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读后感（通用12篇）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句话是梁启超在清华大学演讲时的一句话，它，不仅仅深深地激励了清华学子，也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刚健宽厚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我想，这句话不仅仅是精髓，不仅仅是清华大学多年来奉行的校训，更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学习的标杆和风向标。当我在完成某项任务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瞬间有过放弃的想法，猛然想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句话，使我幡然醒悟，遇事不能知难而退，而应不屈不挠，永不放弃，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及时纠正错误，最终顺利完成任务。
“古代书法，笔下春风”，可算是让我开眼界了。书法有楷、行、草、隶、篆体，有许多杰出的书法家，书圣王羲之，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北宋书法家苏轼，他们的字龙飞凤舞，抑扬顿挫，将中国汉字诠释的多姿多彩，五彩斑斓，让我在敬佩这些书法家的同时，又十分的自豪。老师常说，字写的好与坏，代表着这个人的能力高低。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练习，从记笔记、写作业开始，认认真真的写好每个字，传承我们中国汉字的博大精深。
在中华文化的长河中，我们一直在不断探索，不断发现，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会完全了解这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并有更多的年轻学子传承着令人振奋的中国文化。
而我，现在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小学生，但沐浴在中国优秀灿烂的历史文化长河中，肩上的担子仍然沉甸甸的。做为炎黄子孙，我为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而骄傲，更为祖国的繁荣富强的今天而自豪。做为祖国建设的接班人，我要更加勤奋刻苦的努力学习，长大后接过建设祖国的接力棒，让祖国更强大，让中国文化永放异彩!
中国园林从殷周时期的“囿”起源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受到了来自博大的华夏传统文化多方面的影响。中国园林“崇尚自然,师法自然”,以“乘物以游心”的方式,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意境。它将建筑、山水、诗歌、绘画、雕刻等多种表现形式融为一体,以其悠远的意境,使人的心灵与自然相忘相化。它融合了时间空间因素,让人在“咫尺之内,觉万里之遥”。这种独特的创作风格,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1 儒家思想对中国园林的影响
儒学形成于殷周时期,自汉武帝接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成为中华古代文化的正统。儒家“仁义”“中庸”等思想都被中国园林吸取,对它造成了深厚的影响。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曾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孔孟之道认为,人作为自然的一员,有自然属性,亲和自然的本能。大自然所显现的高大雄伟的山和坦荡磊落的水,与人的品格相似,引导人们通过对山水的真切体验,把山水比作一种精神,去反思“仁”“智”这类社会品格的意蕴。他这句话虽然没有直接言及园林,但是自此“君子比德”成为了一种自然山水审美思想,为后世园林进行了文化奠基,架构了中国古代园林沿着自然山水空间美学方向前进,发展和升华的方向。
以后的造园者,常常寓情于景,赋予景物品格精神,从而创造出意境深远的园林景观,给游人以无限的联想和独特的体会。关于这点,明末著名造园家计成更是在他的著作《园冶》中指出:造园应做到富于诗情画意,“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这在士大夫的私家园林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苏州园林就擅长将“君子比德”与植物造景结合起来,通过将植物拟人化,着重于把握自然美所具有的人的精神的意义。松、竹、梅、玉兰、山茶、紫薇、芍药、牡丹、睡莲、荷花等,这些植物因不同的自然形态特点,具有各自的“比德”意义,代表了不同的性格和品德,松的坚贞不屈,竹的高风亮节,梅的清新雅致,兰的幽谷飘逸,荷的洁身自好,牡丹的富丽尊贵,还有水仙的冰肌玉骨等等,流连其中欣赏的不只这些树木花草的形象美,同时体验着它们所代表的精神层次的意义,将实景化为应景,形象化为象征,构筑了园林形象之外的另一个精神世界,以使园林景观景中有情,情中生景,充满丰富的内涵。
另外,儒家经典之一《周易》中提出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相,四相生八卦”,即宇宙客观世界本是一个整体,可以被无限分割成阴阳互补的小宇宙的思想,也被广泛地运用到了造园中。有关这点,柳宗元曾精辟的指出:“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 也就是说,人们在游观景物时,不外乎开朗宏伟的景观与幽雅深邃的景观两大类。而这两大类景观的互相交替,则更能激发人们游览的兴致。因而在构景时人们力求阴阳两面的均衡,例如通过山与水,宏大与幽邃,人工构筑与自然天成等的均衡来造就美。还有人将造园的五大要素山水树石建筑与阴阳五行结合,描绘了五行相生相胜图,以运用到造园中去。
这种对比与均衡相互结合运用的手法,在艺术上成就颇高,以严谨布局、丰富景观见长的留园中便显得尤为突出。园子入口以虚实变幻、收放自如、明暗交替的手法,形成曲折巧妙的空间序列,引人步步深入,具有欲扬先抑的作用,有意识地使游人的视角受到极大的压缩和极度收敛,在走道两侧忽左忽右地出现几次收与放的对比,引发游人“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感叹。先是幽蔽的曲廊,进入“古木交柯”渐觉明朗,并与“华步小筑”空间相互渗透。北面透过6个图案各异的漏窗,使曲廊与园中山池隔而不断,园内景色可窥一斑。 绕出“绿荫”则豁然开朗,山池亭榭尽现眼前,通过对比达到最佳境界。
在建筑构造上综合运用了江南造园艺术,善于运用大小、曲直、明暗、高低、收放等对比,组合景观、高低布置恰到好处。营造了一组组层次丰富、错落有致、有节奏、有色彩、有对比的空间体系,建筑与园境相映成趣。
2 道家思想对中国园林的影响
道家学说由老子创于春秋,土生土长在中国。老子认为“道”是宇宙本源,先于天地,是万物的起源。而道生成万物的方式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同时他又提出“大地以自然为用,圣人以自然为用,自然者道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道虽是宇宙本源,但本身无为,而听任于自然。道家这种“道法自然”的观点成为中国古代山水园林的哲学文化基础,历代文人公侯由此而建立的自然之本源的宇宙观、自然观、社会观和人生观,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园林上它表现为“崇尚自然,师法自然”,使园林中的“山水”这一自然因素得以更巩固地发展,为中国自然山水园的形成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当美国著名的建筑大师赖特(F.L.Wright)在得到一本英译本的《老子》之后,如获至宝,将它作为建筑思想的哲学依据。由此,道家思想对园林乃至建筑的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后来庄子继承了老子“道法自然”思想,强调“无为而治”。庄子认为,人应该抛开人世间的枝枝蔓蔓超脱于世俗之上,从而回归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逍遥游》中他甚至表达了一种与万物同游,驰骋于自然天地的无己的精神境界。这种浑然忘俗,尽显逍遥本色的道家神仙思想渗透在园林的方方面面。从秦汉开始,帝王相信道教神学创造的超脱世俗的彼岸生活,即逍遥自在,长生不老的神仙境界。由此,以自然仙境为造园题材的园林应运而生。
自秦始皇开始在宫苑大兴土木,开凿太液池,池中筑方丈、蓬莱、瀛洲三岛,模仿所谓的东海仙山。此后帝王纷纷效仿“一池三山”之法,一方面以表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王之尊;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欲求长生不老等造园思想。清代的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等,我们都还可以看到“一池三山”的传统造园模式。甚至一些私家园林,都袭用了这一法式。
3 佛教思想对中国园林的影响
魏晋时期,印度佛教在中国盛行,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相互结合渗透,成为了与儒、道并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成之一,对中国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古典园林作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自然也受到它的影响。
