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的英明决策
一 西域屯田,渊远流长,自汉武帝首次组织屯田以来,历代相沿.三国时大政治家曹操总结了西汉屯田的经验后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即汉武帝)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明太祖朱元璋先后让两个儿子率河南、山西的卫军去屯田,一个去辽宁,一个去甘肃.他深有体会地说:“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若屯田”.明代思想家李贽有句名言:“屯田是千古之策”.
作 者：赵予征 作者单位： 刊 名：兵团建设 英文刊名：BINGTUAN JIANSHE 年，卷(期)： “”(6) 分类号： 关键词：
陈云到达北满最初, 就与土匪有过正面的接触, 深谙土匪祸害之大。在苏军命令我军退出哈尔滨后, 陈云对苏联在东北的基本政策的把握和认识更为准确。对东北匪情和人民群众尚未发动起来的情况的掌握, 他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紧迫性和艰难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指出北满工作的方针应该是将主力部队及军事干部分散各县, 放手改动群众, 组织群众武装, 肃清反动土匪, 建立政权。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山海关至锦州线, 向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路干线前进, 苏联要求中共军队退出三大城市、交还已接收的政权情况下, 陈云不但进一步强调北满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 而且具体指出:“北满工作的中心, 应该放在广大的乡村、中小城市, 及铁路支线的几个根据地的建立。如以珠河、牡丹江为中心, 以佳木斯、依兰为中心, 以绥化、北安为中心, 以洮南、三肇为中心, 以讷河、龙江为中心, 建立若干根据地。”[1]为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初期最急迫的任务是剿灭土匪。陈云把剿匪看成建立巩固的北满根据地的当前急务, 决胜的一环。认为不剿灭土匪, 群众就不可能发动起来。因此, 在正规部队未到达北满之前, 他就领导北满分局所属各省军区部队开展剿匪斗争, 要求各省立即以可靠部队组成机动部队, 主动地有计划地并有充分胜利准备地进行剿匪, 首先消灭最凶之股, 达到最后各个消灭的目的。
二、剿匪中, 加强战区协作, 重视主力, 与中央紧密联系
在剿匪中, 陈云、高岗亲自指示各军区协调作战, 关心剿匪斗争所遇到的问题, 并及时与中央、东北局保持联络沟通, 重视对主力军的保护。
1945年12月中旬, 张秀山、温玉成率领松江军区部队二千人从宾县南下, 配合吉林军区曹里怀、刘居英所率部队6 000人, 南北夹击五常、榆树、舒兰一带土匪。陈云、高岗密切关注军队的动态, 力求部队配合剿匪成功。12月11日, 陈云、高岗电告在长春的周保中、张启龙, 请求立即抽调主力部队, 由南面外攻, 夹击敌人。14日, 再次电询周保中部队进程, 并在电报中要求部队争取在苏军未撤、蒋军未到之前, 扫清北满国匪, 镇压新部队之叛变, 造成开展工作之便利条件。并要求将新老兵组成机动部队, 并迅速接应三五九旅北上, 协同扫荡国、匪及占领其县城, 在1946年2月前基本上拔出后方反动钉子, 形成我军与蒋军斗争之有利局面。
陈云密切关注北满各省军区部队剿匪斗争所遇到的问题, 非常重视部队服装的补给。北满分局致电各省工委, 强调指出:“剿匪可能与否决定于能否迅速全部解决部队大衣、暖鞋、手套、皮帽, 各省必须解决上述冬服, 应该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2]347同时, 提醒各部队首长注意部队发生冻伤减员, 加强教育预防。为了使正规部队到达后能够统一计划, 配合各原有力量彻底肃清顽匪, 以建立根据地, 陈云要求各省工委详细电告剿匪以来战斗次数及地点, 占领县城数目;现存顽匪数目, 主力番号及分布情形, 匪首领姓名及简历, 部队成分;在战斗中已锻炼出多少部队, 可编几个团;以及进一步剿匪力量如何等问题。这些反映出陈云在剿匪斗争中对掌握具体实情的重视, 以及思考的细密。正是由于北满分局对剿匪斗争的重视和指导得力, 从1945年12月至1946年1月下旬, 北满各省工委、省军区都将主要力量用于掌握连队, 向土匪进攻, 由被动挨打转为主动出击, 稳住了局面。
