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影响

生育政策影响（共8篇）

生育政策影响 篇1

【摘 要】自1982年计划生育成为一项长期基本国策以来，我国的人口在整体上取得了理想中的效果，逐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人口生育政策体系。然而，伴随着经济进步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新时期里出现的种种新问题都是对我国生育政策的新挑战：男女比例失调，人口老龄化，少数民族增长过快等。在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的今天，如何调和人口增长与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高效的将人力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使得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并行，真正地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计划生育；生育率下降；影响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计划生育作为我国一项长期基本国策，其历史渊源由来已久，早在立国初期就已经有不少学者关注到这一点，当时的人口增长状态是无节制，无计划的。人口出生率的持续增长，同时伴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以及医疗方面的迅速发展，死亡率在不断地下降，迎来了建国之后的第一次人口高峰，然而，毫无计划的人口增长同社会发展的矛盾也在日益显现。在20世纪70年代，对于人口增长的管理有了较为明显变化，政府的介入，明确目标的提出等都使得“晚、稀、少”的生育政策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尤其是“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战略思想的提出更为后续相关理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1980年，国务院提出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理念，中共中央也通过公开信的形式号召党员带头执行新的生育政策。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上确定了“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12月将计划生育写进了新修订的宪法，确立了其法律地位，为政策推行提供了理论保障[1]。这一时期中，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内容不断完善，并向制度化、法制化迈进。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稳步落实，人口增长得到了有效控制，进入21世纪后，根据实际情况对原有生育政策进行了调整，在2001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中强调稳定现行生育政策，这充分体现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根据相关统计，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的30多年间，我国至少少生育了4亿人。也正是得益于此，我国的人口的不断增长与自然资源相对有限的矛盾并未被强烈激化，并且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面对新的人口环境所带来的挑战，诸如生育意愿低下、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犯罪率不断走高等，显然，过去那种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政策是不足以应对新形势，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正是看到了这一点，2013年10月党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对计划生育政策作出相应调整，允许符合条件的夫妻生育二胎。做出这一重要决定与近年来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老龄化趋势加重是息息相关的，在低生育水平下，尽快调整完善现行的政策是非常必要，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复杂而严峻的人口形势，这也反映了政府在调整人口结构上的努力和与时俱进。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分析

（一）积极影响

计划生育的实行使得人口得到有效控制。自上世纪70年代，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到了1982年左右，由于更加严格的生育政策推行，总和生育率率呈现出稳步下降趋势，根据相关统计数据说明，到了上世纪末期，我国己经进入低生育国家之列。然而，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并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期依然处于这样的状况。计划生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首先，生育率的下降与GDP息息相关，年均GDP、人均GDP都和人口的增长呈反比，这就为我国的资本积累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其次，出生人数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相关家庭的居民消费水平，家庭的负担不再像往昔那么沉重，有了更多的时间、财力进行更高层次的消费；再次，出生率的连年下降直接导致了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这大大的缓解了就业的压力；最后，出生人口的持续减少缓解了人口与资源的尖锐矛盾。此外，还使得人们的文化素养有所提升，这有利于我国人才队伍的建设，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对于人们的婚姻、生育等观念的引导与影响是理性的、科学的。从这些方面来讲，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对于社会发展还是十分有益的。

（二）消极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失衡，老龄化问题严重。生育率的不断降低及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导致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中6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不断升高，老龄化趋势显而易见，因此，我国在被列为低生育率国家后又被列为了老龄化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生产力不够发达，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无法很好地解决由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劳动力日益昂贵、老年人赡养难题。这些都会制约我国的经济发展，影响社会进步。

男女比例失调。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大部分都认为“养儿防老”，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重男轻女的现象，反映在出生率上我们可以看到：出生性别比随着年份的增加明显逐步提高，1980年起，出生性别比开始高于107，1999年突破120，2000年以来均在110以上浮动[2]。这种失调不仅会影响日后的婚姻、家庭稳定，更是导致侵犯女性案件的频发，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

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应对机制缺失。在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一批批的独生子女降生，然而人有旦夕祸福，在漫长的成长岁月中，独生子女家庭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着风险，例如可能会陷入孩子意外死亡却又无法再生育的状况。不得不说，独生子女家庭本身就是个风险家庭，那么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社会也是存在着风险隐患的。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教育问题也日益凸显，父母在物质过于溺爱孩子，却忽视了其身心的健康成长，引发了孩子性格脆弱、情感缺失等问题。

笔者认为，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既要满足当代人的发展需要，又要考虑到子孙后代的相关需求，因此必须审慎对待人口增长，鉴于我国人口数量的基数庞大，政策的调整不应过于激进，应掌握力度，循序渐进。

【参考文献】

生育政策影响 篇2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各领域均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生育水平出现了由高至低的转变, 中国在过去30年里经历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

国内外学者认为, 把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仅仅看做是由计划生育所导致的结果, 而低估或忽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人口学界对中国生育水平变动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多地转向社会经济因素。宋瑞来论述了自发性人口转变与诱导性人口转变并分析了现代化进程对生育率转变的重大作用;李建民分析了我国低生育率的经济环境, 指出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生育率下降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本文主要运用实验设计方法, 对包括经济水平、人口迁移和教育因素在内的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我国出生率影响的显著性进行定量分析, 为我国科学合理地制定人口生育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2 本文的变量和模型

