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儿童教育理论对当代的启示

论古代儿童教育理论对当代的启示（共8篇）

论古代儿童教育理论对当代的启示 篇1

第一阶段，原始人群时期，大约从200万年至5万年前；第二阶段，氏族公社时期，大约从5万年前至公元前21世纪。第一阶段极其漫长，教育的发展也极为缓慢。第二阶段发展速度有所加快，氏族公社进行了多方面内容的教育活动，具有一定的特点。到了氏族公社的时期，才出现教育机构的萌芽。”

奴隶制国家建立之后，开始形成比较定型的学校，建立了初步的学校教育制度。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相适应，奴隶制时期的教育实际是“官守学业”、“学在官府”的制度，学校都属于官学。我国古代儿童教育首先主要是官办的小学。

春秋战国之际，生产发展，土地私有，经济实力增强，社会斗争激烈，经济的发展使得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实力不仅能养活一大批不从政的脑力劳动者，而且出现了以授徒、教书为业的专门职业。复杂的社会斗争，使得各卿大夫的私门为了和诸侯进行斗争，争相养士，利用士来增强他们的势力。这一时期文化中心迁移，学术繁荣，形成了战国时期学术思想上“百家争鸣”的先声。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转变，以及学术思想的发展，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私学”创设和繁盛起来。虽然各朝都有完整的官学制度，但是直接在官学里学习的人数比较少。官学本身时盛时衰，徒具形式。而启蒙教育的教学又并非官学任务。因此，我国古代儿童教育后来主要是私人教学。也即有了后面我们儿童教育种种变化与发展。

关键词：古代儿童教育影响

一．概念的界定

中国古代的“幼儿”与“幼儿教育”与现代的概念不同。现代由西方传入的“幼儿教育”或者“学前教育”概念特指儿童在3岁以后直至入小学之前所受的教育，并且常指的是正规的学校教育。

中国古代对幼儿年龄的上限规定较晚。“幼儿”：“人生十年曰幼，学。”《礼记·曲礼》。汉郑玄注：“名曰幼时，始可学也。”即从初生到10岁出外上学这个年龄段称为“幼”。但古籍的记载不一致，一般的说法是8岁。朱熹在《大学章句序》曰：“人生八岁，则至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 这里所讲的“幼儿”是一个广义概念，是从初生之时到8-10岁外出就学。“幼学”，即幼儿教育，就是特指外出就学之前所受到的教育。

中国古代的“幼儿教育”，是需要用模糊语言来加以描述的概念，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教育对象广泛，包括社会全体幼儿年龄阶段以内的儿童；第二，教育途径涵盖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把幼儿置身到一个庞大的社会课堂之中，内容十分广泛；第三，在教育方式上，相对地注意到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包含了一定的自然性和趣味性。

需要注意“相对”一词。实事求是地来看，中国的教育一向较少地注意个体的自在意识，而片面地强调集体和国家，在教育过程中总是出现“去个性化”。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有时也考虑到个体之间在水平和能力方面的差异，并提出了“因材施教”等有意义的教学原则，但实际的目的还是取消这种差异，把每个人都塑造成封建统治阶级所规定的标准模式。这一点在普通学校教育中，尤其突出。古代私学较发达，一般有钱人家都会请私垫辅助儿童学习，由于所教人数尚少，老师可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情况予以不同教育方式，已让学生更好地学习发展。同普通学校教育相比，幼儿教育较多考虑到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并采用了具有形象性等特征的教育方式，如：游戏、儿歌、玩具、舞蹈等形式，寓教育于娱乐之中。而且，由于幼儿教育的范围不受地域、时间的限制，因而为儿童成人提供了较多的自由选择的时机。儿童在这种比较自然的机会中可以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天才，而成人也利用这种机会或者施加影响，或者发现儿童的特长。在普通教育史中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同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相比，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教育形式，而这个形式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在一定限度内相对摆脱了封建正统观念的约束，获得了一些自由活动的余地。当然，这种自由的余地是很有限的。

二．古代儿童教育的目的与内容

（一）古代儿童教育的目的：2400多年前柏拉图曾在《理想国》这么说过：“凡是开头最重要，特别是生物，在幼小柔嫩的阶段，最容易接受陶冶。你要把他塑成什么型，就能塑成什么型式。”因此幼儿教育不可或缺，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为了培养美德，儿童们最先听到的应该是最优美高尚的故事。我们要把握好自身的分寸，给儿童带好一个榜样的作用。使国家富强壮大，家庭幸福安康，人民和谐相处。

于社会来说，一个好的幼儿教育机构至关重要，儿童是祖国未来的花朵，美好的未来需要他们来创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富国民强，成就美好未来，必须先做好充足准备，教育好儿童是第一。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弱则国弱。

与家庭来说，把孩子培养成才是每个父母希望并乐意为此效劳一生精力的大事，也是他们值得骄傲的事，所以每个父母都极力教育好孩童，希望孩子能够光宗耀祖，有所成就，从而家庭幸福美满。

与孩子本人来说，自身得到了锻炼与发展，能力提高，对问题的认识加深，精神层面就上升了层次。对未来生活有极大的积极作用，不说学习就一定是一件可以令其衣足饭饱的事，但不学习肯定不行，自己将会在很多方面受到制约。

（二）古代儿童教育的内容：教育内容是通过教材传授给学生的。我国古代儿童教育有其传统教材。即所谓“养蒙书”或“小儿书”之类。我国古代儿童教育传统的启蒙教材多用韵语、诗歌和偶名编写而成。这些教材的主要用途是为了训练识字读书及初步作文的基本能力，进而传授各方面的基本知识。古代的启蒙教材是在封建统治下出现的，就内容说，首先是宣扬灌输封建的伦常道德，培养封建伦常的思想意识。其次要能掌握文字工具，能够认识文字阅读应用，又能掌握一定的自然知识、生活知识与历史知识。再就是在这基础上作深造进修或应科举考试的准备。这些内容在启蒙教材中都分别得到反映。从内容上看，传统的启蒙教材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为综合性的教材。

综合性的教材以它丰富的内容、功用兼备的优势，压倒了其它专门性的教材而最为风行。一般来讲，在学塾的课堂上，都是以综合性的教材做教本，最著名的综合性教材，当然是《三字经》。一般认为它是南宋末年的大学者王应麟所作。《三字经》内容精当、结构精巧、形式精妙，虽篇幅不大，但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知识前人论及此点，无不交口称赞。《三字经》以通俗浅近的文字，叙及人性与教育的关系，自然与社会的常识，伦理道德与学习的方法，无论形式与内容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的社会价值，是宋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私学蒙童的必读之书，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为传统启蒙教材的代称。直到现在，《三字经》的形式和名义依然没有丧失它的活力。

第二类为对儿童进行封建伦理说教的教材。

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即是这个时代的主要教育内容。在封建社会里，培养封建道德意识，纲常伦理的等级道德是那个时代的教育中心内容。

①训释有关性理一类概念的涵义。

这一类型的启蒙教材最有影响的是《性理字训》。它的书名极为准确地传达了它的内容。全篇凡分造化、性情、学力、善恶、成德和治道六个门类，每四字一句，各条少或两句、多则八句。它不求声韵的谐合，所以颇棘唇吻，尤其是它专讲性理，颇为玄奥，从形式到内容都极不便于儿童。尽管如此，由于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这个颇为奇异的读本依然受到人们的赞赏。

②汇编所谓先贤的格言至论而成的。

这一类型最著名的是《增广贤文》。它或辑自雅言，或采录俗语，不拘一格。正因为如此，内容也就良莠不齐，精华与糟粕杂陈，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而不再仅仅一味地宣传儒家的道德思想。人们称它是做人的良方，处世的诀窍。此书自清后期以来，即风靡全国。

③诗歌。

它们用四言、五言、七言写成，内容不外乎入孝出悌、尊师敬长一类，目的是为了规范儿童的行为举止。我国最早的启蒙读本《弟子职》就属于这一类。宋以后越来越多，到清朝更是空前繁荣。这类教材，专门对儿童进行道德说教，要求他们接受儒家。

第三类是历史教材与历史故事书。

这类教材在过去占有重要位置。其主要的要求是用历史或历史人物的“嘉言懿行”来充实并说明封建伦常道德。同时也使儿童从幼时便记得许多典故，扩大儿童的历史知识，从此中亦可以吸取经验并以历史人物作为榜样。

