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思想

儒学思想（通用8篇）

儒学思想 篇1

刘基儒学思想刍议

刘基的儒学思想特点有二:一是以“措诸用”为旨归,对于明初的.学风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二是兼综众说:既融会理学诸派而以朱陆和会为主,又儒道互补,体现了明初思想多元的特征,影响了明初学术思想的走向.刘基得“濂洛心法”又兼融陆学,为心学在明代留下了发展的空间,为其后阳明学的兴起打下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伏笔.刘基的儒学思想对于明代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作 者：周群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93刊 名：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EJIANG INDUSTRY & TRADE POLYTECHNIC年，卷(期)：4(2)分类号：B248.99关键词：朱陆和合 事功之学 明代学术

儒学思想 篇2

愿景, 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了愿景感召, 生命才有活力。而《礼记·礼运》就为中华民族打造了一个美好的愿景, 并随着一代代人们的努力, 而赋予新的内涵。这个愿景就是天下公有的社会制度;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各有所养的社会保障;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仅就这一愿景, 孙文以“天下为公”明志, 毛泽东以“大同社会”励人。这一愿景所寄予人生的最大智慧, 就是在人生发展的历程中, 一定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 为个人和组织设立一个美好的愿景, 用以自我感召和激励他人, 努力在矢志不移的追求中, 实现人生的美好蓝图。

对于一个人、一个团队来说, 要想实现愿景, 就必须通过学习, 丰富知识, 增长才干。因此, 学习是至关重要的。在学习中, 要想有所成就, 还需做到“定”、“静”、“安”、“虑”、“得”。即, 志向坚定、沉静不躁、心意专一、思虑周详, 直到有所收获。

那么怎么学, 才是科学的呢?《论语·学而》中的“学而时习之”, 告诉我们, 学+习=学习。也就是说, 不仅要研读各种文化知识, 而且还要不断思索、不断感悟、不断升华, 进而结合具体的工作实际, 把知识内化为能力, 完善为良好的品德和行为, 这才是学习的科学方法。

当一个人通过学习, 掌握了各种所需的知识, 开阔了视野, 拓展了必要的思维能力, 提升了相应的工作水平, 还要从根本上解决内外兼修、德行一致的修养问题, 最终达到与己和、与人和、与社会和、与自然和的目的。而要实现自身的内外和谐, 就要“欲而不贪, 泰而不骄, 威而不猛。《论语·尧曰》”始终保持中和的态度。所谓中和, “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中庸》”

“人和”的道德原则, 必须以“仁”为出发点, 即《论语·颜渊》中所说的“仁者, 爱人。”而“爱人”的前提是《礼记·礼运》所说的“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有了这个前提, 人与人之间就会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切实做到“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诚然, 这种境界是比较高的, 尤其是“立人”、“达人”, 绝非庸俗之人所能企及, 如果不能始终如一地遵守“忠恕”之道, 用善心、善举, 尤其是忍让之态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是很难实现的。为此, 《孟子·梁惠王上》再次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将小爱升华为大爱, 把小我转化为大我, 呼唤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与自然方面, 儒学认为, 只有始终保持“天”、“地”、“人”三者的和谐, 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要关心自然、保护自然, 与自然相协共生。《孟子·梁惠王上》强调:“不违农时, 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 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 材木不可胜用也。”朱熹释曰:“因天地自然之利, 而樽节爱养之事也。”即只有顺应大自然的生长规律, 保护自然, 择时而取, 取养结合, 才能保证人与自然的生生不息, 也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可持续发展。

每一个人, 尤其是领导者, 都会在工作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甚至有时还会长期受到问题的困扰。那么, 如何才能正确对待并合理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呢?许多人往往会从领导思维与工作方法上去寻找最佳途径, 其实, 这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能否正确看待问题与合理解决问题, 实质关乎一个人道德品质的高低。《大学》中说:“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治国, 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可见, 加强自身道德品质修养, 不仅可以使个人安身立命, 而且也能很好地处理各种人事关系, 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发展。而修身的根本就在于“躬行”, 只有在工作和生活中严格遵守各种行为规范, 才能真正地实现方方面面的和谐。

一个人, 无论从事什么职业, 都必须勤政敬业、尽职尽责, 做到“居处恭, 执事敬《论语·子路》”。一旦走向领导岗位, 就要“居之无倦, 行之以忠《论语·颜渊》。”勤勉不懈, 忠于职守, “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特别是在奉献自己、造福百姓时, 还要做到“惠而不费, 劳而不怨”《论语·尧曰》。

如果是主要领导者, 就更应以修身、施德为己任。《论语·为政》中说:“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 而众星共之”;《孟子·公孙丑上》亦云:“以力服人者, 非心服也, 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 中心悦而诚服也, 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认为以身作则、以德行政, 爱民、惠民、富民是利己、利人、利国的最佳选择。《论语·颜渊》中说:“政者, 正也。子帅以正, 孰敢不正”;《论语·学而》说:“敬事而信, 节用而爱人”;《论语·尧曰》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子路》中还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子适卫, 冉有仆,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 又何加焉?’曰:‘富之’。”以上言论, 充分说明, 身为领导者, 凡事都要以德自律、以身作则、躬身践行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尤其要关心下属, 爱护群众, 与民同心同德, 从而赢得众多百姓的拥护。正如《孟子·离娄上》所说:“爱人者, 人恒爱之;敬人者, 人恒敬之。”因为“乐民之乐者, 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 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只有率先垂范, 使民心悦诚服, 才能上下同心, 协调一致, 携手共建“乐以天下, 忧以天下”的社会家园。而“为政以德”、“见得思义”、“欲而不贪”、“乐而不淫”, 还能够促进领导与下属之间彼此影响、相互约束, 共同营造清正廉洁的良好氛围。因为“上恶贪则下耻争, 上廉让则下耻节《孔子家语》”, 否则, “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论语·子路》”。

如果能够清心寡欲, 像孔子那样, 把不义的功名富贵, 看成浮云一般, 那么其修为就日臻完善了。因为“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 虽有不存焉者, 寡矣;其为人也多欲, 虽有存焉者, 寡矣。《孟子·尽心下》”一个清心寡欲的人, 虽然丢失了一些道德, 但是也会很少;反之, 如果一个人欲壑难填, 即使有一些道德, 也不会很多呀。

此外, 还要克制自己、廉洁自律, 做到“慎独”。《中庸》中说:“道也者, 不可须臾离也, 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远, 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也就是说, 凡是有违职业道德、社会功德和法律法规的事情, 都不能做, 也不能说;越是在无人看到、无人听到的时候, 越要小心谨慎。尤其是对于“可以取, 可以无取, 取伤廉《孟子·离娄下》”的事情, 更要以“见善如不及, 见不善如探汤《论语·季氏》”的态度, 舍而弃之。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不难看出, 儒学的愿景思想, 揭示了目标对行为的特殊激励作用, 无论是谁, 都要在人生历程中为自己、为组织设立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 只有这样, 才能在不断追求中, 得酬夙愿。这一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创先”、“争优”, 有着良好的激励作用。

