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理论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理论（精选8篇）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理论 篇1

学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有感

物理工程学院，物理三班，张海鑫,20142200333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中国共产党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基础上领导的中国革命必须分两个步骤，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正式命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认为新民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是新的民主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再在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把中国进一步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两三年内，虽然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被推翻，但是大量的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未完成，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残余的矛盾。1952年以后，这种状况才发生变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才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因为:第一，经济上，是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结构，除国营经济外，还有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其中非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是主体经济成分。第二，政治上，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还存在，并在国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新中国建国之处的人民民主专政属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性质。第三，文化上，实行马克思主义知道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及现代工业的初步发展，是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特别是没收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等于消灭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和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体部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壮大是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条件。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保证。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勃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及其对中国建设的支援，是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有利的国际因素。归纳起来说就是国内国际条件已具备。资本主义因素是在经济领域中，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政治领域中，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国家政权；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存在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上有国营经济与合作社经济为主导，政治上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文化上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社会主义因素保证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民主革命胜利后，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必须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从国际环境看，中国也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改造原则：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毛泽东主席“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传达到农村农民积极报名入社农民报名参加农业合作社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教训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基本上是成功的，五亿多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改造的途径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用和平赎买的方式实现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指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它标志着我国基本上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这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个胜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理论和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但都没有做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标志着新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中国形成，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成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被消灭，实现了解放生产力的变革，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在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巨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理论 篇2

一、承接行政传统文化的改革策略:法团主义

本研究的前一个子课题的调查结论指出:在传统行政文化的影响下, 地方主管部门仍然有继续包揽教育评估的欲望, 同时被评估对象即学校教育与公民社会也只求通过行政检查、认可, 尽管有抱怨, 却已习惯了对政府权威的依赖, 并没有评估中介等分权要求。因而, 因势利导, 在国家与社会组织的结构分析中, 关注已有制度与权力的意义 (即肯尼兹·阿罗讲的“社会记忆系统”的意义) 并最终通过合作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 我们需要一种折衷主义的、重视和谐的行政观, 即法团主义。

那么什么是法团主义呢?法团主义英语为Corporatism一词 (另译统合主义) , 其一般理论主张通过组织化的团体来协调决策与利益, 并成为阐释社会结构与国家关系的基本框架。就本研究公共教育论阈而言, 法团主义与这些涵义相联系:首先, 它是指在“公民社会/国家”二元分立中的契约关系。这里“分立”的概念与当下要求教育行政与评估分离 (或部分分离) 推行中介评估的思想是一致的。“corporatism所强调的是利益差异基础上的合作 (Nee, 1995) , 以及在这种合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国家与社会之间新的结合关系。”[1]强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没有分立就没有合作的必要, 没有法团主义的必要。目前我国很多省市所实行的评估院 (如江苏、上海) 、评估中心 (如广东) 这样的“直属机构”体制, 并不是二元分立基础上的合作, 而是套用了中介组织的名义掩盖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差异。哲学范畴上的“分立———契约”, 是双方决定因素之间的互相包容, 任何一方对另一方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 并且“社会力量的代表对国家政策谈判和协商的参与, 将受到国家的支持” (施密特等) 。其次, 社会力量的“代表”必须拥有该行业的专业能力, 即具备法人行为能力而承当公务分权。在这两个前提之下, 其第三个要素是指国家与行业代表组织的联系方式。其中, 社会法团主义主张分权与自由结社政治, 政府承认并直接面对行业自治组织, 以美国为典型, 它在各州有众多的非政府教育评估与认证组织。国家法团主义则主张“在每个界别或社会集团中仅仅承认一个 (指唯一的或极少数量的) 组织”, 即政府通过这个唯一的组织来控制该界别领域中所有其他组织和个人的独立活动, 合法性由政府来决定, 是一种不完全平等的伙伴关系;而那个唯一的组织发挥着“政府与经济生产者 (即这里讨论的教育的实施者、评价者) 之间的媒介、渠道或桥梁的作用”。[2]

国家法团主义是绝大多数国家采取的组织方式, 也符合我国国情, 这是容易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 澳大利亚学者安戈等在《中国、组合主义及东亚模式》中指出:由于东亚国家浸润着儒家学说, “个人和局部利益应当从属于上层领导所代表的更高利益的传统概念同爱国这一现代诉求相辅相成”, 因而东亚各国“在此具有其文化优势”;另一方面, 由于东亚与中国都属于“硬性”国家 (Hard State) , “也就是说, 中国采用的国家化组合制度并非是为了加强国家对经济与社会的控制的手段, 而是恰恰相反, 起了减轻国家紧密控制的作用。”[3]我们应该看到现评估院等制度确实有“减轻 (行政) 控制作用”的改革意图;但是, 这些由省级教委内部生成的、或下放的“处级”机关[4]第三, 作为牵头人, 还要履行在业内全面规整和协调沟通的职能。即便在高度分权的美国, 例如其“高等教育评估委员会” (简称CHEA) 就是这样的机构, “承担着交流评估信息、改进评估制度、协调评估活动中的矛盾”等责任。[5]此外, 还要负责促进国际与国内学历互认;提高市场关注程度;关注社会安定和必要的意识形态控制等方面的工作。第四, 帮助政府与各评估组织 (实体) 签订评估项目委托合同;促进或规制各评估组织之间的市场竞争;研究有关的评估法规与政策条例。

二、教授权威及专业联盟在评估活动中的作用

法团主义的一般意义是在社会结构与国家关系的基本框架下, 寻找有代表性的利益团体或组织实行公务分权。简单地说, 在本研究中就是将评估权 (或部分评估权) 分给谁的问题。施密特认为, 法团主义的定义不是空泛的, 它是“一种利益代表制度, 它由少数具有卓越才能的、能够进行义务服务和与世无争的人所组成”,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更是认为, 这是一种社会政治过程, “专业垄断组织与国家机构就公共政策的产出进行讨价还价”。[2]这些说法尽管用词不符合我国习惯, 但确实指出了法团主义的组织特征。显然, 在教育评估中真正起着如此作用的代表性力量是教授及专业联盟, 而不是现在评估院、评估中心的“机关人员”。

大学教授作为一个集体名词, 指代大学的学术与道德力量, 也包括教育界中小学校长、学者等精英人群。他们能够代表公共教育与评估的利益是因为他们正在承担这个领域的事务, 其具体的、业已存在的组织方式有如“某专业的教育协会”、“上海市西北片高校联谊会”、“大学之间的学分互认系统”、“若干区8所重点中学联考”等等这样的组织。举例来说[7]其他国家也尽如此。此外, 是对大学素来的多元价值、学术自由和无序的担忧。但在现在这种认识应该改变了。大学一方面拥有自身的价值文化, 但同时凭借“知识即权力”也在影响着政府, 在市场方面则通过考生选择、就业排名榜、专业调整等经费与声誉竞争直接进入了整个社会的交换系统。所以, 教授作为类的概念是各种价值的代表与集合体, 并促进了公共教育办学的特色与丰富性。反之, 完全由政府主导的教育, 单一的现评估院、评估中心体制往往容易缺乏多元化和应有的价值包容力。

由这个思路观之, 由教授及专业联盟组成的评估中介组织 (可以有各种称谓) 应该具有这些具体的职能:

第一, 拥有与政府主管部门签订合同的能力———指独立法人的地位与不可替代的专业技术能力 (更成熟的制度是, 该组织应该同时得到被评估对象的委托邀请) ;制作诸如“中小学课程改革评估”、“医学某专业教学质量评估”等方案, 与主管部门谈判、协调而达成共识, 并全程主持评估活动, 提交评估报告。

第二, 通过评估活动为组织的会员单位提供专业发展指导、支持和模型。这与当前教育评估重视“服务”导向、反对统一的“法官式评判”等思想有关。美国与西欧国家都没有统一的评估方案, “地区性评估机构制定的评估标准的差异较大”, 例如德国“北德大学联盟”、“Ze VA”等等评估机构“可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规则与指标”, 旨在回应不同的差异与需求, 分类指导, 鼓励形成不同的办学特色。[8]