《五言鉴》的作者是万历十一年的进士李廷机，万历三十五年的进士张瑞图进行过修订。它以五言韵语的形式，叙述从结绳之事、年代难详的三皇之世，直到明末的历史。它力图勾画出一个清晰的脉络而又尽量包罗丰富的内容，往往在王朝更代和历朝大事之外，曲为陈述社会和文化的内容。

第四类是专讲名物的（近于自然常识）教材。

这一类主要有宋方逢辰的《名物蒙求》。《名物蒙求》内容涉及天文、地理、人事、鸟兽、草木、衣服、建筑、器具等。在“名物”书中亦仍然提到伦理纲常

之教。

封建纲常伦理始终是封建社会的教育中心。他是为封建秩序服务，同时起着巩固封建秩序的作用。这些在传统启蒙教材上，有鲜明的反映。孝悌仁义那一套。

三．古代儿童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⒈记诵熟读

古代儿童教育在识字和取得知识方面都强调记忆牢固。宋明教育家对于读书方法有许多主张，一般都重视记诵熟读。程颐即说过，“勿谓小儿天记性，所历事皆能不忘。”又认为人有记性有悟性，儿童阶段，记忆力强，因而必须从幼小时便熟读记住，“读多自然晓”（朱熹语）。

⒉潜移默化

古代儿童教育注重“豫”的原则。程颐曾说教育之法，“以豫为先。盖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则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者”。要通过幼时连续不断的习练，使儿童安于所习，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长”的境界。把封建伦常道德具体规定到言动视听行为举止上，身体力行，由习惯化的过程而成为儿童以至成人的自己原来具有的做法一样，读书要精熟到如同自己要说的一样。

⒊循序渐进

王阳明多次提到为学必须循序渐进，不可躐等。他认为教学必须注意“从本原上渐渐盈科而进”，个人的发展从婴儿起到成人有他的阶段性。他说仙家说的婴儿是个好譬喻。婴儿在母腹中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渐渐方能啼笑，能认识其父母兄弟，又改而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到后来天下事无不可能。要顺着他“精气日足，筋力日强，聪明日开”的顺序为学。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应用上要顾到儿童的心理发水平。王阳明认为良知到何水平，便就此水平教学。

⒋培养诱导

王阳明对于儿童教育，提出了培养诱导等方法，这与专门教书背书的记诵教学方法是有区别的，他在这种方法论中，提出了他的“儿童心理”的见解。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己。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他把儿童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比作时雨春风，盎然生意，情意舒畅，而不是冰霜剥落，生意萧索。因之教学必须注意启发诱导。作为教学方法，这较之拘束防范和体罚威迫要好得多，而且也注意到儿童的年龄特点。

⒌寓教于乐。

儿童的心理性情自有其特征，王应麟深谙此理，主张在传授知识、灌输纲常伦理的过程中，顺应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规律，采用鼓舞儿童学习兴趣的方法，使其乐学，日有长进。他的这种主张，体现在内容上，即注重提高儿童读物的趣味。如《三字经》寓忠孝节悌等伦理道德于故事之中，即能使学习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又照顾到通俗性和趣味性，因而备受欢迎。

⒍因材施教

古代儿童教学不是班级制。一般是在总的“教学计划”下各人进展不一，教师分别教学。这种方法实际上在有经验的教师手里有因材施教的效果。因材施教是孔子的一个重要教学原则。他重视了解学生的个性，对学生的个性和优缺点有比较深的了解。孔子在进行教育时，常按照不同情况因材施教。例如：同样问仁、问学和问孝，孔子对每个学生的答复都是对症下药、不相雷同的。因为他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了各个人的长处，使他的学生的成就各不相同。

我国古代儿童教育的经验颇为丰富，其中不无可充借鉴参考之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与教育改革的深入，儿童教育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但是，儿童教育的路程还很艰辛而漫长。我们应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儿童教育的精华，真正了解儿童，了解儿童教育，思考与创造儿童教育的未来。

五．古代儿童教育的历史借鉴

中国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屹立两千多年不倒，必有其可取之处，而教育占其重要地位，首先来谈谈中国古代儿童教育的利与弊，我们应当吸其精华，弃其糟粕，其意义深远而重大。

利：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奴隶社会时已有儿童早期教育的主张,这些主张零散地记载在古籍中。

胎教思想：孕妇要注意外界环境对胎儿的影响，多接近有利的环境影响；注意自我心理调节，保持心绪和顺，心境平和即胎教；注意的事项包含于日常生活起居中，戒过饱，戒多睡，戒暴怒，戒食辛热及野味，宜听诗和琴音，宜看合乎道德规范与要求的图书等等。怀孕期间须得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保持良好的情绪并辅之以知识、音乐、道德的陶冶与教育，才能“生子聪明，才能贤德过人”。而这一点目前秉承的很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愈来愈多的人更加注意这一方面。

早期教育思想：因为婴幼儿处于“学期未充”、“精神未定”的阶段，可塑性大；再幼儿精神专一，教习效果好。爱教结合，宽严相济。这种先入为主的思想早已深深贯彻人心，因此现在有许许多多的针对儿童的课外拓展班，就连广告也都是让儿童赢在起跑线上。但凡事都应把握好度，尊重孩子的自己选择，随他们的兴趣发展，勿操之过急，揠苗助长，而适得其反。

家庭教育思想：古代私学较多，而蒙养学不属官学范畴类，所以一般在家教育，父母教育儿童做人的道理，读书写字，工作劳动，对人尊重等等。而现在大家一昧的依赖学校教育，学校即使分班，每个班还几十号学生，老师不可能顾及到每个学生的情况，对其因材施教，只有在家，父母可以，你们与孩子朝夕相处，要善于观察发现他们的思想近况，每个阶段采取不一样的措施。

教师思想：教师本是一门高尚的职业，是受人爱戴和尊敬的。而现代出现许多新闻报道老师猥亵儿童，这是师德的问题，为人师表不应该这样，社会风气出现乖戾，不忍直视。师道乃传道授业解惑矣，教学生做人道理，率为人先，做一个积极的榜样。而非无所顾忌竟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古代老师也是一般和学生住在一起，方便交流思想，谈论问题，现代来学校只有在上班时间，下课期间很少见到老师，自然与老师交流就会减少，感情就不会特别深切，互相学习的机会也会减少。

弊：古代儿童教育者如父母老师总会有种功利主义的成人化儿童观，总是把自己的希望加注在儿童的身上。不管他们自己的意愿喜不喜欢，不能换位思考站在儿童的角度看其所需，总是说我这是为了你好，我累死累活还不是希望你好，你一定要考取功名，才会对得起我们，施与无穷的压力，而现代更是越演越烈，把人逼疯的都有；古代一般母亲在家负责整理家务，教育儿童，父亲则是在外赚钱养家。而中国古代强调男女有别，重男轻女的思想特别严重，女子一般不让上学，到中国近代才解放这种思想，成立第一个专门女子师范学院供女子学习。儿童应该由父母共同培养教育，这样才能吸收双方的好处，男子刚而不失柔，女子柔而不失刚，互相辅助。而现在出现特别普遍的现象关于留守儿童，父母赚钱养家到外地打工，孩子则交给近亲抚养，由于留守儿童出现诸多问题，大部分犯罪的青少年都是留守儿童或者单亲亦或家庭不和谐，他们缺少爱，希望得到大家特别是父母的爱，多些关心与爱抚，可能世界上就不再那么多犯罪事件。

对待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应该秉承“吸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不能毫无顾虑全接受，而因此丢失美好的东西。凡事多些思考，儿童教育重在眼前，需学校老师社会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共同努力为儿童创建一个美好舒适的学习环境，注重儿童的心理特征和身体发展，为中国的发展壮大共同拼搏。

尾注

1、引自杨汉麟，周采《外国幼儿教育史》广西教育出版社，修订版，第十一页

转引自《1994十大科技成果》载1995年8月30号《光明日报》。据考古学家及人类学家的最新发现，“人猿相揖别”的年代约始于440万年前。

2、引自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三版，第一页

3、引自杨汉麟，周采《外国幼儿教育史》广西教育出版社，修订版，第二页

转引自柏拉图著郭斌和等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5，第71页

参考文献

论古代儿童教育理论对当代的启示 篇2

陶行知教育思想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生活教育,总的来讲即社会就是学校、生活就是教育。他强调生活对教育起了决定性作用,有什么样的生活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陶行知生活教育无论在教育目的、教育方式以及教育途径等方面都和当今的职业教育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它为我国当代职业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有效促进了我国当代职业教育的创新和发展。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对当代职业教育的启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职业教育要将改造生活和民生当作进步的动力