人口生育是发生在一定社会文化结构上, 要受到社会存在和各种社会条件、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决定。因此, 作为反映生育状况指标的出生率也同样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条件的影响。本文运用随机区组试验设计方法分析经济水平、人口迁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出生率的影响。

2.1 经济水平

世界总和生育率在过去的50年下降了接近50%, 从1950—1955年的5.0下降到2005—2010年的2.55。在全球范围内约有50%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 造成这一根本现象的原因是经济水平的提高。经济因素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契机, 通过改变生育观念而影响生育行为。一方面以全球市场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经济发展, 彻底改变了家庭传统生育观念, 即以扩大及家庭规模和增加子女数来满足经济需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通过改变家庭在生育、抚养、教育子女各阶段的社会制度环境改变其生育决策;另一方面, 现代社会大生产的生产方式和专业化社会分工将过去农业社会微观家庭中的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紧密结合割断, 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思想为生育水平的下降奠定了文化基础。同时, 现代科技 (避孕药具和人工流产) 的发展和传播为家庭在生育和事业的选择提供了便利的技术条件。

运用实验设计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 将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指标, 根据2008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出生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 (1) 的数据分析经济水平对出生率的影响。在以下分析中, 将人均可支配收入分为三个水平, 即10000～12900元、12901～14200元、14200以上, 部分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查表得, Fα (2, 28) =2.5, F=5.11>2.5, 即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出生率影响显著。

2.2 人口迁移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 年全国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流动人口已达1.47亿人, 其中的跨省流动人口4779 万人。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中国掀起了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浪潮。国内外的研究表明, 人口的流动状态不利于生育子女, 人口的迁移会促使生育率的降低, 其作用因素有多种。像流动人口经常处在一个生活缺乏保障的不稳定状态, 时刻面临失业、流动、无居所、无收入等多种风险, 不利于生育子女。本文选取各地区住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 户口在外乡、镇、街道人数占本地区总人数的比例作为衡量人口迁移的指标, 将流动人口因素按各省市流动人口占各省市总人口的比重指标划分为3个水平, 依次为7.3%以上、4.9%～7.2%和4.8%以下。我国各省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也较为明显, 经济社会发展在各省区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育水平的省区间差异。本文根据31个省市经济水平的差异将其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组进行试验设计分析, 具体划分如表2所示 (2) , 部分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果显示, 因素A即流动人口因素在0.1显著性水平下F值为6.6大于临界值, 表明流动人口因素对出生率影响显著。

2.3 受教育程度

社会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水平变化影响显著。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不同受教育群体的生育水平差别较大, 并且随着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该群体的生育率越低。其中, 研究生学历群体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数最低, 为0.44个;扫盲班群体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数最高, 为2.33个;大学本科和高中学历群体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数分别为0.45个和0.87个。

随着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的逐渐提高, 一方面, 其文化理念逐渐转变, 所受传统生育观念的束缚变少。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及高度的生活压力下, 养育子女时间集约度和机会成本较高;另一方面, 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经济环境下, 生产方式逐渐向资金、科学技术密集型转变。对劳动力的数量需求减少, 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提高, 这就决定了未来子女的就业竞争激烈。对自身素质要求较高, 加大了家庭培养子女的成本, 对生育水平起到了较大的抑制作用。

以各省市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教育因素指标, 将其划分为三个水平, 依次为7.45%以上、5.5%～7.44%和5.49%以下。各省市区组划分仍然依据表1, 部分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结果显示, 因素A即受教育程度因素在0.1显著性水平下F值为30.65远大于临界值, 表明受教育程度因素对出生率影响显著。

3 结果分析

以上实验设计分析结果表明, 经济水平、流动人口因素及受教育程度等非计划生育政策对出生率的影响显著。把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仅仅看做是由计划生育所导致的结果, 而低估或忽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国家在调整人口生育政策时, 要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因素等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过去决定生育政策时强调“降低”生育率, 现在把握好“度”更为重要, 既不能太低, 也不能太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出生率呈下降趋势, 我们一方面要保持经济快速平稳发展, 防止出生率倒退到以前的超高水平;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改革现行的生育政策, 针对迁移人群及高等教育人群制定一系列政策, 将其生育率稳定在合理的水平,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摘要：中国在过去30年里经历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人口学界对中国生育水平变动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多地转向社会经济因素。本文基于随机区组试验设计方法, 分析我国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出生率影响的显著性, 为我国科学合理地制定人口生育政策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依据。

关键词：出生率,人口政策,随机区组试验设计

参考文献

[1]宋瑞来.中国生育率转变的特征和原因[J].中国人口科学, 1992 (5) .

[2]李建民.生育理性和生育决策与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J].中国研究, 2004 (6) .

