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体育调查报告

农村社会体育调查报告（通用8篇）

农村社会体育调查报告 篇1

对于我们自身来说，参与体育活动的动机，首先是增强体力、增进健康;其次是为了消遣娱乐和精神情绪的修养、改善；再次就是为了增加社交机会，与朋友同伴交流。也有部分人是为了提高运动能力和延续学生时代形成的体育习惯。

在遇到健康问题的时候，体育人口首先想到参与体育活动，而非体育人口首先想到的事补充营养保健品、改善生活规律、加强营养等非体育手段。

近几年来，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的时间、体育消费额等有所改善，政府为改善群众健身活动的条件作了大量工作。但是，从调查中可以看出，场地设施及资金短缺问题依然是困扰群众体育发展的关键问题。

调查表明，人们的体育意识在不断加强，参加体育活动的场所也大体不一，有20％的人在马路上锻炼，5％在家里，20％在学校，45％在广场,10％则以其他的方式进行锻炼。由此可见，在广场参加活动的人较多，这是由于广场的设施比较齐全而且锻炼的氛围也好，而还有大部分人在学校，马路上进行身体活动，这也是现在人们进行体育活动的心趋势。

经过这次实际性的调查可知，社会体育在农村居民中已经广泛的展开，人们对身体锻炼的兴趣也越来越高，而社会体育的方式多样，种类繁多，人们在何时何地都能进行身体锻炼，这为农村的体育人口提高，提供了有利得条件，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空余时间也越来越多，而人们对健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人投身社会体育，农村的体育人口会日益壮大。

农村社会体育调查报告 篇2

1 烟台市农村社会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发展现状及分析

1.1 社会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在此次调查抽选的十五个村子里,全部拥有自己的健身路径器材,村庄五百米内均有篮球场或者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虽然这不能代表全部的烟台市农村社会体育发展状况但也间接地反映了随着烟台市经济的不断发展,烟台市农村社会体育场地设施建设逐渐完善。据统计烟台市各县市区半数以上实现“五个一”工程(即一个田径场、一个综合体育健身馆、一个中型健身中心、一个体育公园或健身广场、一个游泳池或室外篮球场)。烟台市已建省级或国家级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基地)14个,目前5964个村安装了基本的健身体育器材,占行政村总数的90.1%;据专业机构数据显示,烟台市人均拥有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2平方米,并形成了“十五分钟健身圈”。烟台市80%以上具备场地建设条件的行政村安置了健身器材。当今社会便捷的交通使得烟台体育公园、健身中心等这类大型专业体育场馆也成为部分农村居民的选择。[1]但必须注意的是现有的场地设施存在缺乏专人管理、维护保养不及时、缺少正确的指导等问题,使得部分农村社会体育场地设施被非法占用,安装之后无人问津,成了形式工程,群众对于场地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满意度普遍较低,未能达到预期服务效果。

1.2 社会体育服务项目发展

烟台市政府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体育在施行《全民健身条例》的同时也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出台《烟台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1—2015年)》,其中农村社会体育公共服务占主要部分。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也加大了对基层落实的监管。目前烟台市已建成全民健身活动站点3681个,企事业单位以及学校的场地设施对外开放为周围村镇居民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与场地服务;通过政府、企业、体育组织等进行体育活动的组织开展,不仅能丰富农村居民的闲暇时间,还可以增进村民对农村社会体育的认识;虽然无法实现各个村落建设独立的体质监测站但全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15个,定期对农村居民实行体质监测活动,以确保对烟台市农村居民健康状况的掌握,方便有效提供科学的健康指导和服务;烟台市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已超过一万人,并在各村落设置全民健身活动站点,并配备便携式音箱。实现对农村居民的健康指导以及健身方法科学传授;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组织团体定期对农村居民进行社会体育宣传。但这种普及工作还没能达到预期效果,在调查的过程中,大部分居民对于《全民健身纲要》的领会及认识不够,甚至有将近半数的居民没有听说过,宣传教育工作应及时加大力度。

烟台市有关部门为提升农村社会体育公共服务质量,采用创新体育服务供给机制与方式。政府提供体育公共服务时既可以通过政府自己生产提供,也可以采取市场化提供。社会上的民间体育组织逐渐活跃,为烟台市农村社会体育公共服务提供了新的活力。[2]烟台市为农村提供的公共服务向多样化和创新性转变,更多实用的公共服务被人们所接受。

1.3 社会体育人才队伍培养

调查过程中,烟台市农村居民对于社会体育公共服务需求最为迫切的是体育健身咨询和指导,超过六成居民把它放在首位,主要原因是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有限,各种媒体信息复杂混乱,亟需科学的健身指导和咨询。这使社会体育人才的培养尤为重要。[3]烟台市农村社会体育人才的培养主要是针对一些体育爱好者以及政府部门人员,培养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以及体育管理人才工作于日常的社会体育活动组织开展、科学指导、活动规划等工作,全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已经达到11075人,目前体育人才的培养依托高校、业余体校、体育单项协会、俱乐部等建立培训基地,每年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1000人左右。每年培训社会体育人才致力于建设晨晚练辅导站、社区服务中心、各级体育协会、公共体育设施管理等。随着烟台市农村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等体育人才的需求,各个村落开始逐渐实现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配置,但目前专职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仍只占少数,大多数还是一些体育骨干以及村委会成为兼任指导工作,无法满足农村居民的正常需求。

2 完善烟台市农村社会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

2.1 提高农村居民对社会体育的认知程度

针对农村居民对于社会体育的认识并不全面,许多居民还存在一些旧思想老观念,为了更好的建设农村社会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做好宣传工作,提升农村居民对社会体育的认识,了解农村社会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思想上重视。通过新闻媒体、宣传资料、专家下乡宣讲等形式积极宣传政府有关政策文件,提升农村居民认识。组织村民骨干进行农村社会体育的实践和宣传,通过实践效果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2.2 针对不同人群需要,多样性建设,因地制宜地开展体育活动

