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诗歌的走向

论中国诗歌的走向（共6篇）

论中国诗歌的走向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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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昱

我国的汇率制度的历史性变化

在近十年间，我国的汇率制度经过了三次重大的根本性调整。

1994年,我国实现了汇率并轨,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主动收窄汇率浮动区间,虽然仍然保留“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演变为“准固定汇率”。2005年7月21日,人民银行公布了《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重新确立了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从盯住美元转向“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并将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2005年的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大大重于汇率水平的调整,它标志着中国在迈向真正有弹性和可浮动的汇率制度方面走出了关键性的历史一步。

人民币汇率变化

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8.2765上调至8.1100，上调2.1%。2006年5月15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突破8∶1的心理关口，达到1美元兑7.9982元人民币。

2007年1月11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突破7.8，同时人民币汇率13年来首次超过港币。

2008年4月10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首度“破7”，达到6.9920元人民币兑1美元。

2011年8月11日，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首破6.4，1美元兑换6.3991元人民币

人民币现行汇率制度特点

1、鲜明的市场导向性。更大幅度地引入了市场的力量，市场化导向更加鲜明，市场供求对汇价的形成作用更加显著。

2、“参考一篮子货币”：相较之前的单一盯住美元有更多的灵活性和局部可变性。参考一篮子货币有利于较好地应对美元不稳定所带来的影响，降低人民币多边汇率的波动，从而保障我国汇率的安全。参考一篮子表明外币之间的汇率变化会影响人民币汇率，但参考一篮子货币不等于盯住一篮子货币，它还需要将市场供求关系作为另一重要依据，据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将有利于增加汇率弹性，抑制单边投机，维护多边汇。

3、浮动汇率制：与市场化导向的一致性。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中央银行主要起到滤波器的作用。随着经济适应程度的提高，滤波器的作用是可以减弱的、是自适应的。

现行汇率制度的正面效应分析

汇率制度由之前的固定汇率机制向浮动汇率机制转变后带来了一系列正面效应：

1、富有弹性。相比于之前的钉住单一美元的制度现行汇率制度更具弹性且经常波动，一篮子货币中货币的相互波动可能部分被抵消，因此，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压力实际上较之原来是下降了，有利于稳定汇率预期。同时保留了央行对调节汇率的主动权和控制权，有效的规避世界上其他货币的汇率变动给人民币带来冲击由此引发的结构失衡，从而增强了我国应对投机压力的能力。

2、与国际接轨。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的不断加快，我国同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也越来越密切。从单一盯住美元到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变化，更加符合中国经济国际化、多元化的趋势，使人民币汇率制度日趋与国际接轨。

3、对市场反应灵敏。随着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日益完善、市场作用在不断增强，人民币汇率的灵敏反应促进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有利于间接融资企业的发展。

4、有利于以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现行汇率政策推动外需扩张，带来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现行汇率制度的负面效应分析

在看到现行汇率制度的优点的同时，也必须正视其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1、限制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根据著名的“三元悖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自由流动、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三者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我国现行的汇率制度决定了汇率变动不能充分反映外汇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动，而是根据篮子中货币之间的汇率来被动调整的，是中央银行被动干预的结果。因此，目前的汇率制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实行货币政策的能力，并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

2、汇率基本上不能发挥调节国际收支的经济杠杆作用。汇率的变动可以起到影响一国国际收支的作用，因此它可以作为调节一国国际收支的经济杠杆。但在我国现行的汇率决定机制下，货币的比率被基本固定，而且汇率的波动范围被限制在央行规定的一定幅度之内，从而使得汇率基本上失去了调节国际收支的经济杠杆作用。

3、汇率调整缺乏准确依据，且维持成本较高。在汇率由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时，这一市场十分狭窄，而且仅限于由经常项目中的贸易项目派生出的外汇供求，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央银行无法获取准确定价所需要的完全信息。此外，维持现行汇率制度增加货币政策灵活操作的难度，其总维持成本较高。

4、弱化了企业的风险意识。现有汇率制度约束了汇率变化的灵活性,使人民币汇率的经济杠杆功能被弱化,也淡化了交易主体的风险概念。如果人民币仅是小幅波动，企业通过适当的内部调整就可以应对汇率变化，但未通过运用金融市场工具防范和化解汇率风险，因而，企业缺乏汇率风险意识和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造成了风险的累积,而这些风险的累积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隐患。

5、银行风险增加。虽然间接融资企业对汇率的敏感性强于对利率的敏感性，但是对浮动汇率制下的市场波动适应性较弱。这些企业向银行的借款并不会随利率的升降而出现大幅变化，但是企业经营国际贸易的收益却会随汇率的变化而波动。企业还贷不确定性增加，银行贷款回收率下降，贷款风险增大，呆账坏账增加，银行利润率和收益率随之下降。

美国操纵汇率的手法

透过国际汇率制度历史变迁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操纵汇率的惯用手法，其汇率政策的调整具有强烈的利己主义和单边主义色彩。美元一直是美国国家利益平衡和危机治理的有力工具，美元看似毫无规律的涨跌与美国的经济策略不谋而合。美国的汇率政策可谓是“予取予夺、随心所欲”，需要贬值时，就立即操纵贬值；需要升值时，就立即操纵升值，该汇率政策的关键条件正是“浮动汇率”。当经常账户急剧飙升或者对外负债急剧增加时，为了促进出口、改善国际收支、降低对外净负债，美联储则采取入市干预或迫使别国汇率升值等手段，操纵美元贬值。而当国际社会对美元信用有所质疑、资金流入美国速度大幅放缓之时，美国政府则会高唱强势美元，甚至主动入市推高美元汇率。

人民币升值的后果

人民币升值可以增强进口购买力，有利于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减少资源消耗，转变外贸和经济增长方式。

但是，以我国目前的经济竞争力，在完成工业化之前，如果仓促让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将会使我国陷入既无法化解升值带来的外部风险，也无法充分利用升值带来的积极影响，相反却会严重削弱现阶段的我国劳动力廉价等比较优势，严重影响我国出口，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动荡，过早结束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期。

当前人民币升值过快，已经给我国外向型经济带来严重的冲击。

迎接挑战的四大对策

为防止通货膨胀失控和防止经济大幅下滑，我们必须采用财政、税收、价格等经济杠杆。

一：暂缓人民币升值。目前，大量的热钱通过各种渠道进来我国，金融风险正在不断地累计。要扭转这种局面，除了采取严厉管制措施外，必须利用汇率工具，果断地暂缓人民币升值，切断国际投机资金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要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及国内承受能力，在一定的幅度内，使之有升有贬，并不断创造有利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国内、国际环境。

二：推动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长期以来，我国企业以低价格要素制造价廉物美的商品来贴补国外的消费者，致使国内初级产品对外依存度急速上升。同时，大量资源消耗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环境成本越来越高。为此，要根据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针对不同产业和不同类别的资源能源产品推进价格改革，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强制企业承担环境保护、生产安全等方面的社会成本。

三：加快经济转型的改革。转型的内容可以用三个“转变”概括：一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二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三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则人民币升值不仅能降低企业成本，而且会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所以，加快经济转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会变成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

四：推进金融改革，建立风险防范系统。目前，我国金融业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期。我们既要推进金融改革开放，又要加强对某项领域的管制，建立金融预防性、应对性管理框架，防范金融风险。

为此，首先，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其次，稳妥地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第三、改善外汇储备结构，增加黄金及石油储备；第四、随着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可，要建立完备的金融风险识别、预警和控制体系。

