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
央企不同与国企之根本处在于：
一 央企与国企上属单位不同，为国资委直接管理，部分央企负责人是由中组部任命；一般国企有隶属于地方政府管辖的，有归口于中央其他部委的。简单说，地位不同，有如部长与市长之差别。
二央企多为规模超大的企业，看中国500强，上榜的国有企业，85%以上喂央企，规模大，领导权力自然也大，员工福利应该也好。
三央企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
四央企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都会明确主业，基本会成为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大有可为。
上世界流行一段话：劳动是美丽的。广大一线工人用汗水和智慧谱写出一曲曲勤奋敬业争创一流的美丽篇章。山西煤矿公司一队队长牛福林参加工作25年来，研发技术革新成果60项，累计创造价值3000余万元，多项成果获得国家专利。矿上以极高的投入进口了一部代表世界煤炭工业尖端科技的采煤机。机器运回来后，随之一同来到中国柱状采煤机的外国专家仅一次调试工费就开加上万元，这对当时还在困顿中的长春矿算是一笔奢侈的开支。不懂技术永远要受制于人。牛福林和所有矿工一样为这笔钱心疼了好几天。他想，我们就不能学着自己组装调试机器不用洋专家？
在随后两年的设备安装调试中，他白天跟在外国专家身边端茶倒水，整理资料，零敲碎打的干些边角活。下班后，就一头扎进小屋，把白天看到的机器图纸，分次分类花在白纸上。因为不懂英文他死记硬背了上千个专业应为标示、代码。实在弄不懂的就趁外国专家休息时，缠着翻译替他请教。这不仅是对一个人的体力、脑力的挑战，更是对抑制的挑战。最终，他的执着感动了外国专家，不但破例让他参与设备安装，还专门安排他对一些配件进行重新拆装。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的吃苦让老牛攻下了洋专家的王牌机器，成为当之无愧的工人专家。
效应积聚:从花开一枝到春色满园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之际的2000年, 中国北车永济电机公司“试水”西安经开区, 其后发展重心逐渐转入西安。2012年底, 北车永济已在经开区先后成立了四个子、分公司, 并与世界500强日本日立制作所、法国阿尔斯通合资组建了2家公司。累计完成总投资55亿元, 上缴税收1亿元。2012年12月17日, 西安市政府与中国北车集团签署第二轮战略合作协议。北车集团将在首轮投资的基础上, 继续在西安追加投资50亿元, 力争使其在西安的年销售收入超过200亿元。
以北车集团与经开区的“联姻”为缩影, 12年间, 经开区已经成为央企西进的一个重镇。翻开长达11页的园区对接央企合作项目册, 23家央企、58个合作项目总投资近700亿元, 其中涉及高端装备制造24项、商用汽车1项、电子信息2项、电力机械7项、新材料2项、新能源2项、总部研发12项……均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经开区大力发展的新兴产业。
在央企聚集效应的带动下, 2012年, 经开区连续出台《关于深化统筹科技资源改革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意见》、《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实现新一轮跨越发展》等战略, 为区域经济谋篇布局, 使产业发展春色满园, 全区实现技工贸收入2675亿元, 实现地方财政收入23.9亿元。
拓展裂变:从几个亿到数百亿
由“城北”到“北城”, 由西安发展的“边沿区”到城市的“新中心”, 经开区走过了一条产业的拓展裂变。曾经以陕汽集团为引领的商用汽车产业、以西部钛业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以可口可乐为代表的食品饮料产业, 搭建起经开区搏击市场的工业雏形。这种陕西工业的新气场, 激起央企大举进军经开区的浪潮, 投资额度也从亿元拓展到数百亿。2008年, 总投资150亿元的中国兵器集团西安产业基地入区;2010年, 中航工业产业园开工建设;同年7月, 中国电子产业集团牵手经开区;2011年底, 国家云计算西安平台落户, 标志着经开区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被纳入国家战略布局……
目前, 在西安经开区, 北车集团轨道交通装备和风电装备研制基地、中钢西重公司1.5兆瓦直驱型风力发电机组、中国兵器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等39个项目已建成投产;中航工业集团中航重机西安基础产业园、中国兵器西北工业集团主园区等13个项目正在建设中;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总部研发、中航华燕军民品产业园等6个项目正在紧锣密鼓筹备。23家央企项目全部建成后, 将实现产值900亿元。
内涵提升:从单一制造到整体迁入
2006年, 中钢西重整体落户西安经开区, 拉开了经开区央企进陕的新模式。随后, 大型央企项目持续投资经开区, 不是在一个产业环节, 而是几个环节、甚至某个体系整体进入成为经开区的常态, 经开区管委会主任贾生林说, 2010年, 在陕拥有10万员工、年经营收入逾500亿元的中航工业集团, 斥资65亿元在西安建设中航工业基础产业园。随着新项目实施, 中航重机的锻铸事业部、国家级难变形材料研发中心等重要业务板块将整系统入陕, 从而形成一条涵盖特种航空材料的完整产业链条。
近一段时期以来,从航空、钢铁、房地产到煤炭等领域,央企的强势,挑战着“国退民进”的市场经济理论,亦由此引发了中国改革方向的争论。央企为何如此迅速地膨胀?它将带来什么影响、会不会抑制民间力量的生长和市场经济的推进?从本期开始,本刊将以甲乙方观点辩论的方式,对此类话题展开讨论。
央企,又是央企!
