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复函

关于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复函（精选7篇）

关于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复函 篇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咨询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函（〔2005〕渝高法民终字第174号）收悉。经研究，现就有关问题函复如下：

一、关于如实告知义务

依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时的如实告知义务，应当属于询问告知，即保险人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提出询问，投保人有义务进行告知。如果保险人对有关事项已在风险情况询问表上提出，投保人未填写，应视为投保人未履行告知义务。

依据保险法第五条、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保险合同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同履行过程中应当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等诚信附随义务。投保时，如果投保人明知或应当知道某些重要事项涉及保险标的风险，影响到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即使保险人没有进行明确询问，投保人基于诚信原则，也应进行适当说明或者告知；如果投保人故意不履行这种诚信义务，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二）、（三）款，投保人要承担缔约过失的损害赔偿责任。此外，依据保险法第三十七条，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投保人按照约定负有通知义务；否则，对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关于保险条款解释

你院来函未附本案涉及的具体保险条款文本，因此我们难以确定该条款实际版本。根据承保时间推断，该《财产保险综合险》条款应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制定并颁发实施的。根据我会《关于财产保险条款费率备案管理的通知》（保监发〔2001〕120号）的有关规定，该险种的条款在中国保监会未修订前，仍按中国人民银行的原规定执行。保险公司继续使用该条款，不需履行有关报备手续。而非由中国保监会制定或修订的保险条款，中国保监会不负责解释。该条款有关术语的解释，请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印发<财产保险基本险>和<财产保险综合险>条款、费率及条款解释的通知》（银发〔1996〕187号）。该通知所附的《财产保险综合险条款解释》中对“危险建筑”未作出明确定义，但其第三条关于“所列明的财产不属于本保险标的承保范围”主要原因说明的第三项“不利于贯彻执行政府有关命令或规定，如违章建筑及其他政府命令限期拆除、改建的房屋、建筑物”，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标准；第四条中对“突发性滑坡”的定义为“斜坡上不稳的岩体、土体或人为堆积物在重力作用下突然整体向下滑动”。

三、关于保险公估鉴定

依据我会发布的《保险公估机构管理规定》，保险公估公司是依法由中国保监会批准设立的，接受保险当事人委托，专门从事保险标的的评估、勘验、鉴定、估损、理算等业务的单位。保险公估公司接受当事人一方委托所作的相关鉴定结论，当事人如有异议，属于事实认定范畴，应由法院作出调查认定。

以上意见，供参考。

关于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复函 篇2

(一) 权利要求的重要地位

在侵权诉讼中, 权利要求处于中心的地位, 是用来划定专利保护范围的唯一标准。由于每一项权利要求都是一个完整的技术方案, 所以《解释》第一条规定既可以用独立权利要求, 也可以用从属权利要求来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关于独立权利要求与从属权利要求,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CAFC) 法官瑞契 (giles S R i c h) 说过一句经典的话:“最强的也是最弱的, 最弱的也是最强的。”意思就是, 从保护范围来看, 独立权利要求是最大的, 所以最强大;但从专利的稳定性来看, 独立权利要求被无效的可能性也最大, 所以最脆弱。从属权利要求则刚好相反, 因为其保护范围小, 所以很容易被避开, 有时用处不大;但它维持有效的可能性比独立权利要求大, 所以有很强的稳定性。当权利人觉得用独立权利要求来起诉没有信心, 而用从属权利要求来起诉比较有胜算时, 允许权利人做出选择, 也是其行使诉讼的一个表现。

(二) 权利要求的建构

由于专利权利要求是一种语言描述, 所以要确定任何专利的保护范围, 都要结合专利权利要求、专利说明书和附图, 建构出一个个具体的技术方案, 只有通过这种阐明性的建构过程, 与诉讼相关的技术方案才会重新浮现出来, 这就是专利权利要求的建构 (claim construction)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一旦一项专利申请被授权, 它就独立于专利申请人和专利权人而存在。所以, 《解释》第二条规定, 在侵权诉讼中建构权利要求时, 是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理解为准的。而“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 是一个法律上拟制的人, “假定他知晓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之前发明所属技术领域所有的普通技术知识, 能够获知该领域中所有的现有技术, 并且具有应用该日期之前常规实验手段的能力, 但他不具有创造能力”。采用这样的标准, 是试图把专利授权与专利诉讼中对专利的保护范围统一起来, 尽可能排除法官的主观判断, 目的是客观化。可以说, 每一个专利诉讼都要涉及到权利要求的建构问题。

(三) 权利要求的解释

如果仅凭权利要求本身就能界定技术方案, 这就是一种最理想的情况。可事实上, 这常常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语言本身的特质所造成的。因为语言常常是多义的、模糊的, 即使一个最简单的词, 也会有多种含义。语言的这种丰富性有利于人类对事物和情感的表达, 但用在专利的权利要求上, 却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充满争议。在专利诉讼中, 原被告双方针对权利要求中的概念、术语会有很多争议, 为了穿过这层迷雾, 使“真正”的专利技术方案, 亦即专利的保护范围得以确定, 法院就必须对权利要求中有争议的地方进行阐述, 作出判断, 这个过程就是权利要求的解释 (claim interpretation) , 几乎在绝大部分专利诉讼中, 都会经历这个程序。权利要求的解释对双方的利益影响极大, 一旦权利要求解释完毕, 诉讼的胜负已初见端倪。所以, 双方都会力图穷尽材料、方法和技术, 来说服法官, 以便作出对其有利的决定。

