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安全监督管理体制

我国安全监督管理体制

我国安全监督管理体制 篇1

目前，我国煤矿生产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其中相对比较严重的便是安全管理观念落后的问题。在煤矿生产的过程中，安全管理体制并不够完善，并且对安全管理体制也不够重视，从而使安全管理体制发挥不出真正的价值，不能有效地处理生产、安全以及效益的关系。对于煤矿企业的领导人来说，如果不重视安全生产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这会对煤矿产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目前，我国大多数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观念都比较落后，并且安全生产管理体制也不够完善，这就严重地导致煤矿安全管理机制满足不了实际生产过程，两者严重的脱节，从而阻碍了煤矿产业的发展。

（二）煤矿安全管理体制不够完善

目前，在我国煤矿生产中还存在安全管理体制不完善的问题。首先，我国大部分煤矿企业在日常生产的过程中，依然采用传统的安全检查办法，只根据管理和监督工作人员自身经验进行工作，对于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依据自身经验对其进行分析和解决。如果一个煤矿企业没有一套科学、合理的安全检查方法，那对于煤矿工作人员的生命以及财产都是很大的威胁。其次，从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角度来说，如果缺少比较科学的安全管理体制，监督管理工作人员就不会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工作，并且也没有标准可依照，再加上管理力度的不够，这就不能有效地保障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因此，在国家采取重要措施之前，煤矿必须意识到安全管理体制的必要性，要加强落实和实施安全管理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保证我国煤矿企业能够稳定、长久地发展下去。

二、煤矿安全管理体制

（一）煤矿安全监察化

对煤矿安全生产建设过程进行系统的监察便是煤矿安全监察工作。在煤矿安全监察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煤矿产业的特殊性，同时还要考虑环境以及生产条件的变化情况。煤矿生产过程中，工作地点具有移动性，并且作业情况也不一样，因此在煤矿安全监察中，一定要根据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安全监察工作方式。监察工作方式包括很多种，例如日常监察、定期监察以及重点监察等。煤矿安全监察内容也有很多，其中包括检查制度、检查安全设施、检查思想等，同时还要对该煤矿企业进行调查，查看其企业资质以及生产程序是否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

（二）安全管理法律化

目前，我国非常重视法律运用，这也成为我国发展过程中的评价标准。煤矿安全管理法律化包括很多内容，如法律、法规以及标准等。近几年我国对煤矿法律、法规以及相应的标准进行了改进和调整，从而让其更好地为我国依法治矿提供依据，严格控制煤矿企业工作程序。虽然我国一些煤矿企业还没有完全落实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我国煤矿企业仍有明显的改善，之所以还没有完全取得成效，其主要就是因为执法力度不够，并且煤矿守法意识不强。

（三）煤矿保险责任化

首先，根据保险公司的相应保险条款，要设计好相关投保企业以及承包保险公司的责任，同时要激发煤矿生产企业的积极性，并且当煤矿安全企业发生安全事故的时候，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要对其进行一定的惩罚，从而高效、安全地完成工作；其次，煤矿生产企业不要因为进行了保险，就不重视安全状况，只在乎企业获取的经济效益，这会严重威胁到工作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综上所述，整个过程就是煤矿保险责任化的内容和宗旨。我国要引用不同种的保险形式，单一的社会强制保险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对于煤矿企业来说，仅仅引入社会强制保险是不够的，必须要增加一些和税收相似的支出。从收取保险费用机构的角度来说，在加强煤矿生产企业安全监督以及技术改进的过程中，并没有很强的经济动力。

三、建立煤矿安全管理体制的必要性

在煤矿生产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以及设备的安全是需要管理人员关注的问题。煤矿产业是我国一次能源核心，要想促进我国煤矿产业的发展，就必须保障煤矿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同时煤矿安全生产形式会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以及社会的稳定。当煤矿发生安全事故的时候，不仅会威胁工作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还会影响到煤矿企业的形象，甚至会降低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因此我国非常重视煤矿产业的安全性。近几年，由于工作的不到位，煤矿安全事故频频发生，尽管我国的煤产量相对于其他国家高出很多，但是因事故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占世界煤矿安全事故死亡总人数的60%，所以我国的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受到世界的关注。煤矿安全事故频频发生，不仅会影响到我国整体形象，还会阻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建立完善的煤矿安全管理体制是解决煤矿安全事故的重要措施和手段。首先，完善的煤矿安全管理体制能够规范煤矿企业工作人员的生产行为，同时还能控制监管行为，最主要的是完善煤炭安全管理体制，能够提高煤矿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以及安全生产的意识，并且能够有效地保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其次，完善的煤矿安全管理体制不仅能够规范煤炭企业的经营行为以及工作流程，还能帮助煤矿企业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安全生产意识，加强他们对安全生产重要性的认识，这样不仅能够促进煤矿企业的自身发展，还能提高我国煤矿产业在国际上的形象。

四、结束语

我国安全监督管理体制 篇2

在食品中, 凡是存在可能对人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的因素, 都属于食品的危害因素。食品中存在的主要危害因素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食品本身的污染, 主要指的是在食品的生产、运输以及销售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界有毒物质的污染。食品的污染是食品中最为普遍的一种危害因素。我国把食品中的危害常常分为生物、化学两方面。

生物性危害一般来说指的是可以直接通过食物来进行传播的, 病原物进入到人体之后造成中毒性的一些病毒、细菌或者寄生虫等。在食品中, 大概80%的危害是生物性危害。对于食物的生物性危害我们一般能够通过两种手段进行处理:其一是利用加热的办法让食品中的病原体无法存活, 其二是通过冷藏冷冻的手段降低食品中的病原体数量。对于部分需要生吃、腌制的食品而言, 可以选择对其进行冷冻来杀灭其中可能存在的寄生虫等生物性危害。

化学性危害主要是说食品中含有的化学物质量超出相关标准, 人们在食用会造成体内某种化学物质超标而引发疾病。化学性危害可以说是对人体伤害最大的食品危害, 因此我们必须要给予重视。化学性危害的产生可能是动植物在生产过程中食用一些饲料或者施加肥料所引起的, 或者是在食品的加工过程中因为某种添加剂超标而引起的。

2 对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体制改革建议

2.1 推进食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完善与修订

逐渐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食品质量安全性能要求和监测技术标准都要求要严格按照统一的标准实施。对于出口的食品除了要遵守国际标准之外, 同时还必须要符合进口食品标准。过去的食品质量安全标准主要面向的是国内市场, 而并不适合国际市场。我们现阶段的任务主要是将食品的质量进行提升, 让当前国内食品的质量能够符合国内市场发展的需求。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要求我们在制定与调整食品质量安全标准时, 应该严格的遵守两大原则:首先是安全性原则, 只要有可能对人类身体造成危害的食品, 就必须要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对其进行控制;其次是要坚持环保性的原则, 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之下, 必须要利用严格的技术标准或者相应的指标来抑制食品生产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这两种原则直接体现出以人为本、以消费者满意的最高质量标准。

2.2 积极做好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如果相关执法部门不能坚持严格执法或者因为一些因素而错误的理解和使用法律法规就会导致法律政策不完善, 无法发挥出预期的效果。现阶段国内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过程中, 依旧存在很多执法不严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充分了解这些典型的案例, 找出执法不严的主要原因。分析后, 发现部分地方政府管理人员失职渎职或者执法不力, 加之地方保护主义的现象, 导致这些问题的出现。同时, 执法不严、有法不究的主要原因是相关的执法人员对法律理解和掌握程度不够, 常常因为人情或者其他方面的压力而办人情案, 地方保护主义现象也时有存在。因此必须要做到依法行政, 定期对执法人员展开教育培训工作, 积极完善工作纪律以及内部审批程序, 对相关的执法人员展开思想素质培训以及法律教育, 逐渐强化食品质量安全执法监督管理。

2.3 统一协调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体系

国内现阶段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在继承过去模式的同时, 必须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经验, 进一步开创国内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的新模式。一直以来, 国内对于食品质量安全采取多头管理的措施, 一是在执法过程中各个部门职权错位, 二是部分内容存在执法空白地带, 给很多不法分子带来可乘之机。导致国内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督工作无法有效开展。由于管理结构、职权问题及行政成本等因素, 我国要在短时期之内处理好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问题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很多学者提出, 必须要改变这种多头管理的模式, 向更加统一的方向发展。我们认为, 食品行业的产业链非常长, 加之我国地域广阔, 各个地区生产力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 因此食品监督管理工作不可能统一在一个部门之中。现阶段必须要着力处理好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太过分散的实际情况, 把食品质量安全监督工作集中起来, 让相应的职权更加清晰, 同时, 建立健全协调机制, 提升监督管理效率。