第三, 作为一个常设机构, 其日常的经久性的职责是:有能力组织、举办学术会议, 将有关“分支的”会员单位 (例如上述联盟学校、教授教师协会等) 及个人会员联系起来, 为他们提供专题研究与评比的平台;把握评估的准则与方法;打通与国际教育交往的渠道。

第四, 从更长远看, 一个著名的教授专业组织还应该拥有举办杂志、网站的能力, 发布与交流教育评估信息, 如AACU的《Change》等。

三、公务分权:“桥梁”、专业联盟及组织框架

整体的法团主义式的组织安排是在国家行政力与教授权威之间设立一个缓冲区域, 在若干教授组织或联盟之间实行专业市场细分。所谓缓冲, 就是不采用全盘自由主义的市场模型 (社会法团主义) , 而是采用避免骤变、逐步过渡的方式, 在旧习惯与新制度的“中间地带”政府通过“只直接面对唯一的桥梁式组织”, 即沿用现评估院等制度来接纳和控制教育评估的独立、自治和自主。其格局是“国家控制———通过桥梁 (评估院等) ———分立的教授与专业联盟”。其中, 评估院、评估中心设置是缓冲的“手段”, 是国家导向法团主义的“组织关系”, 不同于它原来直接执行评估事务的行政机关, 改造后的职能是联系各评估组织的“牵头人”。或者说评估院本身并不是专业组织, 而是一种允许专业组织存在的制度。这样安排与原来“国家———下属机关———学校及所有‘国家营造物’[9]同样, 在欧洲一体化尤其是《索邦宣言》提出教育国际化、学位互认原则之后, 也形成了民间组织相互竞争的“评估市场”, 以推行国家权力、评估市场与院校自治三种力量相互制约的原则。[4]另外, 引入新闻媒体的舆论力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二, 关于组织经费与分权后的评估独立。公务分权, 要保证评估的独立性或非政府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组织的经费来源, 这是不证自明的。经费主要有这些来源:一是政府有义务购买这些组织经营的评估产品与服务, 即政府要给予财政投入或补贴 (尤其是专项性的评估项目) 。二是以董事会的方式向组织的会员单位或个人收取会费 (组织则提供报告、交流、咨询等日常性的评估服务) ;以及一些基金会的赞助等。但无论何种类型的评估组织都不是营利部门, 以保证评估的价值中立。

第三, 关于组织自律与分权后的评估监督设置。即评价组织又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管, 遵守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 坚守自己的使命。最后是关于公务分权后的契约问题。简·莱恩 (Jane·Erik Lane) 指出, 任何行政方式“政府并不会直接行动, 而是依靠它的代理人来为它处理公共管理事务”的。[11]这就是我们这里论述的教育评估分权与契约的必然逻辑。

摘要：“管教育、办教育、评估教育三者分离”已经成为在理论上形成广泛共识而政府决心实行改革的重大课题。然而在传统的体制中, 教育委员会、评估“院”或“中心”等机构、学校及其制度设施都是“政府营造物”, 没有并列的概念因而没有且不需要中介。本研究表明, 采取国家法团主义, 利用原有的组织框架引入教授及专业联盟等组织是符合国情的作法, 从而达成教育评估分权与契约的逻辑。

关键词：国家法团主义,牵头组织,教授及专业组织

参考文献

[1]孙立平.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可能.http://www.gongfa.com/guojiashehuisunlp.htm

[2][6]郑秉文.论“合作主义”理论中的福利政制[J].社会科学论坛, 2005, (11) .

[3][澳]安戈, 陈佩华.中国、组合主义及东亚模式[J].战略与管理2001, (1) .

[4][10]田恩舜, 杨丽丽.从控制到合作荷兰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模式的改革[J].黑龙江教育, 2006, (1～2) .

[5]刘盛纲.美国加拿大高等教育评估 (第一分册) :高等教育评估概况[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1987.

[7]王永林.美国高等教育协会和大学与学院联合会——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个案研究及其启示[J].中国高教研究, 2004, (10) .

[8]陈江波, 曾冬梅.美国、西欧与中国高等教育评估运作方式的比较研究[J].高教论坛, 2006, (16) .

[9]胡国勇.第三者评价——日本的大学质量保证体系改革[J].外国教育研究, 2005, (12) .

城中村改造的更新发展理论研究 篇3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更新发展

一、更新发展的内涵

“更新发展”是在综合“更新”和“发展”两个概念内涵基础上延伸而来的一个新概念，具有其内在的本质含义。论文不是简单地探讨城中村改造，也不是粗浅地研究城中村更新，而是把城中村“更新发展”作为一个整体命题来综合研究。“更新发展”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从“发展”的视角来谈“更新”，本着实现城中村发展的目的来研究城中村现存的问题，城中村现存的各种问题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用“发展”的思维来解读社会各界对解决城中村问题所持的不同见解，分析当前及以往的更新实践中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继而寻求城中村的发展方式;二是通过研究“更新”这一具体方式和途径来探讨如何实现城中村的“发展”，

以及发展的具体目标和趋向。

二、城中村更新发展的必要性

（一）更新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城乡一体化，是指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促进农村人口城市化，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使城乡共享现代文明，它既是发展目标，也是发展过程。城乡一体化发展，是符合我国国情和现阶段发展要求的重大战略选择，它实质是有效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更快地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是不断推进城市化，促进城乡结构调整。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统筹城乡发展重要方面和策应条件。只有提高城市化水平，才能为农民就业创造条件，为大规模转移农村人口提供有效的平台和载体。正因如此，城中村更新改造才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二）更新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城中村现象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模式和城乡分割的空间建设模式造成的，这必将导致城乡问题共同激化。因此，有效解决城中村问题是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快农村城市化步伐，有效调节城乡空间资源的分配和共享。

然而，城中村更新改造也成为当前研究城市可持续发展人居环境的重点问题。人居环境主要是指人类的生存环境，包括适宜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等。就城市而言，人居环境在空间层面上又可分为城市环境、社区环境和居住环境。城中村更新改造就是要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人居环境塑造的角度出发，改善城中村的物质环境，同时满足人们内在的精神需求而创造和谐，美观的艺术环境，也为城市居住者创造宜人舒适的居住环境。

三、城中村的更新规划策略及途径

（一）城中村更新的规划策略

从空间角度来看，城中村更新思路目前应集中在城市建成区内，对于城市建成区以外的近郊区和远郊区不应急于提出类似于城中村更新计划，不应对城镇建设提出过高要求，这样可以在改造城中村的同时，继续保持规划市区周边和远郊区在容纳外来人口上的作用，同时发展长距离交通，尽可能降低城中村改造时对城市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同时加强城市规划和管理在治理外来人口居住边缘化，提升外来人口素质方面的作用。在具体做法上，现在“城中村”表现的形态有以下几种，应根据不同形态的“城中村”采取不同的改造方式:

第一种:位于城市建成区内，早已没有农民户口和农业用地，早已改成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城镇管理，撤消了乡、村行政建制，已经没有农民集体财产和宅基地产权的地区。这类地区实际上等同于城市的危旧房改造区，适用城镇房屋、土地、居民拆迁管理办法。可以采用成片改造危旧房的有关政策。

第二种:村内已没有耕地。原自然村除宅基地以外的土地己被征用，变为城市建设用地，村内已无农民集体财产。虽然一些村已将农村村委会改为城市型居委会，农民也已农转非，成为城镇人口，但农民宅基地还未被征为国有，宅基地和房屋产权还是农民产权。对这些农民宅基地和房屋仍应按征用农民土地给予足够的补偿，拆迁房屋则可结合拆迁城镇私房和农民房的政策区别不同情况，制定相关补偿政策，妥善安置农民。特别是对无业、无生活来源的农转非人员，要建立相应社会保障制度。

第三种:“城中村”现有土地产权还属于农村集体所有，村民以非农收入为主。土地已经全部或大部分被国家征用，虽然村中农民已全部转为城市户口，但农民宅基地还未被征为国有，其土地本质仍未发生变化，这部分村至今仍然还是“村建制”，实行村的管理方式。这些地方不宜强行将村内土地征用为城镇国有土地，农民原有集体企业财产可以仍归农民所有，可以改组为集体所有制的商贸公司，人口就地消化，就业就地解决，土地产权性质不变，仍归集体所有。对需要占用的土地，还可以用土地入股或出租的方式，年年有收入，以保证征地居民的生活来源。

