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游戏读书报告（精选11篇）
双桥实小 杨欢
我个人非常喜欢体育游戏内的书籍，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本非常实用的体育游戏书——《体育游戏》（第二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类书籍，愿我们共读。
本书由于振峰、赵宗跃、孟刚为主编，全书共分为两篇计14章，重点阐述了游戏与体育游戏的理论，包括我国学校体育游戏发展概况、少年儿童体育游戏教学的特点与策略、体育游戏的创编技法与程序、体育游戏的教学、体育游戏与心理健康、体育游戏与社会适应、篮球类游戏、排球类游戏、足球类游戏、田径类游戏、体操类游戏、武术类游戏、室内游戏、野外体育游戏等内容。本书密切结合当今社会对复合型体育专门人才的需要，坚持继承与创新、改革与发展；从“体育游戏”教学的实际出发；坚持突出教学性、针对性、实用性、科学性、先进性、时代性，力求从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教学手段与方法上的有所突破，尽可能地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范围涵盖多个层次、不同人群的游戏内容；达到传统的和民族的，国内的和国外的以及不同项目间游戏的统一；突出知识性、云汉文化传承和赏析，具有示范性和辐射性，使此书有力地支持“体育游戏”课程的改革与深入；更好地支持学校和社会“体育游戏”类的人才培养与使用。
传统的小学体育教学课堂上，教学资源极其匮乏，课堂上只有教师和学生，只是偶尔会出现一些简单的体育器材，学生在这样的体育课堂中很难对体育课产生兴趣。出现这类问题并不都是因为学校没有相关的体育教学资源，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教师的教学内容中没有设计教学资源的运用。而体育游戏化教学的出现不仅让体育课堂的氛围更加活跃，而且游戏中会运用各种体育教学资源，就很容易让小学生对体育课产生兴趣了。体育课本身可以解放小学生的身心，但是传统体育课却让小学生有一定的学习压力，不适应小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体育游戏化教学有效的将这一问题解决，小学生喜欢游戏，因此在体育教学中运用合适的游戏吸引小学生参与到体育课程中来，并且游戏化的教学会让体育课堂变得比较轻松，小学生在这样轻松的氛围中可以自主的进行体育锻炼，提升体育能力的同时还能让小学生拥有更好的心理状态，适应小学生的身心发展。新课标中指出学生需要全面发展，在每一科目的教学中不只可以培养学生对该科目的学习能力，只要有合适的教学模式学生的多种能力都能被有效培养。小学体育游戏化教学中通过不同的游戏可以培养小学生的不同能力。例如合作型游戏，可以培养小学生的合作意识；智力与体力结合型的游戏，可以培养小学生的思维能力，而学生自己进行创编类的游戏还可以培养小学生的创新能力等。可见体育游戏化教学的重要作用。
例如在进行“追逐跑”一课的教学时教师就可以设计有趣的游戏促进学生完成教学目标。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做捕鱼游戏，学生头上戴上特制的小帽子，在帽子前面系一根“鱼竿”上面挂上小纸鱼，学生们分好小组。掷硬币赢了的同学先跑两米后，输了的同学去“捕”他头上的小鱼，因为这样的游戏有一定的竞争力，所以很容易引起学生们的兴趣，并且在这样有趣的游戏中學生也能有效的完成教学目标。运用情境法进行游戏可以真实的还原生活中的情境，学生在情境当中能更有效的进行体育活动。例如在进行《开火车》这个体育游戏时教师就可以利用多媒体来为学生创设情境，游戏开始前播放火车到站的语音，教师还可以根据教学内容来创设相关车站信息，让学生在游戏中有一种真实的体验，通过这样的游戏，不仅锻炼了学生的体育能力，还让学生的了解了乘坐火车的一些问题。可见小学体育化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学生对某一事物产生有一定的好奇心，就会愿意对这个事物进行探索，体育游戏化教学也是如此，许多传统的游戏学生已经玩过多次很难有兴趣了，因此教师在进行体育游戏教学中就要给游戏增加一定的难度，这样学生每做一次游戏就会有一次全新的体验，能让他们对游戏始终保持兴趣。并且教师还要不断的对游戏进行改编，在原有游戏的基础上创编新的游戏，如“三条腿走路”“推车”“捕鱼”等。遵从学生好玩的天性，教他们在这些活动中学习参加集体活动的方式，在克服自身和自然障碍过程中使身心得到承受外来冲击和打击的锻炼，并产生积极情感，通过遵守游戏规则和服从裁判来逐渐了解群体活动的各处规则，学会自己克服困难和解决矛盾的方法。
书本里这样的游戏还很多，猎人打老虎、踩石过河、蚂蚁搬家、喊数抱团、丢手绢等我们常见的游戏，都是可以根据我们的课堂需要进行名字上的改编和游戏内容上的创编。
本书除了各类别的游戏以外，还加入了一些体育游戏组织形式图的画法，运用各种几何符号来表示游戏中学生的站位、移动方向与路线。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民族语言越来越完善。但任何民族的语言，都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只有与其他民族语言不断碰撞和交融，才能更加丰富。
罗先生《语言与文化》一书以语词的涵义为切入点，联系人类学与社会学，跨越语言学、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领域，丰富了语言研究的内容，开拓了语言研究的新领域，较全面地阐述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陈章太曾评价此书：“《语言与文化》一书的出版，开拓了我国语言研究的新领域，标志着我国社会语言学进入了预备、草创阶段，其意义是很大的。”
先生将全书内容分为六段：第一，从词语的语源和演变推溯过去文化的遗迹;第二，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第三，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第四，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第五，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第六，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
浏览全书，我个人对第二、第三章有一点初浅的体会。
第二章：从词语的语源和演变看过去文化的遗迹
作者开门见山提出观点：在各国语言里有许多语词现在通行的涵义和他们最初的语源迥不相同。接着通过大量举例详细分析说明。比如英语中“pen、wall、window、style、needle”等单词的词源及其所反映的文化遗迹;北美印第安语中反映文化遗迹的例子。
