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社区治理问题

城乡社区治理问题（精选8篇）

城乡社区治理问题 篇1

近年来，庄浪县紧紧围绕“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基层社会治理要求，以积极推进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为抓手，强制度、补短板、增投入、促创新，夯实基层基础，强化管理服务，有力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一、存在的问题

一是城乡社区基础设施配套急需完善。

城乡社区办公场所有限，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县域面积不断增加，辖区辖区居民人口急剧增加，现有社区管理半径过大，不能为居民群众提供更好地服务，新成立的社区急需投入使用。社区工作人员队伍中，社区工作者持证上岗的专业人才严重匮乏，导致阵地建设基础相对薄弱。

二是城乡社区治理能力急需加强。

社区最主要的工作是为城区居民提供最优质、最精准的服务，并且国家层面对社区承担职能也有明确界定，但社区仍然承担着许多行政化职能，导致城乡社区服务能力弱化，不能很好的与新形势下社区治理要求相匹配。

三是社会力量参与城乡社区建设不充分。

社区、社工、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三社联动”更是加强和创新社区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城乡社区紧密围绕“三社联动”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政府职能部门与社区之间的职责不明、权责范围不清依旧存在，社区与辖区单位、小区物业没有形成良性互动，为民便民服务的事项还不够精准，工作推进的进度还不够均衡、志愿服务活动开展不够多样化、信息系统的数据还不够完善、社会组织建设还不够规范、专职工作人员配备还未到位，社区从“全包”到“购买”服务的过渡仍止步不前，“政社不分”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阻碍了社会广大群体的参与范围，同时也抑制了社会力量在社区工作管理中的作用。

二、对策及建议

基层是落实党的民生民政政策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是社会治理和民生保障的重要载体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形势下必须大力推进城乡社区建设工作。

一是重视阵地队伍建设，夯实社区基础条件。

要对城乡社区建设进行全面规划，不断完善和扩大新成立城乡社区服务职能和办公场所。综合考虑社区规模、人口数量、管理幅度等因素，按每1000名居民不少于1人的比例配备专职社区工作者，居民5000名以下的按照不少于5人配备。

二要完善社区体制机制，构建新型社区治理体系。把增强和优化社区服务能力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建设完善社区设施，打造便民利民生活圈，借鉴“枫桥经验”和北京市西郊区“街区吹哨、部门报到”等先进模式，建立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驻区单位共驻共建机制和社区工作议事机制，定期研究资源共享、社区共建等事项，着力推进社区服务“全覆盖”。

城乡社区治理问题 篇2

关键词：新型农村,城乡一体化,社区

近30年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致经历了人民公社-村民自治-农村社区三个发展阶段。新型农村作为农村的重要转型阶段已取得社会和政府的日益关注。农村社区的出现是破除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性因素, 有助于逐步消除城乡文化差异和实现城乡文化有机融合, 村民的思想和观念得到大幅度转变, 质性因素愈加明显。但是由于没有过多先前经验可循, “摸着石头过河”现象难免存在, 其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会制约新型农村社区发展。本文尝试着以中国城乡一体化从视角入手来分析新型农村的特征、内涵及其作用, 探讨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存在的困境, 并对新型农村社区未来建设路径取向给出了政策建议。

1 新型农村社区特征及理论基础

1.1 新型农村社区的概念及特征

农村社区, 既有别于传统的村, 又不同于城市社区, 它是由若干建制村合并在一起, 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形成的新型农村社区。新型农村社区是一种全新的农村社区居住形态, 它能够改变农村居民生活方式、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让农村居民享受到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物质和文化成果。

新型农村社区具有以下特征:一是规模的不等性。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因地制宜, 因时而定, 形式多样, 规模不等。少则上千人, 多则数千人甚至上万人。二是基础设施完善。新型农村社区的基础设施相当完善, 通信、有线电视、供电供水系统样样俱全。三是居住环境优美。新型农村社区非常强调环境的可持续性, 重视对环境的绿化和美化, 并且可供居民居住的住房种类多样, 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来选购适合自己的住房。四是成分的多样性。农村社区不再是单一的组成成分, 也有工人、社区工作者、城市移居者等不同的类型人员的参与, 呈现出成分多样性特点。五是异质性增强。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带动农村发展, 农村从封闭走向了开放, 异质性越来越明显。

1.2 关于农村社区国内外研究综述

我国农村社区研究始于二十世纪30年代, 如今已经走过近百年。著名学者梁淑溟在他的《乡村社区建设道路》中提出“中国社会以人伦关系为本位, 只有职业之别, 没有阶级之分。”国内学者徐勇 (2002) 主张实行“县政、乡派、村治”, 强调权责下放, 使农村社区治理结构中的权、责、能相对权衡, 从根本上消除制造和加重农村社区居民负担的体制因素, 向自治转型。黄丽惠、蔡勇志 (2010) 将农村新社区定义为:农村社会关系是以血亲、婚亲, 以及由于世世代代血亲婚亲关系形成的复杂网络, 同时, 邻里关系也是农村社区中重要的人际关系。张兴杰 (2006) 指出对农村居民的整体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对于社区内容的学习氛围影响以此达到对管理体制、整体规划、民主自治、思想文化的提高。

国外学者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滕尼斯是社区研究的第一人, 在他的著作《共同体与社会-纯碎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对社区作用作出过重要表述, 他认为社区是由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人们所构成, 是一个“温馨”而又温暖、舒适的场所。德鲁克则认为滕尼斯所看到的共同体, 在工业和知识社会中“全都消失了”。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主张社会资本是社区中的联系和纽带, 因此社区治理可以弥补市场和政府这两种不完善的手段, 发挥各自的资源和优势。