2.4 健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增强食品安全检测能力

必须要尽快完善国内关于食品质量安全统一的标准体系, 加快构建食品质量安全规范。同时应该结合国际食品法典, 从食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入手, 将标准与规程落实在食品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之中, 尽可能的健全食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 第一时间对过去的标准进行调整。另外应该把无公害绿色农产品以及有机食品的认证纳入到法制轨道上, 明确各种认证的法律地位, 将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理顺。同时要大力促进GAP、HACCP体系认证。不断扩大资金投入, 广泛的引进以及研究国外先进的食品质量安全检测设备, 努力的减少我国和国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尽快的构建相对独立公正的食品质量安全实验室, 为食品质量安全管理提供科学有效的技术支持。

2.5 做好食品经营企业认证制度

食品生产经营者是确保食品质量安全的首要责任人, 食品的质量安全并不是仅仅依靠严格监管而来, 唯有每个食品生产经营者负担起自身的职责, 自觉的把好食品质量安全关口, 才能够让我们的食品有所保障。因此我们必须要完善从菜园到餐桌的一系列的统一食品认证制度, 建立健全食品质量安全准入制度, 努力完善相应的准入程序。特别是要将HACCP体系纳入到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之中, 在各个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中贯彻GMP, 从源头上降低“病从口入”的风险, 避免食源性疾病的传播, 最大程度的确保消费者的健康。

同时, 我们必须要完善全国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数据库, 并以此为基础给每一个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建立相应的档案。在这一数据库之中必须要包含企业的基本情况、生产产品的种类、执行标准的状况、每次检验的相关情况等数据, 并要确保数据库的信息共享。在建立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数据库的基础上来进行分类管理, 对于质量记录保持优秀的企业可以给予一定的放宽检查, 而对于质量状况不良的企业必须要严加检查, 同时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加强企业的自律。

3 结语

总之, 要全面有效的开展好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不但要求我们做好食品的生产管理工作, 还必须要加强落实监督工作, 两者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我们必须要承担起社会的责任, 严格按照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好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把食品质量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中, 为广大消费者营造一个绿色安全的食品消费环境。

参考文献

[1]刘洋, 金富标, 周鸿立.浅谈我国保健食品安全管理存在问题及对策[J].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2013 (06) :34.

[2]舒声, 试论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体制问题[J].消费导刊.2009 (02) :50.

我国安全监督管理体制 篇3

[关键词] 监管体制 统一机构 技术监管

陕西省社会科学界基金项目（2012Z064）。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发展历史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从无到有再到不断修改完善最终形成现阶段的食品安全分段监管体制总共经历了63年，依照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面对的主要问题、特点和管理机构的变化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49～1979年，我国形成了以各主管部门管理为主，卫生行政部门管理为辅的监管体制。建国初农业生产能力和食品供应都非常有限，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根本不足以解决全社会的温饱问题。再加上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并非以营利为唯一目的，在政府的直接指挥和监督下，食品假冒仿冒问题十分少见，政府部门也只是对源于食品卫生问题引发的疾病进行管理[1]。因此这时我国并没形成对食品安全的监管体制，对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也主要集中在食品卫生管理工作上，防疫部门是这一阶段主要的管理主体。到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束，当时全国形成了食品工商业十分零散的局面，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食品生产、经营部门，由于食品工商业在当时并不算是一个独立的产业，所以各部门也都成为了食品卫生的主管部门[2]。1956年底中央机关完成了第二次精简机构和机构整合后，各部门实行按分工管理食品卫生，中央除卫生部按职责分管外还涉及分管食品卫生的单位有：轻工业部、农业部、国家建委、第二商业部、外贸和国家科委等。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完成，我国初步勾勒出了以各主管部门管理为主，卫生行政部门管理为辅的监管雏形。1964年国务院转发的《食品卫生管理试行条例》，正式确定了这种管理体制。1979年，国务院正式颁布《食品卫生管理条例》，依旧延续使用了1964年确定的管理体制。

2.第二阶段：1981～1992年，我国形成了以卫生行政部门为主导的监管体制。1982年通过的《食品卫生法（试行）》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对全国食品卫生进行监管，地方县级以上卫生防疫站或者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为食品卫生监督机构，负责管辖范围内的食品卫生监督工作。同时铁道、交通卫生防疫机构独立行使食品卫生监督职责①。在《食品卫生法（试行）》中确立了由卫生部一家监管，地方县以上由卫生部下属的防疫站或检验所进行卫生执法的食品卫生监管体制。到1995年颁布的《食品卫生法》更明确了我国的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体制，确立了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食品卫生管理工作，分清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与国务院其他有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同时将县级以上食品卫生监管职责确定为卫生行政部门。并维持了铁道、交通卫生防疫机构独立行使食品卫生监督职责的基本原则[3]。《食品卫生法》的颁布逐步理顺了当时的食品卫生监管体系，形成了以卫生部主管、其他相关部门在各自的范围内协管的，地方由卫生行政部门进行监督执法的新食品安全监管制。

3.第三阶段：2004年至今，我国进入了食品安全时代，形成了分段监管体制。2004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心》将《食品卫生法》规定的监管体制变为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到2009 年《食品安全法》的颁布进一步明确规定了食品安全分段监管体制。《食品安全法》将原有的地方卫生行政部门监管变更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负责、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照该法和国务院的规定确定本级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从而确立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对食品安全问题监管的协调配合机制，建立起了食品安全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4]。至此我国正式确立了由几个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共同监管的食品安全分段监管体制。

对各种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比较分析

1.多部门监管体制，即建立在由多部门共同负责基础上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在食品安全领域因为各个行业的初始分工不同，因此各个部门对食品相关领域的监管也不尽相同，并逐渐形成了由多个部门对食品安全负责的多部门监管体系[5]。在这种监管体制下，食品安全的监管由若干部门共同负责，在不同的国家监管的组成部门也各有不同。在这种多部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下，虽然每一个部门的作用和责任都明确规定，监管思路也非常清晰，但由于食品工业的飞速发展，这种监管体制在运行中时常表现出严重的缺陷：（1）监管机构过于庞杂，机构之间缺乏协调机制。（2）法规制订常出现重复或空白。

2.单一部门监管体制，即一元化的单一部门负责食品安全的监管体制。这种监管体制又可分为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种是由中央政府的某一职能部门负责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并负责协调其他部门对食品安全工作进行监管，这种模式的代表国家是加拿大。另一种是由中央政府成立专门的、独立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由其全权负责国家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这种模式的代表国家是英国。其主要优势表现在：（1）形成了高效统一的监管措施，能够快速对食品安全事件进行应对。（2）形成了统一的食品标准，使监管政策不存在冲突和交叉空白的现象。（3）减少了机构的重叠和重复执法现象，提高了服务效率，加强了责任感。但这种监管体制对各国行政体制要求非常严格，欧盟、丹麦、澳大利亚等是该种监管体制的主要代表。

3.统一协调监管体制，即在国家层面建立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权威机构进行统一协调，而各个部门则按照不同的标准对各种食品环节进行监管。这种监管体制可以说是对多部门监管体制和单一部门监管体制的结合。这种模式的主要代表国家是美国和日本，美国政府于1998年成立了“总统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来协调全国的食品安全工作。这样就形成了由一个委员会总协调，六个部门来进行分管，即总统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进行总体协调，卫生部的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农业部的食品安全检查局（FSIS）、动植物健康检验局（APHIS）、环境保护局（EPA）、商业部的国家渔业局（NMFS）、卫生部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对各自领域的食品安全问题经行分管的综合监管体制[6]。日本于2003年成立“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最高协调机构[7]。这种监管体制的优势主要在于：（1）各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为食品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在统一协调下且部门之间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既分工，又合作。（2）在整个食物链的各个环节，都形成了有效监管，真正做到了从农田到餐桌的有效保护。（3）设立了独立的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功能，加强了风险信息的交流和传播，启动了危险性预警系统，从而使决策更加透明，并使执行过程更加负责。

