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上诉状-民事上诉状（精选12篇）
上诉人(一审被告)：、、、，男，汉族，1950年、月、日生，住广东省、、市、、县、、街道、、房，身份证号：440、、。电话：135、、、。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男，汉族，197、年、月、日生，住广东省、市、、县、、街道、、路、、号。
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县人民法院(2013)、、法民一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1、请求撤销广东省、、县人民法院(2013)、、法民一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第一、一审判决没有查明被上诉人没有实际支付过借款给上诉人以及被上诉人强迫上诉人书写借条这一根本事实：
(一)被上诉人在诉讼时陈述“被告黄、、是不知道借钱情况的”(参见一审判决书第1页倒数第1行等)，可是在被上诉人递交的唯一证据“借条”中却又有黄、、的签字!这足以表明该借条是无效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为此，从被上诉人的陈述来看，“被告黄、、是不知道借钱情况的”这一事实已经形成!可滑稽的是，被上诉人在本案中起诉的唯一证据“借条”中却又有黄、、的签名，试问，被上诉人在明知黄、、对借款事实不知道的情形下，强行到上诉人家让黄、、签名确认借款事实这一行径这合理吗?合法吗?这一行为应当引起一审法庭注意并作为判断借条是否有效的重要细节。
(二)在上诉人因被胁迫书写借条报案后，公安机关在对被上诉人的岳父、、、、为本案被上诉人的岳父，2013、、法民一初字第7、号案原告)的第二次询问笔录中(时间：2013年3月6日)，、、(与上诉人另案纠纷)到过上诉人家中，并且从“2012年11月7日或8日18时许就去了，、、、签完名后我们就离开了黄、、家，那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1时许了”。从、、的这一表述来看，他们在上诉人家中呆了至少8小时，并最终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让上诉人的妻子(一审被告)黄、、在借条上签名!这种强迫他人书写借条的事实已经形成。当时在场的证人提供了证言及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更进一步证实了被上诉人胁迫上诉人及黄、、书写借条的事实。然而令人非常失望的是，一审对此涉及案件的.关键事实毫无说明采信或不予采信的理由。
(三)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从不相识，而却能够从被上诉人处“借到”款项真是令人费解：无论是从被上诉人的辩解还是另案被上诉人、、的辩解来看都是不符合情理，更是不符合实际的。
(四)在被上诉人仅仅提供了一份非常有瑕疵的“借条”作为证据，且其陈述明显矛盾(如编造上诉人妻兄急需钱治病等)，并且上诉人有报警、有被胁迫的证人证言、有与被上诉人根本不认识、有自身经济情况较好无借钱动机等因素的情形下，原审法院就应当仔细审查该借条背后的各种证据，解开被上诉人企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强迫打借条)的谜团：
1、国内相关地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的规定：
①《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浙高法〔2009〕297号) 第十七条规定：“对于现金交付的借贷，债权人仅凭借据起诉而未提供付款凭证，债务人对款项交付提出合理异议的，法院可以要求出借人本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有关经办人员到庭，陈述款项现金交付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用途等具体事实和经过、、、、、、法院应当根据现金交付的金额大小、出借人的支付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借贷双方的亲疏关系等诸因素，结合当事人本人的陈述和庭审言辞辩论情况以及提供的其他间接证据，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运用逻辑推理、日常生活常理等，综合审查判断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第二十九条规定：“法院在审理中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去向以及借贷双方的经济状况等事实：、、、、、、(二)原告起诉的借贷事实或者理由不符合常理，没有借据或者借据存在伪造可能;(三)被告在一定期间反复涉及民间借贷纠纷诉讼、、、、、、”。
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意见》(沪高法民一【2007】第18号)第二条规定：“、、、、、、除了借条没有其他相关证据的，则还要通过审查债权人自身的经济实力，债权债务人之间的关系，交易习惯及相关证人证言等来判断当事人的主张是否能够成立，仅凭借条还不足以证明交付钱款的事实”。
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8条规定：“、、、出借人应举证证明支付方式。出借人陈述支付方式为现金交付的，人民法院应根据当事人陈述、现金交付金额、出借人支付能力、交易习惯等因素综合审查判断”。
2、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上述三地高院的指导意见在广东省并不直接适用，但是对于同样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具有相同性质的民间借贷案件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可是一审法院根本无视这些我国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成功经验及通用性规定，无视一审时上诉人及黄玉珍提出的诸多对抗性证据，根本没有从出借人应当承担的举证义务、款项来源、交易习惯、出借人的矛盾陈述、交易场合、货币的特征、双方的情感因素等诸多方面进行审查。仅凭被上诉人的一张借条就认可了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非常失望。
(五)上诉人在一审递交的证据已经充分的证实了借据的无效性，然而，对于上诉人的证据(包含被上诉人自相矛盾不能成立的借条)原审法院毫无说明采信或不予采信的理由，这是极其错误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可是从一审判决书来看，毫无涉及上诉人递交的证人证言、被上诉人陈述、公安机关笔录等对上诉人有利的证据，进而做出了错误的判决。
第二、一审程序严重违法，应当予以纠正：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
可是原审法院将本案与他案(案号：2013、、法民一初字第7、号、2013、、法民一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合并审理明显违背这一法律规定：这几个案件的诉讼标的明显不同;退一步讲，即便原审法院认为是同一种类的，也应当将“当事人同意”作为合并审理的前提。
第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
1、原判决没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合同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的规定，认定被上诉人借条的无效性;同时，也没有有效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及我国司法实践当中各地的有经验的指导性意见(如前述重庆、浙江、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全方位查明有无借钱事实及借条是否被胁迫这一关键事实。
2、原审判决上诉人支付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的四倍)的结论是非常错误的：退一万步讲，即便是民间借贷，在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或利息约定不明时，应当按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关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判决不支付利息!原借据中所谓利息的“约定”竟然在借款人签名之下，足见其不符合借条的形式特征，更反映出被胁迫订立的事实。被上诉人已经提供了证据证实是在胁迫下订立的借条，没有收到实际款项。由于借条本身无效，再在此基础上判决要求上诉人承担额外利息无疑对上诉人而言是雪上加霜!
尊敬的二审法院法官：结合一审时相关证据可以发现，上诉人因为购买、、欠部分账款而受他人胁迫，写下了一份借条但并未实际收到借款款项。因此，这份借条是无效的。恳请贵院严格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准则依法断案，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谢谢!
