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发展前景

中国农村的发展前景（共8篇）

中国农村的发展前景 篇1

一、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现实可能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使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具备了现实可能性。

1.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组织基础依然存在。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一些农村在行政村（原生产大队）或自然村（原生产队）的社区范围内，成立了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中国目前存在200多万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有一些农村没有成立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实际上履行着部分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在农村改革的过程中，村委会和村党支部一直发挥着集体经济组织的部分功能，如对集体土地进行发包、收取集体提留（农村税费改革后这项职能已不存在）、为家庭分散经营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以及进行集体积累等经济活动。这一农业集体化的制度成果，绝不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羁绊，而是今后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壮大集体经济实力的组织基础。农村的改革和发展，不是要改革掉这些集体经济组织，而是通过改革使其不断发展壮大。只有这样，农村改革和发展才能向着邓小平所讲的高水平的集体化方向不断前进。

2.工业化发展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提供了物质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工业化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不仅为我国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准备，而且为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一，工业化带动了城镇化进程，转移了大量农村人口到城镇就业，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为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既可以是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成的土地承包大户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土地承包经营向集体经济组织集中来实现。第二，工业化促进了农业机械化，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为实现农业集约化、集体化创造了基本物质条件。第三，工业化为农业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

3.农村改革和发展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现代农民。农村改革30多年来，尽管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村人才大量流向大中城市，但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实践，造就了一批立足农村、发展农村的现代农民。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逐步改变了原有的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经济意识，在市场经济中锻炼和提升了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随着农村教育和农民培训的发展，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也有了很大提高，当前，已有近70%的农民具备中等教育文化程度。此外，国家还采取了农民专业技术培训、加强农业行政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派遣大学生村官等有效措施，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现代农民的形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储备了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

4.广大农民具有发展集体经济的强烈愿望。在当前我国农村经济体制下，全体村民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与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存在水涨船高的对应关系。一般说来，集体富，村民富；集体穷，村民穷；集体空，民心散。这一点无论是从集体经济实力雄厚的村，还是集体经济脆弱的村，都能得到印证。集体经济的发展，不仅意味着村民负担的减轻、收入的增加，在更大程度上意味着村民福利的改善。因此，广大农民具有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愿望。不过明显的一点是，无论是广大农民的心愿还是现实发展都清楚地表明，广大农民不再需要过去那种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归大堆”的集体经济，而是要求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多种形式使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障碍

尽管当前具备了逐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现实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就能一帆风顺、顺理成章。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农村改革和发展的现实，还需要克服不少困难和障碍。

1.社会舆论仍然对集体经济存在偏见。近年来，在我国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一股否定集体经济的风气。一些学者大肆渲染刘庄、南街、华西这些集体经济典型村的特殊性，无视这种特殊性背后的历史必然性和普遍性；有的学者否定中国农业合作化过程的合理性，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集体化，只有“被集体化”，直接为土地私有化鸣锣开道。在他们看来，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是低效的、落后的，而且是不人道的，是腐败和村霸的“温床”。这些认识的根源在于，一是，由于各地生产力发展不均衡，在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在一些集体经济“空壳村”，问题更严重。在反思这些问题的时候，一些人首先有意无意地将集体经济看作罪魁祸首，而根本不去思考集体经济的弱化所引发的更严重的问题。二是，在思想上绝对地、片面地看待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中家庭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的关系、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看不到二者的对立统一性。因此，他们看不到或者无视集体经济的先进典型，一提集体经济就立刻与产权不清晰、低效率、管理不善划等号。他们看不到改革开放为逐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所准备的物质基础，也无视广大农民群众要求发展集体经济的根本意愿，而一味地不顾实际地强调私有化的改革方向。在他们看来，谁若强调发展集体经济，谁就是极“左”的表现，就是思想不解放的表现。

2.一些地方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还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在集体经济是保守的、落后的这一不利舆论影响下，一些地方缺乏集体经济发展的宽松政策环境，造成集体经济贷款难、税收负担重等问题，一些改革政策措施很难落到实处，党的方针政策被流于形式。

3.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需要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自身本领过强、作风过硬的带头人和强有力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早在1987年，中共中央发出《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通知，要求农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和合作组织的干部，要由具有献身精神和开拓精神、办事公道、能带领群众致富的人担任。目前，在集体经济实力弱的农村，党员年龄偏高、文化水平较低，党员干部队伍不稳定，党组织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不强等问题比较普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尤其是村级党组织建设成为限制大多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瓶颈”。因此，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已经成为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迫切要求。

4.集体主义观念有所弱化。集体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集体经济的灵魂。由于几千年来小农经济的深刻影响，加之小农思想改造的长期性、艰巨性等原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广大农民仍然不可避免地保存某些旧社会的思想和习惯。一些地方“有分无统”、“重分轻统”的做法，使广大农民多年形成的集体主义精神受到削弱。

5.人才缺乏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人才引进和培养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面临的一大难题。目前，绝大多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既缺乏懂得现代经济管理的人才，又缺乏农村经济发展急需的科技人才。在一些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中，存在着决策不科学、创业观念淡化、挥霍集体积累、无视集体财产流失、忽视市场经济规律、产品科技附加值低、竞争力弱等现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更多地表现出无奈。

三、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前景

目前，有学者以分散的家庭经营体制阻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为由，或以农村集体经济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为由，开出了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土地私有化药方。但是，土地私有化绝不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改革有悖于社会主义的本质，会造成农村社会的不稳定。

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载体，是坚持和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制度基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大局，而且关系到中国广大农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根本问题。在农村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集体经济的多种实践形式，积极探索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多种途径，坚定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与决心，引导他们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目前，在全国已有8000—10000个高水平的农村集体经济。无论是在东部沿海（山东省烟台市南山村），还是在西北边陲（新疆尉犁县兴平乡达西村）；无论是在彩云之南（云南省昆明市福保村），还是在黑水白山之间（黑龙江省甘南县兴十四村）；也无论是在中原腹地（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新乡县刘庄村等等），还是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崖口村），都有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典型代表。将党的农村政策与集体经济的总方向结合起来，农村集体经济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中国农村的发展前景 篇2

一、理论依据与指标构成

1. 理论依据

准确评价农村发展水平首先需要廓清农村发展的内涵。对农村发展内涵的认识是一个渐进过程,并体现在推动农村发展的政策实践中。政策层面,最早比较全面地对其做出概括的是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20字方针,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05年《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6年《十一五规划纲要》先后提出和强调了这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针。在此之后,连续十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十二五规划纲要》、《十三五规划纲要建议》也继续强调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近年,随着农村生态环境恶化与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等问题日益凸显,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成为推动农村全面、综合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务。绿色发展是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是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强调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综合以上因素并考虑指标可获得性,中国农村发展指数将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活水平、生态环境和城乡一体化5个维度对农村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2. 指标体系构成和指标选择

在以上理论框架下,本文构建了包含五个维度、十五个二级指标、二十七个三级指标的指标体系,具体如下。

(1)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农村发展过程中其他各方面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体现在经济水平提高、以非农产业发展、非农就业增长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经济结构优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三个方面。经济水平提高的具体表现是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是衡量农民收入的常用指标。从收入角度看,农村经济结构优化表现为工资性收入在农民可支配(纯)收入中的占比不断提高。

农业现代化内涵比较丰富,机械化则是最重要特征之一,通过机械化可以实现劳动节约,同时机械也是现代农业技术应用的重要载体。农业机械总动力与耕地面积的比值是衡量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常用指标。资源集约是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具体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能源集约利用与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的下降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使用单位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电力消耗来衡量农业的资源集约特征。农业基础设施水平提升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本文使用耕地面积中有效灌溉面积占比来衡量农业基础设施状况。

(2)社会发展。本文从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和社会治理四个方面来衡量农村社会发展。文化教育包括文化生活和教育服务供给两个方面。其中,文化生活是生活中与物质生活相对应的重要内容,本文用有线广播电视覆盖率来反映文化生活服务的供给状况。教育是影响农村人口长期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指标上,选择反映学校设施条件的中小学生均固定资产值来衡量教育服务的供给状况。师生比是另一经常用来衡量教育服务供给水平的指标。但是,该指标面临一关键批评:在人口密度较低的山区和西北等地区师生比偏高,不能有效反映教育服务的实际水平。生均固定资产值指标在这方面明显优于师生比指标,因为在教育服务水平高的地区,教学楼等基本设施通常更好,图书资料和信息化设备等设施的供给也更加完备,会大幅度提高生均固定资产值。