对中国未来汇率体制发展展望

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是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根本目标，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在内的一切宏观调控政策都需以此为最基本的出发点。与人民币利率的完全市场化和资本项目管制的放宽一样，汇率形成机制对于中国这样自主的庞大经济体而言，只是诸种考虑的经济变量之一。判断其汇率制度是否合适的主要标准是它与国内实体经济的关系，实体经济在这种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下是否良性运行，以及经济增长是否能够持续。汇率应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

中国政策制定以自身考虑为主，同时也强调考虑亚太和世界的经济。中国正逐渐变为一个经济大国，既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发展和平衡，也历来重视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的相互作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中国经济与其他国家的互补性增强。稳定人民币汇率，一方面会带动我国外贸出口发展，有助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我国经济金融稳定，市场容量不断扩大，会增加进口需求，拉动其他国家出口扩张。完善汇率制度

浮动汇率制应是必然的选择。现阶段，我国必须在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资本管制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既能保持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又能兼顾汇率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同时使资本管制发挥一定效果。

1、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有管理浮动

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实力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央行调控能力的进一步加强，我国可以逐步由管理浮动汇率制转向单独浮动汇率制。但目前的主要工作还是加强完善现行汇率制度。

2、坚持汇率改革市场化方向的同时要打破市场对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近些两年来，人民币汇率较均幅的、缓慢的爬升，使市场上形成了强烈的、可预测的升值幅度预期。这使得国际投机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国内，进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这不仅不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金融市场的稳定，而且给宏观经济调控带来了很大困难。因此，打破市场上人民币可测算的升值预期刻不容缓。

3、加大国际游说和沟通力度，保持改革的话语权并赢得外部支持。一国汇率的变动会影响到相关国家的利益，因此，一国汇率制度的改变也常常会引起国际上的干预或协调。随着我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和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加快升值的呼声也越来越大，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或是部分利益集团的压力不断地通过政治等途径对中国政府施压。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要主动应对，加大国际游说和沟通的力度，保持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话语权，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赢得有利的外部环境。

4、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深化商业银行和企业的改革。当前要加快发展外汇市场和各种外汇衍生品，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更多、更好的风险管理工具。例如在已允许开办人民币外汇货币远期和互换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和推出人民币期货和期权交易等。从汇率改革的过程来看，今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将难以预测，人民币升值的空间也可能会大于预期。因此，企业必须加强对汇率问题的研究，提高风险意识，学会应用各种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金融机构应加快金融衍生品的研究与创新，为企业提供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

5、协调好汇率与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关系，保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合理的利率水平是形成合理的汇率水平的基础。如果一个国家利率水平高于国外，则会推动本国汇率上升，反之则下降，因此汇率制度改革要与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保持同步，相互协调，共同维护币值的稳定，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面对重压下人民币汇率的选择

论中国诗歌的走向 篇2

在学科划分以西方为标准的学术研究, 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研究者发现西方学科划分的僵死, 对中国学术研究的强迫分割以及不能有效解释中国经验与中国学术研究的自身为了适应这种西方标准而进行的削足适履的情况, 学者达成的共识似乎已被人们确认与首肯。但似乎仍然是在面对众多的中国经验与中国艺术文本来进行西式解析与思考阅读。中国艺术学显然处于这一尴尬境地, 学科虽然定位于中国艺术学, 却仍然在文艺学和美学的双重学科框架中挣扎, 一如中医, 传统中医更接近于巫术, 而不像是自然科学。而中医的一系列理论和解释系统, 也不被西医完全认可, 虽然它仍然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比起医学这种更重效果的自然科学来说, 作为人文科学的中国艺术学处境更糟, 当今在中国, 几乎无人在用这种方法来进行艺术评论与艺术批评, 这其中自然与中国传统艺术的衰落有关, 不再有大量的人专注创作的原因, 但更大的原因是五四以来中国因社会、政治、历史的原因, 而追求现代化、现代性, 抛弃中国旧有的传统文化, 从未发展出一种以中国传统为主线的艺术学、艺术评价体系, 而同社会政治文化混淆在一起, 进行了西化改革, 后随着现代化, 全球化的冲击与震荡, 而成为了一种无根的艺术批评。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 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不是仅靠收集实证研究的结果, 而主要靠对各个学科领域的基本建构提出反思和疑问, 这些反思和疑问往往能“从那种关于事质的日积月累的熟知中脱颖而出”。中国艺术学研究, 如何创新, 如何与时俱进, 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课题。

现当代艺术学批评从托马斯·库恩 (Tomas Kuhn) 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移植过来的“范式” (Paradigm) 概念, 表明知识是有一定范式的, 而这种范式如同艺术学文本一样具有一种可解读的召唤性质, 由此种意义构成知识自然不具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质。而人类学的理论推进则证明过去被奉为圭臬的西方知识系统也是一种人为“建构”出来的概念。在“西方艺术学”的“我者叙事”中存在着许多东方文化的“他者叙事”, 如果连“西方艺术学”这样的概念都是“想象”和“制造”出来的, 那么我们对照西方艺术学来进行中国艺术学的建构可以说就不再具有不可通约性 (Incommensurability) 。可以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为主体, 以西方艺术理论为参照, 从而建立起一个采用跨学科的视野、比较的方法和批判的精神, 形成以马克思主义和文化人类学的观点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这样的中国艺术学不仅能够很好的阐释中国艺术学当中的独特性, 更应该具有广泛的解释性以及与西方艺术理论对话的能力。

一、当代中国艺术学走向之——从比较艺术学走向艺术文化学

20世纪90年代中期, 季羡林指出:“我们东方国家, 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 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 起了影响, 引起轰动。”“失语症”与“话语重建”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可以说是:传统一去不复归, 西方魅影独徘徊。建构中国艺术学其实是一种对认同的自我指涉, 失语症其实就是拉康小写的自我的缺席 (absent, 或译“不在场”) , 文化主体性的丧失和言说的主体丧失。这种文化焦虑只能说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缺失了对中国文化认同的直接后果。所以可以说, 中国自古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学观念, 当然也就没有所谓“艺术学理论”。“失语”的提出是缺乏中国艺术学知识的偏见, 是对古代艺术学的无知, “失语”说是对理论前提未加反思就提出的一个虚假命题。

有人主张重建中国学术话语 (discourse) , 重建中国自己的一套意义生成与表述的方法和学术规则。而有人却认为“当代中国文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回不到传统……解决办法并不是争取独立于西方的学术理论去思考, 这不可能。……我们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条件下必须勇于并善于通过他人来界定自己。古代‘西方’是通过‘东方’来界定自己的……而今天, 当代中国人必须通过‘西方’和‘世界’来界定和理解自己。只有进入了这种自我理解的斗争, 我们才算是回到了传统, 或者说才算接上了传统。”也就是说通过比较, 通过“他者”, 才能确证自己。这种发展和认识与文化人类学所倡导的文化相对主义 (Cultural relativism) 的理论异曲同工, 不谋而合。这也揭示了一种中国艺术学的研究走向:从比较艺术学走向文化艺术学。

顺着这种走向, 彭吉象主编的《中国艺术学》一书, 把中国艺术学放在中国文化历史的大语境下进行探究, 中国古典艺术学的文化特色和民族精神和传统艺术学当中的范畴、命题, 气、神、味、境、韵, 比、兴、象、风骨, 言志与缘情、神似与形似等也在这深入文化大背景的研究思潮中得到新的阐释。