此致
广东省、、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本诉状副本一式 份，每份 页;
补充证据一式 份，每份 页。
上诉人：
1911年沈家本完成了《大清民律草案》, 这是中国第一本民法典草案, 虽然未来得及施行, 清王朝的统治便崩溃了, 但是也为后来国民政府时期的民法典提供了参考。在1912至1930年间, 政府在民法上继续援用了《大清现行刑律》中的民事有效部分, 这也是这一时期民事案件判决的依据所在, 而在具体的上诉制度方面, 则试用了1910年编成的《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 而江苏省在清末到民初这一段时期在民事上诉方面所采用的便是这一诉讼律草案。具体到草案当中, 便是第三编第四章上诉程序和第五章再审程序, 其中第四章上诉程序还可分为第一节控告程序、第二节上告程序和第三节抗告。而第五百三十三条“控告应于送达判决后三十日之不变期间内提起之”及第五百三十八条“控告审判衙门因职权调查控告之是否合法, 不应许可之控告或不遵程序或不遵期间而提起控告者应认为不合法以决定驳回之, 前项决定得为即时抗告”更是成为了民众上诉中经常违反的条律。
2 清末民初江苏省民事上诉案件的具体审理
2.1 清末江苏省民事上诉案件的具体审理
这里以一则1910年10月28日到1911年3月29日的“胡樾与杨昌焕等债务纠纷上诉案”为例, 胡樾在1911年3月29日递交了民事上诉状, 上诉状首先说明了案件上诉的地方“叠经禀蒙江宁劝业道宪批示, 续又投诉江宁地方审判庭, 移准江宁县将卷移厅审讯”, 然后对自己所受到的不法行为提出了质疑“讵于三月十二日, 于途中, 遇有数人将扭住, 称系上元县差, 奉官立提, 持示寸纸硃条, 上书仰原差即赴上新河立提胡荫平到案”, 原告反驳这里并不归上元县管理, 在路过路人帮助下逃脱, 并诉说了自己家中老母听说此事以后担忧的心理, 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饬江宁县勒令杨昌焕立将彭茂堂交出, 面质”。高等审判庭对此案批示除了要求地方审判庭迅提案以外也对原告诉讼状中不合情理的部分提出了质疑。在作为证物的禀稿中, 原告和原告母亲胡陈氏在地方审判庭两次递交了上诉状, 在上诉状中除了提出要求证人面质以外, 还着重描述了对县尊的怀疑“唐县尊与乾益泰号东朱姓至戚”, 这一点与清前中期上诉时连带生员一样, 想借生员身份扩大案件的影响, 从而使自己的案件得到重视。案件到此便没有了后续, 而从审判员做出的批示来看, 双方很可能后来进行了和解然后销案, 案件也就没有记录下来。
2.2 民初江苏省民事上诉案件的具体审理
至于民初的案件, 则是选取了一则“袁伯海与路星斋违反议约上诉案”为例, 本案从1912年7月13日持续到1912年9月28日, 虽然日期很短, 但是上诉过程中的程序却相对完备。袁伯海在1912年7月26日提起了上诉, 上诉中说明了双方的议约“议定三四进房屋, 归本年冬月内一律出空搬清, 袁姓照本房租金帖备一个半月行租, 计洋十元, 倘后三进房屋, 过期不让, 路姓照后三进房租洋甘罚一年, 计龙洋八十四元”, 结果房主违反了议约并在地方审判庭对袁伯海提起了欠租的诉讼, 作为上诉状附件的地方审判庭判决本判决袁伯海继续交租而房主让租四个月, 对双方提出的要求都进行了让步, 颇有点前清县衙审理民事案件的味道。高等审判庭于7月29日做出了批示, 要求调阅相关的案卷卷宗, 在8月7日做出了批示要求遵守原判决并认为袁伯海有缠讼嫌疑。袁伯海于8月14日再次提出了上诉, 对于双方的议约进行了强调, 认为议约合法所以请求执行, 随后江宁地方审判庭咨呈高等审判庭案件是否应该继续执行“贵厅按照民讼律第五百六十三条办理庶本厅对于判决后上诉案件应否继续执行或废弃前判决按之贵厅准驳以便进行, 即希查明袁伯海不服上诉一案是否准理从速示遵, 倘系批驳, 望将该案原卷一并发还是为公便此呈”, 高等审判庭批示继续以后, 通知了被告房主提出答辩状, 给被告发送了答辩公文, 被告房主和原告袁伯海都委任了律师, 对于律师的权限则是“庭上一切之陈诉、民法九八之特权”, 在双方递交了上诉状和辩诉状以后, 在9月4日收到了侯讯传票, 在9月21日正式开庭, 先点名然后承发吏进行了报告, 在庭上双方提出了请求和解的上诉状, 在9月27日正式达成了和解状, 9月28日高等审判庭同意了和解并做出了批示。
3 清末民初江苏省民事上诉案件的特点
3.1 上诉的程序严格
在清末前中期的上诉中, 上诉的过程可以具体到县—府—道, 虽然法律上规定了不准越级上诉, 不过在实际案件审理中, 长官为了缓解社会压力和博取名声, 对于有重大冤屈的上诉还是进行了审理, 并对下级部门进行批示要求执行, 但从清末各地建立地方审判庭开始, 对于民事上诉程序便开始了严格的执行, 具体的执行准则则参考《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 对于不符合草案的上诉直接驳回, 要求对方按照草案所要求的方式执行, 第五百三十三条“控告应于送达判决后三十日之不变期间内提起之”则对上诉期限进行了严格的要求, 超出期限的上诉得不到高等审判庭的支持, 比如1912年6月17日———1912年8月27日的“严树棠与朱晋墙基之争上诉案”中原告超出了上诉期限虽然进行了三次上诉不过最后还是没有成功, 高等审判庭特意向大理院提出申请也没有得到准许的批示。上诉程序的严格执行代表了一定程度上的程序正义的施行, 是清末民初中国民法进步的一个表现。
3.2 自我道德化现象严重
“自我道德化”是付海晏先生在《变动社会中的法律秩序———1912-1949年鄂东民事诉讼案例研究》一书中第三章第二节提到的。“自我道德化表现为, 在诉讼中, 原告竭力为对方建构一个伪势力的战时形象, 作为对立一方, 被告极力结构对方所加之于自身的描绘, 并重构双方的形象”。具体来说就是双方不断给对方身上加上不好的标签, 在清末民初这种现象依然存在, 在上诉中原告不仅对己方身份进行弱化造成被欺压的现象, 而且其中对于地方审判官的怀疑也逐渐增多, 例如在清末案例中“唐县尊与乾益泰号东朱姓至戚”, 通过对审判官员的怀疑造成原告被欺压的表象也是原告进行上诉所陈诉的理由之一。
3.3 民众法律意识觉醒
民众法律意识的觉醒在清末民初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各地设立审判庭以后, 虽说最开始由于不熟悉上诉的规则, 有许多上诉因为不符合程序被直接驳回, 但是到了1913年以后, 上诉的程序便逐渐被民众所了解与运用, 在这一过程中律师也得到了民众的重视, 律师制度与权利也得到了规范, 比如“庭上一切之陈诉、民法九八之特权”, 在得到了律师的帮助以后, 在上诉状与辩诉状中, 对于自己所受到的侵害与所要求权利的法律依据便可以直截了当地看出, 这又进一步推动了民众法律意识的觉醒。
4 对清末民初江苏省民事上诉案件审理的评价
首先在清末审判庭刚刚建立之初, 虽说认真履行了上诉程序, 但是并没有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 所以导致了许多上诉案件被直接驳回, 民众的权利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民众渐渐熟悉了法律程序, 在民初开始了积极的争取权利, 争取土地、婚姻、债务权利的不少, 争取选举权的案件也开始增多, 江苏省民事上诉案件在清末民初可以说不仅仅是一个省而是中国人民对于西方程序正义法律的适应过程, 改变了传统中国“刑事靠法律, 民事依习惯”的印象, 推动了中国民众思想的进步, 对于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法典的制定与实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2]沈家本.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M].
