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推荐8篇)
体系
景天魁
对于社会保障概念,人们的理解基本上限于资金保障的范围,关注的重点也只是资金的筹集、支配与发放。诚然,资金保障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初级阶段,重视资金保障是很自然的。但如果从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角度来说,确立完整的概念和体系结构却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制度建设的实践所必需的。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扩大社会保障概念
这里不想全面讨论社会保障概念,只提出服务保障的问题,只强调服务保障对于资金保障的意义。举例说,有的老人在家中去世许多天了,竟然无人知晓,这种事在城市和乡村屡有发生。他(她)们可能享有很好的社会保障待遇,缺的不是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金,而是身边无人,或得不到基本的社会服务;许多从外地到大城市就医的人,跑了多家医院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大夫,就因为缺乏必要的就医服务信息,不仅白花了不少冤枉钱,还可能耽误了治病;现在,患慢性病的人越来越多,除了到医院就诊以外,主要靠日常的生活护理。
凡此种种表明,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好不好,不完全取决于资金保障,还取决于有没有好的社会服务体系来支撑社会保障体系,使之得以落实和增效。如果没有服务保障,资金保障的实际效益就会大打折扣。服务保障就是资金保障的效率
系数。现在,我国的资金保障水平总体较低,提高资金保障水平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还是当前的主要任务,所以服务保障的重要性被掩盖了,但资金保障和服务保障之间的规律性关系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如果不及时注意,做好制度和机制安排,以后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支撑社会保障的社会服务体系
“十二五”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时期,建议在重视资金保障的同时,兼顾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公共财政要把保障基本服务作为“保基本”的重要内容,特别是目前我国有些社会保障制度还在实验阶段,将来还要调整、并轨和统一,过分地追求提高现有制度的保障水平,可能给以后的制度调整和完善造成障碍,不如更多地关注社会保障的支撑体系建设,打好基础,为将来的制度运行准备良好的条件。
第一,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增强服务保障的可得性。我国目前的养老服务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尤其是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和空巢家庭的增多,得不到任何养老服务的老年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社会养老规模太小,能力严重不足,亟待大量建设公办民助、民办公助、民办互助的养老机构。同时,根据中国人的传统习惯,要大力扶持依托社区的居家养老,据北京市的调查,53.3%的市民首选依托社区的居家养老,希望得到家政服务、餐饮服务、陪同就医和康复服务的均达30%左右。不论是机构养老、社区养老,还是依托社区的居家养老,都要加强规范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建立考核和监督体系。
养老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精神慰藉、心理呵护和社会关怀,这不是单靠资金可以保障的。在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以后,社会必须承担起对老人提供精
神服务的责任。我国的志愿者服务队伍还处于初创时期,包括心理咨询和疏导的社会工作专业队伍的培养也刚刚起步,社区服务网络有待探索和发展,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十二五”期间在国家层面纳入规划。
第二,加强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增强服务保障的可及性。重点是基层,是农村。首先要加强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建立家庭医生制度。2004年,我国每千人拥有医生数,城市是212个,农村地区不到1个,而且我国医疗资源分布极不平衡,有限的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城市,严重影响了资源利用效率。要努力缩小医疗服务的城乡差距,给每个城乡居民建立健康档案,每年进行一次体检,争取让每个人都能在有效时间内及时得到医疗服务。将卫生医疗资源重点用于医疗服务基础条件的改善,其社会效益是最大的。
第三,加强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建设城乡共享的就业信息网络,强化社区就业服务,配备就业服务工作人员,完善多级联动的服务平台。“十二五”期间,我国进城务工人员仍将保持在1亿人以上,他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高,而这一时期产业升级将明显加速,他们面临的就业压力将空前加大。要大力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并对积极开展培训的企业和用人单位实行奖励。未来若干年,我国每年的大学招生规模都将在六七百万以上,就业难的问题将持续存在,要鼓励高校与企业联手,为大学毕业生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鼓励创业,建立包括金融支持在内的创业服务体系。
第四,加强教育服务体系建设。教育不仅是教学,也不仅是学校的事,要有一个完整的社会服务体系。首先要扩展基础性教育保障,实行对学前一年幼儿的义务教育,努力提高农村学龄前儿童的入园率,改善儿童营养,加强健康保障,为贫困地区寄宿制学生提供营养保障。为交通不便的城乡小学生上下学提供接送
服务,为准备就业的初高中毕业生提供义务职业教育。动员和整合多方资源,创办社区学院,为进城务工人员、往届毕业生、社会青年以及成年人提供可与大学和专科教育相衔接的继续教育。
以社会服务体系支撑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一举数得
首先,加强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不但可以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使用效率,还可以充分发挥社区人力资源(离退休人员、邻里互助等)的作用,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符合中国传统和国情。
中国的社会保障与西方福利国家、福利社会最主要的区别,应该体现在更贴近基层群众,更便于基层群众的参与,更适合发挥我们中国的优势。我们可能长期无法与欧美一些国家比资金保障的水平,但是,不见得我们中国人就不可能享受到很好的社会保障。如果我们用全面优质的社会服务体系来支撑社会保障体系,就可能是一个很符合中国国情的、成本很低而效率很高的制度体系。比如,如果我们能够以社区的形式把社区里的离退休人员组织起来,用很低的成本服务,那么社区内部、邻里之间,组织开展养老照顾、医疗护理、婴幼儿看护、心理慰藉、安全守护等很多事情都可以有人管了。而这种“管”,不需要像西方那样靠公司、靠一些专门机构付出高成本。现在,全国许多地方的一些社区就是这样做的,组织社区群众,给离退休人员找点事做,他们还挺愿意,觉得被社会承认了,觉得自己还挺有用。这是一种非常丰富的资源,我们要用政策、用制度来发掘这种资源。依靠基层群众,面向基层群众,满足群众的基本需要,发挥中国的资源优势,成本最低、效益最好。
其次,以社会服务打通城乡壁垒,实现城乡统筹,是比资金统筹更便捷的统
筹途径。由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3倍以上,靠公共财政填平这个差距的难度很大,所以,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要想从资金保障的均等化实现突破,恐怕一时难以做到。但是,由于农村居民之间有更为紧密的血缘和地缘联系,有亲友信任、邻里互助的社会基础,社会服务完全有条件搞得比城市更好。服务方面的城乡统筹有可能比资金方面的城乡统筹更便于实现。
再次,加强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可以重新把社会组织起来。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曾经依靠单一公有制和社会生活的单位制,实现了较高的社会组织程度,有限的社会资源容易得到动员和调度使用;市场经济时期,制度多元,资源分散,单位弱化,个人原子化倾向严重,公益事业失去了稳固的资源基础。既然难以通过所有制关系和单位制关系实现紧密的社会联结,那还有什么途径可以重新把社会组织起来?以发展社会服务为号召,便于动员群众,聚拢社会资源;以提供社会服务为纽带,倡导服务、互相服务、规范服务,还能够增强社会团结和社会凝聚力,又能够帮助社会保障制度夯实其社会基础。借助社会保障所搭建的社会组织基础、信任基础、团结基础,还可以成为从事其他社会事业、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共同平台。
最后,加强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可以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如果政府主要提供资金,那么对它来说这是权力;如果政府主要提供服务,则对它来说这是责任,出发点明显不同。政府着重解决民生问题,财政资金向基层倾斜,是面向大多数人;如果是相反的流向,只能是面向少数人,着眼点明显不同。所以,推动重视和发展社会服务,也就是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服务也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所以,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中,要处理好资金保障和服务保障的关系。既不能以资金保障代替服务保障,也不能相反,低估资金保障的基础作用。
作者简介: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国成为全球第三制造大国。制造业已构成中国GDP的33.3%,提供了6000万就业岗位,制成品出口已占出口贸易的93%,中国已成为家用电器、个人电脑、移动通讯等全球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但也成了世界上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印度的2.8倍。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少,高能耗必将导致对重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给国家的能源和资源安全带来严重的潜在威胁。
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建设节约型社会,发展生态文明,是党和国家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新的历史阶段提出的重要国策。绿色制造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强调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全面地、并行地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环境保护和资源优化利用。加强绿色制造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转变制造产业模式,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开展绿色制造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研究,构建服务体系总体框架,探索服务体系发展模式,对于实现制造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绿色制造的理论和应用