二、当代中国艺术学走向之——从艺术文化学到艺术人类学

从“比较艺术学”到“艺术文化学”的研究走向, 表明了艺术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的一些重合, 以及一些观念的趋同。学科的重组与知识整合, 是时代趋势。人类学是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 产生的对异文化认识的一门学科。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文化人类学介入艺术学研究, 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潮流和趋势, 人类学理论作为话语引入中国艺术学研究, 实际上是引入了一种新的言说的参照, 这种参照使我们能够从一个更宏阔的视阈来观照古代艺术学, 发现许多过去所忽略的问题。在人类学视角中, 我们仍然强调本土性、民族性, 但更多的是如何归纳、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中国艺术学。

如果说“艺术学”是对艺术各门类的研究, 那么, 建构中国艺术学所要作的比较研究却是一种“对研究的研究”。做这样的研究需要一个高出一层的框架和体系。那么引入人类学就是很好的选择, 因为人类学本身就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反思, 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消解, 是在比较与对话中产生的一门学科。它的学科目的就在于理解他人, 理解文化。人类学的“目的是通过研究某一特定的时空的社会和文化来理解整个人类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从方法论上讲, 人类学有着其独特的研究视角, 一是“跨文化的研究视角” (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 , 倡导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人类的文化和行为。人类学是随着西方殖民者的扩张而诞生的, 从一开始他们所关注的内容就是异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族群性, 因而也就关注文化的比较研究。马文·哈里斯认为人类学的显著特征在于“全球性的”和“比较性的”。所以跨文化的“比较视野”是人类学的根本。二是“整体性视角” (the holistic perspective) , 是对某一特定文化进行全貌性的深入研究。人类学所关注的是“人类及其文化的整体”。整体和综合的观点得到强调。人类学对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族群中的文化差异感兴趣, 并且要努力实现地方性知识的全球整合。文化人类学的“跨文化研究”方法、“地方性知识”思想、“深描”理论以及“主位”和“客位”视角等众多的理论, 可供建构中国艺术学之借鉴。而能够综合“比较艺术学”的比较视野和“艺术文化学”的文化内涵的就是兼采两家之长的“艺术人类学”了。

中国艺术学“回归传统”虽然可以从文化的内里去进行体察, 却容易流于琐细而忽略实质的东西;但“以西释中”则容易囿于先入为主的概念术语而难以把握文化对象的要领。吉尔兹在他的《地方性知识》一书第三章中论述:“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论人类学理解的本质”。在这一章他提出:用内部眼光和外部眼光、在“贴近感知经验”和“遥距感知经验”的双重交叉式的象限内理解文化。关键似乎在于把中国艺术学的这种地方性的知识 (local knowledge) 非地方化。具体的做法是, 入乎其内再出乎其外, 把中国艺术学的感知经验转换成理论家们所熟悉的概括和表现方式。这就是文化人类学可以给中国艺术学建构的启示。

与全球化伴生的人类学由于其特有的核心范畴“文化”, 以及“求异”独特的思维方法和文化相对主义原则和立场, 对艺术学的研究就必须拓展到“文化”的视域中来进行考察。“艺术人类学”, 提倡用艺术学和美学的手段 (如以诗歌和小说的方式) 去传达研究者的实地观察与体验, 以期避免过度依赖西方式的理论概念框架。这对我们在建构中国艺术学时过度依赖西方式的理论话语具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以诗的方式思维、言说, 是中国古代艺术学的特色和传统, 用西方的理性取向的理论框架对这种特色进行规范是不可能达到理解之目的的。但是如何才能把中国艺术学的这种特色理性地、明晰地传达出来, 不再成为与西方艺术理论对话的障碍, 是我们构建中国艺术学首要考虑的。

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对“他者世界”的观察和记录所导致的一种强烈的“文化寻根”意识, 也强烈的影响了中国的学界, 中国艺术学的建立,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文化人类学思想。这种对“文化本源和传统的追寻”也表现了中国学界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批判精神和反思精神, 并以中国独特的艺术学思维方式和审美感受与西方的艺术学批评话语体系构成了一种新的对话关系。中国艺术学的建立, 是抵制工具理性霸权和重建民族话语的一种祛魅方式, 是对现代文化和现代性进行再认识或再认同的有效策略。中国艺术学的建立, 扩展了人们的参照维度和审美视域, 有助于消解对单元化思想的盲目崇拜与效仿。中国艺术学的建立注重从中国艺术学中汲取营养, 并以中国艺术学为基点, 拓展了艺术学的文化意义空间, 从而超越了西方文化的局限性。立足本民族的艺术学现实, 向西方主流话语开放, 在对话与互动中发展本民族特色的批评理论。

三、当代中国艺术学走向之——建立艺术学的“生态”概念

在中国艺术学未来建设之路的争论当中, 对于中国艺术学的前途有各种设想, 涌现了大致五个派别:观点一认为, 中国古代艺术学是民族的传统所在, 要固守传统, 要修旧如旧。中国艺术学建设就在于还原或者恢复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传统。我们的传统艺术理论在内容, 的丰富性、深刻性上绝对不比西方差。把中国传统艺术理论论作为母体和根本, 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中国艺术学。第二种意见认为, 西方艺术理论与中国古代艺术理论没有通约性, 对话和比较的支点在于建立第三方框架。第三种看法则是, 西方艺术理论的中国化, 以西释中。全盘西化, 以西方艺术学全面取代中国传统艺术学。第四种看法, 以中国古代艺术学来阐释西方艺术学现象, 以中释西, 以中国传统艺术理论话语方式融会西方艺术理论的探索。让传统艺术学的学术规则成为吸收和融汇的平台, 让外来理论和现代艺术学在这个平台上与中国的话语系统对话。再加上古代艺术理论的现代转换, 共五种。在此我欣赏所有人的观点, 因为我强调艺术学的“生态”概念——共存。

艺术学的“生态”概念, 强调一种艺术学研究方法和派系的生态学的概念, 即艺术学研究的每一派观点都应该有一席之地和生存空间, 这样才能形成一种生态学意义上的生物群落的互利共生概念, 每一个理论观点都应该享有生存权, 因为这样观点之间的杂交可以提供一种新的文化基因, 从而促使观点的变异和进化。任何生物的生存都不是孤立的:同种个体之间有互助有竞争;植物、动物、微生物之间也存在复杂的相生相克关系。生态系统和生物群落概念引申一个艺术学群落, 建立一个艺术学学科的生态系统、生态学。生物进化就是生物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艺术学观点、理论的进化也是从共存和竞争开始的。

类似于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最后一步著作《怎样做理论》和特里·伊格尔顿所著的《文学理论导论》一样各种理论纷纷收录、囊括, 共存于一书, 并没有以哪一种理论为主, 而排斥其它的理论, 持一种文化相对主义和多元化的理论。

伊瑟尔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且各不相同的理论呢?每一个理论都将艺术纳入到一种认知的框架之下, 而这一框架又必然对作品的理解加以限制。一种概念所遗漏的方面, 往往会被另一种方法所吸纳, 而后者当然又会产生本身的局限, 如此类推, 以至无穷。”“如果人文科学理论的预期功能没有实现, 它们也不应当被摒弃, 最多, 各个理论之间会展开相互竞争。但是, 这种竞争不受凌驾于各种理论之上的某个观点的支配, 虽然所有这些理论都觉得受到这种观点的启示。相反, 正是由于变化不定的兴趣和风尚, 才使得某些理论不时地占了‘对手’的上风, 而另一些理论则势头减弱。”

伊格尔顿声称“我的意图不是用我自己的一个声称在政治上更具接受性的文学理论, 来反对这些在我书中批判考察过的文学理论, 我用以反对本书所罗列的这些理论的并不是一种文学理论, 而是一种不同的话语——叫它“文化”也好, 叫它‘表意实践’ (signifying practices) 也好, 它会通过将其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语境之中而改变它们。”[8]这也就是说, 伊格尔顿是在一个语境更为广阔、内容更为丰富的视野背景下解析、评论书中所提到的这些理论, 而不是建构出另一种自己的理论来与之抗衡、反驳、或意图与它们在“艺术批评”领域分一杯羹。不是要进行宏大叙事的体系性构筑, 而是建构一种话语方式, 理论多元化, 对话的狂欢。当今艺术学理论的发展趋势, 主要表现在艺术学理论走向开放、多元与对话。成为一种多元对话的话语方式, 是我们建构中国艺术学的要采取的方式。这些大师的做法不正是体现了文艺学的生态概念——多元共存么?