纵观这三种监管模式在现实中的运行情况，第一种多部门监管模式在各个国家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早年以美、日为代表，但后来随着20世纪食品工业的高速发展，美日都更加倾向于第三种综合统一监管模式。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十年以来，现代食品生产已不限于一个企业、一个部门或一个国家，而是具有跨部门、跨地区、跨国界的商品经济属性。其中任何一个食品源发生污染都可能随着大范围流通而扩散到全国甚至全球。为了应对这一变化，统一协调监管模式的代表国家开始调整或改变自己的监管模式。2011年1月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总统签署了《FDA食品全现代化法》。该法对1938年通过的《联邦食品、药品及化妆品法》进行了大规模修订，这可以说是过去对70多年来美国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领域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8]。从新法推出的改革来看，美国正在改革自己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新法将过去的多部门协调管理逐步变更为由一个部门主要负责加多部门协同配合的监管体系。从这些年的变化来看，未来对于一个国家，针对整个食物链的监管越来越趋向于第二种监管模式即由唯一个全国性的食品安全机构负责，这也成为未来各国改变监管模式的一种趋势[9]。2010年2月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国务院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我国最终形成了由中央设立一个总协调机构并通过各个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共同监管的分段监管模式[10]。这种监管模式和统一协调监管模式非常相像，都是没有一个负责食品安全的专门部门，而是在中央层面设立总协调机构，再由多个部门协同负责食品安全的监管。但是由于各国国体和政体以及文化背景的不同，一样的模式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性，近年来在我国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集中反映出了以下问题：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定位不清；分段监管部门交叉权责不清；技术化监管能力低；社会监管的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法律制度建议

1.重新定位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

2012年2月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国务院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自成立以来该委员会一直面对着定位不清的问题。国务院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的初衷是为统筹食品安全工作，协调食品安全监管单位的监管矛盾，解决分段监管制度存在的权责不清、职能重叠的问题。但由于该综合协调机构没有执法权，在省级和市级行政序列中没有固定的编制，其协调职能往往成为政策上的一句空话。因此要重新定位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1）确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在行政序列中的地位。作为国务院食品安全协调机构其行政级别应高于其他监管单位，这样才能保证协调机制的顺利实施，才能形成有效的协调。同时应健全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完善其执行机构，才能理顺协调程序。（2）赋予其行政职权。该委员会作为食品安全最高层次的协调机构应具备：第一对各监管部门食品安全工作考核的权利，这样可以保障和理顺协调机制的顺利进行。第二统一食品安全领域的国家标准，该委员会应负责组织制订、发布和修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这样可以打破由各部门自己制订标准，而产生的相互重叠的现象。第三负责食品安全信息发布。食品安全信息发布平台是广大消费者从官方得到食品安全信息的主要途径，它是在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后，避免恐慌和保障社会经济稳定的重要途径。因此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最高机构应承担整合各监管部门食品安全信息发布平台，成立及时、高效、准确的信息发布体系，以避免部门间的互相推诿和信息延迟发布。

2.分级分阶段转变监管模式

我国现阶段的分段监管体制植根于计划经济时代各部委单独管理食品企业的历史现状。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后，依然存在部门交叉、权责不清的问题。现阶段我国实行的是分段监管模式，但其并没有体现出各部门在各自领域的监管优势，同时又由于农业、质监、工商和卫生这些食品安全执法部门各自独立，都有着各自的执法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多头管理、分散管理，监管职能经常出现重复或空白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行政资源的浪费。监管体制的改革是伴随着立法改革、行政改革和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同时它还受到法律文化的影响。因此这就决定了现阶段我们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改革不能一蹴而就，而应该分两部走。第一步，将现有监管模式变为，品种监管为主，分段监管为辅。这种改变凸显了两大优势，一是由一个部门负责一种或几种食品，做到从生产到运输再到销售的全程监管模式。二是这种改变避免了在没有进行机构改革前，将涉及食品安全监管的15部门职权收归统一，而造成的行政权限的混论和大面积机构合并整和带来的人员、编制和岗位的不稳定。第二步，将品种监管为主，分段监管为辅的模式变更为单一监管模式。无论是品种监管为主，还是分段监管为主，都需要有一个基础就是有大量的机构和人员参与到监管当中，这样必然造成行政资源的过度浪费。形成统一监管模式后，由一个部门统一负责食品领域的安全监管，必将提高监管效率，使监管责任明确清晰、使食品应急处理快速准确，使食品安全信息发布专业权威。

3.提高完善我国技术化监管能力

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篇4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融入世界经济程度的不断加深,外汇管理体制又面临许多新问题，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对于外汇工作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旨在提高外汇管理的效率,进一步推动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工作的顺利开展，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的不断持续发展。

关键字：外汇管理 体制改革 发展演变

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三十年的历程,改革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随着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程度的加深,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又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总结我国外汇管理体制三十年来所走过的路程和取得的成果,分析外汇管理体制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挑战,对进一步推动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实现资本账户可兑换的长远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外汇资源短缺,经济发展水平低。同时,为适应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和进口替代性贸易战略,我国对外汇实行了高度集中的分配管理体制,集中所有有限的外汇资源,实行统一管理,采用指令性行政分配方式投入到经济建设最需要的地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外汇管理体制适应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整体目标和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为稳定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动、配合并促进其他领域的改革、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归纳起来,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3年;第二阶段1994-2001年;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

（一）、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初级阶段（1978-1993）在这一阶段，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实现经常项目的可兑换,为对外贸易开放提供保障。对于经常项目,我国的资本管制政策主要体现为强制结汇制度、外汇留成制度和双重汇率制度。强制结汇制度和外汇留成制度是针对中资企业经常项目交易的资本管制政策。外汇留成是一种使用外汇的权利,以额度的形式表示,在使用时用人民币配成现汇。中资企业的贸易及非贸易外汇收入必须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结汇,其出口外汇收入卖给国家后,国家按规定比例给与出口企业外汇留成额度。用汇时,单位用人民币配以额度,按国家公布的外汇牌价购买现汇,对外进行支付。

双重汇率制度是这一阶段我国对经常项目实行的另一项资本管制政策。1979年8月国务院决定,除继续保留公布牌价外,还制定内部结算汇率。1981年正式实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适用于进出口贸易外汇的结算,汇率为1美元兑218元人民币。从1981-1984年,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格没有变动,同时公布的牌价主要适用于非贸易外汇的兑换和结算,汇率为1美元兑115元人民币。1985年1月1日,我国取消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进出口贸易外汇按官方汇率1美元兑218元人民币结算。1985-1990年,我国多次大幅调整汇率,由1985年1月1日的1美元兑218元人民币,逐步调整至1990年11月17日的1美元兑5122元人民币(其中两次大调整分别是: 1986年7月5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3120元调至3170元,贬值1518%;1989年12月16日,人民币汇率从1美元兑3172元调至4172元,贬值2112%。),到1993年底,官方汇率调至1美元兑5172元人民币。由于外汇调剂市场的存在, 1985-1993年,我国实行的仍然是双重汇率制度,官方汇率与调剂汇率并存。例如, 1993年底,我国外汇调剂市场汇率为1美元兑8172元人民币

（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推进阶段（1994-2001）

这一阶段，我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建立了资本市场和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现了汇率并轨,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正式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潮。1996年,我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完全可兑换,使对外贸易畅通无阻。但是,我国的经常项目实际上仍然存在外汇管制,体现为银行结售汇制度。例如,我国对中资企业的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实行强制限额结汇制度,除按国家规定的比例开立外汇账户保留以外,必须卖给外汇指定银行,这一措施实为限额结汇管制,属汇兑管制;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的是意愿结汇制度,但不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在外汇指定银行办理结售汇(也属汇兑管制),外商投资企业要卖出外汇或者购汇都必须在外汇调剂中心进行。

在经常项目实现可兑换的同时,我国对资本项目的交易和汇兑实行了严格控制,一是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所有资本项目外汇收入均须调回境内;二是境内机构(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项目外汇收入均应在银行开立外汇专用账户,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后才能结汇;三是资本项目下的购汇和对外支付都须经过外汇管理部门的核准,持核准件方可在外汇指定银行办理购付汇。

实行汇率并轨。1993年12月31日的官方汇率是1美元兑518元人民币,而调剂市场汇率为1美元兑8172元人民币左右。1994年1月1日实行汇率并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1美元兑8170元人民币。利用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三）、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完善阶段（2002年至今）

这一阶段，我国对资本管制的思路进行了调整。在前两个阶段,我国强制结汇的管制思路主要是基于我国外汇储备短缺的事实。在第三阶段,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改变了短缺的状态,不仅如此,通过外汇占款而产生的基础货币的扩张压力越来越大。因此,在这一阶段,我国一是转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外汇流入越多越好的观念,加强了对外汇流入的监测与管理;二是转变外汇流出越少越好的观念,逐步建立正常的、合理的、可控的流出机制。在经常项目结汇方面,逐步向意愿结汇制度过渡。到2007年8月,我国外汇局取消了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额管理,境内机构可根据自身经营需要,自行保留其经常项目外汇收入。以此为标志,我国自1994年以来沿袭了13年的强制结汇制度,淡出了历史舞台,被意愿结汇制度所取代。