佛学注重内心的体验,它的观点认为:“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若般。”意思说世间万物都是佛法或本心的幻化。这种理论打破了有限的中国自然山水园林在空间上的局限性,为山水审美提供了无限遐想的可能。中国古典造园中广泛应用的“以小见大”的手法便是从这里而来的。即或以咫尺之地,营造给人“万里之遥”的非凡体验;或立意于微小平淡,但给人的启发与遐想无限。在园林占地相对有限,园林规模不大的情况下,景观营造中常运用写意的手法,借助于联想,来拓展景物的想象空间。
而同时,佛教追求平静安详的精神境界,园林为园主依托佛教,反思人生提供了场所,解决了静谧超脱的人生境界与现实的矛盾,在园林中,佛教信仰者既解放了思想,又达到了皈依佛教的目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寺庙园林应运而生。它首先出现在远离城市的山野地带,后也逐渐转向城市。由于受到佛学经典的影响,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植物造景特色。在植物的配置选择时,逐渐形成了约定成俗的植物种类,对榕树,菩提树,无忧树等一些具有佛教意义的树种表现出了特别的偏好。栽植多采用孤植、从植、群植或片植的方式,营造出了体现不同意境的寺庙景观,既体现了统一的寺庙园林风格,同时又各具特色。关于寺庙园林,曾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见寺庙园林在中国园林中的广泛以及别有意韵。到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杭州灵隐寺,苏州灵岩寺等众多杰出的寺庙园林作品。
4 结语
通过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园林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园林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这片肥沃厚土上,不断的自我完善和升华,最终成为自然情趣与文化精神相融合的产物。而在人们日益注重精神文明和社会文化生活水平的当下,请允许我大胆的断言,积淀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还将为现代园林事业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在创建现代和谐的人居环境中必定还会大有作为,放射异彩。
作为一个园林专业的学生,在扎实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汲取提炼,把继承和发扬结合起来,从而丰富自己的设计思想与理念,提高自己的园林审美,丰满自己的创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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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文化；传统；武术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角色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令周边的国家普遍地感到惊羡。中国在地区性的事务中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发言权，并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的合作当中。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高度融合，把“中国风”带入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经济的强盛也使中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展示自己的机会，中国的形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体细微又超大规模地呈现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世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距离地观察中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推进，由于电影、电视、网络等的传播，中国的武术（功夫）以它独特的魅力而风靡全球，武术成为中国人形象的重要标志。在国外，只要有人知道你是个中国人，就会把你和中国功夫联系在一起。为此，笔者对一些武术方面的知识加以阐述。
一、何为武术
武术简单来说就是技击之术。“武”在汉字解译中，是有“止”和“戈”组成，止戈为武。“术”可以理解为技术或者是一种方法。武术一词，笔者认为其意思在于停止战争，也就是说武术是由战斗而形成的。中国古代先民在战争之后总结格斗与防卫的技术，进行实践演练，同时也加强休养生息和个人的自我修炼，其表现以套路和格斗为运动形式。中国武术的传统套路，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从实战技击中加以提炼并赋予生活理念与哲学思想的智慧的结晶。通过套路的学习和演练，武者可以更好地修炼自己的身心。
武术又是一个集合名词，这一概念的外延包含世界所有格斗技术的流派。例如，中国的少林派、武当派、峨嵋派，日本的空手道，韩国的跆拳道，泰国的泰拳，俄罗斯的桑搏，巴西柔术，还包括了现在中国散打、西方的拳击、蒙古的摔跤等，都可以称之为武术。每一武术流派都有自己的教学方法和训练系统，而中国的传统武术更具有它的特殊性和神奇的色彩，它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哲学思想和生活理念都融入贯穿在武术的修炼之中。
二、何为武术套路
武术的套路，就是以踢、打、摔、拿、击、刺等攻防动作为主，注意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的协调配合，遵守攻守进退，动静疾徐，刚柔虚实等的运动变化规律，符合有起势和收势的徒手与器械的演练形式。
三、何为传统的少林武术
传统的少林武术是将禅学、武学、医学，三者合一而进行修炼。以禅理为做人的基础和指标，以武学为方法而达到坐禅、禅定的境界。而从武学的修练中，渐渐明白自己的心性及身体状况，可以熟知经络、穴位，精通医理，医理精通又可以陶冶禅心武德，从而禅通、武达、医理明。修行自身，济世为怀。少林传统武术特点，来回演练皆可于一线之上。即使是卧牛之地，一样可以原地翻身、跳跃、旋转，而不拘泥于场地。讲求的劲道是轻、灵、粘、滚，由易至繁，返璞归真。技击和防守上出拳曲而不曲，直而不直，多以挑、拨、摆、压、挂、撩等动作为主。
四、武术拳法简介
1.形意拳：以五行拳（劈、蹦、钻、炮、横）和十二形拳（龙、虎、猴、马、鸡、鹞、燕、蛇、鼍、骀、鹰、熊）为基本拳法，暗含五行（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其桩法以三体式为基础，要求宽胸实腹，气沉丹田，刚而不僵，柔而不软，劲力舒展沉实。
2.八卦掌：“八卦”最早见于《周易》：“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原指八个方位，即北、南、东、西、西北、西南、东北、东南。八卦掌以掌法为主，其基本内容是八掌合于八卦之数；在行拳时，要求以摆扣步走圆形，将八个方位全都走到。八卦掌以八大桩法为转掌功，又集八大圈手于一体，下配一至八步的摆、 扣、顺步法，以绕圈走转为基本运动路线，以掌法为核心，在走转中全身合一，步似行云流水。八卦练功者从行步入手，以内功为基，达到正形、通气、懂劲、熟技、明变。以八大掌为母掌，演化出不同风格的实用掌法和套路。
五、何为功夫
功夫可以理解为一种技能，是时间与实践的产物，通过反复的练习，使自己的行动达到完美展现。对功夫概念的理解可以延伸和放大，比如，一个人炒菜的功夫很好，说明这个人做菜的技能水平相当高。武术和功夫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但在西方很多国家，功夫已经成为中国武术的一个象征，这主要归功于李小龙先生，是他的功夫（技能）征服了世界的武术爱好者。
不难看出，同样沉重的是历史，是文化。然而，在一种浩瀚的沧桑感之后，其实我觉得更有必要去思考一下文化本身的内涵和它在人类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一种文化往往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寄托和行为的指导，没有文化的民族应该是不会存在的，即使是有，也注定是没有希望的。中国经历了千年的风雨，走到今天其实也同样面临着一场文化的抉择。中国人其实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的文化该走向何方？在本书的末尾，本书的编者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观为中国新时代的文化指出了方向。然而抛开一种言论的说教以及思想上的控制，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解释是经不住推敲的。一种文化的真正走向或形成往往并不会因为一种貌似客观甚至超脱的语言解释而定型。它需要的是实践的考验，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它的决定者是历史。
