 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1985- 2005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证实城乡居民收入与医疗保健支出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廖翔、柯国梁 (2009) 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分析中国1989-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个人医疗卫生现金支出两个指标, 证实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刘旭宁 (2011) 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中国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支出行为, 证实收入水平和医疗消费结构对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产生重要影响。王超 (2011) 通过对中国1978-2007年城乡居民相关数据的研究, 证实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是决定医疗保健支出的重要因素。
可见, 目前学术界对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实证研究很少考虑医疗改革这一外生变量的影响。本文采用虚拟变量方法, 将医疗改革这一政策因素引入到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模型中, 并通过面板数据模型方法对中国29个省/ 直辖市 (不含重庆和西藏) 城乡居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二、 指标、数据及单位根检验
对于指标、数据及单位根检验的分析, 具体如下。
(一) 指标和数据
影响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因素有很多, 如居民收入、医疗保障水平、医疗服务价格及居民健康状况等众多因素。由于本文主要目的是研究医疗改革前后居民医疗保健支出行为的差异, 故只选择医疗改革、居民收入和医疗保健支出三个变量。
1.医疗改革
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主要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分别于1998年、2003年和2007年开始实施。其中, 1998年12月, 国务院颁布实施《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2003年1月, 卫生部、财政部和农业部联合颁布实施《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2007年7月, 国务院颁布实施《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1。因此, 本文将城镇居民享受的医疗保障划分为三个阶段:1998年之前、1998-2006年、 2006年至今;农村居民享受的医疗保障划分为两个阶段:2003年之前及2003年至今。根据划分的时间段, 本文构建三个虚拟变量D1、D2和D3:
2.居民收入和医疗保健支出
居民收入 (x) 选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两个指标;医疗保健支出 (y) 选用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两个指标。数据范围为1991-2011年, 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及山西等29个省/ 直辖市 (不含西藏和重庆) , 其中农村居民的数据范围为1993- 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数据分别根据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成以1990年为基期的实际数据;医疗保健支出根据医疗价格指数调整成以1990年为基期的实际数据。所有的数据都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整理而得。
(二) 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面板数据模型的虚假回归问题, 有必要对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最早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的是Bhargava等 (Bhargava et al, 1982) 。他们利用修正的DW统计量提出了一种可以检验固定效应动态模型残差是否为随机游走的方法。 Abuaf & Jorion (1990) 基于SUR回归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模型, 提出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 —— SUR-DF检验。Levin and Lin (1993) 建立的LLC法也是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的早期版本。 2003年Im、Pesaran和Shin考虑异方差和残差自相关问题, 建立了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的W检验。 为了避免单一方法可能存在的缺陷, 本文选择用Levin, Lin &Chu检验、Im, Pesaran and Shin W-stat检验、ADF- Fisher Chi-square检验和PP - Fisher Chi-square检验。