2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内涵及作用

新型农村社区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体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为创造一个经济富裕、生活稳定、幸福安康的社会做贡献。二是坚持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 通过农村社区建设来带动农村经济。三是坚持政治文明发展要求, 全面提升农民文化素质, 拓宽农民精神视野。新型农村社区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有利于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城乡一体化是中国城镇化的一个崭新阶段, 目的就是通过经济体制和社会政策调整来消除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进而推动城市基础服务设施向农村倾斜, 从而实现城市和乡村在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发展、文化发展一体化, 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布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走“以城带乡、城乡融合、优势互补”的道路, 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支持, 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更进一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2.2 有利于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公共服务均等化目的在于确保每位社会成员拥有同等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 如今农村都配有学校、幼儿园、锻炼设施、垃圾填埋场, 解决了以往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缺乏问题, 弥补了村民在物质和精神文化方面的漏洞, 改善生活质量同时也扩大了农民内需, 带动农村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2.3 有利于缓解城乡土地供求困境

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同时土地供需问题也日益突出, 工业化快速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大量用地量产生矛盾, 使得耕地可用资源愈加紧张。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有助于缓解这一矛盾, 它重在强调每家每户宅基地的使用率, 实行集约化管理, 对农村社区中大量闲置的土地资源进行了重新分配, 增加了可耕地面积, 加强了土地公用效益。

2.4 有利于带动城乡居民投身于社会治理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不但具有经济作用, 也具有重大的社会作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遵循“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 强调农民的社会作用和农民的归属感, 对农民实行社区化综合管理, 定期对农民进行技术和文化等培训, 这有助于提高农村整体文明程度, 增强农民主人翁精神, 使农民之间依附性更强。

3 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分析

尽管城乡一体化极大推动了新型农村社区发展, 在众多领域实现了突破并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就。然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也存在着诸多障碍, 如社会融资渠道缺乏、农民就业保障与身份认同障碍、管理与服务滞后问题也严重制约着新型农村社区进一步发展。

3.1 社会资金投入匮乏与来源单一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资金来源单一, 投入不足, 且缺乏有效的融资渠道。任何项目的实施资金投入是其成功与否的保障,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也不例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投资涉及全国范围, 不单单一个省或一个市, 所以雄厚的资金投入是新型农村社区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也是其顺利开展的根本保障。由于我国农村长期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 各省市政府对于农村社区建设资金投入力度有所减少, 资金来源渠道单一, 农村财政相对偏少, 多数资金来源主要靠资金政策扶持和土地补偿资金来源为主, 农村社区集体资金多数为空白。比如河南省郑州市主要采用“以奖代惩”, 虽然对于资金缺乏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 但对于整个省的农村社区需求而言只是杯水车薪, 作用十分有限。再如河南省新乡市, 建设一个新型农村社区资金就需要1000万元, 这对于像河南省这样的资金收入紧张、资金投入匮乏的大省而言无疑是重大压力, 使当地政府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两难境地。

3.2 农民就业保障与身份认同障碍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必然会使原有农村的拆除和迁移, 村庄的拆除意味着农民不能再以原有靠土地耕作的方式获得经济收入, 这会导致原有农村的居民生活居住地会往城镇或城乡结合处转移, 造成农民土地大量流失, 接踵而来的就是农民就业安置和生活保障问题。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 农民土地流转后, 农民在医疗、养老等方面必将受到影响。同时, 农民文化教育程度低下, 农民就业意识和择业观念低下, 他们中的多数可能还是会选择外出务工, 留下的只是老人和小孩留在农村社区, 这让农民看不到新兴农村社区建设的未来光景。其次, 农民向城镇转移的同时农民的社会身份也进行了转移, 他们以往居住的小院、宅基地也变为了小高楼, 生活环境与生活形态也随之偏向城市化, 但农民观念还停留在农村, 这就使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换无法适应。虽然政府为农民身份转变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但都流于形式,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身份转变的深层次病根。

3.3 管理与服务滞后问题

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问题也会制约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随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不断深入, 农村村落形态逐渐消失, 农民开始向农村社区集中居住, 而不再是村庄部落。以往传统村委会的管理和服务观念已不适应新型农村社区的管理理念。而现实中, 农村社区不管是硬件建设还是软件建设都严重滞后, 许多农村社区管理方式还沿袭着传统村支部的管理方法, 管理手段存在明显的行政色彩, 传统社区管理存在越位、缺位和错位, 社区人员的职责和权力界定不清晰, 管理出现“多头”。其次, 社区工作者队伍意识薄弱, 社区干部培训力度有待扩大, 农村党员和大学生村官任用比率低下, 以大学生村官为依托的社区支援服务模式还未完全成熟, 没有形成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最后, 农村社区工作者待遇低下, 难以吸引优秀人才从事农村社区工作, 这就有违于新型农村社区创新型发展要求。

4 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取向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非短时间内能解决, 还需要在实践与创新中不断完善, 为了能实现新型农村社区实现可持续化长期发展,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突破。

4.1 拓宽融资渠道、实现多元化投资模式

针对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融资短缺和来源单一问题, 笔者认为首先必须拓宽融资渠道, 实现多元化投资模式。政府应成立农村社区建设专项基金, 从社会、产业发展、社会保障等角度全方位制定针对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措施和激励制度, 采取补贴、补息、降低税收等优惠措施招商引资, 鼓励社会各界企业金融机构参与到农村社区建设, 这有助于吸纳社会各路的资金进而壮大农村社区集体资金, 从融资渠道创新上解决融资短缺问题。其次, 政府还可以参考和借鉴其他各国BOT模式和公私合作模式, 运用市场化手段来处理资金短缺问题。BOT模式是以政府与私人公司达成协议为前提, 通过投标、招标等方式允许私人公司在一定时期内对某项基础设施筹集资金建设并经营, 政府拥有一定的监管权, 但可以保证私人公司拥有获利的机会, 保证农村社区建设主体的多元化。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应该完善服务外包模式, 积极鼓励民营企业和社会团体参与到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 加大服务项目整合力度, 真正实现融资朝着多元化发展。