近段时间以来,“国字号”地产企业不断刷新“地王”新纪录,不得不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地产业的现状:不断高涨的地价、高调而又一掷千金的央企“地王”,无不使楼市增加了几分迷雾。
争当地王,“国字号”拔得头筹
综观当前国内楼市,房价涨声一片,其中:一线城市火爆,二线城市跟涨,有个别城市还超过了2007年上涨的势头。但从整体上看,还有相当多的二、三线城市的房价却不温不火,甚至也有房价下降的,如河北省的石家庄市。
与此同时,今年以来,各地“地王”频现,全国各地的土地成交溢价均有明显上升,在一片激烈的竞拍声中,众多央企及上市房企积极参与。
在北京,朝阳区广渠路15号黄金地块,被中化方兴公司40.6亿元拍下;在广州,城建集团成为今年的地王,溢价高达154%;在上海,金地集团一口报价30.48亿元,吃下赵巷10号地块;9月10日,中海地产以70.06亿的天价夺得长风6B、7C地块,超过金地集团成为现今国内的新“地王”;在南京,保利地产以总价15.92亿元拿下“南京地王”,这是今年保利地产继拿下“重庆地王”、“成都地王”、“苏州地王”、“长春地王”后拿下的又一个“地王”。
今年各地产生的地王中,央企几乎占去了其中绝大部分,可以说,“国字号”已经成了争夺“地王”最活跃的主力军。
有数据显示,当前国资委分管的136家央企中,逾七成企业涉足房地产业。其中以地产为主业的有16家,如保利、远洋、华润等;辅业包含房地产的则达106家,约占80%左右。还不仅是大型央企,甚至地方国企也掀起了进军地产的高潮,今年上半年,全国主要城市成交总价排行前10名的高价地块中,有60%是有国资背景的企业获得。
另有一大批国字号企业在资本市场圈到钱后,也希望在未来增加房地产业务在公司中的比重:即将登陆A股和H股的中冶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在融资400亿元后,也表露了将地产业务打造成一个“巨无霸”的雄心;而在2007年12月登陆A股市场的中国中铁也透露出了要在2016年进入中国房地产业前五名的雄心壮志;央企里另一个巨无霸中国铁建旗下的房地产业务公司也拥有470万平方米左右土地储备,在建面积1300万平方米。
一份权威报告认为:“此轮地王中,国资背景企业将占多数,未来拥有信贷和融资优势的国有企业将逐步提升在地产行业的市场份额。”这就是说,地产领域“国进民退”已是不争的事实,国企注定将成为地产大鳄。
高价买入,央企拿地“不差钱”
央企“地王”引发的热议,不禁让人想起2007年房地产市场疯飙狂进时的情景,不同的是,那一年的“地王”,多由民企所创造。
“全国拿地进入一种白热化阶段,现在拿的地有个预期才能获利,也只有国企拿得起,民营房企都是真金白银,看的是中短期利益,如果三年不能获利,民企是不堪忍受的。”某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在北京广渠路15号土地争夺中,落败的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也曾多次举牌,而且每举一次牌,都会拿着计算器算半天。潘石屹事后表示,最后报价到39.5亿元都是被逼的,可是中化方兴前来拍地的副总根本不用算账,一直举牌,潘石屹不得不跟在后面。
央企的屡创地王招来了一些民营房地产企业的非议,万通房地产董事长冯仑表示:如果在房地产行业大规模的国进民退之后,将会使市场交易制度被破坏,房地产将会变成垄断房地产市场。
“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央企所具备的优势,是央企能够在土地拍卖市场上有恃无恐的主要原因。”建设银行总行研究员赵庆明评价说。
房地产业与金融行业的高度紧密性毋庸置疑,在每一波的地产走势之中,银行信贷都是直接影响波势的重要驱动原因,2007年下半年的银根紧缩政策,是造成地产业投资大幅回落的主要原因,而今年一季度以来楼市“量价齐升”的逆转,同样主要得益于银行的“开闸放水”。
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8月,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资金来源近3.4万亿元,同比增长34%,其中国内贷款7384亿元,增长46%。二季度房地产信贷猛增82%,房地产业从银行获得的信贷资金总量同比增速高达82%,个人按揭贷款环比一季度增幅高达287%。
而对于央企而言,银贷、拨付、股市融资等一系列的便利,又使得其往往能占据资金制高地位。公开数据显示,今年6月创下北京广渠路15号地块40.6亿地王的中化方兴,在今年4月中旬获得了中国银行200亿元的授信额度。另一家央企远洋地产获得的各大银行授信总额则已达到300亿元,加上公司债和账面资金,可调用的现金已突破400亿元。
虽然银行贷款不能直接用于购置土地,但是央企可将获得的银行贷款注入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子公司,子公司再以“自有资金”竞购土地。“国有银行对国企情有独钟,对银行而言,虽然央企的信贷资金未必是最安全的,但却是最放心的。”赵庆明说。
据不完全统计,从今年2月至今,11家央企地产公司的融资总额达831.8亿元,融资动作大多集中在地王频出的6、7、8月份,招商地产融资50亿元、方兴地产先后两次分别增发24亿元与10.5亿元、华润置地增发38亿元……
而且,央企的融资成本远比民营企业低,“央企利率大概只有3%,但是像华远地产的公司融资成本可能要到5%-6.5%,利率几乎差一倍。”7月初,当方兴地产以40.6亿元拍下广渠路15号地时,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说,“3年开发时间累积下来的资金成本差出好几亿元。”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 林善炜
地方引进大型中央企业（以下简称央企）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新政治经济学”课题。央企规模大、实力强，科技创新水平高，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加强与央企合作，是壮大福建经济总量、转变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是推动福建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
一、地方对接央企开创了中央与地方经济合作多赢的新模式
近年来，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邀请央企投资地方项目，推动并购整合及产业升级，实现地方与央企对接。地方政府积极、主动寻求与大型央企对接合作，改变了过去中央与地方传统单一的“上收下划”的行政关系，开创了中央与地方经济合作多赢的新模式、新局面。
1.“央地”对接合作对发挥国有资本的整体效用，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国民经济结构起到积极作用。从国有经济整体布局上看，地方与央企对接，使国有资本更多地集中到重要矿产资源领域、重大基础设施和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行业，以及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上来，引导国有资本进一步加强这些行业、产业的高端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研发、生产，促进强强联合和上下游一体化重组，构建合理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增强了规模效应。同时，国有资本对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对维护国家安全、抵御外来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2.“央地”对接合作对转变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区域经济增长上看，央企给地方带来的不仅是投资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更多新的理念、新的业态和新的管理方式，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优势产业，发展壮大了一批对当地经济发展有重大带动作用的大企业，加快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对提升地方形象和综合实力起到巨大的作用。[1]