对于中国古代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作者主要从文字的角度，通过分析古代汉字的字形结构，探讨语言文字的意义与文化的关系。
作者首先列举出以“贝”为部首的字，考察其与钱币有关的原因，主要源于古代曾用贝壳当做交易的媒介物。作者引用《说文解字》“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进行考证。尽管现在早已不用“贝”作为交换媒介，但在文字形体上还能看出古代货币制度的痕迹。
另外，作者参照许慎《说文解字》解释，说明“安”“家”等字与古代观念、古代习俗等的文化关系。“安”《说文》注：“静也，从女在宀下”，是个会意字。意为女孩子安静地呆在家里。从汉字结构，可见中国古代对女性的束缚。
对于“家”字，作者见解更是大胆独特：他认为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未免牵强，而肯定段玉裁的注解。作者从古汉语中“家”的字形分析，从而推测原始民居建筑上面住人，下面养猪，这一推测是有一定道理的。
语言文字是表达和反映思想的符号，语言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对文化起着重要作用。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可以说，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它不仅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对汉字的形体结构进行分析，的确可以寻求其中蕴含的文化发生发展的种种迹象。
第三章：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
语言的生命存在于人类社会对它的使用过程中。语言因人类认识事物和互相交流的需要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完善。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漫长的历史画卷中留下了它发生、发展、变化或消亡的轨迹。
社会发展是语言发展的动因。社会发展越快，语言中词汇的新旧交替、词义的改变和语法改进的速度也就越快。作者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的见解有其合理性。文中列举了云南的少数民族把妻叫做“穿针婆”，称结婚为“买女人”等等，通过这些词语直接反映出少数民族经济落后、文明程度低的事实。
中国古代重视畜牧业，表示牲畜的词语大量出现。犙：三岁的牛;牭：四岁的牛;羜：五个月的羊。随着社会的发展，已不作如此细致的分类，这部分词语已逐渐消失。
罗先生“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的观点我很认同。但我个人有些困惑，中国有许多方言区，是否所有的词语都能从这一角度出发进行探究。如陕西方言中把“蹲”叫“圪蹴”，把“观察”称为“相端”等，这从造词心理角度如何解释其文化程度呢?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同一事物，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受各种条件的制约，故其称谓也不尽相同。这涉及到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异问题，不单单是民族文化程度的原因。
《语言与文化》一书最独到之处，是罗先生在最后一章《总结》中，对前面论述内容作了简明的概括。通过作者的总结，读者能够整理杂乱的思绪，加深对书中要点的认识。这样的布局可谓匠心独具。
王均先生在2004年再版的《语言与文化》序言中说道：罗常培先生没有家学渊源的门第优势。他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全凭“玩儿命的苦干”。罗先生始终关注国际学术动态，关注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的联系。正是先生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吃苦耐劳的品质，才成就了他语言大师的地位。
王均先生称赞罗常培先生为“一位开拓型的语言学大师”，这是丝毫不过分的。罗常培先生以其敏锐的观察力，细腻的思维方式，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发现了许多我们司空见惯而又不以为意的事物和现象，运用语言学、社会学加以阐释，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和影响。
摘要：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 中华文化的载体汉语和汉字, 是迄今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最丰富的语言文字之一。语文出版社出版的罗常培先生著写的《语言与文化》一书, 涉及传统文字、音韵、训诂学知识, 又有对少数民族、西方民族语言的研究。它从语言学研究扩展到语言与民族文化关系的研究, 可谓新颖独特, 被认为是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罗常培先生的著作, 篇幅不长, 但资料丰富, 角度新颖, 见解独特。
关键词：语言与文化,体会,收获
参考文献
[1]罗常培著《语言与文化》北京出版社2004年1月
[2]陈明远编著《语言学和现代科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
官员们，爱听汇报，还是爱自己读书？《非普通读者》里的英女王如此区分听汇报和自己阅读：“听汇报和自己看书说穿了是两回事……汇报的用意在于浓缩、切割、提纲挈领，阅读则是广博采纳、铺陈扩散，并且持续不断地增长、延展；汇报是一个终结的动作，而阅读，则是开启。”
那阵子，英国女王与书的故事吸引了不少中国读者的眼球，于是喜欢八卦的人开始猜测，如果把小说中英国女王“你最近在读什么书”这个问题抛给中国的“非普通读者”群体，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答案呢？在2011年，由求是《小康》杂志社主办的中国转型发展高层峰会、中国（国际）休闲发展论坛和第六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上，当诸多官员直面这一问题时，他们的表情是轻松、淡定，还是疑惑、尴尬呢？
两个经济大省的“劝学运动”
一本名叫《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的图书，在这个冬天，卖得很火。2011年12月22日，此书其中一位作者、以色列人索尔•辛格第一次踏上南京这块土地的时候，这本书在中国已经销售了10万册。