第四种:还有部分耕地，仍是乡政府、村委会建制。还有不少人是农民户口。农牧种植业仍占一定比重的村落.这样的地区改造时，农民转为城市户口，乡政府改组为街道办事处、村委会改组为居委会，但土地产权和经济组织形式可以不变。原村集体所有财产、土地可以改组为农工贸股份公司，人员就业由农工贸股份公司就地解决，成为公司职员。可以用发展都市农业的办法，发展现代化农业，养殖业。

但无论哪种改造方式，“城中村”改造都必须是由政府统一组织，统一规划，政府统一负责土地一级开发征地拆迁和市政配套工程建设，除了已批给开发商的土地外，基本上尽量不采取商业开发形式，以避免造成很多后遗症和遗留问题。应该调动当地居民的积极性，争取采用政府搞规划设计，完成市政管线道路，适当补贴，居民组织住房合作社自己建房的办法进行改造。建成的房子产权归居民自己，余房可以出租出售，以减少改造矛盾和难度。

（二） 解决城中村问题的更新途径

1.对土地资源有效整理与可持续利用

我国正处在城市化高涨期，城市扩张面临巨大的压力。位于城市内和边缘区的农村用地，是城市建设增量土地的主要资源。首先要将农民集体用地转变为国有土地，能否在这一过程实现完全城市化，将影响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经济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所付出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因此，应对城中村的土地资源进行整合，原来混合型的土地利用严重制约了城中村的发展，对城中村土地资源的整合应该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准则，将土地利用的分布状况加以重新调整。

2.城中村的规划控制原则

城中村目前己经是制约城市发展的屏障，针对实际情况，建议按照“规划控制，分类指导，共同协作，”的总体原则进行规划。

规划控制:即在规划指导思想上，要充分认识到城中村土地最终完全城市化的思想，避免出现保留村镇用地的做法，而在用地性质、道路、市政设施等实体方面将城中村纳入城市规划统一考虑。

分类指导:根据不同地段和条件的城中村，要探索不同的改造方式加以指导。

共同协作:为避免新的城中村产生，以及解决城中村的经济、人口、居住、就业等一揽子问题。城市规划要积极引导村民安置房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配套和统一建设，保证村民安置房建设的质量与环境质量。编制安置地块的详细规划，在城中村改造资金上，村民、开发商和国家要共同协作，共同融资，共同促进城中村的整治与改造。

3.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城中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城中村改造最关键的环节，决定最终改造的质量和城中村长远的发展问题。不改革、不明晰城中村的产权，城中村改造就不会成功。城中村改造也只能停留在表面的问题上，城中村就永远摆脱不了“村”的发展概念，即便现阶段的政府行为对某些问题有所制约，但问题的根源还在，而且还会以其他方式出现，甚至演变出新的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1] 张洪波.西安“城中村”更新发展的规划策略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7.

[2] 崔赫.用博弈论浅析拆迁问题及对规划的启发.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理论 篇4

2011年初，温州市委出台《关于加快城乡统筹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农房集聚改造是温州城乡统筹的核心措施之一，但是，农房集聚改造会对温州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基于浙江某县城乡统筹发展规划的基础，思考了关于温州农房改造的利弊问题。本文的一些观点仅供探讨。

一、农房改造之利

农房集聚改造对百姓、城乡规划与发展有利。从理论角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

农房改造的初衷是改善村民的住房条件。中国的广大中西部乡村地区的住房条件（包括温州瑞安、永嘉、乐清等山区）很差，比如房子里未建化粪池，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外墙体不粉刷，房子中不通自来水等。这样的房子大量得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及中国广大的山区和半山区，为了缩小区域差距，改善山区和半山区农村村民的生活，中央政府实施农房改造政策，在村庄较近的镇区和中心镇集规划集中建设农民社区，搬迁村民，使其住上配套相对完善的房子，提高村民的生活品质

2、实现土地的集约利用

城乡土地利用的首要原则是土地集约利用，在城市土地的利用过途中，是否能实现土地集约利用事关城乡建设的成败。（1）农房集聚改造通过拆迁散、乱、小的村庄和零散聚落点，将农户集中安置于位于镇区的新建社区，而原腾出来的宅基地可用于绿化和城乡建设等用途，盘活了土地，能有效解决城市发展中碰到的土地不足问题，起到集约利用土地的作用。（2）科学的农房改造政策及实施，有利于构建合理的城乡住房布局。什么样的城乡住房布局是科学的，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美国的一些学者依据美国城市的现状构建了一个城市住房分布空间结构假设模型（图）。模型将城市住房类型分为公共住房区（廉租房区）、城市复兴区、富人区、中产阶段区、中等收入阶级区、低收入区、知识分子区（cosmopolitan），并分析其形成的特征和规律。它对温州市住房发展和政策可能具有一定借鉴作用。温州农房改造和廉租性住房建设在加速形成某种住房格局。只要住房规划和农房改造政策得当，将有利形成一个合理的城市住房分布的格局。

3、保护了乡村面貌和城乡环境

保护乡村环境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在城乡土地利用上，农房改造通过搬迁山区，半山区的农户，将其安置在中心镇，城郊镇上的新农村小区。原宅基地通过土地整理可以腾出来，用于退林，退耕，还原了乡村面貌。同时，由于乡村污染主要来自牲畜粪便、农药、生活污水等生活垃圾及少量工业排放的废弃物，农房改造减少了农村聚落这个产生污染源的主体，也起到了保护乡村环境的作用。因此，农房改造政策对保护城乡环境起正面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是持久的、具有战略性的。

二、农房改造之弊

以农房改造为重要内容的城中村改造对当地的社会文化资本造成影响。当代规划学大师约翰弗里德曼和英国卡迪夫大学地理系的吴缚龙教授的几本城市学著作对中国城市化史、城中村聚落机制、社区民主制度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不科学的城中村改造会对当地的社会空间造成负面影响。不过，可惜的是这几本著名只有很少数的城市学、规划学的研究生才可能有机会读到。我的一个朋友写过一篇关于中国城中村发展机制的文章，从理论角度思考了城中村发展的机理，这篇文章将在某城市学国家一级核心期刊上发表。列举其中的一些观点，我的引用可能是片断的、不成系统的，也可能会曲解了原意，仅作讨论之用。

1、城中村的发展是一个根据外部条件变化，而自动调整适应的弹性过程。这个弹性过程是颇具活力的，以农房改造为核心内容的激进的城中村改造方式往往忽视了这种活力，对当地社会文化资本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这句话可能比较理论，难理解。

温州的城中村发展的机制是这样的：过去的20年，温州工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产生了对民工的大量需求，引致四川、安徽等中西部地区大量农民工的涌入；流动人口的涌入需要大量的住房去安置；但是，城市中的住房数量有限，政府又未提供足够的本来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廉租房或工业性安置性房，同时，城区的房子租金过高，民工承担不起，所以，城乡结合部（即城中村）的农房便成为民工择居的佳选。农民工的到来繁荣了城中村的“租房经济”，租金收入挺高，几乎所有城中村村民出于利益考虑，都将房子层数推高，这就形成了现在温州城中村的城市景观。同时，城中村的发展推动了村集体制度的革新（例如，镇政府基于人本主义的考虑，对城中村采用了相对宽容的态度；村集体也会做出自我的制度调整和适应，保证了城中村的发展和村民的利益）；而后，城中村脏、乱、犯罪率高等特征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执政者往往会推动激进的城市发展政策，包括城中村改造、农房改造、拆毁棚户区、大建基础设施等，在这个过程中，会涉征地、拆迁、房地产开发等，并产生各种社会问题；最终，在各种外部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城中村会发展成为新的聚落形态，并达到一种新的制度平衡。

农房改造可能产生如下负面影响：（1）破坏“租房经济”的乡村经济结构。租金是城中村村民重要收入，农房集聚改造是对这个租房经济整体的破坏。虽然，农房改造确实改善了村庄环境，整治了村庄卫生，加速形成功能分区明显的城市形态。但是，在“人本主义”思想指导下，制定政策是否应多考虑下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问题？所谓“包容性增长”也是在强调要保护弱势群体，追求社会公平与经济发展的协调。（2）虽然城中村被冠以脏、乱、犯罪等骂名，但是，这种“无序”的背后隐含着某种有序的社会关系的制度构架，城中村改造破了这种有活力和创新力的制度构架，比如村集体制度。、加快“门禁社区”的形成，可能会造成社会问题