3.“央地”对接合作对推动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公司治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特别是在目前市场经济还发育不完善的我国，治理机制、治理水平、风险评价等还存在许多亟待变革的地方。地方与央企对接，推动地方企 业改革重组，改变了过去单一的股本结构，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客观上对规范公司治理结构、改善公司管理水平和提高公司竞争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央地”对接合作对完善地方国有资产监管体系起到了引领作用。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参差不齐，运作尚不规范，不同程度地存在缺位、越位和错位的问题。央企为地方国资监管机构带去了新鲜的理念和可行方法，对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具有重要意义。[2]
二、福建与央企项目对接如火如荼
地方政府与央企合作由来已久。探寻地方对接央企的历史脉络，起点在湖南。[3]近年来，地方与央企合作渐成风潮，上海、广东、江苏、湖南、湖北、四川、安徽等省区市都纷纷与央企对接合作，金额巨大。
福建地处东部沿海，曾为海防前线，国家投入少，基础设施薄弱，工业项目欠缺，重大项目更是少而有少。但海西建设从区域设想上升为国家战略至今，福建始终得到国家相关部委鼎力支持，先后有80多个国家部委、央企与福建签署了合作协议、会议纪要，或出台政策文件，支持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和海西先行先试。[4]近年来，央企对福建的投入不断加大，合作范围不断拓宽，一批有规模实力、有自主品牌、有很高知名度、有较强竞争力的中央企业在福建落地生根，成为引领和推动我省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与此同时，福建坚持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以重大项目建设为支撑和拉动，不断深化重点产业调整振兴，全力推进与央企项目对接。众多央企青睐“海西”机遇，大型央企纷纷赴闽抢滩布局，“海西”已成为吸引央企投资的一片热土。
众多大型央企、大型项目的落地，成为福建经济“量升质提”的加速器，之前较为薄弱的工业基础得以改观，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港口、岸线、海洋等优势资源陆续“激活”，海峡西岸经济区“龙头”省份的带动和辐射能力全面提升，逐步形成了“引进一个项目、带动一个产业、打造一个集群”的倍增效应。【5】作为最早到福建投资的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已经建设了福建炼化一体化项目，引进了沙特阿美、埃克森美孚等跨国公司组建联合石化公司，成为福建与央企合作的标志性项目。福建联合石化公司目前炼油能力居国内第6位，乙烯生产能力居国内第8位，其炼油、乙烯的竞争力目前在亚太地区处于领先地位。与中石化的合作，不但成就了福建石化产业的支柱地位，还通过集聚中化重油、合成橡胶、湄洲湾氯碱等一大批项目，培育了石化产业群，提升了我省石化产业的层 级水平，带动了泉州石化产业群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福建合作起步也较早，目前合作成效显著。1995年，中国海油就开始与福建合作推进LNG总体项目。一期工程总投资约240亿元，包括站线项目、三个燃气电厂和五个城市燃气项目，改写了福建缺少天然气的历史，为福建可持续发展做出较大贡献。中国铝业在发展规划中，将福建瑞闽公司列为西南、西北、东北、东南和河南五个铝加工基地中的东南铝加工基地，总投资31亿元的中铝瑞闽高精铝板带工程，使福建从此有了高端铝材产品。
福建省发改委最新统计资料显示，今年以来，已有国家电网、中国建筑、航天科工等17家中央企业与福建签约合作。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9月底，在闽投资的央企已超过90家，合作项目400多个，其中，纳入全省跟踪管理系统的央企项目234个，总投资达1.37万亿元。[6] 众多央企落地，除了做大福建经济规模以外，更重要的在于塑造现代工业体系、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在更高起点上加快推动福建科学发展和跨越发展。
三、大规模央企“青睐”福建的原因分析
从近年来福建省委省政府促进与央企项目对接的高度重视和中央对海西战略的支持来看，大规模央企入闽加快与福建对接的原因，主要有：
1.福建作为中央对台工作的前沿平台，将在新时期发挥更加重要、更为特殊的作用。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具有地理位置的独特优势，加上血缘相亲、语言相同、习俗相近，在发展两岸关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近年来，中央把“支持海西”提到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层面来考量和部署，表明了中央对福建的重视，也凸显了福建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不可比拟的重要作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央企业加强与福建的战略合作，是中央完善沿海地区经济布局，加强两岸交流合作，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战略部署，具有明显的“新政治经济学”意义。
2.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重大机遇，交通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经济发展潜力。北承长三角，南接珠三角，东出台湾海峡，西联内陆腹地，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福建在历史上成为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重要门户。而作为全国综合改革试验区和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近年来福建在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中的主体地位正日渐凸显。与此同时，近年来福建持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努力补齐历史遗留的“短板”，先后投资1000多亿元修建铁路、高速公路、港口等项目； 主干电网从220千伏升级为500千伏；通过加大港口建设力度，初步形成一批独具优势的沿海港口。此外，还密集出台12个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而且，由于福建生态环境优越，环境资源承载能力较强，开发密度及发展潜力大，沿海地区有望成为全国主体功能区的重点开发区域。同时，发展环境的不断改善和可预见的良好前景，也极大提升了央企投资信心。“十一五”末期，福建综合实力迈上了新台阶，交通和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完善，改革开放积累了丰富经验，体制机制创新增强了发展活力，区位优势、生态优势、对台优势等进一步显现，已成为推动福建跨越发展极为有利的条件。