[3]南京市档案馆,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南京市江宁区档案馆.辛亥前后南京司法判案实录[M].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2.
所谓诉讼请求,是指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出的要求法院解决的某个具体问题(具体纠纷)。可以这样说,诉讼请求如同在走路之前先确定到达的目的地,如果目的地确定错了,随后与此有关的一切努力则都是无用功,即使在中途发现错误后纠正,也要事倍功半。
诉讼请求的选择要考虑是否有法律根据
只凭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有理而并不清楚自己的这一请求是否有法律根据,即贸然提出诉讼请求,其结果只能是以官司的败诉而告终。如报纸上刊登过这样一个案例:王某在2006年10月与赵某订立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双方约定王某以15万元的价格买下赵某的一套房屋,并约定在王某交付房款取得房屋后,赵某在一个月内办理好房屋产权证和土地证过户手续。在王某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并取得房屋后一个月内,赵某办好了房屋产权证却未办土地证,赵某以种种理由推托迟迟不办。在这种情况下,王某将赵某告到法院,要求法院确认买卖合同无效,被告返还购房款和利息并赔偿因被告的这一行为给自己造成的损失。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没有约定办理土地证为合同生效条件,办理土地证只能认定是合同约定的随附义务,而随附义务不履行,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因而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求。败诉后的王某在明白人的提醒下,以解除与赵某的房屋买卖合同,要求退还购房款和利息并赔偿经济损失为诉讼请求再次起诉,这次法院支持了他的诉讼请求。
法官点评:同样的事实仅仅因为诉讼请求不同,结果便迥然不同。因为合同有效,你要法院确认无效就没有法律根据:而要求解除合同则有法律根据,自然会得到法律的支持。类似的情况还有:男女青年恋爱分手后,一方向另一方讨要青春损失费的:患者听信了包治某病的医疗广告后前去治疗,因治疗未达到广告宣传的效果,以医疗侵权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赔偿的,等等。因为青春损失费并不是法律所确认的损失:而包治某病属于医疗合同的内容(未治好是违约行为),在不能证明医方在具体治疗中有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医疗常规的情况下,要求医方承担侵权责任就没有法律上的依据。
诉讼请求是选择侵权还是违约至关重要
有时原告既可以提起侵权之诉也可以提起违约之诉,但原告在没有认真分析其中的法律关系和具体事实的情况下,想当然地提出自己的诉讼请求,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们还是举一个实例来说明吧:中央电视台在2005年11月26日的《今日说法》节目中播出这样一个案例:杭州一女乘客晶晶在乘坐出租车时,因车费问题和出租车司机发生争执,被出租车司机勾海峰杀死。勾海峰因犯故意杀人罪被法院判处死刑。晶晶的父亲以出租车的车主倪德华侵权为由诉讼到杭州市人民法院,要求车主赔偿损失66万元。法院经审理后,驳回了晶晶父亲的诉讼请求。节目主持人撒贝宁引用法律专家的话说:“如果原告不是以侵权为由,而是以与被告之间存在运输合同、被告违约为由提起诉讼,向被告提出赔偿,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主持人撒贝宁所说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情况:原告如果以被告违反运输合同给其造成损失为由提起诉讼的话,就可以要求雇佣出租车司机的车主进行赔偿,因为车主显然是运输合同的一方(车主雇佣驾驶员勾海峰)并且车主也是有赔偿能力的。但原告却错误地选择了侵权的诉讼请求,因为该案的侵权行为人已经构成了犯罪,犯罪行为显然不能认为是属于职务行为,只能是犯罪人本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其犯罪行为和雇佣其开车的车主没有关系;而本案的被告人因犯罪已经被法院判处了死刑,又没有赔偿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原告要求车主赔偿的诉讼请求自然就得不到法院的支持了。
法官点评:在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法律关系时,一方当事人违约同时又违法,给对方当事人造成人身或者财产损失,受害人都会面临选择违约之诉还是侵权之诉的问题,这就要学会如何选择有法律根据、有证据支持等请求,以最终使被损害的权利得以补偿。
诉讼请求的选择要考虑证据证明的难易程度、胜诉后权利实现的难易程度等因素
如果有多种诉讼请求可供选择,就要考虑自己在证据方面是否能予以充分的证明,因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再好的诉讼请求你证明不了都无济于事;在可选择的诉讼请求都可以胜诉的情况下,则要考虑胜诉后其权利实现的难易程度,等等。举一个自己经办过的案件:青年农民李某(男,24岁)到某医院开设的特色门诊治疗痤疮,该医院的广告承诺:治疗两个疗程(一个月)后,60%的人可治愈,40%的人会明显好转,如果没有明显好转则退还医疗费及往返交通费。李某在该门诊部治疗两个疗程后,其病症不仅没有明显的好转,而且脸上的痤疮比以前还多了,并有痛痒的感觉(以前没有)。李某找到医院负责人要求其履行承诺,即退还李某已支付的医疗费及往返交通费。医院则认为李某的情况属于特异体质所致,只同意半价再给李某治疗两个疗程。根据李某提供的案件情况,我向他指出,本案可以提起违约诉讼,也可以提起侵权之诉,提起侵权之诉时才可以要求赔偿精神损失,但提起侵权之诉,我方证据不足,对方恐怕也能够证明自己在治疗过程中没有违法行为,或者病情没有好转与其治疗没有因果关系,这样,我方就得不到任何赔偿;而如果提起违约之诉,我方则可以证明对方有违约行为,有把握要求对方要承担违约责任,即履行承诺。原告听从了我的意见,向被告医院提起了违约之诉,结果在法庭调解之下,最后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对方当庭返还了1200元医疗费。
有时在两个以上的诉讼请求中都有证据证明,也就是说其诉讼请求都可以得到法院的支持,这时要考虑哪一项请求更有把握实现或者说更容易实现一些。例如,居民王某家住二楼,一楼是商业用房,房主将该房租给一李姓个体户开饭店用,李某制作了一个大牌匾安装在饭店门厅的上方,挡住了王某家窗户的一半,双方多次协商未果,王某因此曾多次找市容管理部门,市容管理部门不但未予解决,最后还给李某颁发了悬挂牌匾的合法手续。作者在对此案进行分析后向王某指出,本案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解决,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如果选择行政诉讼,最终解决还要靠行政机关(王某说李某在市容管理部门有关系),解决起来可能会有一些麻烦,要慢一些。最后,王某听从了作者的建议,选择通过民事诉讼来实现其权利,法院以相邻权案件立案后,判决被告李某在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排除妨碍一拆除遮挡王某窗户的牌匾。判决书生效的第五天,李某就自行拆除了遮挡王某窗户的牌匾。
法官点评:原告提起诉讼的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权利,这不但取决于法院能否判决自己胜诉,还取决于被告方是否有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以及承担法律责任的诚意等因素,这都是在诉讼请求选择中应当考虑的。
在诉讼请求中提出的赔偿数额要适当
在赔偿数额的请求中,尤其是在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中,请求人往往以为精神损害没有具体数额上的限制,就尽量多写一些,总以为是多多益善。根据作者多年办理法律实务的体会认为,这样做是不明智的。这不仅不利于诉讼请求的顺利实现,反而会带来不利后果:一是要多交诉讼费用,二是可能引起法官和对方的反感,给人以“狮子大开口”、甚至无理取闹的印象。就精神损害赔偿诉讼来说,正确的做法是比通常应当得到的数额略高一点,以利于在调解中进行适当的让步。
总之,诉讼请求是民事诉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这是原告处分权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法院只能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和判决,既不能遗漏原告的诉讼请求,也不能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请求既是一个写作诉状的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提起诉讼的原告应当在认真分析和把握争议的法律关系、能收集到的证据和对方当事人赔偿能力等基础上,审慎地作出选择。