门禁社区（gated community），亦称防御性社区，是英国卡迪夫大学地理系教授吴缚龙教授提出的一个社会地理学概念。大致意思是：出于防卫和治安的考虑，城市中的各社区用围墙将社区包围起来。这种做法使各个社区就像一个个孤岛分布在城市之中，形成一种“隔离”的社会氛围，使人情变得冷淡，加剧了城市中居住的贫富分化和隔离，会使城市出现各种社会问题。这种孤岛型门禁社区分布的形式也是受到病垢的。

温州大面积的农房改造会不会形成某种类型的防御性社区？记得有一次，去江滨路府东家园的朋友家里玩，进社区大门是需要登记的，严实的围墙和严肃的门卫给人一种不愿意接近的感觉，这是典型的富人的门禁社区。而农房集聚区可能会形成另一种门禁社区，相对破败、服务配套较差，经济可持续存在问题，与高档的门禁社区形成鲜明的对比。农房改造加速社区的贫富分化，对社会空间会有何影响？大拆大建的农房集聚区建设实际上沿袭着一种西方理性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以经济人为对象，企图用现代工程技术和几何学的统一定式一劳永逸地解决城市发展中的住房和发展问题。但是否合理呢？

法国案例：法国法律规定，如果开发商要建设一栋商品楼，必须同时配套建设相应的社会福利房(即廉租房)，否则开发商无法拿到房建许可证。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贫富分化，因为买得起商品房的人要与住福利房的人相邻而居，从而避免形成“贫民区”和“富人区”。

三、政策建议

（1）制定科学的政策

温州是一个位于丘陵地区的人多地少的城市。特殊的地形地貌、城市建设的现状和经济社会特征，使温州实施城市土地整理、农村宅基地置换、城市拆迁、乡村面貌保护、环境整治等措施的难度与人口相对较少的平原地区有所不同。应结合温州的实际情况，制订相应的旧城改造的政策措施。研究城市住房布局，借鉴国外城市住房发展的规律和成功政策经验，引导城市住房合理布局，指导住房政策的科学制定。

（2）提高政策信息的透明度，提高村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理论 篇5

郑杭生

2009-11-17 15:53:45

中国社会30年发展，是通过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式实现的。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因此有着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实际，以及对它们的理论概括和提升，又都有自己独特的轨迹和路径，显示出浓厚的中国特色。

对中国社会30年的发展和转型，无疑可以从多学科的角度来剖析。本文主要从社会学的视角加以解读，着重涉及3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理论提炼的特色，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理论概括的特点，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展望，即进一步发展和转型所面临的挑战与中国社会学难得的机遇。

一、中国社会发展30年的特色：发展的实际轨迹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提升

社会发展与一般的社会变迁不同，是一种有方向性的社会变迁。这里，社会变迁是一种社会事实，方向性是一种社会价值，社会发展就是社会事实与社会价值的统一。社会发展有不同的方向，因而有不同的类型。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新中国已经经历了两个“30年”。要客观地历史地看问题，那就必须如实指出，“前30年”既为“后30年”打下了基础，又为“后30年”留下了问题。

现在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倾向这样的观点：经过土地改革的国家，现代化进程比较顺利。笔者本人在印度的考察、在泰国的访问，也都有这样的感受。到2004年我们访印时为止，印度只有印共(马)执政的三个邦进行过不彻底的土改，其他邦则没有进行过土地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推进现代化建设时，只要涉及土地、房产问题，就不能不与为数众多的土地、房产私有者一个一个地进行谈判。这成为印度现代化进程想快也快不了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的彻底的土地改革，为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快速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前30年”为“后30年”打下基础的还有：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形成、标志高科技的“两弹一星”的发射，等等。由此可见，绝不能对“前30年”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不能将其说得一无是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30年”为“后30年”留下问题的这一点，则是很清楚的。因为“前30年”最后有10年时间处在“文化大革命”的**之中，又有几年时问处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过程中。结合当时国内国际的客观实际，“前30年”，特别是十年**，提出的发展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经历“文化大革命”后，在大伤元气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第二，在世界社会主义处在低潮中，特别是苏联在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中节节败退的情势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第三，在全球化进程中南北差距加大，中国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

当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十分不一致。焦点集中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十年**、导致了低潮的出现、导致了差距的拉开?如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一样，那么关于中国如何发展的一系列做法也会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对此邓小平作了至关重要的总结性的回答：“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1]

这段话不仅从理论上指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也指出了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缩小差距的前进方向，而且也提纲挈领地说明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中国执政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这里，“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是“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另一种表述；而“搞改革开放”和“老祖宗不能丢”，则是“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一深入浅出的表达。只有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社会主义中国才能真正得到发展，党的基本路线才能真正得到贯彻；而党的基本路线真正得到有效地贯彻，又使我们进一步清楚地认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相互促进。邓小平的这一总结性回答，可以看作是他的发展思想的总框架，为中国“后30年”的发展奠定了新的起点。

(一)初级发展与旧式现代性

中国“后30年”的发展实际上显示出一条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其中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是沿着初级发展的路径前进的。

第一，发展的目标是初级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最直接的发展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状态。这是因为，那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状况都集中地表现为贫穷。邓小平非常理解这一客观现实和社会心理，他联系社会主义的本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人反思，提出了一个引起强烈共鸣的观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不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3]“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他给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制定了三步走的目标：第一步是脱贫，第二步是小康，第三步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脱贫、小康目标的提出，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和反映人民意愿的，但很显然是与不发达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是初级的。

第二，发展的手段是初级的。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在当时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形成的。按照一个中心，经济因素成为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的思路和办法，成为解决其他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手段。在1979年10月4日《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邓小平明确阐述了“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这一手段和方法，指出：“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现在北京、天津、上海搞集体所有制，解决就业问题，还不是经济的办法?这是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解决这类问题，要想得宽一点，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5]

这种以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推动经济社会改革提供了出路，是当时的一种最佳选择，曾经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和经济办法，在实践中就形成了追求GDP增长的政策取向，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失调、效率与公平失衡，也付出了过大的环境资源代价。采取这样的手段和办法来发展经济，归根到底也是与不发达状况相联系的，因而不能不是初级的。

第三，用于发展的资源是初级的。“后30年”我们用于发展的主要资源，一是土地，用它来实现城市化、现代化；二是廉价劳动力，用它来降低成本，增加对外出口的竞争力；三是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出现不少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四是生态环境的代价，空气污染、水污染、沙漠化等已经非常严重。土地、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这些都是发展的初级资源，它们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这样使用初级资源，向自然界过度索取，是不可持续的，终有一天将无以为继。

第四，参与发展的各主要方面的关系是初级的。实施发展的社会三大部门－－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关系仍然失衡。政府往往错位，过分使用自己的主导作用。市场往往越位，一些不该市场化的公共领域，如教育、医疗、廉价房等往往被市场化甚至过度市场化，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社会组织则往往缺位，它既没有政府那样的权威，又缺乏市场那样的力量，本身又很弱小，还不能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也不能有效起到降低政府管理成本的作用，因而还没有真正成为合格的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这样的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是初级的，迫切需要加以提升。

第五，发展的结果也是初级的。本来，发展的预定目标是减缩差距、改善环境、提高公平度、减少腐败现象、缩小弱势群体，但是发展的实际结果却是差距的增大、环境的恶化、公平度的降低、腐败现象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扩大。

从理论上说，发展初级性是一种与旧式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了双重代价的现代性。

从这一观点看，“后30年”的发展，在取得伟大成绩、经济取得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初级过程，不可能不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从而引发社会与自然的不协调，天人关系的紧张；初级过程，也不可能不催生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这两者问的矛盾，从而引发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导致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恶化。总之，这样的初级过程，确实使自然和社会付出了双重代价。