对于资本和金融项目，逐步完善并适度放松了资本项目外汇管制。首先,有选择、分步骤地开放证券投资,拓宽资金流出流入渠道,如2002年,我国推出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允许合格境外投资机构投资于境内证券市场上包括股票、债券和基金等民币标价的金融工具。2007年6月,推出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制度(QDII)。其次,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放松资本流出的管制措施,如简化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的各种手续、放宽购汇限制、放宽境内金融机构境外证券投资和代客理财等限制、实施/走出去0战略,成立国家投资公司、实行境内个人对外证券投资试点等。再次,对短期资本流动,尤其是/热钱0投机活动进行抑制,如加强外资对房地产业投资的审批和监管、大幅度核减中外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短期外债余额指标等。

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形成，进一步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不再单一钉住美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由1美元兑812765调整为1美元兑换8111元人民币,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2101%。银行间一揽子货币兑人民币的每日收市价,作为翌日买卖中间价,上下波幅013%。

二、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演变的方式、路径及其特点

1、国家对汇率的干预。虽然改革后的制度在对汇率的管理上有所放松，汇率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上下浮动，但政府仍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管理，政府仍发挥着主导作用。

2、中国外汇管理法规“位卑权重”。中国外汇管理法规从一开始就以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包括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国家立法机关通过法律的形式出现。导致中国在外汇管理这一领域只由一部行政法规《外汇管理条例》调整，一切外汇管理活动都以其为准则。

三、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的现行框架

根据《经济法》中的我国外汇管理制度的基本框架的概述

我国从建国以来一直实行外汇管制。建国初期，基于我国国力较弱以及当时所处的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顺势颁布了一系列的外汇管理新法规，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为主，包括其它外汇管理法规、行政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的相对完善的外汇管理法律体系，标志着我国外汇管理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目前，我国外汇管理的职能部门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局。

1、外汇管理的对象是境内机构、境内个人的外汇收支或者外汇经营活动，以及境外机构、境外个人在境内的外汇收支或者外汇经营活动。境内机构，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部队等，外国驻华外交领事机构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除外。境内个人，是指中国公民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连续居住满1年的外国人，外国驻华外交人员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除外。

2、经常项目，是指国际收支中涉及货物、服务、收益及经常转移的交易项目等。经常项目外汇收支，包括贸易收支、劳务收支和单方面转移等。

3、资本项目，是指国际收支中引起对外资产和负债水平发生变化的交易项目，包括资本转移、直接投资、证券投资、衍生产品及贷款等。

4、国家对外债实行规模管理。借用外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并到外汇管理机关办理外债登记。

5、提供对外担保，应当向外汇管理机关提出申请，由外汇管理机关根据申请人的资产负债等情况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申请人签订对外担保合同后，应当到外汇管理机关办理对外担保登记。但是，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进行转贷提供对外担保的，不适用上述规定。

6、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可以直接向境外提供商业贷款。其他境内机构向境外提供商业贷款，应当向外汇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外汇管理机关根据申请人的资产负债等情况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7、资本项目外汇收入保留或者卖给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当经外汇管理机关批准，但国家规定无需批准的除外。

8、依法终止的外商投资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清算、纳税后，属于外方投资者所有的人民币，可以向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购汇汇出。

9、人民币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四、我国外汇管理体制发展方向及演变趋势

我国外汇管理体制发展方向及演变趋势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包括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要代表的国际经济组织的政策倾向等在内的国际因素;二是包括我国经济结构性调整、资本市场的完善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在内的国内因素。

目前,我国在贸易领域已基本融入世界体系,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资本活动领域,我国还存在很大的空间。可以肯定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我国的资本管制不是长久之计,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在现有资本管制框架下研究并推动资本账户的稳步开放;但是,在近几年,甚至十几年,我国的资本管制仍然需要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将继续坚持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方向,围绕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进行调整和决策,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账户的可兑换,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完善做出应有的贡献。

由此，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的演变趋势

1、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汇率制度采用浮动汇率制。根据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各国只能选择其中对自己有利的两个目标。综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中国资本市场终究会完全开放也会长期拥有独立自主货币政策选择相应的浮动汇率制度可行。

2、合理利用外汇储备。到国外投资、用储备换技术、关注环境变化，加强企业社会责任;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结构，减持美元储备，增持欧元、马克等货币资产;转变引进外资理念，注重成本效益分析。

3、逐步确立由强制结汇制向意愿结汇制的转变。意愿结售汇下，易于增强企业和个人自主创汇的积极性。

4、积极培育和发展外汇市场，坚持依法行政，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外汇市场秩序以及完善外汇风险的监测与化解机制。

5、建立外汇管理制度法律体系。参考别国相关法律的优点，写出自己的法律，与世界接轨，促进中国外汇制度的发展。

五、结语

随着我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也不断实现改革，越来越适合当前我国的对外贸易格局。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面临的国际贸易形势更加严峻。因此对于外汇管理体制也要不断加强改革，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为适应全球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提供必要的手段方式。

浅析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 篇5

摘要：在我国，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做了规模调整后的居民委员会辖区。社区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单位，是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求的载体，必须具备满足社区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求的多种功能和与此相应的组织机构，形成一个完整的社区管理体制。社区管理体制是社区管理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一定社区的管理体制是特定历史环境和时代条件下的产物，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根据需求进行改革完善。在现阶段，只有通过不断创新，建立并完善规范、科学、高效的社区管理体制，才能充分激发城市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有效解决各种现实问题和矛盾，不断推动和谐社区和和谐社会构建的的整体进程。本文在回溯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历史沿革的基础上，反思社区管理体制创新中存在的问题点并据此探析创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可行性路径。

关键词：社区；管理体制；历史沿革；创新

一、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

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的兴起和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城市管理体制是“两级政府、一级管理”，其特点是完全由政府主导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 当发轫于农村的经济改革进入了城市后，我国开始实行“ 两级政府、两级管理”，原有的部分政府权力开始下放到街道办；经济体制解体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对城市管理体制产生了重大冲击，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城市传统单位制管理模式面临严重挑战。在新的城市社会环境下，相应地，单位制社区向社会化社区转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单位制的变迁给城市社区建设带来严重挑战，在城市社区建设中探索适宜社会发展要求的城市社区治理便成为现实性的问题。基于此，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解决体制转轨所产生的问题与矛盾，民政部提出进行“社区建设”，其基本内涵就是“在政府倡导和指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解决社会问题，强化社区功能，发展社区事业，促进社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从此拉开序幕，其中探索推动社区发展的社区治理的组织框架及运行体系，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具有核心价值。

在全国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发展中，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民政部先后选择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青岛等26个城市推行“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从而标志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探索的正式开始。在这十几年的努力中，我国社区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其中也形成了比较有特色的集中社区建设模式：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上海社区治理模式；积极进行“社区组织建构”的沈阳模式；以“社区服务”为中心的青岛模式；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特征的江汉模式。这些地区从社区管理体制创新上与政府职能转变上进行创新探索，尝试理顺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划分政府管理与社区管理的范围，取得了明显成效，其经验值得借鉴。当然，从全国社区建设的整体情况看，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尚未解决的现实矛盾与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不断完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不断推动和谐社区和和谐社会构建的的整体进程。

二、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凸显的问题

（一）区政府、街道、社区管理职责不清

1.区街关系不清，街道有责无权。现实中，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街道办事处在社区管理中处于尴尬地位，作为一个派出机构，随时得接受上级各部门下派的各种职能，在社区事务管理上要依赖条线职能部门,因此“会签制”、“评议制”的制度设计形同虚设。在实际操作中,街道办事处往往要“凭面子”、“凭票子”去协调条线职能部门开展社区工作。并且，从实际情

况来看，在社区治理中街道领导在协调社区内部邻里纠纷等较小的社区事务时凭借个人关系还能做到游刃有余，然而在协调诸如社区与企业等社会较大实体时权威性不足，很难开展工作。上级任务层层下压到街道，却不授予相应的权力，特别像城市社区环卫工作等，导致街道承担义务，却没权力，区街关系不清，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社区的日常建设和发展。

2.街区关系不明，社区行政化色彩严重。在法理层面，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但在实践中，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变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居委会的工作只能向政府负责，而不是向居民负责。政府的诸多职能部门为使居委会能更多更好地完成自己委派的工作，实现本部门的工作目标，习惯于用政府部门的体系对居委会工作进行考核、评比，这就造成了居委会工作与群众实际需求的脱节，背离了社区自治的本质，社区居委会成为行政化组织。