在正加快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的江苏省，很多大大小小的官员将《创业的国度》和《精神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最新阐释》、《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起，摆在了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因为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在全省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上，郑重地推荐了这三本书。在会上，罗志军特意讲了推荐这三本书的目的：要求各位干部坚定信念和奋斗目标，坚信江苏“两个率先”一定能实现。
对于《创业的国度》，罗志军还给出了推荐词：江苏的省情“人多地少、资源紧缺”与以色列颇为相似，因此，江苏除了学习新加坡“创优环境吸引投资”做法外，也要学习以色列“自己创业、创新”的做法。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罗志军推荐这本书的前后，江苏省内至少有3个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在公开场合向其手下的干部推荐这本书。但他们的推荐词的侧重点不同于省委书记。
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认为，“以色列人不安于现状、敢于创新创业的精神值得每一个南京人学习。”他还向南京市的官员们推荐了本土作家叶兆言的《南京人》，并评价说，“在作家眼中，‘南京是个非常宽容的城市，南京人好客，不排外，习惯于接受命运的安排’，‘历史的原因，造成了南京人听天由命的懒惰性格’。作家说的可能有些偏颇，但他确实揭示了一种文化现象。”杨卫泽表示，作为南京人，他从书里读出了怒其不争的良苦用心，也希望干部们能读读《南京人》，反思懒惰的习性。
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则认为，“《创业的国度》揭开了以色列经济奇迹背后的秘密。以色列的崛起是依靠技术创新的经济腾飞，值得苏州学习借鉴。”此外，蒋宏坤还向苏州市的领导干部们推荐了3本书，分别是《“十二五”：城乡一体化的趋势与挑战》、《舆论引导艺术——领导干部如何面对媒体》和《中国未来30年》。
宿迁市委书记缪瑞林则专门在《宿迁日报》上发表了“开启激情创业的新时代——读《创业的国度》有感”一文，他写道：学习以色列人的创新创业精神，我们必须大力弘扬“创业创新创优、争先领先率先”的新时期江苏精神，始终保持“我能我行我成功、创新创业创一流”的新时期宿迁气质……让越来越多的百姓通过创業发家致富，让宿迁的经济社会通过创业加快发展。
在省、市主要领导的带动下，江苏省各级官员中出现了读书热潮，党政机关、单位纷纷团购省委书记推荐的书，不少地方的书店甚至卖到脱销。而这样自上而下的“劝学运动”并非只是江苏省的“专利”。与江苏省一样面临着转型升级问题的广东省，也活跃着一大批重量级的“非普通读者”。
在今年1月3日召开的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透露，前段时间，他和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朱小丹到江苏考察，与当地讨论了两地面临的共同问题。他说，按有关部门的测算，按照这几年两省经济的增长速度来算，江苏要超过广东大概在2017年，“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打这个仗了，你愿意超就超吧，我们首先要把结构调整好。”
汪洋“不打经济增长速度这个仗”的想法其实早已有之，去年年初，他致信省直机关干部和各市党政主要领导，推荐大家阅读两本阐述幸福的书籍，一本是《幸福的方法》，另一本是《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有评论认为，这两本书均体现了汪洋的施政理念。
在重庆做市委书记的时候，汪洋就要求领导干部“多一点读书学习，少一点吃喝应酬”，他将《世界是平的》这本书，从中央党校带到了重庆，又带到现在主政的广东。他还邀请该书的作者弗里德曼到广东访问，并对弗里徳曼说，“我和我的很多同事通过阅读《世界是平的》，加深了对网络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了解，对指导工作很有帮助。” 弗里德曼回国后，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称汪洋是“当今中国领导层中最具创新意识的思想者之一”。
而汪洋到广东后主持召开的第一次省委全会上，则专门推荐了当时正在读的一本书《1992年邓小平南方之行》，“当时吴南生看到汕头很穷，向省委请缨去办特区，说，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汪洋现场朗读道。
在汪洋的带动下，广东官员开始集体读书，在“2010图书漂流迎亚运”活动中，广东省的各级官员积极参与并“放漂”了自己的书籍，其中有《经典广东》、《中国机遇：强国之路的中国智慧》、《与中国官员谈经济学》等。广东还出台规定，要求处级以上干部每年集中读书应不少于五天，而其他干部则不少于三天，以建立“学习型的党组织”。
不学习？也许你就“out”了！
广东、江苏两个经济大省自上而下推动的“劝学运动”，只是中国官员掀起读书、学习热潮的一个缩影。
在《小康》杂志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的一项书面调查中，多达87%的受访官员告诉《小康》记者，自己的上级领导向自己推荐过必读书目；75%的受访官员说，自己也向下属推荐过必读书目。而在官员的“荐书录”中，《追逐日光》、《世界是平的》、《曾国藩全集》、《细节决定成败》、《资治通鉴》、《激荡三十年》、《政府新闻学》等书籍被频频提及。
《小康》杂志关于官员读书与写书状况的调查显示，官员喜爱的图书种类覆盖面相当广泛，喜欢“传记”的最多，占受访官员的60.9%；其次是“文学”和“政治”著作，均达到了52.2%的比例；第三“受捧”的是“哲学”类书籍，43.5%的官员表示“喜欢读”；“修养”和“历史”类书籍同样受到青睐，均占到了39.1%的比重；接下来依次是“经济”（30.4%）、“生活”和“社会科学”（均为26.1%），“保健”、“旅游”和“体育”（均为17.4%），“职场”、“沟通”、“法律”、“金融”和“科技”（均为13.0%），“成功”、“军事”和“人力资源”（均为8.7%），“美食”、“收藏”、“心理”和“教育”（均为4.3%）。只有“营销”类书籍的得票数为“0”。
“官员读书的专业性比较强，一般会选择自己专业和工作领域内的书籍读。”谈及官员读书的特点，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总结道。