3.福建跨越发展，迫切需要又好又多的大项目支持。实现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建设好海峡西岸经济区，既要依靠“内力”，充分调动全省上下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创造性，又要依托“外力”，借梯登高，广泛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尤其是来自中央企业的力量。中央企业规模大、实力强，科技创新水平高，处于行业龙头地位，有着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福建与效益较好、实力雄厚的央企合作，项目带动，可以聚集发展要素，激发区域发展活力，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
4.福建立足自身优势，尽最大努力为央企落户创造一切可能条件，是众多央企入闽的重要原因。近年来，福建省委省政府和各区市全力抓好洽谈会项目的落实，着力完善配套条件，落实优惠政策，提高服务效率，千方百计推动大型央企项目落地开工建设，推进了对接合作大项目的进展。
总之，空前的战略机遇、独特的区位优势、广阔的市场空间，成为央企投资福建的多重动力。而央企强大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加上省市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央企对接”为央企自身发展和地方经济提速找到完美的契合点。
四、加快福建与央企项目对接机制创新
福建与央企项目对接，其基本精神就是在与央企对接合作过程中，福建应找准自身定位，立足自身发展优势和发展需求，从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出发，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防止投资行为异化，防止地方的政治理性与央企的经济理性发生冲突。其基本原则是：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互利共赢。
在加快福建与央企项目对接过程中，必须不断创新对接机制。
1.创新项目责任分工机制，明确项目实施主体和推进落实的责任单位。项目推进落实的责任主体是项目业主和项目所在地政府、开发区、台商投资区管委会。省发改委负责央企项目的牵头预审、汇总、协调、报批工作，统筹做好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汇报沟通工作，并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协调项目落地中存在的问题；省国资委负责做好央企对接合作项目的省级预审和跟踪推进、综合协调和督促检查工作；各地政府要加强三维项目工作的领导，落实责任主体，层层建立责任制，适时掌握项目动态。
2.创新项目分层推进机制，层层加快工作进度。通过建立和完善项目预审制度、项目退出机制，对符合审批立项条件的项目，相关行政审批部门简化审批环节、开通绿色审批通道，使项目尽快获批;建立项目退出机制，对部分条件不符合的项目，相关职能部门主动介入，提出解决问题的线路图，帮助解决问题;对不符合审批立项条件的项目，且经过努力仍无法达到审批立项条件的项目，经会商后报省里申请退出。
3.创新项目协调保障机制，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具体问题，推进项目建设进程。省政府要定期召开项目要素保障联席会议，专门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积极搭建与央企、央企驻闽单位互动交流平台，完善沟通协调机制。
4.创新项目动态跟踪管理机制，加强项目动态管理，突破重点难题。强化央企项目动态管理库建设，省发改委制定项目推进工作计划。各级相关职能部门要建立央企对接合作项目全程跟踪和服务制度，“引进前”注重谋划和交流互动、“引进中”注重协调和解决问题、“引进后”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已签约尚未得到国家批复的前期项目，争取早日得到国家批复、核准。各级政府应重视建立信息交流和通报机制，及时反映央企对接项目计划执行情况和央企合作重要动态、重大问题。
5.创新项目人才引进机制，形成人才、项目、技术、资本对接机制，促进人才与项目对接互动。项目所在地政府优先安排保障性住房建设指标用于央企职工住房建设。优先为央企引进高层次人才、紧缺急需人才和海外引智等提供服务；积极搭建毕业生与央企双向选择对接平台，为央企接收我省毕业生在就业手续办理、人事代理、户口落户等方面提供便捷服务。
五、加强福建与央企项目对接的配套支撑体系建设
加快福建与央企项目对接机制创新，必须加强配套支撑体系建设。首先，要加强央企入闽的环境建设，主要是加强福建资源、基础设施、基础条件等硬环境的规划、开发和建设，加强福建文化、政策、制度、法律、观念等外部因素和条件的建究，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积极寻求多种形式的合作，吸引更多央企“入闽”发展。
其次，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央企入闽”价值评价体系，跟踪评价“央企入闽”后在整合福建的产业链、带动相关产业、实现创业就业机会、带动地方和国际国内竞争实力等多个方面的价值实现情况。
再次，要加强通过央企入闽带动外企、民企入闽的带动政策措施建设，在政府引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引进符合福建发展的外企（外资）、民企（民资），鼓励非公企业配套发展下游、终端产品，延长产业链，拓展非公企业与央企的合作空间，从而促进外企、民企与央企及福建资源、政策优势互补格局的形成。
“十二五”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福建要牢牢把握中央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难得历史机遇，积极响应国家“优势企业实施强强联合、跨地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的部署，在成功实施央企对接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与大型民营企业的对接，实现央企、民企和外企齐头并进，推动福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参考文献：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2011年02月24日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２月２４日电(记者 陈玉明 何宗渝)要打电话？用３Ｇ手机吧，不仅能打电话，还可随处上网；
回家过年？坐高铁吧，时速３００多公里，“千里江陵半日还”；
