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

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精选7篇）

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 篇1

研究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即恰当地确定证明的范围。明确证明对象是为了明确在办案中需要查证的范围，有利于及时全面地查明案情，避免分散精力或遗漏应该证明的重要环节，使办案人员分清主次和缓急，从而有重点、有次序地安排自己的工作，以提高工作效率。明确证明对象对实际工作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关于证明对象的概念

公安部政治部编《刑事证据学》（人民警察高等教育规划教材）关于证明对象表述为：证明对象又称“待证事实”，是指在诉讼中需要有司法人员和当事人使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刑事诉讼法学》表述为：证明对象是指必须用证据加以证明的案件事实的范围。

全国统编教材《证据学》表述为：证明对象是指案件中必须由司法人员或当事人依法运用证据予以证明的案件事实。

《刑事证据理论》表述为：证明对象就是刑事诉讼中需要用证据加以证明的问题，也就是办案中需要查明的案件总和。

以上表述基本概括了证明对象的特点：第一，证明对象是表现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是受法律规范调整的；第二，证明的主体是特定的，仅指司法人员和部分当事人；第三，证明对象是要用证据案加以证明的；第四，证明对象是案件中需要证明的有关情况。

二、关于证明对象的范围

《刑事证据学》认为：证明对象包括有关犯罪的事实、被告人的一贯表现、有无犯罪前科和犯罪后的态度、案件中涉及程序法方面的事实、案件中的某些证明材料四类。

《刑事诉讼证据制度》认为：证明对象可分为七个方面：（1）案件是否发生；（2）谁犯罪、犯何罪、危害结果如何；（3）被告人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4）有无免除被告人行为的违法性和可罚性情况；（5）有无从重、加重、从轻、减轻、免于刑事处罚的情节；（6）犯罪的原因、环境、背景和被告人身份；（7）证据之间可互为证据、互为证明对象。

《刑事诉讼证据制度》认为：证明对象包括实体方面的事实、程序方面的事实和证据事实。

《刑事证据》认为：证明对象包括：主要事实、次要事实、被告人履历情况和案件的证据材料。

（一）案件事实（或称实体法事实）是基本的、首要证明对象，是全部证明对象任务中最核心的内容。

大致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1、有关犯罪的事实。具体有：（1）犯罪事实是否确已发生；（2）犯罪是否为被告人实施；（3）犯罪嫌疑人是什么人，姓名、性别、年龄、国籍、职业、身份等，如是共同犯罪，还应查明各个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应承担的责任；（4）犯罪的时间、地点、环境、条件、手段、使用了什么犯罪工具及犯罪的具体情节和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5）犯罪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6）被告人是否达到责任年龄、有无责任能力；（7）被告

人犯罪的故意或过失、动机和目的；（8）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

（9）是否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10）行为人是否有从重、加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法定情节。

2、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及有无前科和犯罪后的态度，是否自首等。

（二）证据事实

证据事实是否为证明对象，观点各一。

一种观点认为：证据（对象）事实是证明对象。理由是：任何证据事实，其本身不能证明自身的真实性，必须通过与其它证据的对照，比较才能确认某一证据是否真实可靠。因此，证据既是证明的手段，同时也应当是需要证明的对象。

另一种观点认为：证据事实不是证明对象。理由是：首先，从证据事实与案件事实的关系方面看，两者作为证明对象，有些是重合的。直接证据事实与案件主要事实有重合的情况，间接证据事实与案件事实也有重合的情况。既已重合就没有必要再把它列为证明对象。其次，从证据事实的作用看、证据事实归根结底只是证明实体法和程序法事实的手段。从证明过程看，它虽然属于第一步需要查明的事实，但就证明的最终目的而言，它只是一个中间环节，是证明手段，而是证明对象。对判断证据真伪有意义的事实亦属此类。再次，从证据事实的取舍而不查，如重复的事实等。

本人认为：证明对象是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一切事实。证明对象是要靠运用证据来加以证明的。证据事实只是证明的手段，不是证明的目的，而查明与案件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才是最终目的。所以不能把手段与最终目的相混淆。诚然，所有的证据事实都需要查明属实，但查明属实的目的还是为了最终证明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所以，对证据的查证属实只是一个中间环节，这一中间环节的属性只是办案人员的思维加工、审查判断的认识过程，是对证据综合分析的一个判断过程。从保证整个诉讼证明活动的连续性，完整性和保证性过程的目的性上说，不宜把证据事实作为证明对象。

（三）案件中涉及程序方面的事实

对于程序法事实是不是证明对象的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程序法事实是证明对象。理由于：我国刑诉法对以上所列举的程序法事实都有明确规定。把程序法事实列为证明对象，既有法律根据，又有实际意义。但是，程序法与实体法虽同为证明对象，二者仍有所区别：（1）在作用方面，实体法事实关系到定罪量刑；程序法事实则关系到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2）在证明责任方面，对实体法事实的证明只有司法人员和自诉案件的原告人一方负有证明责任。（3）在证明要求上，对实体法事实要求通过收集证据加以确凿地证实，不能有半点含糊，证据不足不能定罪。但对程序法事实的证明，就可以灵活一些。有时事实一时难以查清，可以斟酌情况，先解决程序问题以免影响案件的审理。

另一种观点否认程序法事实是证明对象。其理由是：如果把程序法事实列为证明对象，可能导致办案人员注意力分散，影响办案效率，还可能把举证责任转嫁到被告人身上。因为以程序立法的目的和任务来看，是为了保证实体法准确、及时地实施。在案件的处理上，它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以程序法事实对案件本身的影响看，案件涉及的实体法事实对确定被告人罪与非罪、罪轻罪重以及最后量

刑的问题，虽有一定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从程序法事实的证明主体看，不一定是司法人员，也有时可能是被告人，因为有些程序事实，只有被告人才能证明清楚。但是，根据证明责任的理论，我们认为任何时候也不能把证明责任转嫁到被告人身上。

本人认为：程序法事实应属于证明对象的范畴。因为证明对象是指需要证据加以证明的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一切事实。而程序法事实与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密切相关。（1）如该回避的没有回避，就可能影响到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2）我国刑诉法第138条规定了二审法院发现一审法院审查具有违犯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这说明违反法定程序，有时就可能影响正确判决。（3）再如应当公开审判的没有公开，不应公开的反而公开。（4）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案件，没有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5）收集证据不依法。（6）剥夺、限制被告人的辩护权等。这些程序法事实都与刑事被告人的定罪量刑紧密相关，如不加以证明，其结果必然影响到判决的正确性。此外，采取强制措施中出现患有严重疾病，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情形而需要改变强制措施的，执行中出现某种诉讼问题，需要改变执行的，这些程序法事实的有无、真假都需要加以证明。同时，把程序法事实作为证明对象，有利于司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办案，有利于克服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

