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

2024-08-15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论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精选8篇)

论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 篇1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

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

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号召全党学习邓小平理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是新时期党的思想建设基本任务。”可见邓小平理论已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受了三大历史关头的考验。第一个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陷入困境,政治、思想及其混乱,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拒绝了“文化大革命”的老路,又反对否定社会主义、主张资本主义的思潮,拒绝了以纠正“文化大革命”为借口否定社会主义的邪路,勇敢地面对现实,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肯定成绩,重新奋起,开辟了一条新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第二个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外的政治**。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极清醒的头脑,领导我们党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新路不动摇。第三个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是从十五大前后开始。邓小平逝世后中国的转向一时间议论纷纷,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提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刻论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知道意义、理论精髓和根本问题、主要内容和科学体系、时代精神和革命风格,并进一步展开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了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纲领。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中极具创新意义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邓小平突破了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形式,强调市场经济只能与私有财产制度相联系,从而否定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这一传统观念。邓小平不仅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提出了建立新体制的许多重要原则和构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并对建立这个新体制作了深入的论述和全面部署。

(一)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思考过程

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时的思考过程:

1、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多国的失败,足以说明必须对该体制进行革命性变革;

2、社会主义各国对新的道路的探索都指向了市场经济,引起了邓小平对人类已形成的关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的反思,他认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一家独有,而是有很强的兼容性,能为社会主义所用;

3、基于对我国改革在经济、政治和思想观念上的多重任务之间相互关系的战略性思考,邓小平认为用市场经济来统领这三方面的改革,具有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因而较容易形成改革的良性推进;

4、邓小平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是改良而是革命的深入思考,促使他选用了市场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5、邓小平之所以选择市场经济,还考虑到了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需要。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

任何伟大理论的产生,都是创造者对世界某一事物长期观察并思考的结果。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时,邓小平创立该理论与他一生的种种经历有关,如留法勤工俭学、莫斯科的大学系统学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探索等,从而大大拓宽了对该理论的研究空间。

关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过程,从提出、充实到完善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

2、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第一阶段邓小平强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可以结合的,在结合中应以计划经济为主,并在第二阶段强调以计划经济为主逐步转变为强调以市场经济为主。

三、面向世界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

(一)、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确立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对外开放是我们党顺应世界历史潮流而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我们必须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长期坚持下去。“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当代世界开放性特征的高度的理论概括。当代世界就其经济内容而言是开放的世界或开放的经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实

行对外开放,发展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在自给自足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中,经济交往的规模和程度十分有限,交换在经济生活中还不占重要地位。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商品经济才居于统治地位。资本主义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

会分工的扩大,进而形成突破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国际分工;国际分工又加深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从而形成了世界市场;在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资本的国际化。如同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形成了世界性的经济联系。

(二)根据经济体制创新的需要,大力推进对外开放。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任务是按照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革企业的财产制度和组织形式,从而以规范化的公司制形式对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根本性的改造,使之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企业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为实现企业改革的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通过对内对外开放,逐步地拆除地区间和国际间的各种市场藩篱和贸易壁垒,促使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扩大,促进企业进入市场尤其是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市场的竞争,以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进入21世纪,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必须按照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新的战略部署,切实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三)、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开放型经济。

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其基本要求就是要实行一系列更为开放的措施,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面临着引进更多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产品出口等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国际激烈竞争的严峻挑战。我们要继续以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为指导,以积极的态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四、一国两制与和平统一祖国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是伟大的科学构想,是他所倡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两制”的核心是“一国”,“两制”则是要通过“和平”手段来实现“一国”,没有“一国”,“两制”就没有了灵魂;没有“两制”,“一国”就无以通过和平手段来实现。“一国”与“两制”是一个整体,是并行不悖的。否定了“一国”,国家就会走向分裂;否定了“两制”,国家就会导致战争。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是一种新思维,旨在把台港澳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把国际上通用的“和平共处”原则用之于国内。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是对人类社会科学理论的一个新的重大贡献。

论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 篇2

我国企业道德伦理问题仍然是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个非常现实、非常突出的问题, 大量的事实和研究表明, 不少企业在扩大经营规模、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存在忽视社会责任问题, 如环境污染、职工工作条件恶化和生活无保障、恶意逃避债务、产品和服务质量低劣、偷税漏税等。这不仅影响了企业自身的持续发展, 而且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严重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张兆国, 2008) 。即使在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 企业失信或违背道德的情形也时有发生。一个典型的经济现象就是会计丑闻、审计失败事件层出不穷, 曾经的企业巨擘加拿大北电网络公司 (Nortel Networks) 、英国的霍林格国际公司 (Hollinger International Inc.) 、意大利的帕玛拉特公司 (Parmalat Sp A) 、德国的基尔希影视传媒集团 (Kirch Gruppe) , 以及美国的安达信 (Arthur Andersen) 、安然 (Enron) 、世通 (MCI Worldcom) 等皆因卷入道德丑闻或宣告破产、或别接管、或被分拆、或管理当局被责罚, 大众投资者利益因此也受到波及, 社会成本高昂。金融危机中爆出的伯纳德·麦道夫 (Bernard Madoff) 金融诈骗案以及美国AIG公司在接受政府巨额资助时仍然给管理层发放巨额奖金等事件, 更是引起了西方社会对企业道德伦理激烈的谴责。人们不禁开始反思, 问题何在?不容置疑的是, 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不高、缺乏诚信是当今社会的一大“毒瘤”, 公司道德缺失, 是滋生管理腐败和财务丑闻的根源, 即使是大型跨国公司, 也会因道德出轨而不堪一击 (马力和柳兴国, 2005) 。人的道德和心性才是人类社会一切制度规范的根基, 只有将德性和治理两者很好结合起来才是人类社会得以健康发展的正确途径 (成中英, 2007) 。作为当今社会最具代表性并掌握着大部分社会权力的社会机构———公司的道德伦理因素更是受到舆论普遍关注, 人们希望企业能在当今和未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 (Michael E.Porter) 和马克·克雷默 (Mark R.Kramer) (2006) 深刻指出, “任何企业的发展如果是以牺牲其所赖以生存的社会为代价的话, 那么它所获得的任何成功都将成为海市蜃楼。”从企业自身而言, 公司治理中的道德缺位是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 以往的公司治理侧重于从结构和制度等角度研究问题, 忽略了道德伦理等软性约束的作用。作为一种纠偏机制, 公司道德审计应运而生, 开始得到企业自身以及社会公众的关注。在公众呼吁和政府推动下, 联合国有关组织、各种社会公共利益组织等开始寻求制定有关伦理指标, 并建议在企业中进行道德伦理审核和总结。经济伦理学的开拓者、美国堪萨斯大学国际企业伦理中心主任De George (2006) 指出, 之所以需要道德审计, 是因为公司的行为会产生影响, 公众、实际投资者以及潜在投资者都有权了解公司的道德状况以及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

二、公司道德审计的涵义

(一) 企业道德伦理学的产生

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发展以及日益严峻的社会及环境问题, 人们更多地提及伦理学, 企业的责任也越来越成为争论的中心, “工商企业道德伦理”也就成了常用语。企业道德伦理是企业以合法手段从事盈利时, 所应遵守的道德规范, 是关于企业公平竞争、社会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员工道德修养等多方面的行为准则。作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一种道德规范和自我约束, 企业道德伦理对整个经济秩序的良好运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在美国、英国等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 民众及企业界对“企业伦理”的重视已成为普遍现象, 企业伦理随着企业自主经营意识的增强,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自身的伦理建设, 争取以更好的形象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企业伦理管理已经成为那些有远见的企业的自发需要。从历史上讲, 最先关注企业的伦理道德问题的是美国的企业。彭尼公司 (Penny) 从1913年起就有了伦理法规;伦理化投资在50年代发展起来, 伦理宪章一个接一个出台;哈佛大学从它创办时起就开设了“工商企业道德伦理”课程;在纽约股票交易所, 一个耶酥会会士为那些信奉天主教的银行家和企业领导者辟出一个道德思考中心。工商企业道德伦已理逐渐成为一个“集道德、权利和契约为一体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理论方法” (巴莱和德布里, 2006) 。这里有必要对伦理和道德作一个初步的区分。道德和伦理是分不开的,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 (P.Ricoeur, 1991, 转引自巴莱和德布里, 2006) 提出伦理意图概念, 他认为, 这一概念先于道德法规概念, 通过一个道德伦理三极概念图, 利科强调“在提及道德法规这一概念之前的一切问题时采用伦理这个词, 而在涉及一切善与恶范畴中的法律、准则、命令时用道德这个词”, “伦理的形式确定了道德的内容, 不过伦理追求的目标更远大, 它想在作为起点的自由与作为终点的法律之间重建既能感觉又能理解的过渡性的东西”。既然道德原则可以用法律、准则和命令来规范和执行, 因此本文试图定义道德审计而不是更加宽泛的伦理审计, 这里沿袭了里克尔的道德概念, 以避免因概念过于宽泛而失去现实指导意义和实践可行性。