笔头落下上述文字之时，正听着那首小刚的《黄昏》，多少有种伤感，所以读史一定不能再听着伤感的音乐，否则那份慨叹足可令人窒息，因为人总是在不经意中把历史的沧桑与人生的际遇相结合，两相交映，便是一个沧桑的时代。由此我想到中国文化在今天发展的状况对于我们这代人的影响。人们曾经把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定位为迷茫的一代，就是说这一部分人生活在一个古今文化碰撞，中西文化冲突的时代，而这个时代造成了一种文化的波动与混乱，也就因此造就了一批思想波动混乱的人，读后感《中国文化概论读后感》。这些人面临历史向前的滚滚大潮，在一种思想的多元但又不能彼此相安的状态中变得无所适从，也因此，这一代人又常被戏称为没有希望的一代，其实本质上说的就是，这些人由于文化的不定性，始终无法让自己找到一种让自己信服的文化价值系统，所以理想是模糊的，前途是模糊的，他们伴随着经济的超速膨胀显得茫然不知所措。因此中国新时代文化的真正定型过程还远未结束，中国文化依旧任重道远。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知兴替。这本书记载的历史文化处处透射出了中华文明曾经的辉煌，但细读这本中国千年文化史的终极目的绝非是去一味追索一种昔日的文明，去单纯重温昔日中国文化的光辉灿烂。历史的真正作用是告诉后来人，不要再走前人曾经走过的错误的路，或是让后人从前人的经验中汲取养分指导未来，因此文化始终与历史相融。
千年的文化，千年的感慨。我们可以在书卷中穿越时空，走过这历史的千年，不胜唏嘘。然而当曾经的八零后最终开始登上社会的舞台时，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百年，就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因为恰恰是无数的人生百年才凑成了历史的千年。
我也是一个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啊。
《中国文化概论》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李宗桂先生的力作，这部著作是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文化概论》，如果只是看书名并不太象一部学术专著，不过即使写成“概论”，对研究中国文化来说是不容易的。“文化”这个词听起来很普通，大家都不感到陌生。不认识字的人，可以说是没有文化，但这些人的行为、心态都会受到民族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可是要说清楚什么是文化，要对此作出科学的界定，都似乎又成为难以捉摸的东西。关于文化的定义，据国内外不同资料统计，有说一百种，也有说二百种，总之，至今没有一个为人们共同认可的科学界定。
我有幸能够借着这次机会拜读了基辛格先生的力作，同时也得到了许多教诲，特别是在中国文化独特性这一方面收获颇多。所以我也想分享一下我的阅读体会，从而能够更加好的理解《论中国》的文化内涵。
在本书的第一章，基辛格先生就以生动文笔记叙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这里之所以花这么多的笔墨来强调，我认为这是为了给后面写中国近代的外交埋下伏笔。第一章分了五个小节，第一节是总评，以后各节的主题分别是中国的强盛、儒家学说、国际关系观念、中国人的实力政策和《孙子兵法》。
在第一节中，作者阐述了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文化难寻源头。其实刚看到这观点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奇怪，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我们总可以把我们中国的文化现象追溯到孔子以及和他差不多时代的思想大儒身上，但是当我们接着向下阅读时，就会惊讶的发现，其实孔夫子也说自己的思想并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在他之前的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他只是想重振大同观念。另外，一位欧洲的传教士、旅行家也在他的日记中有相同的论述。由此可见，中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是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是不无道理的。这种思想就决定了中国古人认为历史是衰弱与复兴的循环，或者用一句更加经典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西方人与中国人的历史观大相庭径，他们认为，历史是走向近代化的过程，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过程。我觉得古人的历史观也许在冥冥中注定了悲剧的发生。理解了这层意思，我们也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在200年前，为什么当中国的统治者们看到马嘎尔尼使团访问中国时带来的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成果时表现得毫无兴趣。历史的车轮冷酷地从中华大地上碾过，当我们再次回顾那段历史时，我们应该清楚的看到，文化是没有绝对优秀的，一个民族要想永久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她必须时时刻刻吸收更加优秀的文化成果。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古代确实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走在世界的前列。基辛格先生在书中第一章中就着重描绘了中国古代的强盛。
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她逐渐将四邻吸引过来，形成一批不同程度上受中华文明影响的社会。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不逊于西欧诸国、印度和阿拉伯国家，而且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除此之外，中国的人口，疆土面积、生产力也远远超过欧洲，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基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外交是一种不平等的外交。在中国官方记载中，外国到中国觐见皇帝不是为了谈判或谈国事，而是前来领受圣上的教化，使者奉上贡品表明他们对皇帝俯首称臣。而中国派遣的使者不是外交官，而是来自天朝的御史。所以中国古代对待外国的政策通常选择防御。这种政策的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修建长城和以夷制夷。长城是为了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而以夷制夷的策略这是为了分散蛮夷的实力，从而达到驾驭蛮夷的目的。以夷制夷在中国历来已久，早在西汉时期就有一位官员提出用五饵之策控制蛮夷，而到19世纪大批欧洲国家抵达中国时，中国官员的策略与前朝官员如出一辙：以夷制夷。基辛格先生认为，以夷制夷的策略是相当成功的，它利用敌国之间利益使敌国之间相互斗争，从而使本国获利。虽然中国近代在战争上输得一塌糊涂，但是晚清在受到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之下仍喘延了70年之久，那么这不可以不说是中国的外交策略发挥了作用。所以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省视李鸿章当初的“卖国”行为,我们也许应该承认他为防止中国被西方强敌完全吞食而做的不懈努力。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有效的维护了封建统治，它让人们积极入世，通过个人的修养拯救这个社会。基辛格先生认为，中国人的价值观本质上是世俗的，它不同于宗教宣扬人死后还有来生，它要求每个人做一个对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它更强调的是人活在现世的作用，而不是什么来世的救赎。儒家学说中“君子以自强不息”，“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许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基辛格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屈不饶，坚韧无比的民族，我认为这与儒家学说中自强的思想密不可分。中国人没有像西方或印度一样拥有传统意义上的宗教，这也说明中国人在关键时刻，相信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另外，儒家学说也维护了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它强调人应该安守本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得中国人更加恪守传统。
中国的实力政策与《孙子兵法》浑然相成。基辛格先生说：“中国人是实力政策的出色实践者，其战略思想与西方流行的战略与外交政策截然不同。”西方人崇尚决战决胜，强调英雄壮举。而中国的理念强调巧用计谋及迂回策略，耐心累积相对优势。基辛格先生认为：中西方这一差异反映在两种文明流行的棋类上。中国人