有人认为把程序法事实作为证明对象，就会使被告人负有举证责任。举证责任是指证明有罪无罪的责任，被告人当然不负这种举证责任。这里所说的程序法事实，不是指被告人有罪无罪本身，而是让被告人对有关程序法事实就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提出证据。这种提证责任并非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因为被告人所提证据要证明的是司法机关是不违犯了诉讼程序，从证明的主体、证明的目的、证明的任务等各方方面，均与解决被告人是否有罪、罪责轻重的证明责任完全不同。许多国家也把程序法事实列为证明对象。如德国、日本等国有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之说。这种说法是1926年由迪茨恩首先提出，后经小野清一郎结合构成要件论发展起来的。这种分类是根据需要用何种方法和程序进行划分的。现已被普遍采用。自由证明是指根据证明力和证明调查的要件不完全充足的证据而说出的证明。严格证明是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所认定的证据力，而且是根据在公审庭上经过合法的证明调查的证据而说出的证明。一般认为公诉犯罪事实符合构成要件事实，需要用严格证明。对上述情况以外的事实可采用自由证明，即根据某种证据或某种程序进行即可。日本把程序法事实作为法定的证明对象，但对程序法事实究竟采用严格证明还是采用自由证明则存在分歧和争议。普遍观点认为，关于诉讼上的事实，并不需要严格证明，即使对那些为决定证明力所需要的事实，采取自由证明也就够了。但是对于那些左右坦白任意性的事实，应给予当事人以争辩的机会而必须适用严格证明。与此相反的观点是：终审中有无认定的事实，则需要关于构成证据力前提的事实和证明力的事实，则需要严格证明，除此之外的其他事实，可以采用自由证明。

我国台湾学陈陈朴生认为：程序法事实是证明对象，亦称自由证明的对象。他认为：应该严格证据的事实包括：犯罪事实、刑罚事实、处罚事件事实、间接事实、自由任意性之基础事实、特别经验法则。以经自由证明为已是的自由事实是指程序法上的事实。包括形式裁制上事实和诉讼程序事实在内。主要内容有：免诉事由之有无，诉讼应否受理，管辖之有无，补助事实，其他诉讼程序上的事

实，发回避事实。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证明对象范围包括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两大部分。

三、关于无须证明的事实问题

司法实践中，有些问题是无须证明的确凿事实，因而司法机关就不必为证明这些问题去浪费时间和精力。在有些国家的诉讼中，对于无须证明的事实作了明确规定，有些国家虽无这方面的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已形成了某些惯例，通常可以按照习惯的做法来加以确认。在我国，刑事诉讼目前尚无这方面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常遇到类似情况，因而研究这个问题，对于进一步明确证明对象的范围，提高办案效率，具有一定意义。

由于不需要证明的事实司法机关可以直接确认，因此，对其限制是很严格的，从各国及我国的司法实践看，下列事实不须使用证据加以证明即可直接确认。

1、众所周知的事实及自然规律和科学定理。

关于“众所周知”各国标准并不一样。英美法系国家以一般人知晓为标准，大陆法系国家以法院知晓为标准。比较来说，一般人知晓者，法院也能知晓，而法院知晓者，一般人未必知晓。因此，一般人都知晓作为“众所周知”的标准。台湾学者陈杆生所著《刑事证据学》也持此观点。他把经验法则分为一般经验法则和特别经验法则。一般经验法则是指一般人由日常生活或法律生活所能知之事实所形成的法则；特别经验法则是具有特别知识或经验者所说知之事实形成的法则。前者没有证明的必要，不是证明对象，后者则须经过严格的证明程序加以证明。

科学原理和生活经验所确认的事实也属于“众所周知”的事实范围。

2、司法人员职务上熟知的事实。

所谓“司法人员职务上熟知的事实”是指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政府各部门的设置及某些政策、措施等。凡属于此类事实，当事人可以不举证，一般可由办案人员直接加以“认知”。但也有例外，如对于外国法律、国际条约、地方性法规和各地的风俗习惯等并非司法人员熟知的事项，就不能作为无须证明的事实。

3、预决的事实

预决的事实是指已经由人民法院重效判决所确定的事实。如犯罪前科对于认定累犯就有预决的效力。而不能对原先的这罪量弄再产生争议。同样，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判决部分对其后处理民事赔偿问题就产生预决的效力，而不必再对被告人的行为是否侵权，责任大小之类的事项加以证明。必须指出的是：刑事诉讼中的这种预决的事实，仅存在于人民法院的两个判决之间，而其他机关所认定的事实，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则是没有预决效力的。

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 篇2

一、自由证明的内涵和价值

在刑事诉讼中, 其基本的证明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严格证明, 另一种是自由证明。这两种证明方法作为大陆法系国家证据法的基本概念, 最早由德国学者Ditzen于1926年提出, 之后由德国传至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 并在学说和判例中得以发展。严格证明必须采用法律规定以内的证据方法, 在审判中按照法律规定的证据调查程序进行;而自由证明与此相反, 不必限定于采用法律规定以内的证据方法, 也不用受法律规定的证据调查程序的约束。

严格证明, 旨在通过限制国家权力, 防止在罪责问题上恣意认定从而保障当事人人权。而在自由证明背后, 则表现了对诉讼经济和效率的适当关照。由于用严格的规则限制国家权力和以适当的成本解决纠纷之间不可避免存在着紧张关系, 所以在平衡国家权力制约、当事人权利保障和诉讼经济的利弊下, 在涉及到犯罪事实的正确认定的, 应当经由严格证明, 而其他的事项 (主要是程序性事项) 则可简化证明过程, 采用更为广泛的证据方法, 运用更加灵活的证明方式进行自由证明, 势必会大量的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 加速证明的过程。所以, 自由证明相对于严格证明程序的严苛、耗时费金来说, 其价值在于简易性、快捷性和诉讼经济性, 同时也减少了法院审理案件的负荷。总之, 在刑事诉讼中, 为了实现诉讼经济和诉讼程序的迅速推进, 自由证明对证据法乃至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自由证明的证据方法

证据方法是指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信息的载体。由于严格证明的对象是犯罪事实以及刑罚权的有效实施, 所以证据方法必须要由法律加以限制, 但自由证明则于此有着相当大的自由性, 其无需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证据方法以内。我国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就对证据方法做出具体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都是证据。证据包括: (一) 物证; (二) 书证; (三) 证人证言; (四) 被害人陈述; (五)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六) 鉴定意见; (七) 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 (八) 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也就是说, 如果采用自由证明, 则不必受此八种证据方法的限制, 只要有助于查明待证事实, 法官可以利用一切证明手段, 同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且不必待当事人的申请就可以依职权利用。