被告：徐xx，男，汉族，xxx年6月15日出生，住莆田市秀屿区xx乡港里村下里兜xx号，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xxxxx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153000元;
2、从xxx9年1月25日起按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利息至被告还清本息之日止;(现暂计至起诉之日利息为人民币487719元);
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
被告徐xx因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分两次向原告李xx借款总共人民币1153000元，第一次于xxx8年11月22日向原告借款人民币928000元，第二次于xxx8年12月31日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25000元;被告徐xx出具两份“借据”，在借据上双方约定“如xxx9年1月25日不能付清，借方愿意付日千分之1.4违约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利率可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的规定;双方在借据上约定所谓“违约金”即利息超过银行同类贷款的四倍部分利息原告不予诉求，xxx9年1月份商业银行二年期贷款年利率为5.40%，xxx9年1月25日开始计算利息至起诉之日止，暂计利息为人民币487719元。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被告至今未归还分文;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此致
秀屿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xxx
被告：XX，男，汉族，XX年X月XX日出生，身份证号：XXX，电话：XX，住址：XX。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欠款本金人民币XX;
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逾期偿还欠款的利息人民币XX元(暂计算至XX年X月XX日);
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其他损失总计XX元(律师费、交通费等);
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方承担。
事实与理由：
XX年X月X日，被告向原告借款XX元，用于支付被告处理事故赔偿款。被告向原告承诺xx年X月X日前将该欠款还清，否则愿支付高额利息。但，该欠款到期后，被告却以种种借口推迟还款，至今已X个月有余。无奈，原告只能向贵院提起诉讼，望贵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此致
XX市人民法院
具状人：XXX
被告：**，男，1972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市**区**路*号*栋*单元**室。联系电话：134********。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90000元，并支付原告起诉之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6月15日，被告向原告提出要借款10万元用于周转，并声称20天后归还。原告出于多年的朋友之情，通过银行账户给被告汇款了10万元。事后被告仅仅还款1万元，剩余9万元拒不归还原告。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归还借款，但被告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现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依法支持原告诉求。
此致
**市**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
原告：×××，男，××，19××年×月×日出生，汉族，职业×××，住丰泽区××街××号。
公民身份号码：××，电话：××××××
被告：×××，男，××，19××年×月×日出生，汉族，职业×××，住丰泽区××街××号。
公民身份号码：××，电话：××××××
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借款人民币×××元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元。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理由
原、被告系朋友关系，20××年×月×日×被告以资金紧缺为由向原告借款人民币×××元，有被告出具的借条为凭。
后原告急需用钱，于×年×月间多次向被告催讨借款，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推拖，至今尚欠原告借款×××元。
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此致
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签名)
原告 ，男(或女)， 年 月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族，职业 ，住 。联系电话：。
被告 ，女(或男)， 年 月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族，职业 ，住 。联系电话：。
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元;
2、判令被告支付借款利息 元。
事实与理由：
年 月 日，被告以 (借款理由)向原告借款 元，并出具借条1份，约定借款月利率为 %，还款日期为 年 月 日。原告将该借款以现金(或转帐)形式给被告。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归还了借款 元，支付利息 元，余款未还款。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仍未还款。
被告之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准原告的诉讼请求。
此致
XX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负责人：毕捍平，任该公司总经理；住所地：河南省南阳市工业路。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来贵，男，1958年3月18日出生，汉族，钟祥人，农民，住钟祥市洋梓镇中山村一组33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明兰，女，1962年6月8日出生，汉族，钟祥人，农民，住钟祥市洋梓镇中山村一组33号。
原审被告：姚林涛，男，1978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新野县城郊乡樊楼村十里铺七组。
原审被告：新野县第二运输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海强，任该公司经理；住所地：河南省新野县汉城路43号。
上诉人不服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2011）咸民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现依法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2011）咸民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上诉理由：
一、原审判决在认定保险合同关系上直接违反举证规则。
本案一审过程中，所有当事人均未举出证据证实保险合同的存在，上 1
诉人也从未认可保险合同关系存在。原审判决认定保险合同关系存在并最终判令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其依据和理由是上诉人没有举出保险合同关系不存在的证据，因此认定保险合同关系存在。这一认定首先直接违背着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同时又在毫无根据的前提下硬课给上诉人一个举证责任。原审判决的这一认定明显违反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二、原审判决认定姚林涛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缺乏事实基础。