生活教育之所以能够被人们所接受就是因为它关注民生。陶行知看到当时封建教育约束人类自由、忽视人权、限制个性施展的社会现实,他意识到生活教育的重要性,希望能够通过生活教育将人性、人权、个性以及人欲解放出来,让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中进行思想教育,使他们学会生存、学会生活、增长见识。同时,他还认为有什么样的生活就会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职业教育必须要以生活教育理论作为基础,只有不断地在生活教育的过程当中对学生进行职业技术训练,积极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以及科学文化素养,才能有效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创造、确立其人生目标,进而才能有效成就其人生和社会理想。通过这些可以看出,生活教育理论有效适应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时代精神,值得学习和提倡。

二、职业教育要践行知行统一的观点,彰显出其实践性

在知行关系上,陶行知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他认为,行动是认知的开始,一切的认识都源自于实践。另外,他还强调真正的知识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必须要以自身的生活实际为基础,然后再承接他人类似的经验,这样才能有效地适应社会的发展。例如,自己对于一件事情没有任何了解,我们就无法明白和借鉴他人在这件事上的经验。 职业院校的教育方式、教育环境决定了学生获取知识和经验的方式、途径,因此,在进行职业教育时,学校要严格按照学生的生活实际、认识特征以及思想观念, 将学生的兴趣爱好、生活需求、个性特征有效地结合起来,使他们在进行感性认知的同时,也能够学习到理论知识,在现实的生活中能够有效增强他们对理论知识的应用能力,积极拓展学习和实际训练的内容,让学生能够在活动的过程中亲身体验到知识和经验的重要性,同时让他们能够在团结协作中完成任务,真正体验到获得成功后的快乐。所以,在实践中认知,实现认识和实践、思想与行为的有效统一,不仅显示出当代职业教育的办学特色和教育的实效性,同时也彰显出陶行知先生所倡导的“知行统一”的教育观点。

三、职业教育主张“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模式

陶行知先生主张:“教、学、做是同一件事,并非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做上学。”“教、学、做合一”不仅是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方式,而且是当代职业教育的基本方式。它突出强调做是教与学的核心,这进一步强调了教师和学生在教与学之间存在的关系,是当代职业教育模式的进步。在进行职业教育过程中,我们要大力推广校企合作办学的教育方式和工学渗透的人才战略,利用校企合作,能够强化训练、创建培养基地,同时采用工学渗透的人才培养战略,进一步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创新教育方式。此外,职业院校还要严格按照企业的实际需求来确定人才培养的方式,以便制订出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计划,职业院校应当充分关注企业的实际状况,严格结合企业实际实施人才方案,通过学校和企业之间的相互结合,能有效实现功能互补。企业通过参与职业院校进行人才培养的各个细节,能够和学校一起探究和实施课程方案的改革和创新,不仅能为在校学生创建一个实习和就业的良好环境,解决了学生的后顾之忧。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有效实现了教学做的统一,实现了教育和科研等方面资源的结合和互补,极大地促进了当代职业教育的创新和发展。

四、职业教育要以提升生活质量为目的

教育主要是指对人进行教育,其根本也主要是人,终极的目标也是为了人,为了让人能够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人。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强调通过对实际生活的改革和创新来逐步提高人们的生活状况。同时,教育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生活,教育只有经过更高层次的生活才有可能步入更高的境界。陶行知先生表示,真实的生活自古以来就存在,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它都处于不断地变革和提升当中,而为了实现最高层次的生活,也就是为了享受最好的教育,如果为了这个目标忽视了发展的历程和为了发展这一过程而忽视最高的目标,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因此,生活教育就是给生活以教育,为积极提升生活的层次和质量而进行的教育。 从两者的关系来看,教育是由生活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活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而从成效上来看,教育只有经历生活的熏陶,才能彰显实力而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从根本意义上来讲,教育源于生活,生活是教育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动力,不存在脱离生活的教育,没有生活,教育就丧失了其生存和发展的价值,高质量的生活能有效提升教育的发展水平。尽管如此,教育也对生活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生活教育对于职业教育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能有效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进步。而职业教育从本质上来讲,它并不是单纯地局限于教育人们学会生存,更为重要的是教育学生学会做人, 使学生无论在做人和做事方面都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认清做人是做好一切事物的根本,这是有效促进当代职业教育不断变革和发展的最关键问题。

五、职业教育应积极提升学生们的综合素质

当代职业教育要不断强化师资力量建设,提倡聘请劳动模范和高端技术人才来担任德育的教导员,以有效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积极强化高档次职业院校的党团组织的建设,大力培养学生党员。努力结合高等职业院校学生们的个人特征,提升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尽可能地培养学生确立终身学习的思想,努力将他们打造成为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对我国当代职业教育的创新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性意义。在当前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要从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出发,并有效结合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来创新和改革我国当代的职业教育,以有效促进我国当代职业教育的全面发展。

摘要：陶行知先生作为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现代职业教育的倡导者,其毕生的精力都倾注于我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和探索上,其所主张的生活教育理论有效结合了中外教育思想理论的精髓,对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十分显著的指导意义,值得深入学习和推广。

关键词：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职业教育,启示

参考文献

[1]程道明.陶行知教育思想对当代职业教育的启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版),2008(33).

[2]勾长明.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对当代职业教育的启示[J].教育与职业,2010(20).

论古代儿童教育理论对当代的启示 篇3

关键词:教化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5—0191—02

据考证,“教化”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教”的本意是使人明白道理,即“教之也,使识旧事也。”(《周礼·师氏》注);或“教,文之施也。”(《国语·周语》);也即“教者,民之寒暑也。”(《礼记·乐记》)。“化”,古字为“匕”,会意。甲骨文从二人,像二人相倒背之形,一正一反,以示变化。“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羽也,谓之化。”因此,教化方法是指用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对教育对象进行有目的、有组织的理论灌输并使教育对象接受这些思想的一种教育方法。

一、古代教化方法的主要内容

首先,家庭道德教化方法。我国历来把国与家联系在一起,“家齐而后国治”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扩大。故而古代思想道德教化方法最为强调的就是家庭的道德教化方法,注重家族之间形成规范、有序的家庭秩序,以此达到整个社会秩序的整合。儒家思想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要深入人心,就得通过家庭这一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环境来完成它的普及,家庭道德教育有深厚的情感因素作基础,这是其它层面的道德教育所不能比拟的。鉴于此,家庭伦理教化从帝王将相到寻常百姓家无不受到重视,古人认为一个人长大后其道德品质同幼年时养成的习惯关系很大,故“养正当于蒙”。历代统治者采取了编写和普及蒙书的手段让统治阶级所倡导的封建伦理道德产生“先入为主”的效果,为以后成为儒家所要求的贤人君子打下良好的基础。

其次,学校道德教化方法。我国古代学校思想道德教化注重“德育至上”的原则,注重在教学过程中由学者、学校、书院来维系和传承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以学校为载体,把本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灌输给受教育者,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统治者认为要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应该兴办教育,教学为先,官方学校是进行社会教化的最直接的途径。统治者在京师设立官学,在各地方设立郡学、县学,在各乡村设立社学,形成了由低级到高级的金字塔状的官学教育系统,成为官方权力参与和控制儒学教化的最得力的机构。尤其是遍布全国的和普通老百姓距离最近的县学,它是离百姓生活较近的国家权力的代表,更是承担着教化地方社重要使命的机构。还有与广大农民离得最近的社学,社学作为乡村中唯一的国家机构,其职责“启童蒙,正人心、扶世教。”不论官学、郡学、县学、社学还是私塾书院,其内容与思想都牢牢地限制在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范围之内,对民众进行灌输教化,从而把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灌输传播到各郡、各县、乃至乡里村落,使儒学的官学化形态转化为民间形态[3]。