《解释》第三条规定, 可以通过内部证据和外部证据来解释权利要求。所谓内部证据 (i n t r i n s i c e v i d e n c e) , 是指专利文献本身, 包括专利说明书及附图、权利要求书中的相关权利要求、专利审查档案。这些证据是在专利申请过程中形成的, 与专利的授权最为相关, 可以用来“发现”专利的真实面目, 以界定专利的保护范围。由于专利技术往往是最为前沿的技术领域, 在专利申请时如果没有合适的术语来表达其技术方案, 或者有必要用一个现有的词来赋予新的特别涵义。根据“发明人是其术语的词典编纂者”的原则, 说明书对术语的特别界定, 可以获得不同于其普通涵义的特别涵义, 这既是消除各方争议的一个手段, 也是对专利保护范围的一个有力限制。

只有当内部证据不足以解释权利要求时, 才可以把眼光投向外部, 寻求外部证据的支持。所谓外部证据 (extrinsic evidence) , 是指工具书、教科书等公知文献以及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通常理解。相对于内部证据, 这些证据离专利技术更远, 更为间接, 只是一种对内部证据的补充, 是对内部证据不足以解释权利要求时的弥补, 如果内部证据足够清晰界定权利要求的涵义, 就不允许使用外部证据。

(四) 由功能或效果表述的技术特征

《解释》第四条规定了由功能或者效果界定的技术特征。对于某些技术方案, 由于其结构描述很困难, 或者申请人想维持一个较宽的保护范围, 采用功能或者效果来表述技术特征。由于是采用上位的概念来界定下位的概念, 会导致保护范围超越于专利文献披露的范围, 影响到公众的利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在侵权判定时, 对于专利的保护范围就不能单纯以该上位的功能或者效果特征来界定, 还要结合说明书和附图来对权利要求进行解释。只有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其等同实施方式中披露的技术方案, 才能成为专利的保护范围, 没有披露的技术方案, 即使符合权利要求中对该上位功能或者效果的描述, 也不能成为专利的保护范围。所以, 用功能或效果来表述技术特征, 对于专利申请人或者权利人来说, 是把双刃剑, 需要在披露与保密之间作出适当的平衡, 如果披露不全面, 就会导致不能得到专利授权, 或者在专利诉讼中得不到法院的保护。

二、专利侵权判定原则

(一) 全面覆盖原则

《解释》第七条规定了全面覆盖原则 (all elements rule) , 这是专利侵权判定的最基本原则之一。在侵权判定过程中, 要把被控侵权物的技术特征与专利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技术特征进行比对。困难之处在于, 要比对的双方在表现形态上往往差异很大。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体现为实际制造出来的产品或者实际使用的方法, 而专利技术方案却是存在于纸面上的描述, 有点类似于“纸上谈兵”。所以, 为了保护公众的利益, 应该考虑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中的全部技术特征。如果经过比对, 这些技术特征在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中都有相应的技术特征与之相同或者等同, 则侵权成立。相反, 只要这些技术特征中的一个以上在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中没有相对应的技术特征, 或者即使有相对应的技术特征, 但是它们并不相同或者等同, 则侵权不成立。全面覆盖原则是相同侵权和等同侵权的基础, 只有满足了全面覆盖原则, 才可以进一步判断有没有构成相同侵权或者等同侵权。如果不满足全面覆盖原则, 则相同侵权或者等同侵权都无从说起。

全面覆盖原则是对多余指定原则的否定。所谓“多余指定原则”, 是指在侵权判定过程中, 当法院判定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中缺少专利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技术特征时, 却认为缺少的技术特征对于专利技术方案来说不是必要的技术特征, 在侵权判定中可以不考虑这些技术特征, 从而判定侵权成立。多余指定原则在中国《专利法》实践的早期, 是有积极作用的, 因为当时中国专利从业人员的水平还不是很高, 在撰写专利文献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法院同情权利人, 为了追求实质正义而适用多余指定原则, 从而弥补了权利人在申请专利过程中产生的瑕疵, 但这却把风险转移给了公众, 所以多余指定原则破坏了专利的“公示” (notice) 功能, 使公众的边界不稳定, 会使公众无所适从。在中国专利制度走过二十多年后, 《解释》对多余指定原则的废除, 是有积极作用的。一方面, 可以把专利限定在权利要求的范围内, 回归到专利权利要求的中心地位, 另一方面可以促使专利申请人提高专利文献撰写质量, 平衡专利权人和公众的利益。

全面覆盖原则也是对“变劣发明”构成侵权的否定。所谓“变劣发明”是指, 被控侵权人把专利技术方案中的某些特征省略, 形成新的技术方案, 相比于专利中的技术方案, 性能“更差”。根据全面覆盖原则, 这样的技术方案并不构成侵权。表面上看, 这样对专利的权利人不公平, 但是根据专利法的精神, 所谓技术方案的“优劣”是相对的, 好与坏应该由市场来进行判断并作出选择, 在专利法中, 只有“不同”的技术方案, 并不存在“优劣”的技术方案。专利局在授权时, 只能对技术方案相同与否作出判断, 而不对其优劣进行判断。