层出不穷的创新，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舒适，越来越方便。而这些创新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身影：中央企业。
自主创新为央企插上腾飞的翅膀
“第一代手机，我们全部是进口的，甚至连手机皮套都要进口。到了第二代手机，芯片等核心部件依然要依赖进口，国内厂商只能制造非核心部件，大约占了２０％的市场份额。而到第三代ＴＤ时代，我们拥有芯片等核心技术，国内厂商占了９０％左右的市场份额。”大唐电信总工程师陈山枝说，“通过自主创新，我们不断从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迈进，现在国内手机芯片６０％都是我们大唐生产的。”
手机行业的发展是中央企业以自主创新实现转型升级的缩影。
事实上，不止是大唐电信，在改革的驱动下，一大批中央企业以创新求发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中国钢研集团率先研发出超高强度第三代汽车钢，可大幅度降低汽车重量，提高碰撞安全性；该技术从根本上开始改变我国长期以来跟踪学习国外汽车钢技术的局面，为我国从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转变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中国石油依托“大庆油田高含水后期４０００万吨以上持续稳产高效勘探开发技术”，实现大庆油田４０００万吨以上１４年持续高产稳产；该技术目前在国内１５个油田得到全面推广应用，获直接经济效益１２７９亿元。
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三代战斗机，中航工业主导完成的“歼１０飞机”突破了以先进气动布局、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航空关键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标志中国造飞机告别了“仿制”，成为中国航空工业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作为自主创新的直接体现，中央企业的专利数量随之水涨船高。截至２００９年底，中央企业累计拥有有效专利７６１３８项，为２００６年的２倍，其中，中国建筑、中国移动、中化集团、国机集团、武钢等企业每年专利申请的增长速度均超过５０％。
自主创新让中央企业实现了飞速发展。２０１０年《福布斯》杂志评出的世界５００强中，中国企业共５４家入围，其中中央企业占了３０家。２０１０年，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１６６９６８．９亿元，同比增长３２．１％；累计实现净利润８４８９．８亿元，同比增长４０．２％。
自主创新助推央企跻身世界一流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中国南车的ＣＲＨ３８０Ａ动车创造了时速４８６．１公里的世界极速；紧接着２０１１年１月，中国北车的“和谐号”３８０ＢＬ又创造了时速４８７．３公里的中国铁路最高速度。
风驰电掣，蹑景追飞。
在高铁建设领域，中国人用５年走完了发达国家４０年的道路，创造了世界最高运营时速，标志中国高铁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中央企业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证明：它们不愧是共和国的长子！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央企业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越来越多的中央企业开始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领军者。
在核电领域，中核集团自主设计建设的实验快堆成功实现临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第四代核能技术、后处理技术的国家之一。
在航空领域，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珠海航展上，中国商用飞机获得国内外１００架Ｃ９１９大型客机订单。
在电力行业，我国自主建设的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电容量最大、送电距离最远、技术水平最先进的±８００ＫＶ向家坝—上海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成功投运，标志着我国全面掌握了特高压交、直流输电核心技术。
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技术，一流企业做标准。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央企业开始成为业内标准的制定者。
国家电网特高压交流１１００千伏电压成为国际电工委员会（ＩＥＣ）国际标准。
华录集团自主研发的数字音频编解码标准ＤＲＡ，第一次纳入国际音视频基础标准。
由大唐电信主导提出并拥有核心专利与知识产权的“ＴＤ－ＬＴＥ－Ａ”成功入选４Ｇ国际标准。“这将直接影响到‘十二五’乃至今后十年全球移动通信发展趋势，大幅提升了我国在无线移动通信国际标准竞争的话语权和掌控力。”陈山枝说。
“我们要把‘中国制造’转型为‘中国创造’，把‘世界工厂’升级为‘全球智库’。”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王瑞祥说。
三大法宝”成为央企创新之源
这几年，中央企业快速发展，让人赞叹。然而，对中央企业了解越多，越明白一个道理——“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中央企业为什么能在自主创新方面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我认为主要还是因为它们在投入、人才和管理方面下了狠功夫。”国资委有关负责人说。
“十一五”时期，中央企业逐步建立起科技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科技投入水平连年提高。
从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０９年，中央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总额年均增长２８．５％，研究开发年均增长２７．９％，均高于同期销售收入、利润增幅。２００９年，四分之一的中央企业科技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达到５％以上，中国石油、中航工业、航天科技、国家电网、中国石化、航天科工、中国移动等７家企业科技投入超过百亿元。
光有钱不行，人才是更重要的创新资源。“十一五”时期，中央企业不断创新人才管理模式，畅通人才发展渠道，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
兵器工业集团、兵器装备集团等一批企业纷纷建立首席专家、科技带头人制度，打通职业技术人员的岗位晋升双通道，并建立科技人员奖励基金的创新奖励机制。兵装集团规定，入选“千人计划”的专家享受所在单位副职待遇；在长安集团，这些专家一来就会拿到三把钥匙——实验室、住房和轿车的钥匙。
企业要实现创新发展，关键靠管理。“十一五”时期，中央企业不断完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有效配置科技资源，普遍建立了高效多层次一体化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