再次,社会道德教化方法。任何个人的存在都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社会对个人有塑造、控制作用,个人对社会也有依赖性,个人只有依赖于社会生产、社会规范才能获得个人的发展[5]。民间的冠婚丧葬、祭祀乡饮等礼仪,一方面对于官方来讲具有强制驯化的意味,是由以儒学所宣扬的价值观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所运作的,其目的就在于用儒家伦理秩序来整合社会,达到举国上下“贵贱有别,长幼咸安”,“一道德、同风俗”的社会理想;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随着生产和生活经验的积累,在生产实践中自发形成的同生产活动、生活方式相关的礼仪、礼俗,如生产交易、服饰、饮食起居、婚丧嫁娶等都有特定礼俗要求,这些礼俗在民众中普及形成民俗,打上了鲜明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印迹。如明朝的乡饮酒礼,既是一种敬老礼仪,也是一种教化活动,府州县一级由地方官主持,乡镇里社由乡约里甲主持,邀一德高望重者为主宾,席间人等按年序排位入座,有过失者坐外围,席间老人要结合乡里道德建设的实际发表训话,坐在外围的有过失者都得站起来听[1]。统治阶级的伦理思想蕴藏于这些民俗风情中,起到了借物晓喻的潜化教育作用,思想道德教育就和政治统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二、古代教化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当代启示

首先,传承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重视方法作用的系统性,形成的教育与感召综合的效力。教化方法之所以在两千多年以来一直都是我国古代社会思想分配的主要方法模式,它是一种具有极强实效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而教化方法的这种实效性的实现并不是单方面的或某一单纯因素所能获致的,而是通过多重社会结构的日常的与非日常的思想分配作用,以及文化传统观念自身的长期渗透达成的。实际上,在现代社会我们过分强调了党的专门机构以及学校的思想教化功能,恰恰是忽视了利用社会力量来笃化大众的思想文化,忽视了社会的思想分配这一功能在日益复杂的现代生活方式中是不可能由单一结构、单一主体所能尽为的。同时,在缺乏有利的群体社会性的保证与维护的情况下,单一模式的效用根本就不可能经历其日益强势的多元文化与价值的冲击,而教化方法重视对社会里良好风气、现象的保护与支持,充分發挥具体事例的社会教导作用,这使得事迹更真实更有说服力。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从根本上讲在于政治社会的主导力量的道德文化的生产力以及自身对之的践行力,但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因素,要形成持久的健康的社会教化功能,关键的还在于是否能够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正如宋真宗疏就说:“夫德教之大,莫若孝弟,若舍此而欲使民从化,是犹释利械而求济于无涯之津也。故宜旌劝孝弟,以后风俗。”[2]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按其所涉及的社会范围和社会途径来划分,则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者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个人出生后的第一所学校,是个人成长的摇篮,家庭教育对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学校教育是人们青少年时期在成长的主要阶段中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在这里受教育者要掌握一定的知识技能,掌握谋生的基本本领,也要塑造完美的人格,锻炼健全的体魄,为进入社会做精神上的准备。社会教育是家庭学校以外的教育,是人们通过单位教育、社会风气、社会舆论、社会活动等所接受的教育,这是一种最广阔的教育途径。

其次,要重视调动对象的主动性,有效引导接受过程中的选择主体性。教化强调的是对象的主动性,强调对象在思想道德教化过程中的接受主动性,对象这种思想道德观念接受的主动性是教化实效的基础性因素,古代教化的实效性从根本上讲在于其所传达思想道德到政治等方面各种观念的价值性与合理性,其合理性和价值形成度越高,教化的实效性也就越强,但是,如果没有方式手段的实效性,这种观念的价值性与合理性的解释和显现无疑要受到相当程度的削弱[4],因此,古代的教化方法十分重视采用各种机制来调动对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特别是化的方法形式,作为一种隐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机制,它所使用的机制都在相当程度能够调动起教化对象的主动性与自觉性,它们大都以感发人的内心情感来引起人们的共鸣,使人们首先在情感上达到对主流思想人动,促发他们去自愿、自觉地接受这些思想观念。而思想政治教育则过分地强调了施教者的主动,忽视了教育对象自身所具有的主体选择性。这导致了我们在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往往是从我出发,而非从对象的各管实际出发,这样方法就成了完成自我工作的一种空洞的形式,无法调动其对象的主动性,致使我们现代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缺失感召力和说服力、进而缺失实效性的困局,在大众看来,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机械的,程序性很强,给我们的教育对象以冷冰冰的感觉。教化方法强调的是对象的主动性,强调对象在接受中的主体性,而思想政治教育在方法设计和选择使用上则过分地强调了施教者的主动,忽视了教育对象的主体选择性,从根本上讲这是没有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本身入手,即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思想教育本身和过程,还是实现思想的对象内化,教化方法在实际运作中强调对教化对象主动性的做法无疑有力地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对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型与创新确实有着重要启发意义。

最后,要变革某些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使其实现创新,以适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的一整套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有些方法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如果把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简单地套用到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去,却不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因此必须赋予其生机和活力,使其适应时代要求。具体说来,要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科学化、现代化、最优化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新的时代课题,网络日益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要借鉴网络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必须致力于以下几点:一是更新观念,充分认识网络,以开放的心态正视互联网带来的挑战,努力掌握网络知识;二是充分利用网络,把握受教育者的思想脉络及其规律;三是运用网络,构建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系统,大力开发思想政治教育软件,使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渠道;四是利用网络多媒体技术,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化抽象为具体,化枯燥为有趣,化不解为理解。应该认识到,网络时代给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努力掌握高科技技术,充分利用高科技技术,才能更好地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务。

参考文献:

[1]完颜绍元.千秋教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64.

[2]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薛秀兰.论我国古代思想道德教化方法的层次性及其德育功能[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8):76.

[4]唐冰沙.刍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创新[J].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06,(12).

[5]刘东辉.中国古代教化方法及其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启示[J].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10):128.

论古代儿童教育理论对当代的启示 篇4

摘要：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极具独创性的思想理论，这些理论的提出来源于其独具特色的创新思维。文章从三个方面研究了毛泽东创新思维对当代大学生培养创新能力的启示：

一、勤学习，重借鉴，在学习借鉴中创新；

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结合中创新；

三、在独立思考中创新。关键词：毛泽东 创新思维 启示

毛泽东是现代中国的一面旗帜。他的一生，他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以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引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深刻地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毛泽东留下的精神遗产是丰富的，它将在我们民族的历史进程中长期发生作用和影响。在毛泽东思想的百花园中，创新思想是一朵耀眼夺目的奇葩。毛泽东的创新思维方法是其世界观、认识论的生动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智慧和经验的结晶。创新是毛泽东构建其思想理论的重要手段。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之所以能不断创新，与其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这种创新型的思维方式对当代大学生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基于毛泽东的创新思维并结合当代大学生的实际情况，试图厘清前者对后者的启示意义，以期能对当代大学生在改善自我思维方法、更好地适应社会等方面产生切实的帮助。详而论之，毛泽东创新思维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勤学习，重借鉴，在学习借鉴中创新。创新主要指在已有事物基础上的一种拓展性的创造性活动。这一活动，既与已有事物有一定联系，又是对已有事物的发展与重构。这就告诉我们必须在不断学习和借鉴前人有益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举凡哲学、历史、地理、政治、文学、经济、军事、宗教、科技、艺术等等无不涉猎，在很多方面有相当造诣。在学习中借鉴，在借鉴中创新，这是他的一种重要思维方法。毛泽东曾指出，在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时，就把《共产党宣言》不知翻阅过多少次。为了写《实践论》、《矛盾论》，他曾集中研读了一些中外哲学著作。因为要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也认真研读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军事学著作。为了借鉴历史经验，他又把郭沫 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定为延安整风的必读材料，提醒全党决不能走李自成的失败之路。他还经常借用中国古书中的文章、诗句和典故，来阐明和概括党的思想理论、政策原则和工作方法，形象生动，令人耳目一新。

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增强科学研究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特别要积极提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的同时积极推动协同创新”。

当代大学生面临的是一个日新月异、快速发展和变革的社会。知识和技术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知识更新的周期也在不断缩短，因此，这就要求大学生在学校教育之外必须将学习常态化——亦即将学习贯穿于整个人生过程和社会活动之中。唯有在不断地借鉴和学习中，大学生才能逐步达到运用所学的知识创造性的发现、解决实际问题。

[1]

二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结合中创新。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在创新实践中发展理论，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创新的最佳途径是了解与接触实际，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重要来源。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它一定是对前人正确思想的继承，更是对前人错误或过时思想的纠正与超越。毛泽东始终坚持把马列主义作为观察、考虑和解决中国问题的锐利武器，但同时他又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地理解和搬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

1960年毛泽东讲过一段十分透彻的话，他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他特别指出，“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2]基于此，毛泽东一向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便看到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为了以苏为戒，避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重犯苏联的错误，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进行调查研究,最后在此基础上写 成《论十大关系》一文,提出了许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可贵的指导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惟书、不迷信权威，善于将马列理论与我国国情和发展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种结合中不断形成新论断、开拓新局面，这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基本方法。