西方理论融合东方思想可以理论创新并进行文化输出, 为什么中国不能独自, 自己开出理论新体系呢, 缺少参照和对话, 吸收融合, 就像生物繁衍一样, 杂交才有优势, 自我分裂和复制, 只能重复自己不能创新。中国艺术理论的“失语症”, 失去的不仅包括中国艺术理论的话语规则, 还失去了交流中可以产生的文化杂交优势, 失去了中国与西方在跨文化对话中产生理论成果的良机。因此, 我们需要对世界上各种艺术理论进行平等的、开放性的深度对话, 从而创造出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的话语体系、学理体系、知识体系和评价体系, 这也是中国艺术学建构要达到的目标之一。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 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9 (11) .

[2]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J].文学评论, 1996 (6) .

[3]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 (第2版) [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4) .

[4]欧建平.舞蹈人类学引论[J].解放军艺术学院报, 2005 (4) .

[5]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12-13.

[6]叶舒宪.西方文学人类学研究述评[J].文艺研究, 1996 (3) .

论中国诗歌的走向 篇3

一、 消费至上，宣扬单一的金钱观

青春片系列中最耀眼的无疑是由郭敬明自编自导的《小时代》系列。相比原著，电影《小时代》在对情节、人物性格删繁就简后，仅保留了原著简单的人物关系，将四姐妹的成长史变成了一群俊男靓女的时装秀，将“年轻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变成了一场少男少女的幼稚而浮华的春梦。《小时代》仿佛是大陆电影市场的一块试金石，以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力量试探着观众的观影心理与审美趣味。相比电影本身，似乎观影后的吐槽更精彩，更让人回味无穷。有的评论者甚至认为《小时代》是“配音版PPT而非电影”。慢镜头特写、柔光、环摇等MV的影像风格将该片包装成了一个幻梦感的商业广告，有形式却没有内容，有明星却没有角色。在诸多的批评声中，“拜金价值观”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许多批评者认为该片对物质与消费的推崇会给年轻人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会扭曲年轻人的价值观。“在一个极力缩小巨大贫富差距、遏制中下层阶级暴发户层出不穷的国家，这部电影触及到深藏于中国社会价值观下的敏感神经”。[1]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小时代的成功就是郭敬明本人的成功，导演是这部电影最明显的品牌植入与最大的卖点。郭敬明将个人的成功哲学与对物质的态度借片中人物之口直白地道出，这种毫不节制的态度激怒了众人。

虽然《小时代》的弊病比比皆是，但它的商业成功是毋庸置疑的。目前《小时代》四部曲累计票房已超过17亿元，距离20亿元的总预计并不遥远。它成功的秘诀之一是编导郭敬明对于目标受众与电影市场需求的把握。电影营销专家王大勇曾说道：“现在的影片没有绝对好坏之分，只有是否接近观众之分，和观众心理接近性越大，越能吸引观众。”[2]以15-25岁的年轻人为目标受众的《小时代》是在摄制、营销等等各个环节都与粉丝保持着亲密的互动，想方设法靠近、拉拢观众，可谓做到了与观众零距离的接触。“年轻人爱‘玩什么，《小时代》就做什么；年轻人在哪里，《小时代》就在哪里。”[3]

《小时代》如一面镜子，映射出了当下中国现实及电影市场中光怪陆离的真相，让中国电影的通病在这里集中大爆发，如非电影的拍摄方法，价值中空等等。片中所宣扬的那种将幻想包装成理想，炫耀成功与财富的价值观在青春片里比比皆是。如薛晓璐执导的《北京遇上西雅图》所宣扬的价值观就让人无法苟同：一个漂亮女孩文佳佳一边做着富豪的小三，一边找一个优质男做备胎，从一个怀抱到另一个怀抱，生活性质并无太大的差别，都是以物质为标配的幸福生活。影片将当下中国漂亮女孩头脑中意淫的理想生活变成了银幕上的一个不切实际的美梦，所以省略了小三遭遇道德谴责与单身母亲应付艰难生活的情节，只留了一个浪漫的开头与幸福的结尾。2016年上映的续集《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除了有狗尾续貂之嫌，在价值输出上也并未有多少高明之处，其浓浓的文艺腔里包裹的依旧是浓浓的金钱味。就连陈可辛执导的《中国合伙人》仍没有超越对成功学、对财富的炫耀。

这些电影所宣扬的改变生活的方式都是类似于一种走捷径的方式：依靠外力的一夜爆发的方式，而衡量成功的标准也是唯一的，就是物质与金钱的获得。如果这就是年轻人所向往的“理想生活”，也难怪专业影评人会忧心忡忡。

二、 怀旧当道，唤起大众的青春梦

似乎当下中国的年轻人都提前进入了怀旧的时期，即使是已然年轻的“70后”“80后”也开始大张旗鼓地怀旧。纵然怀旧与年龄并无必然的关系，但与日韩、欧美的青春电影立足于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相比，侧重当年年轻人生活的华语青春片让怀旧提前到来了，如《将爱情进行到底》《致青春》《中国合伙人》《同桌的你》等等。这些电影都开始往回看，对回忆进行叙述，以过去为主要叙事时空，以怀旧为主要的情绪基调，引领观众集体在回忆中漫游，徜徉。但这些电影并未斩断过去与现在的联结，一味地沉溺于过去的时空，而只是将怀旧化作一种怀念和感伤的情绪与氛围，让陷入忙乱的都市丛林中正在进行激烈的生存厮杀的年轻人去重新感受一下年少时的单纯时光，重新体验曾经的理想、激情、友谊与梦想。在这种意义上来讲，怀旧更像一种情怀，一种将青春时代与清新动人的爱情、友情，超越金钱、地位的理想主义交织在一起的情怀。从当下电影市场的需求来看，怀旧是一个极具票房潜力的招牌，只要与怀旧相关，即可吸引观众的视线。