(二) 社会责任审计的相关性研究

Buchholz (1989) 认为, 公司社会责任审计是衡量公司在其活动涉及领域的绩效和表现, 并评价和报告那些在传统的企业财务报告中没有涉及的企业成果及影响的一种活动。企业社会责任审计是对公司的道德、社会和环境影响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的标准化程序。企业社会责任审计旨在确保能够更全面、广泛地了解和掌握受公司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公司社会责任目标和实践, 以便调整过去的相关目标, 确定新的目标。由于广义的社会审计将慈善事业和社会福利 (这些不是企业的道德义务) 囊括在内, 因而从很大程度上来说, 社会审计常常是武断的文件、或者仅是一种自我服务的公共关系 (De George, 2006) 。可以看出, 道德审计很大程度上被认为包含在社会审计之中, 但社会审计又似乎没有明确道德审计应该包含什么, 或者说实施道德审计在社会审计视野中还不是一个那么必然的事项。Kaptein (1998) 认为, 企业道德审计就是系统地对企业道德的各个方面进行描述、分析和评价, 公司道德审计与社会责任审计的相关度很高, 审计的内容多有雷同, 但道德审计比社会责任审计包含更多公司道德方面的因素。De George也认为, 鉴于现在关于社会审计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应该如何解释并表达出来等问题还没有一致的看法, 确切地将社会审计和道德审计加以区别 (即使这两种审计可能有些重叠) , 或者将道德审计与社会审计的其他部分区别开来, 目的也会更加明确一些 (2006) 。基于以上观点, 本文认为, 即使不必去刻意建立一个新的专门审计学科, 将道德审计作为一个专门概念加以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将是极其有意义的。正如我们非常担心当我们试图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时候难免首尾难顾一样, 社会责任审计过于宽泛的审计范围往往使其实施难度重重, 在某些情形下将道德审计作为一个优先的辅助性审计工具或许能够提高社会责任审计的信度和效度。综合各种观点, 本文试对公司道德审计做如下定义:指审计单位的审计人员受托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审计时, 通过获取并评价有关证据, 衡量其企业、企业负责人或其内部机构 (或雇员) 行为及结果与既定的企业伦理道德标准的符合程度并最终将审计结果传达给审计委托人的过程。道德审计在企业的道德管理制度化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 它本身不是目的, 而是企业道德管理系统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它的目的在于全面而及时地揭示企业违背道德标准的行为与现象, 以便在必要的情形下及时采取纠偏措施或善尽报告义务, 避免出现因涉及道德问题而给企业带来各种损失的局面, 保护企业利益相关者正当权益。不难推导, 道德审计天然有三个企业和社会功能, 一是推动企业伦理的规范化, 二是对规范化伦理进行质和量的审验, 以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有关信息需求, 三是提升经济责任审计质量或社会责任审计质量, 以避免因人为道德伦理因素引起的系统性风险。

(三) 审计主体的确认问题研究

审计作为一种信息认证系统, 其主体就是审计人, 即谁去审计。道德审计的主体也就是对公司进行道德审计的机构, 一般分为两大类, 一是公司外部机构, 二是公司自身及其内部机构, 由此形成了外部审计和内部审计两种主体。外部审计的主体可以是政府有关管理当局、社会会计和审计机构、投资基金组织、社会公共利益监督机构 (如环境保护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 等。外部审计的目的是为了给政府、投资者、消费者、供应商、雇员等利益相关者提供制定政策和作出有关经济决定的相关信息, 确保资源流向那些有较高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水准的公司, 使公司这一现代社会代表性机构的生存和发展更加符合社会期望、满足社会需要。仅从专业会计审计机构而言, 对客户公司实施道德审计有利于规避审计风险, 提高审计工作质量。目前, 国际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都开始注重企业伦理审计, 培养专门的审计人才, 使伦理审计成为会计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内部审计是为了公司了解和掌握自身的道德水平。公司道德审计与评价的目的在于企业道德状况的改善, 并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及寻找新的核心竞争力提供引导 (齐善鸿和王寿鹏, 2008) 。实施道德审计,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社会形象, 使公司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关注相关者利益、具有良好形象, 从而积聚道德资本, 增强公司“软实力”, 增强竞争力。英国美体小铺国际公司 (The Body Shop) 为我们考察公司内部道德审计提供了卓越案例, 此处不予赘述,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其网站上每年披露的价值报告。笔者认为, 在当前阶段, 道德审计首先应该作为一种公司内部治理的纠偏措施, 改善内部治理环境, 整合和优化企业竞争战略。

(四) 公司道德审计的特征

在讨论道德审计时, 必须注意其基本特征, 即天然的辅助性和依附性。从审计方式看, 道德审计不是独立存在的, 而是依附于报表审计或经济责任审计而存在的, 是报表审计或经济责任审计的延伸, 是为了更好地评价受托经济责任而实施的辅助手段。作为道德审计辅助性的一个应有之义, 道德审计的依附性强调的是它必须与经济责任审计或社会责任审计同步开展, 即使企业将道德审计作为一个独立工具进行运用, 它依然只是报表审计或经济责任审计的一部分而已。道德审计的辅助性和依附性并没有否定其重要性及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现实生活中对于道德审计的忽视, 以及过分注重技术性、程序性、“客观性”审计造成的危害已经受到普遍谴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不注重道德审计最终危害的是审计职业本身, 否定道德审计最终将造成审计工作自身的“无德”, 这对于履行受托责任而产生的职业本身是有害的。以上仅仅针对第三方职业审计机构而言, 而对于企业自身将道德审计作为其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或质量管理工具, 其积极意义可想而知。

三、公司道德审计标准及方法

(一) 公司道德审计伦理标准

道德作为软性因素被企业纳入管理对象范围后, 首要问题将是如何将道德纳入制度轨道, 当把道德管理置于公司治理的层面来加以探讨时, 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通过各种道德管理制度的建立, 使公司各个层面主体的行为有着明确而合理的道德标准, 并且该道德标准是能够给其带来利益的 (齐善鸿和王寿鹏, 2008) 。对于道德审计的研究, 首先审计主体和被审计对象要构建一套道德标准或原则, 并成为道德审计的一般标准, 统一的或者个性化的企业道德标准是实施道德审计的基础和前提。问题在于, 衡量道德伦理的尺度是从质的角度, 而衡量效益则是从量的角度, 伦理道德很难有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幸运的是, 企业道德伦理标准的制订的确存在一些被认为有效的方法, 人们可以据此建立很多企业伦理模型, 伦理可以是非正式的 (企业素养、企业精神、共同的价值观、伦理氛围等) 或者正式的 (法规、宪章、社会福利事业等) 。正如利科 (1991) 所构思的那样, 由非正式伦理向正式伦理的过渡, 表现出从伦理向道德过渡的特征。这样, 它可以是探索性的 (确定哪些是正确的, 或者哪些是好的) , 也可以是运作性的 (通过习惯法则或者修养原则构成当事人的思维方式或者行动方式的一整套准则) 。加拿大魁北克拉瓦尔大学企业管理学教授Verna (1996, 转引自巴莱和德布里, 2006) 对反应性 (或称被动性) 伦理与顺应性伦理作了区别, 前者的“目的在于禁止某些行为, 因此, 我们主张伦理的主要目的是阻止可能伤害他人的经济活动”;而对顺应性伦理, Verna认为它是“施加给各组织的综合压力, 以促使这些企业在开展经济活动的同时, 也要宣扬那些社会‘推动者’希望发扬光大的某些价值观”。R.Solomon和K.Hanson (1989, 转引自巴莱和德布里, 2006) 提出了伦理道德的三个方面:符合标准 (法律、道德标准、习俗、企业政策、公正) 、企业能够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以及企业对内对外的商业活动结果。

(二) 审计道德规范标准

一个完整的标准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企业的根本原则 (价值观、行为原则) ;职工行为规范;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雇员、顾客、供应商、债权人、社区、国家以及我们的下一代等;环境保护。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道德审计需求和审计主体的不同, 企业道德审计的对象和程序也有所差别, 在道德审计标准方面当然也存在差异, 在对企业道德进行审计时, 审计机构必然要更加重视评估和验证企业管理当局的诚信和品德及其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而企业道德审计作为企业内部战略管理工具时, 要更加注重对内部管理流程和雇员道德进行评估和报告。后者的例子是, 牛仔服饰制造商利惠公司 (Levi Strauss) 已创建了一个评估系统, 可以让不注意供应链中道德性行为绩效的管理人员丧失其获得红利的权利。编制企业道德指数的实践拥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从有利于道德审计的角度来看, 第一是能够提高道德审计质量和效率;第二是有助于企业自身编制适合自身现实的道德指导规范。已经开发并付诸实施的各种道德评估标准、指数和规范体现了不同的视角或导向。社会责任国际 (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 SAI)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儿童权益公约制定的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SA8000 (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 和英国金融时报和伦敦证券交易所联合推出的金融时报证券“道德指数” (FISB4GOOD) 体现了社会责任导向;由“透明国际”组织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提出的腐败认知指数 (CPI) 、经济优先权委员会CEP (Council on Economic Priorities) 和《公司伦理规范》杂志所做的公司道德审计则体现了明显的伦理问题导向;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 (DJSI: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 体现了可持续发展导向;从公司自身 (如The Body Shop) 提出的审计标准大多体现出明显的利益相关者导向。上述价值取向的分类是简要而又不周密的, 虽然大部分指数都有重点和取舍, 但大部分规范或指数都相互交叉或相互包含, 当然还有许多没有提及的指数无所不包, 可以称之为企业道德综合指数或企业道德全面发展指数, Kaptein (1998) 的公司道德素质评价模型即是一例。在道德审计实践中, 有关标准的择取和拟订要根据不同的环境和需求来进行选择。显然, 上述大部分标准或指数并非专门为实施和评价企业道德伦理规范而设计的, 已远远超出了道德伦理范畴, 而更接近于社会责任范畴。这是一个福音。道德伦理规范往往在会计准则和社会责任认证体系中有所强调, 道德审计所要做的工作只是从这些准则或标准体系中应用一定的方法或程序将道德审计所需要强调的事项分解出来并进行有效的验证, 这种验证对于经济审计或社会责任审计本身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对每一类道德责任来说, 都可以设计出构成一个合适的道德审计的汇报方案 (De George, 2006) 。上述拥有这种战略聚焦倾向的各种标准、规范和指数可以作为实践工作的有益参考, 很多甚至可以套用而不必做太多修改, 这样可以大大减少道德审计成本。

