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报告学者网(共8篇)
时间:2014年10月24日 2:30 PM-6:00 PM
地点:图书馆学术报告二厅
学术报告1:Energy-Efficient WiFi Fingerprint-Based Indoor Localization
摘要:Indoor localization become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s context-aware applications gain popularity in mobile users.A promising approach for indoor localization is to leverage the pervasive Wi-Fi infrastructure via fingerprinting-based inference.However, a Wi-Fi device must frequently scan for Wi-Fi signals during localization, leading to high power consumption.Moreover, switching to the scanning mode disrupts data communication of Wi-Fi interface.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indoor localization system called ZiFind that exploits the cross technology interference in the unlicensed 2.4 GHz frequency spectrum.ZiFind utilizes low-power ZigBee interface to collect Wi-Fi interference signals and adopts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techniques to extract unique signatures as fingerprints for localization.To deal with the noise in the fingerprints, we design a new learning algorithm called R-KNN that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localization by assigning different weights to fingerprint features according to their importance.We implement ZiFind on TelosB motes and evaluate its performance through extensive experiments in a 16,000 ft2 office building floor consisting of 28 rooms.Our results show that ZiFind leads to significant power saving compared with existing approaches based on Wi-Fi interface, and yields satisfactory localization accuracy in a range of realistic settings.报告人简介:
牛建伟,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获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博士学位,2002年-2004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工程信息学院做博士后,2009年入选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0.1-2011.2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做访问学者。获得2012年教育部技术发明一等奖。目前担任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嵌入式系统分会理事、计算机学会开放式并行与分布计算专委会、无线传感器网络专委会委员、YOCSEF委员。是Infocom 2014 DySon workshop TPC Co-chairs,IEEE CPSCOM 2013、SEC 2008、IWCMC等国际会议的联合(副)主席,是InfoCom,ICC, WCNC, Globecom和LCN等国际会议的TPC成员。是Journal of Network and Computer Applicati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 Hoc and Ubiquitous Computing和Journal of Internet Technology等国际期刊编辑。近年来承担了国家自然基金3项,参与国家重大基金1项、国家核高基项目1项、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1项,承担国家科技支撑项目1项、国家863计划5项、航空基金1项,诺基亚、航天17所等科研院所联合研究课题20余项。在移动计算研究领域,多项科研成果已转化为诺基亚公司产品。在IEEE INFOCOM, ACM Multimedia、ACM CHI、Sensys、ACM Transactions in Embedded Computing Systems、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Informatics、Journal of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Computing(ELSEVIER)、Neurocomputing等国内外期刊和国际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获得IEEE ICC 2013, IEEE WCNC2013、IEEE ICACT 2013、IEEE GreenCom 2010、CWSN 2012最佳论文,联合出版学术著作1部,申请发明专利30多项(已授权22项),获批软件著作权15项,已培养研究生20余名。近年来的研究方向是:(1)嵌入式与移动计算;(2)数字图像分析与处理.学术报告2:基于图搜索的Web服务组合子片段推荐
摘要:随着Web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应用,开放地理空间联盟依据Web服务规范,构建并发布了很多Web服务,这些Web服务可组合为服务片段,以增值服务的方式实现用户特定的业务需求.在此情景下,如何有效地发现合适的服务组合子片段并推荐给用户,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为解决该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图搜索的方法.首先,基于语义相似度的方法计算两个服务操作的参数名字和文本描述之间的相似度,从而衍生出服务操作之间可调用的可能性,据此构造服务网络模型.依据用户的特定业务需求,可确定满足该需求的初始服务操作和终结服务操作,采用图搜索算法发现可选的服务组合子片段集合,参照标准对服务组合子片段进行评价并排序,从而给用户推荐最满足其需求的服务组合子片段.基于GMU的地理空间Web服务集进行了验证,实验结果揭示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报告人简介:
ZhangBing Zhou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Beijing), China, and is an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TELECOM SudParis, France.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service-oriented computing, spatial and temporal database, and sensor network middleware.He has published over 70 research papers at dec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He serves as a track chair, a program committee member, and a reviewer at man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journals.学术报告3: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最近研究进展
摘要:该报告主要分为5个部分:物联网框架、无线传感网、云计算、大数据及相关技术在行业中的应用。
韩光洁,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共党员。日本大阪大学访问学者,韩国全南国立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学术带头人,常州市“龙城英才计划”创新创业领军人才。现任河海大学物联网工程学院院长助理,物联网技术与应用研究所副所长,常州市传感网与环境感知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计算机学会传感器网络专委会委员、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应用专委会委员、江苏省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感器网络、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绿色计算及普适计算等。近年来在IEEE TIE, IEEE WCM和IEEE TPDS等国际期刊及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SCI/EI检索论文130余篇, SCI期刊论文40余篇(其中第一作者/通信作者SCI期刊论文35篇),SCI论文影响因子累计为55,已出版专著3部。主持和参与包括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内的40余项科研项目,其中国家级/省部级以上项目共20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55项(已授权10项),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目前任14种国际期刊(其中包括IEEE Network Magazine等SCI期刊6种)编委。