采用Eviews5.0软件对城乡居民收入、医疗保健支出的对数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结果见表1。检验结果显示, 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下, 城乡居民收入、 医疗保健支出的对数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符合回归模型对序列的基本要求。
三、 模型构建及实证分析
模型构建及实证分析如下。
(一) 模型构建
面板数据综合了时间序列和横截面两方面的信息, 使用面板数据建立模型至少有四个突出优点: 一是可以解决样本容量不足的问题;二是可以减弱多重共线性;三是可以解决时间序列数据协整检验的小样本问题;四是对于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能得到参数的一致估计量。
面板数据模型主要包括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考虑到各省/ 直辖市在政策实施及居民消费行为上有许多不同, 故本文不把截面单元看成是来自同一总体的样本, 而选择混合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 (Cheng Hsiao, 2005) 。
注 :ln 表示对序列取对数 ;C 为截距 ;T 为趋势 ;括号中的值为 P 值 ; * 表示在 10% 水平下显著, ** 表示在 5% 水平下显著, *** 表示在 1% 水 (以下同) 。
根据面板数据模型的一般形式, 特构建包含虚拟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城镇:
农村:
其中, Y表示人均医疗保健支出;X表示人均收入 (城镇居民为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为人均纯收入) ;i=1, ···29, 分别表示选择的29个省/ 直辖市 (不含重庆和西藏地区) ;μt和νt都为随机扰动项;αi和θi表示模型中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 如果个体截距项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则应选取混合回归模型。影响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因素虽然还有医疗价格、健康状况等, 但本文认为这些省略的重要因素和当前解释变量居民收入不相关, 即认为构建的模型理论上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二) 模型估计
利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 (1) 和模型 (2) 进行估计, 结果见表2和表3。
由于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不能简单的通过R2、t值等统计量进行比较, 而应采用无约束模型和有约束模型回归残差平方和之比构造F统计量的推断方法, 检验方法如下:
原假设H0:模型中不同个体的截距相同 (真实模型为混合回归模型) ;
备择假设H1:模型中不同个体的截距项不同 (真实模型为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
在原假设H0下, 构建F统计量:
其中, RSSr表示约束模型, 即混合回归模型的残差平方和; RSSu表示非约束模型, 即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的残差平方和; N为截面单元个数;K为解释变量个数。
根据表2中的残差平方和数据, 可计算城乡面板数据模型对应的F值分别为28.32和42.38, 都明显大于5% 水平临界值 (F0.05 (28, 546) =1.497, F0.05 (28, 490) =1.499) , 则认为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更合理。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对数的总离差分别有93% 和95%, 可由对应的回归模型做出解释;对数居民收入In X对应的t值都显著大于5% 水平临界值, 则证实居民收入对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有着显著影响; 虚拟变量D和交互乘积项DIn X对应的t值也都显著大于5% 水平临界值, 则证实不同阶段居民医疗保健支出行为的差异性比较明显, 即不同医疗保险发展阶段下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收入弹性存在显著差异。由于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DW分别为0.88和0.95, 处于正自相关的范围, 模型依然存在虚假回归的嫌疑。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 (检验模型不含截距和趋势项) , 结果见表4。可见, 残差是平稳序列, 模型的构建是合理的, 居民收入和医疗保健支出之间存在变结构的均衡关系。
注:括号中的值为t值。
通过整理, 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式分别为:
城镇:
农村:
由于αi和θi分别表示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模型中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 将 αi和θi与地区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构建散点图 (见图1和图2) , 可见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即居民收入水平较高地区, 医疗保障水平也较高, 人们相对医疗负担也比较低。
估计结果表明:
第一, 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 医疗消费也逐年上升。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收入弹性都显著的大于0, 即表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 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水平也逐年增加。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 居民医疗保健意识也逐步增强。正如曹秀玲 (2005) 所说的, 居民的医疗保健消费心理已有过去的“小病忍一忍, 中病等一等, 大病急死人”逐步调整现在的 “有病就医, 无病保健”。
第二, 医疗改革对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产生了显著影响。对于城镇居民来说,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后, 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收入弹性从1.97下降为1.77;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后, 该弹性系数又进一步下降到1.44。对于农村居民来说,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后, 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收入弹性从1.62下降为1.56。即可证明医疗保障制度的实施, 有效的降低了居民的医疗负担。医疗改革这一外生变量的影响, 使得居民收入和医疗保健支出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均衡关系, 即存在变结构的协整关系。
第三, 各地区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行为差异比较明显。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的截距项呈现个体在截距上的差异, 结合地区居民收入分析这些个体差异, 可以明显的看出:居民收入水平较高地区, 医疗保障水平也较高, 人们相对医疗负担也比较低。
四、 结论
本文利用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方法, 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次重大医疗改革对我国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医疗改革背景下,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医疗保健支出之间存在变结构的均衡关系。每项医疗保险制度实施后, 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收入弹性都呈显著下降趋势。
虽然从医疗保健支出的历史数据可以看出城乡居民的医疗负担似乎有所增加, 但这并不和“医疗保障的实施有效降低了居民的医疗负担”这一论点相驳。如上所述, 影响居民医疗保健支出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是医疗服务价格。目前, 利益驱使医疗服务机构不仅通过诱导需求提供过量医疗服务, 还通过推销高价药品、盲目使用高价的医疗服务器材等途径来获得收入。另外, 为了获取更多的收入, 医疗服务机构之间竞争加强, 直接导致高端医疗设备的盲目引进, 以及医疗服务体系的布局向富裕群体倾斜, 进而导致医疗服务的资源可及性降低。
因此, 要真正降低居民的医疗负担, 除了在医疗保险实施上扩大保障范围、提升保障水平外, 更需加强对医院、医药供应商等产业链条的监控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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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广告 医患纠纷 医患关系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市场化的深入,国营医疗机构的转型改制、民营医疗机构的兴起,医疗广告成为了各医疗机构参与激烈竞争的有力武器。医疗广告是指利用各种媒介或者形式直接或间接介绍医疗机构或医疗服务的广告。①医疗广告的使命本应是为患者提供医疗信息、就医指南等,但各医疗机构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而发布夸张失实的虚假医疗广告已经成为常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官方网站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仅2010年第一季度,全国查处的违法药品广告就已达到1.84万次,违法医疗器械广告3110次、违法保健食品广告1.83万次。②