从2010年由肖央执导“微电影”时代的“11度青春”系列的《老男孩》开始，华语青春片全面开启了怀旧模式。这部颇受欢迎的短片将小清新风格与喜剧手法混合使用，成功地调用了“80后”情感结构之中的怀旧情绪，以追怀与告别的姿态阐释了“青春伤痛”的成长主题。有关“80后”的青春怀旧符号在片中一一浮现：中学时代表白校花遭遇尴尬的经历，对迈克尔·杰克逊的痴迷，怀揣音乐的梦想，还有那套全球最土的、土得掉渣的也是最实用的运动校服，这些都是“80后”最真实的情感记忆。2011年由张一白执导、原班演员主演的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是导演12年执导的同名电视剧的续篇。12年前的电视剧轰动一时，12年后的电影同样引起了全国不小的骚动。在这12年里，无论是角色（文慧、杨铮）还是演员（徐静蕾、李亚鹏），他们的形象都发生了变化，仅仅是变化本身就让观众感怀不已。新与旧的的对比本身就是一种煽情，再加上导演在电影中不时插入电视剧的画面与片段，引导着观众想象与感叹时光流逝的残酷与无情。尤其是在片尾，随着《等你爱我》的音乐响起，电影重演了电视剧中经典的一幕：杨铮拿起手机，奔向大海，向远在异国他乡的情人传播大海的声音。这一刻仿佛时空穿越，略显沧桑的中年杨铮与青春逼人的青年杨铮合为一体，而银幕下的观众也分明感受到了近在咫尺的青春岁月的召唤。12年的时光一去不复返，改变了一切，但唯一不变的却是希望爱情可以进行“到底”的心情。对观众来说，这部电影在创作上存在的弊病并不重要，因为他们渴望感受到的就是能够让他们陶醉其中的怀旧情绪，而电影则基本达到了他们的要求。

2013年由初执导筒的赵薇导演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同样主打“80后”的青春怀旧，但没有仅仅局限在一个怀旧氛围的营造上，而是以一个共同的爱情主题串联起来了几个人的青春故事。虽然影片讲述的是“80后”的成长经历，但“让每一个经历过青春、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青春的人都会看到自己”。[4]虽然电影在创作上不无瑕疵，但题材的讨好，赵薇本身的影响力，再加上创作者的态度与诚意足以让观众买账。陈可辛执导的《中国合伙人》同样是青春题材，以八九十年代的校园故事为叙事起点。不管片中的价值观遭到怎样的争议，但影片以清新、喜感的方式所呈现出来的充溢着理想主义的校园生活足够唤醒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相比上述影片，同样主打怀旧情绪的《同桌的你》就有刻意迎合观众之嫌，其创作的弊端也更为明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该片更像是一系列年代符号与年代事件的排列组合，虽然标识年代的符号一应俱全，如小虎队、大白兔奶糖、高考、游行、非典、911、出国，但彼此之间的过渡与衔接却极为生硬。也许很多观众想看的并不是电影本身，而是想在电影院中一一对应青春时代的记忆。

怀旧虽然与画面质感、年代氛围相关，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内在的情怀，并不是一个个简单的符号，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怀旧遭到观众的非议似乎是必然的。在当前电影市场中，怀旧被过度消费了，更多的时候它不是一种作为渗透其中的情感内涵而存在，而是成了一种招揽观众的商业卖点。当怀旧变成一种商业资源时，它也就失去了其本身的魅力与意义。

三、 立足现实，传达正面的价值观

在当下电影受众日益低龄化的时期，讨论电影价值观的影响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面对评论界苦口婆心的评判，粉丝们并不买账，他们反而以“你们都老了，跟不上这个时代了”来反击批评者们的良苦用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时代》系列所反映的价值观是现实主义的，尽管它的画面是极为夸张、浮华、梦幻的，但它道出的却是当下中国年轻人真实的心理：追逐财富，喜欢炫耀，冷酷，无情，无病呻吟。在这方面，《小时代》或许并没有错，但它真正错的是对这种价值观念不做评判的肯定与推崇，让很多观众误以为这种生活就是真实的现实。

事实上，真正的社会现实是粗鄙而灰暗的，正如韩寒的《后会无期》所折射出来的社会心理与生活状态。当下的年轻人一如片中的江河、浩汉、胡生等人那般焦虑、茫然、困惑，被隔绝在东极岛外面的大千世界搅动着、牵引着，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最终，他们鼓起勇气，在颇有仪式感的冲天火焰的映照下，以决绝的姿态与故乡告别，踏上了寻找的旅途，但一路上的街景与霓虹不仅没有让他们得偿所愿，反而解构了他们全部的“财富”：爱情、友情、亲情与梦想，暴露了更多更为残酷的真相。最后反而是出发的起点——重建的故乡稍微平息了江河内心的骚乱与不安，但却依然改变不了自己被商业社会所利用与消费的命运。成了著畅销书作家的江河是幸运的，但很多人却常常不那么幸运，他们追求财富与成功而不可得，穷其一生依旧碌碌无为，也许他们一辈子都无法拥有《小时代》中的那种以豪宅、豪车、美酒、华丽的服饰来标配的物质化的生活。可以说，无论是以放纵自我的方式“向钱看”还是陶醉在乌托邦的方式“往回看”，都隐含着今天的年轻人对残酷现实或逃避或惶惑的社会心理与价值观念。

在近几年的电影创作中，这种价值观的错位与扭曲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越来越多的电影陷入票房至上与娱乐至死的泥潭，将金钱、财富、欲望等庸俗化、低俗化的价值观作为唯一的价值取向，逐渐丧失了精神性与超越性的维度。不仅那些优秀的注重情感伦理的传统文化观念逐渐失落，就连那些注重自由、公平的现代性价值也遭到了消解与扭曲。在今天更为注重沟通、参与与分享的电影市场中，观众的审美趣味与消费动机无疑会影响电影的文化价值取向。因此，电影创作不能一味地迎合观众，而应该主动地建构与引导，否则最终将会使其跌入一个被动选择的恶性循环。

在当前价值观重组与巨变的时期，到底何为正面的文化价值观？“文化价值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所体现的关于生活方式、社会理想、精神信仰的基本取向，它决定着人们在政治、社会、伦理、艺术领域对于是非、善恶、正邪、美丑的基本判断。”[5]电影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化观念与民族精神，诸如美国电影一以贯之地对个人英雄主义以及对中产阶级家庭观念的呼唤与倡导，但它又不能完全是意识形态的，而是一种社会大众可以共同信守的普世价值，诸如对于善美与真情的询唤与肯定。在社会的层面上，一部电影的价值观应该是对自由、公平、正义等宏观理念的阐述；在个体的层面上，一部电影应该传达具体可感的诚信、友善、勇敢、忠诚等价值要求。我们倡导电影传播健康、良性的价值观，并非要求电影全都表现和谐社会的理念，而是希望拓宽电影对于社会文化心理的表现空间，希望电影可以承载更加多元化的而非金钱至上的唯一的价值观。

文化价值取向对于电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它不仅会渗透到普通观众的态度、信念、言行等日常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支配和影响着他们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还决定着电影本身的竞争力。这一点在近几年来风头正胜的韩国电影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90年代以来的韩国电影虽然从模仿好莱坞崛起，但在今天早已摆脱了好莱坞的束缚，而是将先进的电影技术与本土的文化价值观念有机地融合，诸如颇受中国观众喜爱的《熔炉》《素媛》《回家的路》《恐怖直播》《辩护人》等，这些在题材上都有一定敏感度的影片有意避免了一切外在的商业卖点与噱头，而是将努力都放在了电影本身，尽可能地做到在愉悦观众之外深层次地作用于国家与社会。成熟的电影技法配合公平、正义、亲情等普泛性的价值观念，怎能不让人动容，让人唏嘘感叹，也令人我们自叹不如。

在当下更为多元化的电影市场中，以价值观、社会责任来要求电影创作者似乎有点求全责备。毕竟电影本身作为个体精神世界的个性化表达，不一定非要获得全社会大多数的共识。但电影除了具有商业属性，同时也是一种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承担着教育、审美的功能，理应建构一种能够让全社会的民众普遍认同与共同信守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尤其是在在目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等极为盛行的时期，电影艺术更应该发挥其作为影像媒介的更为强大与广泛的影响力，传播与弘扬能够积极作用于社会、提升观众精神文化指数的正面价值观。对青春片来说，正面的价值观应该是立足于现实生活土壤的，不是凌空蹈虚的。电影是一场梦，但不能是一场让人沉溺其中而分不清真实与虚幻的梦。

参考文献：

[1]沪江网.中国价值观：《小时代》下的大论战[EB/OL].（2013-07-26）[2016-04-02]http：//yingyu.xdf.cn/yd/politics/201307/9573749. html.