2.1 绿色制造的理论发展
绿色制造(Green Manufacturing),是1996年由美国制造工程师学会提出的,绿色制造是使产品从设计、生产、运输到报废处理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不产生环境污染或环境污染最小化,符合环境保护要求[1]。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发展,绿色制造模式已经从最初的环境保护,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战略在现代制造业中的体现。
传统的工业制造模式往往只关注产品的生产,缺乏环境保护意识,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和非循环的经济过程。绿色制造则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率的先进现代制造模式,其研究领域涉及制造问题、环境保护和资源优化利用三个方面[2]。制造过程充分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实现具体绿色制造过程控制;另一方面在产品设计、制造、装配、包装、运输、使用以及报废后回收处理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每个环节均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问题,以最大限度地优化利用资源和减少环境污染。
2.2 绿色制造的应用和发展
全球已经掀起一股“绿色浪潮”,不仅是因为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更重要的是人们看到了绿色制造的经济前景,并极力引导其成为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势。制造业将改变传统制造模式,推行绿色制造技术,发展相关的绿色材料、绿色能源和绿色设计数据库、知识库等基础技术,生产出保护环境、提高资源效率的绿色产品。
国外发达国家积极推进 “绿色计划”和绿色制造,以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美国是较早推行绿色采购的国家,其绿色采购的法律依据是联邦的各项法律法规及总统令。在绿色制造方面,美国提出了再制造(Remanafacturing)及无废弃物制造(Waste-free Process)的新理念。德国1972年颁发了《废弃物管理法》至今,出台了近10部相关法律法规,从固体废弃物法开始,然后逐步扩展演变,引入到生产者责任制延伸制度和消费者付费制度。在欧盟方面,以 “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WEEE)、“限用有害物质防治法”(RoHS)、“欧洲能耗产品环保设计指令”(EuP)等三个法令为代表[3]。EuP于2007年欧盟会员国完成国内法,EuP指令首次将生命周期理念引入产品设计环节,把控制工业产品对环境污染的焦点从产品生命周期的终点向前延伸至产品的设计起点,将制造技术的发展从治理技术转变到控制技术,成为继WEEE和RoHS指令之后的第三大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影响也是全面而深远的。日本推出了“绿色行业计划”和“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通过公共教育、环境先导和IS014000认证系统实现绿色制造以提升企业竞争力[4]。
2.3 我国推动绿色制造的挑战
能源、资源、环境已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成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根据“十一五”规划目标,到2010年我国的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提高到60%。因此,制造业必须转变发展方式,走高利用、低污染的绿色制造之路应成为制造业生存发展的必然战略选择。
从国际环境看,随着欧盟环保指令的实施,尤其是欧盟EuP指令的出台,各个国家和地区必将响应以加速制定本地区、本国相应的环保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将演化成为全球标准。因此,我国制造企业将面临全球性的绿色市场压力,制造企业的竞争必将从性能、质量、成本的竞争上升到绿色品牌的竞争,绿色设计和绿色制造正在或即将成为工业生产的行为规范。
3 绿色制造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分析
发展绿色制造,实现制造企业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转变,是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建立与发展绿色制造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是促进生态文明制造的必要措施和重要保障,也是世界各国扶持绿色制造发展的通行做法。
3.1 绿色制造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构成
近年来,我国在绿色制造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国内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对绿色制造技术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探索,一些生产与服务的企业、科研机构和行业协会等机构结成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合作组织。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从总体上来看,我绿色制造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大量的困难和现实制约因素。由于缺乏政府和产业界的强有力支持,研究领域的系统性和深度不够;同时产、学、研、用相脱节,使绿色制造的理论和技术系统化不强,深度不够,实用性不足。而绿色制造社会服务公共体系的建设,能够促进制造企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整合,推动形成完善的产、学、研、用一体化的机制,促进绿色制造技术应用与创新的长效机制。
绿色制造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由政府部门、服务机构、制造企业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图1是整个服务体系的结构。绿色制造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不仅需要企业内部软硬件资源的投入和整合,更需要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和服务机构的支持,进而构建有效的绿色制造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从产品制造的供应连和整个生命周期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最终引导产生一个更具有可持续性的生产和消费系统。
3.2 政府的定位与功能
政府是绿色制造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依托和最重要的支撑力量。一方面,加强政府规范和管理,营造绿色制造服务的规范化和持续性,健全促进绿色制造建设的法律法规环境,为企业绿色制造活动提供保障。另一方面,由政府有关部门参与建立绿色制造社会化公共服务机构,并加大对绿色制造的投入,积极探讨利用大型制造企业和吸引社会资金设立绿色制造技术、工艺专项资金,建立绿色制造激励机制。在绿色制造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中,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体系功能与运作机制的设计者,发展方向与路径的引导者,发展环境建设与优化的推动者。
3.3 服务机构
服务机构是绿色制造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纽带和桥梁,服务机构主要由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和供应商组成。服务机构承担着优化资源配置,为制造企业提供绿色设计、工艺设计与验证、清洁生产和行业发展趋势等信息服务,提高绿色设计与制造水平;另一方面为制造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应用推广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人才培训服务和合作交流等专业服务。在绿色制造社会化公共服务体系中,服务机构的角色应该是社会化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企业绿色设计的服务者、政府产业政策的执行者和整个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实际运作者。
3.4 制造企业
制造企业是整个公共服务体系的主体,制造企业通过推进绿色技术和工艺在生产、经营和管理等方面的应用,改造传统产业模式,不断提高自身的绿色竞争力。制造企业在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和服务机构的支撑下,从宏观经济市场的方向出发,分析客户需求、供应链和绿色设计的发展方向,建立产品绿色设计基本技术库;生产过程中,集成面向环境的产品结构设计、产品材料选择、制造环境设计、工艺设计、包装方案设计和回收处理设计技术,对已提出的方案按绿色设计要求进行汇总和分析,确定绿色设计的集成方案,实施环境管理系统和产品服务规划,对新产品进行正式投产,并建立产品绿色档案。产品生产之后,检查是否符合绿色设计的测试结果,并制订后续的绿色设计计划。
4 绿色制造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模式
推进绿色制造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制造发展的主要环节。绿色制造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可采用骨干制造企业示范带动模式、中小制造企业集群模式和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模式。
4.1 骨干制造企业示范带动模式
骨干制造企业具有雄厚的实力,在产业链中居于核心地位。由于骨干制造企业与为其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众多中小制造企业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中小制造企业出于长期与骨干制造企业合作的需要,往往要根据其要求建立相应的制造平台。
骨干制造企业带动相关绿色制造的发展模式,是产业链发展的典型表现,符合“虚拟企业集团”的发展趋势。骨干制造企业在绿色规划、设计、实施等阶段的需求,是产业链中绿色建设的牵引力,它使得绿色建设的目的明确,应用效果显著。中小制造企业与骨干制造企业的系统对接,可以分享骨干制造企业乃至整个产业链的整体优势,提高整个产业链的绿色竞争力。骨干制造企业带动模式,是一种目标明确、见效快、值得政府大力推广的绿色制造发展和推广模式。同时,这是一种“虚拟企业集团”竞争模式,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4.2 中小制造企业集群模式