三、自由证明的证据调查

严格证明要求能够作为法官审理裁判的证据, 必须未经禁止使用 (消极的必要条件) , 并且还要经过法定调查的程序进行 (积极的必要条件) 。消极的必要条件, 就是指证据没有因为违法取得或其他重大原因而禁止使用, 大陆法系一般称作“证据禁止 (Beweisverbot) ”, 英美法系一般称作“非法证据排除 (the exclusion of evidence) ”;而积极的必要条件就是严格证明程序。

由于自由证明对于探知证据的调查程序并未设定客观的证明法则, 因而法院就调查证据的程序, 享有较为充分的选择自由。所以无证据能力的证据或未经法定程序调查的证据, 仍然有可能进行自由证明, 法官可以对此证据作出合理的裁量, 判断是何种证据, 是否具有证据的适格性。法官甚至于可以以查阅卷宗或电话询问的方法来探求证据资料并形成心证, 不受直接、言词及公开审理原则的限制。[1]如当法官在调查证人不出庭的原因事实时, 可以通过打电话, 询问该证人的医生来求证证人是否在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

四、自由证明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心证程度

所谓心证, 即法官自由的进行证据评价。自由心证原则是与法定证据评价原则相对应的。由于证据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简单的委以法律统一对其作出评价, 是无法做出合理的裁判的。所以现代以来, 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国家, 都规定了自由心证原则, 放弃了形式统一的硬性评价规定, 改由法官针对具体的个案进行证据评价。

一般认为严格证明所要求的心证程度必须达到完全的内心确信, 即需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才能作有罪判决。但学界对自由证明所需要达到的心证程度持有不同的观点。从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说来看, 多数观点认为自由证明和严格证明一样, 都需要全面调查案件事实, 因此自由证明也必须和严格证明一样达到确信的标准;但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两者心证程度有所不同。

德国学者Ditzen认为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不因证明的种类不同而有证明程度或心证程度的差异。但是虽然德国学界一般认为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所要达到的心证程度并无不同, 但实务中往往会降低自由证明的心证程度。日本的小野清一郎认为相较于严格证明必须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自由证明只需达到证据优势的程度。但这种观点引起了日本学界的不少争论, 如江家义男认为, 如果自由心证的心证程度只要求达到证据优势的程度, 法院就很容易认定对被告不利的事实, 这显然不利于被告的权利保障, 因此, 关于心证程度应不分严格证明还是自由证明, 均须达到完全确信。[2]在我国台湾地区的证据理论中, 一般认为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所达到的心证程度并无区别。但也有学者如林钰雄秉承德国学者Werner观点认为自由证明要求法官所达到的内心确信的程度要低于严格证明的心证程度, 即在一定程度上等于释明, 只需达到盖然性的标准, 即法官认为“很有可能”就可以了。而对于特定的诉讼要件是否存在, 法官需要委以合乎义务的裁量。[3]

笔者认为在自由证明的情况下, 由于自由证明不用受到法律的强制规定的约束, 在证据方法和证据调查上具有比较大的自由性, 也就是说自由证明不受言词原则、直接原则和公开原则的约束, 所以其确信的强度有一定的减弱。事实上, 由于并没有以法律规定的证据方法和调查程序来进行证明, 想要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完全确信是不可能的。因为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就必须要保证所有的证据都是在合法的程序上进行调查的, 其中任何一个步骤都环环相扣, 没有漏洞, 互相补强。而采用自由证明时, 法官在调查证据的方法和程序上享有较为充分的自由, 甚至可以不受直接、言词以及公开审理原则的限制, 所以难免会因为其自由性而导致获取实体真实的不准确性。想要使自由使用证据方法和调查程序的自由证明和严格规制证据方法和调查程序所取得相同的心证程度相同, 这在逻辑上就有疑问。事实上, 随着现代越来越多的要求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和正当法律程序, 严格证明的范围有逐步扩大的趋势。而且, 自由证明通常适用于意在快速解决程序上和一些相对次要的证明事项, 一些在制度设计层面就考虑到快速简便解决争议、降低诉讼成本的程序, 本身就可能在事实上削弱了对当事人参与性等的保护, 所以说单单指责自由证明降低法官心证程度的要求是片面的。总之, 只要无关案件审判的罪责和法律后果问题, 自由证明则只需达到盖然性的标准即可。

参考文献

[1]林钰雄.刑事诉讼法 (上)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352.

[2]罗海敏.刑事诉讼严格证明探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ff30.

论诉讼证明对象 篇3

摘 要: 从法律方法论上看,以三段论为逻辑的法律适用过程中,大前提和小前提的建构是十分重要的。小前提建构包括生活事实到法律事实再到证明事实的过程。从生活事实到法律事实的过程形成了诉讼证明的对象。证明对象是法律构成要件所对应的要件事实。证明对象的范围包括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

中图分类号: D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09)05059705

On Litigation Object

YANG Jinyan (School of Criminal Justic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Key words: legal approaches; object; essential facts; substantive law; procedural law

Abstract: Seen from methodology, in the application of law based on syllogism as logic, the construction of major premise and minor premise is very important. The building of minor premise includes from facts in life to legal facts to facts proving which brings about the object of litigation, facts in law including facts in substantive law and procedural law.

诉讼证明对象又称待证事实或要证事实,是诉讼证明活动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以及有关事实。证明对象是诉讼证明的起点和归宿,在诉讼证明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理论界对诉讼证明对象的认识并不统一,存在“客观事实说”、“要件事实说”、“争议事实说”、“层次说”等不同观点。到底证明对象属于哪一种事实?它包含了哪些范围?不同的观点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有着不同的解释。笔者尝试从法律方法论的视角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一、法律方法论视角下证明对象的定位

(一)法律适用的逻辑模式及其基本步骤

诉讼涉及到法律适用的问题,“法律适用是根据法律秩序对具体纠纷得出裁判并进行说明。”[1]295从法律方法论①

的视角看,法律适用的逻辑模式是“确定法效果的三段论法”:其中一个完全法条构成大前提,将某具体的案件事实视为一个“事例”,而将之归属法条构成要件之下的过程是小前提。结论则意指:对此案件事实应赋予该法条所规定的法效果。简言之,只要构成要件T在某具体案件事实S中实现,对S应赋予法效果R。[2]150这个逻辑推理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

TR (对T的每个事例均赋予法效果 R)

S=T(S为T的一个事例)

SR (对于S应赋予法效果R)