(三) 公司道德审计方法

公司道德审计测评方法是公司道德审计发展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Broadhurst (2000) 指出, 公司道德研究相对经营研究而言, 是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 对公司道德的评价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报告公司道德状况的技术与实施社会审查的技术一样, 还远远不够成熟 (De George, 2006) 。就制度化而言, 公司道德审计的手段仍然十分原始, 其发展水平还远没有达到统一的阶段。道德审计贯穿于审计工作的始末, 比较灵活, 不受严格审计程序的约束, 但也基本遵循传统审计的三个步骤:计划阶段、实施阶段和报告阶段。就目前而言, 可将道德审计的方法主要可归纳为四种:一是内容分析法, 该方法通过对相关的文件和记录进行审计, 包括公司内部的各种成文文件、公司外部的公共机构记录及新闻媒体的报道, 以获取有关道德评价信息;二是问卷调查法, 该方法强调对公司的利益相关者进行问卷调查, 获取利益相关者对被审计公司的道德评价信息。经济优先权委员会 (Council on Economic Priorities) 设计了一份长达15页的调查问卷, 包含10个种类的相关问题, 并指定由公司代表回答。三是访谈法, 通过对特定人群进行面对沟通和对话获取企业道德规范实施现状的有关信息。四是综合审计法, 即根据委托人的需求、受托审计主体的能力和程序以及被审计对象的特征, 综合采用以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审计方法。如The Body Shop公司采用的道德审计方法有:一是对公司文件、各种审计数据和公共记录进行审计;二是对员工、经理、供应商、经销商、新闻记者和专家等进行访谈。现在对公司道德的测评技术还远没有成熟。需要指出的是, 审计人员的主观判断能力在道德审计中起着关键作用, 审计人员自身必须恪守职业道德, 并具备充分的资质和经验。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公司管理层、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公众都越来越迫切需要了解公司的道德表现和道德水平, 公司道德审计标准、范畴和内容也会发生相应变化, 对道德测评技术和方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势在必行。

摘要: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 不仅要遵纪守法, 还要有道德地经营。本文阐述了公司道德审计产生的背景, 界定了公司道德审计的概念、内涵和特征, 分析了公司道德审计的主体、标准和方法。认为公司道德审计作为对经济责任审计和社会责任审计的一种辅助性和依附性审计活动, 能够提供一种约束和监督机制, 以促进公司提升道德水平, 在企业和全社会实现经济与道德伦理良性互动。

再论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范式 篇3

关键词:理论范式;社会学;概述

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1-0142-02

黑格尔认为“哲学史并非外在于哲學的,哲学史的本身就是科学的。因而本质上就是哲学这门科学”[1],这句富含方法论意义的论断对于我们重温社会学理论多少给了一个理由。如果社会学的历史从奥古斯特•孔德1839年在其《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里提出“社会学”这一新词算起,也有170年的历史了,这期间,无数的社会学家提出了各自关于“社会”的理论假设,并且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理论流派和观点。这些分类之中最具影响力且广为人们接受的就是按照范式对各种理论进行划分的方法。

一、“范式”理论

“范式”(paradigm)这个概念是美国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他1962年出版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之中提出的。但他对“范式”的概念从未作过精确的定义性解释,综合各方面的观点,学者们认为库恩所称的“范式”,可以理解为主要包括三个层面:1.在理论和方法上,它是科学共同体所具有的“模型”或“框架”;2.在心理上,它是科学共同体所共同的信念;3.在实际操作中,它是科学共同体所具有的起点、语言及教育内容[2]。范式实际就是研究立场,它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围绕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价值取向、共同的研究范围甚至共同的技术。但是,范式作为科学发展的逻辑并不等于理论本身,艾尔•巴比曾说:“范式”指的是一般框架或视角,字面意思就是看事情的出发点,它提供了观察生活的方式和关于真实实体特性的一些假设。相比之下,理论只用来解释社会生活特定方面的系统化的关联性描述。因此,理论赋予范式真实感受和明确的意义,范式提供视角,理论则在于所看到的东西[3]。“范式”概念的提出,在社会学领域,社会学家们批判地继承了“范式”理论,首先,修正了库恩所认为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他认为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是非此即彼的。其次,瑞泽尔提出可以在三个层面上使用“范式”这一概念:1.把“范式”用来区分科学家共同体或者区分不同学科,如物理和化学;2.用来代表某一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如社会学的经典时期和现代时期;3.用来代表同一时期、同一领域内亚科学家共同体[4]。并且他认为最后一种是最普遍也最有效的使用方式。由此可见,社会学理论的范式是社会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其中包括社会学家的基本价值前提、所研究主题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观察和调查而对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5]。

二、国外社会学理论家们对于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分析

随着“范式”理论被全面地引入社会学,社会学理论家们都纷纷开始运用这最新的工具来反思社会学理论。他们运用“范式”考察社会学理论,大概得出了三种不同结果:社会学无范式说、社会学单一范式说和社会学多范式说。乔纳森•H•特纳是一个社会学无范式论者,他认为,范式这一概念要求过高,如果按照库恩的要求去衡量的话,现代社会学没有任何理论在严密性、精确性和确定性上足够构造一个抽象概念和定律的范式,以及已经检验的研究发现的范式[2]。而社会学单一范式论者却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一种范式的科学,比如在社会学的初创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是以所谓“主体—客体”、“个体—整体”、“宏观—微观”等二元叙事为主题来研究传统社会是如何向现代社会变迁的[5]。相对于前两种论调而言,大多数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多重范式的科学。其中就有最早提出社会学多重范式说的弗里德里希,也包括最有影响力的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瑞泽尔将社会学中各种流行的理论划分为三种基本的不同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释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它们在范例、主题意象、方法和理论上都各有不同。社会事实范式关注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及影响。该范式在整个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度成为“科学”社会学的代名词。这主要归功于孔德所倡导的实证主义和涂尔干所推行的社会学主义,帕森斯、默顿的结构功能主义也功不可灭。这一范式发展出了奠基于自然科学理性原则基础上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他们希望能够以与自然科学相似的客观性和可测控性要求来进行社会研究。社会释义范式认为社会学研究主要是去理解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人行动的主观意义,以及这种意义对行动者和社会现实的影响,它既是人文主义的,同时又是微观的。这一范式源于德国的学术传统,在经典时期有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在韦伯之后,胡塞尔的现象学通过舒茨的《社会世界的现象学》影响了美国社会学界,直接孕育了现象学社会学。另外,美国自己创造出的纯粹的社会学理论还有加芬克尔的日常生活方法论和符号互动理论,都属于社会学理论的社会释义范式之列。社会行为范式也具有自然主义和注重客观性的一面,但其主要目的不是理解社会结构或社会事实,而是理解社会行为及决定或影响社会行为的内外部因素(前者如本能或需求,后者如赏罚这样的刺激或环境因素)。这一范式最早是在心理学中获得发展的,它在现代时期的代表人物在心理学中是斯金纳,在社会学中则是社会交换理论的大师霍曼斯。它们都从个人层面出发,将社会事实还原到个体的心理或行为层面,寻求社会行为甚至社会结构的解释。这种个体主义的立场既是社会行为范式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它与社会释义范式的基本区别所在。

三、对于瑞泽尔三重范式理论的扬弃

瑞泽尔的划分与人们在学理上的常规认识一致,同时也与社会学中的现实相仿,因此提出以后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并成为一段时间内社会学理论研究中一种新的分类“范式” [4]。但是,这一分类模式的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忽视了社会批判理论。瑞泽尔的分类基础是不同理论在有关社会现实的性质的基本假设方面的差异,而社会批判流派恰恰在这方面显示了与上述三大范式的区别:即它强调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否定。这一取向的社会理论家们认为,事物的本质存在于对现实的否定或批判之中[4]。另外,早在瑞泽尔之前,哈贝马斯已经提出了一种与瑞泽尔略有不同的社会学范式构想,我们可以认为在其理论体系之中,批判的知识即社会批判范式。如此,在瑞泽尔对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探讨之外,哈贝马斯提出了社会批判范式。周晓虹教授正是注意到这两点,对瑞泽尔的理论进行了修改并且拟定图1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他的这一范式的建构是以两对理想类型分别作为横轴和纵轴的:宏观—微观;自然主义—人文主义。他主张将宏观—微观、自然主义—人文主义视为两对既有一定的区隔、同时又互为过渡的“连续统”,这样就不至于认为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他认为“宏观—微观”涉及社会学家对人性和社会秩序及相互关系所持的态度:主张社会学应该将宏观过程的研究放在首位的学者,会认为社会秩序是制约人性或人类行为的突生现实。而主张社会学应该将微观过程的研究放在首位的学者,则认为社会秩序或社会结构是人性的“复述”,或者说是由人类行为建构起来的。而“自然主义—人文主义”涉及社会学家们研究人性与社会秩序时的基本策略和研究路径。主张自然主义方法的学者,将社会事实或人的行为视为物,因此在他们眼中社会学是一门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为此,有的自然主义社会学家将物理学或生物学视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也有的自然主义社会学家力求将自然科学和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都统一起来,因为他们认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是受着某种客观的规律支配的。最后,主张人文主义的学者,认为人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有着本质的不同,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人能够将意义或价值附着在其所遇事物之上,因此,我们可以将社会现实或社会秩序视为是由人的有意义的行为建构起来的[4]。这样,周教授实际上认为社会学有四种理论范式(图1,图2)。

四、对周教授所建立模型的一点修改

周晓虹教授认为,经马克思并且由法兰克福学派所发扬的社会学体现了十足的批判特质,因而把“社会批判范式”单独作为一种范式提了出来,并且把该范式同瑞泽尔的其他三种范式一起进行了讨论,使得人们对社会学理论的认识更加清楚、全面[6]。而在1998年,澳大利亚社会学家马尔科姆•沃特斯在其《现代社会学理论》一书中,运用了“主观的—客观的”和“个体论的—整体论的”两组理想类型划分出了建构主义、功利主义、功能主义和批判结构主义四种社会学理论的类别,他的这种分类方式,给了我们启发:正如有学者在对周晓虹教授构建的这一模式进行评价时所指出的那样,“宏观—微观”的关系更多的是从研究对象方面来说的,这样,根据范式的基本思想,研究者不但可以从整体主义的立场来分析宏观的对象,也可以去分析微观的对象,因为“整体主义—个体主义”恰恰反应的是研究者的理论立场,而范式首先表现的就是研究者个人的理论立场和看待问题的出发点[6]。所以,该学者建议应该把“宏观—微观”这一对理想类型改为“整体主义—个体主义”,就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历史上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基本思想。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新的关于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分类模式(图2)。

如果研究者站在整体主义的立场,并且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应该像自然科学那样尽量去追求客观,那么这种理论就属于社会事实范式;同样的办法,我们还可以区分出来社会行为范式、社会批判范式以及社会释义范式。

当然,一种新的理论分类模型并不是说要对已有的社会学理论进行更改,也许它只是给人们更加深入、细致、全面、透彻的把握这些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或者说工具罢了。

参考文献:

[1]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林闽钢.论社会学危机的内涵:社会学中的库恩主义思潮评述[J].学海,2000(2).