卫生医疗直接影响农村居民健康和生活质量。本文以农村卫生室执业(助理)医师与注册护士等专业技术人员占农村卫生室人员比重来衡量农村卫生医疗资源的供给状况。农村卫生室人员数与农村总人口的比值(每千人卫生室人员数)也是衡量农村卫生医疗资源供给的一个常用指标,但也面临与师生比同样的缺陷,执业(助理)医师与注册护士占比则不易受到人口密度的影响,更多与发展水平有关。孕产妇死亡率反映了卫生医疗事业发展的结果,本文用县孕产妇死亡率来衡量农村卫生医疗事业发展的结果。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居民在维持健康方面的投入和对卫生医疗资源的使用状况,但是落后地区也可能因为发病率高、医疗支出报销比例低而有更高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该指标在应用上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未将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纳入指标体系中。

社会保障制度能够起到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保障社会公平的目的。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两个方面,其中,以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险面向所有农民,提供基本安全网络;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救助制度面向特殊困难群体,在减少贫困、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生存权利方面作用更加突出。为衡量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状况,本文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均支出,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达到领取待遇年龄的参保人数的比值,来衡量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保障水平;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均支出,即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出与参合人数的比值,来衡量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保障水平;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均支出来衡量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能力。

深化乡村治理结构改革、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改善农村社会管理是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体现和必然要求,也是农民物质权益和农村社会发展的保障。农民民主权利的实现是农村社会治理发展的核心,具体表现是村民自治的发展,本文以村庄选举登记选民投票率来衡量。

(3)生活水平。生活水平体现的是农村发展过程中农民福利的变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落脚点。本报告从生活消费水平和生活设施条件两个方面来评价农民生活水平,其中生活消费水平用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和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来衡量,生活设施条件用自来水普及率、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和农村道路密度来衡量。自来水普及率反映了公共基础设施的普及状况;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反映了安全、环保的卫生设施的推广情况;农村道路密度用四级公路里程数与扣除城市建成区面积后的国土面积的比值来衡量,则反映了农民对外交往、沟通的便捷性。

(4)生态环境。随着化肥、农药过量使用引起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粗放利用引起的生态退化等问题日益凸显,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成为农村发展的应有之意。本文从农业环境污染、水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活污染治理三个方面来评价农村生态环境状况。在指标选择上,以折纯氮后亩均氮施用量超标程度、万元农业增加值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来衡量农业生产的环境污染状况;以节水灌溉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的比重来衡量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状况;用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村的比例和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村的比例来衡量生活污染治理状况。其中,亩均氮施用量超标程度指以单季每亩施用12公斤纯氮(180公斤/公顷)为标准,氮施用量与播种面积的比值超出标准的幅度(%),如果低于标准则为0。

(5)城乡一体化。农村发展的根本着眼点是增进农民福祉,农民福祉首先受到以上指标所反映出的农村绝对发展水平的影响,也受到本地城乡发展差距的影响,后者即是经济社会意义上的相对剥夺。引入城乡一体化指标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农民福祉,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同的地区因城乡差距不同导致的福祉差异。此外,城乡二元结构受到地方政府政策选择的影响,引入城乡一体化指标也反映了城乡二元体制消除及其对农民福祉的影响。本文分别使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之比、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比、城乡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之比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均支出之比四个指标来衡量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活水平方面的一体化程度。

二、数据与方法

各指标所用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等国家统计局或国家有关部门正式发布的统计资料。根据数据发布情况和指标可获得性,在时间上,指数覆盖2011~2014年;在范围上,指数覆盖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由于指标缺失较多暂时没有纳入,另外也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

计算指数前,本文首先应用极值法将具有不同单位的各个基础指标做标准化处理。按照指标高低与农村发展程度高低的关系,所有指标可以分为正向指标和反向指标两类:正向指标值越高表明农村发展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反向指标则相反,指标值越高意味着农村发展程度越低。为了使各地区农村发展指数跨年度可比,本文在对各年度指标做标准化时统一使用基准年(2011)年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标准化后,基期年份各指标的最高得分为1,最低得分为0,其他年份各指标的得分可能高于1或低于0。标准化后的指标得分经加权求和后得到总指数,基期年份的总指数在0~1之间分布,其他年份总指数可能高于1或低于0。

确定权重是计算指数的一个关键问题,以主成分分析法为代表的客观赋权方法的优势在于更加客观。本文选择主成分分析法来获得权重,以前五个主成分对方差的解释程度为权重,计算各指标在五个主成分中的系数的加权均值,所得即指标体系的权重。①在五个维度中,经济发展的总权重是0.147,社会发展的总权重是0.275,生活水平的总权重是0.251,生态环境和城乡一体化的总权重分别为0.120和0.207。就各三级指标来说,权重最高的是收入、消费及相关的城乡居民消费比和收入比等指标,表明这些指标依然是影响各地区农村发展水平、导致不同地区农村发展差距的最主要因素。

三、主要发现

1. 全国层面农村发展水平及变化

(1)全国农村发展水平稳步提高。依据主成分分析法所得权重,2011~2014年全国农村发展指数分别为0.396、0.436、0.531、0.578,呈逐年上升趋势。由于以2011年最高理论得分1为基准,该指数依然偏低,意味着农村发展仍有较大空间。与2011年相比,2014年全国农村发展指数上升了0.182,农村综合发展水平明显提高。

(2)生活水平与城乡一体化提升明显,不同维度发展失衡依然突出。2014年,各维度中得分最高的是城乡一体化(0.165),其次是生活水平(0.163)、社会发展(0.121)、经济发展(0.070)和生态环境(0.060)。2011~2014年期间,得分提高最多的是生活水平(0.072),其在总指数的增长中贡献了39.6%;其次是城乡一体化(0.043)与社会发展(0.032),分别贡献了23.6%和17.6%,再次是生态环境(0.019)与经济发展(0.016),分别贡献了10.4%和8.8%。2014年,在衡量各维度发展水平的维度分指数中,城乡一体化分指数最高,达到0.796,②然后是生活水平(0.651)、生态环境(0.496)、经济发展(0.475)和社会发展(0.439)。2011~2014年期间,维度分指数增长幅度最大的是生活水平分指数,上升了0.287,其次是城乡一体化分指数,上升了0.209,表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消除城乡发展差距方面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2014年,五个维度分指数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比值为1.81,与2011年持平,这表明不同维度之间存在发展失衡问题,并且没有明显改善。

2. 区域层面农村发展水平比较

(1)东部地区农村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从四大地带的农村发展指数可以看出,2014年,农村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的是东部地区,指数达到0.798,中部、东北与西部三个地区农村发展水平比较接近,指数分别为0.595、0.551和0.511,显著落后于东部地区。2011~2014年期间,东部地区农村发展指数上升0.19,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上升了0.189和0.187,东北地区仅上升了0.140。因为近年农村发展水平提升缓慢,东北地区的农村发展指数也从2011年的仅次于东部地区落到中部地区之后。

(2)各维度在区域间都呈现更加均衡的发展趋势。分维度来看,2014年各维度分指数最高的都是东部地区;除了生态环境,西部地区在其他维度的分指数都是最低,生态环境维度分指数最低的是东北地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维度分指数大幅高于西部和东北地区,东北地区又略高于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社会发展维度分指数与生活水平维度分指数都略高于中部地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乡一体化维度分指数普遍较高,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较小,说明近年各地区城乡一体化水平都有明显提高,并且地区差距不大。

2011~2014年期间,各维度分指数的变化没有呈现东部地区独大的局面,反映了农村发展整体上更加均衡的趋势。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三个维度,东部地区的分指数的上升幅度都略高于另外三个地区,特别是在社会发展维度,也反映了经济发展对东部地区社会事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生活水平维度,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分指数的增幅都超过东部地区,表明近年促进地区均衡发展的举措在提升这些地区居民的生活条件、生活环境等方面的作用是显著的;在城乡一体化维度,中、西部地区的分指数的上升幅度都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这得益于两个地区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与公共投入的增加。但是,东北地区城乡一体化维度分指数的增幅明显小于另外三个地区。

2011~2014年,不同维度的发展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率在四个地区有所差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各地区在发展需求、发展重点上的不同。首先,四个地区总指数的增长都主要来自生活水平维度得分的上升。东北地区生活水平维度得分上升了0.074,对其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达到52.8%,这在四个地区中也是最高的。在东部地区,虽然生活水平维度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低于另外三个地区,但是也达到了34.2%。在东部和东北地区,社会发展维度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仅次于生活水平维度,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贡献率仅次于生活水平维度的是城乡一体化。这四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维度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率都偏低,在西部则是最低的。