在20世纪与21世纪的交替期问，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因此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后50年”发展本身，也酝酿着这种积极的转变。人们必须对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利用的资源、发展主体之间的关系、发展的后果，用新的观点来重新加以审视和定位。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的初级性是无法跳过的，代价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一是发展初始条件的限制，二是对发展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中国的幅员是如此之广，地区差别是如此之大，发展初始条件是如此之低，只能实事求是地确定适合自己情况的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可利用的资源。我们只能要求经过努力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发．把初级发展的时限缩短到最小期限。在这方面，用比较的眼光来看一些初始条件与我们差不多、甚至比我们好的国家，客观地说，我们国家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二)科学发展与新型现代性

科学发展是对初级发展进入更高一级发展的概括。科学发展观既是对科学发展实际趋势的思想提炼，又是对以往发展观的理论提升。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按照十七大报告的系统总结，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肯定了初级发展中的最主要的精华之点。所谓“发展是硬道理”，正是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科学发展把发展确定为第一要义，正是肯定了这一精华之点，就是说，科学发展同初级发展一样，都是把发展放在第一位。

科学发展适应新的发展要求，适时地提出一系列创新之点。

科学发展把“以人为本”作为自己的核心。这就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特别是包含着要让社会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的深意，从而开始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多多少少都把弱势群体当作发展代价、甚至当作发展牺牲品的弊病，当然这种纠正的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科学发展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自己的基本要求。全丽，就是双赢互利或共赢互利，就是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方、参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各方，特别足强势和弱势各方，都能获得共赢互利，而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协调，就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可持续，就是既满足当代，又不伤害后代。这实际上指出了：那种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的“零和游戏，式的发展，是片面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发展的IH式发展观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把统筹兼顾作为自己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就是对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这些主要关系各方，都获得自己应有的发展，而不是片面地重视一方，而轻视甚至损害一方。这对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倾向，包括一般重经济、轻社会；重城市、轻农村；重东部、轻中西部：重人的短期需要、轻环境的长期保护等，是很重要的。

总之，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表明，科学发展源于初级发展，又高于初级发展，既继承，又提高。但是这种提高不是一般的提高，而是一种带有质的飞跃的提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发展理论的巨大进步，也是发展观演变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度。概括地说，发展观的演变大体经历了经济增长观、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人的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大体上反映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重视单纯的经济增长，到横向地重视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再到纵向地重视本代与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再到全面重视人的发展的曲折过程。科学发展观汲取了所有这些发展理论的积极因素，根据中国的发展经验加以理论创新，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这标志着发展观历史性的提升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理论上说，科学发展是一种与新型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6]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蕴。

科学发展和新型现代性两者是非常吻合的：两者都主张“以人为本”，都主张双赢互利，都主张协调和谐，都主张减缩代价；只是两者的表述不同，科学发展在表述上更注重对实践的指导；新型现代性则更注重学术的提炼和感悟。

总地说来，科学发展的提出与和谐社会的提出一样，是中国执政党积极应对中国进入社会矛盾、不协调因素多发期的客观形势，直接面对传统风险和新型风险等不安全因素活跃期的社会现实，自觉适应世界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变的国际潮流，深刻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用破坏旧世界的思路和方法来建设新世界的经验教训，深入参考中国优秀文化中人伦和谐、天人协调的精华思想，认真汲取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关于社会协调发展的积极成果，而作出的意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正如十七大报告总结的：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中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最高层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根本，战略观念的转变，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理沦的新的探索。

二、社会转型的理论分歧与广义转型论

社会转型，既是用世界的眼光，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巨大变化所作的社会学概括、解释和预测，又是用历史的视野，对这30年问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不同于以前的特点的社会学描述、刻画和分析。

然而，在运用社会转型这一术语及其理论之时，我们首先要面对并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社会转型本身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中国社会转型的取向或向度是怎样的?等等。毋庸讳言，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当今中国社会学界是有重大分歧的。中国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研究者都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即社会转型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却持这样的主张：社会转型是指前社会主义国家(如苏东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国社会转型就是通过这种转变，使自己成为资本主义的新成员的过程。这样一来，所谓“中国经验”无非是这个转变过程出现的一系列特点。显然，社会转型问题上表现出的分歧反映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学观点和理念的分野。

中国社会学界和思想界的这种状况是与一种特定的全球化时代背景相联系的。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国家社会制度剧变以来，社会主义的发展跌入了低潮，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也随之“向右转”。这种情势激发出了一种空前的想象力，“历史终结”也再度成为时尚的社会话语。譬如，美国历史学家福山就因阐述了这个“热门话题”而声名远播。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所谓“历史的终结”就是“社会主义的终结”，随着社会主义的落幕，资本主义(或曰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人类社会制度和政治生活唯一合理的和可能的选择。这种时代巨变是社会学自19世纪产生以来，一场百多年未遇的大变局。中国社会学界和思想界在社会转型问题上的分歧正是发生在这一历史性的背景之下。我们因此可以看到，从世界到中国，一种勾连关系在学术界的若隐若现——在国外，一些学者对苏联、东欧诸国的社会变化进行种种分析和发掘，致力于总结其转变成为“资本主义新成员”的经验，这类研究项目甚至得到了西

方世界的青睐和资助，其中一些人也因此获得了学术声望。这些研究及观点譬如：

——对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国家(苏联和东欧国家等)如何“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进行研究和说明，旨在对“资本主义转型的初始条件究竟会如何影响到将要打造的资本主义类型?这个资本主义将在哪里打造?由谁来打造?”[7]对这样的焦点问题给予回答。

——对从前社会主义或前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轨迹进行分析，对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新类型给予划分，具体如中欧的匈牙利是依靠外国资本(跨国公司)的推助，俄罗斯和东欧是通过政治上的最高代理人“自上而下”来推行资本主义，而中国、越南等的资本主义路径则表现出“自下而上”。[8]

——通过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研究，根据中国各公司在上海股票市场的交易数据，分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以及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9]

——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对于当代社会学的意义和任务定位，有学者认为这一转型是对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大挑战，主张“共产主义的衰落”是“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由此提出了所谓“新古典社会学”的“研究议程”，社会学应当把握启动新的研究纲领的机会，致力于划进入21世纪以后新资本主义之可能性的“策略性研究资料”进行发掘。[10]

在国内，也有人热衷于这种对所谓“资本主义新成员”的研究，追随布洛维(M．Burawoy)、伊亚尔(G．Eyal)、塞勒尼(I．Szelenyi)、唐恩斯利(E．Townsley)等人”新古典社会学”的“研究议程”的话语，以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实验以及所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型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学术资源宝库”，从中搜寻“当代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新的灵感和动力”。[11]根据这种“转型国家”和“转型社会”的研究取向，社会转型似乎不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到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而是被狭义地理解为“社会转型：自20世纪后20年开始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过程；特别是与市场转轨(market transil_ion)相伴随的社会转变(social transformation)过程”。[12]与此相联系的是，社会转型研究的主题内容也出现了“大转变”，即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议题。这里的所谓“新议题”当然是相对于“古典议题”来说的。古典议题解释的是“古典的大转变”(或称“第一次大转变”)，面对的图景是从传统转变为现代，即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资本家先于资本主义；所以，古典社会学的议题在于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所关注的“几乎都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解释”。[13]其中对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的这种断语显然是很成问题的。与之不同的是，新议题解释的是“后共产主义的大转变”(或称“第二次大转变”)，面对的图景是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即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在后共产主义的大转变中，却看不到资本家的力量甚至看不到资本家本身的存在”，因而研究的焦点是“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够在一个没有资本家的经济体制中出现”。[14]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苏联和东欧这些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正是为这种新的学术传统和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基础。[15]

也因如此，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学界以高频率反反复复地出现了这样一类话语：

——目前，对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西方学术界，甚至一些原本不是研究中国、苏联和东欧的学者也在纷纷转向对这些国家市场与社会转型的研究。而一些刚刚涌现出来的成果，比如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对制度嵌入其中的社会因素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正在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构成有力挑战。现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布洛维在一次谈话中甚至说，这些研究正在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而伊亚尔和塞勒尼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1998)一书中，则试图通过对这些国家转型的研究构建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

发生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苏联和东欧(在下文中我们将这些国家统称为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则为形成发展社会学第三个学术传统和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总结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正面面对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会学提出的一系列新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以社会转型为基础的新理论，是一件必需的工作。