一、虚假医疗广告对医患关系的影响
“患者刀砍医生”、“医院医生集体下跪致歉患者”、“女医生不堪医疗纠纷服毒自杀”“医生为防医闹而戴钢盔”……近年来,各地医患纠纷屡屡发生,职业“医闹”队伍出现,医患关系十分紧张。著名医史学家亨利?西格里斯曾经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员,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的多方面关系。医方和患者本该是一对互相协作、目标统一的“利益共同体”,也是最应该互相信任的两个群体,如今却变成敌对双方。虚假医疗广告与医患关系紧张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
1、广告中不对称的医疗信息导致了患者过高的期待
医疗广告的夸张失实表现为广告信息的不对称,虚假医疗广告的表现形式包括:夸大疗效、谎报医疗专家资质、聘请“医托”代言、低价诱惑患者、隐瞒真实价格等。这些医疗广告夸大了医疗机构的治疗水平,隐瞒了治疗期间的间接费用,使缺乏医疗常识的患者对医疗机构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如果就医之后的效果并非广告中那样明显,或者就诊途中突然出现额外的医疗费用,就会使患者产生认知失调。患者并不会责怪失实的医疗广告,而是直接把错误归咎于医生的无能和不负责任,从而埋下了对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的不满情绪。
2、虚假医疗广告泛滥,使一些医院丧失公众信任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2245人参加)显示,76.7%的人认为当前虚假医疗广告非常多,52.1%的人表示在看病、买药时会受到广告的影响,66.2%的人表示,自己或家人曾因听信虚假医疗广告而被骗。③这项数据反应出公众对当前医疗广告的极度不信任,以及虚假医疗广告对多数受众造成了损害的事实。因为虚假广告受骗的患者,必然会在心里留下阴影从而失去了对医院和医生的信任。因而在医患纠纷报道中,舆论自然会倒向患者一方,而这种舆论倾向又会进一步加大公众对医生和医疗机构的敌对情绪。
3、虚假医疗广告助长了医疗圈的浮躁
虚假医疗广告针对患者的焦虑心理,虚假承诺,夸大医疗水平,在短期内迅速发挥广告效果,招揽顾客。诸多医疗机构发布虚假广告后尝到了甜头,更加重视对广告的投入而忽略了自身医疗水平的提高,助长了整个医疗圈的急功近利之风。例如修正药业的代言人孙红雷两年的代言费就高达数百万元。其一个月广告投入就达3亿元,可为了节约成本甚至不惜使用“毒胶囊”。大量的医疗广告无形中抬高了医疗成本,医疗机构转而设法削减主营业务成本,这种舍本逐末的结果就是,整个医疗圈的作风不正,消费者利益受损。
二、整顿虚假医疗广告,重建和谐医患关系
医疗机构迷信广告效应,患者迷信医疗广告,医患关系就在这种资金投入的错位和期待的错位中不断恶化。“我国广告立法的可执行力很差。医疗广告链条上,卫生部门的源头监管不到位、广告主逐利忘义、媒体受利益趋动推波助澜,每个环节都有问题,工商部门取证难、认定难,事后监管难度很大,认真了反而惹麻烦。所以,尽管一次次地集中整治,行政罚款率、曝光率逐年上升,但还是不足以遏制某些医院对高额利润的疯狂追逐。打击乏力,以罚代刑,违法成本过低,不能形成有效震慑。”浙江大学广告研究中心主任胡晓云说。④因此,为了抵制虚假医疗广告,缓解医患之间的紧张气氛,政府、社会、媒体、医生和患者都应该积极参与监督和管理。
1、加强医疗广告的监督力度,从根本上杜绝虚假医疗广告
《医疗广告管理办法》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医疗广告的监督管理。卫生行政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负责医疗广告的审查,并对医疗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医疗广告内容涉嫌虚假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根据需要会同卫生行政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作出认定。这种管理体制容易造成虚假医疗广告出台容易查处难的现象。建议增设卫生部门对虚假医疗广告的处罚权力,加大对虚假广告发布者、经营者和广告主的处罚力度。应在《医疗广告管理办法》中对虚假医疗广告的定义和范围做出规范,为管理方提供判断参考。
2、普及医疗常识,提高公众媒介素养,加强社会监管
虚假医疗广告之所以能够屡试不爽,与公众缺乏医疗常识和媒介素养,容易迷信医疗广告有很大关系。很多医疗广告利用明星效应,诱骗消费者。他们选择形象正面,对消费者有积极影响的明星来做代言人,消费者把对明星的喜爱转变成对其代言产品的信任。加上公众缺乏医疗常识,因此容易受到医疗广告的蛊惑。为改善这种局面,建议卫生部通过多种渠道普及医疗常识,宣传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公众媒介素养,发布公益广告,杜绝虚假医疗广告。
3、加强对媒体的监管,使其慎重发布医疗广告,客观报道医患纠纷
媒体作为医疗广告的发布者,在虚假医疗广告泛滥、医患关系恶化的问题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从广告接受心理上来说,公众对医疗广告的信任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媒体权威性的认可。建议工商行政部门加强对医疗广告发布媒体的监管,一旦发现虚假医疗广告,除正常的行政处罚外,还应勒令发布媒体澄清事实,并向公众致歉。其次,媒体在报道医患纠纷时,往往倾向患者,而将舆论引导到医生或医疗机构的敌对方,因此建议媒体本着新闻专业主义的立场,客观公正地报道医患纠纷。
4、医疗机构着眼长远,分清本末