(3)中西部与东北地区面临维度间发展失衡问题,薄弱环节存在差异。在各地区内部,不同维度发展水平的差异比较明显,还没有达到均衡发展的要求。在东部地区,五个维度的发展水平相对来说更加均衡,其中分指数最高的是城乡一体化(0.936),其次是生活水平(0.864),最低的是社会发展(0.689),五个维度分指数中最高值与最低值的比值为1.36。在中、西部与东北地区,不同维度之间存在明显发展失衡,五个维度分指数中最高值与最低值的比值都远大于东部地区。这三个地区中五个维度分指数中最高的依然都是城乡一体化和生活水平,中部和东北地区维度分指数最低的是生态环境,分别只有0.405和0.294,最高值与最低值的比值分别为2.25和2.96;西部地区的五个维度分指数中最低的是经济发展,最高值与最低值的比值为2.49。从与2011年的比较来看,2014年,东北地区五个维度分指数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比值有大幅下降,东部地区的降幅也比较明显,中部地区有小幅下降,而西部地区则有一定的上升。

3. 省级层面农村发展水平比较

(1)农村发展水平普遍提高。分省(区、市)来看,2014年农村发展指数最高的五个地区依次是上海(1.024)、浙江(0.981)、北京(0.961)、江苏(0.869)和天津(0.862),最低的五个地区依次是甘肃(0.418)、贵州(0.422)、云南(0.441)、青海(0.489)和新疆(0.506)。2011~2014年期间,农村发展指数上升最多的五个地区依次是天津(0.284)、广西(0.263)、浙江(0.231)、内蒙古(0.225)和海南(0.223),上升最小的五个地区依次是山东(0.118)、黑龙江(0.126)、北京(0.138)、青海(0.143)、辽宁(0.145)。2011~2014年期间,全国农村发展指数上升了0.182,在所有省(区、市)中,农村发展指数的上升幅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4个。在农村发展指数排序变化方面,与2011年相比,2014年排名下降的有14个省(区、市),不变的有3个,上升的有13个。排名下降最多的五个地区依次是东北三省的黑龙江、辽宁、吉林及河南与新疆,分别下降了10位、7位、7位、4位和3位。排名上升最多的五个地区依次是内蒙古、宁夏、海南、湖南和安徽,分别上升了8位、7位、7位、6位和4位。总体来说,农村发展指数最高的地区集中分布在东部,西部地区省份(区、市)的指数普遍较低。2011~2014年期间,排名上升较多的主要是中西部省份(区、市),下降最多的则是东北三省。

(2)农村发展水平分布呈“两端分化、中间趋同”特征,地区间差异趋于缩小。省级层面农村发展指数的得分总体上呈两端分化、中间趋同的特征。具体来说,农村发展水平最高的几个地区的总指数大幅高于其他地区,并且相互之间差距也较大,农村发展水平居中的近20个省(区、市)的总指数非常接近,农村发展水平最低的几个地区的总指数明显低于其他地区。2014年,农村发展水平最高的五个地区总指数的平均值为0.939,农村发展水平最低的五个地区总指数的平均值为0.455,两者之比为2.06。2011年以来,该比值趋于下降,说明地区间农村综合发展水平的差距在缩小。与2011年相比,2014年该比值下降了0.6。所有地区总指数的变异系数也表现出下降趋势,2014年变异系数为0.252,比2011年降低了0.098。

(3)城乡一体化维度的地区差距较小,各维度的地区差距都趋于下降。分维度来看,2014年生态环境在省级层面的地区差距最大,各地区生态环境分指数的变异系数为0.48,其次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两个维度分指数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45和0.41,生活水平的地区差距较小,城乡一体化的地区差距最小,后者的分指数的变异系数只有0.12。2011~2014年期间,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与城乡一体化的维度分指数的变异系数都呈下降趋势,降幅最大的是生活水平,变异系数下降了0.2。

(4)维度间发展失衡在东北与西部省份更突出,但普遍趋于缓解。根据维度分指数,城乡一体化在27个省(区、市)都是发展水平最高的维度,浙江、北京和上海三个地区发展水平最高的维度分别是生活水平或社会发展。各地区在发展水平最低的维度上有所分化,在云南、吉林等8个省(区、市)五个维度分指数中最低的是经济发展,在浙江、四川、安徽等8个省(区、市)分指数中最低的则是社会发展,在北京、内蒙古、天津等13个省(区、市)分指数中最低的是生态环境,仅在上海一个地区分指数中最低的是城乡一体化。

根据五个维度分指数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比值来看,2014年,五个维度发展水平失衡最严重的五个地区依次是黑龙江(5.42)、内蒙古(4.20)、青海(4.19)、新疆(3.77)与甘肃(3.57),五个维度之间发展水平最协调的五个地区依次是浙江(1.30)、江苏(1.35)、北京(1.45)、上海(1.46)和广东(1.66),失衡最严重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东北与西部地区,最协调的地区则主要在东部。总体而言,2011~2014年大多数地区五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变得更加协调,在此期间,比值出现下降的地区有17个,上升的有13个。

四、总结与思考

本文根据农村综合发展内涵与数据可获得性,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活水平、生态环境与城乡一体化五个维度出发,构建了包括二十七个具体指标的中国农村发展指数,并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指标赋权。基于该指数,本文对2011~2014年期间全国、区域(四大地带)和省级层面的农村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与比较分析发现:①近年来,农村发展水平在全国、区域和省级三个层面都表现出稳步提高的趋势;②不同区域之间、不同省份之间的农村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在省份之间呈“两端分化、中间趋同”的分布特征;③除了城乡一体化,其他维度都存在较明显的地区差距;④各地区普遍面临维度间发展失衡问题,尤其是在东北与西部地区;⑤总指数和各个维度面临的地区发展差距及各地区面临的维度间发展失衡问题都趋于缓解。

全面认识农村发展内涵,从单目标地强调经济增长向多目标地强调经济、社会、生活、生态、城乡一体化等共同发展转变,是向更高层次推动中国农村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经济增速放缓、社会、生态、城乡发展失衡等问题日益突出的新常态下,进一步强调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与城乡一体化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具有更加突出的必要性,是持续推动农村发展的必然选择。未来进一步推进中国农村发展,一方面要从多目标综合发展的内涵出发,多维度、多举措继续提高农村综合发展水平。另一方面,要着力提高协调发展水平。首先,是促进地区之间协调发展,重点加快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缩小这些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既消除综合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也消除各维度面临的地区发展差距;其次,是在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实现不同维度之间的协调发展,重点是加快社会与生态环境等薄弱环节的发展。

注释

1限于篇幅文中不再列出,如有需要可与作者联系。

中国农村农业发展的未来 篇3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在“从积贫积弱到全面小康”的主题报告中，简要回顾了近代以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程。他认为百年以来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可分为清末民初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以来四个阶段。他分析得出的重要经验和启示是：一要深化农村经营体制和管理机制改革，加大农业农村投入；二要加强农业生产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加快改造传统农业；三要着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展现代农业；四要正确发挥政府和市场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作用，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农业市场发展滞后

与会专家认为持续的人口增长、城市化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增加将刺激对大多数食品的需求，从而对全球粮食供给提出挑战。这些因素会进而推动对肉制品和奶制品的需求，将推动玉米、粗粮等饲料粮和其他膳食价格上涨的压力。生物能源的需求将继续争夺土地和水资源。日益严重的水资源和土地稀缺将越来越多地制约粮食生产的增长，对粮食安全和人类福祉造成不利影响。除此之外，气候变化将使农业发生改变，从而威胁那些依赖作物和畜牧业以保障其粮食安全和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农民。对于如何应对上述挑战，国际粮农组织亚太地区部经济与社会政策援助小组协调员Purushottam K. Mudbhary 先生认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要求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增加农业研究和推广农业投资，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的投入，大幅增加对小农领域的粮食作物产量。此外，政府必须对食用粮食向生物燃料生产转向进行合理处理。最后，为使穷人免受高粮价之苦，需要加强为他们提供粮食安全保障。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分析了我国的粮食生产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主要问题之后，认为尽管实现了粮食生产连续增长，但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给保障问题的基础还是很薄弱。我国进口的粮食等其他主要农产品数量也在快速增长，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示。尽管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产量不断增长，但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对农产品的需求数量不断增长，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农业生产资源的保障，对于农业投入的保障，对于农产品供给的各种刺激政策仍然是不能放松的，对于确保中国粮食安全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给能力仍然不能轻言过关。

