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酒文化论文

论中国酒文化论文（精选8篇）

论中国酒文化论文 篇1

化学与生物学院 化学系08级2班

19号陈东

摘要：五千多年的泱泱历史长河中，酒文化却成为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一种文化。酒文化的历史几乎是与人类文化史一并开始。作为一种集物质与精神两种文化于一身的特殊文化，一方面，酒是物质的饮料，另一方面，酒承载了中国精神的心理的诉求，丰富多彩的中国酒文化，包含有深刻的哲学，诗文，科技，艺术乃至于安邦治国的道理，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酿酒；酒文化；安邦治国；艺术

中国的饮酒历史渊源久远，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几乎占据了人们很大一片生活领域，雅俗共饮，已经成为中国饮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古代甚至给酒起了许多雅名，如“金浆”、“琼苏”、“琬液”等，有些直接进入文人雅士的诗词之中。无论是李白的举杯邀月，还是王维的西出阳关，兰陵美酒泛出的琥珀之光，无不透出了浓浓的文化味。

中国酒种类繁多，有白酒、红酒、黄酒、老酒、药酒还有啤酒等等，足可以让你和美国人一样，每款来点。

中国的名优白酒在国际市场上久负盛名，连米卢都来做广告。白酒，论品牌，那是五花八门，什么茅台、五粮液、酒鬼、二锅头等等，一个名字更比一个叫得响亮，商店里琳琅满目，电视里扑面而来；论制造工艺，又分为大曲、老窖、佳酿；论配方，又分为降香型；按浓度不同又分为高度、低度。

源自华夏民族原始的饮酒文化主流，发展到现在，融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有出于礼的需要，有用以享受生活的乐趣，或借愁解闷、或放浪狂饮、或是沉酣之饮。当然酒也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和个人性格的“壮胆剂”，它起到调节人际关系、培养和促激人们性格的作用。

俗话说“无酒不成席”，酒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无所不在。从古到今，各种喜宴功宴，如果没有酒，那能叫宴吗？客人到来，烟茶事小，无酒不成敬意。现在就连小学生过生日，也竟然喝点啤酒凑凑兴。

中国人饮酒最讲究的是意境。最佳的状态是似醉非醉，使人处于最快乐、最兴奋的境界中。这时不仅人们话多，而且兴致大发，会妙语连珠，诗如泉涌，“李白斗酒诗百篇”即是最好的例证。友人相逢，无论是久别重逢，还是应邀而逢，都要把酒叙情，喝个痛快，“酒逢知己千杯少，能喝多少喝多少。”中国文化的主流具有对现实生活刚健有为的优良传统，所以当人们遇到某些不心的事情是借酒消愁当然难免。于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那时候怎会记得“借酒消愁愁更愁”。

除此之外，当现代的年轻人更喜欢的一种喝酒方式是上酒吧喝酒。喝下去的是酒，散发出来的是激情，涌动着年轻人激烈的喧哗和骚动，流淌着年轻人莫名的痛苦和忧伤。也许年轻人需要这么个有酒的地方来容忍自己卸掉社会的无形的规范、约束与重压，来容纳自己释放自己原始生命的力量与冲动。可以喝的放纵，喝的张扬，自由而肆无忌惮。当然除了芬芳的酒味还有迷离的烟香、热乎乎的人的动物气，不是让你眩晕；就是让你疯狂；让你真情流露；也让你沉溺幻觉忘却一切事世艰辛。啊！源远流长的中国酒文化。

由于使人亢奋和稀缺等特性，酒在远古属于奢侈品，最早酒被作为“通神之物”，是“圣液”，用于祭祀、庆典、战争等隆重场面。

在古代，统治者认为：“国之大事，在祀在戎。”战争决定一个部落或国家的生死存亡，出征的勇士，在出发之前，更要用酒来激励斗志。酒与国家大事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祭祀活动中，酒作为“超自然之物”，首先要奉献给上天、神明和祖先享用。周公颁布的《酒诰》，明确指出天帝造酒的目的并非供人享用，而是为了祭祀天地神灵和列祖列宗，严令禁止“群饮”、“崇饮”，违者会处以死刑。

酒是多种化学成份的混合物，酒精是其主要成份，除此之外，还有水和众多的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可分为酸、酯、醛、醇等类型。决定酒的质量的成份往往含量很低，但种类却非常多。这些成份含量的配比非常重要。酒精无需经过消化系统而可被肠胃直接吸收。酒进入肠胃后，进入血管，饮酒后几分钟，迅速扩散到人体的全身。酒首先被血液带到肝脏，在肝脏过滤后，到达心脏，再到肺，从肺又返回到心脏，然后通过主动脉到静脉，再到达大脑和高级神经中枢。酒精对大脑和神经中枢的影响最大。人体本身也能合成少量的酒精，正常人的血液中含有0.003%的酒精。血液中酒精浓度的致死剂量是0.7%。

中国的酿酒史，历经了五千年。传说中的酿酒鼻祖：杜康、仪狄。我国最富有民族特色的酒：黄酒和白酒。人类最先学会酿造的酒：果酒和乳酒。我国最早的麦芽酿成的酒精饮料：醴。现已出土的最早成套酿酒器具：山东大汶口文化时期。现存最古老的酒：1980年在河南商代后期(距今约三千年)古墓出土的酒，现存故宫博物院。已发现的最早的蒸馏器：东汉时期的青铜蒸馏器（现藏上海博物馆）。最早实行酒的专卖：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９８年）。酒价的最早记载：汉代始元六年（公元前８１年），官卖酒，每升四钱。记载酒的最早文字：商代甲骨文。葡萄酒的最早记载：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最早的麦芽制造方法的记载：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最早的药酒生产工艺记载：西汉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养生方》。最早的卖酒广告记载：战国末期韩非子《韩非子》“宋人酤酒，悬帜甚高”。我国最早的机械化葡萄酒厂：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我国最早的啤酒厂建于1900年，哈尔滨。我国第一个全机械化黄酒厂： 无锡黄酒厂。目前国产价格最贵的酒：茅台酒。目前产量最大的饮料酒：啤酒。在这五千年中，酒之醇香浸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情感。正如赵恺先生在《这里涌动液态的诗》中所说：

“远从世界最古老的典籍-----殷墟甲骨文字开始，酒就血液一般在中国文化的脉络里汩汩流淌了。”它渗入人类的生活尤其是精神活动的各个层面，寄托着人们的愿望与情愫„„

“对于生命，诞生是酒，辞世是酒；（对于繁衍，联姻是酒，生子是酒；对于情感，愉悦是酒，忧伤是酒）对于友人，相逢是酒，离别是酒；对于稼穑，播种是酒，收获是酒；对于战争，出征是酒，祝捷是酒。至于艺术，‘斗酒诗百篇’这一千古绝唱，早已超越时空而成为风流蕴籍、精警简洁的东方文化哲学------与汗同在、与泪同在、与血同在，酒与创造同在。”并与文化同在！“水为酒之骨，酒为诗之魂”是一代诗人对酒的礼赞－－－中国人在创造辉煌文明史的同时，也赋予了酒的文化灵魂。