(二) 禁止反悔原则

《解释》第六条规定了禁止反悔原则。该原则适用于两种情况:一、在专利申请审查过程中, 专利申请人为了获得专利授权, 不得不对权利要求、说明书进行修改而放弃的技术方案, 或者通过意见陈述而放弃的技术方案, 就明确排除在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之外, 在后来发生的侵权诉讼中, 不得通过等同原则纳入专利保护范围。否则, 会不当地扩大专利的保护范围, 相应地损害到公众的利益。二、同理, 在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 专利权人为了维持其一部分专利的有效, 不得不对权利要求、说明书进行修改或者通过意见陈述而放弃的技术方案, 在后来发生的侵权诉讼中, 也不得通过等同原则纳入专利保护范围。该原则的优点是, 可以通过专利的授权和无效程序, 缩小并优化专利的保护范围, 使专利权与其对社会的贡献相匹配。该原则对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的风险在于, 在他们放弃某技术方案时, 必须要考虑到对将来可能出现的诉讼的不利影响。

(三) 等同原则

《解释》虽然没有直接规定等同原则, 但却间接地涉及到了等同原则, 如禁止反悔原则就是对等同原则的限制。等同原则的扩张和禁止反悔原则的限制是一对矛盾, 目的是为了平衡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

另外, 《解释》第七条也是对等同原则的修正。等同原则第一次在中国的确立, 是2001年的司法解释, 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第十七条。但该条的规定是与《专利法》不吻合的。当时的《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 应该理解为既包括独立权利要求, 也包括从属权利要求。而《规定》第十七条则的内容却是“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以权利要求书中明确记载的必要技术特征所确定的范围为准, 也包括与该必要技术特征相等同的特征所确定的范围”, 把专利的保护范围仅仅限于“必要技术特征”, 排除了“附加技术特征”。而我们知道, 必要技术特征是在独立权利要求中记载的, 而附加技术特征是在从属权利要求中记载的。《规定》把从属权利要求排除在专利的保护范围之外, 既与专利法不符, 也与司法实践不符。此次《解释》第七条规定, “人民法院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应当审查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 是把所有相关的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都包括在考虑范围之内的, 而不仅仅限于必要技术特征。

(四) 捐献原则

《解释》第五条规定了捐献原则。所谓“捐献原则”, 是指如果一项技术方案在说明书或附图中有描述, 但是并没有写入权利要求书中, 就认为该技术方案已经捐献给了社会, 而不再为专利申请人所私有, 不管这种情况是由于申请人有意还是无意所造成的。既已捐献给了社会, 则在侵权诉讼中, 专利权人就不能对该技术方案再主张权利。该原则是为了保证权利要求在界定专利保护范围中的核心作用。该原则有利的地方在于, 社会公众能够比较容易划定专利保护的边界, 避免侵权之虞。不利的地方在于, 这会促使专利申请人不愿公开更多的技术内容。在撰写专利文献时, 既要保证能够获得专利授权, 又要不公开过多的内容, 对专利文献的撰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捐献原则不应该成为对等同原则的限制。对于在说明书和附图中公开的一些特征, 如果与权利要求中记载的特征是等同的, 也在专利的保护范围之内, 就不应该排除在专利保护范围之外。因为这些披露是为了使权利要求得到说明书的支持, 是专利法所鼓励的。只有那些在说明书和附图中进行了披露, 而在权利要求中既没有相同的特征也没有等同的特征与其对应时, 才能认为这些特征是捐献了。这样, 才能使专利权人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得到平衡。

三、侵权抗辩

《解释》还细化了先用权抗辩和现有技术抗辩, 而“现有技术抗辩”是2008年《专利法》确立的制度。《专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 如果被控侵权人能够证明其实施的技术属于现有技术, 则不侵权。这对被控侵权人来说, 是强有力的抗辩武器, 尤其是在专利质量不高的时候, 更为有力, 更能起到平衡效果。而《专利法》第二十二条对“现有技术”作了定义, 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范围相当广泛。

现有技术本是在专利授权时候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 以据此决定专利申请的实用性、新颖性和创造性, 作出授权与否的决定。一项技术是否为“现有技术”, 要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来定。以前, 在侵权诉讼中, 法院不用涉及到现有技术。法院只是对被诉技术方案与专利技术方案作出比对, 作出两者相同、等同或者不同的决定, 从而作出侵权与否的判决。一旦被诉讼侵权人提出无效宣告, 对现有技术的判定, 从而导致对专利权利有效与否的判定就转入行政程序, 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

以前制度的有利之处在于, 把对技术的判定交给行政机关, 把对法律的判定交给法院, 充分发挥了国家机关的专业职能。不利的地方是容易造成诉累。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发现, 被诉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同或者等同, 按专利法的本质, 授权专利本来是不该授权的, 被诉侵权人却不得不启动耗时耗力的专利无效程序。这既是被诉侵权人的沉重负担, 也是对国家行政、司法资源的浪费。所以, 此次《专利法》, 赋予法院有判定现有技术的权力, 同时又不触及到专利的效力问题;既不与行政权力相冲突, 又解决了问题。