如何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也是此次会议的讨论热点。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认为，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严重滞后是导致价格频繁波动的重要原因。为此，他认为推动农业发展要建立三大体系，第一是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第二是要建立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第三是要建立农产品的市场体系。他认为，解决农产品市场体系的问题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业。二是加快农产品冷链设施建设。三是努力降低流通成本。四是努力保持农产品价格的合理水平。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如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改变农业的产业结构，从而保证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提高农民收入，是未来中国农业农村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农民工待遇需市民化

农村人口的迁移和劳动力流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过程中，人口变化、劳动力转移以及由此对农业和农村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最近一段时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也是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专家们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一方面给城市工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一方面为促进农民增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指出，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农民工的流动开始呈现家庭化和长期化；二是绝大多数到城镇工作的农民工已经不再从事农业；三是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愿望非常强烈；四是农民工对定居城市的选择呈现多元化的特点。他认为，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着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全面短缺的转变，招工难正在由沿海向内地扩散。他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保证了我们的就业能力，所以我国不会出现类似拉美的贫民窟现象。”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要让户口与福利脱钩，而且农民工的市民权利不能以土地权利来置换。城乡分割体制下出现的农民工现象终究会终结，但在这个过程中应高度重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和失衡问题。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城乡二元体制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而产生的必然结果。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所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韩俊指出，农民工最不满意的问题是工资低，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居住条件；农民工社保制度亟待完善；农民工在城市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程度也比较低；绝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双放弃”，即不愿意放弃农村承包土地、林地和草原，也不愿意放弃农村的宅基地来换取城市的户口。

城镇化进程面临挑战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将走向何处，未来中国城市化的路径将是怎样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指出，我国目前城镇化面临的几个问题：一是城镇化与扩大内需的关系问题。中国要想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较低的消费率和较低的服务业占比将成为制约的瓶颈；二是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关系问题。当前农民工严格意义上不是城市市民，所以他们对改变中国的产业结构，对调整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关系没有意义。这种城镇化是农民没有迁徙自由，农民没有发展资本的城镇化；三是城镇化和城市管理体制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蔡指出，以农民工的市民化为主要内容的进一步的城镇化，应该成为我们未来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来源。农民工有了更充分的社会保障，有了更稳定的生活预期，他的消费就可以大幅度的提高。未来中国要通过产业转移，形成在中、东、西三类地区之间的雁阵模型，即沿海地区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将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延续比较优势。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沿海地区的资产占比已经是负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已经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马晓河还设计了中国城镇化的未来政策框架，一是要完成以城市行政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制度设计。减少城镇行政层级，优化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城市责权关系，创新城市群治理模式；二是要启动城市群共同体统筹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在一个城市群内部，大中小城市的公共设施服务应该没有差别，基础设施建设是引导人口流动的关键所在；三是完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的政策体系。

土地制度改革需长期坚持

对于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问题，陈锡文认为，家庭经营能很好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监督费用问题，所以它是世界各国农业经营的最主要的形式。我国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让农民“种自己的地、打自己的粮”才能保证农业生产稳定发展，所以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必须长期坚持。

中国农村的发展前景 篇4

为什么要反思发展及中国农村发展的内涵？我们大可不必这样的钻牛角尖，因为具体的东西大家可能都了解：历年人类发展报告和世界发展报告的题目就足以告诉我们发展是包含一系列惠及穷人、解决水问题、关注下一代、千年发展目标的东西。所以当别的专业人士问我们这个问题时我们大可拿这些搪塞过去。更何况我们的课本上明明有对发展的详细定义（参见叶敬忠《发展项目教程》等一系列书籍），所以不如谈点具体的问题，比如毕业论文选题的问题。

我们的论坛就是要讨论这些大的问题。这种考虑有二。

第一、尽管我们对发展做出了描述。而且可能会详尽而有说服力（比方说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等方面做出的描述），但是我们自己仍然会没有底气，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弄清楚为什么发展是指这些的发展，而且这样的包罗万象而不知核心在哪的叙述也不能给我们学发展的以任何学理上的自信和方法上的安然。毕竟，很多学科都在研究着这个问题，而且做的很深入。

第二、我们的毕业论文尽管可以在不明了发展含义和中国农村发展的特定含义的背景下也可以做得很好（比如我们的统计分析学的好，收集一系列数据一分析，再加上一些精致的模型：五大资本一测量。也能够顺利过关），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底气说自己已经体会到了发展的本质及对中国农村来说的特殊内涵。

所以，我们需要反思和批判！

反思和批判就从对发展学和其核心词汇“发展”开始。

第一、如果仅仅从狭义上来讲，我们可以把发展这个概念限定到“项目干预”这个范围，那么发展学就是研究项目干预介入后，待发展社区的社区所产生的变化，当然，我们期望的发展是再好的方面的发展。这样的定义可以使我们心安，即我们是研究项目干预过程和项目干预对社区的影响的。

第二、仅仅从项目干预的角度来定义发展学这个学科可能会使一些人不满意，因为这个范围太小，而且纯属应用性的行动研究（用词不一定准确啊），而且仅仅这样定义势必造成理论渊源太浅的问题，其他人很有理由质问我们：你们的发展学能是一个学科体系吗？充其量是其他学科理论的应用而已，所以不如叫“应用社会学”或者“应用经济学”算了。那么我们就要拓宽思路，将发展从广义上定义。这样，发展就被定义为“变化”，有正有负的变化，但是我们不能出现一个变化学啊，所以就要追根溯源，将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行动者导向理论、自由和能力理论都纳进来，蔚为大观，同时也使发展学含混不清，其核心词汇“发展”成了一个大家都在用，却所指大相径庭的概念。

第三、中国农业大学致力于创建发展学科，形成自己的农大学派，但是目前的硬伤无疑就是发展的内涵和发展学的内在理论硬核及其逻辑体系没有得到透彻明确的理解和建构。（更可能的是已经建立起来，但是我却没有领会）所以，目前对发展的理解既自相矛盾，又包罗万象。这体现在虽然将发展理解为变化，但是实际上却解释为进步、变迁、转型、自由平等加民主、公民社会与善治、扶贫与妇女发展、生态和谐与资源平衡。如此等等，每一个美好的理念提出，都可以装进发展的大筐中。

在谈到中国农村发展时，首先是因为发展含义模糊，其次是我们的发展理念引自国际，抽离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失败的案例可能要多于成功的案例。这个时候，我们就拿“理念超前”来聊以自慰。

反思和批判是为了明确方向，更好地前行。如果大家群策群力、反思批判，那么问题也会清楚很多。

这里谈自己的几点看法：

第一、不要追求发展概念的包罗万象，概念的界定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以现象的表述来展示发展的含义是不可取的，因为大家都在谈发展，你不可能把所有社会的、生态的、技术的、政治的、文化的都包含进去，这样，你看似什么都研究，其实什么也研究不了。另外，我们不必忌讳词语的不精确而将发展理解为一个永远正确的不偏不倚的“变化”上面。因为学者们和公众们在使用发展一词时明明白白在指示一种进步，一种正向的变迁。发展就是一个好词，我们完全可以正向的定义它。

第二、农村发展需要有中国的内涵，因为我们不能研究整个世界的农村，我们有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研究中国农村并不是抱着发展中国的思想来的，大部分还是关注到中国的腾飞是否会影响到自己的国家，中国消耗能源的增大会不会影响本国资源的消费。尽管不明说，也是有这个考虑的。中国农村发展的问题必须要中国的学者们思考，要中国人的行动。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只能靠自己。所以，中国农村的发展不是一个纯粹理念的问题，而是一个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的问题。

第三、即使从发展学的理论脉络来看，发展学就是研究后进国家怎么样前进的问题，即使不是赶上先进的国家，也是可以平等分享世界发展成

果的问题。当然，这里又要牵涉到什么是后进和先进的定义问题。这是一个好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这样问下去的话，发展又会回到变化这个不偏不倚价值中立的概念上来了。