发明了围棋，围棋的下法以战略包围为主。双方最后的输赢往往是微弱的优势。而西方的国际象棋目标就是全胜，目的就是把对方将死。孙子与西方战略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孙子强调心理和政治因素，而不是只谈军事，在孙子看来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佳上策。《孙子兵法》中有一个概念叫“势”，在西方却没有类似的概念。在军事上，“势”是指战略发展趋势和演变形式中蕴含的“潜能”，即“各种因素之特定组合及其发展趋势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在孙子看来，决定战争的胜负就是要看这个”势“存不存在，不存在则需要耐心的等待，一旦“势”出现了，那就好像犹如从山顶上滚下来的石头，高坡上落下的瀑布，其能量巨大，势不可挡！中国的统治者认识到，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过分强调对具体事件的完全驾驭有可能会打乱大同世界的平衡。所以中国的圣贤都赞成人应该顺应自然。黑格尔说，中国人视海洋如沙漠，从未想过要在海外建立殖民地。陆地把人束缚在数不清的依附关系上，这使得中国人的思维是狭隘的，因而中国与海洋历史的发展失之交臂。实际上，我觉得黑格尔此言差矣，与西方人不同的是，中国人讲究顺天应人，自得其乐。而所谓的西方人海外探险并不是什么视野开阔，而是欲望驱使。一种是海盗式的掠夺欲望，另一种是宗教式的精神征服欲望。
基辛格先生的《论中国》精神内涵绝不仅如此，我也只能“盲人摸象”般的窥探全书,仅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这一章去发表一些浅陋的看法，而且说的东西又是肤浅易懂的，所以我觉得各位看官还是应该抓住这次机会，找来基辛格先生的原著，细细品味书中的真谛。
南华余
（一）这段时间读了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有感于先秦游士对道的追求精神。《士与中国文化》论述的士和文化的关系，进一步说，是“士”和“道”的关系。而“士”的内在实质其实差不多是现代的知识分子，或者知识人，其内涵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而其外延，却一直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发生着改变。“道”也如此，它既是“天道”,也可以是“人道”,可以是“政道”,也可以是其他的承载着规律性或哲理性的思索。孔子说：“士志于道。”则将“士”这个群体从此与中国的“道”捆绑在了一起。
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他们即使经济上微度贫困，却能‘无恒产而有恒心’，他们往往以道的承载者自居，抱着‘天下有道，则以道殉身。天下无道，则以身殉道’的理想主义。他们不是后世‘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是秉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条践行理想的行动派。他们认为道尊于势，现实生活中也不免以道从势，以道辅势。他们中的优秀者为王侯的师友，他们中最不济的在门下当食客，他们中狂放的隐居不仕，凤歌笑孔丘。他们深知‘天道远，人道弥’，却不愿放弃追求，留下这句流传千古的话‘行不能至，心向往之’。
追求，不考究缘由和结局，忽略过程中的悲伤和喜悦，剩下的就是迷惘。迷惘从何而来，又何以适从呢？读过很多遍诗经国风中的《蒹葭》，伊人的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可望不可即，诗人顺流而下又逆流而上，千回百转的求索，使整首诗篇弥漫着未知结局、似淡却浓的迷惘和锲而不舍、坚定从容的追求。迷惘和追求是相伴相生的，就像光亮之下有光和影，爱情之中有爱和恨，为人处事有狷狂和中庸一样。
《围城》里方鸿渐与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情怨痴缠，在几个城市之间迁移，和诸多名不副实、脸厚心黑的知识分子谋生。追求保暖、情爱和精神有所安宁的方鸿渐，忽然意识到爱情、婚姻实际上是被人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不论是攻城还是守城，战死沙场还是声名远扬，最终一切都指向虚妄。而城在那里，永远有人争夺和守卫。陷入迷惘之中的方鸿渐不知如何面对这样的婚恋、事业和人生，所以故事的最后，方鸿渐和孙柔嘉吵架了，他没有追上去把女人哄回来，也没有出发去找赵辛楣，而是看着那个慢了几个点的自鸣钟发呆。
迷惘之不可逃避，正如追求之不甘放弃。我不喜欢方鸿渐谋生谋爱谋理想的善良有余，杀伐优柔，也不能接受他看到爱情、婚姻、人生真相之后的逃避和消沉。我不喜欢顾曼桢逆来顺受，与世不争、安分守己的个性，这样的女子只有在时间的打磨里，才能慢慢明白如何对待追求和追求的迷惘。
如果人生、理想和爱情是道，那么你我应当是志于道的士，纵使穷尽一生也没能企及追寻的终点，行走之中被迷惘紧紧围绕，也应当有‘行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追求精神。如此，便也不曾辜负年少，问心无愧了。
我欣赏士对道有些清晰认识，却依然执着追求的精神。只有这样，你才能头也不回的走下去，坚定从容。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二）余英时先生所著的《士与中国文化》，陆陆续续读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将全书浏览一遍，其中许多地方不乏是跳跃式的阅读，即使这样，自己从中也得到许多启发。其中最深的就是对文言文教学的起始段设在何处的思考。
本人也曾在中学和师范学校里读过一些文言文，但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文言文引文时，深感吃力。有的只是一知半解，有的是囫囵吞枣，还有的只能是浏览后跳过，这对文章的整篇语义、语境往往会产生曲解，这样的读书应该是不科学的，然反观“70”“80”“90”后的人，文言文对他们的普及程度似乎更弱，欣闻此次高考有一学生用古代骈体写了一篇得高分的作文，像这样的学生是否应该得到保护，因为他大学的专业似乎与他的爱好并不相一致。由此我产生这样的思考，我们的文言文教学是否要前移，毕竟这是我们的国粹，从上一例子中也可得出，多读文言文的作品对文学素养的养成也是有利的，宁可压缩一些其他篇幅的学时，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精髓多多普及，这为今后的学习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不知我的见解是否有失偏颇。这是题外话，暂且打住。
应该说本人尚算一个读过一点书的知识分子，按照意大利思想家、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那本人也就忝列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了，当然在社会中并不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
余英时先生对中国史上的“士”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他认为中国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和我差不多），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在社会中并不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因此，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又为何，普及度又有多少）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言，其出现的时代大概不能早于十八世纪。而余英时先生认为，在西方出现的具有知识分子性质的阶层，在中国先秦时代似乎已经出现，也就是所谓的“士”（只不过相似）。并认为中国的“士”自孔子以来便形成了一个延续不断的传统，两者之间在基本精神上有许多契合之处，但不能画等号。康德先生对近代知识分子精神则概括为“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这与资中筠女士对方孝孺的点评相一致，她认为方孝孺之死与布鲁诺的死有明显的质的差异。一个是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尽聪明才智、献出理想、忠诚和生命，对推动社会前进并无作用；而一个是为科学真理“日心说”而死。笔者以为，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为什么封建社会意识形态较长的结论所在！
对“士”的进化，我完全赞同顾颉刚先生《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中的观点，认为“士”最初是武士，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然后方转化为文士。因为至少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了“文士”的产生，如文字、书籍等等，当然这是笔者自己一点小小的思考，与大家先哲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的。顾颉刚先生对“士为低级之贵族”的判断，得到了大家的首肯，但我以为，这只是因历史条件限制而已，随着社会的发展，“士”只不过是舞文弄墨之人的归属性和自我定义。