[3]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4]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文军.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及其整合[J].天津社会科学,2004(6).

[6]李怀.也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整合——简评周晓虹教授[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2(6).

财务管理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 篇4

财务管理的内容

财务管理的本质就是反映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运动以及这一过程中特定的经济关系,具体而言,财务管理其实就是资本价值的管理和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精神方面的管理。在企事业单位中,财务管理既要反映其资本价值的运动,又要反映非价值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既要揭示微观价值活动与非价值活动,还要揭示宏观价值活动。

二、财务管理的目标

企事业单位的理财目标既是财务管理的基础,也是财务管理理论与财务管理实践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财务管理的目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目标是管理环节目标,第二个方面的目标是工作目标。

(一)管理环节目标主要包括以下五点

(1)企业筹资管理目标;

(2)企业投资管理目标;

(3)企业成本管理目标 ;

(4)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目标 ;

(5)企业利润分配管理目标。

(二)工作目标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1)协助管理当局确定经营目标;

(2)协助管理当局编制经营规划;

(3)协助管理当局实施经营规划;

(4)协助管理当局评价经营管理业绩。

三、现代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问题

(一)财务信息质量难以保证

有效的财务管理必须依靠高质量的财务信息作为基础,在较为良好的环境中才能完成,但是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的企业环境显然难以达到这个标准。当前,我国市场环境制度规范不够完善、竞争不够合理、金融工具的市场化水平相对较低,除此之外,财务管理自身的灵活性以及市场的不确定性,就容易导致财务管理人员在获取与确认财务信息时会出现一定的误差。

(二)信息成本相对较高

相比较于其他的管理而言,财务管理在信息的搜集、处理、分析、报告等方面的信息成本要高出许多。开展财务管理工作,需要财务管理人员在对于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以及各种综合因素进行全面的分析,然后编制出财务报表。这个过程的信息成本相对较高,而当成本高于收益时,就不符合成本效益的基本原则。因此,提高信息质量,降低信息成本,是企业使用财务管理应该着重解决的问题。

(三)相关财务管理人员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在企业中开展财务管理工作,既需要相关部门公平、公正,又需要高素质的财务管理人员才能胜任。即使外部市场环境与制度相对完善,如果相关财务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不够高,也会阻碍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然而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企业中财务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都有待提高。

四、提升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水平的对策

(一)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保证财务信息质量

传统的财务管理方法无法处理大规模的财务信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相关软件的大量开发与应用,就能完成大规模的数据计算与处理,因此也能降低甚至杜绝在财务管理过程中的各种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误差。随着电脑的普及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财务信息的传递也较为便捷。

(二)运用合理手段降低财务信息成本

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财务信息成本,因此可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来开展财务管理工作。首先,建立健全公司内部信息管理制度,推动企业内部信息公开,逐步降低信息的搜集成本、处理成本、分析成本、报告成本。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促进财务信息与其他部门信息的交换共享。其次,保证财务信息的质量,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完整。可在企业中成立专门的小组或者部门来处理各种财务信息,选取与财务管理相关的各类信息以及信息使用者关注的信息。

(三)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综合素质

如上文所述,在企业中开展财务管理工作,必须要有高素质的财务管理人员才能胜任。财务管理的规程较为复杂,因此只有综合素质较高的财务管理人员才能较好的开展财务管理工作,�制出质量较高的财务信息。由于我国现阶段财务管理没有统一的标准与指南,不少企业的相关人员不具备开展财务管理工作的知识储备与业务能力。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企业的财务管理是企业现代化管理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也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在具体的财务管理实践中,只有使各个环节紧密联系、相互配合,才能形成完整的财务管理方法体系,才能提升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论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 篇5

1 概述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以研究人类传播的信息内容为主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尽管内容分析法作为专门的科研方法历史不长,但人们对传播内容的研究,可以说源远流长,例如中国古代君臣的“微服私防”、巡视采风等。而在国外,对媒体传播的信息内容进行定量分析则可追溯到17世纪后期,当时教会十分关注非宗教思想在报纸上的传播,于是由神学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1]。18世纪中叶,瑞典宗教界与学术界也曾以词语类目的定量分析方法对当时引起争议的宗教赞美诗集《锡安哥集》进行了剖析[2]。可以说,内容分析法作为一种科学调查方法已存在了几个世纪,但其发展和推广主要是由19世纪的大众传播媒介和20世纪的电子传播媒介促进的。进入20世纪以后,内容分析法得到了迅速发展,形成了系统的理论。

2 内容分析法的定义

在内容分析法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众多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入内容分析研究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理论研究的开展,产生了许多关于内容分析的定义。

1952年,美国传播学家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将内容分析法定义为“一种对具有明确特性的传播内容进行的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技术”[3]。

霍尔斯蒂(Holsti)在对包括书面和口头的所有交流方式进行深入研究后指出:“内容分析法是系统地、客观地描述信息的特征”。同时为内容分析确定了三个主要目标:描述传播特征,推测传播者的意图以及传播效果[4]。

另一位内容分析研究者克里本道夫(Krippendorf)将内容分析定义为系统、客观和定量地研究传播信息并对信息及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做出推断[5]。

华里泽和韦尼(Waliger and Wienir)则把内容分析定义为用来检查资料内容的系统程序。柯林杰(Kerliger)的定义也很具有代表性:内容分析是以测量变量为目的、对传播进行系统、客观和定量分析研究的一种方法[6]。

在这里,我们采用被学界广泛引用的贝雷尔森的经典定义,因为它简明扼要地揭示了内容分析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其特征。

具体地说,内容分析的研究对象是“具有明确特性的传播内容”。“明确”(manifest)意味着所要分析的传播内容必须是明白、显而易见的,而不能是隐晦、含糊不清的。如果在研究者之间、研究者与受众之间对传播内容的理解很难达成共识,那么,该传播内容便不宜作为内容分析的对象,因为对这类内容进行分析非常困难。分析方法的特征是“客观”(objective)、“系统”(systematic)和“定量”(quantitative)。结果表述的特征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内容分析的结果常常表现为大量的数据表格、数字及其分析。这是“客观”、“系统”和“定量”研究的必然结果。与“大多数电视节目里充斥暴力行为”的主观认定不同,内容分析结果的标准表述是:“在某年某个时间段的某个电视节目里,至少有60%的镜头展示了暴力行为”,即是一种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

近年来,有研究者认为贝雷尔森的定义“过窄”、“有局限性”。其实,关键在于对定义如何解释。如果我们认为“客观”、“定量”、“显而易见”等具有相对的意义,那么,“定义过窄”的问题就不那么严重了。这就是说,任何一项研究,不可能绝对地做到“纯客观”、“纯系统”和“纯定量”,或其被分析的内容是“显而易见”的。一项研究必然包含着许多复杂的成分。在研究的不同阶段,“客观”是相对重要的。如前期的制定评价标准和论证阶段、后期的数据解释阶段等,研究者的主观认识必然在起着重要作用;在传播内容范围内,“系统”也是相对的。一项研究不可能涵盖所有媒介所有时段的所有问题,它只是样本范围内的“系统”,在一个样本范围内,才需要采用同一的标准。对制定评价标准和数据解释来说,分析不可能在没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只有定量数据而没有理论解释,就不能很好地揭示出传播内容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客观”、“系统”和“定量”仅仅揭示了内容分析方法的外部特征,其本质是对传播内容的准确描述,以发现所分析的内容对社会现实的意义。因此,一项研究是否准确、系统地描述了传播内容,以及被描述的传播内容对社会现实是否有意义,这是构成内容分析的最基本的要素,而并不取决于这项研究的定量化程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雷尔森的定义基本上是适用的[7]。

3 内容分析的研究形式及目的

3.1 研究形式

内容分析研究有三种形式:①描述传播内容的倾向或特征――这是最常见的内容分析形式,如媒介报道中是否存在着对爱滋病的偏见以及达到何种程度等;②描述传播内容的变化趋势――这类研究常常需要分析5年、或更长时间的样本,以发现对某一主题(如环境保护)的报道量或其观点是否有变化等;③比较不同样本的内容特征――即采用同一评价标准,对两种以上的同类媒介内容进行分析,以比较它们之间的内容特征和风格。这三种形式均与社会现实、传播者、受众发生某种程度的联系。

3.2 研究目的

内容分析的研究目的也可概括为三个。第一个目的是将传播的信息内容与社会现实进行比较。研究者在从事这类研究时,一般暗含着一种假设:即传播内容的倾向与社会现实(或现代社会价值观)不相符。研究者承担一个内容分析项目时,常常是基于对某种传播内容的不满,认为它歪曲了社会现实或不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或科学观。研究者试图通过系统的定量分析,揭示其内容所蕴涵的社会性质。仅仅分析某种内容倾向的百分比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将这种百分比与社会现实、社会观念联系起来的时候,才能对数据作出价值判断,在这个基础上,内容分析才有意义。也就是说,内容分析的价值不仅是描述内容趋势,更重要的是它能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社会现实。

第二个目的是从信息内容推测信息传播者的态度。研究者的假定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媒介信息在相当程度上自然而然地体现了媒介或传播者的态度。如研究日记可推断写日记人的态度;研究某个杂志中的妇女形象,可推断这个杂志对女性的态度;比较两家报纸对某个暴力事件的不同报道,可以看出它们对这一暴力事件的不同看法;统计分析受众来信(在这里,受众也是信息制作者),可推断出受众对某种媒介或某种媒介内容的兴趣倾向等。当然,也有个别的例外,如为了某种利益,媒介发表与其态度相反的内容。这时,推论研究者态度的研究效果将会大大降低。