追根溯源，古人们将酒的发明与酿造归功于天神，又编造出许多虽不真实却很美丽动人的传说，于是，酒便有了文化的起源与故事，如：猿猴造酒的传说、酿酒始祖仪狄的传说、鳖大汪的传说、杜康造酒的传说、杏花村的传说、美人泉的传说等等。

中国的酒文化显现于世，记载并相传着的趣闻掌故，浩如烟海。从政治、军事、文化、生活以及社会各阶层的人际交往中，都有不胜枚举的奇闻美谭，如：

有女皇武则天醉贬牡丹花；

有王母瑶池酒童刘伶醉卧倒酒化池；

有春秋争霸吴王夫差醉酒释勾践；

有宋金酣战牛皋醉酒破番兵；

有赵匡胤杯酒释兵权；

有楚人门客“画蛇添足”失杯酒；

有阮籍大醉六十日拒联姻；

有西汉杨雄接收“载酒问字”礼；

有晋人姚馥要酒不要官；

有刘邦纵饮吟“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千古绝唱；有曹操“煮酒论英雄”；借酒解忧“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之感叹；有司马相如酒酣弹拨《凤求凰》结缘卓文君；

有王曦之曲水流觞箸《兰亭集序》；

有苏东坡“醉墨”传世《洞庭春色赋》；

有草书大师“醉僧”怀素“我饮酒是为养其灵性，撰写草书是为表达胸志”；有“草圣”张旭嗜酒醉酣激书罕世贴；

有历代名家吴道子、包鼎、郑板桥、朱耷酒兴挥毫作画，穷尽丹青之妙；有李白“醉解金龟”“醉草训蛮书”“醉捞江月”的传奇故事；

有杜甫因“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而债台高筑；

有王积自贬官级为嗜酒；

有米芾修善得金杯，等等。

众多的故事让人目不暇接。

从以上简略列举中我们看到，酒对人类社会活动与生活的作用、影响，是令人惊叹的。

就饮酒习俗而言，各民族地区都有自己的敬酒礼仪和饮酒方式。如：土家族的“三杯酒”，苗族的“牛角酒”，壮族的“入赘酒”，瑶族的“亲戚头欢酒”，羌族的“做小酒”，彝族的“吃山酒”，畬族的“传花酒”以及浙江一带的“别亲酒”“女儿酒”和家喻户晓的“交杯酒”等等，每一种敬酒礼仪都是一种文化与情感的体现。我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的节令饮酒习俗至今仍在农村中传承。至于中国节日饮酒的习俗更是盛行于世，如：春节迎春酒，正月初五接财神酒，元宵节闹灯酒，清明节踏青酒，端午节雄黄酒，中秋节团圆酒，重阳节菊花酒等等。

各民族的敬酒礼仪和饮酒方式，民间传承的节令饮酒习俗，体现出酒文化与人们的生活情趣息息相关。

酒的文化反映在器皿上，愈加流光溢彩，美不胜收。从新石器时代的钵、瓮、釜、甑到周代以后对“无礼不饮”、“无器不饮”的讲究而创造出的尊、爵、觥、觚、瓮、豆、斗、盅、盏、壶、瓶、杯等等，种类繁多，琳琅满目。就器型品种而言，仅酒盅杯盏一项就有：青铜、陶、瓷、金、银、玉、铜、木、犀角、珐琅、漆器与琉璃、玛瑙以及世间传说的夜光杯、公道杯、陪酒杯等等。酒器的制造工艺折射出国人的智慧与创造力。历代的能工巧匠以精湛的技艺，将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形象纹饰和吉祥图案，铸刻嵌画于酒器之上，为我们展示了华夏艺术与工艺的精美绝伦。

由此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在酿造并享用酒之醇美的同时，也在创造和享受着酒文化的隽永与绚烂。

酒后的直抒胸臆，酒后的吟赏烟霞，酒后的放浪不羁，酒后的低回婉转，多重演绎赋予酒多重的性格：或直白、或浪漫、或豪放、或婉约，酒因文化而具性灵，文化因酒而更加亲切，更加有滋味。

中国酒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使我们所拥有的宝贵精神财富。无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文化方面，其价值都是值得我们探究的。

参考文献：

【1】《中国饮酒习俗》郭泮溪著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2版

【2】《宋明理学史》 侯外庐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年第1版

【3】 周景勤.文化营销——酒文化面面观[J].出版参考 , 2006,(32)

【4】 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解读中西方酒文化 万晓艳 甘肃科技纵横 2009/03

论中国酒文化论文 篇2

文化冲击, 原本指一个人从一种文化环境移居到另一种文化环境下之后所产生的不适应。现在也指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冲击。这种冲击是建立在文化渗透的基础之上的。当一种文化向一个地区渗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会对该地区原有的文化环境产生影响, 时间越久、程度越大, 影响也就越深, 甚至改变该地区的文化环境。这, 就是文化冲击。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 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自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爆发后, 中国的政治、经济、主权, 当然也包括文化, 就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 强行开展贸易交往, 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政治控制外, 还对中国实行文化渗透。他们披着宗教外衣, 进行侵略活动, 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

尽管在西方文化冲击中, 我们学到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 产生了社会进化观念, 国家诞生了民族资产阶级, 引进了西方教育制度, 兴办新式学堂, 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生产力的现状, 使生产力得到了发展。但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 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它们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 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 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 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阶段我们受到的文化冲击, 是被动的, 是西方帝国主义强行加给中国社会的。引用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提出的概念, 这是“抛来”的。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在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 革命先驱们不断引进先进的政治思想和科学精神, 终于在新文化运动中, 掀起了一股生机勃勃的思想解放潮流, 从而为外国各种思想流派传入中国敞开了大门, 激励着人们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国涌现了一批青年革命民主主义者, 其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思想和文化条件。从此, 中国有了与先进政治文化思想结合的政党, 最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 获得了解放, 建立了人民民主的共和国。

1984年以后, 我国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政策, 伴随着经济上的密切交往, 我国的文化市场也相应开放。此时, 西方发达国家进一步利用网络、书刊、影视等传播媒介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因而我们的文化安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者是民族区域内, 自身发展及传承下来的民族特色, 民族文化 (包括语言、文字、民间艺术、文化景观等) 的独立性特征。

文化安全是构建中国先进文化的未来走向和总体发展脉络的基本保障, 是维系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点。文化安全是一个国家能够保护价值观、行为方式对于本国人民的相对稳定性, 文化科技成果不被掠夺, 保护文化的民族性, 有效地消除和化解潜在的文化风险, 抗拒外来不良文化的冲击, 保护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 以确保自己国家文化主权不被侵犯的文化状态。没有文化安全, 就谈不上建设先进文化。