——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为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议题，这些议题扩展着发展社会学的视野，也为建构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发展社会学应当面对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形成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三足鼎立的发展理论新格局。

著名社会学家布洛维以博兰尼的“大转变”概念为基础，提出了“第二次大转变”的概念。也就是说，如果可以将西欧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称之为第一次大转变的话，那么，从20世纪后期开始的中国、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的社会变革，则可以称之为第二次大转变。——在今天，第二次大转变无疑开始为推进社会学知识的进展提供着新的动力和灵感。[16]

这种对社会转型所做的十分狭隘的、政治化的解释，把社会转型理解为了原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似乎中国社会转型与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一样，是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成员”的过程，并致力于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的新类型、新特点、新途径进行总结。这就形成了前面所说的在社会转型问题上表现出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学观点和理念的根本分野。这种态势迫使我们必须正面面对关系到中国社会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譬如，怎样看待社会转型及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学与社会转型研究的关系、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究竟是新的资本主义还是新型社会主义，等等。

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明确提出和运用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社会转型”、“转型度”、“转型势”等概念，尝试通过这些概念从社会学理论上来概括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实事求是地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和方向。

对社会转型的含义，笔者从传统与现代的角度做过两种阐述：

第一，“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意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

第二，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或者说中国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即社会实践结构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17]后一阐述是对前一阐述的深化。

我们把这样理解的社会转型论称为广义转型论。广义转型论的内容十分丰富，这里笔者想强调以下几点。

(一)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

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了以往不曾具有的特点。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两者同时并进、相互交叉，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用世界的眼光看，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很少见的。

这里，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的体系。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不同的地位体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则指的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无论是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都是广义的社会转型的内容。

但是，两个转换包含着不完全相同的传统和现代关系的内容，不能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它们至少有三方面的不同：[18]

第一，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社会结构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完成，而是一项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长期任务。而体制转轨并不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部内容，与整体的现代化过程相比较，体制转轨应当在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太长的时距中完成，这是降低改革成本所必需的。

第二，中国的社会结构确实是从一种传统型结构向现代型结构的转型，而相对于结构转型来说，中国的体制转轨并非是从一种传统体制向另一种现代体制的过渡，而是从一种缺乏效率的现代体制向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现代体制转变。把这种有弱点的现代体制，也叫做传统体制，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不确切的，这里的“传统”已不是与“现代”相对的那种有确切含义的“传统”了，而只是与“现在”相对的通常所说的“过去”两字的含义了。

第三，两个转换的同时并进．一方面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另一方面也相互制约，造成了结构冲突和体制摩擦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改革和发展的难度。

中国社会结构的优化与大量问题并存，正是与这种两个转换同时并进的大背景分不开的，广义地说，也是与传统和现代这种对立统一的复杂交叉关系分不开的。

(二)向度问题重新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

1994年初，笔者曾在《中国软科学》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十分明确”，认为：在1978年开始的第三阶段，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主持下，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发展模式。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一点：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所以，向度是很明确的。中国人认识到：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它们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把中国建设市场经济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种误解。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有了很大发展，这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是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壮大、创新发展。但是，怎样评价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和基本走向，近来又重新成为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世界学术界的焦点之一。

这就提出一个非常严肃和十分根本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是社会主义的生机再现，还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究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展示了新的希望，还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又多了一个新的成员?这是不可不辨的。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坚持，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是非常明确的，当代中国正在崛起的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也许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快速发展，甚至超过了人们的思想速度和想象力，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最新实践已经超越了以前那种在实践中失败了的社会主义旧模式。一些人还习惯于把别的社会制度视为成长的，把社会主义视为僵化的。不善于把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归于我们的创新性实践、归于我们的社会基本制度、归于社会主义，仍然习惯于让新的实践经验来适应旧的理念框架。当前，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祸及全球，使其不得不违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逻辑，采取国家行为救市，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和趋势的根本观点的正确，也有助于人们跳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终结历史的制度这种不可超越的旧框框。

(三)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

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如城乡面貌、利益格局、社会关系、次级制度、社会控制机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承受能力等等领域，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了这一中国社会转型的两重性和极端复杂性。

所谓两重性是指：30年的进步和成就，是举世瞩目、全球公认的，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种种代价，一些代价还非常沉重。一方面，中国各个社会领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优化；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大量的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一方面，在社会三大部门问、人际关系和城乡关系问的协调性在不同程度地增加；另一方面，这些方面的失衡也屡见不鲜，有的还非常突出。一方面，不用多少统计数字，我们也能直观地感受到，近30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超过多少世代以来生产力发展的总和；但另一方面，我国也面临着多种多样发展中的困境。

所谓极端复杂性是指，不仅问题的方面引起问题，例如贫富分化引起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且优化的方面，如社会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引发种种问题，像失业下岗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不仅受损者会产生、引发问题，如会有强烈的不公平感，甚至被剥夺感，受益者也会因为受益程度不同而产生、引发各自的问题，也会有程度不同的不公平感。

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代价是如此沉重，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是如此复杂，对比是如此鲜明。种种情形引起众多议论和不同意见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要正确加以把握确实很不容易。这里应当客观地说，中国社会的基本方面、基本趋势是社会进步、社会优化、社会协调，而社会代价、社会弊病、社会失衡则是非基本方面、非基本趋势。否则如何解释这些年来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多数老百姓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上升这些基本事实?当然，肯定基本方面，并不是说可以忽视非基本方面。对社会弊病必须重视，必须花大力气进行治理，如果忽视，听之任之，这些基本方面也会恶性演变，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也是笔者提倡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的实践根据。

中国社会转型30年的特点，还可以从多个方面展开，例如，“现代是成长的，传统是被发明的”就是其中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视角。

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为中国社会学进行理论提炼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中国社会学不仅要理论地再现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轨迹，而且要努力推进科学发展和良性转型，促成制度创新和价值重塑，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社会学由于自己学科的特点，可以也必须在构建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伟大事业中，起到自己独特的作用。这是一种有建设性的反思批判能力的社会学，是能够正确处理价值性和科学性、理论性和经验性、建设性和反思性、传统性和现代性、本土性和国际性关系的社会学，是能够把握全球现代化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两者脉动盼社会学，是既站在国际社会学前沿，又深入本国城乡制度创新第一线，从而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与草根精神结合起来的社会学，即一种顶天立地的社会学!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9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5～196页。

[6]参见郑杭生：《新型现代性与中国社会学》，《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5期。

[7] Gil Eyal，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Msking Ca 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Class Formation and Elite Struggles in Post-communist Central europ，London：Verso 1 9 9 8；塞勒尼、伊亚尔、唐恩斯利：《打造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参见孙立平等：《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丛书》(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6年，第38、39、54页。

[8] 同上

[9] Victor Nee and Yang Cao，“Markel，Transition and the Firm：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A4anagg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v01．1(March1 2005)，p．23。

[10] M．Buraw。y，“The S。ciology f。r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6．2000。

[11]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 O05年第1期。

[12]孙立平：《社会转型及其比较研究》，2006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主题报告，2006年7月16日(http：//／shxw／2006nh／nhztbg／P***624383．ppt)。

[13]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4]孙立平：《社会转型及其比较研究》，2006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主题报告，2006年7月1 6日(11ttp：///shxw／2006nh／nhztbg／P***624383．ppt)。

[15]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6]以上参见孙立平：《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丛书》(第1辑)，“发刊词”，北京．衬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17]参见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篇6

1、资源配置的涵义P2152、商品经济的产生（重点掌握商品经济产生和存在的重要条件、决定性条件---

辨析题）P2163、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P2174、竞争规律及作用（重点掌握作用）P218—2195、市场机制的缺陷P219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答题时要把现代企业制度的含义写进去

P227）（重点掌握）P220—2217、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结构（重点掌握所有制结构包含的两个内容：内在结构

和社会结构）P2238、我国社会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重点掌握）P2249、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

①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形式P224—225

②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地位和作用（重点掌握）P225

③ 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P225—22610、产权 P227（明确的产权界定那一段去年考过，不用复习）

11、现代企业制度含义及主要内容P227—22812、金融市场（重点掌握信用）P22913、深化价格改革，完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P230—23114、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掌握按劳分