3.在治理内容上，社区事务划分不明确。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容比较复杂，它既涉及包括政府行政管理范围内的事务，又涵盖社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然而，在实际运行中，社区治理管内容划分不明确，社区居委会承担了大部分治理事务。在一项调查中显示，在对吉林省延吉市新兴街道所辖社区的调研中发现，社区居委会目前共承担了党员管理、妇女儿童、文化体育、计划生育、综合治理、残联、低保、优抚、双拥、红十字、环境卫生、健康教育、科学普及、违章整治、民事调节、信访接待、劳动保障、退休管理、老年协会、关心下一代、兵役登记、工会建会、经济普查、商业网点调查、代收卫生费用等10多类60多项工作任务，而有些工作是需要入户调查的，如：计划生育、残联、低保、劳动保障、退休管理、经济普查、商业网点调查、代收卫生费用等，按每个社区平均2500户计算，一个项目的入户调查就要动员所有社区干部历时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从中可以看处，社区实际上成了承接上级各项任务的“一只筐”，社区不得不承担所有事务的管理职责，这显然违背了城市社区居委会相关法律的规定。社区治理边界混乱不清，给城市社区治理带来困难。

（二）社区主体的自治能力不足

1.社区自组织发育缓慢。社区民间组织作为社区自治主体之一，它的发育程度对社区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多元参与的社区治理机制是社区发展的重要标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广大社区居民自由结社程度直接决定着社区治理的高低。依据居民参与和自治的不同领域，社区自治应该是多样化的，社区自治组织也应是多类型、多层次的。从现实状况来看，作为社区治理主体之一的社区民间组织发育还相对缓慢。另外，很多社区民间组织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官办特色，不受到重视，没有专职人员任职，没有规范的章程和健全的组织机构，致使社区民间组织处于无序、涣散状态，发育缓慢。

2.社区工作者素质不高。社区工作者队伍素质水平，特别是业务素质及实践经验直接影响着社区治理各项活动的开展，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分层严重，各种利益因素导致社区治理中各项矛盾异常突出。但是,目前在缺乏专职社区工作者的情况下，居委会成员老龄化、文化程度偏低、开拓能力差,无法适应社区工作由义务性、闲杂性向有偿性、专职性发展。另外，部分社区工作者缺乏社区工作必备的理论知识，工作中出现个人能力与工作需要的矛盾，还有一些社区干部观念陈旧，缺乏主动性和创新意识。

3.社区居民参与热情不高。民主有助于维护人们自身的根本利益，社区居民政治参与是推动社区民主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推动社区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更是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重要保障。然而，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环境及人自身等各种因素都直接决定着居民的参与水平与参与热情，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深化的进一步影响，物质经济利益成为人们行动的重要驱动力，经济体制转轨及社会转型也不断影响着人们的心理，社区居民已经成为比较现实的理性经济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由于社区能够给居民提供的各种经费相对不足，居民自身的参与意识不高等问题，致使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不高。

（三）相关法律法规滞后于实践导致社区管理行为的失范

目前涉及城市基层社区的法律有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制定并通过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以及1989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由于制定时间较早,这些法律已明显不适应社区管理的需要。《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组织，街道办事处与社区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街道办事处指导支持社区居委会工作，加强社区建设，提高社区居委会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能力，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作用，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做好有关社区保障工作。然而社会环境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滞后于社区治理的需求。在实际运行中，社区居委会作为城市社区自治组织却成了街道办事处的“一支脚”，具有“半自治半行政化”的性质，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一级小政府。在开展活动中，街道办事处转移压力，将上级摊派下来的各项任务强制转嫁给社区居委会来完成，最终导致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居委会事实上成为了承接街道办事处及上级政府各项工作任务的“筐”。虽然法律规定街道与居委会之间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只存在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作为社区内的各种社会组织，街道和居委会与之也没有明确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并且，由于规定过于宽泛，且没有明确界定街道办事处、社区自治组织对自治范围之内事务的各种权限，致使街道、社区在协调各种关系时权威性不足，因此，一旦当各方发生矛盾及利益纠纷时，导致协调困难。

（四）资源获取渠道有限，管理经费不足

“ 街道办”调配的社区服务资源主要依赖财政拨款，一方面，日益增多的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内容使得街道办及其派出机构无暇考虑拓展资金的来源渠道； 另一方面，现有的管理体制下街道办的模糊角色使其难以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固有的行政工作惯性，这也导致街道办一味重视上级政府的关注，忽视社区固有资源的积累。因此，尽管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出的模式林林总总，但我国目前的城市社区建设均普遍存在资金短缺现象。城市社区处在城市管理的最底层，面临复杂的社会环境，涉及的事务比较多，而各项治理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财政的大力支持。城市社区各项公共活动的开展及社区内部的优抚、救助等都需要经费的投入，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及各项公共物品的提供都需要强大的财力后盾，更为重要的是，社区工作者也是“理性经济人”，在正常情况下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目前城市社区工作者队伍的经济待遇及社区公共经费偏低。同时，社区工作者的工资待遇不能与其工作量成正比，社区干部养老及医保等福利也得不到落实，办公经费短缺，无力开展社区基本公共服务活动和基础设施建设。又由于上级政府对社区财政投入不足，而自筹资金能力有限，而社区各项活动及事务的办理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投入，财政吃紧状况进一步制约了社区治理的进程。

三、创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可行性路径

（一）明确职能定位，确立区政府、街道、社区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1.明确街道与区政府之间的以“条”为主的行政管理关系。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的派出机关，按照法律规定，必须行使区政府分配的各项任务与职责，区政府对其具有法定的行政管理权。而区政府的各部门机构与街道办事处不具有上下级的行政管理关系，因此，区部门机关对街道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行政管理权。除区政府以外，区部门机构无权将自身任务下派到街道。为了保证街道办事处的合法地位与正当权利，必须从法律上理顺街道管理体制，保护街道办事处在社区治理中的合法权利。同时，区政府在下派任务时，必须将相应法定权力下放到街道，确保街道行使开展工作的权威性。

2.明确街道办事处与社区之间的关系。以往的管理体制是区政府向街道下派工作，而街道则将许多工作再落到社区，形成了街道对社区的领导关系。法律法规要突出街道办事处的社会管理职能，新的体制要求市、区政府主要实施宏观调控职能，而让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担任主角。街道办事处在辖区事务中的作用，是为政府职能部门、社会单位和社区居民做好服务工作；接受区政府的委托，对辖区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福利项目行使管理职能；对涉及居民利益的环境、卫生等公共项目实施项目式管理运作。法律要确保街道与社区应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街道对社区换届及日常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让社区组织和居民担任主角，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的自治功能，实现社区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

3.划分社区治理的事务范围。传统城市社区管理模式是“社区好比一只筐，大事小事往里装”，因此各种各样的社区公共事务实际上都是由社区组织来承担完成，而管的越多、越杂却导致社区协调、监督能力不足。这就需要实行社区分类管理。社区分类管理，是不同业务由不同组织负责、不同职能由不同组织履行、不同服务由不同组织提供的一种新的社区体制，社区事务分类管理有利于明确各管理主体对社区事务的权责关系，为了实现社区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精神，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的机制。实现社区分类管理，明确了政府、社区的权力与责任，实现了社区治理中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的有效衔接，将社区权力组织真正从各项事务中脱离出来，真正从事与社区自身发展有关的各项事务。

（二）提高社区主体的自治能力

1.重视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包括非营利性组织（NPO)、非政府组织（NGO)等，管理大师彼得· 杜拉克认为：“让政府来推动一切社区问题只会愈帮愈忙，社区问题的解决之道就在社区里面„„非营利机构就是社区，我们正是通过它来塑造一个公民社会，它是未来社会行动中的中坚力量。”非营利组织是社会资本“流通”和“运用”的重要通路，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是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重要途径，志愿服务团体则是整合社会资源、构建人际关系平台的重要力量。因此，出台相应的政策引导和支持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实现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有效路径之一。

2.提高社区工作者的自身素质。政府应该重视提高社区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加强培训，提高社区工作者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水平。同时，社区也可以通过招募年轻、热情、文化程度高、有专业技术知识的志愿者，来改变社区资金不丰裕、人手不足、文化程度不高和专业知识不强的现实情况。同时在政策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切实改善社区工作者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和工作条件，提高奖励力度，使社区工作者的薪酬不低于当地收入的平均水平，这也能为社区工作引进高素质的人才。