医疗机构的安身立命之本是自身的医疗水平,而非一时投机取巧的虚假广告。患者可能由于缺乏医疗常识而误信虚假医疗广告一次,但是医疗效果才是他们做出二次选择的理由。虚假医疗广告可以吸引陌生的患者,却无法培养忠实的消费者,久而久之必然会使医疗机构失去消费者的信任,遭到市场的淘汰。因此建议医疗机构着眼长远、分清本末,致力提高自身医疗水平,发布真实可靠的医疗广告,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医患交恶不仅使患者及家属的身心受到伤害,降低了医疗单位和医务人员的社会声誉,还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医疗广告作为医疗机构发布信息的方式,患者就医的参考,是医患双方沟通的重要桥梁。医疗广告好则可以提供详尽真实的医疗信息,为患者寻医问药提供可靠的参考,为医方培养忠实消费者;坏则虚假夸张,令患者蒙受损失,令医方成为人民公敌。医疗广告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医患关系的和谐与否。因此,净化医疗广告是重建和谐医患关系、维护正常医疗服务秩序、维护医患利益的必经之路,这需要政府、社会、媒体、医方和患方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①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卫生部:《第26号医疗广告管理办法》,2007
②《医疗广告向何处去?——医疗广告高峰论坛观点集萃》,《中国广告》,2006(11):144-152
③张维欣、黄冲,《76.7%的人认为当前虚假医疗广告非常多》,《中国青年报》,2012-1-31
④姚芃,《治理虚假医疗广告腰杆为何不硬》,《法制日报》,2006
(作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来自IDC分析师的报告显示,未来3年将是医疗行业下一代IT基础架构(包括网络架构、硬件架构和软件架构)确立的黄金时期,这期间将会出现多种形态的架构,孰优孰劣将会在3年后见分晓,获得市场认可的架构在“十三五”期间将会获得丰厚的市场回报。因为医疗行业信息化基础相对较差,没有老旧系统的羁绊,所以面向未来的、满足医疗卫生业务管理并且适合医疗卫生行业信息化建设和管理规律的架构将会赢得优势。
东软熙康与阿尔卑斯电气的合作无疑是看好了中国医疗卫生行业信息化这一黄金市场的发展前景。但是在医疗领域要想布局整个产业链根本不可能。“阿尔卑斯电气在生理信息采集传感器及相关电子设备领域的优势积淀需要二三十年,因此对东软熙康来说,与其合作是最好的模式。”东软熙康董事长兼CEO卢朝霞说。
医疗行业门槛高,IT解决方案提供商面对庞大的市场力不从心又心有不甘,这时抱团拼搏就成为最好的选择。但是核心技术专利、收益分成都是合资公司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我们的核心技术专利分配会按照双方对技术研发的贡献来决定,而合资公司的股份分配东软熙康占55%,阿尔卑斯电气占45%。”
另外,针对中国医疗市场,阿尔卑斯电气株式会社取締役臼居贤表示:“日本医疗健康管理的发展几乎与中国同步,相较日本中国市场庞大;但是对健康管理的重视上,中国民众还明显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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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参保患者就诊满意度差异进行了科学分析。研究发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者的就诊满意度最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者的满意度次之,城镇居民医保参保者满意度最低;影响参保人就诊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是报销水平和减负能力,同时文化程度和户籍类型也会影响参保患者的就诊满意度,参保者文化程度越高,就诊满意度越高,城市户口的参保患者较农村户口的参保患者就诊满意度更高。
关键词: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就诊满意度;影响因素
引言
从卫生服务的角度讲,满意度是指人们由于健康、疾病、生命质量等方面的要求而对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产生的某种期望,对所经历的医疗、保健服务比较后形成的情感状态的反映[1]。它是评价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实施效果的重要指标。在实际操作中,三种制度的参保对象就诊满意度存在明显的差异。本文旨在通过对镇江市不同参保对象的就诊满意度的调查,比较三种制度下参保患者就诊满意度的差异,分析其影响因素,为促进三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公平性提供一些意见或建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江苏省镇江市参保的就诊患者
1.2方法
1.2.1抽样方法
调查选取了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
1.2.2调查问卷
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1)个人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户口类型、职业、收入等;(2)就医行为现状,包括对就诊地点的选择、对医护人员的满意度、对医院环境的满意度、花费的医疗费用及满意度等。通过对就医行为现状的调查,筛选影响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了解居民卫生服务需求。(3)对参保制度的了解和评价:包括参加何种医疗保险、及对参保制度的意见等。由于三大医保报销比例、补偿方式的不同,居民所支付医药费的比例也各不相同,