4.2加强农民就业意识、切实维护农民权益

针对失地农民就业保障问题, 国家必须建立向农民倾斜的就业保障制度, 从根本上加强农民就业意识, 切实维护农民权益。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一是再造农业产业化流程, 促进农民就业。归根结底在于土地是农民和农村赖以生存的基础, 农民收入的增收最终还是得通过农业化方式来进行。政府可以将大部分空缺土地交给粮食大户和相关企业来从事粮食生产, 通过发展果蔬、养殖等产业来带动农民再就业, 保障农民增收。二是大力开展技能培训。政府在实现再就业的同时还必须大力开展针对农民的技能培训, 进而提高失地农民的再就业能力。同时政府必须充分调动社会力量, 定期对农民开展实用技能培训, 鼓励社会各界创办针对农民的技能培训机构, 让农民学习到基本工作技能, 让农民凭借自己的双手就能实现就业。三是转变农民传统思想观念。农民传统就业观念还根深蒂固, 思想观念还停留在原有的层次上, 认为土地是他们获取财富的唯一途径。要不断教育和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鼓励农民自主创业、自谋职业, 多途径实现就业。

4.3创新服务体制、实现服务均等化

笔者认为改变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行。首先应从传统的村委会管理向新型农村社区管理制度转变。新型农村社区管理方式不仅从制度还是管理水平而言应不同于传统的社区管理。新型农村社区管理必须建立和完善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民主自治机制, 构建完整的社区民主建设体系。加强群众参与力度和强化民主监督机制, 要让群众参与, 反复征求群众意见, 随时接受群众监督。其次, 要重视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的服务功能, 通过与校企合作引进优秀志愿者, 实现志愿者的良性互动。同时大力引进大学生村官和农村党员队伍, 充分发挥村官和党员的为人民服务功能, 针对不同地区成立相应的党员协调小组和矛盾调解小组, 逐渐实现基层服务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最后在公共服务水平上, 要特别注重城乡均衡发展, 加快实现城乡服务均衡化。政府要加大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 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完善农村社区硬件和软件设施, 鼓励社会各界企业投资建设向农村社区延伸, 大力建设幼儿园、图书馆、学校、超市, 兴办餐饮服务、金融业、农业等产业, 使农民也能收获经济发展的果实。

参考文献

[1]王文信.浅议新型农村社区建设[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12 (09)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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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君.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研究[D].郑州:河南农业大学, 2013:38.

[4]王正男.新乡市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问题研究[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 2013:2.

[5]吴业苗.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如何可为—以城乡一体化为视角[J].社会主义研究, 2012 (03)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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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姜杰.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调查与思考—以长春市高新区双得乡为例[J].长春市委党校学报, 2013 (05) :66-70.

[8]李国敬.烟台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路径研究[J].烟台职业学院学报, 2012 (03) :52.

中国社区治理问题初探 篇3

摘 要：中国学者吴文藻先生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提出社区是观察和了解社会的重要视角，在此，本文通过对社区一词追根溯源的概念解析，分析中国社区的特点，并对中国的社区研究历史进行简略回顾，分析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发展前景。通过对社区理论的梳理和分析，认为提升社区的精神内涵-------社区认同感是社区治理的核心问题，中国的社区治理需要结合本土特点，在管理过程中兼顾地方性知识和现代管理技术这两个方面，促进和谐社区的构建。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认同感;社会团结;社区发展

“社区”这一概念最早源于滕尼斯的著作《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 Gemeinschaft即为社区或共同体）在滕尼斯的这本著作中，他用二分法区分了共同体与社会这两种类型。他认为共同体是现实的有机的生命体，社会是思想的机械的形态，是一种机械聚合的人工制品。前者是自然形成，以整体为本，后者是有目的的个人的联合，以个人为本。它们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两种理想类型。

该书共三卷，第一卷为主要概念的一般界定，分为主要概念的一般界定和社会的理论两章。第二卷为本质意志和选择意志，分为人的意志的形式，对立的阐释和经验的意义三章。第三卷为自然法的社会学的根据，分为定义和命题，法中的自然之物以及被约束的意志形式（公团和国家）三章。

在此书的第一卷中，滕尼斯区分了共同体与社会这两个概念。共同体的理论出发点是人的意志完善的统一体，并且把它作为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的状态。其中最强有力的三种原始关系方式是，第一，通过一个母亲和她孩子之间的关系，第二，通过丈夫和妻子作为夫妻之间的关系（从天然的动物的意义来理解），第三，通过作为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形成血缘共同体。在任何一种共同体中都存在着享受和劳动的不同产生享受和劳动的相互性，同时也产生着威严。

一、社区与社会团结类型

作为古典类型学上的分析，涂尔干从另一角度提出了基于传统社区的机械团结和基于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在其著作《社会分工论》中，从功能出发，通过人类社会法律的变化阐释了两种社会团结类型，即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与滕尼斯不同，涂尔干反对把不同社会排列在一个进化的直线上，他以社会各部分之间的结合方式和紧密程度来划分社会类型，划分出不同的时期。机械团结建立在个人相似性和社会同质性基础上，集体意识支配人的行动，个性被淹没。[1]这点与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极为相似。机械团结是古代社会的特征，这时候社会分工不发达，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低，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人的个性从共同体中独立出来，人人有别并且相互依赖，即集体的协调一致表现为分化。现代社会是有机团结的社会，社会分工是其基础。而滕尼斯则以选择意志为基础说明现代社会的特征。