余英时先生在“哲学的突破”这一节更让人们有所思考。由于哲学的突破，整个西方文明中，理性认知的文化基础由此奠立，哲学、科学、以至神学都跳不出它的笼罩。相反，我国历史上似乎在哲学、科学以至神学都是较弱的学科。
余先生在“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中用了孔子《论语》中的许多章节，笔者从李零先生的《丧家狗--我读〈论语〉》中一一找到对应的注解，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文章的精义和脉络，从中也能产生自己正确的理解。比如李零先生对“士”的注解为：“士”,即君子，也叫“士君子”,是贵族下层的一般称呼。而我的理解是：君子与贵族并不相通，庶民中也有君子，君子似乎更是跟人的文化素质、教养、信仰追求的结果。
余先生在“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第27页中有这样的描述，“荀子的时代，儒家与其他各派在政治上的竞争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因此他（荀子）推崇儒家与排斥诸子（从结果看，是成功的）”.我在边注上写了“斥诸家，则不可谓士，故中国无士也。”第28页上，荀子主张在政治上“禁非道”.我在边注上这样写道：“禁不同意见，非士之人所为，即为，则不能称之为士也，只可谓‘犬’也。”第29页上，我这样写下了自己的认识：“政治化的士还能称之为士吗”第30页上，“将希望寄托在明君身上，此乃中国士之特色。”第34页，“国人之‘士’，为君王服务，又为君王利用。此乃中国一特色。”第36页：“士争名，而不争理。”第38页，我对齐国陈仲的评价，“此乃真士，一旦士与政治相互结合，似乎只能变成余先生所说的‘知识人’而已了，货与帝王，以求相当，与西方知识分子定义相去甚远。”第40页：“中国之士似乎开始时即为霸道与独尊而战斗，故在传统文化历史上，我们没有好的学术氛围，最终导致了现在的国民性。”
关键词：传统文化,城市,环境设计
环境艺术设计是为人创造生存和生活空间的活动, 是有意识有目的行为。环境艺术由许多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要素所组成, 是一个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由物质形态要素、意识形态要素以及技术形态要素、艺术形态要素所构成。而城市环境设计又是这些要素的综合体现。换言之, 即可理解为:城市是有文化, 有品格的。而城市的文化与品格, 又是国家和民族精神与文化的体现, 传承与发展。
一、中国现代城市环境现状
1.城市环境设计
城市环境设计包括城市规划设计, 建筑设计, 室外设计, 公共艺术设计等。城市规划的原则是考虑城市原有的基础和自然条件, 有方针有计划地规划发展。目的是创造满足城市居民共同生活、工作所需要的安全, 健康, 便利, 舒适的城市环境。建筑设计包括建筑工程设计和建筑艺术设计。建筑是人工环境的基本要素, 建筑设计是人类用以构造人工环境的最悠久, 最基本的手段。室外设计泛指对所有建筑外部空间的空间进行的环境设计, 又称风景或景观设计。公共艺术设计是指在开放性的公共空间中进行的艺术创造与相应的环境设计, 公共艺术设计的主体是公共艺术品的创作与陈设。
建筑是城市文化的体现。建筑的类型丰富多样, 而实用, 坚固和美观, 是构成建筑的三个基本要素, 它们是目的, 手段和表现形式的关系, 三者关系的最高境界为“美”, 既文化与精神的统一。
2.中国现代城市环境设计现状
建筑、室外设计和公共艺术设计是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的城市建筑和城市发展一样迅速, 但这种轰轰烈烈, 欣欣向荣的迅速发展掩盖不了伴随而来的另一个现实——中国的城市与建筑正在失去其自己特有的文化与品格——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国现代城市环境现状, 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 建筑迅速发展与环境设计间的矛盾。建筑的迅速发展, 尤其是近年来民用建筑与商业建筑的快速发展, 忽略了建筑本身和环境的综合设计, 如道路, 公园, 绿地等, 发展迅速但城市环境并不谐调, 使得人文居住环境恶化。
第二, 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矛盾。现代的城市建筑, 用“日新月异”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为了展现“现代”精神, 为了跟国际接轨, 一座座古老的、具有民族传统的建筑正在悄悄的迅速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克隆”般的一座座高楼大厦, 清一色的西化, 从建筑到装修, 到室外景观设计, 本土的、民族的东西少之又少。许多艺术上的等外品被大量炒作、模仿、克隆, 成为视觉上的污染、环境中的败笔, 造成建设性的破坏, 浪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土地等资源。城市没有文化内涵和文化特色, 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孪生的兄弟姐妹。一样的摩天大楼, 一样林林总总却又拥挤不堪的街道, 一样的少的可怜的却又修剪的整整齐齐假模假式的绿地, 一样说不清看不懂的不中不洋的街头雕塑……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内涵, 是一个城市的品格的象征。而一个国家的城市文化则是其国家和民族文化与精神的体现、传承与发展。而这种以牺牲民族文化为代价的“现代”化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 而如何谐调二者之间的关系, 是每个设计师的不客逃避的责任。
二、中国传统美学与中国现代城市环境的关系
1.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建筑
中国的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存与抗争中积累下来的艺术心理与审美意识的积晶, 是中华民族生命意识的洋溢。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 无不体现着传统文化精神。老北京四合院房屋独立而又相互呼应的整体设计, 暗含了儒家美学思想的“和”;苏州园林的移步异景更是把传统美学的“天人合一”体现到极致。总地说来, 传统的美学在建筑中的表现为朴素的哲学之美 (和谐之美) 和强烈而浓郁的艺术之美 (自然之美, 形式之美, 装饰的艺术之美) 以及地方风情的民族之美, 淳朴的实用美和自然的生态艺术美。所以说, 中国传统建筑是中国美学的体现, 中国美学引导了中国传统建筑, 二者的完美结合, 给我们留下了举世瞩目的民族建筑之瑰宝。
2.中国现代城市环境设计中的问题和走向
中国现代城市环境设计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民族文化和人文化的缺失, 导致城市规划建筑西化、单一, 没有民族、地域特点, 城市文化大同, 没有自己的品格和特点。而这一现象的直接后果民族文化在建筑中的传承和发展消失!所以, 如何在城市环境设计中传承和发展本民族文化和精神, 这不仅关系到建筑或公共艺术生命力的展现及其存在的价值, 更关系到城市乃至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是值得我们当代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应该着力反思, 探索和必须改变的问题。所以, 我们不妨以传统美学来指导城市环境设计。
首先, 根据地域、自然、民族、经济等因素合理定位城市文化, 保护城市特有的民族地域特色, 包括建筑的特点, 生活习惯, 民族风俗, 本土文化, 公共艺术等, 因地制宜, 人文的、艺术的设计规划, 使城市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和文化魅力;其次, 建筑设计要考虑建筑文化, 建筑文化包含很多方面的内容, 我这里所指的是建筑风格和精神——即民族精神。建筑不是单纯的艺术创作, 也不是单纯的技术工程, 而是两者密切结合, 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设计。建筑设计不仅要满足人们对建筑的物质需要, 也要满足人们对建筑的精神需要, 中国的建筑就要体现华夏民族的文化精神, 完成建筑这一载体对民族文化与精神的传承, 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第三, 将审美与道德观念结合在一起, 以公共环境设计倡导健康公共精神, 让人们在审美的同时受到道德的感染, 建立和谐公共精神。公共艺术是现代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体现着一个城市的文化和精神。经济的发展引发人们对文化的诉求, 唤醒对艺术化的回归, 即人文。当今社会, 经济已不再是衡量一个城市发达与否的唯一标准, 文化逐渐成为城市的核心要素, 以文化内涵为核心的城市文化氛围已成为表现城市魅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公共艺术所铸就的公共精神、人文精神, 所陶冶的艺术灵魂, 都不仅仅是属于艺术家个体的生命存在, 而是在用各种公共艺术的符号语言对公众说着一个意义世界, 构筑着一种精神生命的屏障。
现代城市环境可以说是一个城市文化的代表, 是城市内在的文化, 是城市底蕴的标志。所以, 我们要正视公共环境、公共艺术上的问题, 认真解决, 达到人与环境的和谐。
参考文献
[1]崔伊飞.中国传统民居建筑艺术与美学.山西建筑, 2008, (10) :71-72.