《小康》杂志的调查结果印证了王长江的说法，超过半数的受访官员表示自己的购书习惯是“根据自己的工作需要买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区委书记对《小康》记者说，结合自己的工作需要，他买来了思想家梁漱溟的著作以及《世界大趋势》、《苦难辉煌》、《致加西亚的信》等书籍。“不读书？不学习？怎么可能呢！再不学习可就‘out’（网络用语，落伍了）了！”这位区委书记坦承，“以前对读书、学习重视不够，感觉工作已经很忙、很累了，压力也很大，所以一有空就想自娱自乐一下，后来因为市里出台了干部读书的相关规定，我开始加强阅读，从书本上学到了很多知识，充了电之后，工作反而轻松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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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对于读书的重视程度，在用于读书的时间上也体现得颇为明显。官员们每周会花多长时间读书呢？2009年，人民论坛杂志社关于党政干部阅读状况的调查显示，33.4%的受访者每周的读书时间为0～3小时，27.6％为3～6小时。3年之后，官员们每周读书的时间延长了。《小康》杂志关于官员读书状况的调查显示，每周花10～14个小时读书的官员最多，达到了35.1%的比例，其次是7～9个小时，占受访者的26.0%。
王长江认为，对于官员来说，不读书是有压力的，因为“读了书才能与更多的人交流。”为了促进官员读书，中央党校的学员们有一个内部交流的活动，每个人发言15分钟，谈自己的读书体会，例如最近看了哪本书，这本书对自己的启示是什么，先是小组交流，讲得好就再到全班去交流，“这项活动的推动力挺大，因为还有竞争的因素。”
在给官员们授课的过程中，王长江还发现了一个悄然而又有趣的变化。
中央党校对上课老师提出的要求之一，是在讲课的时候和官员们有互动，也就是说，老师在课堂上讲了些什么，学生们有没有听进去，他们关心并且在思考哪些问题，师生们之间需要一个“有来有往”的交流。
按照王长江的习惯，有时候他会把课堂中间的休息时间从10分钟延长到15分钟或者20分钟，如果学生有什么问题，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和他“聊聊”；他还会在两小时课程中留下最后15到20分钟，让大家提出自己的疑惑，在课堂上交流互动。
去成都参加第六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之前，王长江刚刚给一个“省部班”授过课，上课的时候，王长江照例给最后的互动环节留出了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可以提出来。”话音未落，两只手举了起来，王长江感到有些吃惊。他开始回答问题，但没等解答完第二个学生的问题，又有人跃跃欲试地举起手，迫不及待地想要提问题了。当他回答完三个学生的问题后，竟然还有第四个提问的学生。
“他们还真的挺活跃。”王长江有些没想到，因为往常给官员们上课的时候，最难的事情就是让他们开口说话，“只要我一让大家提问，座位上就全是摇头的动作，这种现象在‘省部班’表现得尤其明显。”
在王长江看来，官员们现在敢于提出问题、发表见解、积极参与讨论，说明他们平时在思考问题。“而思考问题的前提是看书。”王长江说。
读书成为既传统又现代的休闲方式
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黄庭坚在写给外甥的信里有一段关于人生规划的感悟：“尺璧之阴，以三分之一治公事，一以读书，一以为棋酒，则公私皆办。”他觉得人生的光阴有限，应当把时间合理用于事业、读书和下棋喝酒。
按照古人的妙论，读书应该与立业、休闲并重，而在现代社会，有人提出，读书也是一种休闲方式，因为这是一种“美丽的精神休闲”。对于“忙碌背后身不由己”的非普通读者——官员来说，读书可以作为他们的休闲方式吗？
南京市副市长陈刚常乘坐高铁往返于南京和北京之间。他说，每次飞机上都放那几部电影，没意思，在来回8小时左右的时间里不如看书，“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带上自己要读的书，也包括一些杂志，闲暇时间里，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读书、运动和摄影。”陈刚认为，对于官员来说，读书显得非常重要，因为通过阅读，自己可以间接获得别人的思考结果，以及别人的休闲状态。
淮安市信访局长邱金义读的大部分书都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关，但他同样对“读书也算是一种休闲方式”的观点表示认可，他非常喜欢读书，并且把逛类似于北京单向街之类的特色书店当作是一种享受，在机场候机时他一般都会去逛机场书店。
在乘飞机或者坐火车的时候读书，成为很多官员“挤时间”的有效方式，云南红河州州委常委、宣传部长伍皓曾在微博上展示自己在候机时所读的书，“一本《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一本新版的《苏联的最后一年》。两个特殊的年份，分别折射两个国家的命运。国家的前途在改革，改革的路径又应怎样？鉴古知今，居安思危。”
从书中获取了思想、在阅读中寻找乐趣。即便是在充满压力、竞争的环境下，读书也不再成为官员的负担。在参与《小康》杂志关于官员读书与写書状况调查的官员中，超过半数的官员表示，读书是他们闲暇时间最喜欢做的事情。对于“你喜欢读书吗？”这个问题，34.8%的官员表示“非常喜欢”，65.2%的官员表示“喜欢”，没有官员认为自己对读书的兴趣“一般”，或是“不喜欢”，甚至“非常不喜欢”。
曾写下“闭户长思难为句，登高放怀易为联”、“医病医贫医天下，徐徐大爱到人间”这些诗句的陕西省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业余时间最大的爱好就是博览群书、研究问题，他一直保持着写读书笔记的习惯，写了100多万字记录他的所读、所思、所想、所悟。
在“您对官员读书有何建议”这个问题后面，他重重地写下了两个大字：博览。
中国的这些非普通读者们也习惯于用自己熟悉的方式享受着读书生活，《小康》调查显示，习惯于去逛综合性书店的官员比例远远超过了在网上购书，或者是逛特色书店和专业性书店的官员。而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注重“与时俱进”的官员们也普遍开始倾向于网上阅读。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说，“建设学习型社会，要随时随地学。看电视、读报纸、听广播是学习，上网浏览信息也是学习。”
国家领导人的读书清单
毛泽东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长达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是毛泽东最喜爱的书之一，《资治通鉴》则是他的床头书之一，他去世之前阅读的最后一部书是《容斋随笔》。
邓小平曾坦言：“我读的书并不多。”他最喜欢中国古典史书，熟读过《资治通鉴》、通读过《二十四史》、特别爱看《三国志》，他是武侠大师金庸在内地最早的一批“粉丝”，他还喜欢看写鬼的书，特别是《聊斋志异》。