芝加哥大学的帕克则认为社区的基本特点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它有一群按地域组织起来的人群;第二，这些人口程度不同地深深扎根在他们所生息的那块土地上;第三，社区中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中。

在一个社区中，一定的人口，固定的区域，以及相互依赖的关系成为最主要的三个要素，认同感对相互依赖关系的形成至关重要，当人们对所在社区有认同感时，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地域联系，社区即是一个小型的共同体。

二、中国的社区研究史

中国的社区研究源于吴文藻，费孝通等学者，中文的“社区”一词是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费孝通为首的一批燕京大學社会学系学生根据滕尼斯的意愿首创的。193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的毕业班为了纪念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1864-1944）来华讲学要出一本纪念文集，其中帕克写的一篇论文中有一句“community is not society”，在译成中文时卡住了学生，他们挖空心思地把“community”译为社区，把 “society”译为社会。中国的社区研究受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共同影响，起初都是对农村社区的研究，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施坚雅的《中国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等都集中研究农村社区，他们试图从村落研究拓展到整个中国社会，寻求重建国家的路径。

三、社区认同对中国社区治理的重要性

我国的社区建设可以追溯到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从20世纪3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体制，由街道办事处直接管理城市居民委员会，单位制在社区中占主导地位，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90年代初期，具有时代特色的社区建设兴起，随着单位制的瓦解，商业性城市社区迅速发展，人们从“单位人”过渡到“社会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变迁，上海市委在2004年制定的《关于加强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中首次提出社区管理网格化的要求，社区网格化管理是指以社区为基本网格，以信息化为支撑，合理配置和整合行政、社会资源，实现网格内各类资源共享、工作协同，构建反应灵敏、处置有方、管理高效、服务优质、保障有力的管理方式。网格化管理的核心理念是将社区作为一个棋盘，划分出若干个网格，分别建立功能齐全、相对独立的社区管理服务体系，实现社区管理服务全覆盖。[2]

总体来看，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主要具有社会资源整合和调整的精细化管理，政府的服务型管理，居民参与的动态化管理和技术运用的信息化管理特征。在国内一线城市的应用较为成熟，而在二三线城市中却存在诸多障碍，学者孙立平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矛盾是困扰我国社区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具体的应用和操作，社区网格化服务同样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在已经试点和应用的区域，网格化服务仍然存在着技术管理人员缺乏，服务范围过小，管理价值最大化造成的资源浪费，公众参与积极性有待提高等操作困境。而在即将推广的地区，网格化服务还需要一个适应期，如何与当地的文化，经济，管理制度相适应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如何结合并利用地方性知识，获得人们对新的社区组织的认同，并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中去，是目前需要探索的。

注释：

[1]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M]. 三联书店，2008.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社区工作材料 篇4

先进材料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启动后，我社区在镇党委、政府及民政部门的领导下，在各相关部门的大力配合下，在广大社区干部的积极参与下，开展了一系列有声势、有特色、有规模、有影响的环境综合治理进社区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成立组织机、构建立制度

制定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社区工作方案，社区召开居民代表大会，成立胜蔺街社区环境卫生整治领导组、胜蔺街社区夜间夜食卫生管理工作领导组及卫生监督岗。根据城乡环境综合治理领导组。根据社区的具体情况作了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进社区制度建设纲要，也针对辖区的具体情况于辖区单位签订了辖区共建协议、小区签订了环境卫生责任书，对社区居民清理自家院落，搞好庭院绿化等进行了规范。召开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社区动员大会；社区制定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居民公约，对社区环境卫生的清洁、保持作出约定，通过增强群众的自觉性，“自己定的规矩自己遵守”，切实保障了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在社区的顺利开展。

二、深入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宣传活动

社区充分发挥文化长廊、学习橱窗和阅读栏、阅览室以及居务公开栏的宣传作用，开展环境综合治理的宣传发动工作，引导广大群众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自觉行动,养成保护环境、爱护环境的社会风尚，组织辖区的居民队卫生死角进行大扫除活动，对辖区的商铺进行门前三包责任书的签订。让市民形成讲卫生守秩序的文明习惯,争做破陋习、讲文明、树新风的好习惯；我社区在居务公开栏中专门设立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专版，宣传治理方案、卫生常识；组织社区铜鼓队、社区志愿者游行宣传，发放《倡议书》、《环境卫生公约》、《门前三包》、《院内四自》、《温馨提示》等资料；组织了宣讲团，编写了《环境整治三字经》等易懂易记的文艺节目进行传唱；组织了健康知识讲座、特请了古蔺镇卫生院的医生给我们的广大居民作有关高血压、心脑血管、个人卫生等诸多方面的讲座。

三、开展“五乱”治理

按照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安排，在社区开展了治理垃圾乱扔、广告乱贴、摊位乱摆、车辆乱停、工地乱象等“五乱”活动。结合辖区具体情况开展了社区清洁工程，统一拆违法乱拉的广告横幅，规范了摊点摆设，治理了乱设乱摆和占道经营行为；社区建立卫生保洁体系，基本覆盖辖区卫生死角。对居民区的垃圾库、旱粪池等进行了及时清理。