儒学的学习思想, 表达了学习与践行之间的关系, 他告诉我们, 一切学习都要与本职工作、自身品行相结合, 既要学习理论, 感悟工作, 又要提高认知, 身体力行。这对我们今天建立学习型党组织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儒学的“修身”思想, 不仅是道德要求, 更是行为准则, 对我们今天提高公民素质, 尤其是提升各行各业的领导者的职业道德与执政能力, 都有着更为切实的指导作用。

儒学的“和谐”思想, 科学论证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相协共生关系, 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主体精神, 对我们构建当今的和谐社会, 提供了深远的理论依据。

儒学“廉政”思想, 要求领导者既要廉洁自律, 又要勤政爱民, 从古至今, 一直是国家、社会和百姓对领导者的履职诉求, 它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 具有积极的感召作用。

总之, 儒学思想博大精深, 充满着深刻的人生智慧, 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生修养、自我完善、人文关怀、科学管理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 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摘要：儒学思想中饱含着博大精深的人生智慧, 这些思想科学地阐释了人生历程中, 立志、学习、工作、从政以及修身敬业、忠恕待人、廉洁为政、爱民富民等方面必须谨记、恪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不仅使每个人都能从中悟出激励自己、警戒自己、完善自己的深刻道理, 而且对完善人际关系, 提升领导素质与执政能力, 加强廉政建设, 构建和谐社会, 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崔致远的儒学思想 篇3

关键词：崔致远；儒学；思想

崔致远于公元868年入唐，之后在国子监学习儒学，在公元874年，唐僖宗乾符元年，即新罗景文王十四年，一举中第，考上进士。崔致远于公元877年调宣州溧水县尉，因参与讨伐黄巢，并作《檄黄巢书》而名声大振，公元881年，任淮南节度使的从事，在唐生活了十八年，最终以大唐三品官衔荣归新罗。后因自伤遭值乱世，不复仕进，自放于山水之间，以啸咏为事。

唐朝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对周边国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纷纷吸收和引进中国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派遣学生入唐求学，并以新罗学生数量为首。为了培养人才，新罗统一之前就曾遣留学生入唐学习，在新罗统一之后，为了学习唐朝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儒家文化，新罗更是不断的向中国派遣留学生，民间也是不断有学生自费赴唐留学。唐朝国子监负责留学生的管理和培养。国子监以儒家经典为教學内容，教授儒家正统的思想和文化，其中涵盖儒家礼仪制度、政治制度和科举制度等。其中，科举制度的实施必然使得学子研习儒家经典，科举制的选仕更加使得儒家思想得以深入人心，进而带动了儒家社会价值观念的普及。

崔致远于公元868年入唐，国子监学习，在公元874年，一举中第，考上进士。公元877年调宣州溧水县尉，因参与讨伐黄巢，并作《檄黄巢书》而名声大振，公元881年，任淮南节度使的从事，公元885年，崔致远奉家信归国，官拜侍读兼翰林学士，并在真圣女王时期再度入唐。崔致远在唐生活了十八年深受儒家思想的熏染，其儒学思想主要是竭尽全力追求儒风，用孔孟之道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同时治理国家、报效朝廷的政治理想也时常在文章中有所体现。

崔致远对新罗儒学思想传播和发展的最大贡献在于按照实际需要论释了儒学 “仁” 的思想。孔子认为“仁”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从不轻易许人以“仁”，崔致远一生积极倡导“仁”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与君曰忠、与民曰仁。在唐朝期间他从军幕府、刀笔为吏，正逢黄巢叛乱，作著名的《讨黄巢檄》，责骂黄巢是“无良无赖之徒，不忠不义之辈”， 他责备黄巢是从儒家的观念出发，认为“圣上于汝，有赦罪之恩；汝则于国，有辜恩之罪”，阐明的是他忠君报国的儒家政治理念。

崔致远倡导仁政的说法有很多，符合孟子的“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的思想的有 “政以仁为本，礼以孝为先。仁以推济众之诚，孝以举亲之典” ，这里强调上位者只有施以仁政，并以仁政思想来广施教化，才能国泰民安。崔致远的政治思想中还有传统儒学中的民本主义思想，他认为“火生于木，而火猛则木焚，水泛其舟，而水狂则舟覆”，意思在于如果君主是木则人民是火，火生木，也可焚木，君主是舟，人民则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崔致远在这里用“木与火”和“水和舟”的比喻来阐述了君王与庶民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君王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不能充分体会“民心”和“民意”，那么统治地位就会收到动摇，君主统治者要维护其统治地位，就必须施行仁政。

儒家的伦理思想中，中庸之道处于核心地位。孔子思想核心便是“中庸”，中庸被认为是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最高方法论。儒家经典《中庸》之中提到“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小人而无忌惮。” 孔子论“时”， 多指时间、光阴、季节、时候等义，如：“使民以时”、“少之时，血气未定”等，“时”指的是一种流变不息的状态，又与道德理想联系在一起，如“君子务时”、 “孔子圣之时者也”；“中”的概念在《尚书》中多次提到过。《尚书》里“中”的含义，基本都可以在“正确、得当”的意义基础上得以统一。“时中” 便是孔子在“中庸”其执两用中、无过不及的原则，所蕴含的内在精神，是中庸方法论的灵魂和核心。崔致远的儒学思想中准确地把握了“时中”思想，并将“时中”思想贯彻于文章之中。

时行则且行。

虽甘沙砾居后，时止则止。

时不利兮，道未亨也。

海外时来道难抑。

道不可废，时然后行。

时然后言，志不可夺。

为可为于可为之时。

与其灰灭电绝，曷若为可为与可为之时。

道之将行也，时乎不可失。

踵修莲宇，威护栢城，金也其时，舍之何俟。

用之则行，时不可失。

举儒童之善教，麟步失时。

崔致远践行儒家的时中思想，同时还积极提倡道学，“道不可废，时然后行”，便是指生存于农耕社会的人们靠天吃饭，人的行为要自觉遵守天道，但是“人能弘道”，人能不断琢磨自然的道理，“道不远人”，道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崔致远不断强调儒家的道德和伦理，弘扬道德，将道学作为一种人类的共同的学问来钻研，以求达道。

崔致远弘扬道学，将儒学、道教和佛教均作为道学的补充，认为道是混成的，具有包容性，规定了道学的内涵是儒、道、佛和仙兼容并存的风流道。儒家的“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便是崔致远利用了儒家思想丰富了新罗时期的风流道的思想，使得新罗时期的整个思想都受到了儒学的侵染。

崔致远的政治思想及政治实践，甚至道教斋词、佛教著述以及诗文创作，无不显示了儒家思想对其的深刻浸染，因此他也被韩国学界尊奉为“东国儒宗”。儒学思想贯穿于他的整个人生经历，他也为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崔致远：崔致远全集，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72年

[2]崔致远：国译孤云先生文集，孤云先生文集编纂会，1973年

[3]崔英辰：崔致远的哲学思想[M]，亚洲文化出版社，2001年

[4]樊毓：崔致远研究[D]，西北大学，2004年

[5]董健： 论崔致远的哲学思想与历史观[D]，延边大学，2010年

[6]乔清举：孤云诗意——崔致远诗之哲学研究[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

浅谈儒学思想与大学生道德教育 篇4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思想经过长期的积淀，影响极为深远。借鉴和利用儒学精髓，深化大学生道德教育，培养人文精神，对全面推进教育改革和实施素质教育有着深远意义。