第三个目的是从媒介内容推论传播效果。研究者的假定是:人们长期接触某种媒介内容,就会受到某种媒介内容的影响。这一假定已得到传播学理论的支持。其理论主要有:李普曼的报刊意义构成功能、格伯纳的培养论、肖和麦考姆的议程安排功能和德弗勒、普莱克斯的媒介影响语言的功能。但传播学的其他理论指出:媒介内容对受众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有条件的。受众接触某内容的动机、态度、原有认知结构以及其他因素也将决定媒介内容的`影响。当受众大量接触与其原有态度一致、原有认知结构相同等内容时,才有可能增加受众认同媒介内容的机会,进而影响受众[8]。

以上是来自传播学研究的观点,而大众媒体传播的内容是社会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情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因此,在社科情报学研究中也同样适用。但是在将内容分析法引入情报学研究领域后,除了继续发挥其信息分析的功能外,更重要的是运用该方法辅助情报工作,在研究形式上帮助开展情报研究工作,其研究结果也有助于探索情报学规律和进行理论建设。

4 内容分析法的特征

作为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传统方法,例如,从方法属性看,它虽然被列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但明显受到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渗透影响;从方法特点看,它既有独特的个性,又处处显示出交叉性、边缘性、多样性……从以上定义来看,众学者基本认同内容分析法具有以下三个关键特性。

4.1 系统性

是指内容或类目的取舍应依据一致的标准,以避免只有支持研究者假设前提的资料才被纳入研究对象。因此,首先,被分析的内容必须按照明确无误、前后一致的原则来选择。选择样本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每个项目接受分析的机会必须相同。其次,评价过程也必须是系统的,所有的研究内容应以完全相同的方法被处理。编码和分析过程必须一致。各个编码员接触研究材料的时间应相同。总之,系统评价意味着研究自始至终只使用一套的评价规则,在研究中交替使用不同的规则会导致结论混淆不清。

4.2 客观性

是指分析必须基于明确制定的规则执行,以确保不同的人可以从相同的文献中得出同样的结果。这包括两层含义:①研究者的个人性格和偏见不能影响结论。如果换一个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也应该是相同的。②对变量分类的操作性定义和规则应该十分明确而且全面,重复这个过程的研究者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这就需要建立一套明确的标准和程序,充分解释抽样和分类方法,否则,研究者就不能达到客观的要求,结论也会令人置疑。应该强调的是,在内容分析的前期阶段,研究者选择分析题目、制定评价标准、定义分析类别和单元等过程基本上仍是主观的。内容分析法需要研究者首先将文字的(或图画的)非定量的内容转化为定量的数据,这一转化过程是根据理论引导观点来进行的。但一旦评价标准、分析的类别和单位被确定,转化过程完成,其后续的研究过程就被认为是客观的了。这时,研究者的个人意志不再能左右分析的数量结果,他必须按照确定的评价标准、分析的类别和单位进行计量,计量出什么结果,就只能表述什么结果。任何研究者都应该得出同样的结论。由此,内容分析法的客观性被确立。

4.3 定量性

是指研究中运用统计学方法对类目和分析单元出现的频数进行计量,用数字或图表的方式表述内容分析的结果。首先,内容分析的目的是对信息实体作精确的量化描述。其次,统计数据能使研究者用最简要扼要的方式描述研究结果。再次,统计数字有助于结论的解释和分析。定量性是内容分析法最为显著的特征,是达到“精确”和“客观”的一种必要手段。它通过频数、百分比、卡方分析、相关分析以及T-TEST等统计技术揭示传播内容的特征。“定量”并不排斥解释。当研究者得出一组说明传播内容特征的数据后,需要对这组数据进行解释,即说明数据的意义。

系统性、客观性和定量性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内容分析法的主要特征。

5 内容分析法的分类

内容分析法作为一种研究社会现实的科学方法,经过了长期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应用正逐步趋于成熟与完善。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对该方法究竟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进行了激烈争论,先后提出了以下几种方法类型,从中可以看出内容分析法的演变轨迹及技术进步对其发展的推动作用。

5.1 内容分析法的类型

5.1.1 解读式内容分析法(hermeneutic content analysis)解读式内容分析法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学研究,它是一种通过精读、理解并阐释文本内容来传达作者意图的方法。“解读”的含义不只停留在对事实进行简单解说的层面上,而是从整体和更高的层次上把握文本内容的复杂背景和思想结构,从而发掘文本内容的真正意义。这种高层次的理解不是线性的,而是呈现出循环结构:单项内容只有在整体的背景环境下才能被理解,而对整体内容的理解反过来则是对各个单项内容理解的综合结果。

这种方法强调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文本内容的本来意义,具有一定的深度,适用于以描述事实为目的的个案研究。但因在解读过程中研究者不可避免的主观性和研究对象的单一性,其分析结果往往被认为是随机的、难以证实的,故缺乏普遍性。

5.1.2 实验式内容分析法(empirical content analysis) 实验式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定量内容分析和定性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量形式的内容分析法是20世纪代末在新闻界首次运用。它将文本内容划分为特定类目,然后计算每类内容元素出现的频率,并描述明显的内容特征。该方法具有三个基本要素,即客观、系统、定量。用来作为计数单元的文本内容可以是单词、符号、主题、句子、段落或其他语法单元,也可以是一个笼统的“项目”或“时空”概念。这些计数单元在文本中客观存在,其出现频率也是明显可查的,但这并不能保证分析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一方面,是因为统计变量的确定和对内容的评价分类是由分析人员主观判定的,难以制定标准,操作难度较大;另一方面,是因为计数对象仅限于文本中明显的内容特征,而不能对潜在含义、写作动机、背景环境、对读者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推导,这无疑限制了该方法的应用。

定性内容分析法主要是对文本中各概念要素之间的联系及组织结构进行描述和推理性分析。举例来说,有一种常用于课本分析的“完型填空”方法,即将同样的文本提供给不同的读者,或将不同的文本提供给同一个人,文本中被删掉了某些词,由受测者进行完型填空。通过这种方法可衡量文本的可读性和读者的理解情况。由于考虑到了各种可能性,其分析结果可以提供一些关于读者理解层次和能力的有用信息。与定量方法直观的数据化不同的是,定性方法强调通过全面深刻的理解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来传达文本内容。

一般认为,任何一种科研方法都包含一定的定性步骤。比如,在研究开始阶段要确定主题和调查对象,明确相关概念,制定研究计划;最后阶段还要针对研究的问题,解释实验结果。但是单纯的定性方法缺乏必要的客观依据,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说服力有限。因此,很多学者倡导将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结合起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结合的实验式内容分析法具备以下几个特点:①对问题有必要的认识基础和理论推导;②客观地选择样本并进行复核;③在整理资料过程中建立一个可靠而有效的分类体系;④定量地分析实验数据,并做出正确的理解[9]。

5.1.3 计算机内容分析法(computer content analysis) 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推进了内容分析法的发展。计算机作为一种数据管理工具,在数据的搜集、存储、编辑和整序等过程中具有手工方法不可比拟的速度和准确性。无论是在定性内容分析法中出现的半自动内容分析(computer-aided content analysis),还是在定量内容分析法中出现的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computer-assisted content analysis),都只是术语名称上的差别,而实质上,正是计算机技术将各种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有效地结合起来,博采众长,才使内容分析法得到了迅速推广和飞跃发展。互联网上已出现了众多内容分析法的专门研究网站,还提供不少可免费下载的内容分析软件,相关论坛在这方面的讨论也热火朝天。

5.2 关于定性和定量的讨论

一般说来,科学研究方法可分为两大类:即人文科学所使用的定性分析研究方法和行为科学所使用的定量分析研究方法。定性分析方法是根据事物或现象所特有的属性及其运动变化中的矛盾性,以大量的历史事实和普遍的认识规律为前提,来研究和考察社会现象的一种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如历史求证、哲学思辨、法规判断、文化研究等都是常见的定性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方法是科学研究所使用的另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它是从20世纪兴起的行为科学方法中引进和移植而来的。定量分析是从事物或现象所表现出来的数量特征和数量关系,及其运动发展过程中的数量变化等方面来考察事物或现象的分析方法。由于这种方法是通过对具体数量的测定去研究分析问题,使用了统计数字,因此使研究报告更精确、直观,可比性更强,更有说服力。它可以用来研究很多传统的定性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是科学研究中常用的重要方法。

纵观近30多年的内容分析研究,其中使用较多的是定量内容分析法。我们知道,理解一篇文章最基本也是最好的方法是仔细阅读,但是同样现实的是有多少读者就可能有多少种理解。为了将各种理解统一起来,最简单的方法是计算文本中特定元素的数目,用客观数字来说明问题。但这样做也有一个缺点,即很多情况下我们获得的只是自动索引或文摘,它们只揭示了文献的主题,而人们除了想知道主题以外,还想了解更多关于作者处理该主题的方式,例如是赞成还是反对,是描述还是评价,等等。因此,为了避免出现阅读并理解了文本而不能客观表达结论,或计算了文本元素而不能提供对文本更深入的见解这两种情况,笔者建议在内容分析研究中系统地使用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在实际操作中,可根据具体研究课题来选择使用,但最好是将两种研究方法有机结合,有的放矢地进行分析和研究,才能更加有效地指导研究工作。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引入,我们看到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之间的距离正在逐步缩小,内容分析法的适用范围也更加宽广。

6 内容分析法的形成与发展

6.1 内容分析法的形成因素

内容分析法诞生于美国。20世纪初,工业化使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从而导致了信息传播活动的异常活跃,并趋于频繁和复杂。特别是信息传播的相对独立性、职业性(即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登场),给人类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极大的冲击。大众传媒的发展及其研究即是促使内容分析法形成的首要因素。在大众化报纸迅速发展的时期,研究者热衷于研究日报,试图发现各种报纸的主题趋势有何不同;在收音机、电影和电视迅速发展的时期,研究者研究电子媒介内容及其对受众的影响,并发展了“符号评价”(如消极的―中间的―积极的)这一定性维度,从而超越了频数的定量统计”[10]。进入网络时代后,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媒介内容都成了内容分析的对象。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传播内容研究是传播过程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没有对传播内容的系统研究,传播的社会效果及对个体的影响就难以确定。内容分析方法因此得以成为传播研究的主流方法之一。另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内容分析要分析传播的信息内容,就必须依赖于记录、保存了传播内容的载体,各种大众媒介正是这样的载体。因此,内容分析法在传播学界被确立为大众媒介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正是两方面因素相辅相成的结果。