本案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交警部门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专门机构根据其掌握的现有证据作出了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证明性意见。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仅提交了交警部门在处理事故过程中已经掌握的相关证据材料，而并未额外地提交新的与事故相关的证据材料。原审法院在专门机构未能认定事故责任情况下强认责任明显缺乏经验上的支持，原审法院仅凭推理作出了姚林涛应负主要责任的结论。由此足见，原审判决认定事故责任缺乏证据支持。请特别注意的是，如果按照原审推断的逻辑和相关证据，车辆所在位臵可能因车速高低而有所差异，而被上诉人亲属驾驶车辆最终停放位臵距离问题，还能够得出被上诉人亲属驾车超速的结论。而驾车超速显然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由此可见原审判决认定事故责任上的明显不当。
三、原审判决忽视了事故损害与交通违法行为之间的关系。
事故发生上的责任与损害形成上的责任存在不一致之处。在本案存在得特别突出。被上诉人亲属死亡的直接原因是颅脑损害失血过多。而颅脑
损伤与驾驶摩托车未戴头盔有关。据此应当认定被上诉人亲属死亡与自身交通违法行为直接关联，至少对损害的扩大有直接影响。而原审判决对此执字未提。
四、原审判决在确定赔偿标准上存在明显不妥之处。
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的证实其亲属在城市居住的证据均为具有主观性且不具有持续性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亲属长期在城市居住的事实；同时被上诉人也举证证实了其亲属系农村居民的事实。根据两种不同证明方向的证据，证实其亲属为农村居民证据的证明力远远大于相反证据的证明力，因此应当按照农村标准确定相关赔偿数额。而原审判决竟以城镇标准给以赔偿，因此明显不妥。
五、原审判决支持精神抚慰金与现行法律相悖。
本案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涉及刑事犯罪问题。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2002年7月15日、法释„2002‟17号）明确指出，“根据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以及我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解释至今有效。据此不应支持被上诉人有关精神抚慰金请求部分，原审判决竟支持3万元之多。
六、原审判决支持丧葬费同时又支持交通费系重复支持。
按照法律规定，丧葬费即系为办理丧葬所支持的费用。本案中被上诉人亲属系事故发生当场死亡，并未发生救治等事项和费用。因此仅应发生为丧葬所支出的费用。原审判决一方面支持丧葬费另方面又支持交通费显然相重合。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上存在明显违法和不当之处，判决结果当然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此致
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具状人：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
上诉人（原审被告）贾xx，男，1979年10月1日出生，回族，住xxxx路120号院x号楼东x单元x层x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xx，男，1975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xxxx号楼x号。
第三人王x，男，1989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xxxx路x号院x号楼x号。
上诉请求：
请求依法撤销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管民初字第234号判决书。
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错误
关于在判决书中认定的错误如下，1、“因原告认可其在向被告支付借款前，已预先扣除利息及保证金共计xxx元，属于出借人预先从本金中扣除利息的行为，违反《合同法》有关规定，故本院依法认定借款本金为xxxx元。”此段的认定是以被上诉人的个人陈述为主要依据，并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对此陈述也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和上诉人的证据均证明了上诉人实际收到xxxx元。原审判决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主观臆测已经扣除利息。上诉人的借款合同中并未载明约定的利息，何谈预先扣除利息。
2、“关于借款利息，逾期利息及违约金方面。结合双方的证据，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原告的证据优势明显大于被告的证据优势，故本院对原告的诉称及解释予以采信。”被上诉人的原始借款合同和上诉人的借款存在差异，在被上诉人恶意篡改添加相关条款的情况下，原审判决还敢提出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被上诉人的借款合同篡改之处十分明显，原审判决的法官是缺少基本的逻辑认知还是本案另有隐情，上诉人不甚了解。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合同都是由被上诉人起草和填写的，而单单被上诉人的合同却写有利息。在此种明显的恶意篡改合同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依然打着法律的旗号来污蔑神圣的法律。在法治社会发展的今天竟然还有如此判决。上诉人愿意为法治进程贡献一切，只为公平正义。3,、“关于原告诉讼中提交的王言签名的“保证书”和被告提供的王言签名“声明”的认定”，上诉人认为同属王言签名的“保证书”和“声明”在原审判决中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在此上诉人得出一个理论只要是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就能得到支持。即使是同一人书写的书面证据，只要是上诉人提出的一律是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但是原审判决忘了上诉人提供的书面证据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系同一人做出的，只是认定了被上诉人的证据而已。难道原审判决在是非的认知上也存在可怕的问题吗，上诉人不相信是认知的问题，但希望阳光和公平推动法治前进。
4、本案第三人于2012年9月6日以“声明“的形式向被上诉人叶xx公布，贾xx向叶xx借款一事是受其委托予以办理的，并载明承担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20709），此份证据不但没有被采信，反被认为无法核实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如果此份“声明”无法核实其与本案的关联性，那么原审判决的视力问题已经属于晚期了，“声明”载明的合同编号和被上诉人提供的编号是相同的。上诉人不相信是视力的问题，但相信阻力不能使上诉人屈服。
5、“被告承担相应的责任后，可待有充分证据后向第三人王言另行主张”。简单的委托合同关系有委托人的亲笔签名和手印，并载明详尽委托事项。委托“声明”已经属于最直接最有效的证据了，请问原审判决还有什么证据能和其相比证据效力。上诉人认为此处判决是为增加当事人诉累，严重违反了司法效率的原则。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纰漏委托人。上诉人贾xx属于本案受托人，第三人王x属于本案委托人，被上诉人属于本案的第三人。上诉人在原审中申请追加王x为第三人，并举证“声明”一份，已经履行了纰漏程序，可以作为对被上诉人的抗辩，故本案的责任应当由王x承担。而原审判决却没有引用相关法律，所以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存在错误，并且适用法律错误。故希望贵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
此致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2014年3月28日
篇二：民事上诉状
上诉人：刘*，女1974年3月20号出生，汉族，住**市**县**镇**街*组**号。
上诉人因诉被告陕西**医药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市沙市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17日鄂沙市民初字第00909号判决，现提出上诉。
上诉理由及请求：