[3]袁志发, 周静芋.试验设计与分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生育政策影响 篇3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双重影响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2-0023-01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人口问题成为国家发展、社会安定的主要影响因素。只有解决好人口问题，才能够真正实现祖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本文主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计划生育政策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够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提出一定的见解。

一、计划生育政策推动人口老龄化

1.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提前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我国从2000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当年我国的65岁以上老人达到了8821万人次，达到当年人口总量的7%。这些8821万老年人都出生于新中国成立以前，跟我国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任何关系。貌似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跟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没有关联。但是，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这就使得新生人口的数量急剧减少。在老年人口不变的情况下，减少了我国总人口的数量，使得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从而达到了人口老龄化的标准。

假设上世纪70年代我国没有开始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或者计划生育政策没有那么严格，那么在2000年我国就不会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据人口专家估计，从1971年到1998年的十几年时间里我国的人口出生量减少了63400万人口，这是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因为计划生育而减少的新生人口有33800万。如果我国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将这些人口计入我国的总人口，减去这个年龄段的死亡数量，到2000年我国的人口也会达到16亿。而在2000年我国有8821万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16亿的5.5%，这样我国就不会在2000年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社会。因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我国新生人口减少，从而减少了我国总人口的数量，使我国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加，让我国提前步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

2.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计划生育政策推动我国人口老龄化，不仅仅体现在让我国提前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还表现在加速了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不断从轻度向重度转变，老龄化进入重度阶段会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所以我们应当对之高度重视。

我国从2000年开始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和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我国始终保持着低生育率。自2000年至今，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老龄化水平快速提高。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使我国在短时间内变成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综上所述，我国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提前步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并且加速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让我国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如何在我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上，合理制定人口策略，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国家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

二、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老龄化进程有延缓作用

1.调节老年人口数量，从而减缓人口老龄化。

计划生育的实行使得我国近几十年来人口增长速度放缓，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在未来二三十年，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依旧会加剧，而且会出现老龄化由迅速发展到速度减缓的状况。这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出生人口减少，在六七十年后就使得老年人口减少，从而降低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可见计划生育政策可以通过调节老年人口数量来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其延缓作用要在政策实施六七十年以后开始显现。

2.调节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进而延缓老龄化进程。上面已将讲到计划生育政策可以减少六七十年以后的老年人数量，从而减缓老年化进程。这是通过减少老年的绝对数量的方式来延缓老年化进程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六七十年的时间。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才能减少老年人的数量。这是先加剧老年化进程，而后减缓老年化进程的一种调节方式。

此外，在老年人数量一定的情况下，调节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可以调节出生人口的数量，就能够达到调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目的。计划生育调节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得到效果。我国可以通过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提高生育率，增加新生人口，降低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实现人口的合理化发展。现在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如何将政策顺利推行下去。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除了应适应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必须以尊重人口自身的发展规律为前提，促进人口、自热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3.调节我国老龄化的区域差距。由于我国国土面积辽阔，各地的实际情况不同，因而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有所不同。一般情况下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严格，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比较宽松。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导致我国各地之间的老龄化水平不一致，老龄化水平差距较大。既然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可以扩大各区域的老龄化差异，那么国家也可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来缩小人口老龄化的差异，从而达到各地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目的。国家如果可以在分析各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口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在各地区实施差别化计划生育政策，将有利于缩小我国老龄化的区域差异，促进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总结

总而言之，我国要不断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使之适应我国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当前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的诸多矛盾，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胡乃军，于淼.老龄社会生育政策新内涵[J].老龄科学研究，2013，（5）：37-45.

[2]李丽.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对人口结构的影响[J].山东青年，2014，（12）：68-69.

生育保险政策和生育保险报销 篇4

生育保险政策和生育保险报销（男性篇）

据说社保五险中存在着一个未解之谜，男性不用生娃，为什么也要购买生育保险？

男性也能享受生育保险！

北京

2016年以前生小孩的，男方或女方可以领取一个月的晚育津贴（谁休假谁领）2016年以后生小孩的，领取津贴和男的没啥关系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23日期间属于过渡阶段，这段期间新旧两种政策都可以任选

深圳

男职工缴交职工生育保险可以享受以下待遇：

1、计划生育的医疗费用；

2、计划生育手术期间的生育津贴。

注：男职工正常参加职工生育保险的，其未就业配偶在孕产期内因怀孕、分娩发生的符合相关规定的医疗费用可申请报销。需要其未就业配偶持有效的本市失业登记证件，其他待遇同女职工生育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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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可按规定享受本市生育保险待遇，未就业配偶只可享受本市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不享受生育津贴待遇

1、符合规定的产前检查医疗费用，由生育保险基金按每人每孕次300元的标准限额支付；

2、终止妊娠或者施行计划生育手术发生的属于符合规定的门诊医疗费用，由生育保险基金按50%的标准支付；

3、住院期间发生的符合规定的生育医疗费用，由生育保险基金按一级医疗机构85%、二级医疗机构70%、三级医疗机构55%的比例支付；

4、生育保险基金对未就业配偶发生的门诊和住院生育医疗费用的支付限额，参照本市同等级定点医疗机构相应定额标准执行。

武汉

男职工未就业的配偶可以使用男职工的生育保险享受产检及生产费用，前提需要男职工缴纳生育保险满6个月，无补缴才能享受。核算标准：

1、小孩出生前一个月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生育保险费的基数除以30，乘以15；

2、个人或者单位都可以去办理，打款一般打单位账户，如果打在个人账户需要单位提交划款说明书；

3、享受护理假15天。

所以说，男性也是能享受生育保险的，当然首先你得有个老婆

然后生个娃 除了这个问题，相信大家对生育险的还有其他的疑问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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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生育报销？

北京

享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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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正常在缴状态，所报费用期间为正常在缴状态，一般分娩后次次月或者一年内由所在单位申报（暂未有时间期限限制）。