也就是说，我主张，发展是有价值预设在里面的，发展学不是价值中立的学科。

其实，历数西方发展理论，哪一个又不是暗含了价值的预设？现代化理论预设了西方发展道路的中心论，依附理论预设了后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世界体系理论似乎以不偏不倚的态度提出了世界体系，但是中心、边缘、半边缘的分法已经预设了自身的优越，即使行动者为导向和自由能力的理论背后的理念也透漏出自身价值观的普适性，（龙就特别强调小企业的优越，森也给自由以工具上和本体上的重要地位）这些理念价值丝毫没有想到中国文化价值中的“责任和义务”伦理至上的因素。所以我说，发展学是一个存在价值预设的学科。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大可不必用“变化”这样的价值中立但是却所指太泛的词语了。

啰里啰唆先发言这些吧。余意未尽，我将在回应大家的发言中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

《反思和批判发展和农村发展的中国内涵的发言稿》来源于，欢迎阅读反思和批判发展和农村发展的中国内涵的发言稿。

果的问题。当然，这里又要牵涉到什么是后进和先进的定义问题。这是一个好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这样问下去的话，发展又会回到变化这个不偏不倚价值中立的概念上来了。

也就是说，我主张，发展是有价值预设在里面的，发展学不是价值中立的学科。

其实，历数西方发展理论，哪一个又不是暗含了价值的预设？现代化理论预设了西方发展道路的中心论，依附理论预设了后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世界体系理论似乎以不偏不倚的态度提出了世界体系，但是中心、边缘、半边缘的分法已经预设了自身的优越，即使行动者为导向和自由能力的理论背后的理念也透漏出自身价值观的普适性，（龙就特别强调小企业的优越，森也给自由以工具上和本体上的重要地位）这些理念价值丝毫没有想到中国文化价值中的“责任和义务”伦理至上的因素。所以我说，发展学是一个存在价值预设的学科。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大可不必用“变化”这样的价值中立但是却所指太泛的词语了。

啰里啰唆先发言这些吧。余意未尽，我将在回应大家的发言中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

中国农村的发展前景 篇5

师连枝

[摘要]我国能源紧缺的状况和农村特有的自然生产条件,决定发展农村能源经济意义重大,前景广阔。发展农村能源经济,可以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也能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循环经济的发展。发展农村能源经济,政府需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进行科学规划和管理;为农村能源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技术、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建立可再生能源高成本分摊机制;制定并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农村能源信息系统;做好有关宣传和培训工作。进入21世纪,伴随着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飙升和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能源问题在我国成为焦点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能源紧缺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甚至有人预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之路将会因能源紧缺而被迫中断。节能降耗,开发新能源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日益显现出来。于是,开发利用新能源,以确保国家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被提上重要日程。发展新能源,从保护生态环境出发,从长远来看,应把重心放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上。笔者认为,我国农村地域辽阔,由自然环境和生产状况所决定的可转能资源相当丰富,发展农村能源经济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前景广阔,大有可为。一.中国发展农村能源经济的意义

(一)发展农村能源经济,可缓解能源紧缺局面,保证国家能源安全

针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日趋紧张的状况,实施多元化的能源战略,保证国家能源安全已是我国的必然选择“我国农村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可使我们开发多种可再生能源。首先,我国农村地理条件具有多样性,为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如大平原上开阔的场地,有利于开发太阳能、风能;山区众多的水量丰沛、水流湍急落差巨大的河流,可以发展小水电;沿海地区的潮汐海风、海浪等,也可用来发电。其次,我国农作物种植广泛,农副产品丰富。种植业生产的粮食可制造酒精产生的大量秸秆如玉米秸秆、麦秸、稻草、高粱秆等,还是上好的燃料,可用来发电和生产燃气,同时秸秆作为纤维质原料,也可以生产酒精。最后,农村养殖业的扩大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增加,使农村产生的粪污和生活垃圾越来越多,从目前看这是农村环境的重要污染源,但是若用其开发生产能源,则是取之不竭的资源。养殖业及生活排出的粪污可以制备沼气,生活垃圾可集中起来通过燃烧发电。这样,农村发电可以不用煤,而酒精可作为汽油的替代物,沼气可作为天然气、煤的替代物,那么,利用农村自然条件和生产生活条件,大力开发利用新的可再生能源就是切实可行的,而且它的发展前景极为广阔,这必将影响我国的能源格局和能源结构,减少我国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增强我国能源的整体供给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保证我国的能源安全!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二)发展农村能源经济,有利于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确保我国粮食安全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粮食安全始终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目前,我国虽然已经具备了5亿吨的粮食生产能力,加上相对充裕的粮食储备,近期粮食供给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我国粮食安全隐患依然存在,并且正在累积。从长远看,随着我国人口的增长,农业结构的调整,尤其是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导致非农用地过快增长,加上生产粮食效益上不去,我国粮食生产将面临较大困难,粮食总产量将受到很大影响而不能完全满足国内需求,出现粮食缺口。虽然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使得我们可通过贸易途径调剂粮食余缺,但随着粮食进口依存度的提高,粮食安全的风险也在增加”国际粮食市场的变化,可能是市场价格作用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少数处于垄断地位的粮食生产和出口大国操纵的结果,其极端情况是粮食禁运。后一种可能性尽管很小,可一旦发生,对粮食进口国的粮食安全带来的危害则是巨大的。因此,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时刻绷紧粮食生产这根弦,保持粮食的基本自给,以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构建完善的粮食安全体系。近年,我国政府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学界、理论界也在进行深入研究,对保护和提高我国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加快粮食流通的市场化改革、完善粮食储备制度、建立粮食贸易风险防范机制和粮食安全预警制度等,进行了较为系统和卓有成效的探索。但笔者认为,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保持粮食的基本自给,关键是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而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是粮食生产效益。要提高粮食生产效益,光靠提高粮食产量、增加粮食补贴、控制生产资料价格、减免农业税等措施,其效力是很有限的,而且必将越来越弱,并不能完全走出“粮丰价降”、“增产不增收”、“谷贱伤农”、“种少粮紧”的怪圈。要求解中国的粮食问题,必须在粮食的加工转化上做大文章,要改变粮食主产区“粮食大省、工业小省、财政穷省”的状况,实现其由单纯提供初级产品向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的转变。发展农村能源经济则为粮食及其副产品的加工转化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前景。如果粮食既可作食物、饲料,又可转化为能源,其秸秆也可转化成能源,那么粮食的市场容量将大为增加,据专家估算可增加1/3以上。粮食市场需求大,价格上升,市场风险降低,生产效益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自然就会提高,这就为粮食生产提供了可靠的持续的动力保证。国家只要调节好粮食食用和能用的关系,并在能源开发上充分利用农作物秸秆,就能够实现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的双赢。