沙市区法院认为：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认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从本案查明事实及双方所举证据来看，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均符合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原告刘*从事的药品销售工作，是被告**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此两点符合上列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可。
沙市区法院不予认可的方面：
1，关于刘*从事的劳动是否由被告**公司支付报酬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刘*所举的证据6来看，被告**公司曾向刘*发放了2009年1月至3月的工资，在此期间，原告刘*所从事的的，的确是用人单位即被告**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从原告诉状中的陈述来看，原告刘*的报酬是按其销售总额的一定比列所得，而提成的比例是包含在**公司向秦明支付的35%的提成之中的，35%的提成是**公司直接与秦明结算的，原告从事的有报酬的劳动，没有充分的证据系由被告**公司所安排。
这段话前后相互矛盾，先是认可了原告刘*2009年1月至3月所从事的，的确是用人单位即被告**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那么从2009年3月至2013年3月刘*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方式都没有任何改变，只是工资计算方式有所改变，根据【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之第二章第六条第三款“按营业额提成或利润提成办法支付给个人的工资”之规定表明，刘*2009年3月至2013年3月的25%的提成就是工资。刘*所持有的被告**公司发给的上岗证，**公司出具的销售委托书，标明业务员刘*的【陕西**医药有限公司商品出库单】，都说明刘*是在为**公司工作而非为秦明工作，我用**公司所给的账号密码（账号是**公司发给我的手机号，密码是我自己设定，秦明都无权进入，只有**公司可以修改注销）进入**公司系统完成下单销售，从最初的和客户签订销售协议，然后向被告**公司下单，被告**公司凭单发货给我，我进行配送结款，最后将货款交给秦明。整个销售过程中都是我和被告直接联系完成的，只是被告出于货款安全的原因，由秦明负责催收。这里秦明只是一名兼负货款催收，传达**公司各项指令要求，规章制度的地区经理，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但绝不是分水岭。我通过秦明领取工资，就像法官您一样，您的工资虽然是国家财政下发的，但一定是由国家财政下发到省级财政，省级财政下发到市级财政，市级财政分发给各单位，各单位在分发给各个员工，难道能因为您的工资不是国家财政直接发放的就可以否认您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吗？同样我们的工资也是由**公司汇给湖北省办，湖北省办在汇至秦明账户，然后秦明再分发给我们。特别要说明的是2009年1月至3月的法院予以认可的工资也是通过秦明分发给我的，这和后面的工资发放是同一种方式。虽然被告**公司在我工作期间更改了工资计算方式，但并不能改变我和被告**规定之间的劳动关系。
2，关于原告刘*所举的证据【员工登记表】。沙市区法院认为：秦明与被告**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正在审理中。且从本案刘*所举的证据4来看，被告**公司任命秦明“负责该地区的销售管理工作”，并非负责被告**公司在指定区域的全部工作（包括招录员工的工作）。所以，案外人秦明签署“同意”的【员工登记表】，因其超出了案外人秦明的职权范围。故本院认定此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刘*与被告**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秦明诉**公司一案与刘*诉**公司一案是适用简易程序合并开庭审理，在这里秦明却成了案外人。就拿证据4来说，“负责该地区的销售管理工作”是不是就承认了秦明是我们的上级领导，而且这个领导是被告**公司安排指定的。07年到08年**地区经理是张飞鹏，后来被告**公司派遣秦明接任了张飞鹏的地区经理职务，被告现在辩称我是为秦明工作的，那么08年前我是不是在为张飞鹏工作呢？我们有更换自己上级的权利吗？证据4中条款第二条：地办经理为所负责区域内的责任人，必须按照订单发货，并对业务中货物安全和货款安全负责。什么是责任人，责任人就是对**地区所有工作都要承担责任，包括市场的开拓，销售团队的建设，员工的招录和考核培训。贵院纠缠【员工登记表】上秦明的签字，但又如何解释【员工登记表】上被告**公司的印章，如果被告**公司不同意秦明对刘*的招录，怎么会加盖公章予以确认。这个公章不会是秦明瞒着**公司伪造的吧！虽然在我的判决书里没有提到，但在秦明的判决书里提到了秦明入职比我晚，所以不应该有秦明签署我的【员工登记表】，我和秦明都是07年入职被告公司的，而【员工登记表】是08年4月签署盖章的，本来我打算少算几个月的工龄，因为我无法提供07年8月的【员工登记表】，所有放弃部分赔偿就从08年4月算起，请问被告是如何知道我是07年8月就已经入职了，而且比秦明还早2个月呢，难道你们是从**的档案库里找到了我的员工登记表吗，现在我就说我是08年4月入职的，不然就请你们出示我比秦明入职早的证据。还有【员工登记表】上我的登记是：2008年至今在陕西东泰工作，请问法官，我在陕西东泰工作，为什么被告**公司要加盖印章？因为大家都知道被告**公司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的销售公司，因为07年“药品流通法”不允许药品生产企业直接销售药品。我现在应该是把**公司和东泰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还是重新起诉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
3，关于被告**公司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是否全部适用于原告刘*的问题。
作为一名风吹日晒 起早摸黑 跑乡串镇的业务人员，我的确不能遵守**公司的打卡考勤制度，但**公司也绝不会因为我没有遵守打卡考勤制度而开除我。不同的单位不同的岗位有着不同的具体的规章制度这点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我所要遵守被告**公司的规章制度有很多，例如通过手机报单发货，10日回款制度，按照**公司安排参加培训，会议期间关掉手机认真听讲，按照湖北省办要求义务到兄弟县市参加促销活动，接受**公司委派的地区经理的领导。被告**公司下发给我们的手机里有一款定位软件，强制要求我们安装开通，请问这是不是一种变通了的考勤呢。既然说我没有遵守被告的规章制度，请被告出示你们的规章制度看看我哪一条没有遵守。
4，原告刘*所举的印有“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印章的【通知】和【OTC费用粘贴标准】，并不能证明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即为本案被告，因此就不能证明原告是受被告劳动管理。
首先请法官再次审验证据，证据【通知】只是落款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但印章却是被告**公司的印章。【OTC费用粘贴标准】的印章虽是东泰公司的，但其内容主要是：二，以下5省的费用正式发票开具陕西御隆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陕西省，福建省，黑龙江省，江苏省，浙江省），剩余省份的费用正式发票开具陕西**医药有限公司。开错发票的不予报销。这又一次验证了东泰公司和**公司不是独立的，而是共同当事人并承担连带责任的关联公司，这一点我们出示的证据够多的了，如果法院还不相信，请从陕西省工商局查证。
最后再说说【药品销售人员上岗合格证】，这个的确是案外人签发的证件，但证件上工作单位一栏是陕西**医药有限公司。被告也承认组织原告学习培训，但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原告获得从业资格，所以具有该从业资格证不能证明原告全面接受被告的劳动管理。
首先问这个【药品销售人员上岗合格证】是上的谁的岗从的谁的业。这个证书是不允许以个人名义取得的，必须由具有药品销售资质的单位为其销售人员申请获得，销售人员在药品销售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均要由药品销售单位负全责。试问哪家公司愿意为无关人员办理此证而承担全部风险。
5，沙市区法院没有对我的【工资证明】的解释前后矛盾，让我不知如何理解。我的【工资证明】不是恰好证明我所从事的是**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吗？**公司的印章不会也是秦明伪造的吧？这张工资证明可是说明3个月的，难道法院需要我出具从08年至2013年每个月的工资证明才可以认定吗？这我的确做不到。
6，被告向沙市区法院提供了【陕西**医药有限公司商品出库单】复印件共9份。拟证明被告在**地区的销售仅针对案外人秦明一人，与原告刘*不直接发生业务关系。