报销待遇：

1、产检——固定1400元；

2、住院——根据医院等级不同所报金额不同，最高4400元（三级医院）、4200元（二级医院）、3800元（一级医院）。

上海

享受条件：

社保正常在缴状态，所报费用期间为正常在缴状态，一般分娩后次月进行申报。

报销待遇：

2016年7月1日以后生育或流产的，生育医疗费补贴的标准为：

1、生育的，生育医疗费补贴按3600元计发；

2、妊娠4个月以上（含4个月）自然流产的，生育医疗费补贴按600元计发；

3、妊娠不满4个月自然流产的，生育医疗费补贴按400元计发。

深圳

享受条件：

首先要求生育医疗费用产生时，参保人正常在保。

其次参保人在国内（不含港、澳、台地区）发生的生育医疗保险住院分娩费用，先由个人垫付。最终在费用发生之日起12个月内向所属社保机构按规定核准报销。

报销待遇（固定金额）： 1.产前检查2000元； 2.单胎顺产2700元；

3.单胎难产（含剖腹产）5200元；

4.多胎分娩：在相应分娩标准基础上，每多一胎增加1000元

广州

享受条件和报销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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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保人参加本市生育保险累计缴费满1年、未办理就医确认手续或未按规定就医的，在手术后1年内，向社会机构申请生育医疗费用补贴。补贴限额标准为本市同等级定点医疗机构相应定额标准的60%。

2、在参加本市生育保险期间妊娠或施行计划生育手术但累计缴费未满1年的，可待其缴费满1年的12个月内，由用人单位凭相关资料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报销，限额报销标准为本市同等级定点医疗机构相应定额标准的80%。

3、参保人参加本市生育保险累计缴费满1年、已办理就医确认手续的，直接凭就医凭证报销就可以，不需要另外去医保局。补贴限额标准为本市同等级定点医疗机构相应定额标准的100%。

武汉

享受条件和报销待遇：

用人单位为职工连续缴费满6个月以上并还在持续缴费的可享受生育保险待遇，正常参保缴费前的补缴时间不能计算在内。

在符合缴纳生育保险6个月时，女职工在怀孕后需要去社保局办理生育登记备案，办理了生育登记备案，才能享受报销产检和生产费用。产检限额700元，首次产检限额185元 办理流程及注意事项：

女职工诊断妊娠后，应由所在单位携资料，向所在辖区社保经办机构生育保险待遇窗口申报，办理生育登记备案。女职工持社会保障卡、已登记备案的《武汉市生育保险生育就医登记表》到生育定点医院就医，产检及住院费用在医院直接结算。

成都

享受条件：

1、符合计划生育法律、法规；

2、住院治疗之月前12个月已按规定连续不间断足额缴纳生育保险费；

3、单位职工由单位经办人办理。

报销待遇：

1、妊娠满7个月施行剖宫生产或剖宫流产的3000元（剖腹产）；

2、妊娠满7个月生产或流产的2000元（顺产）；

3、多胞胎的每多生产一个婴儿增加400元。

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时间：

社保连续不间断缴纳12个月及以上，且在生产后12个月以内提交报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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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以上信息均按照正常分娩情况进行设定不含流产及病理情况申报。

如何申请生育津贴？

北京

申报条件及时间：

1、分娩当月社保正常足额缴纳，符合前9后12个月的连续缴纳期限，即分娩次次月起可以申报生育津贴，分娩当月往前推算社保连续缴纳满9个月或者分娩后连续缴纳满12个月。

2、申报主体：由所在单位申报。

3、申报生育津贴金额=职工所在单位上一月缴费平均工资/30*产假天数。

生育津贴计算注：生育津贴即为产假工资，生育津贴高于本人产假工资标准的，用人单位不得克扣，生育津贴低于本人产假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由用人单位补足。

上海

享受条件：

1、从业妇女生育、流产当月用人单位为其累计缴纳生育保险费满12个月或者连续缴纳生育保险费满9个月的，生育生活津贴由生育保险基金全额支付。

2、从业妇女生育、流产当月单位为其累计缴纳生育保险费不满12个月且连续缴纳不满9个月的，其生育生活津贴由生育保险基金按已缴费月数÷12后所得的比例支付，剩余部分由女职工所在单位先行支付；单位为该职工累计缴费满12个月或者连续缴费满9个月后，可向社保经办机构申请拨付已先行支付的费用。

产假天数：

1、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还可以再享受生育假30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

2、女职工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产假15天；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产假42天。

支付标准：

参加本市城镇生育保险的女职工生育或者流产的，其生育生活津贴按照女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职工月平均工资除以30天再乘以应享受的产假天数计发，所需资金由本市城镇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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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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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保人累计参加生育保险满12个月，可申请领取，未满十二个月的，待参保人累计参加生育报销12个月后申请。

2、用人单位上职工月平均工资/30×假期天数

用人单位上职工月平均工资为社保机构核定的该用人单位上一自然参保职工各月工资总额之和/各月参保职工数之和

产假天数：

1、顺产98天

2、难产98+30天

3、生育多胎的，每多生育一胎，在上述基础上增加15天

申请方式：

用人单位按照职工原工资标准垫付----缴费生育报销满12个月----用人单位向社保机构申请拨付生育津贴

职工原工资标准，是指职工享受产假或计生手术休假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未满12个月按实际月份计算。

生育津贴高于职工工资的，用人单位补差给职工。

广州

生育津贴领取条件：

1、参保人参加本市生育保险累计缴费满1年，次月起1年内，向社保机构申请支付生育保险待遇期间内的生育津贴。

生育津贴=用人单位上职工月平均工资/30*规定的假期天数计发。

用人单位上职工月平均工资，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的本单位上一自然参保职工各月工资总额之和除以其各月参保职工数之和确定。用人单位无上职工月平均工资的，生育津贴以本单位本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计算。