造成不同参保居民对其参加的医疗保险的满意程度有差异。
以“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对就诊满意度的影响调查问卷”为基础设计本次调查问卷,采用匿名自填方式进行调查。
1.2.3统计分析
采用SPSS16.0软件完成数据统计分析,对数据分别进行卡方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95份,调查问卷有效回收率98.3%。从被调查者的性别构成来看,男性139人,占47.1%;女性156人,占52.9%。男:女为0.89:1。
从一般人口学特征上来看,295名被调查患者平均年龄为32.98岁,以31~45岁人最多。户口类型农村占38.6%,城市占61.4%。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其次是高中或中专,本科及以上。职业以机关事业单位为主,其次是农民。人均月收入主要在1601~4500元。见表1。
2.2参保患者就诊满意度差异分析
从问卷统计结果来看(如图表2),持满意态度的达到78%,持否定态度的仅占22%,参保患者总体就诊满意度较高,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实行的新一轮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带来的成效得到了参保群众的总体认可。但具体医保类型的就诊满意度不相同,其中参加城镇职工的患者就诊满意度最高,满意度达85.4%,其次是新农合制度,比例达 82.1%,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就诊相对较低,比例为71.4%。讨论差别是否有统计学意义,由表2对三种医保参保患者就诊满意度进行行×列表的x2检验,计算出x2值为5.606,得出P﹤0.05,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由此可知三种医保参保患者总体就诊满意度不全相等。
2.3患者个体特性对就诊满意度的影响
从问卷统计的结果来看,性别和年龄因素对就诊满意度影响不大,差别无统计学意义。文化程度影响参保患者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就诊满意度,调查显示文化程度越高的参保人员,就诊满意度越高,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初中及以下的参保患者就诊满意度仅为66.1%,高中专和大专文化程度的参保人员中,就诊满意度的比例为78.8% 和 77.6%,而在学历为本科及以上的参保人员中,这一比例则达到了87.5%。户口类型也对就诊满意度有一定的影响,差别有统计学意义。调查显示农村户口就诊满意度较城镇户口的参保患者就诊满意度较低,可能是跟他们参保的报销比例及自身支付能力较低有关。
2.4三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设计对就诊满意度的影响
从问卷分析的结果来看,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影响三种医疗保险制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筹资水平、报销比例、减负能力等方面。统计分析在对“您对您参加的医保的报销水平是否满意?”的回答中,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患者的满意度是82.4%,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患者的满意度是67%,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患者仅为71.1%,对“您对您参加的医保的减负能力是否满意?”的回答中,城镇职工的参保患者满意度为80.3%,城镇居民的参保患者满意度为69.6%,新农合的参保患者满意度为75.4%,三种制度在报销比例等方面差异最大,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充分说明三种制度设计的不同对不同参保患者就诊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
3、讨论
在对个体特性对就诊满意度的影响调查中发现,文化程度和户口类型影响有统计学意义。可能的解释是文化程度越高的参保人员较多的参加的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且收入水平相对比较稳定,对制度设计更加了解,他们对制度的预期比较符合自己的期望,因此在就诊时感觉医疗保险制度比较好的满足了他们的医疗需求,就诊满意度就相对较高。而文化程度较低的参保人员收入较少,较多的是农民和自由职业者,大多参加的是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且他们的支付能力相对较低,他们对制度的设计了解较少,在看病报销时,他们通常感觉起付线定得太高,封顶线又太低,医疗费用自我负担比例太高,因此他们在就诊时的满意度相对较低。