关于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复函 篇3

关键词：民事执行检察 案件管辖 监督对象

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对象

《民事诉讼法》第23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根据该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民事执行监督的对象应当是人民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人民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也称人民法院民事强制执行，是指人民法院（执行机关）运用国家强制力，依据执行程序，强制（采取强制措施）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民事义务（执行依据）的行为。简而言之，人民法院基于行使民事执行权而发生的行为都属于执行活动。

民事执行权包括执行决定权和执行裁决权、执行实施权。执行决定权的范围主要涉及启动执行程序、决定采取执行措施、暂缓执行、恢复执行、终结执行以及人民法院对妨害执行的行为人采取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拘传、罚款、拘留、限制出境、记录不良信用、限制高消费等制裁、处罚措施的事项。执行裁决权的范围主要是审查和处理执行异议、复议、申诉救济等争议事项。执行实施权的范围主要是实现执行决定权，实施执行措施、强制措施，依据执行名义对执行对象的财产调查、控制、处分、交付等实施事项。

一般而言，民事执行活动中的实施行为、裁决行为和决定行为由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作出，为论述方便，本文将具有执行管辖权并作出执行行为的人民法院即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统称为执行法院，而执行裁决行为则除执行法院外，上级人民法院基于对下级法院的执行监督权和对执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救济保障权也可以作出影响执行当事人权利的行为，如变更执行法院作出的执行异议裁定。所以，民事执行实务中，除执行法院外，能够对执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产生影响的还包括执行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应当是其依法行使执行权的行为，对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法院的执行活动违法应当如何处理，现行法律提供了两条路径：一是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救济；二是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可以基于《民事诉讼法》第235条的规定，申请检察机关对法院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二、不同阶段的执行行为的效力及检察监督的对象

识别在法院执行阶段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行为，是检察机关确定具体执行检察监督对象的前提。

（一）处于未经异议程序阶段的执行行为的效力

民事执行案件由执行法院管辖，执行法院经依法作出执行行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需要强调的是，执行法院不限于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受理一审案件的标的额的不同，一审法院可能包括基层法院、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同时执行法院也不限于一审法院，基于指定管辖、提级管辖，一审法院之外的人民法院也可能成为执行法院。例如，作为并非一审法院的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财产所在地的与一审法院同级的人民法院，以及基于指定管辖而取得执行案件管辖权的其他法院和一审法院的上级法院提级管辖后，均可以成为执行法院。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法院作出的执行行为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的，该执行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行为，是检察机关执行检察监督的对象。

（二）处于经过异议程序阶段的执行行为的效力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25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复议若干规定》）第17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不服，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有权向负责执行即作出执行行为的人民法院（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对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的异议，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执行法院）应当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处理的结果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裁定撤销或者改变原执行行为，其法律后果是原执行行为不再有效，新的执行行为生效；另一种情况是驳回异议，其法律后果是原执行行为继续有效。也就是说，经过执行异议程序，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异议裁定不服申请执行检察监督的，如果异议裁定撤销或者变更原执行行为的，该撤销或者变更后的执行行为是执行检察监督的具体对象；如果执行异议裁定驳回异议的，原执行行为是执行检察监督的对象。还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执行解释》）第10条规定，执行异议审查和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即被异议的执行行为在其被改变前，具有法律效力，执行异议审查和复议期间，仍然可以执行。

（三）处于经过复议程序阶段的执行行为的效力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25条和《执行异议复议若干规定》第23条的规定，经过复议程序的执行异议，除复议裁定发回原执行法院重新审查执行异议或者重新作出异议裁定的情形外，复议裁定作出维持或者撤销、变更异议裁定的处理结果（被撤销或者变更的原执行行为无效，未被撤销或者变更的执行行为有效），其发生的法律效果是复议法院的复议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该复议裁定对执行法院和涉案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具有拘束力，执行法院自身不得改变其自己作出的被复议法院裁定维持的异议裁定（异议行为），更无权改变已被上一级复议法院复议裁定变更的行为和事项，只有复议法院或者其上级法院才有权作出变动。对经过复议程序的执行行为不服的执行检察监督案件，复议裁定是检察机关执行检察监督的对象。

（四）处于申诉阶段执行行为的效力

经过异议或复议程序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仍不服，有权继续向上级人民法院申诉。当事人之所以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是因为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具有监督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至第136条确立了较为完善的法院内部执行监督制度，上级人民法院有权依照相关程序撤销或者改变下级法院的行为结果。也就是说，通过申诉途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不服的执行行为仍然可以被撤销或者改变。在申诉程序中，上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或者改变原复议裁定的，该裁定是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申请复议的争议事项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上级法院关于申诉作出的撤销或者变更裁定不服申请检察监督的，该上级法院在申诉监督作出的裁定是检察机关执行检察监督的对象。

如果上级法院裁定驳回申诉的，对争议事项发生法律效力的是原生效的复议裁定或者异议裁定所对应的执行行为，该驳回申诉的裁定仅在对申诉人和作出驳回裁定的人民法院中发生法律效力，该效力不直接拘束原裁定或者执行行为。故如果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监督的对象仍然是原执行异议裁定（未经复议程序）、复议裁定（经过复议程序的）及其所对应的执行行为，而不是驳回申诉的裁定。