作为我国有色金属行业的排头兵，中铝公司始终把科技创新管理工作摆在显要位置。“我们在科技决策、科技投入、人才队伍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奖励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机制。”中铝公司总经理熊维平说，“现在我们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铝工业技术的领先者，我们开始向全世界输送铝工业最好的技术。”
央企业绩如何实现科学考核
从2004年开始，考核和任期考核相结合的经营业绩考核体系在中央企业全面实行。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与央企负责人签订首份任期考核责任书时说，考核是小考，任期考核是大考。推行任期考核是为了使央企负责人避免短期行为，立足于企业的长远发展。2006年，国务院国资委对央企负责人第一个任期的业绩考核结束。对第一个任期(2004年—2006年)三年央企的业绩，李荣融的评价是：“绝大部分中央企业负责人是不错的，表现出了与国有大企业相称的高素质。”三年来，中央企业发生了可喜变化，业绩有了大幅提高。以考核落实国资经营责任
数据：中央企业第一个任期(2004年—2006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78.8%，年均递增21.4%；实现利润增长140%，年均递增33.8%；上缴税金增长96.5%，年均递增25.2%；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0%，提高了5个百分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44.4%。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央企业达到13家，比2004年增加了5家。
记者：在第一个任期考核中，央企业绩大幅提升，考核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李寿生：考核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的一个重要措施。2003年我们用半年时间跑遍了当时全部的196家中央企业，请企业的负责人谈想法，提办法。我们最大的收获不仅仅是具体的办法，而是对建立考核制度的信心。当时，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深。一是企业负责人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一位长期从事企业内部考核的负责人对我们说：“虽然企业千差万别，但没有不能考核的企业。”我们国资委的领导又加了一句话：“也没有不应该考核的企业。”再一个就是当时国际著名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官白礼德先生跟我们座谈时说：“企业业绩考核制度比资产负债表更为重要。我们审查过很多破产企业，这些企业都有健全的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但恰恰没有资产经营责任制度，也就是业绩考核制度。”
记者：业绩考核是如何促进国资经营业绩提升的？ 李寿生：经过充分调研，原《考核办法》于2004年1月1日颁布施行，为央企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健全资产经营责任制、加强管理、提高效率、增强核心竞争能力发挥了重要的导向和激励约束作用，结束了长期以来央企负责人“有任命没有明确任期，有职务没有严格考核，薪酬与业绩不挂钩”的历史；初步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考核层层落实，责任层层传递，激励层层连接”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体系；初步形成了“强激励、硬约束”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加强对企业管理“短板”的考核，有效提升了中央企业的管理水平，加快了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
记者：大家很想知道，央企业绩究竟是怎么考核的？如何建立科学合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适应企业特点的激励约束机制？
李寿生：国资委对于央企负责人实行的是“考核与任期考核相结合、结果考核与过程评价相统一、业绩考核与奖惩紧密挂钩”的考核制度，遵循“依法考核、分类考核、激励与约束机制相结合”的考核原则，采取国资委与中央企业负责人签订经营业绩责任书的方式进行。
考核办法特别注意了中央企业的行业、规模、资产质量和发展基础的差异，设计了共性要求和个性特点相结合的考核指标体系。考核指标分为基本指标和分类指标两类，基本指标主要是反映出资人关心的资产回报类指标，考核的基本指标包括利润总额和净资产收益率，任期考核的基本指标包括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和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分类指标主要是反映企业和行业特点的差异性指标，分类指标考核的基本点是抓管理的“短板”。
国资委根据企业完成经营业绩责任书的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分为A、B、C、D、E五级。
记者：考核的难点在哪里？
李寿生：在实践中我们觉得最难的还是科学确定考核目标值。目标值确定的是否准确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考核结果是否客观公正。要通过科学的考核目标充分挖掘企业发展的潜能，提升管理水平和综合素质，推动企业最终跨入或接近国际先进行列。如果企业完成了考核目标值的120%、130%甚至更多，那就说明目标订得太宽松了。从实践看，误差在20%以内是比较合理的。
三年来，我们在考核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坚持相信和依靠企业。在确定考核目标值时，先由企业根据国资委的考核要求和企业发展规划及经营状况提出目标，经国资委核准后执行。
第一个任期考核中绝大多数中央企业负责人都表现出了很高的素质、很强的责任心和挑战精神。大多数企业负责人“不用扬鞭自奋蹄”，提出的目标值很具挑战性。比如2004年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设立了任期内进入世界500强的目标。我们提出，是不是目标有点高？完不成怎么办？那家企业的负责人说，目标高完不成自己是有很大压力的，但目标太低很难凝聚人心，很难调动又好又快发展的积极性。这家企业在去年已经进入了世界500强，达到了当初自我确定的目标。
“强激励”和“硬约束”配套
数据：2005年，国资委公布了第一业绩考核的结果。共有25家企业进入A级，有13家企业没有达到考核要求。2006年中央企业负责人工作会议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宣布了2005央企负责人业绩考核成绩单，首次对不及格的央企进行公开点名。3家企业没有完成考核目标，考核结果为D级。2家企业财务数据不实，考核结果为E级。引人注意的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因为发生重大安全或环保责任事故受到降级处罚。
记者：如何体现考核的硬约束？奖如何奖，罚如何罚？