为了抓先机剿匪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陈云力促主力部队北上。出于对北满、西满严重匪情的认识, 他多次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提出抽调正规部队到北满、西满剿匪, 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东北局先后决定派刘转连、晏福生率领的三五九旅和杨国夫、刘其人率领的渤海军区第七师奔赴北满。但由于交通不便和冬季恶劣气候的影响, 两支部队行动缓慢。陈云、高岗致电东北局, 力陈事态的严重。指出“老兵不来或少来又迟来, 北满决非我有, 难有广大根据地。如四个主力旅及干部于一月二十日后才到达, 则先机已失, 苦战以后才有相当根据地, 局面又是国共插花。”[2]438当得知吉林党委曾想将三五九旅留在吉林, 陈云、高岗坚决反对, 要求三五九旅立即开往宾县, 同时电告刘转连、晏福生速令先头部队兼程北进, 并将负责干部姓名电告, 后续部队勿再停留, 要求将每日行程电告。与此同时, 电催杨国夫率七师向嫩江地区兼程北进。
三五九旅和七师相继到达后, 1946年2月至3月中旬, 北满全面展开剿匪战争。在此过程中, 陈云十分关心七师和三五九旅到北满后的扩编和后勤, 重视发挥他们在剿匪中的中坚作用。他认为打大仗, 必须依靠三五九旅和七师, 因此, 非常重视对所需物资的补给, 并减少他们零星的剿匪责任, 加强休整。七师未到三肇前, 北满分局就预备好大衣一千八百多件。到达三肇后, 北满分局决定将松江军区哈东分区刘子奇部二千多人及枪补充该师。1946年3月中旬, 陈云建议从黑龙江省现有部队中抽出五千多人到七师, 使七师扩充成两万人以上、由三个旅组成的纵队。为便于军事上的统一领导并使主力部队不断得到物资、人员的补充, 陈云提出由七师师长杨国夫兼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为了补充三五九旅, 陈云决定松江军区哈北分区部队与三五九旅合编为一旅, 该旅兼哈北分区并直接归北满军区管辖。
三、在剿匪中, 重视发动群众工作
陈云在北满工作中认识到, 剿灭土匪是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首要条件, 只有群众真正改动起来, 才能彻底剿灭土匪, 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陈云到达北满后, 由哈尔滨到宾县, 到处遭到土匪袭击, 而农民则是对此旁观。这使他切身感受到发动群众尤其是发动占群众大多数的农民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 要在东北稳住脚跟, 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巩固部队剿匪, 正为了便于发动农民。他命令部队一面剿匪一面做群众工作, 让大家意识到要想根绝匪患, 必须真正发动基本群众, 否则, 土匪此剿彼窜, 群众依然观望。他断言, 群众能否迅速广大的发动是我们在东北成败的关键。
北满分局撤到宾县后, 陈云明确提出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动农民上。他纠正了民众运动限于城市中少数工人、学生、市民而脱离广大农民的错误倾向, 认识到没有广大农民发动起来, 要想创造包括二三等城市与次要铁路在内的根据地是不具备可行性的。为寻找发动农民的好方法, 他要求北满各省工委对发动群众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尤其是要弄清楚当地农民真正的关切, 要求把调查的结果向北满分局作出汇报。陈云亲自指导宾县县委发动农民的工作, 并不断总结宾县县委发动农民的经验向北满各省推广。宾县县委书记马斌做群众工作成绩斐然, 深得农民信赖。马斌发现了“东北社会的特点是武装的农民反对武装的地主、土匪、大排”, “斗争的规律是经济—武装—再经济”。[3]陈云对此深为赞赏, 他多次阐述并强调掌握这一斗争规律的重要性, 积极推广这一做法, 并向东北局和中央作出汇报。1946年2月, 黑龙江省剿匪已获大胜, 开辟了广泛开展农运的前提。陈云要求各方争取时间, 动员党、政、军、民一切可用的力量, 发动农民经济、土地斗争, 达到武装农民的目的, 创造根据地的真实基础。
为了解决北满分局干部急缺问题, 陈云一方面多次向东北局要干部, 请求抽调大批干部北上;另一方面, 由各省工委开办军政干部学校, 各县兴办各种训练班, 争取从当地知识青年、农民、工人中培养干部。在他主持下, 北满分局采取一定时间内集中使用干部以发动群众的做法。1946年3月初, 北满分局将东北局派来北满的240个地方干部全部集中使用, 组成三个民运工作团到北满战略要地木兰、通河、方正三县, 做发动群众的工作。4月中旬工作基本结束。一个多月来, 三县发动各种性质的大小斗争225次, 参加斗争的五万余人。三县已经改造过的村屯政权, 木兰占70%, 通河占68%, 方正占28%。[2]455
通过剿匪和深入细致地发动群众, 到1946年4月中旬, 北满65个县, 我党占据的58个县中, 16个县农民已经发动起来, 宾县、宁安、木兰、方正、通河五县最为普遍深入, 其余县城也已经开始。农民的正统观念发生了变化, 认识到共产党是帮助农民的, 国民党不利于农民。正是由于发动了农民, 改变了他们的观念, 激发了农民热情, 他们参军剿匪, 支援各军区的部队。