大学生是青年群体中极富创造力的优秀群体，是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准主力军。作为一个精英群体，大学生已经在学习中掌握了较为丰富的理论知识。但是，若要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运用已经掌握的理论并能对已有的理论进行突破和创新，就必须带着这些理论走出校园、走向广阔而多彩的社会，在实践中检验前人的理论。当前，我国正面临深刻的社会变革，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和矛盾，社会实践活动有助于解决大学生对现实社会中诸多问题和矛盾的认识。带着理论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实践中检验和理解理论并敢于对前人的理论有所突破，这是当代大学生提高社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必由之路。

三

在独立思考中创新。平心而论，创新的最大困难，并不在于已有理论的权威性，而恰恰在于能否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客观事实进行独立思考与辩证思维，做不到这一点便难有创新之举。毛泽东在独立思考中的创新正是从这方面为我们做了实证与演绎。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就是因为坚持了以客观实际为依据、坚持了独立思考才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

1930年，红军在围剿中遭受了重创。此时，在红军内部存在某种严重的悲观情绪。在这个大背景下，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首先明确地否定了在中国实现类似于欧洲资本主义各国革命的那种在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认为这种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其次，毛泽东提出的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最重要因素的著名论断，他主张以农村为中心，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也就是在实际上初步地提出了以农 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为了实现这条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他说: “ 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3]毛泽东的这一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初步理论，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等文章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并逐步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可以说，正式因为毛泽东坚持了独立思考才实现了军事思想的创新，并最终为中国的革命斗争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些军事思想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是极其巨大的。

时至今日，当代的大学生是否还需要独立思考的精神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温家宝曾指出，“青年要善于独立思考，从年轻时就要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学会判断事物的真伪。靠思考了解事情真相，做出正确判断；还要勇于创新，不墨守成规。”苏格拉底说“未经思索的人生不值得一过”。身处剧烈的社会转型期，独立思考毫无疑义地理应成为当代大学生最重要的品质之一。独立思考是不受外界左右，遵循事物的科学发展规律，努力创造打破陈规的思想。它是发展创新的前提；它是保持自身特有文化气质的必然需要；它是任何不良因素试图影响机体的缓冲地。在我国现在的高校中更应当提倡这种精神。现代社会是一个不断变革和发展的社会，这就凸显了创新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得作用，而独立思考便是一切创新的前提，没有独立思考的创新是不可想象的。

十七大报告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5]江泽民亦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6]作为精英群体的当代大学生理应在不断创新中肩负起国家和民族复兴的重任，而毛泽东的创新思维对当代大学生培养创新意识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这亦是本文研究的中心所在。

[4]参考文献：

论古代儿童教育理论对当代的启示 篇5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司法官员之一,包拯曾经树立了一个伟大的司法形象,对包拯的司法形象进行分析研究,可以给我们今天的`司法道德建设以有益的启示.

作 者：张友连 ZHANG You-lian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法学院,江苏,苏州,215006 刊 名：合肥教育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FE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年，卷(期)：2003 20(1) 分类号：B82-051 关键词：包拯   司法形象   司法道德建设  

论古代儿童教育理论对当代的启示 篇6

摘 要：青年成长成才的思想是习近平青年观的核心。习近平青年观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青年历史地位、青年价值取向、青年培养目标及青年使命做了新的诠释。对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具有指导性意义，当前大学生应以此为方向，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练就扎实的专业本领、承担书写中国梦的新使命。

关键词：青年教育观；大学生；成长；启示

青年是推动国家发展的保障，是社会进步的力量。总书记高度重视和关心青年，多次在国内外重要场合，通过多种形式强调青年教育重要性。明确了当代青年教育方向，为青年成长成才提供科学路线。高校大学生青年，更是担负着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重任。更应深刻领会总书记青年教育观的精神内涵，从中收获成长成才方法论。本文在研究习近平青年观的基础上，试探讨与思考其青年教育观对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启示。

一、习近平青年教育观的主要内容

总书记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提出“三有”青年的培养目标强调以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作为培养时代新人的着眼点，其青年教育观的主要内容包括青年历史地位、青年价值取向、青年培养目标及青年使命。

（一）青年历史地位

青年群体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重要基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力量。“巩固和扩大青年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战略高度。关爱青年既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战略考量，也是长期执政的执政责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已经成为全体中国人民“正在做的事情”，也是广大青年创造历史面临的现实“际遇和机缘”。习近平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广大青年是生力军和突击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将在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人类和平与发展命运共同体必将在青年留学、交流中构建。

（二）青年价值取向

青年的价值观不仅关乎“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主体判断，更是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有效推进青年教育工作的切入点，是青年价值取向应坚守的标杆。

（三）青年培养目标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八大以来便开始对“新时代培养什么样的青年”这一重要课题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探索。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三有”青年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写进了党的重大报告，明确了青年培养目标。

（四）青年使命

中国历史的舞台上，青年是有担当有作为，为国家的救亡图存而奔走，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从青年的思想启蒙到彻底投身到“振兴中华”的革命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年们始终围绕民族伟大复兴这条主线。而时代发展到今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中 国梦”是有志青年代际传承的时代主题，更是神圣使命。

二、习近平青年教育观对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启示

大学生是习近平青年教育观的重要目标对象，也是习近平青年教育观的重要实践主体。习近平青年教育观给大学生成长成才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一）坚定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个人成长成才的精神支柱，能以无形的力量指引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青年正是引领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在价值多元、文化交锋、观念多样的复杂时代条件下，面临一些道德缺失、信仰迷茫精神家园荒芜等问题，针对此问题，广大青年，尤其是当代大学生应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个人、社会、国家崇高理想信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精神引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扎实学习本领

一个人有本领、有能力，才能成就美好的未来。但是本领不是?c生俱来的，它需要不断学习。习主席告诫广大青年要把握好学习的黄金段，“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的观念，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学习是青年大学生在时代变革中应对社会的重要途径，青年学生要不断加强其理论和实践学习，扎实学习各项本领，才能稳步走向社会，才能扛起中国发展的大旗。

（三）担负历史使命

青年作为时代的“晴雨表”，应自觉承担时代赋予历史使命。“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当下，青年，尤其是青年大学生应该承担的国家责任就是中国梦的实现蓝图，大学生使命的实现必须与国情、党和人民的事业相结合，才能是最有意义的自我价值实现过程。对此习近平说过：“当代中国青年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投身人民的伟大奋斗。同人民一起奋斗，青春才能亮丽；同人民一起前进，青春才能昂扬；同人民一起梦想，青春才能无悔。”青年大学生需要正视自己的不足，查缺补漏，断完善自我，不断为自己的不足找方向、找目标，缩小差距，方能在中国梦征途中书写辉煌的人生。

习近平青年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青年思想与当代中国青年和工作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青年思想的最新成果，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广大青年大学生应以此为指引，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练就扎实的专业本领、承担书写中国梦的新使命。

参考文献：

论古代儿童教育理论对当代的启示 篇7

1 美育的思想基石:仁

众所周知,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这一思想在孔子那里以全新的思想内涵被提出,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得以完善,并在“仁”的思想之上构建其它思想,他的美育思想也是深深地根植于其上的。对“仁”的思想探讨,自然会有助于了解孔子的美育思想。

纵观孔子“仁”的思想的形成过程,不难发现,它是在对先前周礼改造的过程中生发出来,并不断丰富完善的。孔子虽然声称自己“述而不作”,但是他在政治活动和教育实践中极力推行周礼的同时也在做着非常重要的改造工作,孔子不仅为周礼注入新的思想,而且提升周礼的内涵。在孔子之前,“礼”具有社会生活的仪式化,其目的就是为了调整和规范上下、尊卑、贵贱、亲疏等各种等级关系。“周公通过‘制礼作乐’,将上古祭祀祖先、沟通神明以指导人事的巫术礼仪,全面理性化和制度化,以作为社会秩序的规范准则,此即所谓‘亲亲尊尊’的基本规约。”[1]其内涵是建立在天命神权的信仰基础之上的,仍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宗教色彩。虽然孔子认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极力主张恢复周礼,但是他已经觉察到对传统的继承也应该有所“损益”,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可见孔子在“从周”的过程中,也以“损益”的方式阐发了自己的主张和思想。