学术报告4:GSD算法在无线传感器网络安全和数据压缩中的应用
摘要:在无线传感器网络研究中,网络安全和数据压缩是目前的研究重点。提高网络安全可以使得数据在传输的过程中不被窃取和复制,从而确保用户和企业的隐私不被泄露。而数据压缩可以使得在保证数据完整性的前提下,使用尽量少的数据来代替原有的数据,达到减少传输能耗的目的。这对本来能量就有限的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本研究将设计一种基于GSD(微粒大小分布)的算法,来解决以上的两类问题。GSD算法是一种基于数学形态学的算法。仿真结果证明,在无线传感器网络安全的研究中,利用GSD算法能够判断网络中有无恶意节点的加入,而在数据压缩的研究中,特别是视频和图片数据中,GSD算法能够在保持原有数据信息的前提下,极大的降低数据传输量,并达到数据压缩的目的。
吴晓鸰,于2001和2003年获得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于2008年获得韩国庆熙大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作为高级工程师就职于韩国ATLab公司。2012作为海外人才引进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广州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所智能控制研究中心担任副研究员。共受理国内发明专利近20项、作为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SCI期刊论文、EI期刊论文和EI国际会议论文共40余篇。吴晓鸰博士现担任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局专家库入库专家,广州骏望科技专家,华南理工大学创新班合作导师。她也是IEEE Member以及多个SCI期刊的guest editor和审稿人、多个国际会议的session chair。
吴晓鸰博士一直从事无线传感网、普式计算、触摸传感和嵌入式平台等方向的开发与研究。在攻读博士期间,提出了一种能量优化的智能路由协议和一种新的覆盖和能量平衡的传感器节点部署方法,此研究内容发表论文于顶级国际会议Percom 2008。在韩国ATLab公司工作期间,研发了三种触控装置的触摸定位算法,成功应用于ATA系列触摸芯片,申报了7项国际专利,均已授权。
关键词:编辑学者化,学者编辑化,学术期刊,期刊质量,出版事业
自20世纪80年代“编辑学者化”被提出以来, 学术界对此一直争论不休, 至今也未达成统一认识。随后, 学者编辑化又被提出。由此以来, 编辑学者化和学者编辑化一度成为学术界尤其是期刊界颇具争议的一个话题。基于此, 本文拟在对关于编辑学者化和学者编辑化的已有文献进行回顾述评的基础上, 结合编辑工作的特点和岗位要求等方面的实际情况, 就个人在“编辑学者化”和“学者编辑化”方面的认识和理解提出相应的观点。
一、文献回顾
(一) 编辑学者化
学术界对编辑学者化的认识存在正反两方, 即所谓的“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支持编辑学者化的学者从编辑学者化的必要性、可行性、意义、效益以及实现途径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论述。王英志先生大力倡导学报编辑学者化, 他指出许多文学编辑作家化、学术编辑学者化已是一个客观存在, 虽然学者化是一个较长的渐变过程, 非一年半载之功所能完成的, 但只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整个学报编辑队伍的学术素质与知识结构就会有较大的改观, 为推动我国学术事业的发展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发挥更大的作用。王英志先生指出, 学报编辑只有走学者化的道路才有可能掌握编辑的主动权, 其编辑工作才能游刃有余, 并具体说明了编辑学者化四个方面的效益:一是有利于了解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动态, 从而有计划地选题、有针对性地组稿、有根据地退稿, 使有限的版面尽量向社会提供更新、更有价值的学术信息。二是有利于正确地鉴别判断每一篇稿件的学术价值, 既可减少遗珠之恨, 也可避免滥竽充数, 做到对作者及广大读者负责。三是有利于密切编辑与作者之间融洽合作的关系, 促进编辑与作者平等对话。四是有利于提高编辑在社会上及学校中的价值地位, 充分展现编辑的学术潜能。杨焕章先生大力倡导学报编辑学者化, 他认为学术编辑的工作从形式上看是“编辑”工作, 但从内容上看乃是“学术”工作, 做学问与做编辑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他们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因此, 每一个学报编辑都应当朝着学者化这个方向努力, 都应成为学者。吴明东认为, 学术期刊编辑的学术职能要求“编辑学者化”, 即学术期刊编辑要有较好的学术鉴赏能力, 而且“编辑学者化”的实现既有利于提高编辑自身的学术修养, 又有利于提升学术期刊质量。蒋宇认为这些年来“编辑学者化”的主张在期刊界尤其是学术期刊的发展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体现, 并从时代和科技的进步、稿件评审环节的要求、学术期刊发展的专业化取向和学术期刊编辑队伍的现状四个方面阐述了编辑开展科研工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当然, 也有学者对编辑学者化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蒋永华和陆炳新从编辑与学者的内涵入手对“编辑学者化”这一期刊界的口号进行剖析, 认为编辑与学者在角色定位、社会评价标准以及学习和工作内容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之处, 两者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隶属不同的范畴, 折射不同的价值取向。一位出色的职业编辑同时又是一位知名学者, 这当然是两全其美的好事, 但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 编辑作为一种职业, 本身就是社会分工的产物, “编辑学者化”口号模糊了编辑职业的角色定位, 忽略了编辑岗位的内在要求。谷德润认为编辑学者化的提法含有对传统观念的太多妥协, 因而变得似是而非, 故应代之以学者编辑化的新提法, 对编辑重新定位, 倡导学者办刊的新理念。学者办刊是确保刊物学术水平的首要条件, 也是应学术期刊专业化的趋势以及编辑在现代期刊中主导作用的需要。在我国期刊的发展趋势中, 学者编辑化同时也是我国新一代编辑队伍的成长之路。刘雪立认为传统的编辑“学者化”的观念对建立和发展我国的编辑学是极为不利的, 编辑不应化为其他“学者”, 也不应成为“杂家”, 编辑只能成为编辑学家, 也必须成为编辑学家, 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从上述关于编辑学者化的文献来看, 学者们对此存在争议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编辑学者化概念的不同理解。有的学者认为编辑学者化就是编辑应成为编辑之外的某个领域的专家或学者;有的学者认为编辑学者化就是编辑应成为编辑方面的专家;还有的学者认为编辑学者化只是一个发展方向, 即编辑在成为编辑方面专家的同时, 应朝着编辑之外的某个领域发展。二是所站角度的不同。有的学者站在学者的角度上, 有的学者站在编辑的角度上, 还有的学者站在期刊和出版业发展的角度上。鉴于此, 本文认为学者们在编辑学者化问题上存在的学术争鸣是不同思想火花的碰撞, 这对于编辑、学者、期刊以及出版业的长远发展来说是利大于弊。
(二) 学者编辑化
由于对编辑学者化一说存在质疑, 而且随着近些年来充实到编辑队伍中人员的学历等层次的不断提高, 因此有学者提出了学者编辑化一说。谷德润从“学者办刊”是确保刊物学术水平的首要条件、学术专业化的趋势要求“学者办刊”、编辑在现代期刊中的主导作用要求“学者办刊”三个方面阐述了学者编辑化之必行和可行。张新颜认为让有一定学术成就的学者从事编辑工作具有诸多益处:一是有利于更好地提高学术期刊和图书的质量;二是有利于短期内提高学术编辑的整体素质。总的来说, 学者们主要是基于学术水平、期刊质量的提高等角度来提出学者编辑化这一说的。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 无论是对编辑和学者的自身成长来讲, 还是对期刊和出版业的整体发展而言, 编辑学者化和学者编辑化都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 由于编辑和学者都是社会分工的结果, 任何一种职业的从业人员都要面对具体的工作, 而且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不是无限的, 因此编辑学者化或学者编辑化不一定能够达到理想化状态。接下来, 本文将结合编辑工作的特点及岗位要求来探究编辑学者化和学者编辑化问题。
二、编辑工作的特点及岗位要求