同时,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空前提高,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明确,除了客观条件外,主观条件也日趋成熟,内容分析法便得到了更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与应用。在信息学基本研究对象中,信源(传播者)和信宿(接受者)固然是两个主要因素,但信息(传播物)也显得特别重要,只有在将信息内容与传播者、接受者及其影响相联系时才能发挥最大潜能,而内容分析法就是研究信息内容的有效手段。尤其是将内容分析法应用于社科情报学的研究和社科情报工作的开展,更是顺理成章且大有裨益。

6.2 内容分析研究的必要性

当今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十分迅速,人口老龄化、伦理多元化、经济全球化以及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令我们的生活环境日新月异。在这样的环境中,决策者的工作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当今的决策者面临着两个难题:其一,要想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有效地管理各类组织,需要对社会环境中的相关趋势进行持续的监测和评价,但是传统的社会环境监测方法如民意调查进展很慢,调查结果又往往滞后一段时间,不能及时满足需要;其二,在日益信息化的社会中,决策者需要依赖更加准确可靠的信息作出决定,但是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提取出有用的信息变得越来越困难。

因此,阿尔万・德尼(Alvan Tenney)认为,“需要的是……连续分析大量期刊。这样通过对数据的研究,可能会发现媒体关注的焦点和公众行为之间的实际关系。数据记录本身构成一系列对‘社会气候’的观察,其准确程度可与国家气象局的统计数字相媲美”[11]。

技术的进步使研究这类信息成为可能。例如,近年来可以从在线商业数据库和互联网上获取大量信息文本资料,并进行有效的分析;而且随着自动抽取有用信息的计算机程序的开发,构建一种新型的社会信息系统以实现高效决策、计划和管理也更具可行性,这类信息系统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跟踪重要政策的实施并监测公众对于各类问题的态度、信念和价值观的变化。因此,利用计算机技术对新闻报道、网络资料和其他文献信息进行内容分析,有助于及时把握社会舆论的走向,了解公众广泛关注的问题,并预测未来社会环境状况,最终利于决策和管理工作。

6.3 内容分析法存在的依据

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对象来看,大众媒体传播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既反映也影响了公众的判断和信念。一方面,媒体记录报道了当前的社会舆论信息;另一方面,新闻也是大多数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因此,分析新闻媒体报道的信息是间接地衡量公众态度、信念及价值观的有效方法。可能有人会认为媒体报道存在偏差,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媒体扮演了一个影响公众态度和信念的重要角色,尽管偏差是不可避免的,但公众仍将受到媒体的影响。而通过内容分析,可以及时、客观地反映出这种影响。

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方式来看,如果研究人员只是一味埋头做自己的研究,既不了解前人的成果,也不了解当前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可能的趋势,那只会导致盲目和重复工作,对科学发展无益。而利用内容分析法梳理已有成果并作分析,一来有助于理清研究思路,掌握社会需求和发展趋势;二来可以找到学科研究的新的空白点,做出科学创新,这也是内容分析法被广泛采用的重要原因。

6.4 内容分析法的发展阶段

长久以来,不断有人尝试运用定量分析方法考察传播信息的内容,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种方式的研究一直处于零散的实验阶段。内容分析作为一种正式研究方法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至今已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12]:

6.4.1 实践探索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为了获取有关德国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动态情报,曾建立了庞大的间谍网。但严密的消息封锁和帝国的反间谍活动使得这一工作很难开展。在著名传播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哈罗德・拉斯韦尔的倡导下,美国情报部门决定从公开的文献情报中发掘所要的信息。他们选择了德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为目标,通过对其内容的分析和研究,出乎意料地摸清了德国社会的基本情况,很快,这一新的方法又运用于太平洋战区,在对日情报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6.4.2 理论研究期 战后,美国政府组织传播学、政治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与军事情报机构一道对内容分析方法进行了多学科研究。到1955年,有关这一方法的内容与步骤,如分析单元、定性与定量的比较、频度的测定与用法、相关性和强度的衡量及信息量的测度等问题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并提出了初步的模式和理论。

6.4.3 基本成形期 上世纪60年代初,内容分析方法开始在美国情报部门推广使用,特别是用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情报分析。如在我国香港地区就派驻了近300名中国观察员收集我国的各种报刊,进行内容分析。此后不久,内容分析方法进入美国大学的传播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课堂。60年代末,西方图书馆学情报学将内容分析法引入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70年代,这一方法在北美、西欧的社会科学各学科中开始应用,而且在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中成效显著。1971年,哈佛大学的卡尔・多伊奇等人将“内容分析”列为从19至1965年62项“社会科学的重大进展”之一。

6.4.4 发展完善期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内容分析方法不断吸收当代科学发展的养料,用系统论、信息论、符号学、语义学、统计学等新兴学科的成果充实自己,在社会发展和国际政治研究等领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依据这一方法创办了著名的《趋势报告》季刊,出版了被誉为“能够准确地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的论著《大趋势》,成功预见了网络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等现象,从而使这一方法受到世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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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罗良道,李晓红.内容分析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研究中的运用.情报学刊,1993,14(2):13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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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Haggarty L.What is … content analysis?Medical Teacher,,18(2):99-101

15 Bos W,Tarnai C.Content analysis in 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1999:1

论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 篇6

1问题的提出

每一学科都是一个概念系统,它并非概念的堆集,而是按客观逻辑依次展开。可是一些成本教材中却孤立、静止地重复严格控制的说教,这不是理论远落后于实践吗?以上只不过是就成本论成本,省小失大。事实发展还不尽如此。深圳有一家南方玻璃公司,公司股票上市称 深南玻,在筹备股票上市时公司废品达40%以上。公司管理层居然宣称:必须坚持高废品率,赢得信誉,以便出口获得优价。这远不是传统的严格控制观念,也不是就成本论成本,而是就信誉,优价来看待废品。小荷刚露尖尖角!这正是一种成本管理的新视野,而成本会计理论是否值得更新呢!

此外,如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以及可控制成本和不可控制成本,都是一对对辩证概念,其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又如辅助车间的若干种分配方法之间,分明存在辩证的联系和关系。

不妨顺便指出:上述三对辩证概念即六个成本名词或术语在中国成本文献中,往往不称成本而称为费用,如直接费用等等。成本与费用混淆不清。而且用费用表述成本的频率高得多川企业会计准则》与《企业财务通则》规定企业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当作期间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换言之,费用不应计人产品成本。

2几点反思

成本不属于价值范畴。《资本论》旨在分析资本剥削制度,因此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普遍、最常见的商品的二重性人手,正是抓住了要领;但是作为成本会计教材也从分析商品二重性开始,这是为了说明什么呢?可能是一些理论工作者依据马克思关于价值w的公式: W=C+V+m, 令成本为k,于是: w=k+m,移项:k=w-m 也就是:成本等于商品价值减剩余价值。但须指出:这里的成本k是一个抽象,或者说,它是成本的本质部分,即社会必要生产费的一部分,并非成本会计作为对象的现实的历史成本。

不能脱离生产力论成本。由于从商品二重性入手阐述成本,并由价值代表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推导出成本之本质是社会必要生产费的一部分;这种从抽象到抽象的推导是不必经过深思熟虑,完全可以从形式逻辑推导得出的。以上不加区分地将废品损失断定为不构成产品价值的说法,当然也是不遵从辩证逻辑而按照形式逻辑得出的推论。然而这毫厘之差,却谬以千里。

一部人类社会史,特别是科技发展史中,每一进步的标志不是生产什么而是如何生产。乡村的水磨出现使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蒸汽机的发明使人类进人工业社会,而生产力的提高总是和成本呈反比例而下降。半个世纪以来,科技总是从代用和缩微以及上规模这三方面促使成本神奇般地飞速下降。代用的事例十分普遍,用玻璃纤维代铜线传输信息,用量少、成本低、传输的信息量多,几不可同日而语。缩微的典型是电子工业,由电子管发展到晶体管,再从集成电路发展到第儿代的集成电路。如今不到手掌大的计算器在20世纪40年代居然是要占用两间办公室的庞大装置,因此它的生产成本以每下降90%的高速度展现出来。而以上诸方面的结果又使世界对铜、钢铁等传统材料的需求日趋下降,对节约世界非再生产资源又是好事。

以上所谓一念之差,是指过去只是从概念推导得出成本本质是必要生产费的一部分,却未真正理解社会生产力才是区别必要与非必要生产费的分水岭,而生产力又可由人力推进而变动不居的。可是过去的成本文献中再不涉及从必要费与非必要费二者的区别中探讨从不同途径谋求降低成本的措施的可能性。这无疑是根本性的欠缺。可以认为,成本会计除了提供信息,更应把如何谋求降低和优化成本当成更主要的任务,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例如:

对非必要生产费可以从加强常规管理,尽可能地谋求节约;对必要生产费同样可以因时因地制宜地有所作为:其一是从技术改造或革新来提高生产力水平,使必要费转化为非必要费;其二是采用优化的途径,即便生产技术上不曾变动,同样能有效地降低成本。我曾在拙著《经济效益审计》(1991年改革出版社版)第3章后另增附录专广]讨论优化,并就单指标、双指标、多指标直至系统优化逐一举例。扼要说来:单指标。采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对任何技术经济指标如炼钢炉龄、设备、房屋使用寿命、废品率、实收率等都可从为此付出的代价,和因此所获的效益,从正负、得失之间权衡优劣。双指标。最直接的是从二者的权衡中取舍小失获大利的途径,此外可采趋利避弊的作法,例如锌矿石因埋藏不深导致氧化,以致浮游选矿中氧化矿难选,流失大而实收率低,而冶炼过程中氧化与硫化矿石并无差别,实收率都在90%以上。于是,在选矿过程中尽可能少地提高精矿品位,留待冶炼过程提高金属纯度,以减省有益资源的流失。退一步,产氧矿的矿山总有未经氧化的硫化矿,而且总是氧化矿占少量。于是不妨尽可能提高硫化矿的精矿品位,使之与精矿品位不高的氧化矿混合,既达到约定的精矿品位标准,又降低了资源流失。三个相联的指标。这时相互比较权衡的因素既多,避弊趋利的思路更广宽。要言之,纳入考察的.指标越多,更利于适用系统分析。补述一句:运用唯物辩证法,除了对单指标运用一分为二,其余是讲联系;归根到底,一一分为二仍然是考察分为二的双方的联系,分的目的是找到二,从而看双方联系。由此可见,优化讲系统分析,实际是辩证法。