根据各年龄段人群的不同需求开展更有针对性的体育活动,鼓励村落以及各类体育组织举办运动会,在举办竞技类运动会的同时也要注意开展心理趣味运动会,增加更具娱乐性以及体现团队协作的项目,并在比赛中互相学习与交流;可举办篮球等体育项目的联赛,通过村镇组织比赛选拨出优胜队伍,进行决赛,利用常态化的赛事举行促进社会体育持续有效发展;各村镇适时举行以家庭为单位的体育活动,增进家庭内部交流以及增进邻里间互相了解;推进残疾人等特殊人群体育的发展,加大资金投入,通过帮助特殊人群参与简单的体育活动,不仅能够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还能增强他们的生活信心和勇气;加强对乡土体育活动内容的挖掘和整理,充分发挥各地区的特色体育,例如烟台螳螂拳、海阳大秧歌、栖霞八卦鼓等,利用地方特色能够保证当地居民更好的投入到该项体育活动中,并有利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4]

2.3 加大资金投入,重视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有关部门要从统筹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大局出发,加大农村社会体育公共服务的资金投入,大力发展体育产业,加快农村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为烟台市农村居民提供必要的器材和场地设施。针对农村社会体育公共服务的场馆建设不足现象,在村落聚集地建设基本体育场馆,为各个村镇配备基本的健身路径以及篮球场地。根据各个地区较为聚集的体育活动配置相应的器材工具。对于已建设的体育场地设施应派专人定期检查维护,对于已损坏的器械及时更换,以保证农村居民的正常使用,加强体育场馆设施的管理。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应采取多种举措并举,以体育彩票公益为引导,吸引社会资金投入,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建设农村社会体育公共服务体系。

2.4 健全农村体育组织服务体系,加强政府主导作用,建立长效机制

目前烟台市的社会体育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健身俱乐部以及各类体育组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农村社会体育的建设还存在很大的不足,缺少针对农村的体育组织服务,大多的体育活动还是靠政府组织,缺少灵活性。应该加大民间体育组织的建设,通过民间体育团体组织村民开展定期的体育健身活动,并通过开展各类体育赛事加强村民以及组织之间的交流学习。[5]

目前仍存在部分乡镇对于社会体育不重视,没有配置专门的人员进行管理,很多体育活动的开展是临时招募人员应急处理,不仅管理效率低下,还使得农村日常性体育活动的开展缺乏正确的指导。现阶段应发挥政府主导地位,出台发展农村社会体育以及完善农村社会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相关政府法规,加强各类体育组织的管理,确保各类活动有序进行。将相关政策文件有效落实,对于各地区农村社会体育进行常态化管理。[6]将农村社会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列入有关官员政绩考核内容,提升各级部门的重视程度。

2.5 加强农村社会体育人才培养,提升服务水平和宣传力度

针对农村社会体育人才的数量不足、专业素养不全面完善等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农村社会体育人才队伍,根据各村镇农村居民人数配置相应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加强社会体育人才的培养力度,依托体育学院、业余体校、俱乐部等部门进行专业培训,利用专业人才进行县市区的全覆盖,定期进行审查考核,对达到要求的进行级别提升,对未达标的进行相应处理;加大对社会体育建设作用以及意义的宣传力度,提升居民体育锻炼意识,对居民进行定期的健康知识讲座,创立专门的服务网站进行健康知识更新以及疑难问题的解答;对于社会体育活动开展卓有成效的村庄和城乡进行表彰,对突出个人进行嘉奖,将社会体育开展状况列入当地政府官员政绩的考核范畴;鼓励大学生志愿者开展“健康入社区”活动,针对不同人群印制健康指导资料,对于不科学的健身习惯应该及时制止并纠正。

3 总结

通过对烟台市农村社会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调查,深入了解烟台市农村社会体育的发展状况,学习发展经验的同时也发现了政策法规落实不到位,场地设施资金投入不足,人才队伍建设不足等等问题,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此次调查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主要是针对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完善解决的部分,通过调查也反应出我国农村社会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任重道远。农村社会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仍有许多问题需要大家研究并去解决,农村社会体育自身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等待有关部门及组织开发拓展,“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不仅仅是烟台市农村社会体育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社会体育建设不可回避的难题。[7]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推进,农村社会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迫在眉睫,各地区要本着各自的实际情况去进行建设,绝不能一蹴而就,只有在很好地实现农村社会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推动农村体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高军.烟台市体育建设进展情况汇报[R].烟台市:烟台市体育局,2013.

[2]纪宾.我国体育公共服务引入市场机制的可行性分析[D].武汉:武汉体育学院,2012.

[3]钟壮聪.我国社会体育人才培养的现状分析及发展前景[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0,(11):18-20.

[4]赵爱国.试论我国农村地区大力组织开展体育活动的必要性[J].体育文化导刊,2005,(6):13-15.

[5]牛永刚.农村社区体育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安徽农业科学,2008,(10):14-16.

[6]张新华,王诚民,杨丽华.齐齐哈尔市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研究[J].高师理科学刊,2010,(6):27-29.

