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作者是谁（精选4篇）
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文选》，题为《古诗十九首》，列在“杂诗”类之首，后世遂作为组诗看待。其中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后人多疑其不确。现在一般认为大抵出于东汉末年，然亦非一时一人之作。内容多写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和士人的彷徨失意，有些作品表现出追求富贵和及时行乐的思想。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
一、来源作者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文选》，编者把这些亡失主名的无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有多种说法，有说其中有枚乘、傅毅、曹植、王粲等人的创作。今人综合考察《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情感倾向、所折射的社会生活情状以及它纯熟的`艺术技巧，一般认为，它并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它产生的年代，应当在东汉顺帝末到献帝前，即公元140—190年之间。
二、文学性质
《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汉末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使他们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起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过去与外在事功相关联的，诸如帝王、诸侯的宗庙祭祀、文治武功、畋猎游乐乃至都城官室等，曾一度霸踞文学的题材领域，现在让位于与诗人的现实生活、精神生活患患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乃至街衢田畴、物候节气，文学的题材、风格、技巧，因之发生巨大的变化。
三、思想内容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政治混乱。下层文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古诗十九首》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表述着同类的境遇和感受。这十九首诗歌，基本是游子思妇之辞。具体而言，离情别绪、人生的失意和无常之感，是《古诗十九首》基本的情感内容。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白居易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出生乱世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家乡便发生了战争。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宿州符离度过了童年时光。而白居易聪颖过人，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
仕官生活
8，白居易罢校书郎。同年四月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县(今西安周至县)尉。8，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8任左拾遗，迎取杨虞卿从妹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归下邽。8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劝谏宪宗广开言路。
贬谪江州
8，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至江州与白居易相聚。当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时，白行简也一同与兄长溯江而上。途中与元稹相遇于黄牛峡，三人相游之处被称为三游洞。在忠州任职的时间，白居易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种花，并命名此地为“东坡”。[10] 同年冬，被任命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819年到任。8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
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纪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
任职苏杭
820年冬，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8，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822年，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内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绩。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天至洛阳，在洛阳履道里购宅。825年，被任命为苏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职，后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楚州一带。