配的内容、客观必然性、重要意义、实现机制）P233—23415、理顺分配关系，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重点掌握）P234—235

16、社会保障制度与市场经济P23517、简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重点掌握）P236—237

18、宏观调控的任务和目标P2371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手段P23820、二元经济结构转型：新型工业化道路（掌握①工业化道路的丰富内涵，②

正确处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P2432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客观必然性（重点掌握）P248—249

22、对外技术交流（重点掌握引进技术坚持的原则）P25123、非歧视原则P253

备注 ：

1、题目很少，都要认真复习对待，标明重点掌握的请按简答和论述题准备，没有标明的按辨析准备吧，资料只是一个标题，内容要每位童鞋自己整理，抓住关键词准备，别整理复习得太简单

2、论述题起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理论 篇7

“体验经济”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学者阿尔文·托夫勒于1970年提出的,他预言社会在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等浪潮后,体验经济将应运而生。但是这个理论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关注,直到美国经济学家B·约瑟夫·派恩与詹姆斯·H·吉尔摩于1998年在《哈福商业评论》期刊上撰文《欢迎进入体验经济》,并在次年出版《体验经济》一书,该书专门对体验经济进行论述,至此,体验经济理论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体验经济》这本书指出体验经济是“以商品为道具、以服务为舞台、以提供体验为最主要经济提供品的经济形态”,这种形态要求设计者与消费者亲自参与其中,藉此让消费者获得从内到外的享受,从而让消费者为这段美好的体验付费。在之后的数年,微软视窗体验、惠普和联想的全面客户体验验证了这一理论现实意义与可操作性。与此同时,体验作为体验经济的载体也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各个企业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全面客户体验”或“品牌客户体验”中,以此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2.“体验经济”对于历史街区改造的指导意义

《体验经济》一书中把体验分为四种类型,即娱乐、教育、逃避、与审美,而最为丰富最为美好的体验就是这四种类型的交叉地带,被称为甜蜜地带。这种划分方式对之后的研究可谓影响深远,也有其他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邹统钎认为在此基础上上还有第五种体验,就是“移情”,即旅游者将自己变为臆想中的人,将自己置于与现实不相关的位置,从而实现情感的转移。但笔者认为,移情也可算是逃避体验的一种,故本文仍遵循最初始的划分方式。

在历史街区改造中,体验经济的四种体验类型都有相应的体现。

2.1娱乐

历史街区的开发模式普遍为商业步行街区,这种开发模式本身就抱有休闲娱乐的目的。但仅仅是简单的销售并不足以满足消费者,在体验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历史街区商业模式应比以往有所改变,不再是传统的营销理念,更多的是让消费者参与到制作过程中。如:销售扎染布的商家让顾客参与到颜色的调配和染色的加工制作中;陶艺的商家让顾客自己制作一件自己喜欢的陶器;销售粽子的商家让顾客自己选择馅料自己动手包一个粽子。在异乡的氛围下,即便是舂米这种相对单调的工作,也会因平时从未接触过带来新鲜愉快的体验感,从而留下美好的回忆。这就是体验带来的娱乐意义。与此同时,由于人们普遍怀有的“敝帚自珍”心理,消费者会感觉自己的劳动成果有着特别的意义,这会极大地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从而也较好地带动了街区的经济发展。

2.2教育

体验经济的教育模式并不是传统的学堂式教育,更多的是将教育融入到参观游览中。历史街区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引发人们对某个历史时代的联想与探索。但是教育模式的展开并不能完全依靠历史街区本身文化底蕴,同时也要求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更多地注重细节的把握。尤其是街边景观与小品的设计,不仅要满足实用需求,同时也要注重对历史时代感的把握。

2.3逃避

逃避应该是体验经济最重要的模式,人们来到历史街区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得与平日完全不同的感受,将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彻底释放,因此逃避体验也是设计者所关注的重点。

其实,逃避体验这一模式可追溯到东汉,汉灵帝曾于后宫设井肆,自己扮演商贾,寻欢取乐;西晋愍怀太子的母亲出自于屠户之家,因此,太子本人也喜欢与宫苑之中设一市集,自己扮作行商之人;同样的事情在宋少帝刘义符身上也发生过。这一风气在唐朝与南宋都有着不同方式的展现,到了清朝可谓到达了顶峰。清乾隆帝在圆明园设置买卖街一处,由太监充当店员,官员及皇亲国戚充当买家,其中商品交易,货物往来,人喧马嘶,与寻常市井无异。这应该算是逃避体验的发端。虽然在当时,这仅仅是为皇家服务的,并不以此产生经济现象,但由这种情况可知,逃避现实的心理需求古已有之,在生活压力剧增的今天,逃避体验将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逃避体验的成型就要求在设计中及后期开发中注重历史原真性的掌控。第一,历史街区要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整个街区的设计类似于一个缜密的剧本,使消费者能够完全融入其中。第二,在细节的设计上,完全服务于主题,将人们处于历史的时间空间中。第三,通过多景点的分布,更加深化主题。以上三点是积极方面的线索,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消灭消极方面的线索,即删除会弱化、分散主题的环节,这就需要在设计实施过程中,对商业的业态有着严格的把握,随意性的商业模式会使整个主题被削弱甚至消失。

2.4审美

审美这一体验更多的是依靠历史街区本身,历史建筑的厚重便是最佳的审美体验。在历史街区的改造设计中,设计者要尽可能地保护已有的历史建筑及历史构建,对于部分不影响实际使用的问题应酌情予以保留。如:外立面的污迹。在很多时候,斑驳的立面也是一种历史沧桑感的体现,会给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审美体验。

以上四点体验模式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是相辅相成彼此交融的。如:逃避体验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教育体验,而娱乐体验中也会有审美体验的存在,正确地调和四者的关系是在设计中要重点考虑的。

3.历史街区的特点

当前,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再利用是一个愈演愈热的话题,从周庄、乌镇的改造到上海新天地的开发,商业上的成功引得各个城市对历史街区改造趋之若鹜。但是,一味的盲目开发所带来的就是千城一面的现象,历史街区不依附于地方特色,各种四不像仿古建筑大批量的产生,商业业态过于现代化,旅游产品的销售更是没有创意、乏善可陈,使得游客兴致全无。

历史街区本身具备以下6条特点:

(1)历史街区所在城市经济基础比较差,政府无力承担过多的拆迁改造费用,因此,在设计时要考虑到经济问题,尽量利用现有资源,避免大拆大建。

(2)经济发展落后并非完全是劣势,其优势就是,由于居民生活并不富裕,因此无力改造房屋,由此历史建筑得到了比较好的保留,有利于进一步的设计开发。

(3)在历史街区中,由于很多居民几代人共用一间房屋或者一个院落,居住空间有限,导致私搭乱建的现象比较严重,使得很多街巷被阻塞,影响了整体的街巷格局,这给改造设计提出了相应的挑战。

(4)鉴于街区的历史性,很多街区没有较比宽广的街道,这对商业开发是一种不利因素,但这种小尺度街巷也是历史原真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验的焦点,如何处理空间尺度与人流组织的问题,是在改造设计中要重点考虑的。

(5)现在很多城市的历史街区存在没有相应的上下水设施的问题,与此同时,房屋破损现象也比较严重,要求在设计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要提出较为详细的改造方案。

4.历史街区改造模式

4.1改造理念

在体验经济理论的指导下,首先要确定历史街区的主题,对于很多有着知名历史人物的地区来说,尽可以将此作为主题,以此展示地方特色。但这不是唯一的方法,历史街区最主要的特的是它内部所包含的历史年代感,这是每一个历史街区都具备的。我们所说的历史街区改造过程中要牢牢把握地方特色并不是拘泥于某一乡某一县,必须在此地的历史故事上下功夫,而是全面考虑地方资源,地方特色包含地方历史的同时也包含街区布局、山水格局等。