四、发挥社区居民的主观能动性

积极开展“和谐社区”创建工作为抓手，将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纳入社区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中，积极推进“文化社区”、“卫生社区”、“绿色社区”、“平安社区”以及“文明楼（院）”、“卫生楼（院）”、“文明户”、“五好家庭”等社区创建活动。社区开展了文明卫生户的评选，除公布文明卫生户外，还公布“整改户”的名单，宣传先进，推动后进，对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社区活动的开展起到了良好作用；通过社区平台，积极引导居民树立公共卫生意识，把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变为社区居民的自觉行动。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社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社区工作与镇党委、政府的要求和形势发展的需要还存在差距：一是认识模糊。有的辖区单位及居民对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社区工作的意义认识不清，存在畏难情绪。二是工作主动性不够。工作处于被动应付，方法比较简单、手段相对单

一、效果不明显。三是指导检查不足。对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社区工作思考不深、指导不勤、推动不力，督促检查不到位，一些地方还流于形式。这些问题必须在今后工作中切实加以改。

古蔺镇胜蔺街社区

城乡社区治理问题 篇5

今年以来，我局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开展包社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决策部署，扎实开展指导社区做好城乡环境整治各项工作，现将2015年我局包社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总结如下：

一、建立健全组织机构

建立健全有效的工作组织机构是包社区工作顺利有序开展的基础。

（一）成立县财政局（国资办）包社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略

（二）成立县财政局（国资办）包社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对口联系小组。略

（三）成立县财政局（国资办）包社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巡逻劝导小组。略

二、健全管理机制，制定合理的工作方案

根据《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通知》（双城乡治理〔2015〕2号）的精神，结合我局包社区工作实际情况，制定了《县财政局（国资办）包社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成立了整治督导队伍，协助社区建立健全网格化管理机制。在工作开展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优化网格化管理系统，确保了包社区工作有序有效地开展（具体工作内容见《县财政局关于12月份包社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情况的报告》）。

三、领导重视，亲临现场指导包社区工作

为切实将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落到实处，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我局一把手先后多次亲临现场，指导工作，询问社区在工作开展中遇到的困难，并帮助协调交投公司、城管等相关职能部门参与联合执法，共同搞好包社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详见简报第18、19、24、27期）。

四、广泛宣传环保意识

（一）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

为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充分发挥广大群众对环境维护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发动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到城乡环境治理的队伍中来，我们制定并与机关事业单位、社区商铺签订了《机关事业单位“门前三包”责任书》和《商铺“门前三包”责任书》，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总共签了《“门前三包”责任书》100余份，进一步增强了商铺和事业单位维护自已范围内的环境卫生的责任感，增强了他们参与环境卫生维护和治理的积极性，为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创造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向区域的商家、住户发放“门前三包宣传卡片”，大力宣传保护环境卫生的重要意义，倡导树文明新风、创优美环境、做文明公民，做好“三美、六不”活动：创工作环境美、居住环境美、家庭环境美;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乱倒污水、不乱贴乱画、不乱放养家禽、不乱停乱放。增强广大群众的环保意识，自觉维护家园环境卫生。

五、积极开展环境卫生清洁工作。

为切实做好城乡环境治理工作，发挥好带头模范作用，我局联合一杆旗社区，共同对社区内“三无小区”、“城中村”、县中医院职工大楼、无人管理街道的环境卫生做了清洁工作，充分发挥了社区与部门的带头模范作用，增强了广大群众自觉维护环境卫生的意识（详见《县财政局关于12月份包社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情况的报告》）。

六、加强社区环境面貌综合整治力度

（一）加强对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的整治力度。通过积极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加大文明劝导的力度，安排文明劝导员配合城管执法队员开展联合执法等措施，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车辆违规停发问题在“面”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二）加强了对户外广告和招牌的管理。我们规范商铺广告位置的设置范围，实行商铺广告和招牌是否按照规范来设置，严格执行“一店一招”，并确保每间店面的招牌广告完好整洁。

（三）深入治理乱贴、乱画，城市“牛皮癣”。加强对违法小广告的监督力度，及时清除了沿街墙面、电线杆上的各类“牛皮癣”，确保建筑立面整洁美观；严禁居民和商铺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杂物，违规搭建，沿街建筑物阳台和窗外严禁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的物品。在今年的工作中，共清理了各类牛皮癣60余处。

七、目前存在的问题

城乡社区治理问题 篇6

为营造良好人居环境，提高文明程度，建立“清洁黄茶、美丽黄茶、文明黄茶、和谐黄茶”，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关于开展城乡同治综合治理的精神，深入推进我辖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和维稳工作，根据黄茶岭街道党工委的要求，结合本辖区的具体情况，制定以下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执行上级党委、政府对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要求，全面深入开展我辖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活动。提高社区院落环境卫生质量，加强西大罗路以路为市的整治，进一步加大对辖区内违法建设的监查和处置力度，不断完善常态的管理和监督机制，进一步提高辖区内的环境质量，为实现文明城市而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从而加快我辖区的城乡统筹的步伐。

二、组织机构

建立健全城乡同治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强化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齐抓共管，人人参与的良性工作机制。

三、工作重点

1、加强宣传教育，提升居民素质。定期和不定期开展“我是文明黄茶人”进家庭主题宣传活动，开展较大规模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志愿者清扫服务等社会宣传、社会动员、社会实践活动。

2、加强干部教育。将城乡同治环境综合治理的政策法规及市民行为规范纳入干部职工教育培训内容，定期组织社区干部、居民小组长、党小组长及议事会成员及居民代表参加义务宣传、清扫保洁等实