法律适用通常包含了以下几个步骤:认定事

实,寻找相关的法律规范,以整个法律秩序为准

进行涵摄②,最后宣布法律后果。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上述步骤并不是各自独立且严格区分的单个行为。它们之间界限模糊并且可以互相转换。[1]296297法律适用者的思维是从事实出发依其理解寻找合适于此事实的法律有哪些,然后根据这些法条的构成要件进一步补充事实,如此规范与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经过多个反复;如果这些法律本身尚不适宜立即作涵摄,还需要对这些法律进行具体化的解释。这个过程是不断的将事实抽象化、类型化,使之向法律的方向拉近;将法律规范进行具体化、具象化的解释,使之更接近事实;最终形成构成要件与案件事实的彼此对应。直到可以确定该事实是构成要件的一个事例(即S=T),建立正确的涵摄关系时,对该事实赋予法效果。

(二)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的结构

法律规则是以“如果……那么……”模式来规定人们的事务和行为。面对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现实,立法者对性质相同或相似的生活关系,以特定法律价值原则为核心,选取一些共同的事实特征进行抽象化、一般化处理后作为事实构成要件,形成一个类型概念、一个法概念,并赋予该法概念特定的法律效果而形成一个法律规范。[3]一个完整的规则由两部分组成:构成要件+法律效果。根据拉伦茨的法条理论,法条可以分为完全法条和不完全法条。完全法条是指结合了构成要件与法效果的法条。完全法条在逻辑上意指:只要构成要件T在某具体案件事实S中被实现,对S即应赋予法效果R。法条的构成要件又称为法律要件,是指导致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变动的必要事实的总称。[4]与完全法条相对应的是不完全法条,它是规定构成要件或法效果、限定法条适用范围或者指示参照法条适用的法条。不完全法条包括说明性的法条、限制性的法条、指示参照性的法条等。[2]132151

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并非是单纯的法律条文的文字就可以得到大前提,“大前提建构的核心是使规范具体化”。[5]141每个法律都需要进行解释,如果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还需要进行法的续造。大前提的建构不是本文所探讨的核心问题,在此不予详述。

(三)小前提的建构

在小前提建构的过程中,涉及到三种“事实”:生活事实(或称自然事实、原始事实)、证明事实、法律事实。[5]40生活事实是指既存的已发生的事实,它是已经发生的历史。证明事实是指通过证据、自认和推定等手段所证明的生活事实;这是诉讼证明所获得的结果,是证成的事实。法律事实则是为法律的事实构成所规定的事实。[5]41法律适用首先要解决生活事实是否为可以进行法律评价的事实。“是否为法律事实,在从前理解上大体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后,才再去证明生活事实是否存在,因而,在动态上,建构小前提的过程是生活事实-法律事实-证明事实”。[5]86

1贝由活事实到法律事实——评价过程。这是“评价”或“归属”的问题,即生活事实是否符合法律的事实构成。在生活事件发生后,法律适用者通过听取当事人对所发生的具体生活事实的陈述,了解案件发生的实际情况。当事人陈述既包含对法律判断重要的情况,也包含许多最终对法律裁判不产生任何影响的情况。法律适用者必须根据自己对法律的前理解,选择那些在法律上有意义的陈述,去除哪些对法规范适用无意义的陈述,甚至对未陈述的而在法律上重要的情况进行询问,通过这种方式的筛选和勾画,逐渐形成完整法律事实。它是包含了法规范构成要件的对生活事实的陈述。德国学者恩吉施称这一步骤完成了“实际上发生之案件事实的想象”。[6]在这个过程中,法律适用者对法律规范的前理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前理解告诉人们,何种生活事实的特点对于法律判断可能是关键的,它起着指引判断者往何方向去查明生活事实和寻找法律规范的作用。”[5]88这个过程解决了事实的可评价性问题。

2庇煞律事实到证明事实——求真过程。由法律事实到证明事实属于求“真”的证明问题,其核心是确认生活事实是否存在。这个过程解决了事实的真实性问题。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评价”和“求真”仅是逻辑上的步骤,并非时间上的先后。“时间上,不是形成(作为陈述的)案件事实以后,才开始评断案件事实符合(或不符合)法定构成要素,两者毋宁是同时进行的,因为……在形成案件事实之时,就必须考量个别事实的可能意义。” [2]160161

3苯ü雇瓿伞５笔率档目善兰坌院驼媸敌晕侍饨饩龊,就可以确认所获得的案件事实确实具备作为大前提的法律构成要件的构成要素,可以置于大前提之下了。正如恩吉施所言,此时可以将案件事实作如下评价:其确实具备法律的构成要素,或者更精确地说,具有大前提第一个构成部分(=法律的构成要件)的构成要素。[6]

(四)证明对象的具体定位

从生活事实到法律事实是“评价”或“归属”的问题。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归属”关系,是“如果—那么”的关系,不同于自然现象中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个归属或评价过程并不存在着证明。从法律事实到证据事实的过程才是求真的过程,才涉及到诉讼证明。“求真”与“评价”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小前提的建构。“求真”为“评价”提供可靠的基础,因为进行“评价”时,事实并未得到证明;“评价”为“求真”提供方向指引,因为并非所有的被证明为真实的事实都对法律适用有意义,有些事实在法律上并不重要,“评价”过程正是为诉讼证明裁剪掉那些与法律适用无关的事实。在“生活事实-法律事实-证明事实”的过程中,法律事实起到重要的桥梁中介作用,它向前联系着生活事实,先后联系着证明事实。也就是说并不是直接对生活事实进行证明,而是对生活事实进行法律评价得出法律事实之后,对法律事实进行证明。可见,法律事实是诉讼证明的证明对象。

上文所说的法律事实,在诉讼法上,通常被称为要件事实,即与发生某一法律效果所必需的法律要件之构成要素相对应的具体事实。[7]40诉讼证明的对象是要件事实。诉讼证明对象又称为待证事实、要证事实,是诉讼证明的客体,它关涉的是哪些事实是需要证明的,本质而言是关于证明的必要性问题,或者说是证据要否的问题。[8]177

二、作为证明对象的要件事实

(一)要件事实的含义和特性

要件事实一词,较早用于民法领域,而后也扩展到其它实体法领域。较为通行的定义是:“实体法权利的发生、妨碍、消灭等法律效果是否发生,与是否存在相应的具体事实紧密相关,这些事实就被成为要件事实。”[9]但是,从法律方法论的角度看,法律适用并非仅仅适用实体法,还要适用程序法等其他法律。只要适用法律,就必然涉及到其构成要件所对应的要件事实,所以仅仅从实体法的角度定义要件事实是不全面的。笔者支持许可博士的定义:“要件事实是与发生某一法律效果(权利的发生、妨碍、消灭、阻止)所必须的法律要件之构成要素相对应的具体事实。”[10]