李寿生：我们考核的激励方式是：考核与绩效年薪挂钩，任期考核与企业负责人任免挂钩。奖励既有荣誉也有实惠。企业负责人的绩效年薪最高的可以拿到基薪的3倍。绩效年薪的60%在考核结束后当期兑现，剩下的40%则根据任期考核结果等因素延期到连任或离任的下一年兑现。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在C级(含C级)以上，国资委将按期兑现全部延期绩效年薪，并将有中长期的激励。对于考核结果在C级以下的央企负责人，除根据考核分数扣减延期绩效年薪外，国资委可以不再对其任命、续聘或对其进行工作调整。
记者：中央企业做出了巨大的经济贡献和社会贡献，但在业绩考核中因为发生了重大安全、环保责任事故或其他问题而被降级，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寿生：我们的奖惩原则是：“功是功，过是过”，“强激励，硬约束”。该奖的要奖，该罚的要罚，一些“硬杠杆”如环保和安全生产要求不能降低，只有这样，才能引导企业科学发展，安全生产，肩负起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记者：去年公开考核结果进行具体企业的点名批评，是一大进步，体现了对社会监督的尊重。下一步，是否还将继续公开有关考核信息？
李寿生：我们中央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工作，自始至终都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因为高质量高水平的考核工作，需要来自中央企业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记者：考核中是否有优秀企业因为规模小而无法进入A级的情况？怎么体现考核的公平有效？
李寿生：实践中确实存在有些优秀的企业因为规模小而进不了A级的情况。但我们强调A级的标准必须把严，C级以下(不合格)必须把准。A级是代表国家实力和水平的。如何照顾到一些中小企业、科研开发企业的积极性，我们在今年实施的新的考核办法中作了一些改进和完善。在今后的实践中，我们还将继续探索和改进。
更加注重科学发展和价值创造
事实：国资委安静的办公大楼内，国资委业绩考核领导小组与考核结果“不达标”或受到降级处理的企业“一把手”的谈话有序进行。这是中央企业新的考核办法中的一个新探索————对完不成考核目标的、有违纪行为的、存在重大经营风险和安全生产事故的央企“一把手”实行业绩考核谈话制度。据了解，谈话效果很好，达到了沟通情况、指出问题、改进管理的目的。
记者：从今年开始，中央企业第二个任期考核全面启动，新的考核办法开始实施。新办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作了哪些重要修改？
李寿生：新的考核办法在保持考核制度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重点“完善了四个机制，加快了两个衔接”，即完善了考核目标值确定机制、分类考核机制、价值创造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加快了同董事会试点办法、与其他制度的配套衔接。加强分类指导，实施精准考核。针对企业管理“短板”，强化对技术创新能力、资源节约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等的考核。
记者：刚才我们谈到强激励硬约束的问题，新办法作了哪些完善？
李寿生：新的考核办法明确提出了“业绩上、薪酬上，业绩下、薪酬下，并作为职务任免的重要依据”的规定。同时，提出设立单项特别奖，对在自主创新(包括自主知识产权)、资源节约、扭亏增效、管理创新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负责人，国资委给予单项特别奖励。对于央企利润总额低于上一年的企业，央企负责人绩效薪金倍数要低于上一年。对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结果为A、B、C级的企业负责人，除按期兑现全部延期绩效薪金外，还将根据考核结果和中长期激励条件给予相应的中长期激励。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结果为D、E级的企业负责人，除根据考核分数扣减延期绩效薪金外，还将根据具体情况，对有关负责人进行谈话诫勉、岗位调整、降职使用或免职、解聘等。新的考核办法还规定，凡企业利润总额目标值低于上年目标值与实际完成值的平均值的，最终考核结果原则上不得进入A级。
记者：新的考核办法在促进企业发展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中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李寿生：新的考核办法作为中央企业第二个任期业绩考核工作的基本依据，将在国有资产监管工作中进一步发挥以下重要作用：一是促进中央企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企业自主创新和资源节约水平，增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二是促进中央企业健全“重业绩、讲回报、强激励、硬约束”的考核工作机制，更好地体现“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的原则。三是促进中央企业合理确定考核目标值的内在动力，引导企业“自树目标，自加压力”，争做行业标杆，尽量做到“老实人不吃亏”和“鞭打慢牛”。四是促进分类考核机制的完善，力争做到考核的共性要求和企业的个性特点相统一，在坚持考核指标“少而精”的同时，强化对企业“短板”的精准考核。五是促进中央企业关注价值创造，树立资本成本意识，避免片面追求规模扩张，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六是促进中央企业加快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尽快构建起与之相适应的新型业绩考核制度。七是促进中央企业加强对各类重大风险的防范和约束，防止各类重大风险问题的发生。
记者：企业考核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目前的考核体系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未来的考核方向是什么？
一、央企EVA应用特征
我国虽然有一系列的指标对央企进行评价, 但是在评价的过程中仍存在较多问题, 因此有必要对传统指标加以弥补, 而EVA的应用具有广泛的前景。
(一) 传统业绩评价的缺陷
一是传统业绩评价指标的计算未考虑股本资本的成本, 导致成本的计算不完整, 无法判断公司为股东创造的实际价值。在央企中, 国家投资的资本占有重要比重, 不考虑股本资本成本很可能造成企业忽略投资后是否带来丰厚的回报与否, 容易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国有资产流失是央企存在的严重问题之一, 它不仅需要从制度层面上控制, 更需要有合理的指标规范管理层的行为, 评价管理层的业绩。二是传统业绩评价指标数据不能真实反映管理者的经营成果。传统业绩评价指标所用数据直接来源于财务报表, 没有经过调整, 不能真实反映管理者的经营成果。例如, 经营过程中的一些不可控因素造成的收益或者损失, 这些收益或损失在财务报表上都予以了反映, 但不能作为管理层业绩评价的内容, 而传统指标在评价业绩的时候却没有剔除。三是传统指标评价业绩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采用传统的指标评价业绩容易造成企业在投资时注重短期盈利, 而忽视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例如, 收入、利润等指标数值如果较高, 会认定为企业管理的较好, 盈利能力强。而实际上可能企业投资的是风险较高、短期内盈利的项目, 这种投资没有考虑企业长远的发展。作为央企来说, 能否取得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才是最重要的。