践活动，培养文明卫生意识，并将干部带头遵守规章规定情况纳入个人年度考核内容。

3、加强社区各居民院落环境卫生的监督和整治，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

4、加快西大罗路以路为市的整治，杜绝摆摊现象发生。

5、加强社区管理力度，清除卫生死角。

6、加强对蓄电池厂的严查严管，禁止乱倒垃圾和焚烧垃圾现象。

7、加大对辖区内违法建设的监查和处置力度，建立每日巡查制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8、积极排查安全隐患和不稳定因素，将其扼制在萌芽状态。

9、加强日常性管理的机制和力度，做到履职尽责，认真工作，真正把我社区城乡同治环境综合治理的工作形成制度化、常态化。

10、实施目标管理，同社区干部及各居民小组长签订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目标责任书。

11、建立监督检查制度。由社区居委会邀请社区老干部、老党员、军转干部、居民代表组成检查组，交叉打分，防止互相包庇，真正发挥检查组的作用。

12、建立定岗定责制度，社区干部包组、组长包户，发现问题，实行责任倒查，奖惩共担。

四、任务与分工

根据以上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对社区干部明确以下任务和分工：

组长：李绍秀 牵头负责辖区内综合整治的宣传工作，协调组员之间的配合，具体负责西大罗村29号。

副组长：罗双明具体负责检查监督全社区城乡同治环境综合治理情况。

组员：王和香流动宣传和巡查，具体负责蓄电池厂家属区组员：罗婧流动宣传和巡查，具体负责林科所

组员：黄都进流动宣传和巡查，具体负责幸福花园

组员：汤守战具体负责轴承厂西大罗村1.2.3.4.号

组员：刘衡生具体负责雁城食品厂

组员：肖俭龙具体负责检查监督全社区城乡同治环境综合治理情况。

组员：肖莉

情况。

城乡社区治理问题 篇7

目前我国对于社区治理的模式探究中有上海模式、青岛模式、沈阳模式、江汉模式等等多种根据自身地区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 也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典型, 这些社区治理模式具有创新性, 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社区治理模式, 从治理理论的运用到社区的建立发展, 基本每一步都有适合我们国情的方法, 深刻地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下面简要概述一下典型模式:

第一、上海模式提于1996 年, 上海提出要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 积极探索“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新体制与新机制。将社区定位于街道, 形成“街道社区”, 强化街道办事处的地位和职能, 社区建设依托政府雄厚的财力, 具有行政推动社区发展的特点把社区建设与上海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密切结合, 将居民委员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作为“四级网络”, 扩充街道居委会编制。构筑了三个层面的组织管理系统, 分别是社区领导系统, 社区执行系统, 社区支持系统。

第二、沈阳模式提于1999 年, 沈阳市开始进行社区自治体制的改革试点, 并在全国多地进行推广。将社区定位为“小于街道办事处、大于原来居委会”, 依据居民居住的自然地域关系、社区的资源配置、适度的管理人口和人们的心理认同感, 按照有利于社区自治

资源利用、有利于提高工作效能的原则组建新的社区, 将原有2011 个居委会调整为1297

个社区, 新社区规模为1000-1500 户。推行社区自治, 议行分离, 建立了以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为决策层、以社区管理委员会为执行层、以社区议事协商委员会为议事层和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层的组织结构。

第三、江汉模式-武汉江汉在学习“上海模式”和“沈阳模式”的基础上, 提出政府主动转变职能, 提升社区自治功能的治理模式。江汉模式通过文件将街道办事处与居民委员会的关系规范为“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 明确不是上下级关系, 并界定职能分工。政府职能部门面向社区, 做到“五个到社区”, 即人员配备到社区、工作重心到社区、服务承诺到社区、考评监督到社区、工作经费到社区, 全力配合社区多元治理。

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构建中的问题

(一) 城市社区治理主体间关系模糊, 职责划分不清。居民委员会, 社区物业, 党的机构, 政府行政命令, 居民, 社区组织, 社会组织等等, 这样多元化的主体是有助于发挥基层民主作风, 改变了以往的行政制约, 政府做主的一人独大的局面, 可是问题也是存在的, 各主体间的职责与协调能力差, 政府, 居委会权力不明, 职责不分, 容易耽误工作效率, 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同时对于城市社会组织和城市社区组织的管理也要加强党的领导, 党组织作用的发挥也会受限, 不便于开展工作, 加大了党指挥的难度。

(二) 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素质不高, 缺乏专业化的治理人员。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 有些人员的素质不高却从事着相当重要的职业, 担任着重大责任, 而且也因为有些人员不懂治理理论, 没有很高的理论与实践水平, 致使一些问题无法很好地处理, 发生争执, 甚至激化矛盾, 不乏这样的事件发生, 本来很小的问题却夸张夸大, 不正确的处理方法引发纠纷麻烦。所以培养高素质的治理人员也是必须的。

(三) 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健全。对于城市社区治理中, 某些机制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等等的规定不健全, 社区治理主体的职责制度不明确, 甚至出现相互扯皮, 纠纷无人做主或多人做主的情况。对于城市社区的治理有关原则规定不详, 界限模糊, 执行起来很有难度。城市社区的考评与激励机制不健全, 工资待遇低下, 并且考评激励等同虚设, 社区工作的立法也是空等等, 所以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是必然要求。

(四)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内容单调僵化。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容是多方面的, 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 但是每个方面的发展活动都很少, 有的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活动安排的, 行政机制僵化死板, 缺乏灵活性与创造性, 以执行行政命令为原则。文化生活枯燥, 不过目前已有很多城市社区举办各种文艺活动来丰富人们的生活了, 但是文化建设还需加强, 不可忽视。