今天, 我们都处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 它们为了控制世界, 通过生产输出大量的文化产品, 妄图破坏其他民族的文化, 而将他们的思想灌输给全世界。

举一些生活中常见的例子:端午、七夕、中秋、重阳, 这些中国的传统节日竟然呈现出了衰败之象, 甚至要靠国家的法令才能“度日”, 一年一度的春节如今也“沦落”成了鸡肋———“食之无肉, 弃之有味”, 维持着不温不火的现状。而西方的节日, 如感恩节、圣诞节、万圣节、情人节等却在中国的市场上成为了抢手货, 越来越受欢迎。这些“外来的和尚”不仅“好念经”, 而且大有反客为主之意;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虽然曾经被批为落后文化, 但其中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爱幼敬长等品德至今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然而这作用也在随着西方价值观念的渗入而消减。这些都是西方国家对我国惊醒文化渗透的表现。

从这些情况来看, 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已经对中国文化造成了冲击。不仅如此, 西方国家在文化输出的背后, 还隐藏着意识形态的渗透, 如日本侵华期间, 向其占领区的中国百姓传授日语及日本文化, 就是想以此方法同化中国人, 达到其侵略统治的目的;再比如亨廷顿抛出的“文明冲突论”就是企图以文化冲突掩盖实质上的意识形态渗透的体现。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转移我们的视线, 使我们在“疏离政治”的陶醉中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可以预料,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 我国将面临来自西方国家日趋严重的文化冲击,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会越来越复杂。这一方面为我们吸收发达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了条件, 但也会使消极文化糟粕侵害我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从而影响我们的民族心理和文化根基, 这必然对我国的国家自主性和国家主权构成损害, 甚至可能引发民族离心力而威胁国家安全。

一个民族的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要随着社会与时代的进步而不停发展的。我国的文化发展虽然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 但也不能排除在这个规律之外, 一样必须不停发展, 包括吸收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先进文化。只有这样, 中华民族才能更进一步发展, 国家才能崛起, 社会才能和谐。抵制西方外来文化冲击的最好办法就是吸收其精华, 使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进行交流碰撞与融合, 把它变成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

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冲击, 我们一方面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 要提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大力发扬本民族文化, 积极推广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项目, 同时注意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例如, 我们可以通过举办文化节、文化活动和举行纪念著名历史文化人物的研讨会等方式, 向青年一代介绍和传输这些历史文化人物的思想, 从而增强青年一代的文化自信心, 让他们知道我们拥有自己的悠久文化和文明, 而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来自西方。我们还可以通过积极的努力, 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传统的崇高的文化和思想, 就可以影响甚至吸引他们。因而在抵御西方文化冲击方面, 我们不能处于被动的地位, 而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另一方面, 面对西方文化, 我们要采取客观平等的态度, 应该尊重因为文化不同而导致的行为方式的差异, 要虚心学习外来文化的优点、长处。我们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 使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不断发展进步, 并不断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经济、管理、贸易等诸多现代领域展现出更多的指导意义, 这样才能不被外来文化所侵领, 才能被更多的现代国人所接受。

但是在借鉴外来文化的时候, 我们必须有取有舍, 要做到“以我为主, 为我所用”。只有这样, 才能在日趋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以传播文化为名的意识形态的渗透!

参考文献

[1].李丽敏.论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传统节日的回归[J].鸡西大学学报, 2009

论日本对中国菊文化的接受 篇3

关键词:中国;菊文化;日本;接受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0)01-0013-05

中国菊花文化历史悠久。从屈原《离骚》中吟诵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到今天饮食文化中的“菊花茶”、“菊花酒”,以及与菊花相关的风俗、人文精神,诉说着菊文化的传承与变异。中华菊文化传入日本之后,形成了与中国菊文化迥异的特点, 从而显示出日本文化的心理差异。

1.中国“菊文化丛”

菊花在中国有三千余年的历史,早在2500多年前的《礼记•月令》中,就有“季秋之月,鞠有黄华”的记载,并把菊花当作记录寒霜季节时令的花。菊花进入人们的视野之后, 从菊花的种植、饮食、观赏到菊花的习俗、象征等,形成了中国的菊文化。这里借用“文化丛”这 个概念对菊文化进行不同层面的解读,可能对中国菊文化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文化丛”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美洲印第安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专门术语,即以一个印地安部落为单位,一个部落就是其“生活模式”(mode of life)或思想与行为的集合体。

研究这个文化集合体,须以一个个“文化特质”作为切入点,而这些文化特质又附带许多事项构成“文化丛”,如野生稻文化丛、玉米文化丛,附带培植、收获、贮藏、烹饪等技术事项 以及财产权、法律、宗教禁忌、风俗惯例等行为事项,共同构成集合式的“野生稻文化丛”、“玉米文化丛”。[1](45~49)那么,“菊文化丛”就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与菊花种植、菊花饮食等相关的技术事项;二是与菊花相关的宗教禁忌、风俗惯例等行为事项;三是技术事项和行为事项延伸而来的人文精神象征。

菊花的种植大约始于东晋时期,在唐宋时兴盛。一般认为,菊花栽培最早始于陶渊明,据明代王象晋在《群芳谱》中考证,陶渊明种植的菊具有两层花瓣,色白,花心为黄色。宋代刘蒙的《菊谱》是世界上第一部艺菊专著,记有多种菊花色,如黄色、白色、紫色、红色,而且以黄为正色,共有36个品种;范成大的《范村菊谱》中记有胭脂菊以及深红浅紫等多种花色;宋代史铸的《百菊集谱》中对菊花有“绿芙蓉,墨菊其色如墨”的描述,说明早在宋 代就已经出现了绿菊和墨菊品种,共计有160多个品种;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已记录有500多种菊花,到清代达800余种。菊花种植,最早主要是因为它的饮食价值,其后延伸到审美价值。

菊花的习俗是在其生长时令特点上延伸的,与重阳节联系在一起。登高、赏菊、赠菊、佩戴菊花、吃菊花糕、饮菊花酒是重阳节的一大节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重阳节是当时最重要的节日,驱灾避邪、健康长久是节日的基本主题。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中记有一则传说,“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2](547)西晋周处《风土记》载:“汉俗九日饮菊花酒,以祓除不祥。”《临海记》载:“郡北四十里有湖山,形平正,可容数百人坐。民俗极重九日,每菊酒之辰,宴会于此山者常至三四百人。”[3](时序部•九月九日)这种登高赏菊、佩戴菊花、吃 菊花糕、饮菊花酒的行为事项到清代尚存。