(二) EVA应用的优势
一是EVA考虑了企业全部资本的成本。从EVA的计算公式可以看到, EVA不仅考虑了债务资本成本, 还考虑了权益资本成本, 即EVA明确了股东对投资回报的要求。在央企中, 国家作为主要的投资者, 要求企业能够回报国家的, 将国家的要求考虑在内, 就会鼓励企业在收益和风险之间寻求积极的平衡, 在长短期利益上有综合的考虑, 使国有资产能够有效利用, 并发挥最大效用。二是EVA能更准确地反映企业价值。EVA是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指标, 仅用一种财务衡量指标连接了所有决策过程, 并将公司各种经营活动归结为一个目的, 即如何增加EVA。因此, EVA不仅具有真实性与完整性, 所反映的企业价值也更具准确性。三是EVA看重企业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当EVA在企业税后净经营利润大于全部资本成本时, 其结果才大于零。这也就要求企业经营过程中不能损害债权人及股东的利益, 不能以牺牲长期业绩为代价来夸大短期经营效果, 企业的全部资本成本也就得到了保障, 企业便会着眼于长远发展, 且有能力做到长远的发展。
二、央企EVA应用建议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鼓励央企利用经济增加值进行业绩评价。鉴于此, 笔者拟提出如下建议, 以完善EVA在实际经济环境中的运用。
(一) 完善内部控制, 创造良好应用环境
内部控制是经济单位和各个组织在经济活动中建立的一种相互制约的业务组织形式和职责分工制度。良好的内部控制可以改善经营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可以保护财产的安全完整、会计信息资料的正确可靠。EVA计算过程中所依据的数据来源于财务报表, 保证财务报表上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是正确计算EVA的基础。因此, 完善企业内部控制至关重要, 是EVA有良好应用环境的前提, 也是EVA能真正发挥其优势的保障。
(二) 结合其他业绩评价指标, 与EVA综合运用
EVA相对于传统业绩评价指标拥有很多优势, 但是它也并非完美。如在计算EVA结果时, Stern Stewart咨询公司共列出了164个调整项目, 由于调整项目较多, 虽然能更加准确地反映企业价值, 但也具有一定的操作困难。EVA应作为弥补传统指标不足的一个指标, 需要合理的定位而不是替代传统指标。
(三) 通过非财务评价指标应用, 完善业绩评价
EVA和传统业绩评价指标一个共同的缺点是两者都属于财务指标, 都依靠财务报表进行计算得出结论, 不能反映人力资本、顾客资本等非财务资本的作用, 而这些非财务资本也是企业经营中至关重要的。比如, 企业拥有优秀员工团队可以为企业创造不可估量的价值, 从而带来丰厚的经营成果。因此, 只有相应的非财务指标对这些非财务成本带来的经营业绩进行评价, 才能更好地完善企业业绩评价。
参考文献
[1]《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7号。
本刊记者 l 成正茂
9月19日，武汉市洪山宾馆国际会议厅，聚集了122家中央企业、400多名央企高层——“湖北省与中央企业深化合作会议暨项目签约仪式”在此举行。
“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签约项目最多。”对湖北来说，这次签约仪式是湖北实行大招商以来取得的重要成果。有评论称，标志着中央企业正在加快实施“聚焦湖北”的布局新战略，标志着湖北与中央企业的合作发展进入了加速新阶段。
此言非虚。从签约数据来看，湖北省一次性与中央企业签署了投资总额5201.7亿元的合作项目，创多年来我省招商会议的引资额之最。
“十二五”开局之年，湖北提出了“跨越式发展”。在主政者看来，实现跨越式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中央企业对湖北的投资。
谋求与央企合作，无疑是借梯登高。2010年9月，我国央企资产规模已经达到23.6万亿元，相当于23个湖北省GDP总和。“今天引进的央企合作大项目，明天就有望转化为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大产业。”
因此，对与央企的“大合作、大对接、大招商”，湖北省特别重视。省委书记李鸿忠、省长王国生等省领导先后4次对会议的筹备工作作出重要批示，5次召开专题会议，4次安排专门时间，与到访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见。会前李鸿忠书记率领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在湖北的33位省领导全程陪同到会的嘉宾代表。
早在今年3月5日，湖北省委、省政府在北京举办“2011湖北—中央企业共谋发展论坛”活动后，全省以筹备本次会议为重点，深入推进中央企业合作工作，为会议的成功举行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眼下，央、地合作已经成为步入“世界500强”的快速通道，这样的大企业发展战略促成了“央企为王”的现状。纵观全国，不少省市已经提前行动，意图在央企战略布局中分得一杯羹。 中部的湖南、安徽已分别引进1000亿元和2000亿元央企投资项目。西部的贵州省前不久签约了40多个央企对接项目，投资额达1700多亿元。仅去年，就有10多个省率领庞大的企业代表团与中央企业签下了超过6万亿元的合作协议。 对央企而言，面对经济全球化加速演进的大趋势，中央企业要想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集团，就必须选择优势资源进行配置，寻求新的突破。央企也敏锐地捕捉到湖北的无穷潜力。
与中部其他省份相比，湖北除了特有的“九省通衢”的大交通优势、“鱼米之乡”的大农业优势、“工业摇篮”的大工业优势、“惟楚有才”的科教优势外，“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两块国家级金字招牌和在构建中部崛起战略支点，实施“两圈一带”战略时国家政策带来的重大机遇等优势更受央企青睐。
央企寻求突破，湖北要跨越式发展，两者一拍即合：一场酝酿已久的大合作、大对接就此展开。
部分签约项目
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产业：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所属公司投资56.5亿元，在武汉新建光伏产业基地；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投资100亿元，在襄阳新建光伏产业基地、健康产业基地、节能环保装备制造基地等。
汽车、钢铁、石化、冶金、船舶产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投资100亿元，在襄阳新建铸件工业园及泵阀制造中心、变速箱、北方光伏研发中心；中化化肥有限公司投资120亿元，在宜昌新建精细磷化工生态园等。
新兴战略产业：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在武汉新建华中节能博览中心等3个项目，投资总额105亿元。
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保利集团公司投资120亿元，在武汉新建汉西建材片综合开发项目；中国三江航天集团投资120亿元，在黄石新建市政基础设施、产业整合升级和新能源产业项目。
【央企】推荐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