生育津贴领取天数：

1、顺产98天；

2、难产（剖腹产、会阴Ⅲ度破裂）另加30天；

3、吸引产、钳产、臀位牵引产另加15天；

4、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15天。

属于计划生育奖励假期或晚婚、晚育奖励假期以及看护假期，参保人不享受生育津贴，由用人单位按有关规定支付产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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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生育津贴领取条件：

1、生育前办理了生育就医登记备案

2、完成分娩并休完了产假

3、单位正常缴费

办理时间：

产假休完三个月内申报，每月1-22号 产假天数：

正常分娩的，除享受国家规定的98天产假外，增加产假30天； 难产的，增加15天；

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15天。

支付标准：

按照女职工生育或者流（引）产上月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生育保险费的基数除以30日计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日支付标准×产假天数

成都

产假天数：

成都产假天数是：98——158天 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

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注：

根据《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7最新版本)》规定：第二十六条 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除法律、法规规定外，延长女方生育假60天，给予男方护理假20天。

生育津贴发放公式：

生育津贴=用人单位上职工月平均工资*12月/365天*产假天数

生育津贴报销时间：

社保连续不间断缴纳12个月及以上，且在生产后12个月以内提交报销资料； 提交资料时间：工作日9——17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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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宽计划生育政策 篇5

经过上世纪50年代的生育高峰以后，上海市人口总和生育率(即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下称“生育率”)出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已降到0.7~0.9，1993年以来上海人口的自然变动已经连续多年负增长(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国际上将2.1的生育率称为“更替水平生育率”，即从长期来看可以维持人口新老更替的生育率水平；将1.5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将1.3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极低生育率”。近年来上海市的生育率降低到0.8上下，可以说是“极低生育率”中的极低水平，应当引起我们对其人口学后果和经济社会后果的关注。

上海的生育率下降是影响生育的经济社会变化和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生育孩子的成本(尤其是照料、住房、医疗、教育等成本)和机会成本(为养育子女所耗费的时间或放弃工作的成本)不断提高，青年夫妻的生育意愿下降，结婚率降低，自愿选择不生育的“丁克”(夫妻双方工作，无子女)家庭数量增加。近年来，青年夫妻的不孕率也在提高。另一方面，一些夫妻生育第二个孩子(下称“二孩”)的意愿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实现，也人为地降低了生育率。

实际上生育率降低不是仅仅发生在上海的孤立现象。我国城市地区的生育率已经普遍降低到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我国总人口的生育率也已降低到1.3~1.8(不同来源的数据有所差异)。从世界范围来看，上世纪60年代以来，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出现了普遍的和持续的生育率下降。

极低生育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

目前上海的极低生育率将对上海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首先，生育率的不断降低，将减少劳动力的供给和提高劳动力成本，从而对上海的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生育率的不断降低，还会减少家庭的消费需求，不利于内需的扩大和经济持续增长。极低生育率还意味着未来青年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对提高就业人口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生育率的降低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对社会保障体制的财务可持续性产生直接冲击。上海人口的出生高峰发生于上世纪50年代，当年的出生高峰人群目前已开始陆续进入退休年龄并将对上海的社会保障体制产生重大影响。如上海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赡养率，已上升到1：1.5(约1.5个在职职工负担1个离退休人员)，比全国平均水平(1：3)高一倍。按照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和人口发展趋势，上海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维持收支平衡所需要的财政补贴将不断增加，今后可能使公共财政不堪负担。由于老年人口的医疗费用是中青年人口的3~5倍，人口老龄化本身也将大大增加医疗费用的支出。人口的高龄化(指人口中80岁以上人口比例的增加)还将大大增加对于丧失自理能力的老人的护理需要和成本，目前上海所看到的老年人护理成本还只是冰山一角。

如果不考虑外来人口的迁入，目前的极低生育率将造成上海本地人口的急剧萎缩。一个简单的模拟可以显示，假定每对夫妻生育0.8个孩子的生育率长期继续下去，在10代人(大约200多年)的时间内，第11代人的数量将缩减为第1代人的万分之一！

当然，上海可以通过增加中青年人口的迁入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是这种迁入不能解决上海家庭的微观人口结构问题，家中老人较多的家庭负担仍然很重，而社会养老院保险和各类养老机构(且不说资金筹集的问题)也难以完全替代家庭的养老功能。

考虑调整生育政策正当其时

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明确提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三十年后，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得到缓和，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近年来中央强调稳定低生育率，但是对低生育率的解释是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

《计划生育法》规定“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所以上海调整生育政策，扭转生育率过低的发展趋势，有利于上海未来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完全符合目前国家的相关政策，也是《计划生育法》赋予上海市人大的权力。

当然，上海在做出政策调整的考虑时，应该与中央有关部门做好报告和沟通工作。适当提高生育率有利于扩大内需。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正在通过财政政策来扩大内需，但主要是扩大投资需求。适当提高上海人口的生育率对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可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现在出生的人口在大约20年后(接近203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时候进入劳动力市场，届时将能缓和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影响。所以，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目前正当其时。