[2][3]杨晓音.《小时代》：用粉丝发动一场营销攻势[N].中国经营报，2013-07-01.

[4]喻若然.《致青春》：说说青春那些事儿[N].综艺报，2013-04-23.

走向冬天的深处诗歌 篇4

仰望天空

迎接盛大的降临

二、掩饰一个谎言可以用另一个谎言

谁来代替

一场雪缺失的盛宴

三、旷野聆听风的歌唱

屏住呼吸

感受，独钓天地的雪意，洇湿风干的花蕾

四、往事出走的空隙

从手中滑行的幸福

在凉中靠近措手不及的温暖

五、走近一座城市

记住冬天的十字路口

抑或飞雪带来的启示

六、走进冬天的深处

不为人知的地方充满诱惑

忽略的光阴带回遗忘已久的感动

七、雪包围的都市

暂时离开喧嚣

耐心梳理荒芜的角落

八、风信子带来下一个季节的气息

拥抱一场雪

无人喝采的时候为自己鼓掌

九、在这个冬天学会坚强

远离日子的纷扰

论中国古典诗歌中意象的翻译 篇5

一描写型意象的翻译

描写型的意象多是用白描的手法客观描述事物的颜色、外貌等, 一般不掺杂个人的主观情感, 不会引起歧义, 读者在阅读描写型的意象时完全可以凭借文字表面所表达的含义猜测作者的意图, 因此在翻译描写型的意象时, 最重要的原则是忠实于意象原本的含义。

如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一诗中描写“日暮苍山远, 天寒白屋贫”, 运用白描的手法描写了作者见到的景色, “苍山”、“白屋”这两个词虽然都是现实中的景物, 但对于渲染当时作者孤独的感受有着烘托的作用, 在寒冷的冬天的日落时分, “苍”、“白”二字的运用使得整首诗获得了凄凉的意境。对于这种白描的意象, 在翻译时要尽量遵循原文, 一般采取直译的方式, 如许渊冲的译文能较好的表达原文的意象:“At sunset hillside village still seems far;Cold and deserted teh thatched cottages are.”

二比喻型、象征型的意象翻译

比喻是中国古代诗歌中运用最常见的修辞手法, 形象生动的比喻能够为诗歌增色不少。而象征则是在众多作品中或者约定俗成的经过长期实践的被当做同一种情感来表达的手法, 如“明月”、“红豆”代表相思, “柳树”代表挽留, “梅花”代表傲骨, “青松”代表正直等, 这些意象具有深刻的民族烙印, 此类意象在翻译时, 需要把它们所代表的比喻意义和象征意义翻译出来, 否则目的语读者会出现“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的情况。如杜甫的诗歌《佳人》中将美人形容为“玉”, 中国古代诗歌中有很多这样的表达, 美人如玉一样温润、细腻、洁白。但在英语中, 只有放荡的女人才被形容为“jade”, 因此在翻译时一定要考虑到文化的差异, 将这样的意象翻译为“lily”、“rose”等在西方国家中代表美女的词汇。

又如, 陶渊明的名篇《饮酒·其五》中“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诗人闲适的采菊为乐, 领略山脚日暮的美景, 与诗人悠然自得的心境相呼应, 整首诗虽然画面平淡, 但要翻译出诗人隐逸超脱之感并不容易, 在翻译时不能用直译的手法, 因为目的语读者并不了解“菊花”在中文中具有隐逸的含义, 因此在翻译时应该体现出菊花的文化内涵, 才能让目的语读者顺利的达到陶渊明所渲染的悠然隐逸的美学境界, 译文如下:I pick fenceside asters at will;Carefree I see the southern hill.The mountain air’s fresh day and night.译文中用“at will”来体现诗人闲适的心境, 使得目的语读者理解了诗人并不是单纯的从事农耕劳作, 而是看淡了世事想要获得超然物外的心境, at will与下一行的carefree形成了对比, 增加了译文的艺术效果。

另有一种翻译手法是完全抛弃了中文的表达, 单纯从目的语理解的角度来翻译, 如许渊冲在翻译李白的名句“浮云游子意, 落日故人情”。李白用浮云来表达游子的飘忽不定和命途多舛, 用不愿意离开大地的“落日”来表达对友人的不舍, “浮云”、“落日”的象征意义不可能用简短的翻译来表达, 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也很难理解为什么离别时要提到“云”、“落日”, 因此可以采取意译的方式, 淡化文本中的意象, 直接表达情感, 译文为:“With floating cloud you’ll float away;Like parting day I’ll part from you.”这样的翻译方式要求译者对于母语和目的语都有非常深厚的功底并且对于翻译的文章有深刻的理解。

三结束语

诗歌的翻译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重组的过程, 更是一种文化交流的行为, 意象的翻译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传播十分重要, 许多学者在这个方向上做了诸多努力, 力求精益求精, 本文所选取的几个例子并不能涵盖意象翻译的全部, 希望在日后能够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

参考文献

[1]王凯凤、冯文坤.中国古诗意象翻译初探[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6 (1)

[2]肖志艳.从意象、物象看描写语言的翻译[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S1)

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歌 篇6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 诗歌 赞歌 叹歌 悲歌

两千多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留下不少海上丝绸之路诗歌，但由于分散于浩如烟海的众多古文献当中，难以观其全貌，所幸中山大学陈永正教授以其深厚的古文献功底，从茫茫的古籍当中搜罗剔抉、甄别遴选，编注了《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广东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可以说，这本诗选是海上丝路诗歌研究的开山之作，首先它让我们知道了何为海上丝绸之路诗歌：“‘海上丝绸之路’，顾名思义，是一条以丝绸为主的中国商品海上贸易之路，也是一条包括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中外交流之路。本书所选录的，即上述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诗歌。”[1]其次这本诗选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选录了从汉武帝时期徐闻开海一直到鸦片战争为止的具有代表性的海上丝绸之路诗歌，勾勒出一部海上丝路发展的历史，它既是一部诗史，又是一部大型史诗。这部史诗既是一曲财富与文明的赞歌，也是一曲壮美与凶险的叹歌，又是一曲生离与死别的悲歌。

一

海上丝绸之路诗歌谱写了一曲财富与文明的赞歌。

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财富之路。自汉代流传下来的有一首民间歌谣《徐闻谚》：“欲拔贫，诣徐闻。”据《元和郡县图志》逸文的记载：“徐闻县。本汉旧县也，属合浦郡。其县与南崖州澄迈县对岸，相去约一百里。汉置左右侯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1]徐闻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汉代在徐闻海边设官管理，想要脱贫致富的人都到徐闻去寻找机会。明代也有一首相似的歌谣《猫里务华人谚》：“若要富，须往猫里务。” [1]猫里务，在今菲律宾布里亚斯岛。据历史学家考证，万历三年（1575年）开辟了自广州起航经澳门到菲律宾马尼拉中转直至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和秘鲁的航线。万历十二年（1584年），西班牙允准葡萄牙商人和中国商人自澳门到马尼拉贸易的合法化[2]。于是大量华人通过猫里务之路获得了财富，同时也通过猫里务之路促进了菲律宾的开发与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为国家输送了不尽的财富。六朝时“航琛越水，辇赆逾嶂”（ 颜延之《应诏宴曲水作诗》），上句写大船载宝越海而来，下句写运宝的车子逾岭北上。 还有“百国共臻奏，珍奇献京师” （唐·韦应物《送冯著受李广州署为录事》），“舆琛辇赆无虚岁”（宋·余靖《题庾岭三亭诗·通越亭》）、“万货来从徼外舟”（宋·李光《阜通阁》）、“官船北走输珠翠”（元·郭鈺《赋得越王台送万载敖司令之官》）都写出海上丝路为国家带来的财富。