江泽民对美国《时代》周刊谈及自己关于读书的兴趣爱好时说，“我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元曲，也读过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马克•吐温的一些作品。”在担任上海市长的时候，他的办公室就有超过3000本书籍。
胡锦涛曾在接见来访的俄罗斯青年访华团时说：“我清楚地记得，在青少年时代，我们曾满怀激情地阅读过贵国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演唱过贵国的歌曲《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后来我们熟知了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
随着我国中小学新课程的推进，通过教师的专业化提升教师的质量成为保证新课程实施是否成功的关键之一。教师专业化的问题，是在教育教学越来越成为一种特殊的职业，需要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人员来承担。教师专业化是教师职业发展之路的必然。在现代社会中，对于每个人来说，学习是生活，学习是工作，学习也是一种责任，学习是人一生当中无处不在的，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新课程实际上对教师提出了教育专业工作者的要求，这就是教师要成为学生成长的领导者，学生潜能的唤醒者，教育内容的研究者，教育艺术的探索者，学生只是构建的促进者，学校制度建设的参与者，校本课程的开发者。
著名美国的教育心理学家波斯纳提出了一个教师成长公式：成长=经验+反思，教学反思是教师成长过程中的一种非常重要，也非常有效的方式。因此，本书建议教师们直面缺点，认准剖析，使之成为今后可借鉴的资源，从经验型教师上升到研究型教师。教学反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顾”，而是要反省、思考和解决教育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这本书主要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班级的班主任叫乌伯特·盛旦，他在学生们刚开始上学的时候发给学生每人一副扑克牌，上面都写着“一张牌可以逃学”、“一张牌可以睡个懒觉”之类的话。刚开始是老师教学生们怎么使用扑克牌，之后，学生们已经不用老师教，自己发明扑克游戏的新玩法，比如集体使用扑克牌，在数学课上跳迪斯科。最后，这位老师终于被校长开除了，学生们在老师举行的派对上送给了老师一个硕大的信封，上面写着“一张牌可以快乐地享受退休的日子。”现在，学生们已经学会了使用扑克牌。
这个故事告诉我这样一个道理：生活中有许多扑克牌，这些牌都只能使用一次。随着时间的增加、扑克牌的减少，孩子们发现一旦没有了牌，只能不去干错事。也就是干了一次错事，就不能干第二次，这就是这位老师教育孩子们的方法。
我看完这本书之后立刻推荐给妈妈看，妈妈一口气看了三遍，说很好看。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十张扑克牌，上面分别写着“一张牌可以打一次电脑游戏”、“一张牌可以乱扔东西”、“一张牌可以光脚走路”、“一张牌可以玩水”、“一张牌可以不写毛笔字”、“一张牌可以不下围棋”、“一张牌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睡”、“一张牌可以随时随地乱叫”、“一张牌可以不刷牙”、“一张牌可以点菜让妈妈做”。
其实妈妈是想告诉我：这些牌上写的都是坏习惯。游戏是不能多玩的、东西是不能乱扔的、光脚走路是不健康的、玩水是不好的、毛笔字是要天天坚持写的、围棋是要经常下的、我应该独立睡觉了、不可以随便乱叫、要爱惜牙齿、妈妈很辛苦，妈妈做什么我就吃什么、不挑食。
1.游戏能使复习变得生动有趣。比如我们学了一系列食物以后，安排老师拿一种食物，学生说出来这样的环节，反复几次，学生的积极性就会减弱，。这时，老师安排游戏 Who is missing? Who is fast? Magic eyes 等，学生的积极性就被重新激起，一只只小手又会争先恐后地举起。
2.游戏导入是个相当快捷、有效的方法，能让学生从思想上尽快进入英语课堂。我经常安排Listen and do, listen and point, look and say等简单游戏，但要具有检查性质。学生在玩游戏的同时，既复习了旧知识，情感上又得到了体验，而通过这些旧知识的复习，我们自然过度到新知识的传授，以旧带新，一举两得。
3. 当学生出现“无聊”“困惑”的情绪时，游戏可解“燃眉之急”。中高年级的学生会遇到背单词，记单词的难题。如果只是死记硬背，不但效果不好，学生的兴趣也会逐渐减弱。此时，如果能让他们掌握正确的方法，促使他们主动背单词，对他们今后的英语学习，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帮助。寻找共同点、单词接龙等游戏，既使学生始终处于积极思考的状态，又能提高他们课后记单词的兴趣。
有些游戏的可用性很强，像copy不走样等游戏，无论什么内容，都能套用。但有些游戏，却不是什么内容都合适的。作为教师要学会使用最恰当的游戏。Flash and guess这样的游戏仅适合单词教学，而不适合巩固句型。
《扬子晚报》消息, 2009年,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近日, 网易读书频道策划了一个百人读书名单, 首次推出了10位演艺名人的读书报告, 在这里批露其中几位的具体情况:知名主持人赵忠祥2009读书不超过10本, 他最喜欢阅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演员兼主持人伊能静最想给读者推荐的是《与神对话》, 这是她去年读到的最喜欢的书;导演贾樟柯去年读书不少于30本。他向读者推荐的是《吴法宪回忆录》。谈起新年阅读计划, 他透露, 以晚清历史和武术书籍为主, 因为要拍《在清朝》, 力争再出一本书;主持人戴军一个星期读一本书, 一年读了52本, 每次出国休假都带十几本书出去, 看完了送当地华人, 然后再扛一堆书回来;湖南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汪涵去年大概读了30多本书, 时常翻阅的一本小册子是马以浮先生的《泰合宜山会语》;著名青年演员赵薇2009年读了很多文学作品, 其中有张爱玲的《重访边城》, 格非的《山河入梦》, 还有日本作家吉本芭娜娜的《厨房》, 卢基扬年科瓦西里耶夫的《守日人》等……
【关键词】效用；道义经济；人口过剩
埃里克森认为“在前后两种制度之下，个人对土地的占有都要受限于未来利益”。①因而地权的复杂化会导致对土地的不合理利用和减少对土地改良的投资。埃里克森通过对简明地权的优势分析进一步论证自己观点存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并通过典权历史的剖析和几种典的存在形式的论证，以及对前人研究经验的总结和借鉴，使其论证更具说服力。最后通过对传统典的分析引入到目前中国存在的土地制度，埃里克森认为“这种类似传统典的土地使用权，会使中国非凡的经济发展速度可能继续受累于这种土地制度”。②