农村社会养老模式调查研究 篇3

关键词：农村社会养老;模式选择;服务

我国目前农民的养老保障仍以家庭养老为主，将逐步向社会化养老为主转变，在不超越经济条件许可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具有现实意义。

调查研究以淄博职业学院附近的南营村为例，验证了目前农村社会养老存在的诸多问题和不足。通过调查，阐述了中国农村养老的现状，揭示了中国农村养老存在的一些突出的问题，并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几点建设性意见，作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途径。

一、南营村养老模式的问题

（一）单一家庭养老模式存在缺欠

南营村依然以家庭养老为主。“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该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的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尤其是高龄老人成为明显的弱势群体，加上自身积蓄不多或没有积蓄，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二）“空巢老人”问题突出

“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这种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好多人都自顾不暇，更很难抽出时间来照顾老人了。

（三）农村老人精神生活单调

当前南营村的公共文化活动匮乏，老年人的闲暇时间多数只能通过聊天、看电视、赶集等方式打发，精神文化生活单一，而其中以空巢留守老人的精神孤独更为严重。

二、南营村养老模式问题产生的因素

（一）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

这是促使家庭养老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在城镇化进程中，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变更，弱化了土地保障作用，促使了社会养老方式的产生;另一方面，工业大生产劳动方式的重大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者作为养老义务承担者的角色，家庭赡养和生活照料功能随之受到减弱。

（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增加，商品性支出增大

这改变了老年人供养以实物支付为主的传统方式。子女对老年人的供养主要表现为货币支出。这使老年人供养状况直接受子女货币收入的影响，缺乏了稳定性。

（三）家庭规模小型化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家庭“421”人口结构的形成，家庭小型化也在农村发展。独生子女夫妇须同时照顾多位老人，生活压力不断增大。而已婚子女与老年人分居现象逐渐增多，老年人单身户或一对老人夫妇比重提高，丧偶老人群体及与子女分居的老人等特殊群体不断增加，这些纯老户与特殊户老人群体，在居家养老方面也就出现了困难，需要社会予以关怀。

三、对改善当前养老模式存在问题的建议

第一，改善单一家庭养老模式，建立适合农村养老的多元化老人生活照料体制。具体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集中供养方式。主要针对高龄老人及有特殊困难的老人。他们之间将有部分人住进敬老院、老年公寓、托老所等设施，生活照料由老年服务机构承担下来，由老人或家庭提供一定的费用。另一种是社区服务方式，由社区老年服务组织为主提供服务人员进入家庭服务。居家养老模式将居家和社会化服务有机结合起来，使老年人既能继续留在熟悉的环境中，又能得到适当的生活和精神照顾，免除了后顾之忧。

第二，建立健全农村老年医疗服务保障体制。建立多形式、多层次、多类别的医疗保障制度，尤其要鼓励农民互助共济兴办合作医疗，确保农村老年人享有保健医疗，提高老年老年人健康水平，实现健康老龄化。

第三，建立老年精神生活体系。以乡村为单位，建立老年文化、体育、教育、娱乐活动场所。全面考虑老年人的需求，社会的多元化决定了养老需求的多样化，一方面，针对老年人的不同生理需求在福利设施、服务体系以及居住环境等方面，采用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设计。另一方面，对老年人的需求由开始的注重经济、生活和医疗保健逐渐开始转向全方位的照顾，特别是精神慰藉方面，更注重对老年人心理和情感上的关怀，追求老年人生活的更加充实和老人的情感需求满足。如让老年人重新回归家庭，倡导居家社区服务的养老模式，鼓励老年人重新就业、参加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各类公益性活动等各种措施鼓励老年人回归社会。

四、结论

综合考虑我国养老的经济实力、人力资源、文化传统及亲情、空间、服务和需求等一些因素，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我国应构建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运转协调、服务高效的新型老年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和养老服务模式。该模式具有服务主体多元化、服务方式多样化、服务对象公众化、服务队伍专业化等特点，是目前中国养老模式合理的历史选择。

参考文献：

[1]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陈丽娜，赵桂英.借鉴国外经验，构建中国养老模式[J].衡水学院学报，2011（13）.

农村社会调查报告 篇4

地点：南阳镇

时间：xxxx-7-01到xxxx-7-24

调查程序：总体观察——实地考察——调查问卷——整理总结

主要内容：关于环境、人文、经济的发展情况

经实地考察，我得知：早在改革开放前，南阳地处山沟，没有绝对的地理优势，人们的生活十分贫穷，基本只能满足三餐而没有剩余的费用。人们的衣着也十分单调，并且款式单一，基本谈不上好看。

由于生活贫困，只能解决温饱问题，生产水平较低，当时只求饱，根本顾不上营养。有时甚至要吃树根。

居住条件也不理想，一般都是多户一家四合院，住房相对较紧张。房子都由土木建造而成，安全系数低，不美观。

出行基本都是步行，要到县城看病，极其不便。

然而今非昔比，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上升，基本过上了小康生活，在物质条件满足的同时精神文化也不断上攀。

现今人们告别了单调时代，穿上了丰富多彩的衣服，赶上了时尚的潮流。在食用方面，人们注重的是营养，各餐均衡搭配，基本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更有双湖二级公路的建设，打通了与外界交流的动脉，迅速带动南阳经济的发展。不少企业都选择在南阳投资建设，工厂多了，人们不再失业，做到有劳有得。

如今，在南阳的建筑面积不断扩大，一片新气象，不再是以前的老房子。高高的砖瓦房拔地而起，既美观又安全。

在物质得到满足的`同时，人们开始追求精神上的满足，每年春节都会举行一系列当地具有特色的文化活动。还开了书店，在业余时间人们都会去看看书。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开通，使人们获得信息的速度加快，同时也满足了精神需求，无论是在学习、娱乐、做生意都改不少，过上了快节奏的生活。当地人基本都装上了电脑，跨上了信息时代。

农村社会调查报告（范文） 篇5

电子信息学院暑期社会实践课题组

6月29日，我校电子信息分院大学生实践“三个代表”小分队一行10人在 老师的带领下，结合“三个代表”指导思想,前往安吉市地铺镇三官村针对当地村民自治问题展开调查，现将课题组对三官村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议、民主监督四方面情况的调查总结如下：

一、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基础问题，关键要克服瓶颈制约，找准平衡基点，整体推进。