三、关于执行检察监督案件的管辖问题

（一）执行检察监督案件管辖的原则

从确定管辖权的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维度，本文主张执行检察监督案件应当由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执行行为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检察院管辖为一般管辖原则，以其上级人民检察院管辖为补充，以指定管辖为例外。具体来说，对于执行检察监督案件一般情况下由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执行行为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检察院管辖并受理。对于存在某些不适合由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执行行为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检察院管辖，其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认为由自己管辖更为合适的案件，可以提级由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管辖并受理。对于存在某些不适合由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执行行为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检察院管辖，其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不需要自己管辖的案件，可由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指定由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执行行为的人民法院所在地之外的同级人民检察院管辖并受理。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介入的时点对执行检察监督案件管辖权的影响

对于执行活动违法侵害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救济问题，《民事诉讼法》第225条和第227条以及《执行异议复议若干规定》第7条作出了相关规定。其中，第一种情况是，对执行行为不服，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行为异议，执行法院作出执行异议裁定后，对执行异议裁定还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作出复议裁定后，仍不服的，可以再向作出复议裁定的人民法院或者其上级而不仅是其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第二种情况是，利害关系人（案外人）基于对执行标的的实体权利，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以排除执行的，执行法院作出异议裁定后仍不服的，申请执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案外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27条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对诉讼结果不服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64条、第199条，通过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申请再审、提出申诉。第三种情况是，对执行制裁措施不服的，相对人可以向作出该执行制裁措施决定的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可以向作出复议决定的上级人民法院申诉。

四、关于检察监督应当介入时点的确定

（一）以执行检察监督是对执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最后救济的理念为指导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25条和第227条、《执行异议复议若干规定》第7条和第9条的规定，几乎对所有的执行行为，法律、司法解释都赋予了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复议进行救济的权利，如果要求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穷尽法院的救济途径，根据本文前面的分析，最后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行为必然是执行法院的上级法院作出的，根据同级监督的一般管辖原则，基层检察机关对此无法对上级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监督。

事实上，执行救济与执行检察监督的内涵是不同的。执行救济是执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对受到违法执行活动侵害的合法权益寻求恢复的自我保护。恢复被执行活动侵害的合法权益只能由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实现，故执行救济只能向人民法院申请。而执行检察监督是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执行权的合法行使予以监督，是以公权监督制约公权，保障国家法律统一实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司法活动。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不具有直接恢复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救济功能，性质上不属于救济权范畴。二者虽然在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公平正义的后果上具有一致性，但其功能与目的是不同。严格来说，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人民法院执行行为不服应当先行向法院申请救济，还是可以直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法律并未作出优先顺位的规定，应当认为，法律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活动是申请法院救济还是申请检察机关监督赋予了选择权，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衔接问题。

（二）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是对公权力监督的理念为指导

如果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是对公权力监督的理念为指导，执行检察监督应以检察机关发现人民法院执行活动存在违法为前提，不以执行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穷尽法院救济方式为条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申请检察监督只是作为检察机关发现执行活动违法的途径。当然，这样可能面临执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多头寻求权利保护，既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或者向上级法院提出复议申请救济，也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要求监督纠正违法执行活动，造成司法资源浪费或者同级检察机关的意见和上级法院的意见冲突的尴尬局面。

关于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复函 篇4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对有关奖券纠纷问题的复函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5日 〔１９９０〕民监字第１３０号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刘志平为与刘运林、朱悠久奖券纠纷一案，不服你院湘法民申字〔１９８９〕第７８号民事 判决，于今年２月给我院来信诉称：刘运林以奖券抵债，完全出于自愿，没有欺诈胁迫行为，他是该奖券的合法占有者，该奖券中奖5０００元应全部归其所有，为此，要求重新审理 此案，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

经调卷审查，并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后，我们研究认为：１９８７年６月４日，刘运林向刘 志平借２０元现款为彭显亮买瓷板，同年８月２４日，刘运林将一张面额２０元的奖券给刘 志平抵债时，未对可能获得的中奖权利约定条件，因此，应视为该奖券及奖券上所载明的财 产权利一并转移，刘志平是该奖券的合法占有者，奖券中奖5０００元应归刘志平所有。省 院依据公平原则判决刘志平得２６００元，刘运林、朱悠久夫妇得２４００元，似有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给承包单位介绍工程

索要信息费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１９日 〔１９９０〕民他字第３１号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１９９０〕晋法研字第２5号《关于胡拴毛诉梁宝堂索要信息费一案的请示报告》收 悉。据报告述称：胡拴毛介绍五台县陈家庄乡建安公司四队梁宝堂与黄寨村委建筑队签订转 包建筑工程合同，因向承包方索要信息费被拒绝而提起诉讼。经研究并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我们认为：１９８７年２月１０日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所颁发的《 关于加强建筑市场管理的暂行规定》第七条已明确规定：“承发包工程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政 策、法规，严禁行贿受贿、索承回扣、弄虚作假。不准任何单位或个人私自介绍工程收取工 程‘介绍费’。”胡拴毛向梁宝堂索要“信息费”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其诉讼请求应予 驳回。同时，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和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胡拴毛 已经取得的部分“信息费”可予以收缴。以上意见，供参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

(１９９１年７月２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5０２次会议讨论通过 最高人 民法院以法(民)发〔１９９１〕２１号通知于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３日下发)