孔子将周“礼”完全社会化了,它成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纽带和不可或缺的生存方式。“礼”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在《论语》中“礼”出现了75次。如“博学以文,约之以礼。”(《论语·颜渊》)“克己复礼”(《论语·颜渊)“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等等。可以看出,“礼”的内涵已经更加明晰化了,成为更注重社会意义的规范。

而如何让人自觉地遵守“礼”呢?这是孔子思考的中心问题。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有了优良的道德品质,他就会自觉地遵循“礼”的规范了。孔子就将这优良的道德品质称之为“仁”。于是,孔子就探索如何将“仁”的道德品质渗透到个体的人格中去,从而灌注于人的行为规范中去,也即“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孔子“把个体和社会的发展放置在血缘关系所产生的亲子之爱的基础之上,极大地突出了人的相互依存的社会性。”[2]孔子认为“亲子之爱”是维系家庭的情感基础,是“仁”德的基础,同时它也是一切社会情感的基础。因此,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所以,有仁德的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孔子将这一过程推演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从孝敬父母的“亲子之爱”推演到“泛爱众”的“仁”德,这不仅为“仁”德寻求到坚实的人性的情感基础,而且也将狭隘的家庭伦理道德提升到人类相互友善的社会伦理道德上来,这无疑是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

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首位的。孔子曾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可见,只具有了仁德,礼乐才有意义。而仁德又非生而有之,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通过后天的教育逐渐培养,礼乐又成为培养仁德的手段和方法,也即通过“礼”修其外,“乐”治其内的美育来完成。孔子就是以仁德为指导,以礼乐为手段形成了其美育思想体系。

2 美育的形式:礼乐之教

孔子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并且他将其美学思想自觉地运用到教育实践中。礼乐之教成为孔子教学实践中的根本途径和方法。孔子认为礼教与乐教不仅关乎一个人的道德品格的培养和形成,而且也涉及到社会能否正常运行的重大问题。“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孔子认为,礼的作用是从人的外在行为上进行规范,而乐的作用则从情感上陶冶人、感召人。“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礼记·文王世子》可以说是对孔子美育思想的最精准的概括。孔子的弟子子路曾经问孔子“成人”的问题,孔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孔子认为,人格道德的完善,不仅要具有智慧、理智和勇敢,同时也应当多才多艺,通晓礼乐,这样才算是“成人”了。

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仁德是其核心。因此,教育也应当用道德去引导人,用礼来规范人,也即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而这种教化,总让人有种被束缚的感觉,不易形成自觉的、主动的行为规范。于是,孔子认为,文学艺术在教育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教育方法,将诗与乐同礼等量齐观而并用。所谓“兴”,包咸曾注释:“兴,起也,言修身先当学诗;”所谓“成于乐”,刘宝楠注解为“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论语正义》)可见,人若“立于礼”,形成良好的道德规范的过程中文学艺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正是通过感发人的心灵和智慧,改变人的性情,从而自觉接受并主动实行道德规范。

艺术何以能感发人的情感的同时培养起人的道德感呢?孔子认为,艺术不仅具有审美功能,并且还包含着道德因素。艺术的优点就在于在审美的过程中培养了人的道德品格。孔子认为,“《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孔子虽然肯定了《武》乐音律优美,但却“未尽善”。原因就在于它歌颂的是武王伐纣的故事,与孔子所谓的仁义之道相悖。而《韶》乐则是对尧舜禅让之德的颂扬,它契合了孔子的仁义思想,孔子称赞它至美尽善。同样,孔子曾评论《诗经·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这首情歌虽然抒发了男女之爱,但是表现出来的情感适度而和谐。孔子认为,《关雎》不仅能感发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之情,而且也能让人们保持理性的克制,不会有悖于伦理道德。相反,孔子认为“郑声淫”,应当“放郑声”(《论语·卫灵公》)。“淫”有过分泛滥和淫靡之意味,不符合孔子的“中和”之美。孔子正是从诗乐的审美和道德教化功能出发来展开他的审美教育的。

孔子通过这种美育方式不仅培养了杰出的弟子,同时这种美育的方式也得到其弟子的承传。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

从这段师徒对话可以看出,孔子的弟子子游也已经在采用“弦歌之声”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了。也就是说,这种礼乐之教已经成为孔子及其弟子的一套非常成熟的美育方法了。而这种美育思想非常切合现代美育的思想。现代美育思想就认为,“美育可借助自然美、社会美与艺术美的各种途径。但其最主要的途径则是运用艺术美的手段。”[3]

3 美育的目的:“文质彬彬”的君子

在孔子的美育思想中,“君子”是他培养的理想人格。在孔子心目中,君子是具备仁义、礼乐美德的完人。因此,在《论语》中,“君子”一词出现的次数达107次。这些大多是围绕君子各种品质、人格修养、行为规范等展开讨论。“君子”一词虽然并不是孔子的首创,据余英时先生考察,“‘君子’之逐渐从专指身份的概念到取得道德品质的内涵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大概在孔子之前就已开始了,但是完成在孔子的手里。”[4]也就是说,从孔子开始,“君子”以其承载着品德高尚、人格完整、积极进取和历史使命感的内涵而稳定下来。纵观孔子对君子的讨论,君子应该有着如下品质:

首先,君子要“文质彬彬”。孔子认为,君子要内外兼修,既注重外在的行为规范,同时也要具备高尚的品质。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为政》)可见,君子就是“经过儒家文化的教育熏陶,并且在道德修养上下过体认工夫的人;是一个既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又有着美好道德品质的全面发展的人”[5]也即是,不仅内在修养好,而且又通晓诗书礼乐,这样才能成为文质并茂的君子。

其次,君子诚信以立命。孔子认为诚信是君子安身立命的重要品质,因此,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其中,“輗”“軏”都是车上非常关键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些,就无法套住拉车的牲口,车也就无法行驶。对一个人来说,没有了诚信,他将在社会上无法立足生存。特别作为一个行政官员,更应该以诚信为本。“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依于衡也,夫然后行”。(《论语·卫灵公》)可见,为官者,只要言行一致,就是在野蛮人的国度里,也能行得通。反之,就是在本乡本土,也是行不通的。所以,孔子反对花言巧语,他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孔子更看重“敏于事而慎于言”的人,这样的人才会“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所以,孔子的弟子谨记老师的教诲,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再次,君子应重义轻利。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都在做着一些取舍的选择。对于“义”与“利”的取舍,孔子将它视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风水岭。孔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也即是说,君子对待天下的事情,没有硬性规定的如何去做的,而应当以合理恰当的方式去做。那么何为“义”呢?韩愈注解为:“行而宜之之谓义”。(韩愈《原道》)就是以仁德为原则做事情就是“义”。可见,做事符合“义”的标准,就是以道德规范要求为前提做事。与之相对应的“利”,是从个人的私欲出发去做事。孔子认为君子道德高尚,不应该以破坏公正的道德规范做代价来满足一己之私欲。所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正是这种境界的不同,君子做事时应当择“义”而为之:“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这里的“道”,就是符合“义”之“道”。当然,孔子并不是完全反对求利,他曾有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所谓“可求”就是,合乎于“义”。如果有悖于“义”,则“不义而福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可见,孔子以身作则,躬身树立了君子的风范。

正是孔子对君子的推崇和塑造,君子这一形象无论从外在的行为规范还是内在的道德涵养,都成为后世人们普遍认同的理想人格。而孔子的美育思想,也成功地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君子。他们有着“浩然正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了民族的发展不惜“舍生取义”。他们的高尚品行,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中最光辉灿烂的的一面。他们优良的品行不仅影响了过去的人,影响着当下的人,而且也会永远影响着未来的人。

4 对当代大学美育的启示:德、智、美和谐发展

孔子及其所处的时代已离我们越来越遥远了,而孔子所留下的思想却经过历史的酝酿,成为了我们民族行为和观念的思想依据,成为优秀的传统美德。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下社会物欲横流的诱惑扭曲了人们的价值取向,传统的优秀品德在以市场为导向追求利益的思想影响下慢慢淡出,甚至大学教育也不断地走向了功利化,这就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这些社会问题折射出社会道德教育的滑坡。这确实应该引起我们对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教育的反思。“市场经济假设的商人,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人,在这个转型时期,市场关系又是一种纯粹的物质利益关系,导致人们过分追求私利,而淡忘了传统中的尊老爱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优秀的美德。”[6]可见,市场经济一定会对传统道德产生冲击,那么,减少这种冲击的有效方法就是加强非功利化教育,尤其是审美教育。而孔子的美育思想可以给我们很多方面的启示。