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 具有文化生产中的设计组织、文化传播中的选择引导和文化创造中的优化等功能。毫无疑问, 承担着编辑工作的编辑人员是出版工作的骨干力量, 由此可以想象, 作为“隐形”力量的编辑在期刊学术质量提高、出版业发展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看似简单的编辑工作是极其复杂烦琐的, 编辑人员在能力、责任等诸多方面也被寄予较高的要求。
(一) 编辑工作的特点
编辑工作的载体是面向社会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 这决定了编辑工作具有服务对象的广泛性、工作环节的多层次性、工作差错的不可挽回性、工作产品的集体性等特点。 (1) 服务对象的广泛性是指编辑几乎每天都要处理新的来稿或来电, 由此每天都要跟不同层次的专家或学者打交道, 同时编辑还要及时处理读者来电、来信等, 及时了解读者的需求, 急他们之所急, 想他们之所想。 (2) 工作环节的多层次性是指编辑工作是由选题、组稿、审稿、编辑加工、校对等环节组成的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 其中每一个环节又包括若干小环节, 而且这些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 具有绝对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3) 工作差错的不可挽回性是指纸质期刊或数字化期刊一旦公开发行、被读者接受后, 其中所存在的各种编校差错或失误便难以进行补救。 (4) 工作产品的集体性是指一本期刊往往是由几个编辑共同承担负责完成的, 也就是说, 公开发行的期刊凝聚着几个编辑的共同劳动, 编辑的劳动具有联合性特征, 编辑的劳动成果、工作业绩是通过对整本期刊的衡量来实现的。
(二) 编辑岗位的要求
1. 能力要求。
编辑人员应具备较高的政治认知能力、较强的策划能力、厚实的语言文字能力 (包括规范能力、加工能力、写作能力等) 、丰富的学科专业知识和信息感知能力、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较高的判断审美能力和一定的计算机操作能力等。同时, 编辑还要具备极强的责任心、细致认真的工作作风、“为人做嫁衣”的自我牺牲精神、客观公正的品质、较强的大局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等。
2. 责任要求。
编辑人员的根本责任在于向社会提供优良的精神食粮, 为此, 编辑人员必须认真担当起政治、社会、把关 (方向关、保密关、质量关) 、宣传引导等方面的责任。与此同时, 编辑人员还必须做好作者工作、审稿专家工作和读者工作这三项重要工作, 作者工作具体包括发现作者、选择作者、建立作者队伍数据库、与作者保持经常联系、为作者服务、维护作者权益等, 审稿专家工作具体包括挖掘审稿专家、建立审稿专家队伍数据库、与审稿专家保持经常联系、为审稿专家服务、维护审稿专家权益等, 读者工作具体包括进行读者调查、为读者服务、处理读者来信等。
三、编辑学者化与学者编辑化的有机结合
由上述关于编辑工作的特点及岗位要求可知, 编辑是社会分工的结果, 是一种具体的职业。随着期刊的数字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三大趋势的发展, 编辑人员面对的工作要求更高, 工作环节更多, 工作难度也更大, 但是在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的情况下, 编辑人员的首要任务是做好本职工作, 促进期刊的良好发展。因此, 本文认为不论是编辑学者化还是学者编辑化, 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然而, 从编辑工作的现状和期刊的长远发展来看, 编辑人员仅仅具备编辑出版方面的业务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一篇文章从投稿到定稿需要经过编辑人员的初审筛选、送审、整理返修意见给作者、编辑、校对等环节, 这要求编辑人员必须具备其所负责栏目相关方面的专业知识, 否则编辑人员就无法对文章进行筛选, 无法与作者、专家进行学术方面的沟通交流, 也无法准确无误地对文章进行编校。为此, 本文认为编辑学者化和学者编辑化对期刊发展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认为编辑学者化既不能说编辑只要是编辑学领域的专家即可, 也不能要求编辑成为某学科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 而是要把编辑学者化看成一个发展方向, 即编辑在成为编辑学领域专家的同时, 要朝着与自己所从事栏目相关的某个专业领域方向发展, 成为一名具备一定科研能力的学者型编辑。这不仅有利于期刊的良好长远发展, 而且有利于编辑自身的发展, 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情。同理, 学者编辑化也只能作为一个发展方向, 即学者们在成为某学科领域专家的同时, 要通过论文写作、论文修改、审稿等方式不断加强自身对语言文字规范等方面的认知, 这有助于提升学者们的写作水平和写作质量。
总而言之, 既要促进期刊的良好发展, 又要实现编辑或学者个人科研或编辑能力的提高, 编辑学者化与学者编辑化的有机结合无疑是一条最佳途径。一方面, 文章的学术质量以学者为主, 编辑为辅。编辑要把经初审筛选通过的稿件送相关学科专业领域方面的专家审阅把关, 以专家的审稿意见为主返还给作者修改完善。久而久之, 编辑会在与作者、专家的沟通交流中不断提升自身的学术素养。另一方面, 文章的编校质量以编辑为主, 学者为辅。经专家审阅以及作者修改到位的稿件会进入编校过程, 这一过程的实现主要由编辑负责, 同时作者、专家等学者们也会在与编辑的沟通交流以及稿件的修改、审阅中提高自身的编辑素养。也就是说, 编辑学者化与学者编辑化的有机结合不仅有利于编辑和学者自身的学术、编辑素养的提高, 而且借此能够提高出版期刊的品位和质量, 促进出版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本文系2014年度江苏省期刊协会资助课题“大数据时代下的学术期刊专题化发展” (2014JSQKB028) 成果]
参考文献
[1]王英志.学报编辑学者化略论[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8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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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蒋永华, 陆炳新.“编辑学者化”还是编辑“编绩”论[J].编辑学报, 200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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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王玉哲先生《古史集林》(中华书局2002年版)一书“代序”中有一节题为《一段小小的波折》,是说1940年王先生从联大毕业后,投考北大文科研究所。根据学校规定,必须交一篇论文。而王先生于1938年春读大学二年级时,选了刘文典先生的“庄子”一课,做了一篇读书报告,题为《评傅斯年先生“谁是齐物论之作者”》一文。王先生对《齐物论》是慎道的著作,不是庄周的说法,提出异议。王先生说:“当时颇得刘文典先生的赏识……。这篇文章在联大教师间有所传阅。联大教师如冯友兰、闻一多等先生都读到我的原稿,极为称赞。顾颉刚先生以前同意傅先生的说法,在读了我那篇文章后,也改变过来,并主动推荐寄到《逸经》杂志。因为傅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学者之一,未经他同意我暂不发表。”后王先生又请顾先生把稿子索回。时值罗常培先生主编《读书周刊》需要稿件,想把文章拿去请傅斯年先生作个答辩,与王先生的文章同时刊出,王先生同意了。可是傅先生看到那篇文章后很生气,不但不与答辩,而且对其意见很大。该篇文章后来还给王先生带来不小的麻烦。先生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时,“听说傅先生在审查我的论文时,一看到我的名字,就把我的报考论文提出来,对别的学生说,这类学生我们不能录取,他的城市气味太浓,不安心刻苦读书,专写批驳别人的文章”。“后来听说录取会议上,傅先生本来主张不录取我,为了照顾其他先生的意见,最后把我录为‘备取生’。”
清末民初以来,是中国学术史上又一个令人称羡的黄金时代。中西学术思想激烈碰撞,在新旧学术嬗递的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以圆融通博且富有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不断擘划着学术研究的新领域。而文前提到的顾颉刚、傅斯年先生自然是学术界普遍公认的两位大师级学者,但杨宽先生的“遗憾”、王玉哲先生的“风波”却均与两位大师级学者有直接关联。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提到民国时期学术史上的另一件事情。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公量先生批评丁谦的《穆天子传地理考》,“引证虽详,不免傅会”,“其言迂阔,不为典据”,“不问《穆传》之真实与否,不审古代交通之辽阔与否,昧于变迁之道,视古今如一辙。以此治学,莫不乖失,徒滋繁锁,以眩耳目耳”(《穆传之版本及关于穆传之著述》,《禹贡》半月刊第2卷第6期)。1935年,他又发表《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评论》(《禹贡》半月刊第3卷第4期,)一文,对顾实先生《穆传》西征地理问题所作研究的评价为:“这种《东莱博议》式,或者还够不上《东莱博议》式的讲疏,其荒谬,其腐臭,无以复加。简直在卖弄笔墨,渎乱古书。借古人的题目,发自己的牢愁。这种全然不根据史事,而托诸空言,以二十世纪极文明的人类社会,加于两千年前极不文明的人类社会而津津乐道之,既不是采科学的态度,去阐明古代的民族与文化;也不是采艺术的态度,来讲述古代的传说与神话,对于这,我们是无法批评的。”张先生又说:“我们可以把顾实先生此种历史观,题作显微镜式的历史观,不惟于《穆传》没有积极的合理的解释,反而消极地增多意外的葛藤,给后人以无数摧廓的麻烦。”张公量先生发表以上论文时,尚为北京大学在校学生,年轻气盛,其对丁谦先生、顾实先生《穆传》西征地理研究的批判,言辞犀利,真可谓“无以复加”。