论文关键词：儒学思想；大学生；道德教育

儒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理念的丰厚积淀。当今教育试图构建以传统文化为基点的，以加强高校道德教育改革、完善道德教育途径为支持的现代高校主体性道德教育新模式。

未来世界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提高和改善国民素质，提升综合国力的基础则是高等教育，且高等教育的核心是素质教育即道德教育。儒家学说与教育密不可分，加强学生的素质教育，是国家素质教育的重要方向，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势，也是目前高教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儒学思想的核心及现代价值

培育民族精神，树立崇高理想，提高思想素质，以达到修身养性和人格的真、善、美统一，是我国教育中人文教育的最终目标。大学生道德教育若能从儒学思想的精髓中汲取营养，定能推进大学生道德教育工作的完善。

儒学是德性之学，即为情感理性，其核心是“仁”仁，是一种真性情，它来自生命的创造，是人的最本真的存在。培养仁德，有助于提高心灵境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保证事物的可持续发展。

仁爱，从范围上来说，它有三个层次：爱亲—爱人—爱国。

仁爱在家庭中的表现就是亲情。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仁”在家庭中体现为对父母的爱——“孝”，对兄弟的爱——“悌”。“仁爱”所追求的理想就是社会安定，人生和谐，而当代大学生常常表现出亲情淡漠，因此，让他们汲取儒学中的仁爱思想，对于家庭安定、和谐起着重要作用。

“推己及人”，儒学要求我们爱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象》），社会上，和谐的人际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就现代大学校园中的人际交往而言，学生个性差异大，在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中，难免产生口角，更有甚者会大动干戈。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人的高尚情操、情趣与和谐的社会秩序的建立，需要人的自觉自律，需要培养“情商”。[5]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应教导学生以宽厚的态度待人接物，与人为善，以诚交友，以诚办事，创造一个和美协调的人际环境和社会环境。

爱国，是“仁”的最高境界。[6]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在引导大学生知国、爱国、报国上下功夫，做到以了解祖国、学习爱国主义知识和有关理论为基础，以激发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感为重点，着力培养青年投身祖国建设的雄心壮志。

为培养当代大学生的爱国精神，教育者应努力育志、育才、导行。育志目的在于利用情感这种内部动机，促进学生理想、信念和志向的形成；育才则根据当前科技飞速发展的现状，把祖国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让当代大学生在学业上有所成就，成为祖国未来事业的建设者和保卫者；导行即应教育他们一切行动都要维护国家的尊严和荣

誉，不做有损人格、国格的事情，并有敢于和有损国格的事情做斗争的勇气。

从古至今，“和”被奉为普遍的原则或看作事物的最佳状态。学生进入高校之后，思想动态因环境而改变，学校教育模式由中学时代的“闭合式”转变为“开放式”，管理模式也从家庭管理变为自我管理。

从这些转变看来，大学生道德教育作为一种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和一种辩证“和合”的体系，教育者该做的是“因材施教”、“启发诱导”，正确引导学生走适合自己的道路。

所谓“和合”，是指事物中诸多要素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要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就这些“和”的方面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以学生为本，追求全体大学生的和谐发展，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隐性课程教育，营造丰富的校园文化，加强大学生自我人文修养。

谈及现代价值，牟宗三认为：儒学是一种生命的学问，是人学。即一种有关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在宇宙间的地位及其意义的学说，我们称其为儒家人本主义。儒学思想的现今价值有如下几点。

（1）儒学中对个人道德修养的要求，如“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对维系社会稳定有很大作用，调和社会人际关系。

（2）儒学注重人格的修养，在当今这个物质高度发达的社会，对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显得尤为重要。

（3）儒学社会伦理在大学生道德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能够引导学生确立科学、正确、健康、向上的道德观念，有利于帮助学生建立道德规范体系。

（4）“以义制利”的思想可以合理调和个人—群体—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够创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人际环境，对建立合理的人类价值观有基础作用。

二、大学生对儒学思想认知的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人们的思想意识无法跟随社会的迅猛发展。多元化价值社会面临的信任危机，挤破了人们道德的防线，传统的仁、和、礼、义、信在广大民众观念中严重缺失。社会的负面影响，使学校的道德教育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温床。

清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主任艾四林先生说：“当今大学生成长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个多样化的环境中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用简单的、注入式的办法使学生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已很困难，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用发展的眼光审视和面对这一现实。”

1.对儒家文化的本质知之甚少

一份问卷就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熟悉程度，儒家文化对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影响及社会上扬弃儒家文化的热点事件做了一次调查。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相关著作并不重视，在问卷提及的几篇经典名著中，阅读人数屈指可数，同时还发现，大多数大学生除对语文教材中的几篇古文有所了解外，其他一概不知，儒学思想对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的影响甚微。

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处在现代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大量网络信息的存在，给了大学生太多的诱惑，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只是单纯地拷贝别人的生活，我们的思维也出现了定势，失去了创新的能力；第二，网络上的信息，充满了新奇，在大量信息的冲击下，进而消减了大学生品味古典文化的兴趣；第三，从道德行为来讲，随着物质

欲望的急剧增加，大学生的功利心也日益加重，从而将自己的学习重心放在了如何创造物质财富上。

2.忽视儒学原著的自我阅读和体悟

从大学生对百家讲坛的热衷程度可以看出，大家对电视与网络的关注远远超过了文化读物。我们在追求网络便利的同时，却丢失了儒学经典著作的原汁原味。

当代大学生之所以对于丹等人的儒学观点如此热衷，就在于他们夹杂了自己的情感与观点，更把深奥的儒学思想演绎得简单化、通俗化，而我们如果只是一味地将他们的看法吸收，就会造成“消化不良”。

3.尚有少数人十分了解儒家文化，并尽力继承和发扬

虽然流行时尚如此令人追捧，网络上的时尚论坛也缤纷亮丽，但是不乏一些对儒学感兴趣并有深刻见地的大学生的存在。他们探讨儒学，在各方面提出自己的观点，虽没有评判流行时尚那般吸引人的眼球，但是比那些花哨的东西要深刻得多。

三、将儒学思想引入大学生道德教育

中华民族礼貌友善、温良忠厚和认真刻苦的气质，是在儒家的教化下逐渐形成的。我国传统儒学道德思想固然有其自身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些优秀思想成分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的作用。中国文化是一种“软实力”，“礼、义、廉、耻、仁、和、忠、孝”的儒家思想基本价值观，一直是指导绝大部分中国人日常行为的基本意识规则。根据现实需要，可以通过简单易懂的方式把传统的正确价值观灌输给学生，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意识。

中共十七大代表、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十七大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肯定：儒学等一些“传统的好的方面”是道德教育一部分。

周济强调，推进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就是要使学生能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整个教育的最重要的工作。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要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实际，使他们真心实意地能理解、能学习、能提高。

德育工作主要在以下三个层面展开：第一，在课程教学当中，进一步加强德育课；第二，充分利用课外活动，在课余时间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三，建立起学校、家长和社区共同的网络，来推进学生的德育以及素质教育。

道德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培“魂”植“根”：把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作为培养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这个“魂”，把儒家思想作为具有中华民族精神这个“根”，并在加强和改进中坚持做到以下四点。