在对制度设计对就诊满意度的影响调查中发现,筹资水平、报销水平、减负能力等因素都对患者就诊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报销水平和减负能力。在报销水平上,3 种制度同样基于起付线、封顶线、补偿比的分段累退共保率的设计格局,都遵循保障补偿的三大目录,即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物目录、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范围以及基本医疗保险服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准。但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存在差异,城镇职工医保与城镇居民医保的三大目录一致,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明显高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农合自设的三大目录要窄于城镇医疗保险三大目录,且报销比例最低。因此,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保障程度和减负能力较其他两种制度较高,因而就诊满意度相对较高。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报销水平上都相对较低,就诊时报销少,自负医疗费较高,想对他们来说减负能力较低,使他们感受到看病时个人负担较重,导致他们的就诊满意度相对就比较低。
4、建议
从上文的研究中,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首先,文化程度与参保患者的就诊满意度成正比关系,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包括健康投资、教育投资、医疗投资)重要性以及向参保人员普及有关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知识的重要性。城市参保患者满意度较高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经济水平对满意度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中统筹协调好城乡发展至关重要,可以适当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医疗投入。其次,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三者的制度设计显著影响参保患者的就诊满意度,因此在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中应逐步提高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报销比例,协调三者的发展以缩小不同群体的医疗保险待遇的差异,促进社会公平。与此同时,还应逐步推进基本药品流通体制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切实减轻人民群众医疗负担,解决人民群众“看病贵”的问题。
5.结尾
本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首先,由于样本含量较小,代表性差。其次,文章仅从报销水平和减负能力、文化程度和户籍类型等方面阐述社会医疗保险对就诊满意度的影响,未能全面考虑到其影响因素。仍需进一步思考和探索,以不断的改进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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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路路,女(汉),河南人,江苏大学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专业2013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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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产业模式现代服务化
目前,国内真正有规模、高端的中医诊断场所并不多,名老专家的稀缺导致“一约难求”,中医药材“真假难辨”,也直接造成了目前很多市民 “看名中医难”、“鱼龙混杂”的尴尬局面。针对国内中医药产业冲刺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障碍,此前,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上海市政府也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上海市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意见》和《上海市进一步加快中医药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文件指出,实现我国医药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力发展中药产业。
2010年10月22日,恰逢世界传统医药日,沪上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高端人文中医馆——上海国医馆正式开幕。据了解,上海国医馆项目启动于2009年,是由上海市中医药学会和上海药谷共同发起,社会民间资本成为主力投资方,整个项目筹备耗时一年、斥资近千万元。此次上海市中医药协会在曙光、龙华、岳阳、市中、普陀等沪上中医名院的鼎力支持配合下,携手沪上近百名中医界各领域的学术泰斗、名老中医,为上海国医馆提供了强大的门诊专家资源,解决了此前很多地方中医诊所门诊专家人员不足的问题。