关键词：少数民族；服饰图案；中国传统文化
服饰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构成要素，一个民族的服饰反映了本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服饰文化，湘西服饰图案是时代的产物，其民族服饰图案的起源及内涵与民族文化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湘西少数民族服饰图案本身来说，民族图案是一个历史范畴，本民族的历史历程和生活的条件决定了的图案艺术创作特色，这种特色往往在图案的表现手法和图案内容运用时，形成某种固定的规范和审美倾向。从现在的设计角度来看，一切造型是先建立在视察，认识世界的基础上，只有当人们的感观和认识到一定程度，才开始了主动提取创造。湘西各少数民族世代流传图案的造型一方面在时间的洗礼中采纳或消亡、传承或淘汰，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具有完美构图、和谐色彩的图案才留下来，最终成为千百年来世代流传的经典；另一方面只有在满足一种民族文化的背景下，图案才会被它的民众所接受，这种接受主要是在情感上，它中间含蓄某种文化的精髓。湘西民族服饰图案的视觉情感语汇极其丰富，洞察民族服饰图案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民族服饰图案造型的特殊性意义，民族服饰图案文化的历史源流。在此基础上研究湘西少数民族服饰路图案文化的视觉情感语义传达，捕捉民族服饰图案情感语言的独特表达方式，以及通过其造型、色彩、材料等呈现出来的浓烈、粗犷、直白、简朴、纯真等特有的性格，多视点、多视向反映潜在的情感意蕴。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美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民族图案，流传的中国太极阴阳哲学的宇宙观、中华民族习惯、中国传统等对民族服饰图案文化的深远影响。阐述湘西民族服饰图案文化体系与中国传统美学哲学的互溶性。
苗族服饰式样繁多，色彩艳丽。《后汉书》中就有五溪。五溪乃今湘西及贵州、四川、湖北交界处，因此地有五条溪流而得名。苗族“好五色衣裳”的记载；唐代大诗人杜甫也有“五溪衣裳共云天”的著名诗句。苗族妇女的服装有百多种样式，堪称中国民族服装之最。较有代表性的传统“盛装”，仅插在发髻上的头饰就有几十种。苗族妇女上身一般穿窄袖、大领、对襟短衣，下身穿百褶裙。衣裙或长可抵足，飘逸多姿，或短不及膝，婀娜动人。便装时则多在头上包头帕，上身大襟短衣，下身长裤，镶绣花边，系一幅 绣花围腰，再加少许精致银饰衬托。苗族男子的装束比较简单，上装多为对襟短衣或右衽长衫，肩披织有几何图案的羊毛毡，头缠青色包头，小腿上缠裹绑腿。
湘西少数民族服饰的图案造型及色彩搭配，反映了勤劳智慧的湘西各少数民族超凡的艺术概括和对装饰艺术的大胆追求，成为视觉情感语义传达的重要元素之一。
一、湘西民族服饰色彩表现特点湘西民间美术的色彩情调与该地区特有的民间文化观念相重叠，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态度、价值标准、审美情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有与生俱来的民族親和力。正是这种对民族文化的亲切认同感，使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和文化内涵的民间美术色彩有了广泛的发展空间，它的应用，将进一步折射出人们的审美心理和习俗，体现出人们的化设计需求。
二、色彩表现的自由性、主观性中国天人合一的思维意识决定了在中国绘画中表达的一种悟性的出现，并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具有自身独特意义的艺术特点。这一点在湘西少数民族的色彩表现手法上表现得也更为淋漓尽致，事实上，这也正是中国民间美术的一大特征之一。湘西少数民族的艺术表现形式虽然是来自于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大自然中的事物，但是在具体的表达上，却又没有任何一个刻画对象是在对事物真实的模仿基础上实现的。
中国服饰如同中国文化，是各民族互相渗透及影响而生成的，在中国这个广袤的大地上，56个民族劳动创造，生生不息。尤其是近代以后，大量吸纳与融化了世界各民族外来文化的优秀结晶，才得以演化成整体的所谓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服饰文化。中华民族多姿多彩的服饰，品种之多、款式之奇、色彩之艳、花样之繁，无不让人惊叹，成为中国历史长河中一颗颗璀璨夺目的星星，一直闪闪发光。
服饰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别族群的标志，它与社会文化的发展不可分割。少数民族民俗服饰其独特的背景、特点、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识形态，充分揭示了蕴藏在少数民族服饰中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审美情操和精神追求等深层次的寓意。
参考文献：
读传统文化的书一般都感觉比较枯燥晦涩，甚至会有大量的生僻字不知其音其意。这本书涉及天文地理、衣食住行，传统文化涵盖面之广自不用说，且文笔风趣诙谐，插图精美，图文结合，穿插故事、文献等，配有相关注释，读来不觉无味深奥，通俗易懂，趣味横生。书中的插图，或是关于器皿，或是关于建筑，或是关于丝帛……线条清晰，真实可感，触摸上去好像在和中国古代的这些精品做最亲密的接触，不禁感慨传统文化的美好和厚重。
本书简介中就是一连串的发问“你知道知名的司母戊鼎有一个假耳朵么？你知道孟姜女姓姜不姓孟么？你知道最古老的同心结是什么样子么？你知道黄帝战蚩尤的真相么？”……真想做一位学识渊博、旁征博引的老师，如果真能在语文教学中，必要之时，将这些知识、故事、文献信手拈来，延伸引用，我的课堂肯定颇受欢迎吧。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是需要汲取多方面的`知识，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才能给予学生最好的文学渗透。
关于传统节日书中也有涉及。比如中元节是中国人非常重要的祭祀去世亲人的节日，又叫“盂兰盆节”或“河灯节”。盂兰盆是梵文音译，原意为“从苦难中拯救”。这个故事和目犍连（也就是中国民间目连戏的男主角目连）救母的故事有关。传说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目连成就神通后，欲度化父母，以报生养哺育之恩。结果送给母亲的饭食一递到母亲手上就化成火炭。佛陀说每年七月十五日，是佛欢喜日，我们都要集结佛法僧三宝的力量，超度我们的七世父母。这个故事的内涵，其实还远比它表面上看要来得深刻。实际上，佛教界内的人大多认为盂兰盆的故事讲的就是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转化的原因。
其实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是诗词小说中关于中元节的描写并不少。中元节作为寄托哀思，为已逝亲人祈福的传统节日，历史甚至比清明节更为悠久，意义也不在清明节之下。它已被列入民俗项目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各地均有不同的民俗活动，类似的传统节日还有上巳节和寒衣节。
仅以中元节为例，关于节日文化资源在语文教学的运用需要筛选、提取、比对、舍弃。关于节日文化中的消极思想是糟粕，需要摒弃，涉及的诗词文化、哲学思想、节日意义则是精华，可以酌情保留。同一节日的不同资源需要深思熟虑，找准切入口；不同节日的文化资源，也要需要对比和取舍。这要看这种节日文化资源在语文教学中是否必要，是否有意义，是否有积极意义。这是一个长期研究和思考的命题。
“绝对”忠诚是忠诚的最高境界。真正意义上的忠诚，只有真忠诚，没有假忠诚;只有实忠诚，没有虚忠诚;只有全忠诚，没有半忠诚。忠诚的要害在“绝对”，那么“绝对”的要害是什么?“绝对”的要害是信仰。“天下至德，莫大乎忠”。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个人操守，强调君子“忠贞不贰”。历朝历代，无论什么原因，做“贰臣”都倍受鄙视。共产党员不是封建臣民，共产党员对党绝对忠诚，不是封建愚忠，不是无知盲从，而是由坚定信仰决定的崇高政治品德，这是忠诚的最高境界。共产党员自愿选择了党的信仰，牢固树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就必然会对党和人民事业无限忠诚，铁骨铮铮，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利益牺牲一切。19，毛泽东同志在新党员的入党誓词中，第一次加入“永不叛党”，后载入党章保留至今，深刻阐明了忠诚的底线。“不怕牺牲”和“永不叛党”是检验对党是否绝对忠诚的试金石。夏明翰、瞿秋白、李白等无数优秀共产党员，在革命事业经历挫折时依然坚定理想信念，在生与死抉择中用生命诠释了对党的绝对忠诚，充分展现出共产党人强大的信仰力量和真理力量，闪耀着绝对忠诚的耀眼光芒。信仰的力量是永恒的。信仰的要求是一贯的，也是时代的、具体的。我们党之所以要求党员对党绝对忠诚，是因为我们党具有高度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我们坚信，我们党的理论和纲领具有真理性和科学性，坚信党、国家和人民事业具有内在统一性和胜利必然性，坚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得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坚信维护党纪国法具有正义性。
“绝对”忠诚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强调:“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是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奉献而不断铸就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是我们党攻坚克难、夺取伟大胜利的政治保证。党的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但还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尖锐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冲锋陷阵、暴风骤雨的革命战争环境虽已远去，但在新时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进行伟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场没有硝烟的伟大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时刻考验着共产党员的信仰和忠诚。共产党员只有对党绝对忠诚，才能够真正将始终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作为重大政治原则来坚守，体现在一言一行;才能真正将全面从严治党、自觉履行党规党纪，贯穿于一点一滴，才能真正将坚定的理想信念转化为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奉献于一生一世，把初心放在心上，把使命扛在肩上，续写对党绝对忠诚的崭新篇章。