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地区进入极低生育率的国家，如日本(生育率1.28)、韩国(1.08)等，都先后进入了极低生育率时代，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生育政策，也从节制生育走向鼓励生育。

调整生育政策的不同思路 如何调整生育政策，也有几种思路。

一种思路是放开“双独”(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妻生育二孩。2004年新的《上海市计划生育条例》实施后，稍微放宽了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条件，允许双独家庭、一方是独生子女且一方是农村户口的家庭等生育二孩。实际数据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微调的效果目前尚不明显。

第二种思路是放开“单独”(夫妻至少一方为独生子女的)生育二孩。这样做提升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一些人口学专家建议，今后可从放开“双独”进一步放宽为放开“单独”，以逐步提高生育率。

但无论是放开“双独”还是放开“单独”，这一政策将青年夫妻的生育权利与他们父母的生育行为挂钩，法理上存在瑕疵：公民生来平等，不应因他们父母的生育行为而不同，更何况许多二孩的生育也是符合当时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另外，按夫妻双方父母生育子女数分别适用不同的生育政策，可能获取信息的成本和管理成本都较高。

另一种思路是逐步普遍放开“二孩”。放开“二孩”是《计划生育法》赋予地方人大的权力，普遍放开“二孩”的政策在法理上不会产生歧视，操作和管理比较容易。为了避免因政策突然放开可能造成的“生育堆积”，可考虑采用育龄妇女年龄由高向低逐步放开的办法。

当然有人可能会担心，放开“二孩”政策会不会造成生育政策的失控？我国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一些农村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实行了“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覆盖人口840万，多年来生育水平保持在2个孩子以下，并没有出现因政策较宽松而引发出生反弹，而且，较宽松的生育政策更易为群众所接受，缓和了干群矛盾，减少了工作难度，推动了计生工作向以满足群众需求为导向的优质服务转移，也有助于促进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化。以上实际案例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上海等已经达到极低生育率的地区放开生育“二孩”，不会造成生育率失控。

生育政策影响 篇6

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背景

新中国的成立后社会趋于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中国人口的生存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我国人口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总死亡率由1949年的20‰降低到1957年的10.8‰;而这一时期出生率较高,1949-1957年期间基本保持在35‰以上,妇女总和生育率保持在6左右;年出生人口在1700-2200万之间。这种出生率的稳定和上升相对于死亡率的大幅度降低,二者的巨大差异导致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迅速上升,这一时期成为建国以来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期。

1962-1970人口增长迎来第二次高峰,1971-1975年是这次高峰的延续期。1963-1965年中国人口处于一个补偿性生育的出生高峰,1963年出生率高达43‰,其他年份也高达37‰以上,人口出生规模1963年更是高达3000万左右,其后两年也高达2700万左右。1966-1971年期间人口年平均出生规模高达2650万。这一时期,我国婴儿死亡率降低到51‰,平均预期寿命达到64岁。从而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和增长高峰。1971年至1975年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人口盲目增长没有得到有力控制。5年间出生1.02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018万人,形成了一个小高峰,是第二次高峰延续。

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公开信》,提出“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号召。1982年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国家推行计划生育被纳入《宪法》。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人口自发增长阶段;计划生育思想形成阶段;开始全面推行并严格控制阶段;政策调整阶段;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阶段。然而,在我国由于传统生育文化根深蒂固,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中困难重重。

二、我国生育文化转变的特点

1、转变过程滞后性

我国生育文化由传统生育文化向现代生育文化转变。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中,人口是生产力的象征,人们倾向于多生孩子,并具有强烈的男孩偏好,人们不仅认为男孩是劳动力,而且男孩是香火的继承人。“养儿防老”也是人们生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在“男婚娶、女出嫁”的婚姻方式下,能够尽孝养老的只能是儿子。养育儿子有着养老保险的重要作用。同时儿子作为家中生产力的重要代表,父辈为获得更多的财富以满足整个家庭和自身养老的需要,势必追求生育儿子和多生多育。“男孩传宗接代”、“早生多生”、“多子多福”的传统文化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这样的生育文化的形成,归根结底,还是社会发展水平低的原因,再加上统治阶级的压榨,人们生活水平较低,战争,疾病导致死亡率较低,人们传统生育观念根深蒂固。

1949年新中国成立,随之进行土地革命、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不再是传统的小农经济,而转变为走工业化生产道路。人口再生产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出于不断的建设与发展之中,为现代生育观念创造了一定的现实基础,但是由于具有封建帝王统治的两千多年的特有国情,以及经济发展出于起步阶段,建国初期,传统生育文化仍旧占主流,人口发展迎来两次增长高峰,生育文化转变呈现滞后性。

2、城乡差异性

建国以后,城市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教育的普及,养老制度的完善,男女平等观念认识的提高等,都为生育文化转变提供良好的基础,而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加速了城市之中生育文化转变的步伐。计划生育一孩政策执行的同时也加大了现代生育文化的宣传。在城市生育文化转变过程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较为顺利。

在农村,传统生育文化仍旧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无论是土地革命,人民公社,合作化等大生产运动还是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都没能摆脱传统家庭生产的特征,简单劳动力生产,家庭劳动里的多寡与家庭劳动成果收入成正比,人们没有控制生育的意愿。再加上教育,医疗,养老制度不完善,水平发展不高,现代生育文化没有存在的土壤,计划生育工作很有难度。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不得强制执行,计划生育在生育文化转变过程中起到强有力的动力作用,这为实现农村地区生育文化转变的实现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三、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文化转变的作用