(三)发展农村能源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突破口

“三农”问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或顽症,长期以来困扰着我国,究其原因,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方方面面,非常复杂。虽然它们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在问题的解决上具有联动性,但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通过抓住一个重要环节,“四两拨千斤”似的而使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短期内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需寻找多个突破口,多向突围。笔者认为,发展农村能源经济,就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农民收入增长问题、农村产业结构问题、农村基础设施问题等,皆有赖于农村能源经济的发展。首先,开发农村能源,发展能源农业,是以生物质为主要开发对象,以直接燃烧、物化转换、生化转化、植物油利用等方式利用生物能源,即对农副产品进行深加工和转化,生产电、酒精、沼气等;利用农村自然条件开发小水电、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地热能等。这样可以拉长农业产业链条,拓宽农村生产经营领域,增加农村就业渠道和就业机会,就地吸纳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从而提高农村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使农民的收入以较大幅度不断增长。其次,发展农村能源经济,也必然会对农村产业结构产生较大影响。据专家分类,能源作物分为四类:以制酒精为目的的作物,如玉米、甘蔗、甜高粱、甘薯等;以生产燃料为目的的作物,如油菜、大豆等;用于直接燃烧的作物;可供厌氧发酵的作物。使用这些作物生产能源,必将大大增加对这些作物的籽实及其秸秆的需求量,从而刺激其生产,扩大其种植比例和产量,由此改变种植业内部结构。而且农村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必将走向市场化和产业化,这也就必然会推动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进而使整个农村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加快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再次,开发和利用农村能源,可节省或减少农民的支出。以沼气为例,建一个沼气池一次性投入2000元左右,所使用的原料是农户自有的,两年即可收回投资,可使用20-30年,用沼气做饭、照明,要比用煤、液化气和电便宜许多,由此可直接减少农民的生活开支。而且,沼渣沼液可以肥田壮树,沼液还可以养猪养鱼,这又能节省购买化肥和饲料的费用。,农村建沼气池并配套改建畜禽圈舍、厕所、厨房、浴池、排水管道等,使粪便、污水入池发酵,许多经粪便、污水传播的疾病就可得到有效控制,农村的卫生健康状况可大为改善,农民在看病就医方面的开支就会减少。所以,利用农村资源开发可再生能源,对农民来说,节支效果相当明显,而用能的节支,一定程度上也就增强了他们积累和消费的能力。最后,直接利用农村现有资源开发利用能源,不仅可以降低能源的生产成本,方便、便宜农村用能,而且还会推动农村水、电、路、管、厕、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条件的改善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使农民告别缺电少煤,直接燃用薪柴烟熏火燎!炊事取暖的生活。可见,农村能源经济的发展,对解决/农民贫困、农业滞后、农村落后的“三农”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四)发展农村能源经济,能够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首先,发展能源农业,调整农村种植、养殖结构,对农副产品进行深加工和转化,可以拉长农业产业链条,拓宽农村生产经营领域,从而直接推动农业产业结构乃至整个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其次,开发利用农村能源,必将增加农村就业渠道和就业机会,就地吸纳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由此使农民的收入不断增长,生活越来越富裕。再次,发展农村能源经济,既能解决农村能源紧缺问题,又可减少污染,洁净环境,维护农村的生态平衡,还能有力地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美化村容村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此外,农村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需要技术和管理作支撑,更需要农民的广泛参与,与此相应的研究、宣传、教育和培训的开展,必将有效地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管理水平、参与意识及参与能力,从而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基层民主建设。显然,所有这些与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是完全契合的。所以,发展农村能源经济,能够直接而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五)发展农村能源经济,有助于促进循环经济,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凸现。特别是在农村,近些年来,随地堆放垃圾、人为焚烧秸秆、大量低效使用化肥、任意排放人畜粪污、过量砍伐柴禾等,再加上工业排污,使农村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原本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的景致在许多乡村已很难得一见,取而代之的是水体、土地、空气的污染,物种的减少,自然灾害的频频肆虐,农作物的减产降质,农村人居环境的每况愈下,农民健康状况的恶化。农村成了脏、乱、差之所在,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威胁。与此同时,农村生产和生活对能源的需求迅速扩大,而在全国能源吃紧的大环境下,国家对农村能源的供给是相当有限的,于是,用电难、买油难、烧火难的问题就在所难免,而且越来越突出。长此以往,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在农村将会越来越尖锐,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将受到严重制约。发展农村能源经济,利用农村生活垃圾和农作物秸秆发电,利用粪污制沼气,利用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地热能等发电供热,既可就地取材,直接增加对农村的能源供应量,解决农村能源紧缺问题,又可变废为宝,减少污染,洁净环境,维护农村的生态平衡,还可通过综合开发!循环使用,实现对农村资源的永续利用,实为一举多得之上策。不仅如此,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扩大了,消费增加了,化石燃料的消耗就会随之减少,这对我国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是一种保护,可以延长其开采和使用的时间,也会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的排放,减轻能源消费给环境造成的污染。所以,农村能源是绿色能源,农村能源经济堪称绿色经济。对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不仅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有助于缓解资源和环境危机,遏制整个生态环境的恶化,实现资源的科学、合理开发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显然,农村能源经济的发展,对循环经济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二.发展农村能源经济的政策措施

国际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支持和政策优惠都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初始动力。在我国,发展农村能源经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但农村的经济条件普遍较差,因此,更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应该制定和实行相应的政策和措施,责无旁贷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为发展农村能源经济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具体来讲,政府需采取以下措施:

(一)对发展农村能源经济进行科学规划和管理

首先,国家要把发展农村能源经济纳入政府的议事日程,及时制定并发布包括农村能源在内的新能源利用的中长期规划,确定发展的长、中、短期目标;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地制定本地区农村能源发展的规划和目标任务,并通过项目申报等,纳入国家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只有作为计划来实施,作为政府部门的目标任务来完成,发展农村能源经济才会真正受到政府的重视,才会有自己准确的定位,才会落到实处,才会快速推进、全面持久。其次,政府还应加强和完善对农村能源经济的管理。长期以来,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工作分散在多个部门,农业、水利、电力、林业、贸易、计划等部门都负责一部分工作,多头管理,重复建设,政出多门,必然严重削弱国家的宏观调控力度;不改变这种局面,势必影响农村能源的开发利用。因此,政府必须理顺各方面的关系,该归口的归口,该协调的协调。为强化管理,国家还应制定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市场准入条件和行政许可办法。一方面,提出各类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有关技术要求和条件,以此作为制定可再生能源投资补助、优惠价格、市场准入和税收政策的依据;另一方面,推动可再生能源产品和技术标准的制定与完善工作,完善各种可再生能源并网技术标准及其他标准,并根据不同的可再生能源和应用技术,分门别类地制定行政许可管理办法。地方各级政府要在国家的大政方针指导下,做好对农村能源开发利用的管理和服务工作,该支持的支持,该监督的监督,该强制的强制。如政府对企业和农户自主开发的项目,开辟绿色通道,及时审批;规定农户建房时必须安装太阳能设备;要求养殖场附近必须建沼气池,等等,从而使农村能源的开发得以迅速而又规范有序地进行。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农村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应当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纳入新农村建设的规划,融入到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这样既能保证农村能源经济的快速持久发展,又能使其有力的推动新农村建设。

(二)实行先予后取的政策,为农村能源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技术、税收等方面的支持

1.政府必须增加资金投入。在我国,由于“三农”问题突出,农民和农村基层政府手中的资金普遍紧缺,如果让其在农村能源开发上投入大量资金,是力不能及的。而且有些项目投资规模如果不够大,也很难见效益,这就需要政府提供资金支持。虽然过去我国对可再生能源建设也编制了长远规划和建设计划,但我国没有将其项目规范地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和计划,可再生能源建设项目没有常规能源建设项目那样固定的资金渠道。国家投入太少,没有必要的资金支持,这必然影响到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对此,政府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首先,政府要直接投资,建设开发利用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大型项目,如建立集中使用农村生活垃圾、农作物秸秆的热电厂;充分利用风力资源建设大型风力发电厂,扩大风电装机容量;建设以粮食、秸秆为原料的大型酒精加工厂,稳妥实现粮库陈粮、农户余粮、农作物秸秆向能源的转化,等等。其次,中央财政要安排专项资金对农村特别是产粮大县和贫困县实行转移支付,增加农民的收入,落实对农村自主发展小水电、小沼气的企业和农户的补贴。再次,政府要通过专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实行政府贴息、优惠利率等,为开发利用农村能源提供贷款帮助。

2.政府应加大力度,推动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究,为农村能源经济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的技术落后,装备跟不上,专门的研究机构很少,技术人才缺乏,高端技术很少,尤其是产品如何扩大应用领域的实用技术少而又少。具体到农村,主要是与可再生能源开发、推广有关的一些关键技术始终不能得到解决。如沼气发电与气化发电效率较低,二次污染较为严重;秸秆气化利用中焦油问题给长期应用带来麻烦;厌氧消化产气率低;太阳能发电用电成本太高等。没有技术支撑或成本过高就没有经济上的可行性。鉴于此,政府应增加对农村能源技术研究开发的资金和装备投入,重点解决推广应用中出现的技术难题,加快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的转化,通过扩大试点和示范,在政策的激励下,在生产实践中提高并考验技术的可靠性和经济性,降低农村能源开发和转化的成本,为大规模推广应用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创造条件,使已经成熟或初步成熟的小水电、风电、太阳能热能利用、沼气等技术,尽快达到产业化!商业化的程度。

3.政府要对农村可再生能源项目给予税收政策上的方便和优惠。如对农户自用的能源开发,一律免收税费,对开发农村可再生资源的企业采取减免、部分返还利税的办法,保证其创业利润,为他们的技术开发和生产能力的扩大助一臂之力。

(三)研究制定可再生能源价格体系,建立可再生能源高成本分摊机制

目前,有些可再生能源在生产技术和设备上投入较高,成本降不下来,其价格要比传统能源贵,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等,这就影响到农村能源建设中对它们的开发和利用。尽管生产这些能源的经济效益不可观,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十分明显,所以国家应该给予鼓励和扶持。国家需建立可再生能源高成本的分摊机制。如对于风力发电和太阳能!生物质能发电,根据各自的技术和应用特点,制定相应的电价管理办法和电力入网办法;对需要进入石油销售体系的生物质液体燃料,以需要接入燃气和热力管网的可再生能源产品的价格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