诗人们还热情地歌颂因海上丝路而富裕起来的城市，最著名的是广州，早在唐代就已经是“此乡多宝玉”（岑参《送张子尉南海》）， “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宋代时是“望中山积皆奇货”（洪适《海山楼》），“千门日照珍珠市，万户烟生碧玉城”（宋代程师孟《题共乐亭》），清代广州一口通商，更是“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屈大均《广州竹枝词》其四）。

通过这条财富之路输入大量舶来之物，诗人们纷纷写诗赞美：有水晶、琉璃、珊瑚、龙涎香、蔷薇水、火浣布等奇珍异宝; 有鹦鹉、孔雀、犀牛、白象、火鸡、狮子、荷兰马等珍禽异兽;有南天竺花、素馨花、茉莉花、洋山茶、番菊、波罗密、菩提树、淡巴菰等佳果异木;有琥珀酒船、香槎、玻璃花罂、日本刀、木偶等精巧器具，真是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文明之路，联接起沿线各国宗教、文化、科技的交流。特别到了明清时期，伴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传教，西方先进的科技，比如西医西药、眼镜、显微镜、千里镜、凸透镜、多宝镜、玻璃镜、自鸣钟、火器、水匮、机铳等都传入中国，令国人大开眼界，都有诗吟咏。比如机铳，指手枪，十六世纪初经由葡萄牙人传入中国。明代区怀瑞写有《机铳铭》一诗：“有械咫尺，出自岛舶，具铳之型，焰烟小弱。支绪琐陈，炼钢而作。辐辏委蛇，洞空槖龠。节短势大，旋螺屈蠖。鱼乙畛分，犬牙绣错。关键相须，石金喷薄。浑合自然，不焚而灼。激射摧残，等于戏谑。迅击寻丈，不爽锱铢。蜕胎重器，巧捷于兹……”手枪虽然小巧，但威力巨大，让人惊叹惧怕。还有水匮，指的是西方早期的灭火器，清代吴暻的《水匮歌》“我从父老问其制，海客虬须传近世。八闽国工窃天巧，转机削轴若符契。”专门写水匮传入中国后被福建人学会后也同样制造出来的事情。作者自序云：“世传西洋水匮，为救火之具。其制以木为匮，铜为笛，中可贮水数斛，筩之下机轴连环。用人力挤之，水便上射，东西高下，随手所向，远至数十步外。迩来闽人亦能为之，余因作歌以纪其异。”清代牛痘技术传入我国，十三行商伍氏家族的伍秉镛专门写诗做了记录：“牛痘自种始夷域，传来粤海今成风。等此批隙导大窍，化尽阴厄调鸿蒙。” （《丘浩川种痘引略书后》）

在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同时，东方的古文明也让西方人陶醉，清·苏廷魁《西洋人汗得能汉语，略解鲁论文义，介通事杨某谒余问字，歌以纪之》专门写到西洋贾客向他学习《论语》：“宣尼木铎代天语，一警愚聋万万古。圣人御世八荒集，同文远被西洋贾。窄衫高帽款门至，碧眼停观若心醉……自言孝弟是吾宝，更慕有朋来远方……”诗中充满了对本国文化传播海外的自豪。

在诗人的笔下，东西方人之间的交流显得非常滑稽有趣，清代吴历曾入耶稣会，任司铎，和西方人接触较多，他在《澳中杂咏》其二十六写道：“门前乡语各西东，未解还教笔可通。我写蝇头君鸟爪，横看直视更难穷。”当时人就是通过这种对话加笔谈的方式使东西方的文明在海上丝路上交流传播。

二

海上丝绸之路诗歌吟唱出一曲壮丽与凶险的叹歌。

海上风光奇丽壮美，张说《入海》：“乘桴入南海，海旷不可临。茫茫失方向，混混如凝阴。云山相出没，天地共浮沉。万里无涯际，云何测广深。”清代屈大均《观海》其一：“始知元气大，为水竟包天。一片洋船落，微茫在暮烟。”都描绘出大海水天浑融、苍茫辽阔、雾气迷茫、神秘莫测的景象。

宋代李昴英《水调歌头·题斗南楼和刘朔斋韵》“万顷黄湾口，千仞白云头。一亭收拾，便觉炎海豁清秋。潮候朝昏来去，山色雨晴浓淡，天末送双眸。绝域远烟外，高浪舞连艘。风景别，胜滕阁，压黄楼。……”描写的是广州黄埔的黄木湾，它是珠江口一个呈漏斗状的深水港湾，在唐宋时期，已成为广州的外港，作者站在斗南楼上，看到万顷海涛，千仞云山，尽收眼底，感觉视野大开，胸襟舒畅。

清代袁嘉言《赤湾谒天后庙》“云随仙佩归金阙，雾卷灵旗下碧霄。岛外鲸鲵沉浊浪，空中鸾鹤舞回飙。”作者站在新安（今深圳）赤湾的天后宫，俯视伶仃洋面，只见云雾腾卷、鲸鲵潜泳、海鸟翻飞，不禁心生壮思，想到万国来朝。钟启韶《澳门杂诗十二首》其一“抱琴游镜海，吹笛泛莲洋。汗漫神仙气，空明水月光。”作者在状如莲花的澳门岛附近游玩，看到海面水平如镜、月色空明，自然生发出道家仙游的浪漫主义畅想。

海面上更让人着迷的是神奇的海市蜃楼，清代梁佩兰的《海市歌》“蓦空无人忽成市，上不在天下不在地。月烟黄黄日烟紫。日之升，气之凝。……海水吹风，吹动龙王宫。水生一片，海市不见。”还有清诗僧大汕于康熙三十四年赴越南弘法，舟行海上，见到“陆沉城阙苍烟出，鬼市楼台白昼生。”这里的“海市”“鬼市”都指的是海市蜃楼的奇观。

然而“至险莫测海与风”（苏轼《伏波将军庙碑铭》），当海面平静时是“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刘禹锡《南海马大夫远示著述兼酬拙诗……时蔡戎未弭故见于篇末》），但随时都可能“沧溟忽见飓风作，雪山崩倒随惊雷”（郭祥正《广州越王台呈蒋帅待制》）。大海上“天地汗漫，人力微茫。渡危走食，冒险驾航。脱免者稀，倾沉是常。”（裴鉶《天威径新凿海派碑铭》）海底还有很多暗礁，宋代就有《古舟人谚》：“去怕七洲，回怕昆仑。”元代有《舟人往西洋谚》：“上有七洲，下有昆仑。针迷舵失，人舟孰存。” 七洲指的是七洲洋，今我国西沙群岛一带洋面。昆仑指的是昆仑洋，今越南南端东部海上昆仑岛附近洋面。古代商船经七洲洋入昆仑洋，途中暗礁分布，不小心就会人舟俱沉。