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应按照自愿、互利、公平、合法的原则，保护债权 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限制高利率。根据审判实践经验，现提出以下意见，供审理此类案 件时参照执行。

１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

２因借贷外币、台币和国库券等有价证券发生纠纷诉讼到法院的，应按借贷案件受理。 ３对于借贷关系明确，债权人申请支付令的，人民法院应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督促程序的 有关规定审查受理。

４人民法院审查借贷案件的起诉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１０８条的规定，应要求原告提供 书面借据；无书面借据的，应提供必要的事实根据。对于不具备上述条件的起诉，裁定不予 受理。

5债权人起诉时，债务人下落不明的，由债务人原住所地或其财产所在地法院管辖。法院 应要求债权人提供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受理后公告传唤债务人应诉。公告期限届满，债务人仍不应诉，借贷关系明确的，经审理后可缺席判决；借贷关系无法查明的，裁定中止 诉讼。

在审理中债务人出走，下落不明，借贷关系明确的，可以缺席判决；事实难以查清的，裁定 中止诉讼。

６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 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 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７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其利率超出第六条规定的限度时，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８借贷双方对有无约定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 借贷双方对约定的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可参照本意见第６条规定计息。

９公民之间的定期无息借贷，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或者不定期无息贷款经催 告不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催告后利息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

１０一方以欺诈、胁迫等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形成的借 贷关系，应认定为无效。借贷关系无效由债权人的行为引起的，只返还本金；借贷关系无效 由债务人的行为引起的，除返还本金外，还应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给付利息。

１１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保护。对双方的违 法借贷行为，可按照民法通则第１３４条第3款及《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试行))第１６３条、第１６４条的规 定予以制裁。

１２公民之间因借贷外币、台币发生纠纷，出借人要求以同类货币偿还的，可以准许。借 款人确无同类货币的，可参照偿还时当地外汇调剂价折合人民币偿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利息 的，可参照偿还时中国银行外币储蓄利率计息。

借贷外汇券发生的纠纷，参照以上原则处理。

１３在借贷关系中，仅起联系、介绍作用的人，不承担保证责任。对债务的履行确有保证 意思表示的，应认定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１４行为人以借款人的名义出具借据代其借款，借款人不承认，行为人又不能证明的，由 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１5合伙经营期间，个人以合伙组织的名义借款，用于合伙经营的，由合伙人共同偿还； 借款人不能证明借款用于合伙经营的，由借款人偿还。

１６有保证人的借贷债务到期后，债务人有清偿能力的，由债务人承担责任；债务人无能 力清偿、无法清偿或者债务人下落不明的，由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

借期届满，债务人未偿还欠款，借、贷双方未征求保证人同意而重新对偿还期限或利率达成 协议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无保证人的借贷纠纷，债务人申请追加新的保证人参加诉讼，法院不应准许。

对保证责任有争议的，按照《意见》(试行)第１０８条、１０９条、１１０条的规定处理。

１７审理借贷案件时，对于因借贷关系产生的正当的抵押关系应予保护。如发生纠纷，分别按照民法通则第８９条第２项以及《意见》(试行)第１１２条、１１３条、１１４ 条、１１5条、１１６条的规定处理。

１８对债务人有可能转移、变卖、隐匿与案件有关的财产的，法院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 依职权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责令提供担保等财产保全措施。被保全的财物为生产资料的，应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财产保全应根据被保全财产的性质采用妥善的方式，尽可能减少 对生产、生活的影响，避免造成财产损失。

１９对债务人一次偿付有困难的借贷案件，法院可以判决或调解分期偿付。根据当事人的 给付能力，确定每次给付的数额。２０执行程序中，双方当事人协商以债务人 劳务或其他方式清偿债务，不违反法律规定，不损害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应予准许，并 将执行和解协议记录在案。

２１被执行人 无钱还债，要求以其他财物抵偿债务，申请执行人同意的，应予准许。双方可以协议作价或 请有关部门合理作价，按判决数额将相应部分财物交付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无钱还债，要求以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抵偿债务，申请执行人同意的，应予准许；要求以其他债权抵 偿债务的，须经申请执行人同意并通知被执行人的债务人，办理相应的债权转移手续。

２２被执行人有可能转移、变卖、隐匿被执行财产的，应及时采取执行措施。被执行人抗 拒执行构成妨害民事诉讼的，按照民事诉讼法第１０２条、第２２７条的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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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

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

１９９１年９月２７日 法(经)复〔１９９１〕5号发布)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１９９１〕经请字第２号《关于如何确定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民事责任的请示》收 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除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 得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保险单能否用于抵押的复函

１９９２年４月２日 法函〔１９９２〕４７号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赣法经〔１９９１〕６号《关于保险单能否抵押的请示》收悉。经商中国人民银行和中 国人民保险公司，答复如下：

关于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复函 篇5

基金部函【2011】543号

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银行存款有关问题的复函

嘉实基金管理公司：

你公司上报的《关于嘉实超短债债券基金投资银行存款的报告》（嘉实字【2011】120号）收悉。现将有关意见答复如下：

一、股票基金、债券基金即混合基金应当按照基金合同有关投资范围的约定投资银行存款。

二、银行存款属于固定收益类投资品种，基金所持有的各类固定收益类投资品种价值之和应当符合基金合同关于投资比例的有关约定。

三、股票基金、债券基金及混合基金投资银行存款的，应当参照《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银行存款的通知》（证监发【2005】121号）及《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提前支取定期存款有关问题的通知》（基金部通知【2006】22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基金管理人应当加强对投资银行存款的信用风险、交易对手风险、流动性风险、道德风险、操作风险等各类风险的管理，切实防范投资风险。