要件事实除了上文所说的“可求真性”和“可评价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法效果单一性。即事实所引发的法律效果是单一的。就是说,“同一事实,在性质上只能属于产生某一特定法律效果的要件事实。” [11]202固定的要件事实只产生固定的法律效果,反之,也基本成立。如果有多个完全法条被适用,也意味着有多个要件事实需要证明。

此外,将要件事实与相关概念要进行区别,对我们正确理解要件事实的含义,也是很有意义的。

1.要件事实是事实,虽然包含了法律构成要件的构成要素,但区别于法律构成要件。法律与事实二者各不相同。作为法律构成要件相对应的具体事实,要件事实包含了法律构成要件的构成要素,但是要件事实属于事实的范畴,与法律构成要件相区别。要件事实作为事实,是外在的、客观的实在,可感觉,可测度,人们在此领域要回答的是“真”或“假”的问题,对此问题的回答形成知识。法律构成要件是法律规范的构成部分,它的逻辑是规范的逻辑,对法律构成要件的评价是内在的、主观的评价,可体验,可领悟,人们在此领域要回答的是“有效”还是“无效”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规范判断。[12]要件事实“不是构成要件,它只是充分了构成要件要素而已。”[11]202

2.要件事实是可评价的事实,区别于生活事实。生活事实是指人类生活中所发生之自然事项,它是未进行法律评价的事实,它用普通的生活语言进行表述才能为法律适用者所了解。裁判者以法律规范为依据,以所闻的生活事实为出发点,去审酌哪些法条可能对它有适用性,然后取向于这些法条的构成要件,最后形成法律要件事实。[13]要件事实是对生活事实进行法律评价后得出的在法律上有意义的事实,是经过法律规范“格式化”的事实。它的这一可评价性区别于生活事实本身。

3.要件事实是未经证明的事实,区别于证明事实。要件事实处在小前提建构过程的第一阶段,尚未进行证明,其真实性尚未得到确认。证明事实是通过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是对生活事实的真实反映。要件事实经过诉讼证明确认真实以后,形成证明事实。

(二)对其他证明对象学说的评价

从法律适用过程来观察证明对象的诸多学说,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学说的所存在的一些缺陷:

1.客观事实说。这一观点认为,证明对象是必须用证据加以确认的客观事实。因为客观事实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其“基本形象、基本标志、基本过程都随时间的消逝而消逝。正因为如此,它才转化为证明对象,称为待证事实。”[14]这种分析无疑是正确的,要确认已成为历史的生活事实(即客观事实),只有通过证明才能达到。但是,“求真”并不是法律适用的核心,法律适用才是问题的关键。

并不是所有的生活事实都是在法律上有意义的事实,有些事实的真实与否对于法律的适用而言并不重要。客观事实说,仅强调了证明对象指引诉讼证明“求真”的一面,忽略了诉讼证明也服务于法律评价的一面。

2.层次说。这种观点认为,在一个证明链中,肯定存在一个终极的证明对象,也肯定存在一个无需证明的初始对象。前者不会被用来证明其他对象,后者无需其他论据来证明。处于两极中间的事项就具有相对性。相对于前面的事项而言,它是证明对象;相对于后面的事项而言,它是论据。依据他们与终极证明对象关系的远近,可以称之为一级证明对象、二级证明对象,以此类推。[15]

我们知道,证明对象是能够沟通“求真”和“评价”两个环节的那种事实。当处于“求真”流程中的那种事实,虽然它也可能需要其它已知事实来证明,但是它只是作为证据来推出另一个事实而已,并未达到受法律评价的层面。“层次说”的不足在于,它仅从诉讼证明的视角来观察证明对象,将证明对象完全等同于证明中的论题

证明由论题、论据、论证三大要素组成,论题就是真实性需要确定的命题。见黄菊丽、王洪主编:《逻辑引论》,华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页。,而忽略了证明对象还是一个经法律评价的事实。

3.争议说。这种观点认为,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不需要证明,当事人发生争议的事实才是真伪不明的事实,才需要证明,证明对象应该是争议事实,因为证明的目的是为了阐明诉讼中的争议事实,论证己方的诉讼主张,以便说服作为事实裁判者的法官或者陪审团确认或者接受己方所主张的事实和权益,最终获得于己方有利的判决。[16]

这种观点仅是从真实性的角度去观察证明对象,认为只要没有争议的事实就是真实的,就不需要再证明。首先,从“求真”的角度上说,不同诉讼模式和诉讼类型中,对“真实”的认定是不同的。在有些诉讼模式和诉讼类型下,当事人不争议的事实被认为是真实的事实,而有些诉讼类型、模式则不认可这种事实的真实性,这时对于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的事实也需要证明。其次,从“评价”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的争议事实,都是法律评价上重要的事实,法律上无意义的争议事实,并不属于证明对象的范围。因此将证明对象认定为争议事实,是不全面的。

三、证明对象的范围

对于证明对象范围的具体确定,向来存在“二事实说”和“三事实说”的争论。“二事实说”认为证明对象包括了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17]264“三事实说”则认为证明对象包括实体法事实、程序法事实和证据事实。[18]

从法律方法论的视角出发,诉讼的过程是法律适用的过程。诉讼是诉讼法和实体法共同作用的“场”,[19]在诉讼中,既适用实体法,也适用程序法。从要件事实“法效果单一性”的特征出发,我们可以发现,诉讼中适用实体法,则必然出现实体上的要件事实与之对应;适用程序法,则必然存在程序法上的事实与之对应。无论是哪种法律适用,想要取得法条规定的法效果,都需以确定法律构成要件相对应的要件事实作为前提。因此,这些程序法事实和实体法事实,都是需要证明的,都属于证明对象。

如果证据法具有独立的意义,那么证据法的构成要件所对应的要件事实,也是证明对象。但是,笔者不同意“证据事实”属于证明对象的说法。

作为证明对象的事实,沟通着“求真”和“评价”这两个步骤。从“求真”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证明对象是真实性尚未得到确认的事实;从“评价”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证明对象的事实一旦得到确认,就可以作出法律评价,赋予法效果。因此,证明对象是一个既可以“求真”,也可以作出法律评价的事实,处于“求真”与“评价”转换的环节之上。如果一个求得真实的事实,是为了推出另一个事实的真实性,那么这个事实仍然处于“求真”的流程之中,并未能达到进行法律评价的层面,那么这个事实不属于证明对象的范畴。

证据事实是指证据本身所记载和反映的事实。[17]266这种事实本身属于已知的事实。证据所包含的已知事实(设为a),通常是为了去推出一个未知的事实(设为x)。在诉讼事件中,这个已知的证据通常也需要其他证据(设为b)来印证。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过程是b-a-x;已知的证据事实a,仍然仅是“求真”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并非“求真”到“评价”的转换环节。因此,证据事实并不属于证明对象的范围。