企业集群是指经营同一行业的众多中小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从企业规模上看,集群以中小企业为主。集群内部中小企业间分工明确,相互独立、平等,没有上下级关系,企业间基于信任、认同与互惠等进行市场交易,通过垂直,水平互补关系形成区域生产系统;集群对外功能相当于一个大企业,生长、销售、研发等功能单位比较完备[5]。
我国是一个中小制造企业众多的国家,在各大行业和一些重点地区逐步形成了以产业分工为纽带的中小制造企业集群,其中以浙江、广东最为突出。集群经济环境下中小企业绿色制造建设中存在以下优势:第一,各企业的管理流程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其管理平台可以共用;第二,地理位置相对集中,基础设施的硬件平台可以相互共享;第三,由于处于同一集群,利益最大化的需求促使它们对绿色设计、规划和实施具有趋同的要求。以产业集群的角度来整合资源,建设面向集群经济的中小制造企业平台,既可以利用产业集群中设计平台与硬件平台资源共享的优势,又可以规避经济及技术方面的风险,从而为集群中各中小企业提供全面的绿色规划、设计、实施和评估等服务。
4.3 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模式
绿色制造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既要调动服务机构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市场化力量推动绿色制造服务体系的完善;又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引导、组织协调和资助。特别是对于基础性绿色制造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对于整合社会服务资源,促进生态文明制造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搭建绿色制造公共服务平台,其目的在于通过整合与优化配置区域资源,开展共性技术的应用服务,降低制造企业成本,提高区域企业群的整体竞争力,同时也可促进服务机构的发展。制造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应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通用性,平台的服务功能适合制造企业行业特点,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区域企业群体共性的技术需求,解决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二是专业性,平台具有面向制造企业产品全生命周期各业务环节的服务,具有满足企业个性化需求的服务功能;三是实用性,平台的功能要素应针对制造企业的特点,并可根据自身发展实际需求,在平台上采取自助式服务。
5 结束语
面对全球化的趋势,发达国家绿色产品的强力冲击和“绿色壁垒”,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将会形成越来越大的竞争力和生存威胁。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生态环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建设节约型社会,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以尽可能小的经济成本保护好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发展取向。
节能环保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主要内容;节能环保与民生紧密相关,也事关社会公平,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利益主体。正因为如此,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把节能降耗、保护环境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绿色制造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审视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在产品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问题,从源头节能治污,是促进节约型生产方式形成的有效路径。有效地开展绿色制造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绿色制造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整合,推行高效率、低消耗和可循环、少排放的绿色制造模式,有效地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于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迈向制造强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姚锡凡,等.一种新型的制造模式——绿色制造[J].制造技术与机床,2005(8):34-35.
[2]郑季良,邹平.绿色集成制造系统的经济分析——基于产业集聚的视角[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9):80-82.
[3]童昕.欧盟电子产品环保指令的跨国影响——深圳—东莞电子制造企业调查[J].生态经济,2007(9):32-35.
[4]高彩云.绿色贸易壁垒二重性之积极作用分析[J].企业经济,2004(9):11-12.
1.社会服务
蒂特马斯(1951)第一次提出“社会服务”概念,他认为社会服务和以现金支付的社会保险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二战以后,随着福利国家的发展,社会服务的内容日益增加,高水平和高质量的社会服务已经成为当代福利国家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发达国家的社会服务模式已经不再局限于初期简单的针对生活困难者的物质济贫服务,而是扩大了社会服务对象,增加了社会服务内容,创新了社会服务形式,实现了由早期简单的生活救济型社会服务向全面的、以服务促发展的普惠型的社会服务的转变与提升,在优先确保社会弱势群体的照顾服务基础上,现代社会服务功能得到实现,社会服务体系也逐渐成熟。
社会服务是指以提供劳务的形式来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活动。狭义指直接为改善和发展社会成员生活福利而提供的服務,如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生活福利服务。广义的社会服务包括生活福利性服务、生产性服务和社会性服务。
公共服务是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等提供保障。公共服务以合作为基础,强调政府的服务性,强调公民的权利。
本文中所涉及的社会服务概念是指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中规定的、除却其中的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医疗卫生之外的其他所有公共服务类别,包括劳动就业服务、社会保险、基本社会服务、人口与计划生育、基本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等7项内容。另外,还包括政府主体自身所划定的公共服务项目,包括市政设施、环境卫生、市场服务(监管)等内容。
2.社会服务体系
《辞海》中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相互联系的系统而构成的一个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社会服务体系”是指对社会服务范围和标准、资源配置、管理运行、供给方式以及绩效评价等所构成的系统性、整体性的制度安排,其核心问题是要确定主体构成与责任划分。社会服务体系的有效构建能使得地方政府在建设新型社会的过程中精确社会服务范围、明确服务标准,并且在体系内部能更还的发挥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促使居民享受更多更好的社会服务。社会服务体系不同于传统的以政府为单一服务主体的形式,将政府与社会相联系,发挥各自优势,实现社会服务效益的最大化。
3.新型社会服务体系
本文所指的“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主体的构成方面,传统社会服务体现构建中存在巨大的主体缺失问题,政府在处理日常事务的同时,还需要花时间想居民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这就导致了政府职能的庞大和冗杂,可能无力从繁多的社会事务中抽身解决相应社会服务问题。二是供给方式和考评方式。公共服务的供给是政府职能之一,传统的单纯依靠政府供给方式,已经或正在被充分挖掘市场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多元化供给方式所取代,而且多元化的供给方式在不同国家也正在朝不同的方向发展。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研究与政府改造密切相关,尤其是在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使政府职能不得不随之进行深刻转变,所以,当前中国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研究有相当部分是围绕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而展开。一般认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主要目的就是使政府能够以公民和社会本位为理念,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引进各种市场与社会力量,向社会提供公正、透明、高效的公共服务。所以,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与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改善相结合,而这种结合,又必然涉及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理念、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制度设计、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绩效评价等具体内容。公共服务既是政府的主要职能,又是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和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谁来评价公共服务的质量,如何评价公共服务的结果,便成为公共管理领域困待解决的问题。新型考评方式不再也政府为不为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而是在政府作为以后取得的效果如何为标准,在新型社会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注重服务质量和效果,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应用错位。
二、相关研究综述
1.关于社会服务主体的研究