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二0一0年七月二十一日

关于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复函 篇6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你厅《关于对35kV送、变电系统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有关问题的请示》(苏环辐〔2007〕34号)收悉。经研究，现回复如下：

《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附件“电磁辐射建设项目和设备名录”中对豁免的项目已做明确规定。《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中规定本管理办法中豁免水平是指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伴有电磁辐射活动规定的免于管理的限值,且该办法中已明确豁免水平的确认由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02-88有关标准执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14号)中500千伏及以下送变电系统建设项目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项目内容不包括《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局令第18号)中豁免的项目。因此，35千伏送、变电系统可不履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手续。

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主题词：环保 环评 输变电 请示 复函

关于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复函 篇7

1 黑白合同存在的问题

1.1 关于黑白合同的结算问题

(1）案件事实

这是笔者曾办理过的一起案件，本案中我是发包人承租人的代理人。发包人承租人在按合同价款1528万元及合同外审定价款付清所有工程款后，施工单位即起诉发包方，认为合同约定的价款是1628万元，同时备案的合同价款也是1628万元，但结算时却按照补充协议中约定的1528万元支付工程款，以此要求发包人再支付100万元。施工单位还认为，当时固定价款以外的部分进行了审价，审价费从施工单位工程款里扣除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合同并没有约定审价费要从施工单位工程款里面扣除。此外，施工单位另行要求支付利息，总共的起诉金额约192万元。发包人感到不可理解，这个工程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为什么才提出来?庭审中，原告施工单位提供了经过备案的合同，其中载明工程价款为1628万元，而双方另行签订并履行的合同价款是1528万元。

(2）如何正确适用《施工合同司法解释》21条规定

在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生效以前，大部分法院基本是按照黑合同中约定的方法来认定工程价款的结算依据。理由：第一，黑合同(补充协议)中关于价款、垫资的约定皆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第二，双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也是以补充协议作为履约依据的。因此，大部分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以补充协议确定工程价款，也有少部分法院以白合同为认定标准，理由是白合同经过招投标备案，具有形式合法性。该《解释》出台后，黑白合同即应按白合同进行结算，其他理由均不成立。

对该纠纷案件，笔者认为最关键的一点抗辩理由是：本案不适用《解释》第21条。《解释》21条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是不一致的，应该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也就是说，作为结算依据的合同应该是“中标的备案合同”，只有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才适用黑白合同按白合同结算的规定，反之，没有经过招投标的合同不能一律以备案的合同作为结算依据。原告施工单位提供的合同虽然经过了备案，但该合同是没有经过招投标签订的。之所以这样主张，理由是：原告施工单位提供的招标文件、中标通知书上面载明的发包人均是出租人，而承租人实际是一个外商投资企业，是不需要招投标的，实际文件也表明承租人没有进行招投标。尽管在招投标过程中，出租人是与承租人共同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但招标代理机构也没有在招标文件、中标通知书上盖章，盖章的只是出租人。因此笔者主张，这是一个没有经过招投标的合同，不适用《解释》第21条规定。最后，法院对这个案件在黑白合同结算依据的认定上没有支持施工单位的主张。

这个案子说明，如果不是经过招投标签订并备案的合同，不适用以上规定。这里的不适用是有理论依据的。《招标投标法》第46条中，“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显然，没有经过招标投标，就不会受该条的约束，而这一条实际上是《解释》做出黑白合同按照白合同结算规定的依据。

1.2 同时签订黑白合同带来的法律风险

(1）案件事实：某工程项目施工合同文件审查案

某国有企业项目进行施工发包，准备于2005年2月签约，签约文本采用原建设部1999年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它包括：

A文本：协议书、专用条款、通用条款。其中，专用条款第23.2款约定：“本合同价款采用93土建综合定额、93安装定额和93装饰定额计价方式确定”;专用条款第26款约定：“按核实后的当月完成工作量80%支付。”

B文本：施工补充合同。该合同第2条约定：“乙方愿意带资至合同总价的50%”;第3条约定：“工程造价组成部分：93土建综合定额下浮6%，93安装定额下浮6%，93装饰定额下浮12%，93综合定额所包含的内容不套用装饰定额，采用中准价的材料价格下浮1%。”

(2）签订黑白合同给业主带来的法律风险

按照A、B两种文本同时签订，若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产生了纠纷，业主方将面临以下风险：

第一，施工单位依法主张按不下浮方式确定工程价款。业主主张工程结算价下浮6%，而施工单位却主张黑白合同按照备案的白合同来结算，以不下浮的方式结算工程款。在这样的情况下，业主方起诉到法院肯定会以败诉告终。