正如埃里克森提到“在1951到1978年间大规模的土地集体化实验之后，中国政府于1981年批准授予私人土地使用权。正是政府看到土地的集体化不利于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和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才在1981年批准土地使用权的下放，这使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解放了农村生产力”。③笔者认为不论是历史上存在的“典”还是租，从短期来看这种土地使用权的转移不会导致土地利用率的降低反而提高；从长期来看不论是典或租的存在，它们导致的不是土地利用率的降低而是土地的过度使用，以及低度的土壤保护和土地改良。正是这种土地的过度使用、低度的土壤保护和土地改良，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
詹姆斯.斯科特从小农的思想和政治行为分析认为小农经济行为的主导动机是“避免风险”，“安全第一”和在同一共同体中尊重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的道德观念，以及“主客”间的“互惠关系”等，这种道义经济与西方所谓的效用至上的经济追求有天然的区别。在中国历史上以道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模式长期存在，如传统地主并非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他们在灾荒之年或歉收年景中会选择减免租金，施粥赈济灾民。这与西方所追求的效用至上背道而驰。这是因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观所传达给他们的价值追求是社会认同、社会声望和社会名誉，而不是西方人所追求的效用。中国传统的地主认为社会认同、社会声望和社会名誉方面比物质利益追求更重要，这正是中国绝对典权得以存在的关键原因。一旦一方完全剥夺了另一方赖以生存的权利，这种有违道义的举措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和抗争，这种破坏共同体中尊重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的道德观念行为的危险性，使人们一直维持着这种绝对典权的存在，而不去刻意践踏。
孔飞力认为清朝的衰微是清朝官僚政治的组织能力所完全不能解决潜在的复杂的社会问题，而这些社会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资源与人口比例的失调。他把清代人口对资源造成的压力认为是清朝“特有问题”的核心命题。而美国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认为中国人口发展到清代以后出现了空前大增长局面。顺治八年为10633326人；康熙四十九年为23312200人；雍正十二年为26417932人；乾隆五十九年增至313281295人；嘉庆二十四年为371580173人；道光三十年为429931034人。中国人口在那一段时间内翻了一番多，从1.5亿增加到3亿多。仅1779年—1850年，中国人口就增长了35.6%。人口数量的绝对增长，土地面积扩展的有限性，人地矛盾凸显。
黄宗旨认为“一个有剩余劳力的小民，把投入农场的劳力提高到很高的地步，是因为这样的劳力对他来说只需很低的机会成本，而这种劳力的报酬对于一个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小农消费者来说具有极高的‘边际效用’”。很明显黄宗旨是通过效用来分析中国小农经济。他的研究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明显的信息，那就是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力投入问题。从孔飞力和何炳棣那里我们已经知道，清朝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人地矛盾问题，而这种过剩的劳动力又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转移出去，这就导致了单位面积的土地上劳动力的过度投入，这种原因导致的结果是土地的精耕细作和为维持生计而过度的土地使用。但是这种土地过度使用的前提是耕种者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不具有土地的占有权，恰恰是这种占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成为了后来影响中国非凡的经济发展能力的关键，也是造成中国经济后期发展的落后。同时人口增加蚕食了小农农场维持家庭生计以外的剩余，而使小农无法积累“资本”，进而扩大生产规模，形成大型农场经济。成为中国经济无法完成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而是在恶性循环中逐渐趋于贫困。
中国传统经济出现的繁荣是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后所内生的一套与农业经济相匹配的农产品和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商品贸易，这种类型的经济模式是在农产品生产剩余和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过剩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们赖以交换的商品是生产过剩的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一旦这种生产无法出现生产剩余，这种经济就会随之而衰落甚至解体、崩溃，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周期性繁荣存在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产剩余存在的背后，关键因素就是承载其生产剩余的土地以及土地制度。影响生产剩余的土地在典或租背后的使用权和占有权的分离恰是造成后期影响土地生产剩余的关键所在，同时再加上人口数量的绝对增长对生产剩余的消耗，成为中国1600年以后落后于世界的原因。
注释
①罗伯特C.埃里克森. 复杂地权的代价：以中国的两个制度为例[J]. 清华法学，2012，01：5-16.
②罗伯特C.埃里克森. 复杂地权的代价：以中国的两个制度为例[J]. 清华法学，2012，01：5-16.
③罗伯特C.埃里克森. 复杂地权的代价：以中国的两个制度为例[J]. 清华法学，2012，01：5-16.
参考文献：
[1]罗伯特C.埃里克森.复杂地权的代价：以中国的两个制度为例[J].清华法学，2012，01：5-16.