(1)加强大学生的道德情感美育

大学生一直被称为天之骄子,然而当代大学的整体道德水平出现下滑的趋势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很多大学生人文精神缺失,导致缺乏传统美德和公共道德,价值观上表现为金钱至上,生活中又常常表现为唯我独尊、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等不良个性,而这些表现恰恰折射出道德情感美育的缺失。

孔子的美育思想就是培养和塑造一个完整的社会人,一个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我、人与他人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社会人,这样才有利于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这个完整的人是有“仁德”的君子,他要有“泛爱众”的内在情感道德,并通过“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立立人,已达达人”的行为付之于现实生活中。因此,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成于乐’的‘成’指的是人格上的圆满、成熟和完成。”[7]可见,孔子认为,君子的道德的完善与审美教育是密切相关的。

在现代大学美育中,也应该更多注重对大学生进行情感化的道德教育,而不是道德上的说教。将道德教育渗入审美的情感教育之中。人类的情感是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的体验和态度。而美育的主要特点就是通过情感教育来感染和打动人,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朱光潜先生就认为:“美感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美感教育的功用在于怡情养性”[8]因此,在现代审美教育中,将道德内容以美的形式呈现出来,通过审美形象教育学生,引导学生感受美、欣赏美,使其在审美的情感体验中自觉接受道德教育,从而潜移默化中达到陶冶情操、净化学生心灵的目的,激发学生对美好情感、高雅情趣的追求,自觉塑造美好的道德品质。

(2)培养学生“乐知”的兴趣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受大学教育的大学生数量也是首屈一指的。然而我国在科技、文化创新方面却与大学生数量反差很大,这种现象也反映出我国大学教育智力教育方面的缺陷。由于受功利观念的影响,很多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不是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出发进行学习,而是追求专业对以后职业的影响。如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是现代审美教育的重要课题。

孔子一向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孔子看来,乐于学习才能推动学生主动地学习。因此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论语·雍也》)。陶行知认为:“学习有了兴味,就肯用全副精神去做事,学与乐不可分”。可见,兴趣对学习的重要性。孔子就在这方面给后世做出了榜样,他曾自我评价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用功读书便忘记了吃饭,陶醉其中,竟忘了忧愁,甚至不知道衰老的到来。孔子知识的丰厚、思想的渊博,就来自于他对学习的无比热爱,这是一种自觉的、主动的学习,并且快乐不已。孔子经常教导学生:“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而如何培养学生这种学习的兴趣呢?孔子的弟子颜回深有感触,“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可见,孔子通过“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的方式来启发学生从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的。

当代大学教育模式似乎并没有继承孔子这种教学理念,而是以填鸭式教学为主要手段,以现代工业生产式流水线的程序进行教学。这种教学方法只是注重知识的灌输,缺失了对学生兴趣的培养。学生则单纯地接受老师讲授的内容,很多学生不去思考学习内容的“所以然”。孔子非常反对这种学习方法,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而当代大学生却经常出现思想的惰性,缺乏对知识思考探究的主动性,这也是造成我国大学生创新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当代大学教育,应当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培养大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思考和创新研究能力。

(3)提升大学生的审美情趣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接受大学教育的人也越来越多。然而,据调查,很多人特别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的幸福感非常低。这除与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有关外,也折射出现代教育中对大学生审美情趣培养的缺失。审美情趣的缺失,往往会造成人们对生活幸福感知度的下降。观察当代大学生的生活不难发现,很多人非常功利而务实,他们往往追求物质的奢华,关心职业的经济价值,而很少人关注心灵和精神的真正需求。于是,在大学中,应用性专业受到青睐,高薪职业受到热捧,而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规模也日渐萎缩。同时,大学生的审美能力普遍下降,审美情趣也随之降低。

孔子非常注重人的审美情趣的培养。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文质彬彬”,不仅具有远大的理想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渊博的知识,而且也应当是一个会生活、懂得生活的有情趣的人。孔子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观点,“游于艺”“不仅是指掌握射、御之类的各种技艺,而且是指在这种技能掌握中获得的自由的感受,这其实就是艺术创造的感受,亦即是审美的感受。”[9]在“游于艺”的过程,正是人处于一种精神上的自由状态的时候。孔子似乎也感觉到人是理性和感性的统一体。在理性的支配下,人要“据于德,依于仁”,受到道德规范的约束,但人又是一种感性的存在。正如德国美学家席勒所说那样,“在美的观照中,心情处在法则与需要之间的一种恰到好处的中间位置,正因为它分身于二者之间,所以它既开脱了法则的强迫,也脱开了需要的强迫。”[10]“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可见,一个人拥有审美情趣,懂得去欣赏美,不仅可以进一步完善人格,成为一个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完整的人,而且也能够享受审美带来的快乐。

审美情趣的培养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但是审美情趣的缺乏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幸福的感知度。而人的感性的审美情感被忽视也会导致人过分的理性而变得冷酷无情。而人自身的理性与感性的失衡也会对社会的和谐构成潜在的威胁,从而最终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大学教育中,应当加强对大学生的审美情感教育,以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在大学的课程设置方面,应当适当加大人文教育力度,增设一些有助于提升大学生人文修养的文学、艺术课程,这定会在提高他们专业技能的同时也培养他们的审美情趣,让大学生走入社会后成为会生活和享受生活的人。

5 结语

总之,孔子的美育思想极其丰富,它对后世产生了非常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虽然当下的社会已经与孔子所处的社会在形态上相差甚远,但是教育所面对的对象却没有改变,而且如何培养一个完整的人的教育任务也没有发生的改变。反而,由于社会快速发展,当代大学教育趋向于功利化,出现了美育的缺失。在这种情况,孔子美育思想的重新发掘和借鉴变得尤为重要了。

摘要：孔子作为我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其思想丰富而驳杂。他在教育实践和教学理论的探索中,形成了独特的美育思想。本文从孔子的美育的思想基础、美育的形式、美育的目的以及其美育思想对现代大学教育的启示着手,探讨孔子美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关键词：孔子,美育思想,大学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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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曾繁仁等.现代美育理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90.

[4]余英时.儒家“君子”理想,载中国思想的传统及其变迁[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40.

[5]任继愈主编.孔子与儒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3.

[6]胡林英.道德内化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37—138.

[7]李泽厚,刘刚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20.

[8]朱光潜.朱光潜美学论文集(第二卷)[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505—506.

[9]李泽厚,刘刚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21.

论古代儿童教育理论对当代的启示 篇8

【关键词】郭沫若；成长经历；当代教育；启示

郭沫若是我国伟大的诗人、戏剧家、历史学家、古文学学家、书法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郭沫若的一生虽然并没有过学校教育的实践活动，但由于他少年和青年时期一直在接受着中国封建家塾教育、中国近代新学校教育，在教育问题上反映着诸多的教育思想，因而他的人生经历为我们今天的人才培养提供了一种思路。

一、彰显“以人为本”精神

郭沫若四岁入家塾，接受了长达九年的传统封建教育。童年的教育留给他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特别是前五年，他认为家塾中所受的完全是一种非刑：从教育内容到教育方法，都是对少年儿童身心的摧残。在家塾里，读的是枯燥无味的《易经》、《书经》、《周礼》、《三字经》等等，“读不上三天，便逃起学来”除了读经以外，还要受诗的刑罚，做对了，讲平仄虚实，做试帖诗，“做不出来是不准你出去玩耍的，由上午坐到下午，由下午又坐到黑，仍然做不出来，那就只好流眼泪了。”在教育方法上是“扑作教刑”，以及其它各种刑罚如罚站、罚跪等等。而这一切，与封建时代“读书是为了做官的。你要想做官，那就不能不挨打”，“打就是当时的教育”等密切相关。 这种对儿童进行心灵折磨和肉体摧残的教育，是中国封建家塾教育的一个明显特征。

到了今天，教育的内涵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学校教育主要还是课堂、教师、书本三中心。“灌输式”、“填鸭式”、“死记硬背是式”充斥着整个教学过程，师生关系处于单向传输状态，缺乏学问探讨和情感交流，从而导致“教”与“学”的分离，由于教学方法的陈旧，很多学科知识没有用创新的方法传授给学生，让学生感到课堂的枯燥乏味，不喜欢学习，逃课、考试作弊现象严重。孩子们除了平时接受学校教育外，课余时间还被强迫学习诸如：古奥难懂的奥数、机械呆板的作文套路以及技能式的钢琴、书法等。这些撇头撇脑就搁在儿童的头上。这种“剪刀绳索”“脚带腰缠” “髡首阉割”式的教育模式完全无视受教育者的精神活动和主观意愿,把他们当作可以任意修理,任意驱使的对象，严重阻碍了他们自由天性的健康成长。这实际上也就背离了“以人为本”的现代理念。