菊花的技术事项和行为事项催生了它的多元精神蕴涵。菊花成为文人雅士歌咏的对象和自身人格的象征,菊花的君子人格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结合在一起。三国时,钟会赞菊花:“夫菊有五美焉,黄花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等,君之德也;冒霜吐颖,象劲直也;流中清体,神仙食也。”[4](钟会:菊花赋)“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以潇洒风度和洁身自好的人格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陶渊明的一首《菊》对菊花节操的赞颂:“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天杰。”唐代山水诗人韦应物的《效陶彭泽》:“霜露悴百草,时菊独妍华。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浊醪,日入会田家。尽醉茅檐下,一生岂在多。”诗人由菊花感悟到人生的短暂,从而影响了他的生活态度。王安石对菊花“不忍独醒孤尔去,殷勤为折一枝归”(《城东寺菊》),南宋末年的诗画家郑思肖,以画无根墨兰出名,寓意赵宋沦亡,其诗也时时表现出怀念宋室之情。他的《画菊》云:“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味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晚唐李商隐也有一首意甚隐晦的《菊》:“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诗人借菊自喻。唐代韩愈的《晚菊》言:“少年饮酒时,踊跃见菊花。今来不复饮,每见恒咨嗟。伫立摘满手,行行把家归。此时无与语,弃置奈悲何。”但是,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菊花诗却云:“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题菊花》),“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不第后赋菊》),成为壮志抒怀的载体。明太祖朱元璋的《菊花》,极有可能是受到黄巢咏菊诗的启发而作:“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以黄色菊花代指军队,此时菊花有了与战争相关的涵义。

菊花的延年益寿、驱邪纳祥、人格高洁等内涵也延伸到艺术领域,成为工艺装饰图案和绘画的题材。如菊花是北宋耀州窑青釉印花碗的装饰纹样,而且元、明、清时期,很多印花碗上都绘有菊花纹,苏州古典园林狮子林中的漏窗上就分别雕刻着“梅、兰、竹、菊”的图案,它象征着四君子,其门板上就刻有瓶插的菊花。文人画家常以“菊花”为题材作画,如明唐寅的《墨菊图》、齐白石的《菊酒延年图》等。菊花还同其他物象一起,通过谐音、象征等方式,表达吉祥寓意。如菊配磐,寓意“庆寿”;菊花配佛手或蝙蝠,寓意“福寿”;菊花配牡丹、莲花,寓意“富贵连寿”等;或者取“菊”与“居”的谐音来表达吉祥寓意。如在年画上画有菊花与九个鹌鹑,因为“鹌”与“安”同音,有“久世居安”的象征意义,即表示家庭和睦、安康生活;年画“寿居耄耋”上画的是寿石、菊花、猫、蝶四物,各取其谐音;还有的 将一只蝈蝈绘画在菊花之上,因“蝈”与“官”谐音,即象征“官居一品”的吉庆意义。这些 共同构成中国菊花丛的不同层面。

2.日本菊花文化的符号象征

盛唐时期是日本接受中国菊文化的关键时期,它也是中国大唐文化向世界传播的关键时期。学界对日本接受中国菊文化的传播方式有不同说法,或认为菊花经 朝鲜传入日本;或中国菊花是从唐代开始直接传入日本的,或菊花是随日本接受中国传入的佛教、盆栽等一起加以接受的。实际上,大唐文化传入日本时有多种传媒,可能不限于单一的方式。本文主要探讨日本在其文化视域的影响下接受中国菊文化时的传承和变异情况。

隋唐时期,日本向唐朝派遣使者,学习中国的文化。据史书记载,平安朝的嵯峨天皇对于中国的唐风十分崇拜,《凌云集》中记录了他学习中国唐代诗文所作的二十二首诗歌,有诗题为“重阳节神泉苑赐宴群臣”,还有“九月九日焚神泉苑宴群臣”等,大多描述重阳节时君臣共宴、饮菊酒、赏菊花等活动,可见,中国菊文化丛随着唐诗已传入日本,尤其是作 为菊花的技术事项的菊花栽培、菊花茶、菊花酒酿造,以及作为行为事项中的菊花的重阳节习俗,都 被日本文化所吸收。帝王的提倡和身体力行往往更能促进文化的传播,在平安朝初年,皇室乃至公 卿贵族和文人墨客都大力推崇菊花之美。在日本,九月九日的重阳节,也称菊花节。嵯峨天皇弘仁二年(813)在此日宴请臣下,并令文人赋诗,赐菊酒,君臣共赏金菊、共饮菊酒。在日 本的诗歌集《怀风藻》中,还记录着关于日本奈良时代的诗歌:“菊浦落霞鲜,莫谓沧波隔”,“倾斯浮菊酒,愿慰轩蓬忧”,“沾兰白露未催臭,泛菊丹霞自有芳。”后来,重阳赏菊习俗一直为日本皇室贵族以及士大夫所延续。到了江户时代,菊花在日本民间得到发展,各地出现了菊花会等活动,也是以品评菊花为主要目的。

但是,中国菊文化丛传入日本后,其技术事项和行为事项延伸的人文精神象征发生了改变。菊花在中国,既可以作为君子人格和延年纳祥的象征,也可以作为抒发情怀的载体,但是“一个象征或一个象征意义,几乎不可能只从精神的单一层面中涌现出来或者不可能只在精神的单一水平上运动;它只可能是过分武断的,并能追寻那种无论是艺术家还是任何个别的观众都无法意识的东西”[5](41)。日本平安时代,有君子美德象征的中国菊花符合受到中国儒家“德治”思想影响的日本天皇的政治要求,传说的菊花具有能使人长生不老的神奇力量,又符合日本天皇所需要的固有的神权信仰。菊花在日本首先得到了天皇贵族的认可,菊花被作为皇室的符号象征。公元910年,菊花作为日本的国花,传统的菊花设计图案成为皇室高贵的象征。因此,菊花在日本象征皇室的高贵与威严。1868年,刻有菊纹的饰章成为皇室的徽章。自此以后,一般的百姓则不可使用刻有菊纹的饰章。现在的天皇使用的是刻有16瓣菊花花瓣的徽章,而皇族使用的是14瓣的。另一方面,菊花在中国的重阳节中有祝福健康长寿的内涵,到日本则变异为“怀念”的内涵。在祭祖拜神时,日本人常用菊花作为花材插成“佛花”的形式,摆放在墓碑或神像前,表达后代对先人的怀念之情。

中国菊文化丛在日本的传承与变异,受制于日本的文化视域。没有人会用不受任何影响的眼光看待世界,人们总是借助一套确定的风俗习惯、各种制度和思维方式来观察这个世界的。[6](2)日本的文化视域,自然会受到其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由于日本的文 化演进是跳跃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出现了断裂,从而产生矛盾性,[7](露丝•本尼迪克特的《 菊花与刀》以菊花和刀作为皇族和武士两个阶层的符号象征,也预示对日本人矛盾性格的描述:日本人成为世界上最为奇特的民族:他们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彬彬有礼又妄自尊大,既温文尔雅又蛮不讲理,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贞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既在乎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又常常一意孤行。而且更要的是,这一切相反的行为方式又都是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使人很难对日本民族的性格下一个准确的断语。因此,日本对中国文化主要是外在物质的层面上的,而对其内在的精神蕴涵却 没有同步,从而改变了中国菊文化的精神内涵。一些文化社会学家不无道理地指出,文化既包含显性式样,又包含隐性式样。后者的形式更类似于建筑师心理的构想,它关注着活动的总体综合效果,构成一种内在的文化主题。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生存、生活的人们有不同的精神风习和心理结构或心理逻辑,它们属于隐性文化。因此,日本接受中国菊文化时呈现出的不同特色,主 要是因为日本文化的发展不是自然演进,而是在外力作用下发生了变化,其接受视域明显不同 ,一方面完全接受菊文化的外在技术与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理解赋予其新的内涵。