村委会民主选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诸如选举的理念、选举的功能、选举的技术、选举的程序等构成了一系列民主选举中的理论和实践网络。据三官村村委会领导介绍，三官村村委会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经“海选”产生候选人，然后进一步选举出村委会领导班子成员。但是，调查问卷显示，村民虽然都对民主选举这一举措表示赞成和肯定，但村民的法律意识普遍较差，民主选举的主动性和优越性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在调查过程中，该村表现出来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主选举中的瓶颈制约：

（1）法律规定的前瞻性与文化传统的滞后性矛盾。一般说来，法律规定总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与客观现实需求相适应。我国的村级民主选举，本身是一种法治民主的助推剂，它既是对广大农民的培训，也是对整个社会的培训。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带有一定超前性的民主选举制度，推动着我国社会的民主进程。然而，这种推动作用是个渐进过程。一方面，在我国，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客观形势亟需法治民主的深化；另一方面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的滞后性有着较深的传统文化根基。反映在村委直选中，不少选民对村委班子成员的选择并非出于他们的主动，而往往是被“塑造”出来的。对候选人要素重要性的认识远远低于对利益分配的关注或者政治象征背景的联系和与自己的亲疏远近。《村委会选举办法》规定的三种投票形式，流动票箱投票仅作为一种辅助形式，应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但在具体实施中，大多数村没条件进行大会集中投票，而不少村民又不想去固定的投票场、投票站投票，有的地方甚至还出现“卖票”现象。因而，村级民主选举的规定与选民本身的需求明显地相背离，选举中投票率的高低并不能完全反映选民民主意识的强弱。

（2）法律规定的有限性与实际操作的复杂性矛盾。我国农村的民主法治化进程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各种社会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具有不确定性，这一环境下形成的民主选举制度还是初步的，它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因此，《村委会组织法》对民主选举的条文规定不可能顾及全面。虽然地方法规的《选举办法》能给一定配套，但也有不少局限性。在法律法规与实施细则，原则规定与具体措施之间的空隙较大，有的规定过于原则，不便操作；有的虽有行为模式，但没有法律后果；有的内涵模糊，不好统一理解等。这里仅列举几点，以见一斑：一是村委会成员候选人标准难把握。《村委会组织法》十二条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村委会选举办法》第十三条对候选人的推选条件作了细化。如果选举委员会资格审定时，认为虽有被选举权但不符合推选条件的人被海推为候选人后，他可否被确定为正式候选人就比较难把握，尤其是在选举委员会与选民有较大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二是选举中的“拉票”现象难处理。拉票行为，既有正常、合理的行为，也有不合理，甚至带有“贿选”等痕迹的行为，同时又会有两者兼之的。如何界定它们之间的区别加以妥善处理，法律依据不足就带来了选举中的杂音。三是选举结果的有效性难认定。在一些细小环节上难免出现偏差或不妥，有的可以即时得到纠正，有的却事后难以操作，一旦选举结果产生后，如何认定其有效性就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2、民主选举中的平衡基点：

村民直选法律运行的整体功能的有效发挥，关键在于其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中求得自身内部结构的相互协调。因而，在实际中应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1）需求与可能。任何社会关系都需要相应的社会规范加以调整，以维护正常秩序。村委直选的有序性也必须根据农村的客观需要，在“收支”平衡的运行中加以实现。一方面，村委直选具有通过一定法律规范实现广泛的利益需要。另一方面，乡村客观现实应具有支付法律运行成本的能力。因此，在规范民主选举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农村社会需求的各个要素对法律规定的制约作用及相互关系。有时候，就当地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而言，具有规范某个法律行为的需要，但不一定具备其相应的成本支付能力。

（2）效益与成本。在社会支付能力相对不变的情况下，法律的运行成本越低，那幺它的效率越高。村级民主选举的法律效益，应以最低的运行成本来获取最佳的选举目的。使一大批素质较好、群众信赖的农民走上村委会工作岗位，是民主选举最直接的目的，从而来辐射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以实现长远的整体效益。在村级民主选举的法律运行中，如何求得成本与效益的相对平衡，有不少方面值得进一步探讨。

（3）周密与简便。于法周密和于法简便相结合的原则，是农村民主选举中法律运行的内在要求。村级民主选举的整个过程必须一环扣一环，法定的程序不能变，规定的步骤不能少，不能怕麻烦，图省事，更不能走过场。但是受农村客观环境和村民文化心理素质的影响，从选举实践看，能达到同一选举目标，村民更乐于接受简单易行的选举方法。在有些地方推行的无候选人直选，之所以受到农村群众的欢迎，并且取得成功，组织严密、形式简便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3、整体推进——民主选举中的对策措施：

（1）在引导与磨合中，强化村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增强村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是农村民主自治的软环境。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的这种理念与思想，再好的民主选举的法律规定也会走样变形。不断丰富的村级民主选举实践，是营造民主法治环境的大课堂。对于广大村民来说，只有他们认识到自己由权力的对象不同村里不同的条件所决定。

对于实行民主管理，首先要坚持和完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制度。通常人口少且居住集中的村采用村民会议，而人口多且居住分散的村采用村民代表会议。明确规定村民代表会议的人员组成及其条件、职责、权利制定议事内容和议事规则，确定活动方式，活动程序和活动时间，并按规定严格执行。其次，要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本地实际，明确规定民主议事的内容，凡属村务管理的重大事项以及农民关注的

热点、难点问题的处理，都应先召集党员大会讨论，再分别提交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按大多数人的意见实行民主决策，坚决纠正不顾群众意愿而由几个干部自行其是的做法。要实行民主管理，还要切实加强群众对村干部的民主监督。