证明对象在小前提建构过程中,所包含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真实性的确认,更重要的是,它还服务于法律评价。这赋予了它不仅具有沟通已知与未知的功能,还具有沟通事实与法规范的功能。这些功能与特性对于判断何种事实属于证明对象是十分关键的。将要件事实界定为证明对象,恰当地涵盖了证明对象所应有特征和功能,也更好地发挥了证明对象对诉讼证明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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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 篇4

摘要：证明标准是证据法学的基础问题，无论是在两大法系国家，还是我国，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是不同的。本文通过对两大法系以及我国在民事诉讼以及刑事诉讼中运用的证明标准的比较，找出其间的差异性，并对两种诉讼制度中证明标准运用的合理性进行研究和讨论。

关键词：证明标准 大陆法系 英美法系 高度盖然性 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 盖然性占优势标准

“标准不仅决定了我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批评，而且决定了我们对这个事物的理解，甚至决定了这个事物的存在，或者说，标准使我们有理由确定一个事物的存在情况。”（赵汀阳：《直观——赵汀阳学术自选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261页。）同理证明标准是举证人通过达到某种证明程度而让裁判者做出某些归责性裁判。而证明标准在民事、刑事以及行政诉讼中都有相同点和不同点，本文着重分析比较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的差异，并做浅显讨论。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

证明标准是证据法学的基础问题，也是法律实务应用中很重要的理论基础。证明标准是什么？有人认为是指运用证据证明案件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法定标准；有观点认为是特定类型的案件所要求的证明负担（《布莱克法律词典》，西方出版公司第五版，第1260页）；有观点认为“证明标准是衡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要求的具体尺度”（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新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证明标准，即证明要求、证明程度，或证明要求和证明程度的具体化”（李佑标《试论证明标准的范围》，《人民检察》，1996年第六期）。无论是哪种观点，都表达了一个意思，即证明标准负有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

二、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的差异

1、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由于两大法系的诉讼思维方式不同以及事实认定模式不同，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对于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的确定也有很大不同。

英美法系是通过规范证据的证明力的衡量，确定了“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这个证明标准的含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民事诉讼当中，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必须提供对于某一事实具有优势性的证据，从而将举证的责任推给对方。其次，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提出的证据的可能性必须大于其不可能性，从来让裁判者可以相信所提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最后，证明只是一种对于盖然性的优势证明，并不是对客观事实的还原，裁判者只需要相信该证据在证据博弈中具有优势的可信度，且其可能性一定大于其不可能性，则可以作出判断。

大陆法系在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上采取“高度盖然性”的标准。相对于英美法系法官的消极地位，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法官出于一种积极的地位。法官不是让当事人出于证据博弈的状态，进行激烈的对抗，而是积极利用职权对当事

人提出的证据进行调查，并形成内心确信，是与法官的自由心证紧密联系的。自由心证“不同于丝毫无疑义的自然科学的证明，而是只要达到通常人们在生活上的不怀疑，并且达到作为其行动基础的程度就行”（[日]兼子

一、竹下守夫著，白绿铉译：《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具有主观性，所有的证据的证明力是法官的自由心证，存在于法官的内心，通过法官对证据的自由心证的判断，形成较强的内心确认，认定最接近客观真实的证据，从而做出裁判。

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没有对证明标准进行明确规定，对证据的要求是“证据确实充分”，是以一种近乎完美的举证要求来规定，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都作了如此规定，有的学者称之为“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很多学者对于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这个基础问题也做了很多讨论。

“‘客观真实说貌似符合唯物辩证法，实则带有形而上学的印记，并且与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相脱节’”（李浩：《民事举证责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关系：

1、客观真实是诉讼理想，法律真实是裁判基础。前者为立法层面，后者为司法层面。

2、客观真实是出于诉讼外的真实，法律真实是经过法律程序加工后所设定的真实。

3、客观真实是与证据无关的真实，法律真实是经过证据证明的真实。

4、客观真实是绝对的真实，法律真实是相对的真实。

5、客观真实与证明标准无关，法律真实才是所谓的证明标准的问题（汤维建：《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和讨论——以证据的客观性为中心》，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6期）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正义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作出的解释为“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而很多学者都认为，根据这个规定的表述，符合英美法系的“盖然性占优势”标准。因此，学者认为，实际上我国现在实行的是法律真实的理论，而非客观真实论。

2、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在刑事诉讼中，实行的是控辩双方的模式，因为控方有责任举证证明被告人有罪，并达到一定的程度。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制度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为“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相对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盖然性占优势”标准更为严格。即使已有证据已经具有高度的盖然性，几乎可以让法官作出基本的内心确信，但是只要有一处怀疑不能解决，所有的证据的证明力都失去意义，就不能判定被告有罪。因为刑事诉讼涉及到被告的人身自由甚至是生命权，所以实行如此严格的证明标准是很合理的。

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排除任何疑问的内心确认”，学理上将其也成为“高度盖然性”，但是比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中的“高度盖然性”标准更为严格，需要排除所有有疑问的内心确认，所以理论界普遍认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一样，在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上实行的也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只是表述不一致而以。

我国法律规定，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要求需要有清楚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使其达到与客观事实相一致的程度。因为，这种证明标准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评，认为片面追求客观真实，而客观真实是已经过去的不可再知晓完全清楚的，这种标准简直就是不切实际不可能完成的。但我认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实际上实行的是法律真实的标准，只要证据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法官就形成了内心确认，从而做出裁判。因此，这种司法实务中的证明标准适用也有很多弊端，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等不良后果，在此不做深入讨论。

论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主体 篇5

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当法官对人民检察院指控事实、证据提出疑问时，有的公诉人会不负责任的说你们看着认定吧；当被告人作无罪辩解时，法官、公诉人会发出这样的质问“你有证据证明吗？”；当自诉人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被通知不予受理时，自诉人会说我有证据你们可以进行调查去等等。以上现象其实涉及到一个举证责任的问题。正确认识刑事诉讼举证责任以及举证责任的主体，对于实现司法的公正和高效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我国立法中，首次使用举证责任这一概念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使用举证责任这一提法，但在法学理论界和刑事诉讼立法中都能体现出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精神。所谓举证责任，是一种法律推定的后果，即对特定类型的案件，法律规定由特定一方当事人承担证明案件事实的义务，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将推定其主张不能成立，而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是指对于被告人是否有罪以及犯罪情节轻重，应由谁提出证据并加以证实的责任。下面笔者就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宗旨、任务、基本原则以及各诉讼主体的职能作用和所处的地位来分析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以及举证责任主体。