在空间组织方面,首先,必须要遵从历史街区本身的空间肌理,不允许强力拓宽街道以适应现代街区尺度的现象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的不作为,体验经济的主题需要多景点相呼应予以支持,同时,人流也需要一个或多个集散空间,否则,单一的空间尺度会让游客感到乏味。因此在历史街区改造设计中,要借用苏州园林的造园手法,是空间有疏有密,既有曲径通幽,也有豁然开朗,巧妙地运用借景的手法使游人保持比较感兴趣的状态。这就要求我们在地块中设计多个错落有致的开放空间,这些开放空间的选取该是在原房屋破损较严重无修缮价值处或是居民私建房屋,与原有的建筑风格不相协调需要予以拆除的地点,将此类地点通过景观等手法相连接,营造丰富的空间体验。

空间组织规划时除了要考虑集散空间的分布,也要考虑动静空间的分离。因为历史街区不仅包含历史商业街,同时也会包含配套的居住服务。在商业街上尽可以举办“坎坎击鼓,吹洞箫,纷屡舞”的民间演艺活动,但在相对比较静谧的客栈区域则要营造“虽与人境接,闭门成隐居”的幽静氛围,让游人体会到“深巷斜晖静,闲门高柳疏”的隐居情怀。这也是丰富体验的一种手法。

由于体验经济理念的要求,在规划设计时要对街区的商业业态有着明确的控制,不仅是拒绝现代商业品牌的进入,同时也要根据地区现状控制业态比例,以期达到最佳体验效果。

4.2改造方法

历史街区的改造不是简单的把历史街区恢复到某个历史阶段,历史是流动的,记忆是历史不可或缺的一方面,这不意味着我们要沉溺其中,在历史街区中,我们要看到的不仅仅是静态的历史,更是发展的历史,因此,在改造过程中,我们不需要将此地居民完全迁出,来达到复原历史的目的,当地居民现在的生活模式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是多年历史的积淀,是历史在现实的折射。由此在改造中要保证一定的居民回迁率,同时,对居民回迁的地点要有详细的规划,这样才能达到与历史体验相辉映的目的。部分居民回迁从设计角度是为了古今相互映照,从经济角度来看也可以节约一部分拆迁费用。

历史街区具体建筑的改造模式则需要在设计之前对街区内建筑进行逐一排查、分类,将建筑从保护层面分为:文物、历史建筑、建议历史建筑、与历史建筑相协调的建筑、与历史建筑不协调的建筑,以便后期空间规划设计。同时,对保留建筑的建筑质量做相应的评估并提出相应的修缮措施。对于过于残破无法修缮的房屋可保留其历史部件,陈放于其他房屋或以景观小品形式出现。

5.结论:

体验经济模式是一种相对较为发达的经济形势,多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大城市出现,但与此同时,这种经济模式也可以指导的历史街区改建,用这一理念盘活历史街区的旅游经济,这正是这一经济模式活力与适应性的体现。

摘要：本文对“体验经济”理论进行分析,研究这一理论对历史街区的改造的指导意义,并提出相应的规划方式。对“体验经济”这一经济理论的适用范围与历史街区的改造模式展开探索。

关键词：体验经济,历史街区,改造,参与

参考文献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篇8

关键词市民社会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基本条件建构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

1 市民社会及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基本内涵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开始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市民社会的概念缘起于西方。在古典市民社会的理论中,“市民社会”的概念实质上是指称与人类的自然状态或者野蛮状态相对应的文明状态。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法,强调市民社会是由非政治性的社会所组成。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第一次明确、系统地提出了现代市民社会的理论。

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的合理内核,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市民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定的发展时期,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一样都是社会分裂为阶级的产物。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市民社会是对私人活动领域的抽象,与作为公共领域的抽象的政治社会相对应。市民社会是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①马克思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促使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现实中的真正分离。“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②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获得了最充分的发展,因而他也常常直接把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逐渐收回了本来属于自己的全部权力,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新的基础上再度合而为一,从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区分也就失去了意义。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为我们考察现实中的市民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发点。按照马克思关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对应的基本理论,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治国家中也一定有一个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存在。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内涵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它是与代表普遍利益的社会主义政治国家相对应的代表特殊利益的领域;(2)它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3)它的典型特征在于,是相对于政府而言的非官方的社会机构和过程。

2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存在的基础条件

2.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和发展

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生和作用的发挥,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实现相对的分离的根本原因,那么,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进一步发展,也必将导致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崛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经济领域进行了广泛改革。中共十四大上,党正式作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所起的基础性的调节作用,逐渐退出对经济领域的微观管理,加强宏观调控,并制定和颁布一系列的经济法律、法规来规范和调节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平等、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和私人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不再由政府的计划决定,而是主要依靠市场的调节,这就构成了一个在政治领域之外的纯经济活动领域。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释放了蕴涵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巨大能量和多样化的需求,为整个社会走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2政府权力下放和政府职能转变

改革开放以后,同经济领域的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我们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按照宪法中确立的“遵循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合理扩大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权限。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实行政企分开,把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使其逐渐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主发展的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合理划分两者之间的权限,政府逐渐把从社会集中来的权力还给社会,政府只做社会和公民个人无力做和做不好的事情,把主要职能转向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面来。

2.3个人的正当利益得到承认和鼓励

具体的、特殊的个人构成市民社会及其活动的基本要素,他们的利益和需要,自由和权利成为市民社会的最终的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逐渐承认个人正当利益的合理性,鼓励个人以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牟取正当利益,并积极地对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予以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第一,改革国家的经济体制。在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在城市,在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使之进一步壮大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做强做大。第二,改革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第三,明晰现代“产权”概念。“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③努力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第四,加强以法律手段保障私人利益。宪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对全体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都给予保护。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方针,把它写入宪法可以进一步为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提供宪法保障。

2.4自治性社会团体的建立和发展

自治性的社会团体是将个人与国家、私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相结合起来的中介,有助于公共精神的培养。维护特殊利益的自治性团体是市民社会的另一个基本的要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淡出,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也大为松动,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中都在大幅度的自上而下的下放权力。在国家放权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大量的政府做不好,市场又不愿意做或也做不好的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问题,为中国非政府、非营利等组织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截至2008年底,民政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量接近40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2.0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8万个,基金会1390个。④各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体育、科学技术、社会福利和公益性的社会团体,通过不同的方式为社会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在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体重中担任重要角色。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活跃在市场经济领域中的行业协会。在市场经济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它们在维护同行业利益,促进同行业发展,避免行业内部无序竞争,进行行业的自我协调、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自治性的社会团体的兴起和发展适应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组织体系复杂化和多样化的需求,日渐成为人们寻求自身利益表达、利益整合和社会寄托的最为直接和简单的形式。

3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建构路径的选择

现代市民社会的运转是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分离的基础上进行的,市民社会自身可以从内部建立起必要的秩序,而不必仰仗国家运用强制性力量从外部去建立它。但是,这一点只有在市民社会的成员都能够彼此尊重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认识到只有人人遵守活动规则(包括法律规范)才能保证各项活动的正常进行时才能得以实现。只有在市民社会的成员都具备了这样的思想境界,自觉地遵守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情况下,市民社会才能从其内部建立起必要的秩序来,否则就只能依靠国家用强力从外部去建立秩序。

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正在经历从单一的计划经济向多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从政府选择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社会选择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转型。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我们对市民社会的成长和作用开始给予较多的关注。但是,无论在经济的市场化、社会的多元化还是公民自我意识的培养的过程中,都显见国家的权威和推动作用。因而,作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一种战略思考和可用手段,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其自身的建立和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推动。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国家而言,一方面必须承认市民社会的独立性,尊重和保护市民社会成员的基本的权利;另一方面要为市民社会活动确立对人人适用的普遍法律规则,培养市场经济主体平等自治的契约性精神和理性精神,同时对市民社会内部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节,对市民社会自身无力解决的矛盾或冲突进行协调,以稳定社会秩序。在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建构的路径选择上,我们要力图透过市民社会的建构,逐渐确立社会主义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因而,笔者主张“两个阶段发展论”:“第一个阶段为形成阶段,其间由国家和市民社会成员共举:国家在从上至下策动进一步改革的同时,加速变更政府职能,主要地、逐渐地撤出不应干涉的社会经济领域,社会成员则充分利用改革的有利条件和契机,有意识地、理性地由下至上推动市民社会的营建。这一阶段的活动主要集中和反映在经济领域。第二个阶段为成熟阶段,其间社会成员在继续发展和完善自身的同时,逐渐进入‘公域’,参与和影响国家的决策,并与国家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