调查中发现，三官村在自治方面做得比较好。一走进他们村委会的办公室，就能看到整整齐齐挂在墙上的各

种规章制度，就如治保调节委员会成员，治调干部规定，治保调节信息员职责、帮教小组及其职责、护村队及其职责、禁毒禁堵宣传小组及其职责等等。从这上面来看，确实三官村的自治制度是比较完善的，而且操作起来还是比较规范。村里的负责人对我们介绍了他们平常的工作方式，方法。三官村是一个很大的村，总共有600多户，共2800多人，整个村的座落是比较狭长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要召开村民大会是很不容易实现的，因此村里决定什么大事情就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来参考。三官村总共分成16个小分队，每一个小分队的队长要管理人员几十致上百人不等。队长是从他们队下由村民推选上来的，这点做得很民主。村里决定或是传达事情就是通过村长，书记等向队长们来共同探讨，具体的再由队长去负责实施他们队里的细节工作。在三官村村委会的外面有一个醒目的村务公开栏，上面详细具体的把村里的各项计划以及许多村里的开支，收入公布在上面。

为使我们的调查更加完整，我们用问卷的方式从村民口中了解一些情况。通过这个问卷，增加了村领导所采取的一系列做法的真实可信程度，同时也从村民的看法中发现一些存在的问题。调查的一些数据如下：（1）有42.1%的村民说没有开过全体村民大会，有36.8%村民不清楚这点,其它的说开过一两次。（2）有58.8%的村民认为开会的内容是传达中央文件，讨论村内大事，有35.3%的村民认为开会无实质的内容，走形式。（3）有76.2%的村民不知道中央要求实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政策，只有23.8%的村民知道这一点。（4）85.7%的村民认为没有乱收费的现象，只有14.3%的认为有乱收费。（5）农民遇到不合理的负担项目，有50%的人士向上级领导，部门反应，有38.9%随大流，有11.1%选择了拒收，几乎没有人知道会向法院起诉。（6）村民比较愿意统一搞，占了44.4%,另外还有33.3％愿意干部群众干部带头，农民志愿，有22.%的是乡村起头，农民志愿。实际上的时候有一些看法与这个基本相近。

从以上的这些数据可以表明，农民对村里的村务公开等等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甚至还有些人不知道。以后应该是农民们对这些事情多了解了，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总体上村民对本届的村委会还是挺满意的，唯一不足指出，要多对本村，以及中央及地方的文件精神进行宣传，使村民更加的了解其内容，从而可以更好的进行村民自治，取得更好的效果。

三、民主决策在村民自治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实行民主决策，是民主集中制在党委决策上的本质体现；加强民主决策，是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这个重大课题中应有之义，只有提高党委民主集中制的质量，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促进各项工作的落实和经济建设快速发展.我国有八亿农民，实现村民自治是农民当家作主的一种体现，而民主决策在村民自治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首先，决策关系重大，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最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决策的因素更为复杂，民主决策可以将决策失误的风险降到最低点。民主决策对农业更具特殊意义，农产品的生产周期长，往往是一着不慎，几年难翻。其二，决策是群众关注的热点。需要民主决策的事，一般是比较重大的问题，不可能把一些琐事拿来“民主”一番。既然是比较重大的问题，没有群众民主参与，村民自治就失去重心。其三，民主决策影响其它三个民主。决策是否民主，是对民主选举质量高低的检验，所选的村委会成员素质高，决策一般会民主，反之，民主决策就会走形；民主决策是民主管理的先决条件，民主决策才能使决策科学，而科学的决策是有效管理的前提；民主决策是民主监督的重点，如前所述，民主决策对重要事项的决策，当然就是民主监督的重点了。

在这次社会实践活动中，我们对安吉县三官村随机抽选的60位村民做了问卷调查。对“民主决策”所问的5个问题中：

（1）知道本村开展过村庄规划的占53%，其余对此不了解；而对村镇规划75%的村民表示满意，19%村民不满意，其余的则表示无所谓。

（2）对于村里的重大决策应该如何做出？有39%和35%的村民认为应该有村里的领导决定或由全体村民讨论后由领导人决定：另有17%和9%的村民认为应由村民代表或全体村民决定。

（3）在74%的村民眼中在乡村工作的干部是最有影响力的，其余则认为有能力在外面的人。

（4）48%的村民觉得自己在村里的地位一般；38%的村民认为没有地位；另有14%的认为有一定的地位。

（5）50%的村民偶尔被邀请参加村里的重大问题决策；14%被经常邀请；有36%的村民从未被邀请。

应当指出，农村的村务决策均已在一定程度的民主基础上运作，但离有关法律制度规定的民主决策的要求和原则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村民群众对重大村务决策的直接参与远未达到法律和制度规定的要求

首先，按有关法律和制度规定，村民群众拥有自主决定本村重大事务的权利。以上数据表明，并非所有重大村务都由村民群众直接参与决策。在村级事务决策的实际运作过程中，重大村务事实可被区分为二类，并分别采取不同的决策方式。一类为重要村决策，主要由村社区领导集团集体决策。另一类是特大村务决策，分别以不同的方式、一定程度地吸纳了村民群众直接参与议决过程。但是，这种参与的机会不多，而且对决策的实际影响程度非常有限。其次，根据国家制度规定，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是村民直接参与本村重大村务民主决策的主要形式。但在村务决策实际运作过程中，无论是村民会议，还是村民代表会议，均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力。村民会议特别是议决重大村级事务的决策性全体村民会议，因各种不同的原因基本不召开，当遇到与全体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特别重大、复杂的村级事务，往往通过召集村两委会和村民小组长、自然村长联席会议，或村两委会和党员联席会议，有时也召集村干部和村民小组长、全体党员联席会议进行决策。、村领导集团决策村务对民主决策制度原则有一定的偏离

从村领导集团决策的形成和倾向看，未能充分反映村民群众的意愿。按照有关制度规定，村领导集团应在广泛吸纳村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决策。从村领导集团决策的实际状况看，首先应当肯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决策确实是以村民群众的意愿为基础的。然而，从决策形成和决策倾向的角度进行分析，村领导集团的决策是各种机构、组织、群体或个人交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其所作的每一项决策总是代表着一定的利益倾向。不可否认，现实中相当部分的重要决策并不一定反映和代表多数村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