3.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要建立健全有利于居民表达自身利益的渠道，推动社区居民参与热情。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往往与社区居民的自身利益密切相关，要推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必须建立健全有利于居民表达自身利益的渠道。首先，实现党组织内部民主表达机制，使党员群众能够及时向党组织表达广大社区群众对社区发展及重大方针政策的看法；其次，拓展社区普通居民表达自身利益的信息渠道，鼓励广大居民群众通过合法化的利益表达机制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最后，社区工作者应及时主动了解社区困难群众的思想动向，这部分人往往对社区的意见比较大，必须积极引导他们走出低估，勇于表达自身观点。

（三）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

完善有关城市基层社区的有关法律法规有助于正确处理居委会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居委会是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性组织，基层政府不得干涉群众自治事项，要尊重居委会的法定权利，居委会要接受政府依法进行的相关业务指导，二者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完善有关城市基层社区的有关法律法规有助于居委会的自身建设，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健全居委会的工作组织，指导建立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要健全包括居民公约在内的各项管理制度，并确保管理制度不与宪法、法

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相违背；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指导居委会开展工作，履行法制宣传、调解民间纠纷等法定任务。

（四）拓展体制运行的资源渠道，为实现社区管理提供充足的财力保障

1.政府按社区规模拨给的费用，应当列入政府的财政预算。各级政府建立社区建设专项资金，列入当年财政预算，并根据经济增长比例逐步增加。省级社区建设专项资金，可用“以奖代补”的方法，加大对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市、区两级社区建设专项资金主要用于社区工作者的生活补贴、办公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经费。办公经费按小区居民户数制定统一标准，由市、区两级拨付，并且每年有适当增加。

2.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区街政府部门需要社区居委会协助处理“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工作时，征得社区组织同意后，区街政府部门必须同时为社区组织提供协助所需的权利和必要的经费；区街政府部门做不好、也做不了的社会服务性职能向社区转移时，必须同时转移权利和工作经费，做到“谁办事、谁用钱，谁负责、谁有权”，从而保证社区在协助工作时或在承接社会性服务职能时，做到“有职、有权、有钱”。

3.通过社会渠道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资金支持。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积极进行社会筹资，在具体运行中，由具有辖区社会管理职能的街道办事处负责，依法成立各种基金会，向社会各组织、各团体、各阶层（尤其是富裕阶层）募集社区工作基金，在经费使用方式上，要建立严格的基金使用办法，对微利或福利性社会团体、组织进行资助，促进其发展壮大。居民委员会兴办公益事业所需费用，经居民会议决定，可以根据自愿原则向居民筹集，也可以经受益单位同意，向本居住地区的受益单位筹集。居民委员会也可以接受募捐和馈赠。

4.鼓励发展社区经济，为社区治理提供资金来源。社区经济状况对社区治理具有重要的作用。充分利用社区优势资源发展社区经济，有利于提高社区自筹资金的收入，扩大社区治理的财政基础，可以为社区各项治理活动的开展解决资金问题，同时也有利于各项公共活动的开展，提高社区福利水平，增强社区的凝聚力，通过有效社区治理推动社区的发展。

5.实行税收增量比例返还制度。即以街道为单位，以目前提供的税收为基数，按每年新增税收的一定比例由市、区财政返还给街道办事处专项用于社区建设。同时完善税收协管制度。对税收协管实行奖励，提高街居护税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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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汪波.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探索——行政、统筹、自治之三元复合体制[J].公共管理科学,2010(2):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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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新叶.社区管理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4-59

我国道路交通管理体制改革初探 篇6

体制改革初探20世纪 80年代以来，我国道路交通事业的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迅猛提高，使得机动车辆急剧增加。与此同时，道路交通管理中存在的体制问题也日益凸显，既影响了道路运输的安全管理也阻碍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因此，必须引起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彻底改革现有的道路交通管理体制，建立一个科学化、现代化和正规化的全新道路交通管理模式，更好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一、我国道路交通管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为适应日益增长的经济需要，我 国的汽车工业和公路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一个由省、地、县（市）、乡（镇）、村编织而成的公路网已初步形成。然而，道路交通管理滞后及其所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1.道路交通事故率居高不下

据国家公安部交通管理局2009年公布的数据： 2008年，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265204起，造成73484人死亡、304 919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10.1亿元。道路交通事故每年给数10万个家庭带来巨大的不幸。

2.公路“三乱”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

公路上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的“三乱”问题，屡禁不止，严重损坏了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尽管政府三令五申，有管主管部门几番下大力气治理。然而，由于管理体制问题影响，总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公路“三乱”问题始终得不到彻底解决。

3.超载、超限车辆严重损害公路设施

我国经济建设的大发展带来了道路交通运输业的大发展。为了借助大运量 获利，各种超载、超限的超大吨位运输车出现在各条公路上，这些严重违规的车 辆带来十分严重的问题，如公路损坏、交通事故隐患、道路交通堵塞等。

4.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令人堪忧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日趋完善，但在道路交通管理体制方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仍然存在。有些行业主管执法部门不能严于利律己，有些执法 人员不能严格依法行政等。

5.道路交通管理秩序混乱

道路交通管理的某些环节上存在一些问题。如公路收费站星罗棋布，乱收 费现象时有发生；公路设施破坏严重，给交通安全带来隐患；农村的摩托车既不 挂牌也不缴费，摩托车数量增加很快，其造成的交通事故危害甚大，因大多数摩 托车无牌无证，出事后逃逸率很高，给公安交警侦破带来了的困难。

二、我国道路交通管理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目前，我国道路交通管理主要由公安、交通以及城建、农机等部门共同负 责，这些部门其主要业务性质各不相同，其相互间关系松散、工作脱节，不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道路交通管理体系，致使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缺乏认识的一致性、管理的协调性、计划的周密性，久而久之，使道路交通管理工作陷入被动局面。

1.体制不顺，“单人跳舞”

交警、公路、运管、路政等涉及道路交通的所有业务是一个整体，由此产生 的道路交通管理也相对应的是一个有机整体。然而，现有管理体制却使其人为地割裂开来，使其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整体功效发挥不出来。

当前，我国这种单一的完全依靠公安交警部门管理道路交通安全的体制，即使使其做出的努力再大，也是独木难支，道路交通安全状况不容乐观。

2.政出多门，相互制肘

针对车主和车辆管理的部门有公安交通警察（驾驶证、行驶证、车辆注册登 记、审验、事故处理等）、交通（公路建筑与维护、运输管理、路政管理、高速公路收费）、税务（燃油税、车辆购置税、车船使用税、矿产资源税、营运车辆营业税）、保险（保险费）、城建（环境保护费、城市道路停车费）等，众多的管理部门不仅使得车主感到无所适从，而且在运行操作上给管理部门也带来极大的难度。

3.职权不顺，协调不力

长期以来，“治超工作 ”之所以处于被动局面，其主要原因是部门分工太细、各自为政的结果。按道理说，公路部门是专门修筑公路的机构，应该由他们

来主管，但实际情况是公路部门只有修路权没有管路权，公路部门对超载车损坏公路的情况只能作壁上观，望而叹之。公安交警负责道路交通安全，维护公路不是份内的事，至于城建、农机等部门就更谈不上维护公路的责任了。但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中，他们不宜从事与经济有着密切联系的工作。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不全属于行政治安管理工作的范畴，如车辆管理就是属于一般的社会公益性管 理工作。货车、出租车作为一种特定的生产（运载）工具，其经济利益是显而易 见的。应由相关主管部门加强源头管理，协调一致开展工作。

4.条块混杂，各行其是

现行的道路交通管理体制既非条条也非块块，属于条块结合的多家混合 管理格局，由此滋生的是缺乏强有力的统一管理，各主管部门均重视做好自己 份内的工作，至于相关联的其它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如何协调配合做好则不予 考虑。

1987年交通监理体制改革前，道路交通属交通部门一家管理，公路的建设 养护以及车辆的审验、驾驶员的培训等各项工作在管理上都比较顺畅，出现的问题也较少，但自从监理体制改革后，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公安交警与交通 公路、原有的交通征稽部门虽然没有发生大的相互扯皮事情，但“自顾自”带来 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

三、对我国道路交通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

根据当前道路交通管理体制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从改革和发展的大局出发，建立一个具有高度科学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全新道路交通管理模式。

1.统一管理机构，整合现有的道路

交通管理队伍根据目前国家建立大部制的既定方针，建立交通运输部领导下的大道路交通管理体系，全面整合道路交通管理队伍是大势所趋，要将现有的公安交警、农机（管理农用车、拖拉机的部门）、城建（管理公交车、出租车的部门）等与道路交通相关的部门和交通部门的公路、运管、路政合并，统一由新组建的交通运输部负责管理。