三、对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构建的有效对策

(一) 理清城市社区治理主体之间关系, 明确其职责。首先是要对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会组织明确划分权责、职能边界, 即对社区事务进行分类, 使不同性质事务归属不同性质主体, 分工协作, 党组织要起到带头模范作用, 积极贯彻党的思想, 确立党的指导思想原则, 积极配合其他多元治理主体的活动。政府要理清居民委员会的关系, 居民委员会属于自治组织, 积极发挥自治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各个社会组织要积极参与社区治理, 促进社区治理民主化, 开放化。

(二) 提高各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人才素质, 突破人才瓶颈。既然需要城市社区多元主体的参与, 就必须保障各治理主体的人才素质水平, 尤其要重视社区主体组织--社区居委会成员队伍的素质和服务水平, 就要培训在岗人员、引进高提高素质人才、建立录用制度, 推进社区专业化进程, 培训在岗社区工作者, 由民政部门组织, 定期组织社区培训, 对在岗的社区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和专业水平, 逐步建立业务能力强、工作效率高、服务热情的社区队伍, 推动社区治理的发展。1

(三) 建立健全城市社区治理相关法律制度。完善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建立有效高质量的组织体制, 深刻围绕根本大法, 积极建立完善城市社区治理法律体系。完善录用人制度, 通过考任制聘用, 优中选优。完善城市社区治理基本管理条例, 创新管理机制结构, 以政府为主导, 执行规章制度。完善城市社区考评激励机制, 明确城市社区工作标准、岗位职责、奖惩条例等参考依据和执行标准, 规范社区人员行为。

(四) 丰富城市社区治理内容, 加强文化建设。社区应组织一些形式多样的小型活动, 促进邻里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 只有感情融洽了, 才可能对社区的共同利益感兴趣, 进而关注社区的公共事务并参与活动。组织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参与活动, 有利于适应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多元化需求, 以开展健康、文明、多样的社区活动, 以增进邻里团结, 增强社区的凝聚力, 提高居民的参与意识。

(四) 培养城市社区参与意识, 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要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 一方面要开展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营造社区参与氛围, 可以利用报纸、网络等资源, 标语、公示栏、便民手册等方式, 普及社区治理的重要意义和基本知识。另一方面首先政府要放权, 真正落实社区自治。其次政府要正确引导, 当居民参与意识较低, 社区意识不高时, 政府要负责、教育、引导、培养他们。

摘要：本文将介绍三个典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从而指出在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构建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 如治理主体间关系模糊, 治理主体素质不高, 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等等。并且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如理清城市社区治理主体之间关系, 建立健全城市社区治理相关法律制度等等。

关键词：社区治理,治理主体,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1]谢守红.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的比较与借鉴[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1.

[2]秦瑞英.深圳城市社区治理研究[D].中山大学, 2008.

城乡社区治理问题 篇8

摘 要：如何加强社区治理的科学化，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命题。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形成了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新格局。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多元社区治理主体关系不明、制度不规范、居民参与度低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要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前提，以民生为导向，完善社区治理的法律法规，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从而实现城市社区治理与发展。

关键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096-03

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已经成为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社区治理的科学化，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命题。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已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形成了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新格局。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总结成就，直面问题，对于进一步明确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目前，我国基本建立了党的领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区治理的格局，初步实现了政府引导与社区自治的有机结合。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取得了较多成就，主要是：

（一）在社区治理中，党组织的领导与整合作用逐渐加强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国家建设的领导者，也是国家建设的行动者，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党组织的思想引领和政治核心作用。推进社区治理中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是中国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1]。我国近年来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通过对社区党组织建设带动社区治理的发展，通过党内民主带动社区人民民主，通过对社区党组织的先进性建设，提高了社区党组织的领导能力，在社区中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社区党组织引导社区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形成了以党带群、促进民生的工作方法，切实加强了社区党组织对社区的领导和整合作用。

（二）“撤街强社”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

“撤街强社”社区治理模式最早出现在2002年南京白下区，撤销淮海路街道办事处。撤销街道办事处引起社会关注是在2011年的安徽铜陵市，在全市范围内变市、区、街道、社区四级管理为市、区、社区三级管理。此后，各地进行“撤街强社”的社区改革，形成了武汉百步亭模式、铜陵模式、黄石模式和贵阳模式等[2]。“撤街强社”后政府办事效率提高，基层社区服务功能提升，使政府职能发生改变。

（三）社会组织成长为社区治理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近年来，在政府的指导下，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经济、文化、服务各个方面的社会组织不断的涌现和发展，社会组织成长为社区治理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社会组织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协助政府加强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比如社区社会组织承担了原来很多由政府和居民委员会的任务[3]；二是参与公共治理，促进社会主义民主，通过发挥桥梁作用，有利于社会成员了解政府政策，促进社区关系和谐和社会稳定的维护；三是促进社会服务的专业化与多样化，为社会提供更加灵活多样的社会服务，使我国的社会服务呈现多元发展局面。

（四）社区文化建设得到发展

我国城市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重视社区文化的发展，积极建设具有当地特色的城市社区文化，努力提高社区治理的软实力，为社区治理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目前，我国城市在社区环境文化建设和社区群众文化建设中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首先，在社区环境文化建设中，加大了对社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为社区群众提供文化设施和场地，如文娱活动中心、文化广场、文化长廊等；其次，在社区群众文化建设中，积极开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教育活动，带动社区群众参与，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丰富了社区群众精神生活，使社区群众共建共享社区文化。

二、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

应该看到，在当前中国社区治理过程中还存在着多元社区治理主体关系不明、制度不规范、居民参与度低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多元社区治理主体关系不明严重影响了社区治理