3.中日对菊花文化的心理差异

菊花原产于中国,人们对它的认识经历了一段演变时期,从以菊花来记时令,到发掘菊花的饮食价值等技术事项和相关习俗的行为事项,从而让菊花进入了文人的视野,成为审美对象,而 菊花的生长环境、民间习俗的所指也得以延伸,使菊花具有君子人格和长寿吉祥的人文意蕴。这样 ,技术事项、行为事项及其所指形成了中国菊花文化丛。日本接受中国菊文化主要是通过学习中国 的诗词文化或佛教文化等中介来进行的,日本文化相对于隋唐文化是弱势文化,中国菊文化丛传入日本后,受到日本文化视域的影响,日本接受中国菊文化丛主要是能指方面,而对所指进行了“误读”和重新阐释,将中国菊花文化的君子人格和长寿吉祥等所指置换成了日本皇族高贵的身份和国家符号的象征。正如周作人所言:“日本古今的文化诚然是取材于中国与西洋,却经过一番调剂,成为他自己的东西,正如罗马文明之出于希腊而自成一家,所以我们尽可以说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艺术与生活方面更为显著,虽然没有什么哲学思想。”[8](171)其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古代日本人受到风土环境影响而形成的民族深层意识的精神内核。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孤岛,地理条件优越,使其幸免于大陆文化的直接入侵,催生了日本人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并摸索出一条自身文化发展的道路;岛国的自然风景优美,四季变化鲜明,季风影 响下的热带和寒带二重性并存,影响了日本人对自然的接受和忍耐的性格;而地震的频繁影响到日本人的“天然的无常观”。正如日本宗教学家山折哲雄指出,“流淌在我们最深层意识里的,乃是从三千米的高空中俯瞰到的日本风土,还有那种风土所孕育的感性和文化。”[9](1)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了日本在接受外来文化时的态度,一方面是接受、吸收,另一方面又改变外来文化的精神内核。所以,日本吸收了中国菊文化丛的技术事项和行为事项中一些元素,而深层的文化象征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中国的君子人格和长寿吉祥置换成了日本皇室的高贵和尊严的象征,以及怀念先祖的记忆符号。

其次,风土环境影响下的日本人美意识中的“物哀”、“空寂”和“幽玄”。这种“空寂”、“幽玄”是通过春花、秋月、冬梅等自然物象的“景气”含蓄表达出的,“日本人的美意识的基本特征就是简素、淡泊、含蓄、玄虚和不规则”[10](24)。日本人的 审美意识使他们以自然的态度欣赏、赞叹自然的花、月等,而且日本人重视白色、紫色等色彩。而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受儒、释、道的影响,更注重真、善、美关系的协调,强调伦理的善,“在中国,美、善、真三者关系中,美常常不一定作为善,而善却常常作为美。真在作为意味着是形而上的实体的宇宙的根源的,创造性的生命的概念的时候,在观念中作为伦理的概念的时候,美、真两者不仅是一致的,而且在后一种情况下,真又常常是必须与善相一致的”[11](309)。所以,中国的菊文化强调的是与其生长的自然环境和特征相联系的人格伦 理和福寿吉祥的象征;日本则把它仅仅作为皇族的至高无上的象征。

再次,中日文化发展过程的差异也是中日菊花文化不同的原因之一。中国是世界古代文化的轴心之一,哲学思想发达,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产生了老庄的道家、孔孟的儒家、韩非的法家等哲学思想,而且封建农耕文明发展比较充分,在吸收佛教等外来思想时很自信,把佛教与中国的儒、道很好地加以结合。而日本文化则是跨越式的发展,从绳文土著文化到弥生文化,再到大化革新、明治维新等,大化革新相当于中国的隋唐时期,一下子将日本从奴隶社会推进到律令国家,儒家思想和佛学思想成为了国家的主导思想,但是日本尚不存在可以称之为宗教或 其他基本成形的意识形态体系,因而“拿不出自己的思想尺度去衡量外来思想的异己度,亦即无法判明外来思想的好与坏,分别什么应该接受,什么应该排斥,只能囫囵吞枣照单全收”[7]。然而,“唐风”文化只在上层阶层传播,日本文化在吸收一段时间的外来 文化后,必然要求回到日本的固有文化,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也是中国菊文化在日本变异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中国菊文化的能指和所指构成了文化丛,但其在传入日本后受到日本文化视域的 影响,菊文化的所指在日本发生了变异,这是日本文化心理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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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振鹤.日本文化的幸与不幸[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03).

[8]周作人.周作人论日本[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9]杨伟.日本文化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10]叶渭渠、唐月梅.物哀与幽玄——日本人的美意识[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1][日]笠原仲二.中国人的美意识[M].杨若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

论中国山水审美文化 篇4

论中国山水审美文化

文章通过引用古人的山水诗词,阐述了山、水景观各自的造景功能及其旅游价值,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给大自然所带来的美景,借此把我国的`山水景观渗透到文化氛围中,使其具有文化底蕴,从而给人们带来的美的享受.

作 者：周晓梅 ZHOU Xiao-Mei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4刊 名：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BEI VOCATIONAL-TECHNICAL COLLEGE年，卷(期)：8(3)分类号：G07关键词：中国山水 审美 文化

论中国酒文化论文 篇5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立足于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互动关系中,以建构当代中国社会的先进文化为目的.

作 者：曹亚芳 CAO Ya-fang  作者单位： 刊 名：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24(3) 分类号：G04 关键词： 

论中国酒文化论文 篇6

广告是经济和文化的结合体，它在推销产品的同时也传播着文化。这种文化带着明显的时代文化的痕迹。早在1927年，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就说过，“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进步之记录”。无疑，广告在追求商业目的的同时，还蕴藏着某种文化观念和文化价值，而这些文化价值和文化观念对人起着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成功的广告往往有其深厚的时代文化内涵，它是时代进步文化的一面镜子。

自1979年中国内地的广告业恢复以来，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广告迅猛发展，蔚为大观，形成了当代社会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象之一。打开电视，一半左右的频道在播放着广告,翻开报纸，连软带硬的广告又会占去1/3的版面,电台广播中的广告讲座动则20分钟、30分钟。走出家门，路两边的广告牌会一直陪你到目的地,霓虹灯广告、灯箱广告、站牌广告、路标广告、条幅广告、高炮广告、楼体广告......高分贝的音响与促销员的“热情”召唤让你无处遁形。顶着广告对感官的折磨回到家，会发现门上被贴了不少不干胶广告,打开门又会从门缝中掉下塞入的DM广告,关上门门外又响起推销员的叩门声。现代广告本着“进入潜在顾客”心智的原则，站在买主的立场上，从外向里，为消费者设计生活，其直接结果是广告引导了消费时尚、加速了消费流行，控制了某种文化趋向。譬如：呀呀学语的城市儿童最先学会的居然尽是些广告词。“牛肉在哪里？”这则广告，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以致在很多场合已成了弄虚作假的代名词。