参考文献
[1]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北满分局[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8:3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关键词】开国第一刀;奠定;反腐倡廉;思想基础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至二十二日的《新华日报》上连载了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毛主席阅报批示:“把报上的文章印成册子,人手一份。”“告诉每一个共产党员,当做整风文件看。”在四月十二日延安高级干部会上,毛主席又强调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真是一个惨痛的“错误”!因胜利而骄傲,因骄傲而腐败,因腐败而亡国。一个含辛茹苦、流血流汗打来的政权,居然没几天便糟蹋完了啦。所谓“打江山十八年,坐江山十八天。”随后便土崩瓦解,这样一个错误真是非同小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犯不起!我们全党同志都值得深刻的铭字在心啊!
毛泽东同志研读过二十四史,反复回味着李自成的兴亡史。在毛泽东同志的广博胸怀中装着一部中国五千年腐败亡国录:
——战国时代,贪污现象已经普遍,“为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韩非子》)
——秦汉,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体确立后,贪污亦愈演愈烈。后汉人左雄谓当时“乡官部吏……廉者取足,贪者充家。”(《后汉书•左雄传》)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吏们也同样“潜受贿赂、阴为威
惠”,“求纳财贿,不知纪极;生官死赠,非货不行。”(《册府元龟•卿监部•贪冒》)
——明代,“贪官吏遍布内外,剥削及于骨髓。”(《明史》卷一百六十四)张居正亦说:“自嘉靖以来,当国者政以贿成,史睃民膏,以媚权门。”(《张文忠公集》)当时有打油诗讽刺道:“来时萧索去时丰,官帑民财一扫空;只有江山移不出,临行写入画图中。”
——清代官吏贪污之风更甚。乾隆盛世的军机大臣和绅贪污受贿积累了约十亿两银子的财富,在他当政的几十年里,文武大臣竞相受贿,揭发出的大贪污案屡屡出现。
——民国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垄断了中国金融,由中央到地方的官员相与勾结,搜刮民财,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国民党成了刮“刮民党”,贪污腐化之风,甚嚣全国,有识之士无不与国民党分道扬镳。
中国有史以来,总是一治一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循环不止。无论何朝何代,开国以后,迟或百年,少测几载,政治必超离效,积新以至于灭亡,无有例处。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实是一部周而复始的兴衰史,即腐败亡国录。贪污腐化是历代王朝毁灭的“催化剂”。
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时,黄老语重心长地进言:“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自看到的,真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率”,“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恭听黄老箴言后,剜切回答说:“任之先生,您放心,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历史性标志,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对政府的有效监督。黄老反复思考毛泽东的那番话,使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这个民国之后拒不做官而被蒋介石通缉的同盟会上海负责人,这时虽已届七十三高龄.终于“出山”担任政务院(今国务院)副总理。
《甲申三百年祭》、兴衰周期率腐败亡国史,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毛泽东同志保持高度的警觉,吸取深刻的历史教训。
“季孙之忧不在颛项,而在萧墙之內也。”
“亡秦者,非六国也,秦也;灭六国者,非秦也,六国也。”
“倒蒋者,非我(毛泽东)也,蒋也!”