(四)制定并逐步完善有关发展农村能源经济的法律法规

2006年1月1日,5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6的正式实施,对开发利用农村能源将会有一个很大的促进。但它不是专门针对农村能源发展的,对解决农村开发、利用能源方面的问题不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为此,需要制定与农村能源研究利用!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专门性的法律法规,也需要节能法修正、能源持续利用入宪、建筑节能立法等与之相配套。同时,国家还应尽早制定可再生能源产品的质量标准、行业规范和产品质量检测体系,使消费者增强使用的信心,使农村能源的开发和推广利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形成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

(五)建立农村能源信息系统

近年,我国农村能源消费需求增长较快,农村能源的开发也在扩大,但农村能源的供需情况究竟怎样,政府部门没有专门的统计渠道,致使国家很难掌握充足的资料和信息进行宏观调控,企业也不能准确把握投资的方向,适时作出开发的决策。所以,发展农村能源经济,必须建立农村能源信息系统,使其与国家的整个能源信息系统对接,为农村能源经济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准确的资料和信息,以利于国家和企业的决策和居民的选择。具体来讲,首先,国家应适时发布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目标,给农村能源开发提供方向性指导;其次,国家要组织开展可再生能源资源的调查、开发和利用评价工作,并及时将情况公诸于众,为农村能源的开发利用奠定基础;最后,国家通过专门机构和人员,统计和通报农村能源发展的情况和动态,介绍农村能源开发的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新政策等。

(六)做好发展农村能源经济的宣传和培训工作

目前,开发农村能源才刚刚起步,农村能源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还未受到普遍重视,投资者不关注,农民也不看好,这就需要政府的大力宣传和推介。各级政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去认识,通过媒体、会议、文件、图书等宣传倡导,引起全社会对开发利用新能源,特别是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关注和重视,普及相关知识,通过培植示范企业、示范小区、示范项目等,推广好的方法和经验,促进农村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 篇6

第一节世界第一个信用合作社的诞生。世界第一个信用合作社于1849年在德国诞生，它的创始人被称为“实践家”的威廉雷发巽(xun)，当时他任某市市长，当时德国农民问题日益严重，为了解决农民问题，他在当地组织了60多家比较富裕的人，创立了“清寒人救助社”，为穷困农民提供比较低利息的资金，帮助农民购买生产、生活的资金需求。当时它的目的就是反抗高利贷，以后逐步发展和规范，1872年在德国莱茵地区第一个农民信用合作社创立，后来在德国称之为“德国雷发巽银行”。

第二节我国第一个信用合作社的诞生。最初合作思想是在“五四”运动传人我国，1923年6月在河北省香河县我国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诞生，它当时是雷发巽式的信用社试点。

第二章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变迁

第一节中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变迁

1、中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创建

（1）我国农村金融组织机构体系的创建。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第一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应本质“集中统一、城乡兼顾、减少层次、提高效率、力求精简”的方针创建金融机构。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第一届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农村金融方针。1951年7月2日，经国务院批准农业合作银行正式成立，当时没有设立分支机构，1952年7月撤销，后来创立了农业银行，建立了省、市、县级分支机构。农村金融机构不断发展壮大，现在农村金融机构真是雨后春笋。村镇银行、农村财务公司等等。

（2）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试办和初步发展。

旧中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由于种种原因………。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金融体制，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农村有“三社”即人民公社、供销社和信用社，但是现在只有信用社不断发展壮大，人民公社已经不存在，供销社在大部分农村也是没有声音。只有农村信用社一社继续生从在农村，但是正在改革之中，就是我们现在称呼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我们现在有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也有农村信用合作社。1958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实行了所为的“两放、三统、一包”，人民银行的农村营业所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合并组成了人民公社信用部，这样农村信用部就成为“所社合一”和“政企合一”的特殊单位。农村信用部受上级人民银行和人民公社管委会双重管理。1959年人民银行农村营业部由人民银行收回，农村信用部下放给生产队管理，生产大队建立起了信用分部。（当时没有成立农业银行，农业银行的前身就是人民银行农村信用部）。

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政治经济分析 篇7

一、政治角度分析

1、从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的角度

中国现代化以稳健的步伐迈入新世纪, 政治也呈现现代性的特性。政治“现代性有助于政治稳定, 而现代化则孕育不稳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转型期是政治不稳定的高发期。对于中国来说, 就有着许多影响政治稳定的危险因素, “三农问题”就是其中最紧迫的一个。而没有政治稳定, 经济、政治发展就失去了首要的前提条件。因此, “稳定压倒一切”是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 而通过扩大政治参与的水平和层次发展民主是实现政治发展目标的手段之一,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给如火如荼的农村民主选举以正确的定位是相当必要的———即它的推行与实施作为扩大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 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发展目标的有效方式。但我们绝不能忽视关于扩大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的另一层面的关系问题:就发达社会而言, 两者是一种正相关, 扩大政治参与意味着政治稳定的基础;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过程的社会, 扩大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是一种负相关, 是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关于这个问题亨廷顿早有论述, 他认为扩大政治参与可能就意味着政治稳定面临考验。阿尔蒙德的论断则更加深刻, 他说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 但不可无秩序而有自由。因此, 现阶段中国扩大政治参与必须服务于维护政治稳定的目标, 这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应当认识到, 目前政治稳定比较脆弱的时期, 尤其是广大农村, 这种扩大与提升无疑要受到很大制约, 而制约因素表现出相对复杂与多样的发展趋势, 如农民素质因素、农民生存条件、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社会的结构分化问题等, 这些因素与中国处于转型社会即亨廷顿所说的现代化的阶段密切相关。

2、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稳定三者关系的角度

作为“政治稳定的设计师”, 亨廷顿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政治体系的稳定都依赖于政治参与水平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关系, 即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不稳定。要保持政治稳定, 就必须在政治参与发展的同时, 提高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主性、适应性和凝聚性。目前,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还不足以使政治体系的民主性和开放性达到能容纳公众进行广泛政治参与的程度。从两者的发展态势来分析, 中国政治制度水平落后于政治参与的发展程度, 城市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农村。因此, 从这个角度看, 目前中国农村政治发展实质性扩大政治参与而制度化水平相对滞后, 孕育着政治失控的风险。同时, 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又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其中经济发展程度是最重要的, 而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等经济问题去寻求政治领域的民主建设, 显然是不理性的。就目前农村状况而言, 农民没有真正的经济自主, 那政治民主又有什么意义呢?

3、从政治成本的角度

一个国家的社会财富是一定的, 而中国农村占社会财富的比例是有限的。政府花在经济上的成本越大, 相对花在政治上的成本越小, 反之亦然。而政治成本相对于经济成本又有所差异, 因为政治成本是一种纯粹成本, 它不产生宜接效益, 所以花费在政治上的财富是一种绝对消耗, 从中国的实际而言, 在目前农民负担过重、“三农问题”比较突出的情况下, 过分强调发展农村政治, 推行民主选举, 势必会增加政治成本, 从而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 其结果可想而知。

二、经济角度分析

在对农村问题作政治角度的分析后我们发现政治始终无法脱离经济而独立存在, 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究其深层次的问题, 是因为农民没有民主或民主程度不够而导致贫困还是由于其他原因呢?我们不妨从经济角度作一些分析。

1、从“三农问题”的核心———“增加农民收入”谈起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 可是究竟应该如何去做呢?让我们不妨先从收入的来源谈起。据常识, 收入是收益人挣来的, 而深入理解收入问题则离不开对财富的认识, 特别是财富中拿来作资本的那部分资源的状况。经济学上称之为“农民财富的产权状况”。费雪指出“资本就是产出未来收入流的财富”。农民收入的多少取决于农民拥有财富的多少。可目前中国农民的现状是可用耕地少, 实物、金融资产不多, 受教育程度又低, 如此农民收入如何增加呢?收入水平低与贫穷又有什么差别呢?