1.与时俱进

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应以培养学生民族精神为起点，通过经典诵读、讲述美德故事、参加道德实践活动等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和习惯，充分发挥学校育人工作的主渠道、主阵地、主课堂的优势，构建全面育人、全程育人、全员育人的工作格局，全方位地构建德育工作网络，真正让德育贯穿于学校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在学校的方方面面。

2.注重品行

在德育内容上，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儒家经典伦理，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在德育实践上，要做到课内外、校内外教育的一致性，由单一模式向多样化、个性化、风格化的模式改变；在认知情感上，既重视对学生品德行为既定概念的灌输，更重视通过体验对学生品德行为、思辨能力的培养和开发。学校德育价值取向既要重视品德的“概念化”，又要重视品德的“智能化”，既要“塑造人”，更要“开发人”。

3.师德建设

师德建设是加强德育工作的关键环节。要高度重视团队组织在道德建设方面的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学生心理咨询，关心学习困难和心理障碍的学生的健康成长，充分运用影视、艺术及文字作品等各类生动活泼的教育资源，营造浓厚的校园氛围，引导学生自育自学。针对面临的新时代、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结合学校师生和家长的实际，找准切入点，抓住突破口，积极开创使学生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德育工作新局面。

4.观念塑造

在党的教育方针的指导下，结合德育“尊重生命、心灵互动、生命需要”的出发点和本质功能，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人才观；认真处理好课堂教学多渠道和多渠道教育的关系，优化师生关系和教育教学过程，在传授间接知识的同时，加强对直接知识的实践体验教育，做到先有趣才有益；精心创设德育工作载体，根据大学生的年龄特点，抓深化，重内涵。

四、结语

在深化教育改革和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儒学思想以其强大的延续性和生命力，对大学生实现人格塑造、道德修养、情操追求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实现人生幸福目标。

第二课 汉代儒学(儒学的兴起) 篇5

“‘焚书坑儒’批判”、“东汉太学生议政运动”、“科举制的文化影响”、。▲基础知识 一．罢黜百家 1.背景：

（1）中国的“ ”局面得到巩固，政治体制大致定型；

（2）以 为主题的文化共同体基本形成；（3）儒家思想逐渐被统治者确立为 思想；

（4）初年，起用儒学之士，并向其咨询治国方略； 2.过程：

董仲舒建议皇帝倡导儒学，实践，推行，养士求贤等；其“ ”思想得到汉武帝的认可；在汉武帝时代，完成了罢黜百家、提升儒学地位的文化体制和文化政策的转变。3.评价：

（1）消极：结束了各派学术思想 的局面，扼制了 的自由发展；

（2）积极： 地位上升，对于民族 的进步有积极意义；也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打击地方割据势力。

二．太学的出现 1.太学的创立：

（1）创立者是 ；性质是培养 人才的官立学校。

（2）意义：是儒学教育 和 的标志；带动了 积极向学的风气，有利于文化的传播；改变了权贵 的情形。

2.地方教育系统建立： 时期，除了建立太学外，令各郡国建立学校。▲问题提升

1.儒家思想能获得独尊地位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直接原因是什么？ 根本原因是自身顺应时代需要不断改革完善。直接是统治者的推崇。2．材料二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以教化为大务”；“正法度之宜”。

——《汉书·董仲舒传》

（2）依据材料二中董仲舒的论述，指出其思想特征。结合所学知识，阐述董仲舒的思想

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4分）

（2）强调“大一统”；糅合各家思想，形成新儒学体系。

儒学正统地位在汉代确立，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3．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足以贼民者，天夺之。”其目的是什么？有何作用？ 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君主权力受天制约，限制君权，防止暴政。

▲拓展延伸

1.董仲舒新儒学的特点

（1）从思想内涵来看，融合了儒家、阴阳家、黄老之学和法家思想为一体，兼采百家；（2）其核心是“天人感应”说，强调王权的合理性；但以神权来限制王权；（3）以维护皇权的绝对性为最终目的，完全变为官方统治哲学。2.儒家学说在汉代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原因（1）春前战国时期，正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变革中，儒家学说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

（2）西汉建立后，需要加强中央集权，董仲舒发展了儒家学说，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3）汉武帝采取的尊儒措施使儒学处于的尊地位。▲巩固性练习

（2013·福建文综·14）《春秋繁露》曰：“大富则骄，大贫则忧„„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在此，董仲舒提出的治国理念是()

A．上下相安利国益民

B．强制去富以抑其骄

C．竭力济贫以抚其忧

D．劫富济贫以均贫富

（2010·北京文综·13）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理论由先秦法家奠定，经汉朝儒生发展而成。这两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分别是()

A．荀子、董仲舒

B．荀子、孟子

C．商鞅、孟子

D．韩非子、董仲舒

2.（2011年北京卷，14）文庙是中国古代官方兴建的祭祀孔子的场所，产生于唐代，宋代逐渐在中原、江南的城市中大量兴建，元代在贵州、云南，清代在新疆、东北等地也相继出现。这一现象表明（）

A.兴建文庙是加强专制统治的手段

B.唐代是官方儒学教育的兴起阶段 C.文庙的兴修导致了程朱理学的产生

D.文庙的修建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 3．孔子教育思想中客观上与其维护原有统治秩序的政治主张相矛盾的是（）A．知之为知之 B．有教无类 C．学而不思则罔 D．因材施教

5．稷下学宫（大约创建于齐桓公时期，至齐王建时衰弱）是古代齐国设立的一处专供各地学者著书论辩、传道授业的场所和机构，是我国最早的由政府创办的高等学府，也是我国最早的多学科的社会科学院。关于稷下学宫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稷下学宫具有政府的咨询参议机构的性质 B．当时云集稷下的主要学者有孟子、荀子等

C．文学游说之士在此相互切磋驳难，形成了当时思想界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D．培养出了诸如孔子、董仲舒等儒学大家

6．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为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奠定了基础。与儒家．墨家道家．法家所崇尚的理想人格相对应的排列组合是（）

A．君子．侠客．隐士．英雄

B．英雄．侠客．隐士．君子

C．君子．侠客．英雄．隐士

D．英雄．隐士．侠客．君子

7．儒家学说在秦朝遭到沉重打击，在汉代上升为国家的统治思想。这种变化同它自身的与时俱进有密切关系。同先秦儒学相比，经过董仲舒改造之后的汉代儒学（）

A．坚决排斥了阴刚五行之说

B．从批判时政转变为维护现实统治

C．提出了“为政以德”的观点

D．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思想精华

8．梁启超曾说，如果让孔子当国民政府的教育总长，他一定会像法国那样，把教育部改为教育美术部，把国立剧场和国立学校看得一样重，并且还会改良戏曲，到处开音乐会，忙个不停。这说明儒家

A．主张用仁爱之心调节和协调社会关系 B．强调有教无类，注重发展私立教育 C．注重美育对道德修养的辅助作用

D．注意借鉴不同文明，进行教育改革 9．季路问事鬼神，（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这段材料反映了我国的早期儒家思想 A．极为强调等级名分制度 B．密切关注社会现实人事 C．人力提倡古典民本思想 D．积极宣传朴素唯物主义 10.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战国后期，诸子已开始尝试以自己的学说统一思想。……《吕氏春秋·不二》篇宣称：“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裁制；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诱引。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顾颉刚

材料三 自从汉武帝立官学，两汉学术上只有儒家派别间的争辩，不再有儒与非儒不同学派的斗争。这是封建国家统一以后自然产生的结果。这个结果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但也有助于国家统一的巩固。——范文澜《中国通史》

（1）材料一反映了当时思想界怎样的发展趋势?