在新征程上践行“绝对”忠诚。新时代，新征程，新任务。共产党员践行对党绝对忠诚，关键要坚持真忠诚、反对假忠诚，坚持实忠诚、反对虚忠诚，坚持全忠诚、反对半忠诚，自觉做新时代经得起实践和历史考验的忠诚战士。
坚定维护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真忠诚、实忠诚、全忠诚的首要体现。共产党员践行对党绝对忠诚要一辈子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做到思想上统一、情感上同心、行动上同步，坚定地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严守党规党纪是真忠诚、实忠诚、全忠诚的直接体现。当前，我们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紧要关头，共产党员践行对党绝对忠诚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苦乐、得失、进退的关系，立党为公，秉公守纪，秉公执纪，恪尽职守。决不能因个人得失犯牢骚病、作选择题、打小算盘、甚至铤而走险、违法乱纪，真正做到在任何情况下严守党规党纪，永葆共产党人忠诚可靠的政治本色。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文化，它既以汉族文化为主体，但同时又包含众多少数民族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之后中华民族所共有的文化；它既以历史上的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础，同时又涵盖了儒家以外其他各种不同的思想文化，是各种文化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在华夏大地创造并发展的，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的地域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既能够传承和发展其特有的优秀文化精髓又能够积极地吸收当代和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成为中华民族的内在动力和思想基础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华民族文化既是中华民族长期奋斗结成的文化硕果，同时又推动中华民族继续奋斗，它包含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思想、和而不同的共同生活原则和思想原则、义利之辩的道德观念、己立立人与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四海一家与天下太平的世界愿景等等，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爱国主义、立志为国等优秀精神品质为核心的文化，千年以来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所具有的韧性使得我们中华民族虽然饱经忧患但仍能自立自强。因而，它的对于我们整个民族和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概括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国的悠久历史、中国的民族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从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中国在革命和建设中得到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并由具体到抽象的提炼出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进一步发展的科学理论。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相通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哲学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在辩证法和唯物论方面的相通性。
二是以人为本方面。儒家学说视人为万物的中心，人的存在具有他物不可比拟和取代的地位和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与马克思主义重视人、突出人的主体价值和主体作用的精神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自身的主人。
三是注重实践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特别重视实践的，把实践看成是理论的来源和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这一点也是和中国传统文化不谋而合的。实践观念在中国古代表现在对知行观及其关系的认识理解上。
四是社会理想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从民间到学术界，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即在中国建立一个大同世界。这种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本质上虽不是等同意义的社会，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根基。
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内在精神上存在着这些相通性，从而削弱了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基础，为两种文化的结合提供了文化土壤和内在依据。
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中形成的民族性格、民族特色是民族文化的精髓，在21世纪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整合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需要一种积极的和理性的文化自觉。但是这种自觉必须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且这种理性的文化自觉需要准确的把握在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我们要积极地将带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中华民族文化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地方了解中华民族文化。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时俱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源泉、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126页
[2]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J].党建，2013
[4]张建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2
[5]程宜山，张岱年.中国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26
[6]孙勇胜.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青海社会科学，2002（1）：19
长期以来,中国企业更多看重的对西方社会先进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学习,中国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腾飞,但一直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有所不足。我们知道,管理,包括对企业的管理,都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是植根于一定文化的社会背景之中,因此企业管理要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要企业所所处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环境相适应和协调。西方的著名管理学学者德鲁克曾经说过:“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习俗、信念的传统里,以及政府的政治制度中。管理是……而且应该是……受文化制约……管理也是“文化”,它不是无价值观的科学。”因此,要进一步探索中国现代化企业管理的创新,就离不开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从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出发,深入研究、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奥妙。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精神积淀,包含着丰富浩瀚的各种思想,这些思想涉及行政、经济、军事、文化、家庭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儒、道、佛、法、兵、墨等诸子百家文化体系,整个文化体系以儒家思想为主体,道、佛、法、兵、墨等诸子百家与儒家思想交相辉映,极具丰富内涵。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与现代企业成功的管理理念与方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儒家的“天人合一”、“修己安人,以人为本”、“中庸之道,以和为贵”,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都是企业管理者们值得深入总结并结合企业管理实践进行创造性升华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因此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出发,要经营好企业,就应该把企业管理与中国国情相联系,做到企业管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
本文主要通过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指导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笔者认为通过古代的“民本”思想及“以柔克刚”等的和谐思想来指导现代企业的管理非常有必要,也是很值得合理继承和深入改善的。