3生产二重性

看来从商品二重性的分析人手来阐述成本,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并且因为忽视生产力水平对成本的决定性意义,从此脱离成本与生产力以及产品和市场之间依存制的联系和关系,局限于就成本论成本,使成本会计从理论上走向死胡同,因而有必要从根本上考虑改革。正确的选择应政从生产二重性出发。生产过程既是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过程,同时也是产品的形成过程。投入和产出是活生生的现实,彼此又是矛盾的对立和统一。投人是为了产出,没有投入便没有产出;不求产出自然不会投入,无效的产出也使投人变成浪费。

从分析生产二重性出发,再从生产的耗费直接引出成本的概念和定义,从生产的目的和结果引向产品和市场。从此成本和产品再不是彼此分离、孤立的概念,永远是矛盾的对立和统一。而这种统一中又以生产力为中间的基本连结链,这里包含双重意义:一是产品成本水平基本取于当前生产力水平,前者按后者的不断提高而呈反方向下降;二是社会进步、生产力进步不取决于生产什么,关键是如何生产,说到底生产中是生产力为主导才将人、财、物的耗费转换特区财会为产品(劳务)的。这样的表述对第一、二、三产业都适用,是成本计算期有长(例如造林、房地产开发)有短(女助Ul工业),不容许人为地一刀切。《企业会计准则》将会计计算朔规定为月、季、年;而《财务通则》又规定三项费用当作期间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这缘于数十年来对产品成本的理解十分狭窄,几乎在理论上局限于工业产品的结果。对于十年树木的林业以及起码一年以上甚至长达三、五年的房地产开发业,如果不另作补充规定,便会使这类行业或产业在产品竣工或成材可以销售前数年无端在帐面上出现虚亏!

如上所述,从分析生产二重性,一方面从生产耗费引出成本,再从成本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引出成本本质,冉从本质与非木质部分的区分引出如上所述如何分别采取不同途径谋求降低不同部分成本的相应措施。仅就此而论,这样的逻辑顺序不仅顺理成章,而且符合从具体到抽象的认识进程。

价值投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篇7

本文认为价值投资包含两个最核心的概念:内在价值和安全边际。内在价值是价值投资的基础, 安全边际是价值投资的核心。忽视了安全边际的投资不是价值投资, 而是投机。价值投资理论区分了公司的价值和价格, 认为价值是由公司基本面决定的, 在一定时间内比较稳定;而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经常处于波动之中。价值投资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公司的内在价值最终决定其市场价格, 但市场价格却经常偏离内在价值。投资者应在对公司内在价值详尽分析的基础上, 根据证券价格与内在价值的关系进行投资决策, 在价格低于内在价值的时候买入, 从而保证投资资本的安全和满意的投资回报率。

针对投资者片面夸大中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性和错误理解价值投资理念这一背景, 本文通过对市场有效、零和博弈、价值创造等价值投资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 指出了安全边际是价值投资战胜市场的根本原因, 对价值投资实务中经常出现混淆的问题进行了阐明和澄清, 如认为二级市场是正和博弈;把成长股与价值股对立起来;认为好公司一定能给股东带来高回报;认为价值投资在理性的市场上才有效, 在非理性的市场上并不适用等。

一、市场有效与市场无效

有效市场是指市场价格可以充分、迅速、准确地反映所有相关信息的市场状况。有效市场理论认为证券价格在任何时点上都是证券内在价值的最佳评估。有效市场的特征是: (1) 每种证券的价格都是其内在价值的无偏估计。 (2) 证券价格的波动呈随机游走的方式。 (3) 证券的价格能迅速、准确地对新的信息作出反应。在市场完全有效的前提下, 最佳的投资策略就是买入并持有市场组合, 价值投资等积极型的投资策略并不适用。

有效市场是以投资者行为理性和信息完全为前提的, 然而现实中信息并不完全, 投资者也是有限理性的, 套利机制存在着限制。大量的实证研究和观察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存在收益异常现象, 如“股票溢价之谜”、“封闭式基金之谜”、“动量效应与反转效应”、“过度反应与反应不足”、“日历效应”、“规模效应”等。这些现象无法用有效市场理论来解释。从事证券投资实务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投资大师更对有效市场理论持否定态度。

本文认为, 市场完全有效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 在投资实务中并不存在。市场有效表现在, 长期来看, 证券的内在价值决定其市场价格;市场无效表现在证券价格受到投资者认知、情绪和行为偏差的影响, 经常偏离其内在价值。对于市场有效和无效的问题应该有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 有效市场是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础, 其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参照系方面。正如钱颖一所言, “把这些基本定理定位于参照系有助于澄清两种常见的误解:一种是以为这些定理描述的就是现实世界, 因此将它们到处套用, 却不知在通常情况下它们是用来作进一步分析的参照系, 与现实的距离因地所异。另一种是因为观察到这些定理与现实的差距而认为它们都是胡言乱语, 因此认为毫无所用。却不知它们本身的价值并非直接解释现实, 而是为解释现实的进一步理论提供参照系。”有效市场就如同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模型, 虽然在实际中很难成立, 但是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出发点。

其次, 有效市场并不要求证券的市场价格在任何时点上都精确地等于其内在价值, 它只要求市场价格是价值的无偏估计。证券的市场价格可以高于或低于其内在价值, 但这种偏离是随机的偏离, 而不是系统性的偏离。有效市场也并不是说投资者不能暂时地、个别地获得超额收益, 而是说投资者不可能长期稳定地获得超额收益。

最后, 市场有效与无效是相互转化的。价值投资不是简单地否定有效市场, 而是利用了市场有效与无效的转换, 利用市场价格与内在价值之间周期性的偏离与回归来获得超额收益。市场无效本质上是一种套利机会。价值投资者在市场无效形成安全边际时买入股票, 然后利用市场的有效———长期价格向价值的回归来实现收益。如果市场一直是无效的, 股票的价格与价值没有关系, 价值投资也就无从谈起。

价值投资作为一种积极的投资策略, 既进行时机抉择, 又进行个股选择, 首先必须否定市场的完全有效性。实务中部分投资者认为“价值投资在理性的市场上才有效, 在非理性的市场上并不适用”是完全错误的, 恰恰相反, 投资者非理性导致的市场非完全有效是价值投资的前提。实证研究表明, 我国证券市场在1993年后已达到弱式有效, 但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投资者行为也不理性, 市场远未达到半强式有效。我国证券市场有效性低给价值投资带来了机遇, 价值投资者有更大的可能性利用市场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偏离与回归来战胜市场。

二、零和博弈

对证券交易博弈本质的深刻认识由来已久。在投资实务中, 巴菲特、芒格、林奇等投资大师多次用“game”来形容投资。在学术研究中, 夏普指出, 积极型投资管理者的全体是一个零和博弈, 被动投资整体上优于积极投资。由于被动投资者与积极型投资者的全体得到的收益是市场收益, 其中被动投资者总是获得市场收益, 因此积极投资者作为一个整体必定也获得市场收益。由于积极投资者的研究成本、交易成本和税收成本均高于被动投资者, 积极投资者扣除成本后的净收益低于被动投资者获得的净收益。因此, 即使市场是无效的, 从整体上看被动投资也必定战胜积极投资。价值投资作为一种积极型投资策略, 必须在零和博弈的逻辑下找到其超越市场的收益来源。

需要注意的是, 被动投资优于积极投资是就被动与主动两大阵营的整体而言的, 的确存在某些积极管理者能够连续战胜其被动投资基准, 但这些成功的积极管理者所管理的资金必定是市场中的少数。零和博弈的基准是市场指数, 而不是绝对的盈亏, 零和博弈并非意味着积极投资者整体不能获得收益, 而是指其整体收益劣于被动投资者。

本文认为, 上市公司创造价值, 二级市场分配价值。只要上市公司实现了价值创造, 上市公司与投资者整体之间就是正和的, 上市公司创造的价值就是投资者的整体收益;而投资者之间则仅仅是价格相等、方向相反的交换, 没有价值的创造, 因而是零和博弈。如果计算上投资者要承担的税收、交易成本和研究成本, 二级市场实际上还是一个负和博弈。

证券市场上有四类不同的投资者。被动投资者、价值投资者、有明确交易方法的投机者和非理性的情绪化交易者, 其中后三种是主动投资者。被动投资者是理性的投资者, 依赖市场有效性假说, 不做自己的价值判断, 也不参加针对市场收益率的博弈, 避免了信息收集、研究成本, 取得与市场指数同样的收益。

价值投资者也是理性的投资者, 着眼于公司本身, 以企业家的心态看待上市公司, 不参加针对市场收益率的博弈。但价值投资者具备企业价值评估能力, 额外付出了研究成本, 在对内在价值的博弈中总是坚持理性的原则, 当价格低于内在价值时才买入股票。因而从整体上看, 价值投资者买入股票的价格系统性地低于其内在价值, 也就是具有安全边际。这样, 虽然积极投资者整体面对的收益率样本空间劣于被动投资者, 但是安全边际的存在使得具备理性和价值评估能力的价值投资者面对的收益率样本空间不一定劣于被动投资者, 甚至会大大高出被动投资者。这就是价值投资战胜市场的基础。因此安全边际是价值投资的核心, 巴菲特也认为价值投资者“只需要接受两门课程的良好教育就足够了, 一门是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 另一门是如何思考市场价格。”

虽然积极投资者整体的收益率样本空间一定劣于被动投资者, 但是积极投资者中不同类型的投资者面对的收益率空间却是不同的。价值投资者由于安全边际的存在具备了较高的收益率样本空间, 那么积极投资者中其余的两类——有明确交易方法的投机者和非理性的情绪化交易者必然面对更低的收益率样本空间。有明确交易方法的投机者如技术分析者不在乎内在价值, 情绪化交易者没有足够的理性控制自己的交易行为, 因而从总体上看, 他们的整体证券购买成本必定高于价值投资者, 获得的是最低的收益率样本空间。