（2）材料二“刑罚的裁制”、“利禄的诱引”主要指什么措施？

（3）结合材料三和所学知识，谈谈你对秦汉统治者统一思想的认识？

参考答案：

（1）思想逐渐统一（2）“刑罚的裁制”：秦朝“焚书坑儒”为代表的文化专制举措；“利禄的诱引”:汉武帝独尊儒术，把仕途和儒学结合起来。

儒学与企业文化. 篇6

儒学是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儒家管理思想的仁爱原则和“仁、德、礼、智、信”的治国方略，是世界管理思想的瑰宝。研究传统文化，就是要继承发扬优秀文化传统，去创新、去开僻新路，加快前进步伐。

对儒家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后，就会发现其对于现代企业管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可鉴之处。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解释为“爱人”，“仁亲也”。今天，我们仍然要提倡“团结、友爱”，“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被伏尔泰视为待人处事的座右铭，曾被写入《法兰西共和国宣言》和《世界人权宣言》。西方商人视这话为“黄金法则”，谁违背，谁失败，这是很有见地的思想。今天，如果我们在企业管理中对职工施以仁爱，对客户施以爱心，为客户提供多品种、高品质的产品，不搞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行为，企业肯定能办好。

“德”是仁的思想延伸，即我们讲的道德。孔子说：“以政为德，比如星辰，居其所而群星共之”。这个德就是仁爱之德，有义之德，上下同心同德，如果企业领导人都能有这种“德”，企业职工就会如众星待北辰那样共之，企业各项工作就会运转自如，“上下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就是德的威力。

“礼”是指人与人之间来往要待之以礼、待之以诚，互敬互爱。在今天建设企业文化同样适用。“礼之用，和为贵”，人与人之间如果都能崇尚礼义，以礼相待，社会就能亲和安定，企业如果重礼仪，领导尊重职工，职工尊重领导，干群之间亲和致礼，企业凝聚力就强，企业兴旺，就有了保障。

“信”即讲信用。“民无信不立”，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更具有特殊意义，企业要占领市场，必须讲信用。人与人之间相处，同样要讲信用。从

一定意义上讲，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凡是在市场经济中不讲信用的企业，最后必然要被淘汰。

孔子认为，天地间以人为贵。由他创造的儒学文化是塑造人、培养人、提高人的重要思想库。运用儒家思想管理企业，生产得快、经济效益好、风气正、人心齐，企业就有很强的凝聚力。我们可以把儒家的“仁”诠释为“施仁政，得民心，在企业中就是关心爱护职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义”诠释为“通晓大义，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维护大局的原则下行动”。把“礼”诠释为“要讲文明礼貌，培养‘四有’职工，在市场经济中讲道德，讲文明”。把“智”诠释为“群策群力，讲究经营策略，善于把握时机，开拓市场”，把“信”诠释为“言而有信，维护企业信誉，真抓实干，赢得群众信任和支持。”

中国儒学传统人性论教育思想探究 篇7

关键词：传统人性论,力行养德,核心经典,全人教育

一、引言

人类有史以来流传不息的各宗各派的文明皆有几乎相同的教育目标:佛家教人觉悟到自身本有的佛性;儒家教育的至高境界亦是“天下回归仁性至德”;道家的返璞归真、基督文明之“博爱”精神都是人真本性的回归和普及。所有这些留存千年以上人类文明的教育主旨并非让人创造自己的真性, 而是教人如何“找回”或是“回归”自己的真本性, 而这个“找回”或者“回归”的过程就是教育。教育的目标一如儒家所言:“君子大才立于天地之间, 善养浩然之气, 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而后可以参天地而化育万物, 替天宣化, 替天行道。”

二、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思想

教育的一切现实意义根源在于对本元人性的认知, 教育的过程就是回归本元人性的过程。钱穆先生在谈到中国传统教育对人性的认知时说:“中国人言人品, 又常言品性品德。人之分品, 乃从其人之德性分。天命之谓性, 人性本由天赋, 但要人能受教育, 能知修养, 能把此天赋之性, 实践自得, 确有之己, 始谓之德。德只从天性来。天性相同, 人人具有。人之与人, 同类则皆相似, 故人人皆能为尧舜。” (《国史新论》)

“人之初, 性本善;性相近, 习相远”是在中国传统启蒙读本《三字经》中有两句流传甚广的启蒙话语。这两句启蒙话语看似简单朴实, 实则隐含着中国传统教育的根本哲理, 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观念和教育实施的出发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教育始终以“长善救失”为教育的基本追求。《说文解字》对于“教育”作了基本解释:“教者, 上所施下所效也;育者, 养子使作善也。”对于“善”的直观理解就是好的德行, 重视德行教育和人格的养成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和出发点。以此可知中国传统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以德化民。

三、中国贞儒自孔至孟人性论思想及其教育观

从学术的角度来讲, 自战国学术分天下裂始有人性善恶之辩。对于人性的善恶之争自战国诸子以来成为中国哲学或思想界论争的基本命题。至荀子已失却儒家“性与天道”之贞, 故有性之善恶相分水。

“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是孔子对于人性观念的明确表述, 而其整体的人性观念则是与天地之德合一的本善之性。孔子强调了教育 (学习) 对自性成长的作用, 自谓“非生而知之者”, 他以一个普通人应有的年龄阶段表述自己通过学习返回真性的过程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而这种至高的人生境界的另一个表述是:“子绝四:毋意, 毋必, 毋固, 毋我。”这里的“知”与“绝”正是孔子体证自性的结果。这个“性”相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就叫“先天之性”。

儒家人性本善在《中庸》中也有明显的体现。《中庸》开篇即讲:“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人本性源于天性, 率 (循) 性而行即是中庸之道, 修道即学渐循性, 这便是教育。所以“教”的最初意思, 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 是要一个人能依照本性而行, 与天地合德。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天性就是“道”, 个人通过修学达到合于天性的人生境界就是“德”。“天命之谓性”另外一层意义便是这个“先天之性”蕴藏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 故而孟子言:“人皆可以为尧舜。”人本有的“智慧”会因教育不当成为一个被后天物欲、俗情蒙蔽了的“圣人”。儒家经典《大学》里所讲“格物”即是扫除后天物欲、俗情的蒙蔽, “致知”就是返还先天真本性。

性善的观念是孟子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孟子认为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 乃先天自然之性, 且认为人无有不善。他阐释了孔子“性相近, 习相远”的先后天合一的思想, 对人的先后天之性作了较为明确的区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几希。”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几希之微的先天之性, 而这个几希之微的先天之性又可以通过教育发扬光大。孟子由此认为教育的目标与社会大众来讲是“……存其心, 养其性, 所以事天也。”于个人的意义则是:“夭寿不贰, 修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也。”孟子认为这个善端正是个体人接受教育或者自我教育的人性基本出发点, 并明确表达这个“善”是人天生固有的。“……非由外铄我也, 我固有之也, 弗思耳矣。故曰, 求则得之, 舍则失之。” (《孟子·告子上》)