2.统一道路管理，确保车路一体化的健康正常运行

打破现有的道路交通管理格局，实行以“条管为主，块管为辅”的分级管理

体系。高速公路、国道由国家交通运输部负责管理，省以下、县、乡、村道路由各级交通运输部门各收负责管理。

各级交通运输部门均接受上一级交通运输部门的宏观领导和技术指导。公路部门应有责、有权负责起公路的建筑、维护和养护，哪些车可以上路，哪些车不可以上路，应由公路主管部门集中管理。

3.统一车辆管理，理顺车辆管理的渠道

凡在公路上行驶的一切车辆，包括汽车、电车、农用车、拖拉机、公交车、出租车、摩托车等车辆，统一由交通运输部门下设的各级车辆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如注册登记、审验、挂牌等工作。

4.统一收费管理，彻底杜绝“三乱现象的发生

目前，车辆缴费的项目很多，有些依旧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输部门应该认真研究审验核定，哪些项目可收，哪些项目不能收，避免重复征收，简化手续、方便车主。

5.统一网络管理，加速道路交通管理的现代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道路交通中的信息化管理已在实际工作中初具规模，全国已经建立统一的信息网络，对车辆的注册登记、审验、挂牌，道路事故的勘验，道路交通的监控，驾驶员的培训、考核、证件发放，等等，一律实行信息化网络管理，努力促进道路交通现代化的快速实施。

6.统一宣传口径，开展有效的交通安全和护路教育

整合后的道路交通管理部门，要借鉴世界上交通事业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 各种机动车驾驶员的培训、考核，驾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开展道路交通安 驶证的发放等工作亦由交通运输部门指全教育和爱护公路教育。定专门机构负责管理。

我国安全监督管理体制 篇7

一、我国煤矿安全监察的基本内涵

煤矿安全是煤矿企业不容忽视的工作, 因此做好煤矿安全监察工作是至关重要的。所谓的煤矿安全监察是指国家任命和指派有相应资质的安全监察机关和检查人员, 代表国家对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生产组织及工作人员执行国家《安全生产法》及其有关法规、条例和标准情况进行监督、纠正和惩戒, 以防止和减少安全事故, 保障人民群众的财产和安全。

二、我国煤矿安全监察体制目前存在的问题

科学的、可行性强的煤矿安全监察体制是管理和调节煤矿安全生产运行的指挥棒, 为煤矿安全生产提供制度保障。结合近些年来发生的特大重大矿难事件, 对我国现行的煤矿安全监察体制进行反思, 我国现行煤矿安全监察体制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一) 安全监察体制主体存在重复性

多元化的管理机制是我国的煤矿安全监察体系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主要是由国家的煤矿安全监察与地方煤矿安全监察共同监管 (省、地市分别都设有安监局、煤监局、煤炭工业局, 县一级设有安监局、煤炭局) , 最后由企业的相关人员负责监管。国家的安全监察局与各个省的监察分局之间相互监察、相互监督, 若发现问题, 及时上报, 并及时下发整改通知。

这些部门分别依据《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安全生产法》、《煤炭法》的规定, 对煤矿业进行安全工作监察, 这种组织机构之间的重叠, 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协调, 难以形成合力, 容易产生职能交叉、权责不分明等问题。遇到煤矿事故问题, 机构之间相互指责, 相互推卸责任, 一旦发生重大的矿难, 整个地区甚至整个省所有的煤矿产业全部停业整顿, 此种治标不治本的安全管理模式, 起不到根治事故的效果。马克思曾经说过“为了100%的利润, 有人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为了300%的利润, 有人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上绞架的危险。”不少煤矿企业的老板会受到追求高额利润目标的驱使, 无视法律、漠视生命, 在整顿检查期间偷偷生产, 容易造成更多安全事故的发生。

另外, 组织机构不具有独立性, 国家安全监察局和地方政府对各地煤矿安全监察局进行双重领导和双重监督, 地方政府出于一些特殊的利益关系或者对局部利益的考虑, 会影响其在执法过程中的抉择, 进而影响执法的严肃性和结果的公正性。

(二) 我国煤矿安全监察立法上的缺失

虽然我国在煤矿安全立法方面的工作起步较晚, 但经过法律学者和广大群众几十年的努力, 从形式上, 我国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煤矿安全法律体系, 如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 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矿安全监察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等行政法规, 还包括一些地方性法规以及国家煤矿安全监察总局和一些直属机构发布的关于煤矿安全生产的部门规章。但是, 由于多种原因, 这一法律体系仍存在着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1. 立法指导思想较落后。

贯穿我国全部立法活动的基线和准则就是立法原则和立法指导思想。建国初期, 我国立法指导思想奉行“宜粗不宜细、原则化、概括化”,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法律体系的全面建设, 使得政治, 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形成有法可依的局面。但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经过实践证明渐渐暴露出这种立法指导思想的滞后性, 相关法条之间缺乏系统性和条理性。而煤矿安全涉及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关系, 是一个复杂的体系, 因此, 在当前注重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形势下, 我国在煤矿安全立法上需要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针对性的立法指导思想。

2. 法律可操作性较弱。

部分法律的规定过于理想化和原则化, 不切合实际, 如《安全生产法》第90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不服从管理, 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或者操作规程的, 由生产经营单位给予批评教育, 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造成重大事故, 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对于此处的重大事故如何界定, 对于煤矿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达到何种程度构成犯罪等问题, 没有一个统一的、可操作性的标准;对于违反煤矿安全规定施行行政处罚的标准也不具体, 如《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第37条规定“煤矿井下采掘作业, 未按照作业规程的规定管理顶帮, 露天未按照设计规定, 进行采剥作业, 对深部或临近井巷造成危害的, 由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责令改正, 可以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关于未按照作业规定的顶帮现象, 不同面积的处罚如100平米和1平米是否相同?在现实中对于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就存在着相当的难度, 难以把握处罚的尺度;煤矿安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而我国的《矿山安全法》只有50条, 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只能依据劳动部的《实施条例》和各省的《实施办法》这些下位法, 当上位法与下位法出现冲突时, 知法和守法都难以适从。

3. 自由裁量空间较大。

对于煤矿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进行罚款的行政处罚, 由于对于罚金的具体数额规定不够详细、不够具体, 因此执法尺度不一致, 自由裁量的空间较大。违法行为相同但是处理结果却不相同, 造成执法的随意性, 影响执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三、完善我国煤矿安全监察体制的措施

科学的煤矿安全监察体系是贯彻落实煤矿安全领域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是促使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措施。针对上面对我国煤矿安全监察体制上的问题进行分析, 笔者对于完善我国煤矿安全监察体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措施。

(一) 健全安全监管机构的设置

1. 健全安全监管机构设置。

用委托代理的关系来对我国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进行诠释, 煤矿安全监察的委托人是国家安全监察局, 代理人是各类安全监察员, 顾客是煤矿。从委托人———代理人———顾客的关系上看, 不难看出, 存在着代理人过多的问题, 既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安监人员, 又有煤矿安全监察局的安监人员, 还有煤矿工业局的安检人员, 对于这种多重代理的现象产生出的职能交叉、监管缺位, 需要重新建立委托代理人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在煤矿安全问题上, 不管是国家安全监察还是地方安全监察,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对煤矿安全生产进行监督检查, 都是在进行监督监察的工作, 区别就在于一个是重点检查、专项监察和定期监察, 一个是对日常的生产操作进行监察, 而对于煤矿安全生产的日常基本管理则是煤矿企业自身的工作。因此, 建议对监察资源进行整合, 撤销省、市、县的煤炭工业管理局, 将煤炭局的服务职能和提供生产技术指导的职能交由中介机构来进行有偿服务, 煤炭局原有的安全监察职能由煤矿安全监察局来完成, 进而将安全监察主体也进行整合。

2. 将现在的三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延伸到四级, 即设立县级

煤监局, 各级煤监局隶属于各级安监局, 统一在安监局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有利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这样对于煤矿安全的监察, 从中央、省、市、县只有一个监察部门, 建立起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安全监察机构, 可以避免因监察主体的重复而导致职能交叉、多重执法。

(二) 完善煤矿安全监察立法

1. 公民生命权入宪。

生命权是作为一个人所应享有的最根本的权利, 是建设法治社会的理性和道德基础。对于生命权的价值,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或个人会公然持否定的态度, 但现实生活中漠视生命权、侵害生命权甚至剥夺生命权的现象是大量存在的。因此在国家的立法体系、政策的制定, 法律制度的具体运行操作过程中应加强对人的尊严和生命权的价值进行关注。