可是我也向沙市区法院提供了【陕西**医药有限公司商品出库单】3份作为证据，可我的证据在哪？我提供的和被告提供的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出库单业务员一栏，我的业务员一栏是刘*，而被告提供的业务员一栏是秦明，当庭我已经就这个情况加以说明，从07年起，出库单一直是刘*的名字，到了11年后变更为秦明（刘*），12年后就只有秦明的名字了。被告声称解除秦明地区经理职务后还有市场余款在秦明手里，请问被告，你们什么时候给秦明发过一盒药，你们的药品全部是直接发到我们8名业务员手里，秦明从来没有见过，那你们凭什么问秦明要钱？被告意图用秦明名字的出库单否认和我的业务往来，但我出示提交的3份业务员名字变迁的出库单正好说明了我与被告**公司的业务往来是直接的业务关系。可是我提交的这3份证据在沙市区法院的判决书中竟未提及，所以不由得我们对沙市区法院判案的公正性有所质疑！
请求事项：1，驳回沙市区人民法院鄂沙市民初字第00909号民事判决书。
2，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
3，依法判令被告对原告进行经济赔偿240928元。
此 致
**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者: 时间:2009-02-28 查看(27557912)评论(2)
民 事 上 诉 状
上诉人（一审被告）：魏某某，女，1964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个体，住滨州市**区**办事处**村63号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某某，女，1978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市**区渤海五路622号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高某某，男，1973年4月7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市**区新华街建行宿舍
上诉人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区人民法院2008年7月4日做出的（2008）*民二初字第422号民事判决，现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故意偏袒被上诉人一方
（一）、2007年7月9日，被上诉人李某某与上诉人魏某某签订房屋出租合同，约定由上诉人魏某某出租渤海国际广场A1-C59房屋给被上诉人李某某使用，租赁期限为2007年7月10日起至2008年7月9日止。自双方签订合同后，该房屋一直由被上诉人李某某使用，并且一审法院也认定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李某某应当在房租租赁期限届满后将该房屋返还给上诉人魏某某，但自从双方签订合同之后，被上诉人李某某一直使用该房屋，并未将该房屋返还给上诉人魏某某，截止到一审法院判决做出的2008年7月4日，至双方签订合同的约定期限还差5天，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在被上诉人李某某使用房屋的一年时间里，该房屋的使用受益权都在李某某手里，李某某也一直在正常经营，并且根据《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但被上诉人李某某一直未将该房屋返还给上诉人魏某某，其一直在使用收益。并且根据法律的规定，法律最基本的原则是公平原则，而一审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李某某155000元显然违背了法律的公平原则，在我国无论是侵权法里的侵权责任还是合同法里的违约责任都始终贯穿着法律的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损害填补原则。法律的目的在于弥补因法律所保护的法益受到侵害而遭受的损失，使法益恢复到未被侵害之前的状态。而法律严格禁止当事人因此而获得法外利益，具体到本案中，被上诉人李某某一直使用收益该房屋，并且直到现在也未向上诉人魏某某返还该房屋，一年的房屋租赁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房屋租赁费已经支付了相应的对价，而一审判决却对此事实予以不顾，做出错误的判决，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不服该判决。
（二）、一审判决曲解法律，在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司法的目的之一就是使不确定的法律关系明确化，法律的目的在于定纷止争，并且根据法律的公平原则要兼顾各方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尽最大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本案中，被上诉人高某某与上诉人魏某某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与魏某某与李某某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是基于同一事实而发生的连贯的、不可分割的法律关系，根源还在于被上诉人高某某的无权转租行为，一审判决不能把基于同一事实而发生的不可分割的法律关系人为拆解，假使一审判决正确，它也应当在判令上诉人魏某某返还租赁费的同时判令被上诉人高某某向上诉人魏某某返还租赁费，这才是公平公正的判决。因为被上诉人高某某并非不是本案的当事人，其也是一审的被告，而一审判决却回避了这个问题，将原本不可分割的法律关系人为拆解，明显的是在故意偏袒被上诉人一方。结合***法院（2007）滨民二初字第364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其并未判决被告高某某承担任何责任，可见一审法院偏袒高某某的行为更加明显，不能叫人心服。
二、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因程序违法导致实体判决不公。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46条的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也就是说简易程序的审理期限是三个月，本案一审的立案时间是在2007年的年8月，而做出判决的时间是在2008年7月4日，审理期限长达近一年，并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4条的规定，当庭宣判的，应当在10日内发送判决书，定期宣判的，宣判后立即发给判决书。而一审判决在2008年7月4日做出后，直到2009年2月20日才送达给上诉人，整整拖了长达7个月的时间，程序的严重违法，导致判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在上诉人的心目当中荡然无存。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四款的规定，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影响了案件的正确判决，二审法院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判决严重的程序违法，导致实体判决不公，法律丧失公信力，希望二审法院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法法定程序，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魏某某
上诉人：XXX有限公司 住所地：XXX 组织机构代码证：XXX，法定代表人：XXX 被上诉人：XXX，住XXX，身份证号：XXX
上诉人XXX有限公司不服XXX市第二人民法院作出XXX号民事判决，现依法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请求撤销XXX号民事判决第一、第二、第三判项，并依法改判上诉人只需向被上诉人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640元。
事实和理由：
上诉人XXX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XXX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楚、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对此不能接受。一、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的停工留薪期间为2013年12月2日至2014年12月19日不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无权再索要所谓的工伤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
1、《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六规定“职工因工伤需要