德国现代著名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指出“社区的服务主体是“公共服务”,社区的工作人员应由社区居民担任,社区的工作人员既是社区的“服务者”,又是社区的“被服务者”。美国行政学家戴维·奥斯本提出:“社区的服务主体不但应包括本社区区域内的居民,还应该包括流动人口,要增强社区服务主体的参与性,在更大的范围内招募社区服务主体,使之成为社区的服务者与被服务者。”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兴起了“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等理论,对社区服务的主体进行了进一步的界定与说明,其中“新公共服务”理念是“政府是服务者而非是掌航者,强调以公民为中心,更加注重公共服务的内涵和机制的创新,更好的为社会和公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主张社区管理过程中,行政化与社会化的共同作用,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为社区建设服务。”“政府再造”理论,是指弱化政府的行政职能,将“管理”不断向“服务”转变。王思斌教授(2003)指出:“在我国,政府是社区服务的主体,社区的经费管理、
综上,从现有研究来看,特别是西方相关学者一致认为在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应该改变以往单一的以政府为服务主体的现状,整合社会力量,以多元化社会力量向社区居民提供更加充实便利的社会服务。集合我国国情,在建设新型社会服务体系的过程中应该人事安排、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政府的安排,政府是社区服务的主要参与者和决策者。于显洋(2006)指出:“当前应该大力将社会民问福利组织、志愿者、其它团体纳入社区服务主体中,对服务主体进行改造与拓展,才能够激发社区服务的活力,同时要将广大社区居民也纳入服务主体,增强社区服务的主动性与互动性。”以政府为核心,同时充分发挥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以及相关个人的积极性,共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贡献自身力量。
2.关于社会服务体系内容的研究
美国的巴利将社区服务分为“社区内部服务”与“社区外部服务”两方面内容,社区内部服务,主要倾向于社区福利与弱势群体的照顾等方面;社区外部服务主要在于为社区居民在生活、起居、食品、医疗、养生、教育等方面提供的服务。传统的社会福利学将社区的服务内容主要定位为为弱势群体提供福利服务,而在新时期,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必要将社区服务内容拓展到居民生活的其它领域。许一鸣(2008)认为:“社区的服务内容应该走多元化的道路,不但要注重社区服务内容的福利性,更要注重社区服务的市场性与经营性。”
综上,无论是从国外现有研究还是国内现有研究来看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容趋向于多元化,不仅对弱势群体提供福利服务,而且社区服务的内容已经拓展的居民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在构建过程中注重社会化与市场化并重。
3.关于社会服务供给研究
吉达尔(2010)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对社区供给系统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按照地理区域的方式对社区供给服务进行划分是最有效的方式,作为人们生活最基本的空间系统的社区,要在区域间实现供给功能的整合。通过社区间的联合,在服务的供给方面方能取长补短,实现资源供给的最大共享,充分发挥社区的体制活力。”王建生(2012)指出:“做好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不但是地方政府的事情,也不能完全依赖于社区的广大居民,而要对内大力发展志愿者组织,对外积极与社会慈善、福利机构联系,共同为社区提供服务。政府要从社区服务供给中退出,将广大社会组织引入社区服务中来,要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实现社区服务供给者的多元化。”
综上得出,政府在社会服务的供给不仅要区域间的整合和划分,还要依赖于广大社会组织和居民等其他主体的作用,从而实现资源供给的最大共享和多元化。
4.关于社会服务评估的研究
我国在加入WTO后,对政府行为的可控制性、透明性、服务性和回应性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绩效评估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虽然近几年,各地方政府在绩效评估实践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机关目标责任制、效能建设、社会服务承诺制等,但整体上还存在诸如评估内容和程序不规范、评估结果信度低、运用差等问题。随着国家经济改革持续深入、民主政治日益加强、社会文明全面发展和人民公民意识大大增强,我国政府正处于全球化趋势下政府转型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进行以建立民主、责任、高效、法治和透明的服务型政府为目的的新一轮政府治理模式改革。重视和加强对政府绩效评估的研究,探索适合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政府绩效评估科学模式,是加速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有效手段。政府绩效评估作为政府绩效管理的核心,在提高政府行政水平和执政能力,推动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政府行政职能转变等方面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综上可以看出,我国越来越重视对于政府服务的绩效评估,通过对社会服务进行有效的评估,能够及时发现现有社会服务中存在问题,实现社会资源利用的最合理化。
5.关于社会服务体系存在问题的研究
程玉申(2002)年指出:“当前我国社区在服务项目建设、物业管理等方面问题较为突出,有的地区片面的追求在社区服务中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区服务的社会效益。”从当前发展情况来看,单纯的注重社会服务中的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服务效益会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埋下隐患。这种隐患的突然爆发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也会阻碍我国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王国枫(2005)认为:“我国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中,政府对社区的干预较多,基层社区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执行以街道办事处为中心的政府派出机构的意志,社区建设成果更像是一种关于地方政府政绩的展示,违背了社区服务的初衷。”陈晏(2009)认为:“社区与村委会一样,是我国基层的居民自治组织,既然是群众自治性组织,那么必须充分发挥出群众在社区服务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社区当前的重要问题就是群众的参与性较弱,将社区服务的职能完全压在社区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身上,使得服务效能不能有效的发挥,社区服务专业化程度低。”比如在政务中心方面:“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建立增加了原有的政府行政管理的层次,集中办公、一条龙服务固然可以部分达到高效省时的目的,但依然不能避免反弹的隐患。“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很可能演变为“二政府”,反而加重人民的负担。其次,虽然大多数审批项目名义上已经进驻政府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办公,但是有很多部门并没有真正把审批权力下放给窗口的工作人员,仍然有许多事项无法就地解决,窗口只是起着“中转”的作用,反而延误了工作时间和工作效率。当前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服务内容的项目单一和质量不高;服务主体的参与不足和职责不清;服务供给方面的投入渠道少和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缺乏对社会服务的有效评估。
综上,可以看出国内外关于社会服务体系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国外的社会服务趋于多元化,市场化与社会化并重,而我国在社会服务方面是以政府为主体的一元化服务。我国社会服务与西方福利国家相比出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同时由于在发展初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社会服务更加注重社会经济效益,同时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必须找到适合我国具体国情的社会主义方式,社区服务更加注重联系具体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区域优势,整合区域资源,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而国外的理论研究为我们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从研究成果来看,对于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的措施比较少,虽然有学者给出一些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的措施和建议,但是大多限于理论层面,与实践结合的并不密切。
通过对于文献的梳理,对于我国的新型社会服务体系建设而言,我认为可以以实现政府主题的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为目标,从而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和相匹配,在强调政府主体地位的同时,同时强调发挥社会组织和市场的主体地位。依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决定,我国新型社会服务体系的建设和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应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为导向,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减少对社会微观事务和市场微观事务的干预。同时,加强对市场活动监管并建构完善的监管体系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引入竞争机制,增强社会购买范围。以民生需求为导向,加快社会事业改革,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社会服务体系和监管体系建设,提供多样化的社会服务;以权力的双向运作(政府与社会)更新社会服务供给观念,再造社会服务供给流程。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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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伟.我国西部地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J].经济体制改革,2004(5):108-111.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新农业的一个基本内涵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离不开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的建设。早在1991年,国务院就下发过《关于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然而,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在运转中并不是很顺畅,主要是由于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还很薄弱,与农村改革发展需要比,与发达国家水平比,还存在差距。实践证明,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产品竞争力增强,需要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以及转变政府的扶持方式。