一九四九年初,胜利即将来临,毛泽东的心绪更加沉重,他在三月十三日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庄严的警告:“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出来捧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这一伟大的预言,在共产党进城两年后,及至五十年后的今天,不幸都成了严酷的现实。刚解放才两年的红色政权,竟被一批贪污腐化的蜕化分子侵蚀着。于是毛泽东就祭起了“民主”的法宝,及时批发了东北反贪污的报告,广泛发动群众,“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仅仅六个月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时民主空气异常高涨,形成了一股爱集体、爱国家,积极主动检举贪污、受贿、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热潮。有下级揭露上级、店里揭露老板、妻子揭发丈夫、儿子检举老子的,群众声势之浩大,民主空气之高涨,堪称空前,亘古未有。其肃贪的成果,亦非昔比。
据华北、华东、东北、西南、西北五个地区的总结报告,在三百一十二万二千四百三十七个党员干部及工作人员中,贪污分子和有贪污行为的有一百二十八万六千九百八十四人,占39%。其中:受到行政处分的二十三万人,占18%;受到刑事处分的五万九千一百八十二人,占2%;党员二十万二千六百八十三人,占贪污人数的16.6%。省委级干部被撤职查办的二十五人;地委级干部被撤职查办的五百七十六人;县委级干部撤职查办的三千四百三十八人。(见《开国第一刀》)
“三反”的条令是严厉的,毛泽东挥泪斩了“功臣”刘青山(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35岁)、张予善(中共天津地委书记,37岁),奠定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廉政基础,巩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红色政权,确保了共产党的旗帜至今尚未变色。
风风雨雨的半个世纪过去了。共产党、新中国经历了始无前例的考验,迎着一个又一个的挑战,正在朝着构建和谐社会的康庄大道阔步前进。
半个世纪前,傅作义将军曾经对一位老革命说过:“我们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二十二年就腐败了,结果被人民打倒了。你们共产党执政后,三十年、四十年以后是不是也腐化?”
果真,四十年来,腐败现象一次又一次发生了。“前几年由于放松廉政建设,请客送礼、大吃大喝、奢侈浪费、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滋长漫延,有些甚至违法乱纪、行贿受贿、贪赃枉法”。“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败坏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声誉。”(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李鹏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人大代表大声疾呼:“救救党风!救救政风!”国外有新闻媒介甚至断言:共产党党风问题成了不治之症。“足见反腐败,再度成了中国共产党员重要的建设任务之一。”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党就会走上自我毁灭。”
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一再强化廉政建设,坚决与形形色色的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作斗争,夺取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斗争的胜利。
中共贵州省纪委书记刘汉真、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的先后落马就显示了我党反腐倡廉的威力和决心。
党中央的论断是英明的,决策也是果断的。新近又布置了坚决查处商业贿赂中的大案要案,加大了反腐倡廉的力度,为巩固和发展反腐倡廉的成果,将掀起一场更大规模的“打虎”、“除暴”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