四、亦儒亦法的荀子人性论思想及其教育观

儒家性与天道之学问逮于孟子而后失传。至战国时期学术分, 天下裂。中国上古圣人对宇宙、自然、人性的科学认知与应用于人类自性发展而到博爱大众的生命观念沦为学术纷争。荀子有《性恶》一篇, 认为:“人之性恶, 其善者, 伪也。”皆是以现实社会道德观念的善恶标准而言, 而现实社会道德观念是以人性中后天欲望的分配与获得方式为价值判断。荀子明确表达他对人性认知范围的限定:“目好色, 耳好声, 口好味, 心好利, 骨体肤理好愉逸。” (《荀子·性恶篇》) 都是人的自然需求。“凡人有所一同, 饥而欲食, 寒而欲暖, 劳而欲息, 好利而恶害, 是人之所生而有也, 是无待而然者也, 是禹、桀之所同也……” (《荀子·荣辱篇》) 这些建立在生理基础上的耳目声色的后天欲望即“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正如孟子所言人与动物之间的相同性:“口之于味也, 目之于色也, 耳之于声也, 鼻之于臭也, 四肢之于安佚也, 性也。”荀子认为如果顺这样的人性而不加限制则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今人之性, 生而有好利焉, 顺是, 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 顺是, 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有耳目之欲, 有好声色焉, 顺是, 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 从人之性, 顺人之情, 必出于争夺, 合于犯分乱礼而归于暴。” (《荀子·性恶篇》) 荀子认为人之所以能够弃恶从善, 是因为人不断地坚持学习积累的结果。基于对人后天人性的认知, 荀子十分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个人成长的影响作用。

五、结语

综上所述, 古人教育重德是教育学中最大的科学。儒家经典《中庸》有言:“大德必德其位, 必得其禄, 必得其名, 必得其寿。”德乃教育之大本, 人生之根基。孔孟强调先天人性的至善本质, 教育追求“止于至善”的生命境界;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自性修学遏制、消弭后天俗情物欲的膨胀, 从而达到“知”天命的身修阶段, 成己之修学完成;并强调过程的“学而时习之”躬行实践以体证自性的流露, “吾日三省吾身”的自我省察以期“克己复礼”而“归仁”;教育的手段从日用伦常入手, 入孝出悌谨言信行, 从而生发爱众亲仁的君子情怀, 至此教育的核心任务 (做人教育) 初步完成。随后强调贵在行有余力方可学习世俗之生活技能。荀子从当时社会的礼崩乐坏和“上下交征利”的战乱时代强调后天的人性之恶, 提出现实教育行为和环境对人性的修正作用, 强调方法的约束和教育的干预力量。笔者认为孔子作为一个教育家最伟大之处在于向后人昭示了为学次第:“弟子入则孝, 出则悌, 谨而信, 汎爱众, 而亲仁, 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孝、悌、谨、信、爱众、亲仁需在躬行实践中习得, 而非道德说教可以完成, 这些环节完成的标准是“行”, 行有余力, 才可以学知识性、技能性的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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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钱穆.国史新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儒学思想与中国现代化 篇8

自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以降的一百七十多年历史时段内，中国曾先后掀起三次文化讨论争鸣的热浪与高潮。在这三次影响甚巨的文化讨论与争鸣中，所涉及的问题固然众多，但核心问题或曰根本问题只是一个，即儒学思想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彻底否弃：抽象批判与虚假激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主张凭借彻底摒弃儒学思想、实施全盘西化的办法，来化解和平息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以达到推促中国社会加快现代化进程的目的。真正彻底颠覆和否弃儒学思想的大规模批判始于“五四运动”，而类似运动在一百多年里一共发生了三次。第一次是“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思想的批驳程度最为激切、最为广博，其时知识界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儒学进行了极其尖锐而系统的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文化力量对作为学术的儒学与作为政治的儒术不加甄别和区分，用漫画式的笔法对其进行讥讽嘲弄。这次对儒学思想的清剿和挞伐，对于唤醒大批国人打破和摆脱封建思想桎梏，进而接纳和服膺西方先进思想文化，起到了重要的启蒙、开化和引导作用。但从理论上而言，这种简单甚至是粗暴的否定一切的盲目批判，既不能剔除和疗治儒学思想的沉疴痼疾，也不能为中国完成现代化使命开出灵丹妙药。第二次全盘否定儒学思想的运动发生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次反儒学运动声势浩大，席卷全国，周期漫长，延续十年。“文革”对儒学思想的批判除了造成绝大部分国人思想观念上的混乱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泛滥外，并未产生“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批判所产生的积极社会意义。第三次批判儒学思想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热潮中。当时一些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再次开始对儒学思想口诛笔伐，他们认为儒学思想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必须继承弘扬“五四”以来全面批判儒学思想的传统，直至整个民族全部抛弃儒学思想。今天回过头来审视反刍这三次批判儒学思想运动，不难从中得出这样一种总体结论：主张全面弃绝儒学思想的人，在探寻现代化道路时必然遁入“全盘西化”的歧途，换言之，这种“替代”论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一厢情愿的臆测。

（二）“体”“用”之辩：表象折衷与深度排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来的。所谓“中体西用”，就是利用西方现代文明中的科学技术来捍卫和维系封建道统的伦理原则。“中体西用”观点的提出，一方面表明十九世纪末中国一些具有开放意识和开明胸襟的先进人物，已经深谙中国的儒学思想面对西方文明的严峻挑战难以单独承担起拱卫封建政权运转的重任：另一方面也表明，儒学思想在中世纪漫漫长夜中所累积起来的正统性和权威性，在国人（特别是封建士大夫）心中所沉淀下来的情感因素和维护力量，是多么的顽固和强大。“西体中用”思想主要是由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提出的一种兴邦治国理念。李泽厚先生所说的“西体中用”，其“体”包含源自于西方现代化这一包括社会物质层面在内的社会本体和作为社会本体反映的本体意识两个方面，其“用”是依循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遴选和运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理论、文化价值体系和生活价值取向等。历史发展实践充分证明，无论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还是李泽厚的“西体中用”，尽管都秉持了中西文明合二为一、融为一体的良好愿望，但实际上这种良好愿望仅仅是纸上谈兵；二者所能做到的，仅仅是中西方文明的表象兼容与虚假结合。

（三）保守主义与现代儒学：在继承创新中陷入尴尬处境。西方学者尤其是西方汉学家往往把近现代中国的思想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划分为“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大阵营。其中“保守主义”以固守传统为主要特征，本文所说的保守主义是指文化保守主义。它以传统文化为依托，以融合古今为路径，有选择地吸纳借鉴西方文化，以顺应时代不断发展的需要。现代新儒学作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派别的中坚力量，其主要代表人物为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钱穆、牟宗三、徐复观、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和杜维明等。现代新儒学反对“现代化就是西化”的观点，倡导一种东方式工业文明即“儒学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现代新儒学认为，儒家思想的“内圣”之道是儒学中亘古不变、历久常新的主题，主张重走宋明理学设计的“内圣外王”的老路，也就是返回儒学之“本初”。“返本”的同时他们还注重“开新”，即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开创科学民主的“新外王”盛世。现代新儒学面对中西方文化的激烈冲突，主张吸收西方文化之优长弥补中国文化之短板，体现出包容豁达的学术风范。事实上，新儒家的这些“现代”品格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强调有选择地继承儒学思想，并主张实现儒学发展必须使儒学与当今世界各种先进思想进行对话和交流；其次，在对待西方文化上坚持比较开明的态度；第三，它始终在密切关注和孜孜探求中国现代化的文化模式，一直致力于儒学思想与现代文明的对接和互洽。