2004年,农业部制定了2004年—2010年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建设规划》,构建和完善了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的蓝图,明确了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建设目标和基本思路,提出了改革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体系建设投入机制等几项具体的保障措施。同时,政府在社会服务中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确保公益性职能的履行;通过政策扶持,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农民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开展为农服务营造良好的环境。逐步实现公益性与经营性服务分开,形成政府主导、示范带动、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高效机制;逐步形成政府与市场互动发展、互为补充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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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2年第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
王新宪文章《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文章深刻分析了“十
二五”时期残疾人事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阐述了“十二五”时期残
疾人事业发展的主题主线,强调坚持以残疾人为本的理念,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参与、残疾人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的发展模式,强化普惠与
特惠相结合的制度安排,大力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为残疾人生活和发展提供稳定的制度性保障,促进残疾人平参与社会生
活,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文章全文如下:
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
王新宪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健全残疾人社
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为残疾人生活和发展提供稳定的制度性保障”。
国务院批转的《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以残疾人社会保
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为主线,对“十二五”时期残疾人工作作出了全面
部署。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人口发展和老龄事业、妇女儿童事业等国家级
专项规划也都对残疾人两个体系建设相关内容提出了明确要求。加快推进
残疾人两个体系建设,推动残疾人事业科学发展,帮助广大残疾人和全国
人民一道向着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迈进,是“十二五”时期加强社会建
设、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正确认识“十二五”时期残疾人事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十一五”时期,残疾人事业迈出了历史性新步伐。党中央、国务院
颁发《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对残疾人事业作出重大部署;
修订《残疾人保障法》;成功举办北京残奥会、广州亚残运会等重大文化
体育活动,扶残助残的社会氛围日益浓厚;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
系建设扎实推进,政府和社会为残疾人服务的能力显著提高,城镇残疾人
社会保险覆盖率由34.8%提高到60.9%,农村残疾人参加新农合的比例达
到96%,城乡1000万残疾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1000多万残疾人得到不
同程度的康复,残疾人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新增城镇就业残疾人近180
万,610多万农村贫困残疾人通过扶贫开发解决温饱,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实现了人生和事业的梦想,过上了幸福和有尊严的生活。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残疾人事业发展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残疾人总体状况与全社会平均水平差距较大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不健全的问题仍然相当突出,残疾人事业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相当突出。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0%,仍有相当一部分适龄残疾儿童未能上学,超过一半有就业能力的城镇残疾人未能就业,近1/4的城镇残疾人未参加任何社会保险,约40%的城镇未就业残疾人和70%的农村未就业残疾人主要靠家庭供养。残疾人在基本生活保障、就业、社会参与等方面还面临一些新的困难和压力,残疾人的利益诉求和过上更好生活的期盼日益迫切。残疾人事业仍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亟待加强的一个薄弱环节。
“十二五”时期,残疾人事业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党和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着力加强社会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残疾人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为残疾人事业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建立,扶残助残的社会氛围日益浓厚,为残疾人事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我们必须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坚持把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作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把健全残疾人两个体系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优先领域,把保障残疾人基本需求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任务,推动残疾人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准确把握“十二五”时期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主线和指导原则推动“十二五”时期残疾人事业科学发展,意义重大、任务艰巨、工作繁重。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中国特色残疾人事业发展道路,健全残疾人两个体系,为残疾人生活和发展提供稳定的制度性保障,为实现残疾人与全国人民共奔小康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坚持以残疾人为本的理念。要把改善残疾人民生、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作为残疾人事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立足于解决广大残疾人的生产、生活困难,使他们的基本生活得到稳定保障,享有康复、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积极创造条件发展残疾人教育,大力促进残疾人就业,激励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尊重和保障残疾人对残疾人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建立健全残疾人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护机制。
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参与、残疾人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的发展模式。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残疾人工作领导体制,将残疾人工作纳入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充分发挥政府残工委的综合协调职能,完善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齐抓共管、高效运作的工作机制。综合运用各种财税支持手段,建立稳定增长的残疾人事业发展经费投入保障机制。更加注重社会力量在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重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形成有利于残疾人事业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加强残疾人组织建设,使各级残联成为“残疾人之家”,成为党和政府联系残疾人的桥梁纽带和发展残疾人事业的参谋助手。
强化普惠与特惠相结合的制度安排。要将残疾人作为重点对象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服务机构要为残疾人提供特殊扶助和优先服务,保证残疾人能够以平等的机会享有与其他社会成员均等的普惠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同时,要充分考虑残疾人的特殊困难和需求,制定残疾人专项社会保障制度,大力发展残疾人康复、特殊教育、就业服务、无障碍环境建设和文化体育等特需服务,提高服务的制度化、专业化和标准化水平,保障残疾人在享有社会保障和服务方面实现结果上和实质上的公平。要将残疾人专项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建设放在优先位置。