流行，心理学上解释为“以某种目的开始的社会活动，使社会集团的一部分在一定期间中能够一起行动的心理强制。”它代表了某种生活格式，是众多人相互影响、迅速普及的结果，它会引起众多人的注意、兴趣和模仿，影响到社会的各种人，使人们相互之间发生连锁的感染。流行文化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许多人实践和追随的一种普遍的思想、观念、情感、信仰和生活方式，它是大众文化的重要形式、重要显示途径、生成方式和表现形态，具有时代性、迅速性、下行性、周期性。巴赫金说：“流行文化对于广告文化的意义在于：为广告的进行提供素材；影响广告的文化意识形态；使广告中流行成为仪式化的大众的‘狂欢’”。

在日常生活中，流行突出表现在装饰、礼仪、生活行为三个方面，广告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的消费流行大致有这样一些：

一、物质的流行。比如时装、化妆品、装饰品、发型和耐用消费品的设计等，这些物质形态的流行反映了城市生活中的时髦事物或热点现象，一般都是通过广告的力量来完成的。以洗发水为例，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对头发里的头屑根本不屑一顾，正是在中美合资广州宝洁公司旷日持久的广告宣传下，中国人才认识到，有头屑是件丢人的事，于是人们恐慌了，这种恐慌便慢慢发展为一种时尚：用高级洗发水去头屑。

二、色彩的流行。商品的标准色是现代企业商品的代表色，它能体现企业经营理念，表现商品特性，在增强气氛、吸引注意方面，能产生强烈的诉求力，使企业和商品的形象能快捷、准确地为消费者所把握。因此，那些具有强烈的识别效应、知觉刺激、引发生理反应以及影响生活习惯、社会规范、宗教信仰、自然景观的色彩在广告促销中一旦出现，就成为其他企业竟相仿效的色彩系统。像可口可乐的红色、IBM的蓝色、柯达的黄色、富士的绿色等，已经成为色彩世界中的经典色而被仿效。

三、语言的流行。成功的广告，其广告词往往不胫而走，流行于社会，被应用于各种场合，成为人们表达思想、交流感情的口头语。如：“今年二十，明年十八”，“挡不住的感觉”，“味道好极了”，“杉杉西服，不要太潇洒”等等。流行的广告语直接反映了流行品背后的意识形态，对这些词汇的解读，是探寻人们观念心态的一把钥匙。

四、行动的流行。一些广告中宣传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往往也会成为人们的日常行为方式。如保健、上网、休闲、娱乐等等，都是以商品的形式出现，通过广告的宣传而成为一种消费

行为的流行。

追逐“流行”是满足人们心理需要的一种方式。因此，作为消费流行的条件，广告首先必须要给人们以一种刺激，这种刺激同时应该适合于人们潜在的需求。如果能够满足人们以下一些需求，那么流行文化就可能被人们接受而传播开来。这些需求是：他人对自己的承认、自我显示、自卑感的补偿、新经验的获得、求得心理上的安慰、求爱、出人头地等。有时，人们的某些需求处于潜在状态，若不加以激发，则可能化为乌有，若加以有效激发，则可能发展为流行。

可乐、雪碧、健力宝等饮料，并不是中国人的传统饮品，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是喝茶。然而，广告激发了中国人的潜在需求，如今，中国人的筵席上可以没有茶，但不可以没有饮料；中国人在家待客，也以饮料代替茶来显示主人的档次和对客人的尊重。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的每一种本质活动的特征，每一种生活本能，都会成为人的一种需要”。人们的需要是多样的，心理学家一般把它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初级的或自然性的需要，另一类是高级的或社会性的需要。个体的需要常常是一个变数，它从最基本的需要一直延伸到最高级的需要，初级的或自然性的需要得到满足后，才能产生高级的或社会性的需要。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需求已得到保障，人们消费的目的已不仅仅是满足个体的物质需求了，个体精神上的需求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的需求观念不再停留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上，相反，更多的着眼于商品的附加价值——象征意义上。因此，塑造流行和时尚，势必要迎合这种需求。

其次，要把握流行文化的特点，制造新奇。消费流行文化是消费者在追求时兴事物的消费风潮中所形成的从众化需求，事实证明消费流行文化往往是新的常规性消费行为形成的前驱。与一般消费相比，消费流行文化具有骤发性、短暂性、一致性、集中性、地域性、变动性、相关性、群体性、周期性等特点，分为初发期、发展期、盛成期、衰退期、过时期几个阶段。有人指出：“流行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有意制造出来的”，利用消费流行的特点催发流行和时尚，关键是制造新奇。因为流行的源头是新奇，有了新奇，市场就有了新的兴奋点，也就有了市场发展的动力。流行常常是崇尚新奇的人们创造的，具有求新、求异心理的产品领先使用者往往是流行的始作俑者。一般来说，广告造成的消费流行大多发源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较为发达的地区，特别是人口集中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城市，这里的人们生活层次相对较高，信息流通，接触的新鲜事物自然就多；反过来，边远的中、小城市和生活贫困的山区，既与消费流行的发源无缘，其流行也相当缓慢。消费流行的原创者是消费者，敏锐觉察刚刚出现的消费新动向、因势利导消费者，才能使广告与时尚共舞。

论近代中国宪政文化的渊源 篇7

1 近代中国引进西方宪政思想共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19世纪早期) , 是以王韬、郑观应、钟天纬等人开启了这一思想的始端, 他们看到西方立国与中国的不同在于前者有议院, 议院能集合众议, 消除君民间的隔阂, 达到“君民共主”的新型关系。有了这种新型关系, 君民就能彼此协调一致共同向国家富强的目标使劲, 正是在此种意义上, 他们坚信议院是西方各国能强兵富国、纵横四海的根本原因。

第二个阶段 (19世纪中期) , 戊戌是中国近世最为急荡的时期之一,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政制层面的变法主张比王韬那一代人的“君民共主”设计要激进多, 他们对不但主张要设议院, 张民权, 而且要行立宪, 然而, 他们对宪政价值的体认仍然遵循着上一代人创造的范式, 他们始终坚信议院最达到国家富强不可替代的工具, 在此期间, 严复是个特别者, 他不着眼于制度, 而是皈依了进化论, 并从进化论的架构里找到了西方文化中蕴藏着的个人自由所释放出来的能量与西方强大的关系。