社会调查报告---新农村建设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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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指示，我们这里在开始了建设的步伐。在建设的初期，村上带头人首先进行的是村里的公路建设。只有建立好了这条经济的通道，才能进行我们村的实质性的建设。在建设公路的过程中，当时，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刘启山刘书记对我们的建设做了很大的贡献。

刘启山书记63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他淡泊名利，乐于奉献，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该同志自任职以来，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积极参加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理论、法律水平，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制度，严格执行“两个条例”和“四大纪律、八项要求”。生活朴素、作风正派，用党员标准，用《公务员法》规范行为，正确使用权力。团结班子，摆正位子，维护党委权威。树立勤政、廉洁、高效的政府形象，团结全镇干部，同心同德，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完成了市委、市政府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

在我们建设新农村的时候，由于建设资金严重短缺。尽管我县已建立了“政府补助、部门帮助、社会赞助、群众自助”相结合的投入机制，千方百计筹措建设资金用于新农村建设，但面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庞大工程，这些资金还远不能满足教育、文化、卫生、道路等方面的建设需求。

在资金不足的时候，刘书记的带头作用凸显了出来。他用自己的行动带领大家在困难的时候渡过难关，情真意切，爱心无限，以亲情待人、感染同事与党员。他对同事总是热心帮助。他虽然是主要领导干部，但从不自摆架子。平时总是能像关心亲人一样关心同事，如谁家有什么困难，他总是挺身而出，全力相助；对待同事是这样，对待单位其它党员、职工也是如此，他常说，整个政府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就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也就必须履行一员的义务。因此，他一旦听说有干部职工、党员病了或要退休了，都总能关心并看望。平时有一些老党员退休时到组织部办理转组织关系的手续，刘书记总是笑脸向迎，热情接待，及时办好手续，该同志为人服务的心境和友善态度，深受党员群众的好评。

他这种不为名利的高贵品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客观公道的处事原则，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持之以恒的奉献精神，倾入工作的满腔热情，深深打动着每一个干部职工，也深受党员、群众的好评。

在刘书记的领头下，我们村的新农村建设有了很伟大的成就。村容村貌有了新变化。通过环境整治，道路的硬化、村庄的绿化、河道的净化、路灯的亮化以及断墙残壁的拆除，彻底改变了农村的“脏、乱、差”现象，卫生保洁制度的健全，使环境卫生得到长效管理机制的保障，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群众环保意识有了新提高。通过净化、绿化、亮化、美化工程，群众不但对庭院卫生意识有了转变，对公共卫生也有了讲究，树立起讲卫生、美环境的新意识，形成“人人讲文明、个个爱清洁、户户讲卫生”的良好氛围。

村班子号召力、战斗力、凝聚力有了新转变。在新农村建设工作中，通过各项方案的实施，进一步体现了党员干部的战斗力；在各项实事工程的建设中，进一步提高了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号召力、凝聚力。干部的工作责任心和事业心增强，村班子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作风得到了明显转变。

农村初中体育教学现状调查和分析 篇7

1. 体育中考对体育教学内容的影响起决定性的作用, 造成了内容的单一

由于有体育中考的存在, 教师教学内容的选择都是以中考项目为主。于是教学不可避免地过分强调学生的身体素质, 体育课也因此变成了素质测验课, 缺乏对学生从事体育活动的兴趣、爱好、意识和习惯以及进行自觉锻炼的能力方面的培养。2005年以前, 宁波市的体育中考项目为篮球、立定跳远、长跑。每个学校的体育课都是围绕着这三项进行, 三年一副老面孔。领导眼睛盯着的是这三项的体育分, 教师也不敢有半点的怠慢, 练习的也是这三项。2006年的体育中考项目只有长跑一项, 前几年在三月份出现的初三体育热潮2006年却没有出现, 而初三的体育课又成了全体初三学生参加的长跑训练课。2007年以后到现在都是游泳长跑二选一, 篮球仰卧起坐二选一, 跳绳立定跳远二选一, 于是学生先学好游泳, 然后体育课就是篮球和跳绳旧两样。什么样的中考决定了什么样的体育课内容。这是多年不变的体育课潜规则。

2. 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 导致重智育轻体育的倾向明显

一些学校随意更改教学计划, 任意缩减体育教学课时, 有的学校课程表上安排的体育课时得不到保证, 经常被挪作他用, 或是用于补语、数、英、科学等主课课程, 学生体育锻炼的时间无法得到保证。特别是初一、初二的体育课, 由于距离中考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体育课的地位更是一降再降。

3. 体育教研组建设长期以来相对滞后

笔者调查的几所学校, 都没有单独地设立体育教研组, 而是把体育组归纳入体育艺术组, 简称“体艺组”, 和美术、音乐、劳动技术、信息技术同组。一方面是体育组教师人数比较少, 另一方面也有领导主观上不重视而“一锅端, 大杂烩”的嫌疑。由于这种尴尬的情况, 在组织体育学科校本教研的时候, 陷入了比较难办的境地。出现了活动少、参与率低、质量差等诸多现象。

4. 场地器材严重不足直接影响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学生课外体育锻炼的开展

体育器材管理不善, 一些学校部分常用的体育器材残缺不全, 仅有的器械长期束之高阁, 闲置不用, 造成散失或破损。特别是室内的体育馆或者是风雨跑道的缺乏, 使本地区的学生在上半年的很多时间里没有办法参加室外的体育课, 而室内的体育课又几乎是一个空白, 雨天的体育课经常被挪作他用。