即便如此，现代新儒家与前述“体”、“用”倡导者一样，并没有从根本上消弭儒学思想与现代化之间的隔阂。传统儒学的“内圣”之道，是一种借助伦理经验和道德实践印证天道与人性的内在同一性，从而使儒学成为圣贤的学问，它所提倡的价值观念如贵义轻利、重道轻器、存理去欲、好古贱今、重农轻商、重道德轻科技等等，这与以科学和民主为基本标志的现代文化价值观念大相径庭、相去甚远。传统儒家与现代新儒家的分水岭在于，传统儒学只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价值取向，现代新儒家在此基础上还以助推社会进步为人生追求，以保护自然生态、实现天人合一为最高精神境界。但是，近年来一些现代新儒家开始掉头逆行，希冀通过保留和传承传统儒家思想的“内圣”之学，开创出与传统儒家价值取向迥然不同的“新外王”事业来，这又有些让人匪夷所思。

二

一百多年来在阐释和厘定儒学思想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上，各色政治和学界人物之所以在理论上迷失方向，其客观原因在于中国近代自然历史进程的突然中断，从而造成了历史、现实与未来之间必然联系出现了缺失假象；在主观上则是由于这些人物未能洞彻和把握儒学思想的双重属性，缺乏对儒学思想的本质认知。认清和明晰儒学思想的双重属性，是正确看待和合理运用传统文化遗产的前提和基础。儒学思想的双重属性，主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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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总体上看，儒学思想既具有封建性的糟粕又具有民主性的精华，它在中国历史上一方面起到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呈具促进中华民族统一、推动中国文明演进的功效；它既是今天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沉重包袱，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文化根基和创造崭新文明的精神支撑。伴随清王朝的覆亡，儒学思想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已不复存在，但它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挥之不去，它的一些负面因子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经常复燃发酵，成为社会前行的反作用力。

（二）从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贡献来看，儒学思想既有其积极一面，也有其负面效应。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政治安定、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统一是国家发展的首要前提。儒学思想中的大一统观念所提倡的高扬群体价值、牺牲个体利益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虽历经多次分裂、倍罹无数战乱却没有衰亡败落的凝聚力的重要源泉。纵观中国历史演变历程，不难发现，一方面儒家的经邦济世思想与“国格”观念，孕育滋养了包括民族英雄郑成功、林则徐等在内的众多志士仁人；另一方面儒家的大一统观念和对个体价值的忽略轻视，也湮没窒息了社会的生机与活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进步。

（三）儒学思想是一个矛盾集合体，既具有封闭性又呈现开放性。经过几千年的传承演化，儒学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机制和模式，所以它对于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天然地予以排斥。但儒学思想绝不是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独自运转的体系，它能够适时吸收和同化外来文化中契合中华民族发展需要的一些有益成分，不断地丰富和强壮自身。最早传入中国并与儒学思想发生碰撞的外来文化是印度的佛教文化。儒学思想对佛教文化既主动吸收又适度拒斥。鉴于佛教中的教规教义和消极出世思想与儒家积极入世理念相违背，故一直被儒家拒之体系之外。而随着儒、佛的互相碰撞与相互渗透，佛教中的许多思想逐步成为儒学思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宋明理学就是在儒学吸取佛教思辨哲学的基础上，将儒、道、佛三家冶于一炉的重要结果。十七世纪“西学东渐”时，儒学对待西方文化也表现出排斥与吸收相互对立的抵牾姿态，一些道学家盲目排外，把西方科学技术说成是“奇器淫技”，主张“立即驱逐”；而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则认为西方科技是“国家之盛治，保太平之策”，奏秉崇祯皇帝力排众议，大力引进吸收西方科技。

（四）儒学思想中贵贱等级观念与尊重独立人格的观念同置并存。儒家学说非常注重尊卑贵贱的区分，着力弘扬尊君忠君思想，极力维护等级观念和君权地位。儒家还特别强调个人对于家庭和社会的义务，而忽视个人相应的权利。但是，儒家一方面注重人的等级贵贱，另一方面又承认小人、庶人也是人，正如孔子所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句话实际上承认了“匹夫”即平民百姓也具有独立意志。孟子更是强调了高贵者与卑贱者之间的同类关系：“圣人之于民亦类也”，“人人可以为尧、舜”（《告子下》）。王阳明认为“满街皆圣人”（《传习录》）；李贽则明确提出“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古道路》）。

（五）儒学创始人孔子的二重性格及其对中国知识分子性格和民族性格的双重影响。孔子在世时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悲剧性人物，旧的达官贵族认为他偏执激进，新的豪门显宦认为他拘谨保守，新旧贵族都要放逐追杀他，孔子既要为苟活性命于乱世而使自己识时务，又要实现自己不合时宜的理想抱负，由此便衍生了其相互矛盾的两重性格。一方面他宣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很有些桀骜不驯的气概；另一方面他又主张“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很有几分畏葸怯懦的表现。他一方面向往清高洒脱的自由境界，另一方面又诛灭少正卯，扼杀言论。孔子本人的这种双重人格对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对整个民族性格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孔子性格中俊伟刚正的一面，铸就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整个中华民族奋发有为、百折不挠的气节；孔子性格中懦弱矮化的一面，又造就了我们这个民族性格中唯唯诺诺、奴性十足的一面。孔子性格中的每一特点，几乎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整个民族的性格中都能找到痕迹和踪影。

（六）儒学思想中既有开拓创新的维度，又有僵化保守的质素。孔子自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其晚年读《易》韦编三绝。儒家思想所宣扬的自强不息精神，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但儒家思想中中规中矩的保守倾向，也使很多国人孳生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小农意识，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儒学思想里的这种抱残守缺意识无疑延缓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成长和成熟。

（七）儒学思想推崇的“天人合一”观念也是矛盾对立统一体。“天人合一”观念在儒家学说里源远流长，孕育于先秦，成熟于西汉，流布于当下。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建立了天与人相互“感应”的宇宙观，主张国家和个体在外在活动中理应与自然及社会相合拍、协调和统一。而宋代程朱理学认为“天人合一”观念旨在建立内在伦理自由的人性。汉儒和宋儒的“天人合一”，虽然旨趣各异，但在淡化“天”作为人的主宰这一点上却是高度一致的。在没有经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活动之前，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实际上是以人在自然面前只有服从没有自由为前提的，这种“天人合一”也是以牺牲人的创造与自由为代价的，倡导这种“天人合一”的理念，无非是希望人类永远在鸿蒙未开、蒙昧无知的原始状态里生存和生活。

（八）儒学思想注重政治伦理教化，忽略对自然规律研究，因而使中国道德伦理与自然科学发展出现畸重畸轻的状况。儒学思想重视人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以“治国平天下”为最高价值标准。儒家所关心的首先是“平天下”，其次才是“富天下”。儒学思想中既没有重视和提倡科学的观念，也很少有排斥和反对科学的表述，甚至有些儒家代表人物，自觉不自觉地摆脱儒学思想中的轻自然、轻技艺特征，致力于探索宇宙万物的奥秘真谛，并取得世所瞩目的成就。