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生育文化的转变起到促进作用。由于我国特有的国情,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具有必要性,并且在城乡生育文化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客观上,计划生育政策找到“生育率高-人口增多-家庭抚养负担重-社会负担加重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恶性循环的突破口,倡导现代生育文化,促进生育文化的转变。无论是对经济发展还是人口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促进作用。在城市生育文化转变过程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在农村生育文化转变过程中起到积极的动力性作用。计划生育政策客观上使人们开始认真思考生育行为在社会生活中的真正意义。然而,执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继续发展经济,为现代生育文化提供现实基础,才能真正保持生育文化转变的成果。

摘要：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文化转变的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城市生育文化转变过程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在农村生育文化转变过程中起到动力作用,客观上推动生育文化转变的步伐。了解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生育文化转变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利于我们正确的评判计划生育政策的意义,为政策的调整也带来参考价值。

中国现行生育政策的成效 篇7

关键词：现行生育政策；成效评估；调整

现行生育政策最初是在1982年中央11号文件中提出来的。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发[1982]1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要继续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具体要求是：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在要求上，可适当放宽。”这段文字的表述，即概括了中国现行生育政策的主要内容。

一、现行生育政策成效的评估

由于全国范围大规模地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控制的效果十分明显，但由于长期实施从严从紧的生育政策，也因此出现了出生性别比偏高、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等负面效应。

(一)生育政策的积极作用

虽然多年来国内外对我国从紧的生育政策存在不同看法，批评之声也时有响起。但毋庸置疑，在过去执行计划生育的30余年中，我国迅速增长的人口得到了有效控制，人口数量过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大大减少，生育政策的成效十分显著。从学者的研究成果分析，我国生育政策的成效既体现在对人口数量控制的直接作用，也突出表现在因为少生而节约抚养成本等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陈卫等1的研究结果表明，计划生育使中国人口转变时间缩短，人口乘数降低；稳定低生育率有利于减低人口的增长惯性，削减人口的峰值高度。因此，中国的人口控制不仅对我国的生存与发展会产生深远影响，而且有着重大而现实的国际意义。

此外，杨魁孚2等采用假设推断的方式，分析了中国在过去的27年实施计划生育所取得的成就。他认为，在27年中，计划生育使得中国少增长了3.38亿人，年均约1200万人；期内中国城市一个0~16岁的少年儿童的抚养费用最低为9.5万元，农村为3.6万元，可推算出因计划生育少增长的人口使国家和家庭节省的少年儿童抚养费约为7.4万亿元，计划生育的投入产出比高达1：80。

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尝试量化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贡献，王金营3的研究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28年间中国累计少出生人口在2.64亿~3.20亿之间，总人口累计少增加2.31亿~2.99亿；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降低的最小贡献为57.88%，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降低贡献了61.21%。

(二)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

关于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的争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出生性别比失衡。近几十年来，中国伴随生育率的下降出现了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升高现象。2003年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已经达到120以上。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学者普遍认为，这种不正常的性别比偏高与我国生育政策存在一定联系。

第二，人口老龄化加剧。学界的研究结果表明，现行生育政策导致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张车伟指出，目前，中国的人口老龄的主要困境是，与发达国家“先富后老”相比，我国是在大力控制人口增长政策驱动下，出生率长期持续下降而引起的“未富先老”。

第三，劳动力供给短缺。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老龄和少儿被抚养人口所占比例低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或曰“人口红利”期。但伴随“人口红利”的“利率”下降和整个“黄金时代”的结束，在生育水平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作用下，劳动年龄人口会比总人口更快地进入低增长和负增长的阶段，劳动年龄人口从相对比重下降到绝对数量下降，而老年人口比重和绝对数量都将迅速上升。

第四，家庭规模迅速缩小，家庭承担风险骤然升高。近年来关于独生子女家庭风险的研究也成为一个热点。穆光宗4认为，独生子女家庭存在五大风险：首先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第二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一个孩子天然地缺乏同伴教育的良好环境；第三是家庭的养老风险，如果前两个风险发生，养老风险必然发生；即使避免了前面的风险，养老风险依然存在；第四是社会的发展风险，如果发生前面的风险必将波及整个社会的发展；第五是国家的国防风险，一旦发生战事或者需要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献的时候，国防的风险也是多少存在的。

二、生育政策的未来调整方向

要想实现国家整体政策的平衡和协调发展的需要，笔者认为以下三方面可以作为计划生育政策未来调整考虑的方向：

(一)从限制向鼓励型政策转型

在未来的阶段里，考虑如何以引导和鼓励的方式对个体的生育行为进行理性约束，是计划生育决策部门需要继续重点思考并细化的问题。在本研究看来，独生子女政策在人口压力大的地区并非一定要废除，但可以鼓励性政策的方式作为二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一种补充存在，这样可以在尊重个体权利的基础上有效引导生育意愿。

(二)从单一人口政策向宏观社会经济政策引导转化

未来计划生育政策还应该思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宏观层面政策去影响生育动机和原因。如利用养老政策、教育政策、社保和福利政策等配套措施去引导个体内在的控制生育愿望。

(三)着重建立强调保障与福利的利益导向性机制

实现惠民政策与计划生育优先优惠政策的衔接和配套，加快建立和健全政府為主、社会补充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是目前计生工作的重点。

参考文献：

[1]陈卫,孟向京.中国生育率下降与计划生育政策效果评估[J].人口学刊,1999,(3).