[2]黄宗智.略论华北近数百年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兼及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02）
[3]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
[4]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首先非常佩服作者的脑洞，天马行空，恣意畅游，无边无际。作者写到了地球之外的太空还存在很多个星球，这些星球上都有生命，而且这些生命不仅繁殖力强，还会对人类造成致命的威胁。作者想象到地球人不仅在外太空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而且坐着飞船来去自如;想象到外太空的失重和各种需要承受的身体压力;想象到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场景和需要克服的困难，就像作者曾去过那生活过一般，让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但作者的想象又不是随意而为，而是有非常严谨的逻辑，有扎实的物理和天文学知识，让读者不光是体会到作品的文学性和故事性，更多的是还能够学到一些知识。
这本书的内容大致是天才儿童安德为了拯救人类而出生，通过一系列的测试和训练，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打败了虫族，实现了人类的和平。安德从一个普通的天才儿童到最高军事指挥长官的成长过程，在现实生活中也有所体现。比如书里一直强调要想让他尽快成长，当上领导，就必须孤立他，学会孤独、寂寞，忍受常人不能忍耐的痛苦。这是一个破茧成蝶的痛苦过程，但只要熬过来了，一切都值得。
马克思作于1853年6月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主要论述了当时正在发生的中国农民革命，即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对欧洲的影响及其对欧洲革命的重要作用。马克思认为当时的中国革命对欧洲革命的影响之最主要因素在于其对欧洲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的影响，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的影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与中国这个巨大市场间的利益联系遭到了农民革命的破坏，因而这场破坏必将在其它各种关联因素的带动下在整个欧洲引发一场更具危害性的大规模革命。马克思在文章中说道：
“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它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
他以“两极相联”的辩证主义理论作为引入，首先分析了中国农民革命爆发的原因，继而以中英之间的主要贸易——茶叶贸易为例，并在深刻分析英国工业现状及欧洲大陆当时社会秩序的同时，详细阐述这场革命将会通过英国对欧洲产生的影响。马克思最后指出：“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英国的贸易已经经历了通常商业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对中国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分析得透彻而令人信服：“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旧税之外又加新税。”
鸦片战争中英国用先进的大炮强行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天朝上国万世长存的信仰随之成为炮灰，人民对他们奉为神明的天子也不再顶礼膜拜。除了鸦片贸易造成的大量金银外流之外，巨额赔款使清政府不得不把压力分摊到百姓头上，加之外国工业品流入对本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巨大冲击和行政机关的腐化堕落，苛捐杂税使下层民众的生活到了不堪维持的地步。即使习惯了封建制奴役的中国农民被逼到死角之后也不得不奋起反抗。此外，我非常赞同马克思对中国革命必将对欧洲革命产生影响的原因的论述，即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与中国市场的巨大联系使得当中国市场因农民革命骤然缩小时，英国经济利益也必然受到严重破坏，这种破坏将由作为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中心的英国传递到整个欧洲大陆，并在当时欧洲大陆各国严峻的社会情况下产生爆发式的影响，从而点燃整个欧洲的政治革命。
他在文章中指出：“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而那种危机到来的信号，总是来自英国这个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现在，英国工厂空前扩充，而官方政党都已完全衰朽瓦解；法国的全部国家机器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从事诈骗活动和证券交易的商行；奥地利则处于破产前夕；到处都积怨累累，行将引起人民的报复；反动的列强本身利益互相冲突；俄国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出它的侵略野心”。所以，当中国市场因农民革命而产生剧烈变动并对英国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不可避免的重要影响时，“虽然利益攸关的各方或许不会马上感觉到这种打击，但它到一定的时候会实实在在地起作用，并且使我们前面预言过的普遍的金融危机尖锐化和长期化。”并且，由于英国工业自1850年以来发展迅猛，当繁荣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时候，市场的扩大仍旧会赶不上英国工业的增长，而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
然而在马克思对于中国革命对欧洲革命的影响的期望值上，我却是不赞同的。他认为中国此次的农民革命对欧洲革命的影响是决定性且必然性的，这种影响会扩大到整个欧洲。虽然随后的历史上欧洲确实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革命，但与其说这是源于中国农民革命的影响，我更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而中国革命，在这些遥远西方国家的革命中，虽然确实通过利益关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但绝对不是决定性的，且在一定程度是起到了一种“声援”的作用。而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中国的这场农民起义的结局并不如马克思想象的那么伟大。当时马克思所持的观点是“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进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并拖长商业的停滞。”而太平天国运动最终由于自身的腐化堕落及在清政府和英国政府的联合压制下以失败告终了。也就是说，中国这次革命的影响在深度和广度以及时间长度上都没有达到马克思所期望的地步。