一、刑事公诉案件中，公诉机关承担着举证责任，是举证责任的主体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后，被告人、被害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上述规定加强了控辩双方对抗的力度，强化了法庭审理中控诉方举证的责任，体现了法庭诉讼活动真正形成控、辩、审三方职能明确、分工负责的合理格局。公诉机关（公诉人）在法庭上指控和证明犯罪的职能得到法律上的确认，其在法庭上首先和主要职责只有一个，就是指控犯罪，并承担证明指控成立的责任。如果公诉机关不能就其指控完成举证责任，即提出的证据达不到法律规定的要求，那么将承担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法律后果。同时《刑事诉讼法》第12条关于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原则的确立，也要求实行控诉方负举证责任。所以说在刑事公诉案件中，公诉机关承担着举证责任，是举证责任的主体。

二、、在自诉案件中，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承担举证责任，是举证责任的主体。

自诉是指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根据法律规定，自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直接审理的诉讼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自诉案件的被害人死亡、丧失行为能力或者因受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告诉，或者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以及由于年老、患病、盲、聋、哑等原因不能亲自告诉，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代为告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自诉案件后，对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裁定驳回。上述规定说明提起自诉的主体是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自诉案件中，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处于原告的地位，独立的执行控诉职能，对提出的指控被告人犯有某种罪行的主张，应承担证明责任。如果其举证达不到法律规定的要求，那么将承担指控不被支持的法律后果。自诉案件的被告人如果提出反诉，其对反诉主张承担着举证责任，但并不能因此认为这时被告人可以成为举证责任的主体。因为在反诉过程中，被告人实际处于被害人的地位，其实质仍是被害人承担举证责任。所以自诉案件中，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承担举证责任，是举证责任的主体。

三、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是举证责任的主体。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是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依据。附带民事诉讼在程序上虽然是属刑事诉讼，受刑事诉讼制约，但实质上这种诉讼活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民事损害的赔偿。在实体上应当受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在程序上，除《刑事诉讼法》特殊规定外，还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诉讼原则、强制措施、诉讼证据、反诉等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附带民事诉

简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 篇6

证明标准是指对待证事实进行证明使之成为定案事实所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 在诉讼法中, 也称作“证明成熟原则”。证明标准确定以后, 一旦证据的证明力已达到这一标准, 待证事实就算已得到证明, 法官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就应当认定该事实, 以该事实作为裁判或作出行政决定的依据。

证据制度源于司法程序, 根据司法案件性质的不同, 通常对应的证明标准也有高低之分。主要包括下列四种:一是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这是最高标准。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即采这一标准。二是客观真实标准。其具体标准就是做到案件事实、情节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我国刑事诉讼通常采用这一标准。三是高度盖然性标准, 也称内心确信标准, 指依据日常经验可能达到的高度, 疑问即告排除, 从而产生近似确然性的可能性, 这是大陆法系所一贯注重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四是盖然性占优势标准, 也称“优势证据、或然性权衡标准”。

二、国内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分析

(一) 效率性

行政诉讼的审查对象是具体行政活动, 但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到了多个方面的内容, 这和司法活动的行政裁判存在相似之处, 有依申请的行政行为则同样存在依职权的行政行为, 有赋权的行政行则也存在剥夺 (限制) 权利的行政行为, 有时行政行为缺少法律政策的指导。行政诉讼对各种不同的行政行为却采取单一的实践方式, 这显然与我国的行政实践存在差异。若长期采取这种诉讼证明标准则会影响到案件处理效率, 影响当事人对行政审判的尊重, 使得相关部门的司法既判力减弱。

(二) 操作性

在证据理论分析过程中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于诉讼证明的作用, 但客观真实仅仅是诉讼中的追求目标, 司法实践最终能实现的才是法律真实, 这是由于法官认定的事实是证据支持下的法律真实。此外, 我们必须认识到法律真实论和客观真实论之间并非绝对的标准, 其只是人们在认知问题上的概念, 对于现实问题的处理还需要很多方面的工作。而在行政诉讼中以单一的证明标准要求复杂多样的行政行为, 这些都会影响到有关准则的实践性, 约束了实际诉讼中的行为过程。面对这种状况, 不少法官在事实与证据之间的理解和操作出现了分歧, 对相同诉讼案件的处理没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观点。

(三) 积极性

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国行政法都是偏向于控制行政权恣意妄为, 这也是社会群体所关注的焦点话题。这种环境造就了控权成为近代以来行政法的不变主体, 实践证明对行政诉讼改革调整是一条科学的道路。然而, 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变化的过程中, 我们还需要积极发挥行政权高效服务的促进作用。

(四) 法益性

行政诉讼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处理违法行为活动, 维护社会各方的根本利益。从宗旨上看, 对公益和私益的兼顾和权衡则是法官必须要处理好的难点。面对公益明显优于或大于私益的情况, 即便需要呈现的证明不够全面, 法官若不准确地判断行政违法行为则会备受指责。同时, 一般行政诉讼所保护的私益范围内关系到的各方权益也不一样, 这些都会影响到法官判断的科学性。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不同法益不同保护为出发点, 对不同案件确定合理的证明标准, 这样才能保证司法的公正性。

三、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优化

(一) 考虑各项因素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优化需从多个方面考虑问题, 充分分析行政案件的类型、证明的难度、行政决定的意义等。根据世界上发达国家的行政诉讼情况分析, 不同国家对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确立还有较大的差距, 而他们的共同点表现在:不同类型的行政诉讼采取了不同的证明标准。这就需要我们能积极创建多层次性证明标准, 满足各种行政诉讼案件的处理需要, 让法官能发挥判断事实的主观能动性, 从而保证司法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根据现有的行政诉讼体系看, 对行政诉讼证明标准造成影响的因素多种多样, 涉及到了行政案件的类型和性质、证明的难度、行政决定的意义等方面。但从根本上看, 最主要的两个因素是行政案件的类型、行政案件相关人权益影响的大小, 这两项因素是我们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 构建证明标准

根据行政诉讼中所适用案件的类型及其对行政相对人权利影响程度的不同, 我们将证明标准的内容具体设定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占优势盖然性标准和合理可能性标准三个层次, 且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适用不同的证明对象。

1. 怀疑性标准

怀疑标准的运用要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而定, 凡是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造成巨大影响的行政案件, 在行政诉讼中则要合理运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一般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内容: (1) 限制人身自由的案件。人身自由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中是最根本的, 也是公民行使其他权利的前提条件。因而, 行政机关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案件必须慎重对待, 在证明标准的选择上要严格把握。 (2) 听证程序裁决的案件。此类案件关系着行政相对人的重大财产权益。根据我国的法律体系内容看, 对于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的处罚, 行政相对人可以以申请的方式参与到听证活动中。 (3) 对人身权、财产权造成伤害的案件。这种案件主要是针对在人身权、财产权等方面造成影响的行政案件, 包括:驱逐出境、行政征收、限期拆除房屋、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等。