目前，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以及社区社会组织构成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主体。由于各个治理主体对社区进行管理与服务的角度不同，在社区治理的方式和原则上也不相同，难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导致了社区治理的效率低下，甚至是“社区失灵”。“社区失灵”主要表现在社区管理和服务的缺失、滥用和越位等方面。造成“社区失灵”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是社区治理主体的职能范围不明，未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系，居民委员会在社区治理中居于主要地位，工作任务繁重，很难承受社区管理和服务的功能；其次是社区治理的主体职能缺乏法律依据，造成治理主体的权威性低，增加了社区治理的难度[4]。

（二）社区治理的规章制度不规范

有法可依是我国实现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前提，必须有规范的制度和有效的运行机制作保障。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制度和体制存在缺陷：一是街道办撤消后，社区自治组织职能范围缺乏法律上的依据；二是社区内的企事业单位与社区的关系缺乏法律上的依据，社区事务上各自为政，往往造成相互推诿扯皮；三是各种社会组织大量出现，但有效的社会组织管理规范尚未形成；四是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存在相关管理部门权力过于集中，难以进行监督和制约，容易滋生腐败，影响社区民主生活。所以必须健全社区治理的法律法规，保障社区治理依法进行。

（三）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度低

由于受原街道办管理所形成的惯性思维和社区居委会缺乏独立性的双重影响，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并不强烈。大部分居民认为社区居委会仍然是政府在社区的行政机构，而不是实现民主权利的社区自治组织；同时社区居民在思想上也缺乏自我管理的概念，对社区居委会的活动具有较少的参与意识和热情，导致了社区群众参与率的低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参与对象以老人、妇女和儿童为主；参与内容集中在文化、娱乐以及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政治性活动如选举居委会代表、各级人大代表等很少有人参与；参与形式主要是被动参与，居民自发组织的活动较少。

（四）在社区治理中，社会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

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社会组织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社会组织首先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其次协调社区利益关系、化解社区矛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但是，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社会组织还存一些问题：一是虽然社区的社会组织总体上数量多，但是具有规模的少，在社区的影响力不足；二是大部分社会组织是在政府部门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下成立的，在很大程度上对政府具有依赖性，基本是作为政府附属机构发挥作用；三是我国城市内社区习惯了街道治理的传统，对社会组织的认识存在不足；四是社区居民对处于发展阶段的社会组织认识程度和参与度低。所以，社区治理中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仍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

三、完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

党的十八大提出：“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5]按照党的十八大关于社区治理的基本要求，要从一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城市的社区治理。

（一）加强社区党建工作，开创城市社区治理的新局面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是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社区治理的前提是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思想引领和政治核心作用，这就必须加强社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首先社区基层党委与社区内企事业单位党委整合社区党组织资源，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在此基础上在社区社会组织中建立党支部，加强党对社区社会组织的领导，建立以党带群工作模式，同时以社区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鼓励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工作，增强社区治理的凝聚力，有效开展社区各项工作。

（二）科学定位社区治理主体的角色职能

我国城市社区是一个多元治理主体结构，科学定位社区治理主体的角色职能尤为重要。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物业和社区社会组织各个治理主体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才能保证社区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在社区治理中，社区党组织是党在社区工作的基础，是各项工作和社区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居民委员会是政府指导下组织社区成员进行自我管理、搞好社区工作的居民自治性组织；物业部门主要是对社区的基础设施进行维护与管理；社会组织承接政府的部分服务职能，为社区提供专业的公共服务。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正在努力建设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居民委员会、物业和社会组织相互配合、互相补充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三）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促进社区治理的多元化

社区社会组织作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主体，它的蓬勃发展有利于发扬基层民主，促进社区自治，实现社区共治。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要成为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助推器，就必须置身于社区治理架构下，与社区多元格局中的其他主体紧密联系、协同发展，共同构建社区共治平台，推动社区治理。社区社会组织要与其他社区组织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充分发扬合作互助的精神，发挥自身的组织能力，进行资源的有效整合，实现资源合理利用，促进社区发展。政府要转变观念，正确认识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是在共同治理过程中的一种平等的合作互补关系。现代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社区关系和谐的重要载体；政府与社区居民沟通的桥梁。

（四）完善社区治理的法律法规，推进社区治理的法制化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法治工作的整体格局和发展态势，并特别提出了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新目标。要健全国家社区法制体系，改变我国当前社区法制建设分散化、政策化的特点。在社区法律体系中，除了有限的几部专门法之外，关于社区建设与治理的法律规定大部分都分散在相关法里[6]。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社区的长治久安与建设法治中国的根本要求。要改变当前社区法制体系滞后于社区发展的现状，以法制建设推动社区治理，就要牢固树立依法治理的理念，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制定并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完善社区基层法律体系。其次，完善基层法律服务体系，组建社区法律志愿者队伍，吸纳具有服务精神、热心公益事业和具备一定法律业务能力的社区居民参加，为满足社区群众的法律需求作出贡献。

总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是通过政府、社区自治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的共同努力实现的。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社区治理的主体，明确职能，理顺关系，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前提，以民生为导向，完善社区治理的法律法规，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发展社区特色文化，从而实现社区的治理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可.社区党组织对社区有效治理的实践与反思[J].甘肃社会科学，2015，（05）：130-134.

〔2〕李学海.我国“撤街强社”模式分析[D].浙江财经学院，2013.45.

〔3〕周吉.社区治理视野下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11.36.

〔4〕史云贵.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问题与若干思考[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02）：88-97.

〔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2.

〔6〕张艳国，刘小钧.十八大以来我国社区治理的新常态[J].社会主义研究，2015，（05）：103-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