2 古代“民本”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创新启示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也不管是管理朝代还是管理企业,管理对象中最能动、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是人,管理的核心在于人力资源管理,本质是“治人”即对人的管理。从管理的意义看:“治人”通过专注于人的积极修为、管理实现对事对物的管理,这种管理思想和方式与现代的“人本管理,人为为人”的人性化管理理念相一直,只有管好人才能管好物、管好事。就现代企业管理而言,这一理念也是广受推崇的,跟“以人为本”的国策相符,我们在平时的企业管理中应当继承这种“民本”思想,不管这是古代的“哲理”还是现代的“国策”。
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伦理文化,认为在一切事物中人居于最重要的位置,甚至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都是并列的。从管理学的角度考查,中国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人的因素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管理主体的重视,特别强调管理者要“修己、正身”,要遵循“为君之道”“为将之道”“爱民之道”,提出了仁、勇、信等各种德才标准;其次是对管理客体的重视,处理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的相对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民本”“民心”“民意”,把“民本”“民心”“民意”看做管理行为成败得失的根本,例如古代君主的“奉天承命”就是要尊重民意。当然,或许有人说这是迷信,应用于现代企业的管理中肯定会出乱子,这点笔者不否认,但是要强调的是对于古代的丰富遗产,我们应该抱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来面对,笔者相信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大家都应该有一个理智的判断,关于这点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同样,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理念与现代“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一方面把人即人力资源视为企业一切资源中最重要和最有潜力的战略资源,着力提高人的素质;另一方面强调对人的管理的首要任务是价值观培育,努力做到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挖掘企业员工的潜力,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企业不断发展。
因此现代企业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民本观念,以企业的人力资源为中心,把面向企业员工、尊重企业员工、关心企业员工放在首位,充分调动企业中所有人的工作热情和智慧,企业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现代企业应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在企业运营中的重要作用,把尊重员工、关心员工放在首位,通过建立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规划企业员工的有效配置,不断为企业员工提供学习、培训和进修的机会,提高企业员工自身能力素质,增强企业员工责任感、使命感;深入挖掘企业员工潜力,增强企业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企业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当中,最终实现企业员工的个人价值和企业发展繁荣的双赢目标。
此外,在企业管理中重视员工的自身发展,也是符合传统文化的义利观的。作为儒家五常之一的“义”一般是指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和人们行为的价值标准,“利”是指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物质利益和功利。“见利思义”和“以义制利”的儒家价值观体现了中国的民主精神,引导和塑造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激励和推动了中华民族和整个国家的凝聚力。在企业管理中,如果做到“见利思义”、“以义制利”,把面向企业员工、尊重企业员工、关心企业员工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完全以企业利润为出发点,可以增强企业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企业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当中。
总之,不管是古代儒家思想,还是现代国家政策,我们都应该在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中灵活运用人本思想,让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感受到企业的温馨和对自身的关怀,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才能够让员工有归属感,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营。
3 古代和谐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创新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提倡“以柔克刚”“刚柔并济”,强调为人处世要随和谦让,这其实是一种心胸豁达的思想境界。对于企业管理而言,个人与个人之间如此,团队与团队之间也应该如此。儒家认为,柔是自然之道、养身之道和治世之道,天地万物均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因此人必须关注自己并注重自身的修为,使人道合乎天道,顺应天道。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说人与自然要协调统一,主体与客体之间要相融相通,这就是所谓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道理。孔子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在企业管理中,管理者要从天开始,过渡到人,即管理者要以企业文化来熏陶员工,用文化的潜移默化功能促使员工的目标、行为与企业的发展方向保持和谐,培育员工和企业共同的价值观,实现个人与企业协调发展。古代和谐思想也与今天我国提倡的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观点不谋而合。从管理的角度出发,古代和谐思想可以帮助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因此企业管理者的实践活动应建立在企业的可持续能力和企业员工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保障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同时,促使员工的个人得到充分发展。
作为中国通讯的巨头——中兴的“森林原理”和“低成本尝试”管理方式体现企业中和谐思想的活用,这种东方的价值观向中兴企业的组织结构、研发领域、市场末端、文化氛围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渗透,并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企业之首———松下作为也非常推崇中国的和谐思想,认为提倡和谐就是提倡以诚、以宽、以礼待人,不偏听偏信但又不搞折中和放弃原则,强调高瞻远瞩、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
所以说,古代的和谐思想运用于现代的企业管理中可以有效推动企业的发展,甚至为企业的进一步扩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点相信很多企业管理者在实践之后将深感触。
4 中国传统文化的其它方面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创新启示
“修己安人”是以人为本古代先哲思想的逻辑演绎,体现了个人与组织的辩证关系。对现代企业而言,即以自我管理为起点,以社会管理为过程,在企业内部形成个人、群体的目标链条。个人管理在管理过程中逐步实现从自律到自觉的飞跃,通过推己及人实现组织管理的目标。个人管理目标作为组织管理目标的基础。前一目标的完成是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同时,组织管理目标的达成又为个人管理目标的完成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两者相互作用,最终实现企业最高战略。
先秦儒学作为“伦理—政治型”的观念形态,“内圣外王”既是其最高的理想人格、价值观念,也是其最高的政治目标和现实关怀。所谓“内圣”者,“内在于个人自己,则自觉地作圣贤功夫(作道德实践)以发展完成其德性人格之谓也”;所谓“外王”者,“外而达于天下,则行王者之道也”,应用于现代的企业管理中,则是指领导者应当极力增强自身的品质修养,且注重对企业成员的素质提升和人文关怀,通过组织内在的品性修炼来培育整个企业先进优良且契合市场变迁的经营哲学,从而依托内在的自我成长和品质塑造来实现社会的物质丰盈和精神富足,使企业得以在更大程度上提高自身的品牌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树立起光辉的形像。
道家“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弹性柔化管理方式的理念基础之上,体现出一种自然主义的管理模式,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即管理工作应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态势,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实事求是制定管理方法和策略,同时管理者要以冷静、持重的态度做事,顺应自然之“道”,适时采取行动且坚定不移地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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