张先生可谓较杨、王二位先生幸运。今天,当人们认真拜读张先生这篇脍炙人口的大作之余,自然会引发更多的学术思考。如果发生在今天,张先生的大作即使可以发表,也肯定要在文字上经过“认真”修改。学术界普遍遵循的法则,往往是有破有立,张先生的宏文虽然亦可以说“切中时弊”、“很有见解”,但火药味十足的学术批判,自然很难为今天的学术界所接受。
1949年以来,中国的古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郭沫若先生乃新中国成立后在古史研究中成就非凡的一代史学大家。郭沫若先生在学术研究中,不断结合新材料,对自己以往的学术观点进行修改和补充,而其研究思想史的两部姊妹篇之一《十批判书》,书名即有“批判”二字,而该书第一篇则为《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郭先生说:“我在一九三○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一本书,虽然博得了很多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有的朋友还沿用着我错误的征引而又引到另一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这个责任现在由我自己来清算,我想是应该的,也是颇合时宜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以下,郭先生在《关于文献的处理》一节讲到:“《周易》固然是无问题的先秦史料,但一向被认为殷末周初的作品。据我近年来的研究,才知道它确是战国初年的东西,时代拉迟了五六百年。我在前把《周易》作为研究殷末周初的资料,当然是完全错误。”(《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十批判书》,第4页)凡此进行自我批判的文字,在郭沫若先生的论著中,随处可见。通读以上文字,我们可以领略到一位史学大家敢于不断修正错误,在自我批判中不断向真理靠近的博大胸怀。
做快乐有为的新型老师
昨天我有幸做为家长委员会代表,参加了梁波老师的报告会,感悟很深,虽然此次报告会的主题是“做快乐有为的新型老师”,但我听的更像一场好何做人的讲座,下面的就我的心得与大家交流一下,不足之处请各位老师及家长朋友们批评指正。
梁波老师说,快乐教师要做到 “七好”,这“七好”分别是“心态好、人品好、关系好、家庭好、工作好、沟通好和习惯好”,我想我们作为家长朋友,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也要快乐,也要效仿老师这一做法,不断修身,不断成长,不断提高我们生活质量的同时,也配合好我们的老师,搞好教育工作。
心态好有“五个一”
往开出想,凡事想开了就不再纠结;朝好处看,情况并没有那么差;自信面对,至少我也不错;换个角度想,哭脸马上变笑脸;不要抱怨,抱怨是情绪的垃级。这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遇到,娃娃学习爱玩手机,先找找自身的原因,是不是家长那些不注意,让孩子效仿上了,做作业磨叽,是没有玩好、没有吃喝好、没有听懂老师讲的课、还是你给他承诺的事情没有兑现,原因找到之后,对症下药,陪同孩子一起快乐的完成,这在期间,你也一定有不少的收获吧,你也能发现孩子的闪光点,其实你的该子也是一个小天才。你是不是也快乐了呢,把枯燥无味的辅导作业过程当作快乐的一件事。
人品好,这是做人最起码的要求,我们要教育孩子,做人的诚实,厚道,与人要和睦相处,不说别人的隐私。
关系好,良好的关系也是生产力。与学生要保持服务有关系;与同事相处不打听隐私;要尊重领导,尊重家长,处理好家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处理好生活关系,你的生活才会一帆风顺。
工作好,一个人要有梦想,有追求,不能没有灵魂,那就不是人了。我们不论是打工的,还是个体老板,面对自已的职业都要兢兢业业,对得起拿的那一份薪酬。把工作当作一件快乐的事,不断完善自已的灵魂。
沟通好,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产生隔阂,就是我们不会沟通。虽然我们学过许多沟通的技巧,但还是没有达到最终的目的,“交心交流”这是最有效的手断。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廿二日
臺會合字第0九二00三六一六一號函
一、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 研究成果,以提高我國學術研究之國際地位,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者(以下簡稱申請人)頇為現任國內研究機構、大專院校之教學或研究人員(含參
與執行本會專題研究計畫,並擬發表該專題研究計畫成果之博士後研究人員)。
三、申請時應由申請人任職之機構備函,檢附下列相關資料及文件,於國際學術會議舉行日六星期前送達本會:
(一)申請書(請於國科會首頁研究人才個人網線上申請列印)。
(二)會議之正式名稱、學術地位及重要性。
(三)大會正式邀請函及論文被接受發表之證明文件。邀請函及論文接受函未能檢具者,應註明補送,但補送
期限資料應於會議舉行日三星期前寄達本會。
(四)會議日程及地點。
(五)擬發表之論文(以尚未在期刊及國際性會議發表者為限)。
(六)申請補助之經費。
(七)未向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聲明。
(八)申請人最近五年內研究成果之著作目錄。
(九)授權本會以各種方式收錄、重製及發行該發表之論文,並同意其論文資料得供各界參考之授權書。
申請人已向其他單位申請相同補助者,不得同時向本會重複申請;論文為合著者,每一論文以補助一人發表為限。
四、申請人在同一會計內以補助一次為限,同一會計獲補助二次者,於下一會計中一年內暫停受
理其申請。
五、本會對申請案之審核基準,分為會議地位與重要性、申請人條件及對國內科技發展助益三大類。申請案由
本會依審核基準審查,必要時諮詢學門召集人意見,經本會核定後補助。
六、擔任國際重要學術學會理監事或國際知名學術期刊編輯委員等特殊職務,必頇出席相關會議,而不發表論
文者,亦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補助;並得不受第四條「申請人在同一會計內以補助一次為限」之限制。
七、補助經費為總額補助,其項目如下:
(一)往返機票費用:由國內至會議地點最直接航程之飛機票。機票費按本會核定之上限金額補助,惟報銷時
不得超過本會補助之上限。機票由受補助人於出國前自行墊款購買,以搭乘本國籍之班機為限。但因故無法搭乘本國籍班機者,應填具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經任職機構首長或授權代理人核定後改搭乘外國籍班機。
(二)出國期間之生活費用。
(三)出席會議之註冊費用。
本會以上各項補助費用,由受補助人於出國時先行墊付,俟返國後一個月內,向本會檢據報銷申請歸墊。
八、經費之報銷及撥付:
(一)各項補助費用,由受補助人先行墊付,返國後一個月內填報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檢附本會核准公函影
本、原始憑證與各項單據正本及外幣兌換水單,未辦理結匯者,依出國前一日(如遇假日往前順推)臺灣銀行賣出即期美元參考匯價結算,經任職機構首長及有關人員,如主辦會計等審核蓋章後,函送本會核銷歸墊。
(二)報銷機票時,應檢附機票票根正本或登機證存根及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列
報。
九、重度殘障,因行動不便頇以輪椅代步出席學術會議者,得補助一名隨行看護人員之旅費。其旅費之申請及
報銷,與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案一併辦理。
十、受補助人應於返國後一個月內向本會提送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之心得報告一份。
十一、出國經費未報銷歸墊前,本會不受理其出席會議之申請案。
十二、基於推動科技發展,應本會主動邀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之現任教學或研究人員,其補助經費等事項,準
用本要點規定辦理。
1.1网站简介 敦煌网是一个聚集中国众多中小供应商产品的网上BtoB平台,为国外公多的中小采购商有效提供服务的全天候国际网上批发交易平台。作为国际贸易领域B2B电子商务的创新者,敦煌网充分考虑了国际贸易的特殊性,全新融合了新兴的电子商务和传统的国际贸易,为国际贸易的操作提供专业有效的信息流、安全可靠的资金流、快捷简便的物流等服务,是国际贸易领域一个重大的革新,掀开了中国国际贸易领域新的篇章。敦煌网采用EDM的营销模式低成本高效率地扩展海外市场,自建的EDMSYS平台,为海外用户提供了高质量的商品信息,用户可以自由订阅英文DM商品信息,第一时间了解市场最新供应情况。
1.2 网站发展 由于敦煌网可大大提升中国出口型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带动重点行业和区域经济发展,中国信息产业部电子商务机构管理认证中心已经将其列为示范推广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所属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中国中小企业对外合作协调中心也将其作为战略合作伙伴。敦煌网自身也将一如既往地努力探索、锐意进取,立志成为中国国际贸易领域电子商务的领航者,为中国众多的供应商和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
该网站的最大的特点是完全保证买家的利益,保证国外买家的利益,但是对于中国的在线的商户来说,利益得不到完全的保证。对于小商户来说,风险大。买家收货后,稍稍不如意或者根本就是故意,整个纠纷给你,更加恶劣的就是搞个paypal投诉。叫你有苦说不出!纠纷处理对卖家就是个大杀器。没有割地赔款,几乎就不能全身而退。而且处理的时间也是超漫长。
当然也有很多优点,比如注册之后,工作人员很热情的教你使用方法。如果敦煌能够保障卖家收款安全迅速,一定会做得比阿里还要好!