远洋航行的凶险和煎熬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有切身的体会。元代郭昂在至正年间，任广东宣慰使，曾坐船赴安南，他的诗《开洋》写海上的惊涛骇浪和人晕船呕吐、命悬一线之状：

万叠惊涛走雪山，百年雷吼北风干。

花生老眼乾坤转，食反刚肠坐卧难。

白首命悬三尺柂，青云谁问两资官。

但教了却公家事，也是为人不素餐。

清代广州十三行商潘有原也曾蹈海远行，他的《海船行》“乘长风，驾巨浪，一叶中流任奔放。东西南北水接天，小小神针知定向……险中觅利休轻视，海国茫茫一身寄。漂泊谁怜泛滥行，去住何曾安乐地……”也让人感受到海上漂泊的艰辛和不易。

然而沿海民风进取创业，敢于冒险，北宋章楶到广州，撰《广州府移学记》，其中评论岭南人说：“四方之民，杂居于市井，轻身射利，出没波涛之间，冒不测之险，死且不悔。”[3]这种精神在海上丝路诗歌当中也多有体现。明代汤显祖曾贬官徐闻，他的《看番禺人入真腊》写番禺人不惜离乡背井，抛妻别子的海外经商经历：

槟榔船上问郎行，笑指贞蒲十日程。

不用他乡起离思，总无莺燕杜鹃声。

番禺人冒着巨大的风险海外谋生，却笑着面对，这是一种多么乐观的精神呀。清代曾望颜的《洋舶早发》：

经旬烟雨锁江隈，尽力狂风扫不开。

卷地波声惊海立，接天帆影压山来。

乘槎有客凌空去，鞭石何人拂斗回。

笑煞秦皇徒向往，何曾一日到蓬莱。

写无论海上天气条件多么恶劣，乘槎客都义无反顾，凌空而去的勇敢。

三

海上丝路诗歌又是一曲生离与死别的悲歌。

众多远洋客为了生存，漂泊海上，奔赴他乡，“虹见来朝狂飓起，吞舟鱼势又纵横。不知几万风涛去，归向何人说生死。”（清代吴历《澳中杂咏》其十六）他们经受着狂风与巨浪，每一次航行都生死难料，牵动着家中思妇的愁绪， “客船昨夜西风起，应有江头商妇愁。”（方信孺《琵琶洲》）“一自征夫下番去，南风日日误登楼。” （明代刘嵩《广州杂韵》其六）思妇每日都登楼远望，盼亲人早日归来。

明中期之后，大量葡萄牙人居住澳门，他们常去哥斯（葡萄牙文海岸之意，指的是印度西海岸果阿一带）贸易，被留在澳门的商妇思君断肠，只能每日去望人庙（天主教老愣佐堂）门口眺望祈祷，“郎趁哥斯万里间，计程应近此时还。望人庙外占风信，肠断遥天一发山。”（廖赤麟《澳门竹枝词》）还有另一首王轸的《澳门竹枝词》“心病恹恹体倦扶，明朝又是独名姑。修斋欲祷龙松庙，夫趁哥斯得返无。”通过一个独居澳门的葡商少妇拟在礼拜日到教堂祈祷的心理活动，将其盼夫归来的迫切心情描写得跃然纸上。

为了避免相思，人们只好“庭上不栽红豆树”（梅璇枢《龙山竹枝词》），或者乐观地以为“不用他乡起离思，总无莺燕杜鹃声。”（汤显祖《看番禺人入真腊》），其实这只不过是无奈的自我安慰罢了。

远赴海外求法的僧人义净在印度王舍城学习佛法，也不停地思念祖国赤县神州，希望早日手持锡杖，身携经文回到祖国：“游，愁。赤县远，丹思抽。鹫岭寒风驶，龙河激水流。既喜朝闻日复日，不觉颓年秋更秋。已毕耆山本愿城难遇，终望持经振锡住神州。”（义净《在西国怀王舍城》）

海上丝路上的每一次的生离都如死别，令人黯然销魂，“多少楼台与客使，几回经历几销魂。”（清代今严《南海神祠》）清代屈大均《送沙子雨浮海之日本》其一就记录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东浮穷日出，海舶望如山。五月开洋去，三冬趁国还。省亲旸谷外，题赋岛夷间。若木花莲叶，朝朝为我攀。”沙子雨是谁呢？据《翁山文钞》卷一《沙子游草序》记载：“子雨为名诸生，非海贾比，而辄乘昆仑之舶，蹈不测之渊，与鳅鱼争其出没，与昆岫逐其沉浮，遂东至于日本，西至于暹罗、满剌加诸国，以求其父之所在。”沙子雨的父亲出洋多年未归，其子每年春天乘商舶海外寻找，冬天返回。最终有没有找到呢，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有很多人来不及返家，死于海外，葬在他乡。

达奚司空，印度摩揭陀国人，又有传说为暹罗人，唐贞观二十一年来华，传说其所乘商舶起航远去，达奚日夕翘首东望，化为神灵。因塑其像于南海神庙东廊，举手遮目，作远眺状。“身家隔胡汉，孤生长此毕。犹复盼舟影，左手翳西日。嗔胸带中裂，咙气喷溢。立死不肯僵，目如望家室。” （汤显祖《达奚司空立南海王庙门外》）“狐首自难忘故国，猿肠空断忆还家。游魂缥缈随风叶，冷泪斓斑散雨花。”（陈仕俊《吊达奚司空次苏应机原韵》）

明永乐十五年，苏禄国（今菲律宾苏禄群岛）东王在来我国朝贡完回国的路上，卒于山东德州，“万里遗魂滞北方”（《清程先贞《培宁人先生过苏禄国东王墓……》》遂葬于此。明代宁和有诗《过苏禄王坟》“万里海天愁思迥，百年苏禄梦魂迷。多情唯有芳林鸟，不为凄凉依旧啼。”

清康熙初，暹罗国遣使入贡，使臣勒博瓦绨归自京师，至南昌，道卒，埋葬于新建县宫亭湖上。樊骏有诗《过暹罗国使者勒博瓦绨墓》“占波勤贡使，海外到中原。故国迷归道，他乡寄旅魂。”

在广州城西三角市，有蕃人冢，埋葬着死于异国的外国商人，至清代犹存。宋方信孺《蕃人冢》云：“蕃人冢，在城西十里，累累数千，皆南首西向。鲸波仅免葬吞舟，狐死犹能效首丘。目断苍茫三万里，千金虽在此生休。”死后仍南首西向，不忘家乡也。清杨时济也有一首《蕃人冢》道出了海上丝路上的生离与死别：

窄襟秃袖头鬅鬙，碧眼高鼻如饥鹰。重译扬帆作大贾，巨舶光怪罗琼瑛。客死天涯归不得，狮洋万里波轩腾。三角市旁一抔土，累坟莽莽生长荆。子规尽日啼血碧，繁星中夜飞磷青。刀叉为谁作寒食，卢卑不设空清明。新鬼故鬼作蛮语，云阴黯黯天冥冥。贾夷重利远离别，性命却比鸿毛轻。可怜婑媠闺中妇，求佛尚拜陀罗僧。

现如今，海上丝绸之路还在脚下延伸，海上丝路的恢弘史诗还在继续传唱，让我们承续历史，开创未来，与世界人民一起，吟唱出更为灿烂动听的篇章吧。

参考文献：

[1]陈永正编注.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4年（文中所引诗歌如无特殊说明，均引自此书。）

[2]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4年

[3]陈大震编纂.大德南海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本文受“广东财经大学科研课题专项任务项目”（项目编号：14ZXRW77001）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