与以往中医门诊仅仅是诊断、配药的传统路线不同,国医馆在经营模式上有新的突破,其将传统的营运模式转化为符合时代进步需求的现代服务模式理念。据介绍,在依托百位名老中医和专家团队丰富的临床经验以及精湛的医疗技术的同时,国医馆通过电话、网络多渠道名医预约、一对一聊天式诊疗、全程导医服务、节气提醒、养生指导等充分体现了人性化的高端中医综合服务特征。诊疗过程充分、细致的沟通确保让每个就诊者充分了解自己的病情和疾病相关的知识;同时还有高素质护士全程陪同,为患者提供包括挂号、导诊、收费、配药、煎制、快递等在内的一条龙人性化服务。他们借鉴了一些优秀的高端西医院在服务上的成功经验,将它们与中医诊所的特色相结合,就形成了目前国医馆特有的经营模式,通过名医、名药以及星级化的服务上海。
目前,中医药产业面临较好的政策支持,国家对于中药产业的投入逐步加大,国家发改委日前表示,中医药产业化“十二五”投入将达到100亿元。另一方面,上海市政府也一直在推行“全面振兴、推进上海中医药发展”的政策精神,希望能传承和推广名老中医临床研究的学术成果,进一步缓解上海及长三角居民“看病难、看名院名医更难”的现状,通过结合中医的文化与西医的服务,形成全新的中医门诊经营体系,随着民间资本渗透进入医药行业,以上海中医馆为代表的中医产业模式或许只是一个开始。
移动医疗产业链日趋清晰
医疗服务业或将迎来新一轮民营资本投资高潮,随之而来的是更加开放的医疗服务市场。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一市场中将蕴涵更多机会,庞大医疗资源被激活。如今的人们都越来越关注医疗卫生质量的改善以及成本的降低,这使移动医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也更具吸引力。
据了解,移动医疗的范围非常宽,并且各种应用都还在持续不断地发展。目前,发展中国家在该领域的关键应用主要有:教育与通知、远程数据采集、远程监控、针对医疗工作者的交流与培训、疾病与流行病传播跟踪及诊断与治疗支持。就IT行业来说,随着3G无线通信技术在全球逐渐普及,遥感新技术的介入以及技术不断演进、速率不断提高,无线通信技术对移动医疗支撑已经不是问题。
在技术可行的基础上,就产业链上的经济效应来说,医疗卫生事业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发展前景和就业机会,它不仅能推动医药产业以及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更是我国未来的服务业之一。在新医改未来三年8500亿元的总投入中,切分给医疗信息化的蛋糕绝对是可观的。另据高通全球执行副总裁汪静日前提出的一个观点,随着3G技术和终端手机发展,预计今年全球移动医疗所产生的收入可达500亿至600亿美元。
如此一来,从跨国企业IBM、微软、惠普、戴尔到本土方案商东软、用友、神州数码……IT厂商们已经纷纷强势挺进医疗市场,与专业医疗信息化方案商抢滩商机。解放军第302医院药学部如是评论摩托罗拉MC55手机在工作中带来的便利说,“配备摩托罗拉企业移动医疗解决方案之后,整个药房管理的效率明显提高了。信息录入速度提高20倍,发药时间平均缩短了1.5个小时,工作效率提高了40%,发药错误率大大下降。”更早之前,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已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医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动该医院的数字化及信息化建设……
医疗产业热盼着,移动互联网在未来的医疗信息化中将大有可为,而物联网也将成为大军中重要的一员。这意味着更多的相关企业面对把握机遇,通过核心技术开发、关键技术应用和核心管理能力创新来参与市场竞争的格局,切实为医疗领域的运作方式和全球患者的未来健康带来重要改变,从而达到多赢。
进军专科医疗机构或成捷径
在民营资本的医疗机构中,上海爱尔眼科成为业内外焦点。上市仅仅一年,爱尔眼科在市值上将“老牌”医药制造企业九芝堂、白云山等医药巨头甩在身后,位列创业板市值前十位。目前,爱尔眼科已经成为国内规模最大、医师数量最多、发展速度最快的眼科连锁医疗机构,其发展势态被国内外同行誉为中国医疗行业的“爱尔现象”。
从上市起,爱尔眼科就受到了众多机构投资者的青睐,但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陈邦开创的爱尔眼科的“三级连锁商业模式”:上海是爱尔眼科的总部,也就是一级医院,是公司的技术中心和疑难眼病患者的会诊中心。在其他省会城市设立爱尔眼科的二级连锁医院,地市级城市的医院是三级医院,上一级的医院对其下属级别的医院提供技术支持。
今年上半年以来,凭借着上市后充裕的资金,爱尔眼科采取横向扩张与纵向渗透并举的连锁发展策略,一方面采取兼并收购其他医院100%股权的方式扩张;另一方面,采取自建方式设立了连锁医院。短短一年的时间内,爱尔眼科就增加了9家医院,扩张速度惊人。截至今年6月底,爱尔眼科的连锁医院已经达到28家,覆盖了17个省和直辖市。民营医院一旦步入正常模式和管理机制后,必将显示出无限的生命力和光辉前程。
齐鲁证券分析师李明表示,虽然在政策上将打开通道,但民资进军综合性大型医疗机构的竞争压力仍然太大,所以进军专科医疗机构是必然选择。未来,可以期待做骨病的、做生殖的以及做医学美容整形的医疗机构借助民资做大做强,甚至上市。人们不禁要问:民营资本能否全面打入我国的综合性大型医疗机构范畴?民营医院能否完全与公立医院平起平坐,关键不在于资金、技术和人才,而在于政府的政策导向是否正确。从法制层面来说,对医疗事故、医疗欺诈、收费限价等都需要更加明确和完善,既要保护病患者的利益,也要维护民营医疗机构的合理合法的营业权利。再深一点来说,民营医院的医生护士的道德修养和病患者的公民素质,都是关系到我国民资医疗机构是否能够健康稳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本文作者系解放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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