然而从财富价值的角度看又是另一番景象。人人都知道土地所以值钱是因为它具有产出净收益的能力, 土地的价值是由土地的预期收益决定的, 所以产出的市值决定财富的价值, 产出的市值又与市场交易紧密联系。如果没有市场交易, 产出除满足生产者自身需求外, 价值不大;但在交易条件下可能产生“物以稀为贵”的妙处, 产出的价值就大。可见交易提高了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从而提高了交易各方的生产率。经济学家认为:市场交易的前提是清楚的产权界定, 无清楚的产权界定, 潜在的交易成本可能高到使交易根本无从发生。这样联系起来, 即财富的产权界定影响产品市值, 而产品市值又决定财富的价值。

由此可见, 谈农民收入问题离不开对财富的认识, 更离不开对财富的产权界定, 所以解释农民收入问题的重点, 不是政府意愿和收入调控政策, 而是农民财富的产权财产状态。

2、对集体制的再认识

在农村社会里凌驾于农民头上的强制力量从何而来?国家税收的强制性勿容置疑, 但农民的高负担主因不是税收, 而是非正式的杂费, 据统计, 其约占交费比重的50%, 这一切都根源于“集体”这一特别的农村组织。经济学家周其仁对集体制是这样界定的, 认为它既不是合作的私人产权也不是国家所有权, 它是由国家控制, 但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农村产权制度安排。包干到户后, 土地作为生产资源, 使用权被承包给农户, 使用权得到界定, 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产权处在含糊不清的状态之中。大包干三原则 (交够国家, 留够集体的, 剩下都是自己的) 中的集体, 是一个未被清楚界定的领域, 以至现今我们发现它竟是这么大的一块“公共域”, 压得农民透不过气来, 其导致的后果是集体掌握土地使用权, 控制土地使用权以外的经济资源产权, 并履行基层行政职能———这是农村强制力发生的机构基础, 集体可以强制向农民征税, 也可以强制地进行乱收费。因此, 政府自上而下清理负担, 绝非治本之策, 清晰界定农村集体制是十分必要的。

3、政府管制与农村问题

农村的土地承包制是中国产权改革的第一基石。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以纯粹的制度分析对中国农村改革提出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中国农业改革的成功就在于农业产权的调整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 即农村承包责任制, 土地使用权的个人持有把土地产权权利和责任完全清楚的界定在个人身上, 而这种产权结构与市场体制下的私人产权结构区别甚微。承包权界定了农民运用土地和劳动等本钱去挣得收入的权利, 但是目前在政府管制下农民种什么、种多少、卖什么价、卖给谁统统都被管制, 那么农民拥有的土地承包权就只剩下耕作的权利, 而收益权和合约权都遭到侵犯, 于是承包制“长期稳定30年”的承诺便在价格管制下大打折扣。在充分肯定承包制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对农村的土地承包制, 减少政府管制对承包制造成的不良影响, 是农村问题得以缓解的政策选择。

三、政策选择

无论农村政治发展趋势是直接民主形式还是间接民主形式, 倘若产权无法界定, 民生问题还是不易解决, 这势必会影响政治改革的进程和整体发展战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农村直接民主不能解决更大范围的民主问题。科斯关于“市场中的企业”理论, 我们知道没有企业的市场虽然可能存在, 但那一定是小范围的简单市场, 市场要扩展出去, 减少交易费用的组织、制度不可或缺。

1、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制, 清楚界定农民的私产

根据上文的分析, 农民负担的根基在产权, 农民自发的土地承包制奠定了一个基础, 但这个基础并不牢靠;只有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制, 清楚界定农民的私产, 才可能有效保护农民的利益, 毕竟政府保护农民建立在“农民可以依法保护自己”的基础上。

2、坚持公开、透明和广泛参与原则, 进行渐进的农村政治变革

无论是微观决策层还是宏观决策层, 无论是经济事务决策还是社会事务决策, 公开和广泛参与可以降低信息的不充分性和不对称性所带来的交易成本, 增加各方利益群体的信息沟通, 维护政治的稳定性。正如美国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言, 公开性和参与性最大的优势是能够抵消潜在的成本。可见, 目前从政治稳定的角度, 农村发展政治民主不失为降低政治运作成本的良策, 但由于受中国整体政治体制状况的制约很难有更大的突破, 所以加快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农村政治变革则只能在渐进中求发展。

3、加快农村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建立

现代政治学将政府视为一个存在着“输入—转换—输出”过程的系统, 选举作为选民向系统的输入形式, 通过转换输出机制实现自己的利益, 要实现这一机制, 利益整合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它可以表达和使选民的意愿更集中, 迅速清晰地输入, 有效地表达和整合民意。因此, 要加快农村利益集团的建立, 使之成为解决目前农村问题整合机构, 反映民意, 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权益。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西方学者舒尔茨通过多年调查得出结论, 农民也能在权衡长短利益之后, 为追求最大利益作出合乎理性的反应, 这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概念同样可以来解释农民的经营行为、潜在收益的代价, 农民就可能选择联合。这种计算收益与代价的能力, 既不需要太多教育, 也不需要太多文化, 几乎是一种本能。所以, 目前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不在于农民本身而在于其他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 政府承认农民经济组织 (专业性的) 的合法性, 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引导和扶持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经济组织 (专业性的) 的发育较之政治组织的发育更有利于缓和社会冲突。

4、政府消除管制, 引导农村市场化进程

中国农村的发展前景 篇8

关键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分析;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j.cnki.jlny.2014.24.005

我国是一个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实力虽然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经济基础相对于发达国家还比较落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骄人的成果，但是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还比较滞后，这严重制约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以要加快农村地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增加经济资本的投入，只有农村经济得到了发展，整体的国民经济才能可持续发展。

1 目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

1.1 农业经济基础薄弱，农产品市场供求不平衡

农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市场需求、自然环境、市场价格水平的制约，处于亚健康的发展状态。在我国，农村的主要经济是农业经济，虽然可以保证农村居民最基本的生活，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人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其需求种类和水平也发生了改变，很多农业产品已经不能适应市场需求。此外，大量的工业用地和城市建筑用地占用大量耕地，再加上水资源被污染以及化学肥料和农药的大量使用，都给农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

1.2 农业的生产水平低下，其发展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

虽然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都已经进入机 械化时代，但是距离发达国家的机械化程度还有很大距离，相同的劳动力创造出的劳动价值有很大悬殊。在我国部分山区，其生产模式还停留在传统生产层面，产量低，收入低。农业生产中的制约因素除了外部因素之外，还存在很多内因，比如土地肥力不足，耕作技术水平低，生产率低，单位土地的成本升高，再加上市场农业产品价格的不稳定，制约了农业经济发展。

1.3 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城镇依托其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基础设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取得先机，获得了较快发展，但是农村的经济基础设施薄弱，不能很好吸引企业投资发展，其经济模式也不能及时发生转变，经济的发展步伐远远滞后于城镇，所以导致城乡经济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2 改善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的具体对策

2.1 制定稳定的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

农村经济政策制定不合理，落实不到位都会导致农民对改变农村经济发展失去信心，也会导致上级部门对农村经济的投资降低。在广大农村地区，经常会出现占用和低价强制出售耕地的现象，这些都破坏了农村经济的稳定。所以政府要采取严厉的措施，在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同时，严厉打击制约农村经济和谐发展的违法行为。另外，相关部门还应该根据本地区的具体实际，制定出促进当地经济模式转变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政策，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2.2 推动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整体素质

农村经济之所以发展滞后，主要原因就是农民整体知识文化水平低，自身的创新能力低，不能看到市场发展的变化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契机。所以要采取积极有效的办法提高农民整体文化知识水平。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农村的基础文化设施、医疗设施以及教育的投资，比如农村书屋、农村网络室等;另一方面还要鼓励农民参加专业技能培训或者职业教育。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民工向职业工人的角色转变，从而促进农村居民到城镇务工，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

2.3 政府带头引进资金，促进农村经济方式转变

农村经济结构单一，生产力低下，导致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所以，面临这一现状，当地政府可以带头向农村地区积极引进技术、资金和人才等生产要素。就目前来看，我国中央财政用于对“三农”的投资已经超过8000亿元，这对于农村发展来说更是一个重要契机，当地政府在加大对农村经济投资的同时，还可以利用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向广大农村地区倾斜，来吸引企业投资建厂。与此同时，为保障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在大量投资建厂的同时，注意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保护农村生态环境。

3 结语

综上所述，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整体小康社会的建设离不开农村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在发展中还存在着很多制约因素，导致其发展能力不足，发展进程滞缓，所以，必须要对农业经济的发展给予重视，要在以后的发展中制定出稳定的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推动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政府也要积极带头引进投资，来促进农村经济方式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韩俊.中国“三农”问题的政策走向[N].经济参考报，2010.

[2] 许晓蕊.关于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分析与思考[J].特区经济，2011，（12）.

[3] 宋晓光.对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分析与思考[J].中国集体经济，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