2009年6月12日,敦煌网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王树彤做客腾讯网视频直播室,就中国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现状、前景、风险以及创业企业融资、管理等话题与腾讯网友交流。
由于敦煌网与阿里巴巴的业务模式都是搭建国际贸易的网上交易平台,王树彤被有关媒体称为“挑战马云的女人”,对此,她在访谈中直言自己创立B2B电子商务网站并不想挑战谁,因为对创业企业来说,能否按照既定的战略方向发展,是对自身的最大的挑战。王树彤认为,敦煌网作为第二代电子商务的开创者,把整个供应链环节很多种元素都集成在一个平台上,因此这与阿里巴巴提供信息平台的模式不尽相同。
对于眼下全球金融危机背景,王树彤说:“金融危机是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巨大的推动力。”据了解,2008年,敦煌网在线交易总额接近2亿美元,“我们对每笔成功的交易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
据她介绍,目前敦煌网上有来自200多个国家的买家,而卖家遍及全国各地。
王树彤是中国最早的电子商务产业的行动者之一,先后两次创业:1999年参与创立卓越网并出任第一任CEO;2004年创立B2B电子商务网站敦煌网。
2010年11月22日外贸B2B电子商务网站敦煌网宣布计划在未来两年内陆续投入1亿元人民币打造华南基地,而不久前敦煌网已在深圳市正式成立华南总部,在深圳的员工人数已近200人。据悉,这是敦煌网首次在北京以外地区设立的分公司。
2敦煌网的商业模式
2.1战略目标
敦煌网是中国最领先的在线外贸交易品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重点推荐的四家中国对外贸易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之一。由于敦煌网可大大提升中国出口型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带动重点行业和区域经济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商务机构管理认证中心已经将其列为示范推广单位,工业和信
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也将其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而敦煌网也立志成为中国国际贸易领域电子商务的领航者,为中国众多的供应商和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
2.2产品和服务
敦煌网是为买卖没双方提供信息发布,买卖交流和在线支付的平台。向现有的中小企业卖家提供服务之外,也将向更具规模的外贸制造工厂提供深度扶持。为国际贸易的操作提供专业有效的信息流、安全可靠的资金流、快捷简便的物流等服务。
2.3目标用户
中国外贸出口企业,他们是敦煌网最重要的客户,敦煌网更为便利的为他们提供深度支持服务。还有一些外国中小企业。敦煌网为了保障买卖双方的利益,提出了“为成功买单”的口号,既交易成功后收取一定量的佣金,以此作为第二代B2B电子商务模式的核心支撑业务平台,伴随更个性化、专业化卖家形象的包装与专业推广服务,获敦煌网专业增值服务的卖家成交率逐年提升。
2.4盈利模式
直接同海外商家进行交易的在线外贸模式正在引起出口企业普遍的兴趣,并被视为阿里巴巴信息推广模式之外的又一新生力量。一个标准的卖家是这样做生意的:把自己产品的特性,报价,图片传到平台,接到海外买家的订单后备货和发货;买家收到货后付款,双方通过paypal进行贸易结算。整个周期七到十四天。敦煌网的技术模式
采取佣金制,免注册费,只在买卖双方交易成功后收取费用。据Paypal交易平台数据显示,敦煌网是在线外贸交易额中亚太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六的电子商务网站,其在2010年的交易达到60亿规模。作为国际贸易领域B2B电子
商务的创新者,敦煌网采用EDM(电子邮件营销)的营销模式低成本高效率地扩展海外市场,自建的EDMSYS平台,为海外用户提供了高质量的商品信息,用户可以自由订阅英文DM商品信息,第一时间了解市场最新供应情况。
4敦煌网的经营模式
4.1经营理念
作为中国领先的电子商务平台,敦煌网长期以来不遗余力地引领中小企业从线下走向线上,不断开拓广阔的海外市场,创造更多的价值。敦煌网“为成功付费”打破了以往的传统电子商务“会员收费”的经营模式,既减小企业风险,又节省了企业不必要的开支。此外,敦煌网创新的电子商务社区化推广促进了企业与客户更密切与及时的沟通互动,提升了客户体验,增加了交易成功率。在引领在线外贸从信息平台走向交易平台之后,敦煌网“敦煌一站通”服务平台成功推出,这是集产品管理、回复询盘、物流跟踪、售后服务等各个交易环节为一体的服务平台,为用户提供全价值链的服务,使那些有货源、无技能的中小供货商和贸易商的在线外贸变得更为顺畅与便捷。
4.2经营策略
在“为成功买单”的企业经营战略指导下,敦煌网将不断推出增值服务,同时也撼动了整个电子商务产业变革。从简单的信息服务商,向资源整合服务商迈进,从卖文字向提供信息、金融、物流等全方位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商转型升级。融合了新兴的电子商务和传统的国际贸易,为国际贸易的操作提供专业有效的信息流、安全可靠的资金流、快捷简便的物流等服务。
5敦煌网的管理模式
5.1人力资源管理
敦煌网由中国著名的电子商务旗手,曾担任卓越网CEO的王树彤女士担任总经理,并积聚了大批优秀的国际贸易和互联网业界的精英人士。高素质专业化的国际业务团队和网际科研力量使敦煌网能够为采购商和供应商提供优质、高效、快捷的服务。
5.2企业文化
“敢想,敢干,能坚持。上天一定会奖励勇敢的人,所以不妨去想得更远。”的企业文化成就了敦煌网今日辉煌,翘首未来,敦煌网站在电子商务行业的顶端,始终忠实于客户,实现无数人网上创业,网上开店的梦想而努力,更即时、更真实、更有效,敦煌网必将在互联网一轮轮的洗牌中,占领一个个新的制高点,在分类信息这条道路上越行越远。
5.3信用与风险管理
敦煌网充分考虑了国际贸易的特殊性,全新融合了新兴的电子商务和传统的国际贸易,为国际贸易的操作提供专业有效的信息流、安全可靠的资金流、快捷简便的物流等服务,是国际贸易的一项重大改革,先开了中国电子商务领域的新篇章。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商务机构管理认证中心已经将其列为示范推广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促进中心也将其作为合作伙伴。
目前约84%的国际商贸电子商务交易额出自深度增值服务付费用户。对此,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分析师冯林认为,敦煌网能够真实触及交易,跨越了传统电子商务服务商在线上交易方面的硬伤。当电子商务服务由增加交易机会转向减少交易环节和降低交易成本等环节时,价格因素趋向敏感,“为成功买单”这一举措成功的减少了卖家的诸多顾虑。
6敦煌网的特点
敦煌网针对的买家有这样的特点:在网上选择合适的制造商后,对方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发货,在快速运转的过程中,中间要有第三方诚信担保的机制。而敦煌网不仅提供诚信担保的机制,还能实现7-14天的国际贸易周期,就是一个小制造商、贸易商与零售卖家之间的对接。此外,敦煌网的海外买家,不少是在EBAY、雅虎上开店的。他们需要的订单量小,但同时需要一个可以信任的平台,来实现采购的交接。
很多买家把我们网站上厂家的图片直接放到他们在雅虎、EBAY上的网店,他们连库存都没有,接到订单就直接转给敦煌网的上游,上游直接把货给了最终客户,速度快,风险也小。也就是交易过程本身是一个有机的结合。” 而这种方式,在阿里巴巴,环球资源几乎难以灵活实现。
8总结
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回顾了自身在海峡两岸新闻传播学研究方面的学术经历,我认为两岸新闻传播学的年轻学者应建立常规化交流关系。