第二，施工单位可以依据白合同的约定主张业主方拖欠工程进度款，并依据白合同的约定采取停工措施且据此主张顺延工期、费用索赔的权利，最终可能导致工程进度失控，造成损失。理由是：黑合同规定得很清楚，施工方要垫资到合同总价款的50%，业主再支付进度款。倘若施工单位垫不了资，就可能会向业主提出要按照白合同来履行，依白合同约定的80%进度款的支付比例支付工程款，而非垫资到合同总价款的50%。《施工合同司法解释》已经出台，黑白合同按白合同结算。作为业主方，不按白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就是拖延工程款进度，施工单位就可以此为由停工，并要求赔偿停工损失或工期顺延等。遇到这种情况，业主方若资金雄厚还没问题，合同能正常履行下去，如果业主无法筹集到这笔资金，就只能停工，如果导致工程烂尾，则损失惨重。因此，签订这样的黑白合同，风险非常大。

1.3 黑合同“实质性内容变更”的司法认定原则

这里仍在第二个案例基础上讨论，该案中的A文本、B文本实际上是典型的黑白合同。A文本是经过招投标要去备案的合同，为白合同;B文本是后续的补充协议，无需备案，是黑合同。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其一，价款的确定方式不同，白合同按照定额计价，而黑合同是下浮合同。其二，价款的支付方式不同，白合同是按照工程进度支付80%，而黑合同则需施工方带资至合同总价的50%才支付进度款，即是施工方垫资施工。也就是说，黑合同对白合同价款的确定和支付方式进行了变更。《招标投标法》第46条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前述变更是否构成对实质性内容的变更?司法实践中对黑合同的实质性变更与“合同变更行为”又怎样区分认定?

与“订立黑合同”相混淆的概念是“合同变更行为”。前者是被法律强制性规定所禁止的行为，后者却是受《合同法》保护的合法权利，所以，对两者予以区分是企业在进行日常合同管理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先，两者的界线在于：是否对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做了变更。依据《司法解释》以及《招标投标法》，“与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是认定黑合同的一条红线。那何为“实质性内容”?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合同中对“工程价款”、“工程质量”、“工程期限”三方面的约定就属于实质性内容(可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编著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一书)。反之，对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非实质性内容予以变更的协议，一般不会被认定为“黑合同”。

其次，即使对实质性内容做了变更，还需结合变更原因、变更幅度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以确定是否属于“黑合同”，因为施工合同履行周期长，在履行中出现一些必须变更实质性内容的因素也是有可能的，比如重大设计变更、水文气象等，都可能成为工程量，工期、价款作相应调整的客观因素。此类变更合法合理，所以即使没有进行备案，也不一定就是黑合同。当然，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所以其判断还依赖于法院的自由裁量权。江苏高院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的：一是看实质性内容的变化是否更有利于工程质量，如果招投标时要求工程质量为合格，而订立合同后要求工程为优良，当然需要提高价款，但如果反过来降低质量标准并降低价款，除非经过备案，否则可认定为黑合同。二是看合同价款的变化是否超过备案合同的1/3以上，因为经过招投标，工程量大致已定，不应大起大落，1/3以内属于正常范围，超过1/3的可认定为黑合同。笔者赞成这种观点，原则中有变通，充分维护了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

2 黑白合同所反映的建筑市场问题及对策

根据上述案例和司法认定原则可以看出，法律对黑白合同的态度与处理其实很明确，但层出不穷、形式多样的黑白合同事实上反映了长期以来我国建筑市场存在的问题。

2.1 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本身地位不平等

在当前“发包人市场”的大环境下，施工单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此在工程承接、签订合同时，不得不接受一些苛刻的条款，比如低于成本价、不合理压缩的工期、高额垫资施工等，有些条件不可能作为正式的招投标文件出现，所以必须借助黑合同进行私下约定。另一方面，有些施工企业以较低的价款中标后，对合同条件心有不甘，于是利用建设单位的疏漏或弱点，捏造本不存在的理由，要求建设单位与其签订黑合同。

对此，作为施工企业，要认识到接受过于苛刻的条款带来的很可能是亏损而不是利润，对工程的质量安全负责就是对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这某种程度上比自身的盈利更加重要;作为业主方，在制定建设工程合同示范文本时，应深刻认识“苛刻条款”、“低价中标”所带来的隐患，要客观估算、设置工程价格及结算条件，在保证合理工期、保障工程质量的情况下，谨慎地选择施工单位及合格的项目管理人。

2.2 招投标环节的“沉疴”

规避招标、虚假招标、串通招标、恶意竞争、评标不公等问题构成了我国招投标市场的顽疾与沉疴，其产生有多方面原因。有些建设单位可能和施工企业是长期合作伙伴，出于熟悉和信任把工程发包给它;有些则可能出于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等不正当目的，许多贪腐案往往能牵出一批工程项目，这已不是个别现象。另外，企业对待招投标的意识也存在问题，许多企业认为，招投标只不过是形式，为了应付行政管理走的过场，自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其次，我国关于招投标的规定其实已经很明确，现在并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对此，我们首先应优化合同备案制度，可借助信息化手段将招投标结果和相应数据录入数据库，依据当时市场的一般行情，及时发现不合理低价中标和苛刻条件等情形，并据此实现动态监督与管理。此外，可以建立信用监管机制，根据企业在招投标过程中的表现建立信用记录，及时公布、揭露有不良信用记录的企业，并予以重点监督。

2.3 与施工合同变更有关的法律制度有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