（九）儒学思想中的中庸理论具有二律悖反的特点。中庸思想是儒家学派的重要方法论原则。“中庸”的含义是多方面的，但中庸思想的理论基点是维护矛盾的同一性保持矛盾体的平衡，防止矛盾激化和转化。中庸思想的社会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中和”为核心的中庸之道，要求待人处世中正适度、谐和一致，借以消除社会中的人际紧张关系，保持社会的有序；二是中庸之道在实际生活中很难真正实行，因为由此引发的副作用甚巨：人们谨小慎微，噤若寒蝉，唯书唯上，不敢越雷池半步，不能申诉自己的愿求和张扬自己的个性。中华民族性格中逆来顺受、得过且过、胆小怕事等特点，是儒学思想中的中庸之道长期演化的逻辑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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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儒学思想中的义利观在两个极端中摇摆。孔子最早提出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成为儒家思想重义轻利价值观的理论源头。儒学后继者们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主张“后义而先利”，强调“惟义所在”不惜“舍身而取义”（《礼记·礼运》），董仲舒提出了明道、正宜而不计功利等观点，对后世儒学价值观影响很大。宋代二程和朱熹都力倡义利之辩，主张功利服从道义。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一方面维护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促进了中华民族道德水准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对整个社会文明演进（尤其是经济建设）起到阻遏作用。由于这种义利观未能正确反映社会生活中义利的客观现实关系，只有少数人能够真正践行它，这就导致了社会生活中大量欺骗行为和虚伪现象的产生，这种行为和现象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不绝如缕，从未绝迹。而历朝历代统治者常常用它来训诫钳制草根百姓，使其成为罩在社会底层头上的精神紧箍咒。

三

自近代以来，实现国家现代化一直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宏大目标，一批又一批的民族精英，为了实现这一宏大目标上下求索，前赴后继，尽心竭力，百折不回。儒学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个中国近代以来始终争论不休的问题，并未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实行而自行解决或自动消失。审慎地对待和理性地解答这一问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过程中必须完成的文化使命。

早在十九世纪之前，国人把西方文化视作野蛮人的文化，在文化观上拥有一种天朝大国的心理优势，所以不可能去选择“现代化”，当然也就不会有“现代化”壮剧在中国土地上上演。只有进入十九世纪中叶之后，国人在西方强势面前深深感到自己在许多方面已经落后了，从而对西方文化日趋生发一种谦恭之心和敬畏之情时，国人才放下身段学习效法西方。可见，“现代化并不指一种特殊的变迁，如工业化、西化，或希腊化，而是指一种历史的相对性的现象，指一个社会或国家，自愿或不自愿地所发生的一种‘形变之链’的过程，而这种形变乃在减少他自己与其他他认为更进步、更强大或更有声威的社会之间的文化的、宗教的、军事的或技术的差距”。

由于“现代化”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因而它才成为发展中国家预设的目标取向。因为有了西方发达国家所树立的“现代化”样板，发展中国家乃至于落后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便有了先例可循，便可以找出一条捷径。这种未必正确的理论认识，再加上发展中国家加快摆脱被欺凌、被围堵地位的迫切愿望，使他们往往试图通过迅速摆脱以落后为标签的本民族的固有传统来抹去民族身上的文化印记，通过机械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和引进“现代化”的成品来使本民族迅速“现代化”起来。但是，拉美一些国家的沉痛教训表明，这种急于求成的做法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不仅没有使本国经济社会实现快速发展，相反将本民族引入难以自拔的泥沼和难以自救的困境。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二十世纪初叶以来，全球的所有传统社会在“现代化”的诱惑下，已激起一种“满怀希望的革命”，传统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都在逐一解体与消失中。到今天为止，虽然有些国家已顺利地攫取了“现代化”的成果，跻身于现代国家之行列，但是大部分国家对现代化的真实境界却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犹如镜中花水中月，始终摸不着捞不到，伤苦悲怆到了极点，传统社会已经消失了，但“现代社会”却渺无踪影，很多国家长期停留在转型期社会中徘徊挣扎，无法进入真切的“现代”之境。其结果是传统文化沦陷丧失，新的文化价值却遥遥无期，“满怀希望的革命”变成了“满怀挫折的革命”，“现代化”远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来得艰巨。在所有陷于“现代化”困境的国家中，唯有中国一枝独秀，因为中国的制度优势保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目标过程中毕竟也遭受了较大挫折，付出了较大代价，中国迄今也没有完全摆脱“旧的已去，新的未来”的尴尬处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总结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中国特有的国情和近代以来的世界环境，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走一条独特的道路。“中国特色”是由中国特有国情决定的。在国情中，文化传统是一个重要因素。两千多年来一直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价值取向、民族情感、信念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各方面的儒学思想，无疑是中国国情中极为重要的方面。能否在理论上科学回答、在实践中正确处理儒学思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慢与成败。

四

所谓“儒教文化区”，是指东亚那些文化传统、价值取向、道德心态、生活习俗等方面直接受儒学思想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三十至四十年里，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实现了非同寻常的惊人增长，被全球经济学界称为“东亚经济奇迹”。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还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所引发的社会弊病，不少海内外学者把这些国家地区获得辉煌成就的深层原因归结为儒学文化或儒家伦理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所发挥的作用，还有人直接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制度称之为“儒教资本主义”。这些看法，无疑是具有一定片面性的。上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快速发展及较好的社会秩序和风尚，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比较成功地吸收了西方现代思想，所以，不能简单地把功绩全归结到儒学思想头上。但是，儒学思想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的确起到了不容小觑的支撑、引领作用。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正在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尽管过渡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坎坷和波折。

所谓“后工业化社会”，是指那些完成工业化以后享有高度物质文明的发达国家的当今状态。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创造高新技术的过程中，往往造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关系的失调，表现为人际关系冷漠、人们普遍精神空虚、大量家庭崩溃、许多人道德堕落。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只有东方儒学思想才能治疗以上社会疾病。从“儒教文化区”的经验和“后工业化社会”的教训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儒学思想的确有其重要作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应该利用作为儒学思想发源地的优势，充分释放儒学思想中的有价值成分对现代化的功效。

儒学文化传统绝不仅仅代表中国历史，它也给当代中国打上深深的印记，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现实中国的基本特征。对于儒学思想及其文化传统，我们不能像近现代三次文化争鸣中一些知识分子那样，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只能设法赋予这种文化传统以新的更大的活力。如果说，文化传统的衰落是一个民族历史性的悲哀；那么，试图摆脱这一处于衰落中的文化传统，则会给一个民族带来更为深重的悲剧和灾难，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传统的灭亡就是拥有这一文化传统的民族的灭亡，拯救一个民族也就是拯救这一民族的文化传统，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文化传统自我更新的过程。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一方面在顽强地追求着现代化的实现，另一方面又未能自觉地意识到更新文化传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只是在反对文化传统与回归文化传统之间进行左右摇摆。这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的最大困境，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阻力。我们应彻底走出儒学思想两极摇曳的文化窘境，在思想观念和现实发展中将儒学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进行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