2. 可能性标准

在审核案件时若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标准的可能性, 则应该按照规定进行裁判, 这就是所谓的可能性标准。合理可能性标准在行政诉讼里的运用, 多数为行政机关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的判断方式。若选择排除合理怀疑或占优势盖然性证明标准则会造成行政机关在处理这类事件出现错误的判断, 这会给各方面的利益造成损失。而这种可能性小于30%, 则会造成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被行政行为恣意侵害的危险。

3. 盖然性标准

占优势盖然性标准的重点在于“优势”, 其主要是指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更有利于另一种可能性, 而原先提供的证据标准在证明力度上显得薄弱。占优势盖然性标准诉讼主张成立的理由更加具体, 能够给法官提供更加科学的判断依据。从百分比法分析, 占优势盖然性证明标准只要通过证据证明力的51%对49%则能生效。行政机关在行政裁决程序里仅仅参照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进行裁决, 而无需再次参与到证据的收集中。从这一标准看, 涉及行政裁决案件的诉讼选择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则是不可行的, 选择占优势盖然性证明标准则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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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考量因素 篇7

一、行政诉讼的性质和目的

行政诉讼是一种司法审查，所要解决的纠纷是行使国家权力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冲突。行政诉讼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限制行政机关的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这样的目的，使得行政诉讼在证明标准上对行政机关要求要高一些，行政相对人的诉讼证明标准则要低一些，以保证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至于被强大的行政权力所湮没。

在三大诉讼中，刑事审判的本质是通过司法权对国家与公民个人之间最严重的利益冲突的法律裁决，国家以严厉的手段对罪犯予以惩戒，犯罪人可能面临的后果不仅是财产上的损失而且有可能丧失人身自由，甚至被剥夺生命，因此刑事诉讼本身所涉及的利益的性质决定了要采用高度的证明标准。民事诉讼是当事人由于私权的争执而引起的。这种诉讼所指向的多是财产性权，即使民事案件出现误判其后果也远不能与刑事案件相比，诉讼的成本及纠纷的持续对秩序价值的危害也要求国家尽快结束诉讼。过高的证明标准显然不利于及时终结诉讼。行政诉讼是一种司法审查，所要解决的纠纷是行使国家权力的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冲突。行政行为对相对人可能造成的损害主要集中于财产性权利，对相对人人身的侵害最严重的是拘留，行政行为对相对人名誉等的损害比刑事处罚所带来的后果要轻得多。但与民事案件相比，行政行为可能造成的人身强制是民事主体无权实施的，其后果也比民事纠纷严重得多。行政审判所具有的司法审查性要求行政主体以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但是行政管理对象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要求行政主体要有较大的裁量权，过高的证明标准可能使行政主体过分谨慎地行使职权，不利于行政目的的实现。所以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比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低，但应比民事诉讼高。

二、行政案件的类型

行政行为种类繁多，虽然这么多的行政行为有一定的共性，但是其差异性也是不可忽视的。从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角度分类，可将行政行为分为授益性行政行为和损益性行政行为；从行政行为的适用有无灵活性为标准，可将行政行为分为羁束行政行为和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从行政程序的启动方式分类，可将行政行为分为依申请行政行为和依职权行政行为。不同类型的行政行为应当有不同的证明标准，行政诉讼确定统一证明标准是不科学也不现实的。相比较而言，行政处罚案件、行政强制执行案件的证明标准要高一些，行政许可案件、行政裁决案件的证明标准可低一些。严厉行政处罚案件可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而一般行政裁判案件和行政许可案件可适用优势证明标准。

三、证明的难度

对于证明的难度有两个层面上的理解：一是不同的案件证明的难度不同，这是由于行政管理实务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决定的。对于调查取证较困难的案件，可以确定较低的证明标准，对于取证较容易的案件，可以设定较高的标准，这样一方面能提高行政诉讼的效率，另一方面也能降低行政诉讼的成本。二是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的举证能力不同。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中具有绝对优势掌握做出行政行为时的事实和证据，故应为行政机关的举证设定较高的标准，而对于处于弱势一方的行政相对人，调取证据的难度较大，故应对其设定较低的证明标准。这也是基于诉讼平衡性的考虑。

四、行政诉讼的结果对行政相对人权益影响的大小

一定的诉讼行为，会引发一定的诉讼结果。不同的诉讼行为引发的诉讼结果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反映出事实本身不同的重要程度。诉讼结果越严重，事实本身就越重要，对当事人的权益影响也就越大，适用的证明标准也应该越高。行政诉讼结果会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作出处分，有的涉及的权益是巨大的、甚至有时比刑事处罚影响的权益更大，如劳动教养、行政拘留、吊销许可证、吊销营业执照等，象这样涉及行政相对人巨大权益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自然应当高。而对行政相对人权益影响较小的行政诉讼，适用的证明标准就低。

五、举证责任的大小

为了保持诉讼的平衡，就要使有能力提出证据的负担更多的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力量对比是显而易见的。一方是强大的行政机关，拥有行政权，而且这种行政权是具有强大执行力和既定力的。他能够掌握很多行政相对人根本没有办法掌握的证据。因此，在行政诉讼中，除了行政裁决、行政赔偿、行政合同等少数的行政行为需要行政相对人负举证责任外，其他的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都在行政机关。这样，行政机关也就需要适用更高的证明标准。

六、诉讼的价值追求

在现代诉讼中，“公正、效率”是任何诉讼都必须具备的价值追求。“公正”作为法律的第一生命，是诉讼价值的首选，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计成本地忘我追求。诉讼是一种高成本的投入活动，在进行一种诉讼时必须考虑投入的成本与产生的正义的比值，以及人们对这种正义的期待程度，从而对公正与效率的比重进行合理的搭配。当如果在诉讼中的投入超过或等于权利人可能获得的利益，权利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本身来说就毫无意义。所以民事诉讼的价值结构中，效率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满足一定公正的前提下降低诉讼证明标准，适时结束诉讼是符合效率追求的。

在行政诉讼中，公权力对私权力所具有的压倒性优势极易造成对相对人权益的侵犯，而且这种侵犯的权益不仅包括财产权还包括人身权。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性总体上要求其将公正性放在优先位置，所以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理应高于民事诉讼，但从保护行政效率的角度出发，其证明标准又不需要达到刑事诉讼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