[2]杨魁孚.我国计划生育效益研究[J].人口与计划生育,2000,(5).

[3]王金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果评估[J].中国人口科学,2006,(5).

生育政策影响 篇8

近两年来，生育权突然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先是浙江省一位囚犯的妻子要求为其丈夫生育一个孩子，从而引发了罪犯的生育权是否应保护的问题；随后是《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明确规定了独身女子生育权，从而又引起独身女子是否应该享受生育权的问题。试从人权的角度对生育权和计划生育政策的问题作一简要的评论。首先一个问题是生育权是一项人权吗？这个问题好像不值一问，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有关国际和国内法律文件对于生育权的确认情况，我们就会发现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我们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几个最权威的国际人权文件中都找不到关于生育权的规定，在我国的《宪法》和其他国家的宪法中也很难找到有关生育权的表述。那么生育权还是一项人权吗？从常识出发这又好像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在事实上都可以生儿育女，因此这项权利的享有几乎已经跟人有睡觉和穿衣的权利一样是自然而然、毋庸置疑的。那么为什么生育权并没有得到《世界人权宪章》（即三个上述公约的总称）和各国宪法的确认呢？道理也似乎很简单，因为从人类历史上看，生育权并不像生命权、财产权、人身自由权那样受到了国家和社会强烈的干预[01]；即使是对生命权和财产权侵犯非常严重的专制政权，对于人之生育行为也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那么历史上各国政府为什么会对生育行为自由放任呢？原因有很多，例如因为可能人们在观念上认为人口越多越好，或者因为政府官员认为很难从对生育行为的干预中捞到什么好处，除此之外，干预生育行为的难度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使在拥有发达的避孕、引产、绝育等技术的今天，强制干预生育行为也仍然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既然过去国家和社会几乎不存在对生育自由的侵犯问题，生育问题在很长时间内也自然没有上升为需要极力主张的人权问题。但是国际人权公约和各国宪法对生育权规定的缺位并不能否认生育权的人权属性，道理也很简单，就像美国宪法第九条修正案规定的那样，“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忽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生育权就可以说是这样的自然权利，并且是比财产权、政治权等权利更“自然”的权利。生育权作为一项自然权利，它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人权问题却还是非常晚近的事。上个世纪

生育权既然是一项人权，那么它是一项个人的权利还是合法夫妻双方共享的权利呢？《德黑兰宣言》认为生育权是父母的基本人权，1974年国际人口和发展大会通过的联合国第XVI号决议也只是确认父母的生育权，但是在同一次会议中通过的《世界人口行动计划》却规定，“所有夫妻和个人都有自由而负责地决定其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以及获得做出这种决定所需要的信息、教育和方法的基本权利”，这个规定似乎又确认个人的生育权利，并且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联合国文件都没有明确说明夫妻、父母和个人必须是合法婚姻中的父母双方和个人。不过这对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和那些宽容非婚生子的国家无关紧要，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严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观念又相对比较保守的国家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根据中国的《婚姻法》，“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如果生育权只能是合法婚姻夫妻双方的权利，那么很显然非法婚姻状态中的个人显然不具备生育的权利。二十多年来我国各个省份制定的计划生育条例正是根据这个思想制定的，几乎所有的生育权利和义务的主体都是“夫妻双方”而不是公民个人。在实践中，未登记结婚的个人或男女双方是不可能获得政府部门的生育许可的[03]，即使个人或双方生育的是第一胎子女。[04]这就是说，非婚生育在法律上完全是非法的，无论是同居的男女双方还是不同居的个人都不享有所谓的生育权[05]。但是2002年生效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于生育权性质的认识上似乎发生了一些改变，该法第17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从这种一般性的表述中，我们似乎可以推论出生育权是每个“公民”个人都具有的权利了。尽管立法者不一定有这样的立法意图，[06]但是《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规定的独身女子生育权就是根据这种理解制定的。该条例第30条第2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这条法律破天荒的法律意义就在于，它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没有结婚的个人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享有生育权。但是它对现行计划生育法律体系的挑战也在于此。如果将生育权定位为是一个不依赖于婚姻状态为条件的独立的个人权利，那么就会出现一系列的权利推论：既然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凭借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那么有什么理由不允许这类妇女与男人（不管同居与否、有没有感情）生育一个子女呢？既然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生育一个子女，那么为什么具有同样情况的男人不能拥有相同的生育权呢？既然生育权是个人的权利，那么为什么那些达到法定婚龄、没有子女的未婚男女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享有生育权呢？尽管《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对独身女子生育权的规定以及上述的一系列推论都会与原来的计划生育法律体系产生矛盾，但是《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从确认个人生育权的角度来贯彻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还是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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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义的。因为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法律经常只是一味强调公民生育行为义务的一面，而对公民的生育权的保障考虑得还不够充分。尽管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上也已经越来越显示出一些人权的价值取向，例如，在生育权的保障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在区别对待农村与城市公民、汉族和少数民族公民的同时，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给予额外的生育配额照顾，但是对于未婚公民的生育权却始终缺少应有的关注，而《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关于独身女子生育权的规定无疑在这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虽然吉林省规定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的条件显然不切实际，因为生育权的行使并不能限制结婚权的行使，但是它至少向人们表明法律对于一定条件下的未婚公民的生育权也应给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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