第三个阶段 (19世纪末) , 这一个时期,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国家富强与民主宪政的关系问题上所进行的努力, 他们比康、梁等人体味得更深切, 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体系中, 民主是对人民权利的保护、国家权力的划分与规制以及自治、联邦等问题, 他们与立宪党人围绕是兴共和革命还是走君宪制之路和立宪派人展开了激烈的论辩。

第四个阶段 (20世纪前期) , “五四”是一个开启了中国宪政思想历程转轨的时代, 西方宪政文化所内含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以及作为其底盘的个人主义都被“五四”人被狠狠批判了一翻, 他们自觉地树起了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 并把民主升华为一种信仰。

近世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路向似乎是为了民族的复兴, 中国必须选取择宪政, 与此相关, 宪政移入中国也就必然从“道”变为“器”, 从“体”变为“用”, “富强为体, 宪政为用”成了中国有关宪政问题思考、探求的最为坚固的文化性格。

从中, 我们不难看出, 近代中国的“实用主义”的文化学习态度使我们快速地引进了西方有关民主与自由的宪政思想, 但也使我们在许多问题上付出了代价, 事实上, 近代的中国从未形成一种为求知而求知的科学精神, 对西方宪政文化的“肢解”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宪政道路上犯下的一个很大的错误, 从“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文化传统到“富强为体, 宪政为用”的文化范式的形成与发展, 反映出中国实用主义的肤浅。

2 西方的宪政思想

西方的宪政是基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所内生的一种现象, 是西方社会、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人们通常说, 宪政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合理的制度, 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 并且这种制度是深植于西方文化土壤中的, 它本身又是西方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观念, 蕴含着他们对人与社会、人与国家关系的理解, 对诸如自由、发主、平等、法治等价值的体认, 也包容着人们对宪政本身的感知、了悟、信念和忠诚。

西方的宪政思想是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传统中逐渐形成的, 它的形成有其必然相适应的土壤, 而在近代中国, 对于西方文化, 要么根本看不起, 要么只接受对己有急用的东西, 而有用无用的标准则是功利性的, 而实际上, 西方宪政在近代中国作为一种文化从未真正系统地研究过, 因为中国只需要对解决自己问题最直接有用的部分, 那种“无用”的东西不是值得深究的。

3 埋藏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内心中的实用主义在学习西方宪政文化过程中的具体表现

(1) 西方宪政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被近代中国的实用主义肢解了。

正是中国这种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文化心理和对西方宪政文化的实用主义态度使近代中国无法做到冷静地看待自己的文化传统, 理智地面对西方, 更不可能去寻求中西文化融合的新文化途径。

近世中国所面临着主要问题是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 从西方宪政文化中截取于己有用的东西这是必需的, 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这须是以整体上的把握为前提。

(2) 学习西方宪政文化缺乏科学的研究态度。

从一开始, 中国的开明人士就是抱着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态度去看待西方宪政问题, 由于生存环境所迫而产生的急功近利的实用心态使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对待西方宪政问题上没有形成统一认识, 总是各自为政, 缺乏科学的研究态度, 他们都相信宪政与中国国家独立、富强有着必不可分的联系, 但没有一个人从这方面入手进行实证研究, 他们只看到了西方的民主和它的物质文明成就, 但没有真正去探究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 从某种程度上说, 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崇尚西方的民主与科学, 科学本身就是科学, 但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手里, 它便成了一种信仰, 一种救国救民的“神药”, 可以说, 急功近利心态所造成的在宪政基本问题上的实用特质是近代中国宪政文化的基本品格之一。

(3) 西方宪政文化只是当作救国的新工具。

从戊戌以来, 中国宪政文化的最高成就在于五四, 五四在中国宪政文化史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它为中国人确立了民主与科学这两大价值, 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民主理想的坚持便是五四留下的一份宝贵财富, 五四人对于个人价值的崇尚, 对自由的渴望, 对传统伦理的批判以及对新伦理的期待, 都表征着中国宪政文化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的到来, 然而, 五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又把宪政当作救国的新工具, 并将其灌输于民族主义的洪流之中, 宪政在文化上的转型也就成了一首未谱完的歌曲, 让人遗憾。

4 总结

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宪政文化是带着有色眼镜去寻求与中国有关的元素的, 其中的艰辛与苦涩也许只有处于近代中国, 真正经历这种痛苦蜕变过程的中国人才能体会得到, 而这也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宪政文化与中国特有的“实用主义”心态相违背的必然性的体现, 它们是一种中西文化的冲突, 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歧变。

当今天的许多人不管情愿与否, 不得不接过近代留下的文化缺失的时候, 我们便会发现今天所思考和探索的有关宪政的观点、思想仍然停留下历史的车轮里不停地旋转, 永远不知道终点会在哪里, 这也是我对中国宪政发展所抱有的态度, 虽然消极, 但很诚心诚意。

在此, 向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陈独秀、胡适等这些曾在中国宪政文化史上留下深深印记的大家们表示致敬, 无论其思想风格有何不同、政治见解有多大差异, 他们都是在中国最不幸的那些岁月里认真思考而不装腔作势的人, 他们在黑暗中提灯前行, 把寻求真理看成一种责任, 用自己满腔的热血撑起了中华民族一个又一个希望。

摘要：简述近代中国四个宪政文化发展时期并从中谈其代表性观点或思想, 致力于探寻近代中国在引进西方宪政过程中所秉持的文化心态, 即实用主义的弊端, 并论述其背离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必然性。

关键词：宪政文化,西方宪政,实用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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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论中国酒文化论文 篇8

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典型的封建性特征，这是因为它产生于我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因而被赋予了特殊的封建时代特色。我国古代是中央集权制国家，皇权至上，维护君主权力是法律制定的根本目的，君主的权力高于法律，这使我国传统法律文化被打上了“人治”的烙印。本文通过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治”的概念、特征、表现形式、成因以及其同法治进行对比，分析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治”色彩。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人治；法自君出；法治

中图分类号：D9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4-0071-02

中国古代法制有着深深的“人治”色彩，“人治”是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非常显著的特征。我国封建社会以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维持国家的统治，强调个人的独裁与专制，权大于法。君主凭借个人好恶来治理国家，因而这种统治模式具有主观性和随意性，与法制模式强调的民主、公平相去甚远。这种“人治”特点对现阶段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建设法治社会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涵

（一）法律文化的概念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一批学者开始了对“法律文化”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研究，而西方对于“法律文化”的研究则是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法律文化的概念是由苏联和美国的部分学者提出的。所谓“法律文化”，是指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下，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所创制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或者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以及学说理论的复合有机体。①由此可以看出，法律文化的结构，可以概括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础或前提，这是支配具体的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和价值向导；第二部分是过程，是指此价值导向的社会化过程，例如立法、司法、守法和其他的基本过程。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概念

传统法律文化的概念来源于于传统文化的概念和法律文化的概念。鴉片战争以前的法律文化可以称为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马作武先生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由中华民族的历史特征与民族特征所决定的，它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传承下来的相关的法律理论成果和具体的实践活动成果的统称，其成果包括：法律制度、研究法律的相关学说、人们的行为模式等。中国的法律文化是具有中国特征的法律制度、法律学说、与法律相关的人们行为模式和法律意识的统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形成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带有中国的地域特色和特定时代特色的法律文化。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治”色彩