早在80年代,大陆和台湾的新闻传播学者就有了交流关系。1988年台湾解禁之时,我受中国社科院的指派,做一项由韩国社科院委托的课题,即大陆与台湾的新闻交流。当时两岸关系刚刚解冻,发生了几起交流事件,我与闵大洪、郭镇之三人合作,完成了约2万字的研究报告。1996年我和何梓华、孙旭培、喻国明组成大陆学术代表团访台,台湾政治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刚卸任的院长潘家庆全程接待了我们,李瞻教授当时已高龄,赶到政治大学的宾馆看望我们,并赠了大量的书籍。陪同接待的博士生夏春祥如今已是台湾有些名气的新闻传播学者了。当时到访台湾的大陆新闻传播学者很少,我们的到来引来一些研究生,其中博士生王毓莉多次拜访,以后一直与我保持联系至今,如今她已是教授了。
2001年我参加了海峡两岸及港澳新闻工作者第七次交流(澳门),发现两岸新闻工作者,特别是大陆新闻工作者对台湾同行颇为陌生,不敢或不会说话,以致第一天的交流会几乎全是台湾和香港同行提出议题和发言,而大陆方面只有我一个人仅为了平衡起见而不得不总是提问和发言。当晚带队的记协书记为此专门开了会,第二天大陆方面的同行就变得活跃了。现在当然不会再有这种陌生感,但两岸新闻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不仅是福建省与台湾)似乎缺乏常规的交流机制。
我这一代的学者转眼老了,年轻的学者眼看着成长起来。大陆台湾新闻传播学术的交流频繁起来了,但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各种交流经常是忽然来了某一会议、访问、交换的通知,至少大陆方面的人尚不能把这种交流提前纳入计划。如何建立常规化的交流关系,特别年轻一代学者之间的交流常态化,希望有渠道或机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杨志弘(台湾传播管理研究协会理事长、教授):当前海峡两岸,是两个不同制度的社会,存在着不同的传播制度、政策、法规、和产业现况。《海峡传播》研究专栏,应扮演两岸传播的学术研究和产业升级的平台,致力推动两岸传播学术和产业的共同发展。就两岸现况及未来趋势,《海峡传播》专栏,目前首要关注的有四大方向:1.定期调研两岸传播学术及产业的现况,建立两岸传播数据库。2.举办《海峡传播年会学术论坛》,汇聚两岸传播人才及科研成果。3.探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两岸传播产业政策和法规。4.探讨两岸传播产业融合的可行途径。
邵培仁(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传播》杂志设立“海峡传播”专栏,邀约两岸新闻学与传播学专家学者在此平台交流对话,对话以华语为论述的语言,以中华传播学的核心理论为聚焦,有助于两岸和全球华人学者增进了解、建立互信、推进合作,共同促进中华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是一项顺应潮流、合乎民意、富有远见卓识的传播创新。
最近三十多年来,两岸三地以及海外传播学期刊的联系愈加紧密,这标示着中华传播学研究的交流逐渐深入,本土化传播理论研究日益提上更高的议事日程。学术期刊的繁荣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二者之间良性互动,互相促进。如今,中华传播学期刊正在自觉不自觉地形成联合,其核心就是建立中华传播学研究的中心理论。大陆的开放与崛起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全球中华儿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传播学研究领域亦然。当前的良好发展势头与大陆的经济发展与综合实力的日益强盛关系密切,而中华传播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也更多地依靠大中华民族的开放与发展,也依赖于全球华人学术的更深层次交流与合作。中华民族共同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共同找寻中华传播学中心理论,形成具有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本土传播理论和传播实践,应是以后中华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和各地中华传播学人交往互动的原动力。同时,要共同研究内核创新,即通过对中华传播学中心理论的找寻,逐渐提炼出中华传播学研究的内核与基因,彰显中华文明的特色,显示与西方文化所不同的东方传播学术。要逐步完成从单纯地扩大研究队伍到学术研究上档次、上品位、提高质量的转变。要进一步加强学刊、学人的交流与合作,共同争取华人传播研究在世界上的话语权。
颜纯钧(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峡两岸由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整个社会都呈现出不太相同的样态与轨迹。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来讲,行政部门有行政部门的任务、商界有商界的任务、媒体当然也有媒体的任务。迈克·布朗认为媒体除了表现一个外在的世界以外,还提供了理解世界和空间的不同方式。“我们能够将这些媒体形式看成在更强的意义上创造了地理学,即依据各种不同的文化标准形成了地区内部与地区之间的互动作用。”从自然地理来看,两岸隔着一条海峡,带来交往的诸多不便。但广播、电视、电影和网络的传播功能,是不受自然地理或政治地理的空间限制的。传播有自己关于地理空间的概念,如何创建两岸新型的传播地理,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长期的分离,造就了两岸远不相同的媒介生态。过去,我们一直反复强调的是两岸在文化传统上的同源同根,试图通过对历史的追溯来印证两岸走向和解的历史必然性。时移而事易,在紧张对峙的时期,强调共同性是有意义的;但在走向和解的时期,强调差异和借鉴可能更有意义。因为只有存在差异,才有交流的必要和可能。两岸传播也要在不同领域中寻找各自的稀缺性元素(也就是差异),通过交流达到互补互利的目的,所谓“互通有无”就是这个意思。
高贵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系副主任、新闻与社会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两岸学者在海峡传播方面目前虽然做了不少努力,也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海峡传播研究的现状尚不是特别理想,相比其他主题性传播研究仍属初浅,既存在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也缺少真正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要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除了应对海峡传播给予足够的重视之外,一是要深化两岸交流,通过加深两岸学者之间的合作与对话,实现两岸学者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的优势互补。二是要还原传播面目,突破旧有偏狭的功利性研究思路,通过转换和拓展研究思维不断丰富海峡传播,特别是传播的真正内涵。
谭华孚(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峡传播”是一个阶段性与暂时性的范畴。自表层观之,“海峡传播”似系以地理空间为边际之区域性传播概念。然以当今传媒技术之发达,信息瞬间穿越广域之空间,已具充分之技术可能性。地缘之阻隔,于此信息传播之畛域,已几可忽略不计。当此之际,“海峡传播”之成为课题,原因乃在于,两岸在政治、军事、教育、文化等社会与人文层面,睽违多年,落差昭然。但百年歧路而行,毕竟未能消蚀我中华同胞七千年共同文明之烙印。因此,两岸社会与文化之种种情状,均系异中涵同、同中有异。“海峡传播”之要务,在于将前一阶段两面社会文化交往中所秉承之“求同存异”精神,转型为“存同消异”之实践,俾使两岸朝野各界,非惟知两岸之同,更进而知两岸之异———尤为重要者,知其异之由来与所以然。由是加深理解,相互体谅,则隔膜可消,误解可除,心防可卸,藩篱可拆。如能是,则“海峡传播”将成为一个暂时和阶段性之范畴,进入历史,从事此项传播研究之学人,或许若有所失,然而于我华族,则幸甚至哉!