加强基础工作,提高残疾人事业管理科学化水平。加强分类指导,推进残疾人事业城乡区域均衡发展。西部地区要突出重点,优先解决残疾人的基本生活、上学、就医、就业等迫切需求;中部地区要加快发展,缩小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东部地区要全面建设,努力实现保障和服务的能力、水平与残疾人的需求相适应,率先实现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的制度化、专业化和标准化。按照城乡一体化要求,加大对农村残疾人生产扶助和生活救助力度,完善农村残疾人保障制度和服务设施,加快推进城乡残疾人社会保障一体化和服务均等化。落实城乡基层组织的残疾人工作职责,努力增强基层为残疾人服务的能力。加强残疾人事业基础数据收集,加强对政策和规划实施的统计监测和绩效评估,加强对残疾人事业理论与实践研究,不断提高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三、认真落实“十二五”时期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重点任务
“十二五”时期残疾人事业发展要紧紧围绕两个体系建设,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保障贫困残疾人基本生活,初步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社会保障是残疾人的民生安全网。要落实社会保险补贴,帮助残疾人普遍加入
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逐步将残疾人基本医疗康复项目纳入医疗保障范围。将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全部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应保尽保,提高低收入残疾人生活救助水平。加快建立贫困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辅助器具补贴等制度,扩大残疾人社会福利范围,适当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实施一批助残慈善项目,推进残疾人慈善事业加快发展。完善社会化的康复服务和托养网络,全面开展社区康复服务,使残疾人通过康复,恢复和补偿功能,增强生活自理和社会适应能力,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大力提高残疾人受教育水平,千方百计促进残疾人就业。全面良好的教育是残疾人实现平等、参与、共享的基本条件,是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关键。要进一步完善残疾人教育体系,帮助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普遍接受义务教育。积极发展残疾儿童学前康复教育,对残疾儿童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予以资助;逐步实施残疾学生免费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残疾人职业教育,加快发展残疾人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健全特殊教育保障机制,完善残疾学生教育救助政策。强化残疾人就业保护和就业促进政策措施,大力开发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认真实施《农村残疾人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加大对农村残疾人生产扶助和生活救助力度。继续开展残疾人康复扶贫。
促进残疾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满足残疾人精神文化需求。要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以满足残疾人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服务至上,完善面向残疾人的文化服务设施,发展公益性、群众性残疾人文化事业,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实施好残疾人文化建设工程。促进残疾人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均衡发展,提高残疾人竞技体育水平。
加强残疾预防,有效控制残疾发生和发展。由于工业化、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加快,我国正处于残疾风险的高发时期。要将残疾预防作为“十二五”时期残疾人事业的一个战略重点,制定和实施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建立综合性、社会化预防和控制网络,形成信息准确、方法科学、管理完善、资源共享、监控有效的残疾预防机制。实施重点预防工程,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有效控制残疾的发生和发展。
重视基础支撑条件建设,促进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可持续发展。要认真贯彻落实残疾人保障法,制定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修订《残疾人教育条例》,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政策法规。加强对残疾人服务设施的统筹规划,加大投入,重
点扶持。加强残疾人事业领域的科技创新和成果应用,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统计指标。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展残疾人社会福利事业,大力倡导志愿助残。做好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履约工作,建立健全国家履约机制。
大力推进服务社会化
农业支柱产业开发走生产规模化、布局集中化、产品品牌化、运作专业化、经营组织化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道路,就必需销产供相衔接、产学研相结合、贸工农相匹配、政企农相联手的,涵盖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
最大限度地整合各方力量。所有涉农的行政事业单位、科研院校、龙头企业、农村合作组织及其它社会力量都应该被吸引在相关的专业“产业链”和“工作链”上,在其最具优势的环节上发挥作用,形成最大合力。作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既不能停留在抱怨体制障碍、在一些影响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无所作为,也不能“闭门造车”,搞“小而全”、“大而全”。要突破体制束缚,“跳出部门抓农业发展”,引导和集聚各方力量共同合作,由“包打天下”向“领打天下”转变。我省不少地区抓住烟水配套工程需要轮作的机遇,主动对接,茬口有机组合,“借‘基’生蛋”,作出了很好的示范。
最大限度地整合涉农资金。中央早就提出各类涉农资金可“统一规划、统筹安排、渠道不乱、用途不变、相对集中、重点使用、各记其功”。省财政厅“以支农资金整合促进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以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带动支农资金整合”思路的提出,更使这一原则的落实具有了可操作性。实践证明,用项目和产业争取资金和主动整合资金,是可行的。在茶产业发展中,省农业厅即以3000万专项资金为引导,整合了省直有关部门、7个市(州、地)、56个县(市、区、特区)及中央财政共约3.11亿元资金专项用于茶产业发展。
大力培育“龙头”和“抓手”。龙头企业、合作经营组织和农村经纪人可以在引领产业发展、领军技术进步、引导培训农民等方面发挥政府部门难以发挥的作用,也可以作为“二传手”,有效地放大部门的服务。如贵阳市开阳县2002年引进台农公司良种猪场项目,引导了全县范围的“养猪技术革命”,养猪规模和技术水平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因此,各级农业部门应当将引进及培育龙头企业、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和培育农村经纪人队伍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大力配合地方党委政府招商引资。在龙头企业培育问题上,要更加注重小企业和农村经纪人的发展。
积极探索农业服务外包的有效形式。政府职能服务外包是美国小企业服务社会化的一大特点。sba扶持服务小企业、培训企业家、培训老百姓就业创业的项目,多数采取外包的形式。国务院也提出“采取委托、招标等形式,引导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等社会力量承担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项目”。我省农业项目服务外包中,国家信用制度和体系缺失、信用信息不对称,我们难以掌握、也没有逐步建立起较规范、较系统的相关企业的信用信息数据库,企业弄虚作假、失信成本太低。因此当前,我们应先从重点企业着手采集和整理信用信息,逐步建立全省农业系统统一的涉农企业及服务机构征信系统数据库,并在系统内先实行信息共享。同时,建立相关信用监督和惩戒制度,对不守诚信甚至违法乱纪的企业坚决列入“黑名单”,以严厉惩戒倒逼诚信的建立。
大力推进服务手段信息化
加强农业信息化的软件建设。近年来,贵州有线无线信息网络硬件建设已具一定水平,“远程教育”等信息化工程已取得一定成效。在这两大状态并存的情况下,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三农”服务、提高服务水平,毫无疑问是一个穷省实现“四两拨千斤”最为费省效宏的有效途径,理当摆在相当重要的位置。贵州农业信息化的“短板”和突破口是软件建设。涉农网站有十来个,打开后大多是领导、部门活动信息、各类简报文件等。服务对象需要的、具体的、实用的、个性化的服务项目极少。因此,应当将贵州农业信息化建设工作的重点由硬件建设转移到软件建设上来,认真研究梳理现有硬软件现状、“短板”及其“填平补齐”的措施,以有效提高信息化服务水平。
创新和完善信息化服务机制。农民收入和文化水平不高及单家独户劳作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必须为他们提供简单明了、适时实用、操作性强的农科知识及其他信息,这是贵州农村信息化的生命力之所在。
当前,一要抓紧“造车”。围绕支柱产业,花相当的人力、资金和时间抓紧开发相关软件和编辑适应信息化传递方式的技术、市场及其他相关信息。同时推上农业信息网、贵州信息港等大众通道,实行信息资源共享。二要建设队伍。建设多层次、多专业、多成分、大批量、广覆盖的信息化专业技术和法规政策服务人才队伍,专门从事网站软件开发以及市场信息、专业技术、经营管理和法规政策等电子信息资料的研究、收集、整理和信息化服务。以“用钱养事”的思路,在条件允许和自愿的前提下启用相关退休专家以及开发利用在职技术人员的业余时间。三要加强宣传和培训。各种提供服务的信息化渠道都要广而告之,同时要加强农民、基层农技人员和农村干部信息技术培训(可先培养一大批农村信息化带头人)。四要打造平台。痛下决心盘活存量、因地制宜,打造或改造几个真正对农户和企业有用的网站及融互联网、手机、电视台、广播电台等于一体的综合立体平台,多形式、多渠道提供信息化服务。