5. 部分学生对体育课缺乏热情, 体育课逃课现象比较突出

通常情况下, 大家都认为体育课是一门比较受欢迎的学科。但是, 实际上在农村初中却出现了新情况, 不少学生对体育课的兴趣并不是很浓厚。特别是初中的女学生对体育课的逃避尤其严重。有些经常称病躲避上体育课, 教师也拿这些学生没有办法。这里固然有教师上课的趣味性和学生意志品质的原因, 但不可否认的是学生同样受升学指挥棒的影响, 对体育课缺乏应有的重视。某些中考科目的教师任意在体育课中叫学生单独辅导或者抽查单词, 这更加助长了学生的逃课意识。

6. 农村初中的体育教学观念没有跟上新课程步伐

体育教学“命令式、模仿式、检查式”的“三式”教学过程, 给学生独立学习的机会很少。在传统的教学模式禁锢下, 学生在体育教学中一直处于被动、消极、受压制的地位, 许多课外生机勃勃的学生课内却变得死气沉沉, 因此必须打破传统的教学格局, 构建适应时代发展的、能够突出学生主体地位的新型体育教学模式。

7. 农村学校的业余训练几近瘫痪

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 家长和学校教师大都反对学生参加学校的田径队, 认为是浪费时间并且会严重影响学业成绩。特别是中考取消体育加分和人们对少体校的认同值的急剧下降, 更增添了举办业余体育训练的难度。还有学校领导者对经费投入的患得患失, 也是一个不小的影响因素。

二、改善当前学校体育工作落后状况的措施

改变中考中对体育课的评价方法。把对体育课的结果评价改为过程评价, 可以改变学校在体育教学中的短视行为。不可小看中考对学校、学生行为的指导作用, 前几年的篮球考试让多少原来根本不可能打篮球的女生学会了行进间的上篮, 并且弹无虚发, 令人叹为观止。而过程评价可以让学生重视每一节体育课, 并且把学生的上课态度作为评价的重要指标。

加强体育教研组的建设, 开展体育教学的校本教研活动。特别是加强和上级教研组的联系, 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 加强体育教学研究。

加大教育投入, 购置必需的体育用品和器材, 建立和完善体育设施、体育器材的维修、保养和使用的管理制度。要有专人负责, 专室储藏。

促进体育教师业务水平的快速提高, 提高体育课的趣味性, 赢得学生对体育课程的喜爱。努力学习新课程的理念, 转变观念, 刻苦钻研。可聘请一些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对青年教师进行指导, 举行教学观摩, 开展优质课的评选活动等, 多渠道、多层次地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和教学水平, 鼓励青年教师脱颖而出。课堂的教学要符合学生的特点, 增加趣味性。

中国社会科学的确立与农村调查 篇8

这段充满感性的记叙，出自因其对中国农村生活的描述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自传。女作家在这里提到她的第一任丈夫、农学家John Lossing Buck（通译作卜凯）作为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教师，指导其学生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进行的大规模农村调查。赛女士的叙述很快转向了对她所知道的中国农民饱含感情的评论——就像在她数年后开始写作的、后来名满天下的小说《大地》三部曲中一样——而对丈夫的工作轻描淡写地带过了。事实上，这个规模空前的调查影响广阔而深远，它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涌现的中国农村调查的典范和代表。正是在卜凯及其拥护者和批评者所塑造的一个新的传统中，产生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农村社会学和农业经济学。这包括界定其研究范围，确立调查与分析的基本方法，并形成一套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叙述形式。

卜凯及其反对者

卜凯是美国农民的儿子，一九一四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专业是农业经济学。一九一六年他作为农业专家受雇于长老会传教使团，被派到中国。虽然赛女士那拥有高端文化背景的父母甚至不认为农业学院是高等教育，但卜凯的确是这种美国特有的新兴学科培养出的优秀人才。不过，他在中国最初几年的工作并不顺利——安徽北部农村的景况对他来说过于陌生，这位单打独斗的年轻外国专家又没有什么来自官方的支持。就像赛女士回忆的那样，卜凯发现“他很难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帮助中国农民”。一九二一年，他受聘于金陵大学，在那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业经济系。在使用美国农业经济学教材进行课堂教学时，他感到这些教材不大适合中国国情，为了取得更切实可用的教学材料——也许真的是采纳了他那在中国农村长大的妻子的建议——他开始指导学生暑期回乡进行农村实地调查。

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卜凯指导学生对我国七省十七处二千八

百六十六个农家进行了经济状况调查，一九三○年他出版了英文版的《中国农家经济》。其汉译本于一九三六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他又主持了对我国二十二省、一百六十八个地区、一万六千七百八十六个农场和三万八千二百五十六个农家的调查，写出《中国土地利用》。有学者指出：“这两次调查是西方学者利用实证方法对我国农村状况进行调查和研究的典范，除东北地区、新疆和西藏等边缘地区被省略外，调查范围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其调查的深度、广度和影响度前所未有。”

卜凯不是唯一一个在中国开展农村调查的学者，曾有统计表明，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五年间，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可能超过九千次。事实上，对农村的调查和分析可能是当时学术界最热门和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陈翰笙及其领导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是卜凯最激烈的反对者，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批评卜凯“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面，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着重研究生产力而不研究生产关系”。社会科学研究所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四年组织了对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和广东“珠三角”地区的三次农村调查，其成果由陈翰笙写成英文著作发表，同样影响巨大。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调查得出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结论，并以为农民受到地主、外国资本和本地官僚买办的三重剥削压榨，已经完全破产，除了造反别无出路，从而为农村革命提供了学理上的合法性依据。

卜凯、陈翰笙以及其他从事农村调查的学者，提供的数据经常有许多差异，得出的结论有时大相径庭。考虑到中国幅员之辽阔及各地农村千差万别的复杂情况，这其实是不难理解的。而重要的是，虽然不同学派（可能还包括政治立场）的学者论争时往往表现出一种你死我活的气势，他们的研究理路和叙述方式却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学者们挨家挨户调查农村的人口和劳力、地权、土地利用、经营和负债状况、作物、家畜、消费、生活程度等内容，制成各种统计表格，并用文字加以概括和说明。除了叙述行政上的疆界和沿革时，几乎没有人引用历史材料、典籍或前人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使用和卜凯等人不同的概念和分析模式，但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他们是参与创造并分享同一传统的同盟者。换句话说，这些社会科学家们理所当然地打败了中国本有的传统，在这片土地上建起了西方的社会科学——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新传统已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以至于在这个时代之前关于中国农村的观点或被彻底遗忘，或被重新诠释。