袁勇麟(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是大多数台湾同胞的祖籍地,闽台两地一衣带水,渊源深厚,海峡传播具有诸多优势。台湾海峡水深仅80米,大陆与台湾最近的地方是平潭岛,距离新竹才68海里。所以福建籍的台湾诗人余光中才说,这“是一湾浅浅的海峡”。虽然海峡两岸曾经隔海相望,老死不相往来,但改革开放尤其“三通”之后,诗人笔下“浅浅的海峡”,不再是横亘在两岸之间的天堑,而是建设两岸人民共同家园的通途。福建的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信仰、歌仔戏、南音等都深深扎根在台湾民众的精神生活当中,福建媒体可以闽台文化为纽带,以大型文化活动、品牌交流项目、重点文化阵地为平台,展开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海峡传播,在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海峡传播”在祖国统一大业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台湾解严以来,岛内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党轮替的格局已然形成,尤其是民进党执政时期的“去中国化”政策后遗症犹在。当此之时,民意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影响台海事态极其重要的主导因素。2014年2月18 日,两岸举行了第二次“习连会”。在这次会见中,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推进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第一,两岸同胞一家亲,谁也不能割断我们的血脉。第二,两岸同胞命运与共,彼此没有解不开的心结。第三,两岸同胞要齐心协力,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第四,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海峡传播”能否有效地实现两岸人民意愿的沟通与传达,增进两岸民众的理解与互信,尤其是促进台湾地区民众对祖国大陆善意的认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岸一家亲”的道理,增强国族认同感,对于未来台海两岸关系的走向,具有不言而喻的制约与影响。
杨月辉(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网络数据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舆情分析师):两岸文化、经济等方面交流频繁,但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交流却滞后,涉台的负面网络舆情也层出不穷。两岸虽同宗同源,但由于历史、政治的原因,存在着知识鸿沟,文本解读的能力有所偏差。可见,频繁交流的同时也意味着矛盾的丛生。因此,对“海峡传播”的研究应允许多元的声音,支持两岸跨学科的交流,比如历史学、传播学等学科。在跨学科的交流中,寻求多方共识,打通大陆与台湾、学科之间的多个舆论场。
陈炜(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海峡传播”应该立足本土放眼世界,成为信息和观点交流的大平台。福建省位于海峡西岸,作为曾经蜚声中外的国际性港口大省和航运强省,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对外通商的省份之一,也作为中国著名的侨乡之一,其历史和文化中,不仅蕴含了林则徐、严复等先辈海纳百川,放眼世界的交流意识和谋新谋变的进取精神;也蕴含了这块土地上的民众,利用海洋优势进行商业活动,不断开拓自己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的海洋文化传统。因此,“海峡传播”这个概念,内涵非常丰富,在思想精神层面,可以表达其立足本土,积极探索,在开放、包容、思辨、自信的文化基础上,做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平台和融合媒介。此外,“海峡传播”也表达了地缘上的优势。“海峡传播”不仅可以将海峡两岸作为传播重点,作为海峡两岸信息、观点、意见畅通的交流平台,同时也可扩展到台港澳地区,以及全世界华人地区。因此,“海峡传播”能够成为对台、对外宣传的大传播平台。
张梅(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传播意味着不同主体间的信息交流,而“海峡传播”这一名称为它的主体带来了地域特色的限定。作为发生于海峡两岸之间的传播,它的产生背景在于1949年之后大陆与台湾的政治分离,此后两岸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路径。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两岸逐渐恢复民间接触与制度性协商,但海峡两岸的地域差异还是使得大陆、台湾成为彼此不同的传播主体,甚至有台湾学者使用“跨文化传播”这一概念来描述两岸文化交流的实质。当下的两岸交流已然进入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双方由民间交往开始,逐渐扩展至文化、经济和政治领域,从常态化的政党交流到“张王会”的官方接触,对研究而言,两岸主体的频繁互动已为“海峡传播”打开了更为开阔的视野。
当下“海峡传播”的目标重点,一方面在于“求同”,另一方面在于“求异”。“求同”是指大陆应借助“海峡传播”增进台湾民众的情感认同。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但同文同种的文化、血缘联系并不能立刻弥合分离多年的情感差距。在“求同”传播中,大陆应以两岸同步热播的当代影/ 视/ 乐/曲节目为契机,搭建台湾民众直面当下大陆生活的客观平台。“求异”是指大陆应借助“海峡传播”提升传播能力的建设。
谭雪芳(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海峡两岸传播交流始于80年代,首先启动的是流行歌曲和电影。时过三十年,当前两岸传播中,影视、音乐、广告等领域的合作不断纵深发展,但由于当前两岸社会制度的差异,官方主导的大众传播中报纸发行、广电落地、互设办事处等现实问题仍然搁置,更深层次的交流传播无从谈起。两岸传播交流的历史证明,相比大众传播媒介,艺术在两岸传播整体格局下有着更重要的传播空间和传播价值。因此,研究两岸传播可以先从两岸的艺术传播作为起点。而“新媒体技术”为海峡两岸的艺术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艺术生产层面,叙事趋同。“叙事趋同”主要指海峡两岸的数字艺术产业在叙事主题、风格、形式、语言以及数字艺术媒介、产业模式等方面都趋同的整体特征。其二,艺术传播层面,接受同步。网络视频媒体的快速发展及数字知识版权体系的相对成熟,借助互联网,大陆网民可以同步收看台湾的综艺节目;而借助新媒体应用微博、微信圈、博客等SNS社交媒体工具,两岸的艺术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还可以同步互动。其三,艺术消费层面,消费共鸣。尽管两岸社会制度,但在艺术消费方面很容易获得共鸣。从两岸影视、动漫、游戏中对四大名著等题材的改编、80年中华功夫电影的推动以及李安的合拍电影《卧虎藏龙》获奥斯卡奖等,都可以看到两岸文化同构下对“华人文化”的消费共鸣。新媒体时代,这种消费共鸣在视频评论、微博讨论、微信圈评论转发等公共空间表达得更为淋漓尽致。
杨慧琼(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可以从“仪式”的角度对“海峡传播”进行阐释。从仪式的角度来看,“海峡传播”在内涵上不仅仅指特定地域范围内的经济共同体对内对外的经济合作,而且指在特定地区生活的不同群体的文化交往,而这往往集中凝聚在具体的仪式之中。仪式作为“海峡传播”的文化内涵,突出地表现在闽台两岸的交往史中。福建人移民台湾,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家乡祖地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语言、生活习俗、地方文化、民间信仰均相近。台湾开埠至今,岛内政局的动荡、台湾社会族群意识的分裂,从未在根本上撼动闽台两地的社会交往。这些交往因为台湾长期隔绝于祖国的现实和历史,往往高度浓缩意义体系的仪式为主。仪式是大陆民众和台湾各界彼此接触、认识、进而发生密切联系的重要途径。从台湾隔绝祖国大陆之日起,闽台民间社会一直密切地进行着共通的家族仪式和宗教仪式。新时期以来,随着两岸经贸合作交流的深入,“海峡传播”的仪式增加了两项新的仪式:文化交流活动和媒介仪式。许多文化交流活动每年定期举行,已经成为两岸交往的程式化内容,比如已经举办了六届的海峡两岸民间艺术节。这些文化庆典共同的特征是重视闽台两地共同的文化经验和历史记忆,以文化交往为己任,凸显民族认同。每年前来参加庆典的台湾民众人数多,涵盖社会各行各业,与内地同行和民众发生近距离的联系和交流。这样一些庆典化的文化交流活动和其他大型社会交流一起,构成了两地共同的重大事件,两地媒介均报道之,由此再成为媒介仪式。媒介对重大事件的现场直播扮演着一种世俗宗教的角色,让作为旁观者的受众也能参与重大事件。因此,从仪式的角度看待“海峡传播”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为海峡传播的概念增加仪式的内涵,不仅仅是两岸文化同宗的现实情况和考察社会交往的现实需要,也是传播学的应有之义。
连水兴(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海峡传播”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仅在于建构某种学术概念,更重要的是,““海峡传播”这一学术旨趣的背后,隐含着海峡两岸学术界对于“文化共同体”的想象。因为这一概念从根本上说,探讨的是文化区域扩散过程中的空间与权力、表征与本质之间的关系。这类似于福柯所说的,空间与知识、权力之间有着隐秘的内在的关系。“海峡传播”就是要在一个既定的情境中,深入““了解人类元素的亲疏关系、储存、流动、制造与分类,以达成既定目标的问题。”由于两岸交流曾长期中断,海峡两岸的信息传播还没有形成彼此可以完全接受和认可的准则,这必然导致双方在政治层面的信任和交往有所匮乏。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民众交往的正常化,为此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尤其自1987年以来,海峡两岸在投资、贸易、婚姻、旅游、社团、文化、学术等各领域的交流日益发展。这种交流具有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在两岸关系中扮演着能动、自主的角色。近年来,台湾民众往来和居留在大陆的人员越来越多;同时,大陆赴台交流的人数逐渐增加,两岸民众交流的机会相当多。在此基础上,海峡两岸相对稳固的“文化共同体”在现实层面不断加强和扩展。这为“海峡传播”提供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果说所有的认同都是被建构起来的,那么,“海峡传播”研究就是要在学理层面上确立这种认同,“使具有相同属性的人们被吸引到一起”,从而成为“想象的共同体”,进而构建出“具有象征意义的疆界”。因此,“海峡传播”不仅仅涉及到历史、地理、族群等问题,也涉及到海峡两岸差异化的制度,以及两岸民众不同的集体记忆和个人想象。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两岸学界和民众更好地认识彼此的““同源性”和“差异性”,从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海峡两岸“文化共同体”的观念。