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当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白堤，两岸栽种有杨柳，后世误传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称之为白公堤。事实上这道“白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之前已存在，当时称为“白沙堤”，且见于白居易的诗作之中。
当白居易在杭州时，元稹亦从宰相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并非太远，因而二人之间有许多往还的赠答诗篇。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
在苏州刺史任内，白居易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
晚年生活
827年，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829年春，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宾客分司。835年，被任命为同州刺史，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839年10月得风疾。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应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844年，73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诗中仍反映出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里第度过，与刘禹锡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作《池上篇》、《醉吟先生传》自况。845年，白居易74岁，尚在履道里第举行“七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与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满、李元爽，画成“九老图”。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为僧如满之弟子。
洛阳安逝
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享年75岁，赠尚书右仆射，谥号“文”，葬于洛阳香山。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
《长恨歌》的主题(教师随笔)
提起白居易的《长恨歌》，谁不知道它。唐宣宗李恢有吊白居易之诗日：“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诵琵琶篇。”唐时有一歌妓，曾将自己能诵长恨歌而视为比别人技高一筹的资本。 由此可见影响之深，流传之广。 一千多年来，数不清的人朗诵它、欣赏它，并引起许多专家的研究，对它作出许多有见地的评价。但是，关于主题的理解却争论很大。有人认为它是讽刺帝王荒淫误国之作，对于李杨的爱情悲剧“难说上同情，更谈不上歌颂(王气中《略论长恨歌主题》)。 由于诗中对于爱情的描写太出色了，于是，许多人采取了 “主题矛盾”说。游国恩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写到：“诗的主题思想也具有双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又如陈友琴先生在《白居易》的小册子中写道：“诗人对这篇诗的主题思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既微有讽刺，又特别哀怜。”尽管用“微”和“特别”来表示讽刺与哀怜的分量，但是仍然没有脱离“主题”矛盾的蕃篱。
我喜爱《长恨歌》，但对于主题矛盾说却不敢苟同。 我认为《长恨歌》的主题不是双重的，而是单一的，是对生死不渝的爱情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高度的赞扬，表达了人们对这种纯洁爱情的向往之情。正如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怜贵妃始末，无他激扬。”宋人张基也说：“长恨歌”止于荒淫之语(按：荒淫，这是封建卫道者对于描写爱情的文艺作品的通用语)，终篇无所规正。 ”清人爱新觉罗弘历也说：“白作只叙情语颠末，诵之虽柔情可断，何益劝戒乎?”他们对《长情歌》虽有贬意，但是认为该诗“无鉴戒规劝”的看法，则是比较事实求是的。
其实，白居易心目中的《长恨歌》，同样是一首爱情之歌，他之写《长恨歌》，是与王质夫、陈鸿“话及此事，相与感叹”之后，“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日：‘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 乐天因为《长恨歌》”。 (见《长恨歌传》)据此可知，长恨歌首先是诗人有感于李扬的爱情，情动于中而发乎外的结果。 从王质夫的话看，其中并未涉及政治规讽之意，而倒是因为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才被要求写作的，突出的正好是一个“情”字。
白居易自己从来也没有把《长恨歌》视为政治诗，在编纂诗集时，他并没有把《长恨歌》，归入讽谕诗类，而是归入感伤诗类。诗人是主张诗歌有助于政教的，他认为《长恨歌》不是贯彻自己这个主张的，因此并不重视它：“令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 《长恨歌》 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也” ( 《与元九书》)。后来，更明确指出：“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是正声。”这里的“风情”，即指男女相爱的风月情怀，“正声”，即以讽谕惩劝为目的的那类诗，风情与正声相对，无疑是把长恨歌与秦中吟一类的讽谕诗分开来了。可见，他对自己的创作动机是十分明明确的。