中国化的社会科学

关于农业问题的探讨和这片土地上最早产生的思想一样古老。“重农”是传统时代所有经济思想的基础和前提，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赵丰田在《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中说清季重农思想，“诸家之说，大同而小异。虽其间不无详略轻重之别，而其始终重农之精神，则前后若一。盖直迄清末，尚不乏所谓‘天下之大利必归农’者。晚清士大夫于变政问题，有唯有否，独至兴农治地之业，则举国若一，人无异议，盖农业国家之国体、文化、思想使然也”。政体的改换并未改变农业国家的现实——这也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社会科学家们所面对的现实。

与他们曾蜂拥到东邻日本去寻求最直截了当的救国方略的前辈不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陆续从欧洲和美国回国的许多留学生首先选择了致力于教育学术界，把他们在西方学到的“纯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植根于中国。初出茅庐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很快意识到他们必须能够运用自己的知识讨论中国的现实情况，否则他们甚至很难被自己的学生理解。在上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对中国大学里那些年轻学科的教学表示不满的声音从未止息，不断有人指出新鲜的西方理论和中国现实之间的紧张冲突。一九二六年，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费舍（Irving Fisher）教授钟爱的弟子何廉受聘于南开大学，雄心勃勃地企图创建他理想中的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模式。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心就是指导学生进行实地调查，以得到可以用来开展研究的材料。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心目中的工厂工业在整个中国经济的画面上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到一九三一年秋，我们决定把实际考察的重点转移到乡村经济情况。我们同时开展三项课题的研究，它们互相联系，相辅相成，为的是完整地了解中国的农村生活与组织，这也是研究所的主要实际考察项目。这涉及到华北地区的农业经济（特别是土地所有权、农业信贷与市场以及合作事业），乡村工业以及地方行政与财政。

何廉曾领导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及其前身），运用他娴熟的统计技巧调查天津这个新兴工业城市中所有的工厂、实业家和工人的状况，而之后他也转向农村。可能现实是，在当时的中国，如果不处理农村，就等于承认自己的研究只以社会的极小一部分为对象——这不符合这些社会科学家对自己学科的基本认识。于是，以现实数据为基础的科学只能在形形色色的农村调查中生长出来。

一九三三年，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的社会学家李景汉把对河北省定县调查七年所得的材料写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出版。除自序外，书前还收录了晏阳初、陶孟和、陈达、何廉和陈翰笙这些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界极具影响的专家的五篇序言。所有序言都强调实地调查的意义，指出这是“系统的科学研究”所不能缺少的方法，并赞扬李书对于筚路蓝缕的“中国化的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序言不约而同地表达出一种“前无古人”的当然认知，其实是引人注目的。这些知识精英中没有人认为，自己与过去两千多年中在各种文集、笔记、奏议和论辩中谈论农村和农业问题的书生和士大夫们有任何共同点。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全新的。早在乾隆年间，朝野对于人口增长和人地矛盾就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由于问题从未得到解决，所以相关的议论也一直延续到清末。传统的读书人，如洪亮吉，他借以议论的知识，混杂地来源于编撰地方史志的经验、实地观察和对古代典籍中相关问题的研究——这种传统可以追寻到明末清初、再进一步上溯到宋代甚至更早。清朝末年的读书人把从不同途径得到的西方知识纳入到这一传统中来，并且往往着眼于国计民生的整体来发表议论。例如在甲午战后发表一部奇怪著作《续富国策》的书生陈炽，他基于农业国家的现实创制了面面俱到的系统理论，几乎对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都表达了意见。但是，他和以他为代表的许多关心农村经济状况的清末文人的见解，在不到二十年后就都被年轻的社会科学家们斥为“鳞爪断碎”、“缺乏系统”，并且充满空洞的想象。

不能仅仅用传统的议论“不切实用”来解释这种现象。晚清士大夫和普通读书人的见解有很多收录于贺长龄、魏源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及其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的各种续编当中。那些文章的作者中有主持具体行政事务的官僚，也有负责经营乡族生计的绅士，而且很多人对于各种知识具备开放的心态。即使只是从古代典籍中吸收来的解决方案，也不见得都比从西方直接拿来的抽象理论更加不切中国农村的实用。更好的解释是，所有和传统有关的知识系统是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旧口号一起被中国新一代的知识精英抛弃的。当时代思潮确定“中学已不能为体”时（参考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载《近代史研究》一九九五年第三期），必须有一个新的传统被建立起来，就像幼苗在一片从未被开垦的旷野之上破土而出，它的土壤是不包含任何知识的裸露的“中国现实”——不管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养料和种子则是具有普世意义的“社会科学”——不管它们来自西方的哪种传统。

被重写的农村

从农村调查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社会科学家，通常只关心如何“科学地”分析和解决中国农村的现实问题，而不注重划分具体学科之间的界限。这是因为在以取得材料为目的的调查实践中，他们很快就知道“学科”的苍白之处——农村问题需要有“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学者必须运用他们所知道的一切“科学方法”，并互相协作。只有“不科学的”才是敌人，并且已经被打败。那个时代最具雄心的一批学者可能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经济学家，因为他们擅长总结各家各派的特点并一一指出其“不够科学”之处，最终证明自己的观点与方法具有“更科学”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取得成功之后（这些人大多数后来都投身其中），他们的基本观点被制度化和官方化，这种对学术史进行线性评述的习惯也被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