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官方和民间的分析,都围绕着这一计划的宗旨进行——该计划的主要宗旨在于通过特聘教授岗位制度的实施,延揽大批海内外中青年学界精英参与我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建设,带动这些重点学科赶超或保持国际先进水平,并在若干年内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学术带头人,以大大提高我国高校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地位和竞争实力。同时,通过特聘教授岗位制度的实施,对于推动我国高等学校的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打破人才单位所有制、职务终身制,改变分配中存在的平均主义等弊端将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然而立场不同,分析结果却迥异。
催生庞大的学术利益共同体
按照官方发布的数据,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在培养学术带头人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截止2012年,我国高校共聘任长江学者1801人,其中特聘教授1190人、讲座教授611人,26名华人学者荣获“长江学者成就奖”。先后有85名长江学者当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170人成为“973”首席科学家。另外,还有25名长江学者获得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表面上看,这一计划确实成果“显著”,可是,这也让人怀疑,在我国的学术和教育评价体系中,存在“赢者通吃”的问题。事实上,近年来每年新增两院院士、国家教学名师名单公布,都会引来质疑。原因在于,无论是新增院士评审还是教学名师评审,本来都应按学术原则和教育原则进行,可贯穿评审始终的,却是另一原则,即行政原则和利益原则。很显然,行政力量在其间起很大作用,而各类人才计划、科研项目恰恰又是行政主导的。如果把学术资源向少数人集中,在各种评审、评价中都给予照顾,那么,他们是会一路绿灯获得更高的学术头衔的。这种依照学术头衔来配置学术资源的方式,对于学术的自由、平等竞争有着很大的伤害。
这也是官方可以拿出长江学者入选两院院士的数据,却很难呈现出他们的成果在世界上究竟有怎样的学术贡献和学术价值的原因。毕竟,评审院士是我国学术界自身的事,甚至想评多少院士就评多少院士。虽然社会舆论对我国每隔两年就新增100多位两院院士表示担忧,认为我国学者的学术贡献并不大,可享受的学术利益却很多,院士评审和学术利益高度挂钩,可是,这一新增工作照做不误。院士群体被认为是当前最大的学术利益群体。
就是国家教学名师评审,近年来也高度利益化,一些很少上讲台的校长、副校长和学者,经过包装运作之后,也评上国家名师,这反映出评审存在一个“情结”,“名师”要出于有头衔者,要么有学术头衔,要么有行政头衔——如此方能体现此“牛人”对教学的重视,你看他已是长江学者了,还“亲自”给学生上课;以及评审中存在的公关操作问题。在现实的校园生活中,国家名师的评审,并没有带来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每所学校之所以重视这一评审,因为这可以体现学校的办学政绩。
官方数据还显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推进高校形成优秀人才培养支持体系。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示范和引领下,各地和高等学校先后实施了一批人才计划,如:北京市的“拔尖创新人才计划”、上海市的“东方学者计划”、广东省的“珠江学者计划”、福建省的“闽江学者计划”、四川省的“天府学者计划”等,由此得出结论“初步形成了定位明确、层次清晰、衔接紧密,促进高等学校优秀拔尖人才可持续发展的培养和支持体系。”
而这恰恰是民间反对最多的地方,武汉大学原校长、知名教育改革家刘道玉就直言不讳地批评当前某些高校的“怪现象”:“很多学者进不了长江学者,就巧立名目,搞了一些以名山秀水为名的学者,黄河学者、泰山学者、天山学者、闽江学者、赣江学者、珠江学者,名号有38个之多。用名山秀水命名学者,改变了实质没有?没有,他们还是原来的学者。”
各类名目繁多的学者计划,按官方的说法,是重视高校人才、创造条件让青年才俊脱颖而出的改革创新。可这些计划都已经变味了,于地方而言,这类计划首先展示的是自己重视人才建设的政绩;其次,这些计划将某些行政指令下达到高校,有可能形成新的权力寻租空间。这些计划往往意味着专项资助,同时又能带来名声——对学校来说,入选人才计划的人数,是重要办学成果之一;对学者本人来说,一旦入选计划,即便拿了钱什么事也不干,也可名利双收。对于这种人才计划,有多少大学以及教授能把持住呢?
滋生学术腐败的土壤
围绕着各种计划,近年来,造假丑闻频出。很典型的就是人才“假引进”,高校在人才引进中特别注重引进两种人,一种是有显赫学术头衔的人;另一种是有广泛人脉资源的人。在一般人理解中,大学引进人才应该努力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和学术研究水平,因此,应该要求被引进的人才能为本科生、研究生上课,与他们共同开展研究,进而要规定引进人才在学校里的工作时间。但是,高校这类人才引进,醉翁之意却不在此:一为增加教师队伍中有各类头衔者的数量,高校争相聘请院士、长江学者,这是首要目的;二为快速提高学校的论文发表数量,引进人才来不来工作无所谓,只要论文署上学校大名,就可计为学校的成果;三为在各种评审、评估与社会交往中,通过人脉资源获得社会资源、学术资源,有一定官方背景、在各种评审委员会中担任职务、社会交际广泛的学者,尤令大学青睐。
还有就是高校直接参与人才造假。成为某山某水学者,这是学者的个体行为,但由于这些计划由政府部门主导,实则成为人才政绩工程。于政府部门来说,如果通过计划,能引进大批高素质人才,具体来说,有海外学历,比如名校博士学位,有海外学术头衔,比如教授,这就能证明计划取得了成果;于高校来说,本校有多少教授入选国家、地方人才计划,不但可以做大科研经费盘子,也表明人才队伍建设的业绩;于学者本人来说,拿到了政府部门的资助,也获得了显赫的“学术头衔”。这样一来,政府部门、学校和学者个体,就成了“利益共同体”。而围绕利益,各种手段都用上了。大家所见的是,有高校直接参与申请者的申请简历造假(或对明显的造假行为不闻不问),有高校和申请者共同运作,把头衔搞到手,各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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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客气地说,各种人才计划已成为滋生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的土壤,也成为学术急功近利、浮躁的推手。
按照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宗旨,“通过特聘教授岗位制度的实施,对于推动我国高等学校的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打破人才单位所有制、职务终身制,改变分配中存在的平均主义等弊端将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再看当前高校教授贫富不均,制造出富翁学者的现实,不由感叹,这一计划(以及之后推出的各种计划)没有提高我国高校的学术竞争力,可却在我国高校成功地让部分人富裕起来——国家的经费通过政策进入了这些人的腰包。这已成为当前制约高校发展的重要因素,很多年青教师面对由各种学术头衔编织起来的学术利益网,失去了对学术的理想和追求,“逃离科研”,已成为一些本有学术潜力者的无奈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长江学者是有聘期的,这表明结束聘期就不再是长江学者,可是,很多学者一直用着长江学者的头衔,高校也把累计有多少长江学者作为师资力量雄厚的指标,这对该计划倡导的“打破职务终身制”,是多么的讽刺。用来推进学术发展的长江计划,成功地变异为谋求学术利益的工具,虽然主事者不承认,但现实却不容否认。
发展学术根本在于去行政化
从本质上看,行政主导的“人才计划”,就是对人才进行行政管理和行政评价,这将导致学术管理和评价严重行政化、功利化。不管宗旨多好,都无法逃脱这一“宿命”。长江学者计划以及此后的林林总总计划,都性质相同,出现变异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即便主事者再怎么宣布其取得丰硕成果,却无法改变这些计划加剧学术功利化、行政化的现实,这对我国学术的长远发展来说,有着致命的伤害。
对此,我国政府其实已有清醒的认识,在2010年6月颁布的《国家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要“按照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完善人才管理运行机制。规范行政行为,推动人才管理部门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和规范人才评价、流动等环节中的行政审批和收费事项。分类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建立起权责清晰、分类科学、机制灵活、监管有力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
现在的问题是,在现实中,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还在进一步发展,各级政府还热衷于搞人才计划。为此,一方面要加强对各类计划执行的监督,严惩其中的腐败行为。除了处罚当事人,还应该调查参与审查的机构和专家,是否“合谋造假”,并按照调查结果进行严肃处理。另一方面,要按照《国家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的精神,切实转变政府管理人才的传统做法,在对人才的评价中,引入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推进学术共同体建设,这是让学术回归常识、规范,这才是提高我国学术水平,恢复学术生态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