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取得主导地位是在西周时期。儒家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人治”，国家治理的好坏取决于统治者是否贤明，有无法律、法律是否发挥作用都是无关紧要的。孔子主张“为政在人”，即治理国家全凭君主，人是指像尧、舜、禹一样为政的人。封建君主龙飞九五、口含天宪，出言为法，法律是由君主制定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统治者的权威高于法律。到了封建社会，皇帝的权力被不断强化，皇权及神权辖制军权、司法权、经济权等。皇帝只服从于上天，不受人间任何权力约束。在此阶段制定的法律也都是以皇帝为代表的上层阶级利益的体现，是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制定的，而不是为了约束他们的行为。可以说，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我国古代的法制史堪称是“人治”史。

（一）“人治”的表现形式

1.法自君出

古代的中国，皇帝的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皇帝不受法律的约束与制裁，甲骨文中多次出现“王命”、“王令”的卜辞记录，这说明皇帝的命令等同于法律的效力。封建社会早期，决定刑罚的不是法律，而是君主的命令，君主有权支配法律，法律成为了权力的奴隶，这是由封建制度的专制本质所决定的。皇帝的命令就是法律的一部分，皇帝的话语具有和法律同等的效力甚至高于法律效力。我国历届朝代都追加皇帝的命令作为法律，因为法律是皇权意志和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

君主的权力和命令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也越来越在法律体系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权大于法、“八议”、“官当”等，皇帝甚至可以对具体的案件进行定罪量刑。例如明朝时期，明太祖朱元璋曾亲自审问案件，凭借自己的好恶对案件做出裁量，忽视了法律的存在，置法律于不顾。

2.长官干预司法

法律受到皇权的限制表现在方方面面，例如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法律是为了维护皇权而存在的，我国古代中央虽然设有专门的司法机构，例如司寇、廷尉、大理寺、刑部等，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皇帝还是立法、司法权的最终控制者。地方各级政府并没有单独设立司法机构，由行政长官兼职司法。隋唐之后地方行政长官开始配备专门的司法官吏，但是总的来说这些司法官吏和西方的专职的司法机构是两码事。②

3.等级森严、权利等差

我国的封建社会，为了维护国家的专制统治以及地主阶级的绝对势力，强迫农民等中下层人民接受法律的严苛规定，接受少数人的统治和支配，不得逾越法律的限定，从而保证国家的安定和太平。

我国古代一些思想家虽然宣扬“法不阿贵”、“刑无等级”，崇尚公平平等，但这实际上是把社会上下层、不同阶级之间的的权利制度制度化、固定化，目的是为了使上下级相安、各守其分。

（二）“人治”特点的成因

1.生产方式上的自给自足

我国古代的经济是小农经济，男耕女织，这种经济模式生产规模比较小，形式简单，人们劳作主要是为了解决温饱、穿衣问题，因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频繁，缺乏沟通和交流，所以商品经济不发达。而法是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这就导致了法律发展的严重滞后。

2.君主专制的政治模式

我国古代社会是在氏族部落和战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形成集中的自上而下的权力模式，权力成为政治统治的基础。权力成为社会制度的核心内容，因而拥有特权的君主以及上层阶级就以自己的政治权力来支配、调整各种利益，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统治意志。有了权力就等于有了一切，权力成为人们勾心斗角的对象。

3.保守顺从的思维习惯

我国古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环境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因而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具有狭隘性和保守性。加之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生产是人们的主要活动，生产经验成了决定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因而有着丰富生产经验老人就成了人们尊敬和崇拜的对象。这些老人逐渐演变成为氏族的首领或族长，最终成为权力的中心与象征。③

三、“人治”的消极影响及如何走向“法治”

（一）“人治”的消极影响

“人治”与“法治”的基本区别在于对于权力与法律地位的认识，“人治”社会普遍存在“权大于法”的现象，这对当今法治社会建设和法制现代化建设有消极影响。

1.權力被滥用导致腐败滋生

孟德斯鸠曾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④权力越大，滥用权力的现象就越多，加上我国本来就有的“权大于法”的历史和传统，因而权力滥用的现象就更加普遍，贪官及腐败现象由此滋生。

掌握国家公权力的官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进行钱权交易，漠视国家法律法规，利用手中的特权与法律相抗衡。法律是由人去执行的，如果执行法律的人存在“权大于法”的观念，那么法律便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法律不被重视，难以发挥作用

“权大于法”的观念使人们漠视法律的存在和它该起到的作用，法律被置于权力之下。法治社会强调法律高于权力，所有社会活动都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但是有着“权大于法”思想的人却不理解法律的真正意义，他们忽视法律，看重权力，将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在法律规定范围之外任意行使国家赋予的、公民让渡给他们的公共权力。正是因为人们漠视法律的存在，法律的地位得不到保证，法律难以发挥它的作用。

（二）“人治”与“法治”的区别与联系

法治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模式，是国家用健全的法律体系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稳定社会秩序的手段。

法治得以实现的前提和要义是人与人的权利平等、权力主体之间的权力制衡，司法机构、立法机构和执法机构的相互独立。法治的效果好坏主要依赖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法律制度是否完备，二是人们的道德水准的高低，而人们的道德顺水准是法治形成的主要因素。

人治是区别于法治的一种治理模式，是一种用严格的道德体系去约束和限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模式。人治会导致人和人之间权利的不平等，权力主体之间的权力不平衡。我国封建社会便是人治的典型代表，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用这种权力统治国家，并作为判断是非和裁量案件的标准。

从治理方式上来看，法治和人治作为治理社会的两种方式，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法律文化。法治强调法律、法规、规则的权威；人治在治理社会的过程中则倾向于人的能动性和权变性。

法治采用法律来治理国家，因而稳定、权威、统一。法律代表的是国家强制力，这样能有效制止和预防犯罪，从而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

人治通过至高无上的权力来治理国家，因而呈现出了随意、多变的特点，容易滋生武断和专权，因而保证不了社会的稳定。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当下我国正在建设法治社会，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国家管理方式应该是法律，而非凭借个别领导人的好恶，个人权力不能高于法律。我国封建社会宣扬的皇权至上、法自君主等应该是我国建设法治国家所要摒弃的。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法律是需要人执行的，因而法律的执行者也应该是至关重要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注 释：

①刘作翔.法理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②③魏宁.刍议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J].法制与社会，2008，（02）.

④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商务印书馆，1993.

参考文献：

〔1〕魏宁.刍议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J].法制与社会，2008，（02）.

〔2〕马志冰.中国传统法律意识与和谐思想[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3〕马作武.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4〕刘浏.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法治建设的价值分析[J].法制与社会，2011，（03）.

〔5〕张中秋.中国法律文化比较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