价值投资者在较高的收益率样本空间上抽样, 其连续稳定地战胜市场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而是具备统计基础;而投机者和非理性的情绪化投资者在一个很低的收益率样本空间上抽样, 其连续稳定地战胜市场就确实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例如20世纪初期美国的投机之王杰西·利弗莫尔最后留下数百万元的债务自杀身亡;技术分析大师江恩创下迄今无人能敌的交易连胜记录, 但其后来投资业绩明显下降, 并在穷困中度过了晚年。

零和博弈对投资策略设计的基本含义是:如果没有交易对手的损失, 就没有任何人能够获利。那么, 价值投资者超额收益的来源就是积极投资者中其余的两类——有明确交易方法的投机者和非理性的情绪化交易者的损失。

零和博弈意味着市场赢家的超额收益来自于输家, 整个市场的交易、税收、管理和研究等成本也是由输家来承担。因此, 证券市场上的赢家只能是少数人, 大多数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必定是错的, 跟随大多数人的行动最后必然成为输家, 这是市场运行内在规律的要求,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事实, 因而价值投资者总是市场中的少数。在零和博弈中, 投资者必须考虑与自己具有同等智慧的对手的存在及其行为, 所以价值投资者非常重视对于投资者心理和行为的研究。

三、价值创造与股东回报

价值投资的基础是公司的内在价值决定市场价格, 投资者的收益来源于公司创造的价值。因此衡量公司的管理活动是否实现了价值创造, 识别价值创造的驱动因素就成为价值投资者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一个特定时点上, 为了发现管理活动是创造价值还是损害价值, 可以比较公司总资产的市场价值与公司占用的资本, 两者之差为附加市场价值 (MVA) :

MVA=公司总资本的市场价值-占用的总资本价值

MVA能够反映和评价公司的管理活动是否为投资者创造了价值。如果MVA为正, 表示价值创造;如果MVA为负, 则是价值损害。既然MVA能够反映公司是否为投资者创造价值, 那么可以通过分析决定MVA增加的因素来揭示价值创造的决定因素。假设公司产生的自由现金流以固定的比率增长, 则

其中IC为期初投入的总资本, g为自由现金流的增长率, ROIC是预期的税后投资资本回报率, WACC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从MVA的表达式中可以得到以下重要的判断:

1. 附加市场价值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

经营获利能力 (ROIC) , 资本成本 (WACC) 和增长能力g。投资回报率高的公司价值更高, 同样, 在投入资本回报率相同, 并超过资本成本时, 增长快的公司更有价值。

2. 回报率差是价值创造的根本。

要实现价值创造, 公司资本的获利能力必须大于资本成本。正的预期回报率差是价值创造的来源, 而负的预期回报率差是价值损害的原因。

3. 单纯的高增长率并不一定表示价值创造, 不创造价值的增长没有意义。

在回报率差小于零的情况下, 公司的增长率越高, 损害的价值就越多。

MVA对投资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决定公司是否创造价值最本质的因素是回报率差, 当回报率差大于零的时候, 公司才能够为投资者创造价值。因而, 投资实务中根据增长率来区分“价值股”和“成长股”是错误的, 成长率高的公司并不一定创造价值。巴菲特也认为“有些市场分析师与基金经理人口口声声将‘成长型’与‘价值型’列为两种截然相反的投资风格, 只能表明他们的无知, 绝不是什么真知。成长只是价值评估公式中的因素之一, 经常是正面因素, 但是有时是负面因素。”

投资者投资于一家价值创造能力很强的公司, 并不一定就能取得良好的投资回报。换句话说好公司不等于好股票。在资本市场上, 公司股票的价值是以未来回报的市场预期为基础的。股东获取的回报更多地取决于公司未来绩效预期的变化, 而不是公司的实际绩效。只要公司绩效与预期一样, 公司股东的回报将等于其机会成本。如果公司的实际业绩比预期更好, 股东的回报率会超过机会成本;如果公司业绩比预期差, 股东的回报率就会低于机会成本。因此, 相对绩效决定了股东的回报率。好公司不等于好股票, 价值投资者买入股票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安全边际这一价值投资的核心原则。

中国证券市场不少上市公司质量较低, 本身就没有实现价值创造;再加上治理结构不完善, 管理层不是以为股东创造价值为目标, 而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投资冲动很强, 即使创造了价值大多也用来扩大投资规模, 分红比例偏低。由于二级市场的零和博弈特性, 股票就不是作为分享公司价值的投资工具, 而变成了投资者之间财富再分配的筹码, 这是中国证券市场投机氛围浓厚的重要原因。

本文主要研究了市场有效性、零和博弈和价值创造等价值投资中的基本理论问题, 指出了价值投资超额收益的来源, 强调了安全边际在价值投资中的核心地位;分析了价值创造的驱动因素, 澄清了市场对于价值和成长的混淆理解, 阐明了把好公司等同于好股票是对价值投资的错误理解。

摘要:文章研究了市场有效性、零和博弈、价值创造等价值投资中的基本理论问题。文章指出安全边际使价值投资者面临的收益率样本空间超越被动投资者, 价值投资者超额收益的来源是积极投资者中其余的两类——有明确交易方法的投机者和非理性的情绪化交易者的损失。文章还讨论了价值创造的驱动因素, 澄清了市场对于价值和成长的混淆理解;分析了股东投资回报与市场预期的关系, 阐明了把好公司等同于好股票是对价值投资的错误理解。

关键词:价值投资,安全边际,价值评估,价值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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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财务会计目标理论的基本问题 篇8

关键词:财务会计目标 会计信息的质量

财务会计目标是期望会计达到的目的,是构建会计理论结构的起点。2006年2月,财政部发布了新的一整套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其中指出财务报告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者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由此可以看出,财务会计目标理论所研究的是要解决财务会计向哪些人服务以及怎样服务的问题。

我国现阶段的会计信息使用者涵盖范围较广,包括投资者及债权人,国家各职能部门,银行,证券市场上的大众投资者,国有企业以外的一般投资人。其中,投资者、政府相关部门、银行和国有企业是最主要的会计信息使用者。政府并不是会计信息的直接使用者,税务部门利用企业信息收税,央行通过底下机构统计报表数据得到信息,银行、保险监管部门通过企业信息进行业务。银行是是财务会计信息的最大使用者之一。他们关注的主要是企业的偿债能力、获利能力及财务状况,以此来确认所发贷款能否按时追回和贷款利息能否收到,主要使用的会计指标有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营运指数、资产负债率等,要求财务会计信息必须准确、真实和完整。

实际上,会计目标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会计信息个体化生产是一大缺陷。站在需求者的角度看问题,会计信息的作用在于通过充分、及时的披露向外部需求者传递有助于其决策的内部信息,以提供一种平等的交易环境。然而,信息使用者是多元的,他们的需求点是分散的、动态变化的。什么会计信息是有用的,要由每一位需求者自己来判断。这种会计信息需求社会性和会计信息生产个体性之间的矛盾,容易造成信息披露不足甚至虚假的现象。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财务会计信息应该达到的质量要求,是会计系统为达到会计目标而对会计信息质量高低的约束。目前世界上关于财务会计目标理论研究的观点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受托责任观、决策有用观和供给需求观。当目标定位于决策有用观时,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就是决策有用性,它服务于会计目标,相关性和可靠性是特征的两个基本要素。投资者投资企业的目的就是获得收益,债权人的目的是及时收回借款和取得利息等,这些信息使用者都需要帮助他们作出相应决策的会计信息,而相关性是保证信息对决策有用最重要的信息质量特征;而现代企业制度导致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经营者是信息的提供者,因此信息量充足,而外部信息使用人如投资者、所有人、债权人获得的信息相对不充足,他们需要可靠的信息作出决策,虚假信息非常有害,因此,可靠性是决策有用另一重要特征。

可靠性是指企业主体要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事项和交易为依据,进行会计计量、确认、报告,根据事实发生情况反映企业会计信息,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会计信息有效性就建立在可靠性上,如果财务会计信息不可靠,就会产生错误的决策指导。相关性是指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需要和会计信息使用者的经济决策相关,可以帮助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的过去、现在、未来发展状况作出判断。会计信息相关性和可靠性是辩证统一的矛盾体,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相关性以可靠性为基础。在进行会计计量工作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在特定的会计环境下,在两者直接进行选择,满足决策有用的信息需求。在可靠性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努力提高信息的相关性。

有许多因素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1)现代企业机构是两权分离,就是所谓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这种代理制度可能就会导致所有者和经营者信息部对称,而且无法消除。经营者可能会利用会计信息核算中的漏洞,为逃避经济责任或展示自身业绩,进行财务舞弊。(2)我国目前有很多不具备上市资格的公司想方设法上市。改制后的上市公司只是有股份公司的形式,许多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并不完整,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在利己动机的驱动下,企业股东、管理者等各利益集团,为满足自身的利益需要,往往会产生财务舞弊行为,由此产生的企业财务信息就会失去真实性。(3)会计实务本身具有复杂性,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会计实务中还将产生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在会计准则中没有明确的详细的规定和指导,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要依赖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和理解。在会计政策选择上运用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就很可能为会计人员进行财务舞弊行为提供了机会。

不同的会计环境会产生不同的财务会计目标。会计环境是指会计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客观条件及周边状况,这些客观条件及状况与会计发展密切相关。不同时期,会计环境不同,导致会计目标也不同,两者有着紧密的联系。会计环境对会计目标以及根据逻辑导出的各种会计原则和规则有直接的影响。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以财务会计的目标为导向,以财务会计的基本假设为前提的的概念体系。没有财务会计目标,就不可能制定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会计目标引导财务会计框架的制定,会计信息质量,财务报表计量和信息都为财务会计目标服务。

总之,财务会计信息主要服务于投资者、经营者、债权人、政府及相关部门、所有者及各个需要披露会计报告信息的人。财务报告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與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者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

(作者单位:山东省烟草专卖局)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新企业会计准则第四条[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任延辉.财务会计的目标理论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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