大力推进管理规范化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农业行政管理方式已经从单纯的运用行政手段,转变为运用法律的、经济的和行政的综合手段,农业行政执法已成为农业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省在全国较早推出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和开设集中受理行政许可的政务大厅两项改革,向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由于长期以来农业部门定位于抓生产、开展技术推广等,农业行政执法和农业行政许可工作长期不甚规范。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非进即退,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一方面,要深化改革,以人民群众满意、发展环境优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完善和提高政务大厅的功能,实行完全集中行政许可;进一步深化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要追究。同时,大力推进电子审批,扩大网上办公范围,实行电子监察;减少行政执法层次,适当下移执法重心;腾出大量人手来抓发展、抓示范、抓培训、抓信息、抓服务;建设“法治部门、责任部门、服务部门、效率部门”。
另一方面,以规范行政行为、规范服务行为、规范政策行为、规范办事行为为目标,加强制度建设。围绕“权、钱、物、人”关键部位,建立健全用制度管人、管事、用权的行风建设长效机制和相关制度,并全面公开,接受群众监督,以防止不廉洁行为。
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化
一、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与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取得飞速的发展, 但是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的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 与经济的发展水平不匹配, 主要突出的问题是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的覆盖面窄, 服务设施少、专业人员缺乏, 资金投入不足, 无法解决残疾人的基本需求。
目前, 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的建设在我国取得了一定成效, 残疾人参与社会的环境和条件有所改善, 但是还存在许多问题阻碍了“两个体系”在建设过程中的速度和力度, 主要问题有:理念排斥、政策执行不到位、财政投入过少和资源的不足。
二、完善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与服务体系的措施
(一) 充分发挥政府的责任主体作用。在我国, 政府是残疾人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 因此政府需要积极发挥引导作用, 在制定和建设残疾人的保障措施当中, 鼓励、支持企业和个人参与到对残疾人的社会保障中来。政府应当发挥的具体作用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应当发挥优势作用, 增加对残疾人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政府的职能作用和财政投入是维护残疾人社会保障的重要途径, 同时政府要引导社会各界发挥各自的强项, 拓宽筹资渠道、增加资金投入, 这样才能使残疾人的家庭减少负担, 提高残疾人的生活水平, 维护社会的稳定。具体措施如卫生部门降低残疾人的治疗费用, 加强对残疾人的医疗救助, 扩展对残疾人医疗保险报销的范围;市政和交通部门要加强方便残疾人生活和出行的环境设施建设;教育部门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保证残疾儿童和少年接受教育, 加强对成年残疾人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等等。二是政府要重视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在构建残疾人的社会保障体系中, 政府一定要重视社会非营利性组织发挥的作用, 这样才能真正做好残疾人的社会保障工作。第一, 政府要帮助宣传, 增强人们对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的信任, 激发非营利性组织帮助残疾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二, 鼓励支持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加入到对残疾人的社会保障队伍中, 放低非营利性组织的准入标准;第三, 坚持政府为主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为辅的原则, 宏观上把控残疾人社会保障的发展方向。三是政府要坚持普惠与特惠的协调发展。在我国目前对残疾人的社会保障体系里主要是普通型的社会保障, 政府针对残疾人只提出了一般的经济救助和生活保障, 无法满足残疾人需求的多样性, 所以政府应针对残疾人的特殊需求制定专项的服务保障, 在实现一般经济救助和生活保障的前提下, 主动积极地按残疾人的特殊需求制定政策, 满足残疾人需求的多样性, 实现普惠与特惠的相结合。
(二) 健全完善现有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残疾人数量大、种类多而且导致残疾人伤残的原因也多种多样, 这就要求我国健全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 维护残疾人群体的利益。当前, 政府应重点做到以下四个方面:第一, 完善残疾人的社会救助制度。政府对贫困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分别建立生活补助和护理补贴制度, 提高低收入残疾人的生活水平和重度残疾人的生活质量, 充分利用有关残疾人的福利性网络资源发挥社会基层组织的力量, 把救助残疾人的具体活动公布出来以满足各类残疾人的需求, 这种保障活动要明确清晰, 能够接受人民的监督, 保障残疾人的公平权益。第二, 政府需要加强对残疾人的教育, 主要包括增加对残疾人的教育投入, 改变残疾人受教育的环境, 对残疾人因材施教, 有听力、语言障碍的残疾人进入聋哑人学校, 有智力障碍的残疾人进入到社会上的特殊教育学校等等, 同时要重视教师队伍的培养, 提高从事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技能, 对从事特殊岗位的教师给予一定的津贴, 鼓励教师在教育事业上无私奉献、尽心尽力的行为。第三, 政府要保障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的就业需求。国家要大力发展集中就业, 建立专门的企业来接纳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或是设立制度要求现有企业和机关按比例招聘残疾人员工, 并给予这样的企业和机关一定的资金扶持;开发残疾人特色岗位, 在企业和机关的很多岗位上, 残疾人比正常员工更适合, 比如聋哑人在生产企业的零部件加工工作, 由于聋哑人听力差、交流不便, 不会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在工作中就会专注认真, 有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提供劳动就业的相关服务, 对自主创业的残疾人国家要给予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 政府要对已有的就业服务大厅设立专门的残疾人就业窗口等其他的相关服务。第四, 政府采取措施完善残疾人康复保障工作, 康复服务是残疾人应当享有的权利, 政府需要完善残疾人的康复服务体系, 建立多样的康复项目, 帮助残疾人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生活能力, 康复体系的建立主要包括建立完善的康复机构和开展残疾人的专项康复项目和医疗保险项目, 同时还要加强康复工作人员的技能培训。
(三) 统筹城乡发展, 缩小社会保障的差距。我国社会发展中, 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快于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 城市的发展速度快于农村的发展速度, 使得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 导致经济发达地区残疾人的保障水平高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残疾人的保障水平, 这就需要国家协调区域发展, 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社会保障投入力度, 还要加大对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 适当提高农村的残疾人的补助标准、教学水平, 增强农村残疾人的劳动生产和竞争能力, 还要在农村广泛建立特殊的卫生室、卫生站, 提高在农村服务的医疗人员的职业技能, 保障农村残疾人享有与城市残疾人平等的权利。
(四) 加强有关残疾人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的建设, 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残疾人社会保障有效的实施必须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做后盾, 目前我国对残疾人的专项立法很少, 残疾人社会保障的具体实施方案没有法律可依, 造成方案落实困难, 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法制的建设, 加强对残疾人的专项立法, 借鉴他国对残疾人社会保障过程中的经验和残疾人的自身特点, 制定有别于全体公民的特殊、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在残疾人社会保障工作过程中, 政府需要建立专门的监督机制, 确保针对残疾人的各项保障政策能够落实, 防止专项资金的流失, 同时在监督过程中, 检查和评估政策的可执行性和有效性, 为修改和完善保障政策提供依据。
三、结语
综上所述, 我国在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与服务体系的建设中还存在许多的问题, 如要保障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和生存环境就必须健全和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 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社会矛盾, 构建和谐社会, 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政府应当充分发挥责任主体作用, 健全完善现有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 统筹城乡发展, 缩小社会保障的差距, 还要加强有关残疾人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的建设, 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 促进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事业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加快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J].求是, 2010
[2]杨志民.对加快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J].实践 (党的教育版) , 2010