人生自古谁无死全诗赏析
《过零丁洋》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是文天祥在广东兵败被俘，之后被逼迫写信招降他人，文天祥便写此诗明志。
首联首先自叙生平，思今忆惜，其次在颔联从国家以及个人两方面进行铺叙，表达出当时国家已经山河破碎，而他自身也是孤苦无依，好似水上浮萍。颈联追述今昔不同的处境和心情，通过景物流露出一腔悲愤和盈握血泪。尾联由现在渡到将来，拨开现实，露出理想，激励和感召古往今来无数志士仁人为正义事业英勇献身。
这次酒会留下了大批诗作，王羲之也在酒酣之际，兴致勃勃地挥毫疾书，为诗集写了一篇序，这就是著名的“兰亭集序”。这篇作品，共有28行，324个字，可谓笔飞墨舞，气象万千，达到了高度的艺术境界。全文以“之”字最多，计有19字，字字别开生面，无一雷同，不愧是王羲之最得意的作品。历代书法家无不推崇“兰亭集序”，认为它是我国行书的绝代佳作。
据史书记载，《兰亭集序》写在茧蚕纸上，笔端是用鼠的胡须做成的。王羲之也非常欣赏自己的这幅作品，曾一再叮嘱后代要好好保存，所以这幅作品在南北朝时期，一直保存在他的子孙手里，直到第七世孙智永。智永是陈代永兴寺的高僧，活了将近100岁，他去世时，把《兰亭集序》交给了弟子辨才。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喜欢书法的皇帝，尤其推崇王羲之的书法，他想尽办法到处搜集王羲之和王献之的真迹，除《兰亭集序》外，几乎所有真迹都被他找到了。经多方打探，唐太宗知道《兰亭集序》在僧人辨才的手中，便多次派人到辨才处讨求，而辨才始终推说这幅书法已经在战乱中丢失了。最后房玄龄推荐监察御史萧翼设计行骗，费尽心血，终于将它弄到手。
唐太宗高兴极了，对《兰亭集序》爱不释手，把它视为“国节”，对房玄龄、萧翼、辨才给予重赏，还命令名手赵模、冯承素、韩道政、诸葛贞四人拓摹一些副本，分给太子、诸王和近臣，让他们好好学习王羲之的书法。经唐太宗这么一提倡，以后学书法的人几乎都要临摹王羲之，以便从他的书法中得到启发。
从此，王羲之的貞书，也就成了代替汉魏笔法的书体正宗。可惜的是在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临死时把太子叫到了床前，对他耳语道：“我想把《兰亭集序》带走。”就这样《兰亭集序》手迹被作为殉葬品埋到了唐太宗陵墓昭陵中了，唐太宗希望他能在另一个世界里，还能继续欣赏王羲之的这幅佳作。
可惜的是后来唐太宗墓被盗，《兰亭集序》手迹也从此失传了。后世流传的只有摹本，艺术风格并不一致。现在能够看到的本子，有被认为是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等人的莩本。除墨摹本外，还存有石刻本。但这些传世本是真是假，一直是历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
最早对传世本可靠性提出怀疑的人是清代生活在乾隆年间的赵魏，他认为王羲之《兰亭集序》貞迹的石刻本，没有保留任何隶书的痕迹，而南北朝时期至初唐存世的碑刻往往有隶书的遗意，所以现流传下来的王羲之的真迹石刻本“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赵魏只是对《兰亭集序》的真伪提出了怀疑，而清光绪年间的广东人李文田更是大胆地质疑，认为兰亭序帖根本不是王羲之的作品。
他把《兰亭集序》序文与王羲之的《临河序》进行比较，发现无论从篇名还是到文字上，两者都有很大的差异，但所讲的却是一回事。另外他还认为，王羲之的书法不会脱离汉魏隶书太远，不会写出南北朝时期梁陈以后的书体来，所以这幅书帖只能是隋唐时期的书法佳作，不是王羲之的书法作品。
郭沫若先生根据新出土的文物为例证，发挥了清代李文田的论点，进一步论证了《兰亭集序》序文既非王羲之的原作，帖文也不是王羲之所书。他断定传世的序帖是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的作品。郭沫若把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一些碑刻作品和写本，拿来和《兰亭集序》书帖相比较。发现《兰亭集序》的文字体段与同时代的作品相差悬殊。《兰亭集序》的笔法，和唐以后的楷法是一致的，把两汉以来的隶书笔意全失掉了。
他又将《临河序》与《兰亭序》比较，得出了“《兰早序》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之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结论。郭沫若先生还进一步研究认为：早在梁武帝时期，王羲之的真迹巳经寥如晨星，而依托临摹之风却盛极一时。到了唐代初年，时代又隔了100多年。中间经过了南北朝时期的大**，书画作品流失的也很多。
唐太宗为了收购传世的书法作品，不惜花费重金，自然也就刺激了大量伪作的出现。而智永也具备了制作伪品的条件，一则他是王羲之的七世孙，特殊的身份就是最好的王牌;二则智永的书法也很有名，隋炀帝曾称赞他的字“得右军(王羲之做过右军将军，所以有人也叫他王右军)之肉”，可见他的书法造诣是很高的，他的一些书法作品有时确实可以以假乱真;三则智永还会作文章。
郭沫若先生认为：《兰亭序》中的有些语句很合“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相适应。所以书帖是智永的作品。
不同意《兰亭集序》书帖是伪作的人则认为：从序文的内容来看，《兰亭集序》的思想和王羲之的儒、释、道三者混杂的思想是一致的;从书帖的书法特点来看，也是王羲之的作品无疑。因为篆书和隶书是有传统的宮书，王羲之所写的行书和貞书是当时的新字体，还不能登大雅之堂，直到唐初才被公认，见于碑刻。
为了郑重其事，得到官方的认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写经字体含有隶书的韵味。王羲之的书帖是在书法上发挥了他的独创性，所以《兰亭集序》完全摆脱了隶书的痕迹，正是由于他有所革新，有所前进，超越前人，所以他开创的风格才成为隋唐以来书法发展的主流。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把书帖的作者定为智永，属于想当然的说法，证据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