“以人为本”在教育上体现为按照“人”的要求积极培养人，全面发展人的素质教育；在教育内容上要求“德育”、“智育”、“体育”各方面都要顾到，江泽明早在《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上的讲话》中就指出“要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统一起来”，这样教育知识便趣味丛生、包罗万象；在教育方法上教师应逐步转变观念，由“被动教师教”转变为“主动学生学”，由“学生学习的评判者”转变为“学生发展的促进者”。所以，目前学校更应在启发诱导式教学方面多努力，以学生为主体，教给学生以方法，适当引导、启迪学生美好的心灵，挖掘其内在潜能。相對于压抑个性意识，不以人为目的的封建传统而言，这种重视个人才干，有意开发人的潜能，使人的丰富性、多样性得以充分体现的现代精神渗透着强烈的反叛性。它与中国封建社会给知识者限定的“学而优则仕”的唯一性选择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抗；体现了对个体生命的珍重,对每一个“个人”生存、发展的合理性的确认；其本质上即是一种自由意识的觉醒。这种诱发式、感应式、培养式的方法,是基于对教育对象个体生命的尊重。施教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强制与被强制的关系。只有在这种关系中,受教育者才能在教育过程中体会自主精神始终存在的快乐,而不是被动地被管束、被驯化、被装在容器中扭曲、变形。由此，基于这种教育的受教育者才能得到充分的自由、产生巨大的动力。

二、重视学生健康心理的培养

在郭沫若7、8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感受到“堂嫂的两只手掌带着粉棠花的颜色。我在这时突然起了一种美的念头，我很想去扪触那位嫂子的那粉红的柔嫩的手。”他在记述少年时攀援竹竿的活动时也说：“有一次我就因为在那上面休息得过久，竟很奇怪地感觉这不可言喻的快感。快感过后，异常感觉着疲倦，便和熟落了的苹果一样滑落下来”这是他早期性朦胧的意识。在学校经常与那些欺压学生、滥竽充数的教师作对。曾几次被学校斥退，但这些阻挠丝毫没有压制他的叛逆精神，正如他所说：“斥退！这是最严重的刑罚！在当时就好像由秀才变成白丁一样”“自从遭了一次斥退之后，我的性情愈见有意识地反抗地向不良的一方面发展，——我纵横是破了脸的，管他妈的！这样的想念怎么也离不开我的心坎。”潜意识的性朦胧和本我的反叛意识在少年郭沫若心中滋长着、充斥着，其内心的矛盾没有可以化解的地方，放学以后就只有游荡、打架、闹事甚至被坏人引诱。

同样，“心理危机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今天的青少年，甚至更为严重。极大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使青少年的生理期和心理期逐渐早醒化、复杂化。“十几岁的少年在情绪上是不稳定和易罹病的”，教育工作者尽管有这方面的意识，但由于工作中的无能同样造成学生失足而且越陷越深，学生犯罪频频发生。同时，“谈性色变”的定势思维仍致使现今的性教育领域几乎一片空白。据全国妇联2008年2月27日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在选择的303名父母都在外打工的年龄为11~16岁留守女孩进行的一次调查问卷中，“留守女孩青春期自我防护知识的告知率：妈妈告诉过36人，占19%；爷爷奶奶告诉过11人，占3.6%；老师告诉过45人，占11.9%；而没有任何人告诉过211人，高达69.7%。”这种现象在我国普遍存在，足以见出我国性知识教育存在极大的缺漏。以致，现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学生”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应加强对学生心理问题的引导和解决，进一步重视学生心理教育，特别是“性教育”和“叛逆性”的教育；落实具体课程，帮助学生认识自身的生理属性及以积极科学的态度去对待生理现象，悦纳自己的角色，使身心和谐发展，健康成长。

三、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

郭沫若是继承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而他之所以走上文学道路，是多方面条件决定的。

首先是家庭的教育。“我之所以倾向诗歌文艺，首先给予了我以决定的影响的就是我的母亲”。他母亲言传身教。当郭沫若三四岁时，给他唱：“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等儿歌逗引他读书的兴趣。郭沫若的大哥郭橙坞，对他文学道路的影响也相当深。郭橙坞年轻时，喜欢作诗、刻图章，这也使郭沫若较早的就有与书文接近的机会。其次是学校的激发。郭沫若在私塾读书时，在古典文学方面曾受到严格的训练。1906年考入乐山小学后，由于课程非常零乱，教师水平低劣，实在“学无可学”，故不得不学文学。那时候，他大量涉阅了《庄子》、《楚辞》、《文选》、《史记》等著作。同时，文学道路还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郭沫若的故乡沙湾镇景物宜人，嘉定环境优美，山水秀丽，远望的是磅礴连绵的峨眉山，近处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星期日可以在平坦如路的府河划船，也可以去凌云山和乌尤山游览。凌云山和乌尤山上有很多苏东坡的遗迹，例如，在通往凌云寺的途中，有苏东坡所说的“龙翁”以及“东坡先生载酒”时的游处；寺的最高处有“东坡读书楼”，底层壁嵌有许多刻有东坡墨迹的石碑……郭沫若也曾说“嘉定是适宜读书的地方”。正是这些良好条件的共同作用，铺就了郭沫若的文学之路。再次，是加强自身素质的提高。郭沫若十分重视个人的全面发展，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大量的行政职务，在将大量精力投入到繁重的国事活动和学术文化工作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体育锻炼且在这方面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在体育领域作出了独特成就。在乐山、成都求学期间，他接触到了更多的人和事，让他的眼界更加开阔，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体育锻炼的场地也比以前更多了。他经常约上好友在操场上玩，爬山等，就连走路都被他视为一个很好的锻炼方式。长期以来，他对步行锻炼身体颇有心得，常常在上坡下坡时用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当作健脑健身的最好方法。可见青少年时期的郭沫若对于体育活动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他突破了当时中国传统教育的局限性，虽然好读书，但不读死书，非常注意体育锻炼，早年的体育活动不但培养了郭老健康的体魄，也培养了他豁达的人生观。

現今，无论从社会、家庭还是学校来看，皆比郭沫若时代的进步。为此，我们更应该给青少年创造出宽松、自由、和谐的教育环境。孩子们的性格和才能，归根结底是受到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的共同影响。家庭，特别是父母对其影响最深。我国古谚有“染于苍则苍，染于黄泽黄”，家长以其自身的言行影响着子女的每一步成长。正如福禄贝尔曾说：“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是掌握在当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手中”。因此，我们的家长应随时代进步，为我们的孩子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学校，对我们育人也极为重要。我们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为他们创造适合学习、生活的和谐校园。郭沫若在《少年先锋词》中也指出：“大材只有在自由的空气中才能蓬蓬勃勃地生长，若要无理加以拳曲，最大的收获只能是些粉饰庭院的盆栽，于建国是毫无用处的。”

综上所述，尽管郭沫若的成长经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但其经历对今天的教育研究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是教育改革，可以说是在改变一个民族的观念。然，在这个竞争的时代，教育确乎是关系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社会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人的行为是受观念和能力支配的。教育是改变人类观念和能力的强有力方式。可以说，教育兴、国兴、民族兴；教育亡、国亡、民族亡。

当青年学生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承担着祖国“和平崛起”的大任。为此，我们更应该从郭沫若的成长经历中吸取教育思想的营养，弥补当前青年教育中的不足，力求使每一个学生具有基础宽厚扎实、视野开阔、适应性强和后劲足等优点，真正成为一个社会性的综合人才。郭沫若作为一代教育思想家，在学术民主、教学方法、人才培养、校风建设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真知灼见的教育思想，并以自己的亲身实践探索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我国教育事业注入了新鲜的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1]《我的童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篇）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2]《爱护新生代的幼苗》《人民日报》1955年8月9日第三版.

[3]《反正前后》、《郭沫若全集》（文学篇）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4]《郭沫若青年时代评传》李保均著 重庆出版社。1984年.

[5]《实践教育学》谭辉旭 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1.

[6] 心理学》桂世全主编，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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