众所周知,二十一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目前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步入了老龄社会,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或即将进入老龄社会。1999年,我国步入老龄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全球老龄化的进程。《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十二五”期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由1.78亿增加到2.21亿,平均每年增加老年人860万;老年人口比重将由在13.3%增加到16%,平均每年递增0.54%个百分点,到2030年全国老年人口规模将会翻一番。面对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趋势,社会养老服务事业也越来越重要。不过,以我国现阶段的养老模式状况而言,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面临冲击,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社会化养老模式尚未形成,社会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突出,没有形成一套完整健全的体系。本文通过介绍邻国日本成功的养老经验,通过比较研究,摸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道路,并给出相关的建议。
日本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简介
作为亚洲第一个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日本较为成功地解决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养老问题,在实践中总结了一条与自己国家体制相适应的道路。特别是建立了一种以民族工业传统为基础、法律制度为保障、以专业化服务为手段、以收养型福利机构骨干、以社区化照顾系统为主体的老年人服务体系,既避免了高福利国家的弊端,又满足了老年人的福利服务需求。
健全的法律保障制度,为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统计数字显示,截止2013年日本65岁老年人占人口总比例的25%,预计到了2024年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数的30%,并且日本虽然是最后一个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工业化国家,但是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却是世界上最快的国家,日本的高龄化比率在1970年达到了7%到了1994年增长到了14%,仅仅用了24年,同一过程法国用了130年,美国用了45年。面对老龄化人口的飞速进程,日本的老年人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法律制度也经历了一个由发展到逐渐完善的过程。目前由一些相关法律构成了老年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基础。例如:
《老人福利法》于1963年正式颁布实施,被称之为“老人宪章”确立了日本现行的老人福利制度的基本框架。其中,老人福利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和社会应开展的老人福利服务的内容,包括:开展家庭福利服务;组织派遣家庭服务员协助老人处理入浴、饮食、排泄等生活问题;兴建托老所和保健中心,为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福利服务;大量建立老人福利院为有困难的老人提供收养、护理和康复等服务还要开展各类学习讲座,组织老年人俱乐部,充实老人的精神生活,活跃老人社交活动。同时,还将老人福利设施划分五种类型:老人养护之家、老人特别养护之家、低费老人福利院、老人福利中心和收费型老人公寓。
《老人保健法》解决了老年人医疗费用和医疗服务的问题。该法在强调确保医疗服务的同时,加强疾病预防、治疗及功能训练等综合性保健。此法的颁布,使日本形成了一种以积极预防为主的老娘年任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并且在此基础上设立了老人病院、发展预防保健事业、建立保健设施和实行上门服务等措施,为老年人提供了全面的医疗保健服务。
通过法律的实施,确保了老年人的晚年经济收入,同时,有效的解决了老年人的看病问题,以及生活方面的护理问题,最后也丰富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福利四法的全方位、多层次、强有力的實施使得日本的养老服务体系顺利、健全的发展至今。
完善的福利服务机构,为老年人提供给多方位、多种类多层次的服务。日本现有的福利服务体系是在《老人福利法》颁布以后确立发展起来的,目前已经形成了以收养型福利机构为骨干、社区照顾系统为基础的老年人福利服务体系,基本满足了老年人各方面的福利需求。
在收养型福利机构中,根据机构的功能和入住对象,可以分为三种:老人养护之家、老人特别养护之家和低费老人福利院。老人养护之家收养65岁以上的贫困经济上和住房上有困难的生活不能自立的老人。老人特别养护之家针对65岁以上身体上和精神上有显著障碍的时常需要照护的,家庭中无力看护且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
日本采取的是日本家庭——社区共同服务模式。日本家庭一社区共同模式与西方国家相比,更加突出额社会福利的有偿提供和企业经营,是有别于其他西方国家的福利混合经济。日本社区共同服务模式主要有4种形式:①政府组织,政府负责经费来源;②社会福利协会等民间组织,经费一部分由财政补助,一部分靠提供服务收取较低的费用;③志愿者服务,服务分为免费和只收取很低的费用两种类型;④企业式的养老服务,企业通过养老保险方式筹措资金,为老年人提供低收费服务。通过实行“老人福利保健计划”、制定“看护保险制度”等社会养老服务政策,日本建立了养老费用共同承担的机制,形成了一种公助、共助、互助结合的、多层次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有效地解决了政府养老负担过重的问题,实现了社会养老的可持续发展。
日本已经建立了一个行之有效的社会养老服务的专业人才制度。经过30年的探索,日本已经建成了一个行之有效的社会养老服务的专业人才制度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培训、资格认证体系。在日本的养老服务员工必须接受专门的业务培训并持有职业资格证书才能由养老服务机构推荐给老年人。其中,这些资格认定证书涉及的领域很广,例如:在社会福利领域中的“社会福祉士”;“介护福祉士”都是由国家认定的资格证书,到2013年12月末,取得社会福祉士资格认定证书的约17万人,介护福祉士的人数为118万人,并且逐年递增。
日本对失智老年人照顾服务。日本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失智症问题,是亚洲国家中最早面临并着手应对失智老年人问题的国家。目前,失智老年人总数已达305万人,占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10%,其发展速度超过了预期。由此,随着失智症群体总量的不断增加,构建失智症患者照护体系成为日本养老领域的重要课题。1986年,日本厚生省成立“痴呆性老年人对策推进本部”从国家层面开始着手应对日益突出的失智老年人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又陆续成立了“痴呆性老年人对策研讨会”针对“如何控制失智症的发病几率;给予失智老人怎样的治疗和照护;如何减轻家属的负担”等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并推进失智症老年人的照护工作。2012年提出第一个针对失智症的计划“失智症对策五年计划”,着重预防、照护失智症的老年人。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调整,日本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失智症照护体系。目前,在服务方面,形成了小规模、多元服务、多元经营主体的照护体系。例如:建立“失智老年人家庭共同生活机构”,简称“小组家庭”,对于失智较明显、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护,以此延缓病情的进展。
目前,全球仅有13个国家在实行老年痴呆症应对计划,而大多数国家政府都没有做好应对老年痴呆症的准备。日本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失智症问题,是亚洲国家中最早面临并着手应对失智老年人问题的国家,其发展经验我们应以借鉴和学习。
日本的养老经验对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启示
日本在建设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初级阶段,只是考虑如何提供养老服务而轻视了预防,这种结果就是养老服务体系虽然建成,但失能和半失能老人越老越多。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养护不但带来了巨大的国家财政压力,更使老人的生活品质急剧下降,给家庭带来了更多压力和负担。在走过了一段养老体系建设的弯路后,2006年日本修改了《介护保险法》,新的《介护保险法》增加了“介护预防”的内容,日本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开始向“老化预防”转型,老化预防和老年康复运动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开展和普及,老年康复不仅局限于医院,已经走进养老机构,走进社区,甚至走进了家庭,成为了一项重要内容。日本经验与科学研究表明,失能与半失能是可以预防的,而且是可以通过康复训练得到恢复的。根据日本统计资料显示,日本川崎市在开展活动能力康复训练后,80%老人的失能和半失能状态有所改善,养老服务保险的年度费用平均每人下降了100万日元。
当前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还是养老方式、服务项目等内容的选择上。老化预防与康复还没有得到完全重视。随着失能与半失能老人养护问题的解决路径方面首先会把重点放在老化预防上,在政策层面上预防老人的失能与半失能,提供更为积极的预防性社会体系,并且在预防的同时积极构建老年康复体制。
首先,实行居家养老是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受儒教思想的影响,亚洲各国的传统思想更倾向于家庭养老这一模式,日本在构建居家养老服务的时候,充分利用了社区这一方便的生活条件,就近原则逐步解决了老年人生活上的困难。社区养老相比机构养老更具有投资少、成本低、服務广、见效快等特点,同时也可以减轻入院养老的服务压力。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居家养老模式,充分利用社区养老这一模式,完善我国社区养老的体系建设,并且明确政府在社区养老中的主导责任,重视居家养老的制度管理和运行。形成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居家养老体制。
其次,重视养老服务的专业人才培养建设。我国现阶段养老服务的专业人才缺乏,当前的养老院、敬老、老年公寓中的养老服务人员主要是下岗、低保人员为主,一般是由30-50岁的中年妇女组成,文化水平偏低,没有受过专业培训,难以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当前,我国应该着重培养养老服务的专业人才,并且在各大专院校开设老年护理学和老年福利学等专业课程;将资格认证与入职门槛、晋级、工作待遇及职称评定等紧密相关,形成一套完善的资格认证配套体系。
最后,重视老化预防与康复,重视老年失智症的问题。目前,中国失智症患者人数已经超过500万人,并以每年30万的速度在增加。我国在失智症老年人预防和照护方面,还没有个建立起来一个完善健全的制度,甚至没有被完全重视起来,我国应借鉴日本的经验,形成以政府引导为主,市场调节、民间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化、灵活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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