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虽然看到了当时进行得轰轰烈烈的革命在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当时的情况也确实如此，但他却忽视了千百年来封建社会制度下传统的思维方式及思想传统对中国农民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影响。而恰是这些早已被内化了的影响使得马克思的结论竟似乎显得武断。
“小富则安”“富则求乐”几乎是所有中国人尤其是习惯了受压迫的中国农民的历来品性，这就是为什么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们在占据了一定疆域以后便开始懈怠，纵情享乐的原因。而且，早已深深植入中国人民灵魂的阶级思想在当时的社会状态下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所以一旦开始拥有领导权，便开始产生权威，随之在中国王朝上演了千百年的争权运动便悄悄在那个才刚开始形成的农民起义领导组织内部展开，也就注定了这一伟大革命的消亡。此外，“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中国封建王朝亘古以来不变的规律，而每一个王朝的末期似乎都不可避免地产生造成这个王朝走向衰败的农民起义运动。然而虽是“自古英雄出草莽”，但出自草莽的英雄却往往不是最终主宰新的历史发展方向的人。也就是说，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他们短浅的目光、不切实际的领导能力、以及科学战略的缺乏，使得最终真正掌握新国家政权的人都不会是曾撼动了前朝政权的农民。而19世纪50年代在中国爆发的这场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巅峰的太平天国运动也确实是一场发生在了行将必亡的末期的清王朝的一场农民运动，本质上并没有摆脱这一规律的影响。再者，想想该起义的领头人，洪秀全，一个科举制度下的失败者，以及其领导的众多或农民或潦倒知识分子的起义者，想想他们在清朝统治下所受的苦难，或许也可以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与清王朝的血腥对抗理解为一种并非寻求解放而是伺机复仇的快感？
关键词：约翰·罗斯金；现代制造业；装饰艺术
约翰·罗斯金（1819-1900）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艺术批评家之一，他的艺术思想对许多国家的现代实用艺术发展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罗斯金总是把艺术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伟大的艺术离不开伟大的心灵，而培养伟大的心灵离不开健康的社会环境。他的实用艺术理论推动了几次重大文化和艺术思潮的发展。罗斯金对待装饰艺术的态度与阿道夫卢斯的截然不同，罗斯金肯定装饰艺术，在这篇讲演稿的第三段，罗斯金这样说道“装饰性艺术适用于某一固定的地方，在那里装饰性艺术或是从属于或是支配着其他艺术品的表现效果。”他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最高级的艺术，只存在装饰性艺术。他以拉斐尔、米开朗琪罗、柯勒乔等艺术大师的作品为例，说明艺术大师的最优秀作品往往都是以装饰性质存在的。罗斯金断言，装饰性艺术绝不是一种堕落艺术，也绝不因为固定在某一个地方就是低等艺术，他认为艺术无低劣之分，有的只是艺术的和谐互补。
文章中罗斯金以荷兰风景画与贝诺佐创作的比萨公墓的绘画做了个比较。荷兰风景画大多是一些小构图的作品。画面地平线很低，天空极其开阔。大多表现一个角落或一个海湾，很少作全景式的作品。色调柔和，多为棕色和灰色的调子。贝诺佐是佛罗伦萨画家，擅长于绘画大幅巨型宗教题材的笔画。显然，荷兰风景画与贝诺佐创作的大型绘画相比不值一提。但是，罗斯金认为荷兰风景画的装饰性却不比贝诺佐的大型绘画低，罗斯金进而得出“所有的艺术都可以是装饰性的，并且迄今为止所创造出的最伟大的艺术也是装饰性艺术。”
罗斯金认为艺术最重要的是师承自然，他说“没有任何人会采用传统艺术来装饰房间，伟大的画家呈现在你眼前的总是自然艺术。装饰就是对自然形状的模仿。罗斯金鼓励学生从大自然中获得创作灵感，比如对静物、花朵、动物，更重要的是对人物的模仿。罗斯金说：“所有伟大的装饰艺术，不管是什么，都建立在工匠描绘人物时所付出的努力，而在最优秀的学派中，则表现为其成员对自己在周围活生生的自然的描绘上。”从罗斯金的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认为的好的艺术应该是以大自然为蓝本，建筑的装饰也应该建立在对大自然模仿的基础上。
其次，罗斯金认为在装饰艺术中，艺术家必须处理好材料、位置和功能三者的关系。罗斯金在《现代制造业与设计》的演讲中，提出了一些最基本的装饰原则。他认为，材料、位置和功能在装饰中都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需要艺术家做出恰当的处理。在处理材料方面，如果所使用的装饰材料具有局限性而无法达到理想状态，这就需要遵循传统的手法，即尽可能简化其美，但是不能错误地表现其美”。总而言之，当材料需要我们使用传统的方法时，一切试图避免使用传统方法的努力都会降低艺术品的档次，是艺术家对事实的漠不关心，只能制造出粗糙的艺术品来。在处理艺术品的位置时也会受到一些原则的限制：比如，建筑装饰中，艺术家要考虑到装饰离观众的距离、光线，以及对粗糙的或精细的装饰的选择，使其达到预错误的地点，任何完美的绘画和雕塑都不能被称作是建筑的装饰。”离观众相对较远的雕塑会做得粗糙些，相反，离观众近的艺术品必须使用精细的方法。罗斯金说：“装饰艺术与其他艺术之间的唯一真正的区别就是它们是否在合适的地方，以及与周围的主要的或者辅助的其他艺术是否协调。世界上所有最伟大的艺术都是因为它们有个合适的地点和目的。”也就是说，装饰艺术的可见性是艺术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即它在什么位置，离观众有多远距离。在建筑装饰中，最精致的装饰往往离观众最近，而在建筑上部，离观众较远的地方最适宜放置比较宏伟的装饰，但不必要精细。
罗斯金强调装饰的材料要简朴诚实。他在《建筑的七盏明灯》中对此有大段的论述。比如，他认为教堂的建造要简朴诚实，如果教堂中乱涂上斑驳的色彩，这不仅仅意味着品味差，而且，把虚荣和欺骗带入祈祷之所绝不是无足轻重的，或者是可以原谅的错误。因此，教堂的设备要简朴，不装腔作势，不虚假，不俗气。罗斯金不赞成在建筑装饰中大量使用现代材料，他说：“使用铁材的道理就如同饮酒一样，饮酒也许可以治病，但不能赖以为生。”所以他认为钢材在建筑中应该限制使用。他也不赞成对金属材料的过度使用，因为那样将不仅降低建筑的诚实，而且会削弱其尊贵。他说，如果钢材在建筑中取代了石头，起着防止碎裂的作用，承担着重量，或者凭借自身的重量起着平衡的作用，取代尖顶或扶壁而抵抗侧向推力，或者以杆或梁的形式被用来承担木梁的功能，那么那一刻这座建筑就不再是真正的建筑了。在建筑的装饰方面，罗斯金极力提倡诚实，反对装饰材料使用仿制品。他批评大英博物馆的“壮丽的花岗岩楼梯在平台处使用的竟然是仿制品。”这不免让人对其他部位的装饰材料也感到怀疑，连建筑师本人的诚实都受到怀疑。这种建筑装饰的“表面的欺骗一般可以定义为诱使旁观者相信实际并不存在的某种材料，如常见的在木材上进行绘画，使之与大理石相似，或者在装饰品上进行绘画使之产生凹凸感等等。”
罗斯金的艺术思想是他所处那个时代的特定产物，表达了那个时代艺术家对艺术走向的见解和判断艺术好坏的标准。理解了那个时代经济的发展及艺术的地位也就为我们理解罗斯金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罗斯金所处时代的境况早已发生改变，在今天看来，当时社会的种种困境很多都失去了时效性。但是，只要我们换位思考，把罗斯金的理论放回当时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下，我们就能够体会到罗斯金思想在当时的先锋性和超前性。
参考文献
[1] 约翰.罗斯金著翟洪霞，余艳译 芝麻与百合[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