我国现行的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2条规定:“加强劳动保护, 改善劳动条件”, 是有关安全生产最高法律效力的规定, 但是这一规定只是从政府的角度出发, 使公民生命权这一至高无上的人权得到高度重视。安全法应从公民权利的角度进一步加以明确, 从而使煤矿安全生产法在价值取向上以宪法为根据, 立法贯穿“以人为本”的理念, 将立法的核心放在保障公民生命权上来。

2. 提高煤矿安全监察法律的可操作性。

2000年以前, 煤矿安全生产方面的主要法律依据是《矿山安全法》和《煤炭法》, 确立了新的煤矿安全监察体制后, 当时的法律法规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 法律法规之间也存在着矛盾, 没有统一标准的执法主体, 对于该种情况, 建议尽快修订上位法与下位法相矛盾的法律法规, 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执法主体。如果出现矛盾, 根据《立法法》对各自效力的规定, 使煤矿安全监察法律、法规更具权威性、确定力和约束力。

3. 需要进一步细化有些条款的规定, 增强法律的操作性。

如在赔偿标准方面, 在2004年以前, 对于在煤矿安全事故中发生死亡的矿工, 赔偿标准国家规定为每人1-5万元;2004年, 山西省在连续发生两次矿难之后, 山西省政府出台政策“山西各类煤矿若违反安全生产有关规定导致发生死亡事故者, 除依照有关法律严格追究矿主的责任外, 矿主对死亡职工的赔偿标准每人不得低于二十万元人民币”。目前为止, 我国矿难死亡赔偿金额最高的是2009年平顶山的“9·8”矿难, 每人总额为40万元。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我国公民死亡赔偿一般按照死者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的20年计算。细心的人会发现, 赔偿金额与事故发生率和死亡人数之间, 存在着有一种奇怪的对应关系。赔偿金额的节节上涨, 所对应的, 是事故发生几率和死亡人数的渐次下降。提高赔偿金额并不是解决煤矿安全的所有问题, 但可以对矿主从经济上进行约束。因此建议, 国家有关部门可以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核定煤矿安全事故死亡赔偿标准, 用经济的手段约束煤矿安全生产。

摘要：近些年来, 矿难频繁发生, 煤矿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公众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同时也暴露出我国现有的煤矿安全监察体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文章通过对煤矿安全监察的内涵进行阐释, 并对我国煤矿安全体制在煤矿安全监察主体和煤矿安全监察立法两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 提出完善煤矿安全监察体制的几点措施以满足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

关键词：煤矿安全,安全监察,监察体制

参考文献

[1].幕庆国, 王端武, 王永生.现代煤矿安全监察体系概论[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4

[2].杨利平, 赵彦文.浅析农民矿工的“权利贫困”.沈阳工程学院报, 2006 (7)

[3].杜来春, 蔡世明.提高煤矿安全监察水平的措施.江西煤炭科技, 2009 (3)

浅谈我国行政管理体制 篇8

【关键词】行政管理体制；不足之处；改革方法

行政管理体制是反应一个政府办公效率、为广大人民谋福祉、为社会经济发展做贡献的能力的反映。虽然我国建立并逐步完善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却没能做到与时俱进。鉴于此，笔者在讨论了目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改革思路。

1.我国行政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偕同各民主党派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当时施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是权力集中制，也即无论经济、行政、人事等各种调配权力均归属中央人民政府和各地方人民政府。虽然说这个历史时期的政府权力非常集中，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的。那时候国家刚刚成立，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初步完成，人民政权不够巩固，经济社会极度落后。因此，权力集中制（也即行政管理集中制）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的强大力量，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制定经济制度。可以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权力集中制的行政管理体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面对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我国政府及时的提出了将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施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时候，原先的行政管理体制就无法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了。于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和政府新一代领导集体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例如废除了干部终身制，下放经济权限、财政收支权限和人事管理权限，精简干部队伍等。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改革得很不彻底。因此，在1988年和1993年我国政府又进行了两次行政管理体制，将改革的重心放在了政企分离、职能型政府建设的方面，且改革的步伐一直走到了今天。虽然到目前为止，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已经基本适应了社会发展要求，但仍存在一些弊端亟待解决。

2.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一些弊端分析

2.1政府权力仍旧过于集中

虽然经历了一九八二年、一九八八年和一九九三年三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但我国政府“全能型”的色彩仍旧比较浓厚。例如，在社会经济领域，虽然在改革开放后开始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且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相对完善。然而，政府部门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却并没有相对减弱。也就是说，政府利用手中的职能权力，对能够用市场规律解决的问题进行强行调控，使得市场经济规律难以发挥作用，也造成一些市场问题越调控越复杂、越难办。另外，各种必要的、没有必要的项目审批层出不穷，虽经两轮“审改”但仍保留了 600 多项、有些地方，政府还给企业下指标、定规模， 用行政命令搞技改，用传统的方法搞评比，搞激励，走马灯似的考评成为基层的沉重负担。除此之外，虽然说政府一直强调给企业放权，并要求“政企分离”，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些政策的落实情况并不令人乐观，很多企业仍旧是“行政管理”的经营模式，阻碍了其正常发展。

2.2行政管理模式落后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便确立了基本行政管理模式，也即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负责（国务院直辖的各部门如财政部、国土资源局等也直接向中央政府负责），地方各局、各办事处向地方政府负责，且分工十分细致。从表面来看，这种分级负责的行政管理模式能够让这地方政府、各地方厅局各司其职，提高行政管理效率。据实而言，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种模式是科学的、有效的。但随着社会的深刻变革，这种管理模式已经十分落后。其原因就在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步伐与运动节奏已经不能同日而语，分工过细往往会造成行政管理复杂低效。例如，据某知名报纸报道，某市一企事业单位准备搬迁，其办理的手续竟多达45项，签了202个各部门及机构的公章，前后消耗了156天，由此可见这种行政管理模式的效率多么低下！

2.3行政管理机构臃肿

行政管理机构臃肿，几乎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根据一项权威调查，截至目前，我国的公务员与普通民众比例已经接近令人吃惊的1：4，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如此庞大的行政管理队伍，如此名目繁杂的行政管理机构，每年就消耗财政数千亿人民币，这在国际上也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行政管理机构的臃肿，就会导致权力分配过细和职责不明。就拿农贸市场的管理来说，就是城管局、公安局、工商局、农业局等等多个行政管理机构共管的局面，但由于职责划分不明确，就出现了有功争抢、有过互推的局面，部门之间相互倾轧、互踢皮球，使得管理效率极为低下。

3.关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些建议

3.1科学划分行政管理机构的职权

针对目前行政管理机构权力集中、职责不明、分权过细的情况，在改革行政管理机构的第一步，就需要对权力及职责进行充分划分。首先，第一个步骤是真正做到放权，特别是对经济市场。经过数十年的艰辛努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比较完善，市场运作与发展也走上了正轨。虽然在运行过程中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大多数问题可以依靠市场规律解决，而政府只需进行宏观调控即可。而要发挥好市场规律的调控作用，就必须给与企业自主经营权；其次，划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权利权限，也即给予地方政府相应的处置权，中央不应过分干涉；最后，各行政管理机构间也要明确划分管理权限，消除分权不明的情况。

3.2革新行政管理模式

针对目前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僵硬的情况，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一方面，行政管理机构要及时转变行政管理思维，摒弃旧经济体制下等级森严、“一级压一级”的管理模式。虽然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近30年，但很多行政管理机构的一把手仍然属于“计划经济时代，其根深蒂固的传统管理思维并不能在一站一夕之间彻底转变，因此革新行政管理模式需要从“思维革新”开始；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新的管理模式。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根据本国国情自主摸索，也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不要用“社会主义大墙”将自己同外部世界隔绝开来。

3.3精兵简政，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按照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努力构建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结构体系， 使之合理化。首先，要根据实际情况裁汰一些不必要的行政管理机构，合并重组一些不重要的行政管理机构，建立起简单、高效的行政管理机构体系；其次，吸收年轻化的行政管理人员，为行政管理体系输入新鲜血燕；最后，增设行使宏观管理职能的机构， 加强管理的制度化、信息化和专业化。此外， 还应尽可能做到与国际接轨， 使之国际化。

4.结束语

除此之外，加强行政管理体制的法治同样非常重要。法律是维护社会安定、保证行政管理的坚强后盾，加强法制建设，也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所在。 [科]

【参考文献】

[1]李圭浩.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探讨[J].政法行政，2010，（4）：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