暂停工作接受工伤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停工留薪期根据医疗终结期确定，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最长不超过二十四个月”。故停工留薪的期限最后应当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一审法院却根据《东莞市工伤医疗费用结算单》、出院小结、医嘱建议等认定被上诉人的停工留薪期间为2013年12月2日至2014年12月19日，与法律规定不符。
2、认定被上诉人的医疗期为2013年12月2日至2014年12月19日是错误的，因为被上诉人在发生工伤后既非连续医疗，也不是在每次治疗时都有连续的医嘱要求停工休养，所以不能简单以其所谓的最后治疗日期作为停工留薪期的截止日，而应根据有全休的医嘱，实事求是地认定停工留薪到底有多长。就被上诉人的受伤情况来看，不可能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内都算作停工留薪期。况且，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支付了工伤停工留薪期工资11790元，因此被上诉人无权再索要所谓的工伤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二、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的入职时间为2013年9月1日错误，被上诉人的入职时间认定为2012年8月较为合理。
1、被上诉人称其三次入职，第一次入职为2012年3月6日，第二次入职为2012年8月7日，第三次入职为2013年9月1日。但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前述第一、第二次入职及何时离职资料，说法不可取信。另外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阐述已证明其于2013年9月前已在职上诉人处，如被上诉人在一审中阐述“2013年9
月开始购买社保，每月保险扣款11元，之前购买的是商业保险，每月扣款20元”，加上诉人所提供的工资表等资料，说明被上诉人于2013年9月前是在职上诉人处的，不可能是2013年9月1日第三次入职。另外，法院却未查明被上诉人第一、第二次何时入职离职就认定被上诉人于2013年9月1日入职，认定事实不够全面。
2、上诉人向社保局提交的盖有公章的《入职登记表》载明入职时间为2013年9月1日，但《入职登记表》是上诉人替被上诉人购买社保需向社保部门提交的资料，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入职时间就是2013年9月1日。况且实践当中，大多数公司在变更公司名称后，为了中断员工工龄要求员工重新签订《入职登记表》，从而损害了员工利益，故仅凭《入职登记表》并不能认定员工入职的时间。本案中，上诉人只是替被上诉人购买社保需要而向社保局提交新《入职登记表》，并没有中断员工工龄的打算，而是按事实称被上诉人于2012年8月入职，上诉人也是为被上诉人着想，有利于被上诉人工龄计算。
3、前述说明被上诉人不可能于2013年9月1日第三次入职，根据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的入职时间为2012年8月，被上诉人主张2012年8月7日第二次入职的阐述，应将被上诉人的入职时间认定为2012年8月较为合理。三、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受伤前的月平均工资为4067.7元错误，被上诉人受伤前月平均工资应为2376元。
1、被上诉人提供了一张没有年份只有9、10、11月份的工资条，工资分别为3747元、4371元、4085元。计算得被上诉人受伤前的平均工资为4067.7元。因工资条盖有上诉人的公章及据上诉人给社保局的《入职登记表》，一审法院也是据此认定被上诉人的入职时间为2013年9月1日及受伤前的月平均工资为4067.7元。前述已说明被上诉人不是2013年9月1月份入职，及被上诉人提交的所谓《工资条》，明显不是其实际领取工资的原始记录，因为该材料上既未注明年份，也与上诉人提供的原始工资单不相符，尽管上面加盖有上诉人的印章，但这并不属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实际工资数的确认，不应作为本案计算12个月平均工资的证据材料，故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受伤前的月平均工资为4067.7元错误。
2、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工资条也不符合大多数公司的常规制作。员工的工资条要么是将所有员工的工资制作成工资表让员工签名核对，要么是逐月制作成工资条让员工签名确认。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工资条为9、10、11月份合在一起，不合常理，除非被上诉人有特殊要求，上诉人才会盖章确认。而本案正是上诉人为了方便被上诉人办理社保待遇，应被上诉人的要求在被上诉人自行制作的工资条上进行盖章，不能反映其真实工资。一审法院对不合常理的证据进行采信，明显不合理。
3、本案中，上诉人提供了被上诉人的2012年12月-2013年11月份的工资表，数额分别为：3123元、1387元、1787元、3545元、3749元、2700元、1997元、1133元、1654元、3747元、2166元、1519元，计算得被上诉人受伤前平均工资为2376元，而上诉人工资表上均有被上诉人签字确认。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提供的工资表上手写的“宝鑫鞋材有限公司某年某月份工资表”字样是上诉人在其签名后自行添加的，并申请对工资表上手写文字形成的时间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却以“上诉人对此手写文字形成的时间不申请鉴定”为由，认为被上诉人申请鉴定已无必要，违反了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规则。上诉人对自己提供的工资条无申请鉴定的义务，一审法院并不能依此否定上诉人证据的真实性。所以，一审判决并不能以被上诉人提供的工资条认定被上诉人受伤前的月平均工资为4067.7元，而是应该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工资表认定被上诉人受伤前月平均工资应为2376元。四、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24812.7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差额8477.8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8438.3元错误，上诉人无需支付被上诉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差额，只需支付被上诉人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640元。
1、《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职工因工至残被鉴定为七级到十级伤残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及第三款规定“七级到十级伤残职工依法与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由工伤保险基金一次性支付工伤医疗
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终结保险关系”，可知被上诉人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社保局支付，如被上诉人认为不足额，应向社保局提出，上诉人的缴费基数是按照社保局的实际要求，而且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缴费基数从未提异议，因此按照缴费基数来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就算有出入也应由被上诉人与社保部门处理，无须由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即使认定由上诉人补足，那也应当按照上诉人提交的工资单证据，再实事求是核实被告的12个月平均工资之后再依法计算差额。
2、根据法律规定，被上诉人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应由上诉人支付。但如前述所述，被上诉人工伤前的月平均工资应认定为2376元，因此上诉人应当支付给被上诉人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数额应为35640元（2376元/月×15月），而不是一审判决所计算的58438.3元。五、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住院护理费3090.7元错误，且无法律依据，上诉人无需支付被上诉人住院护理费。
1、根据《东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书》（鉴定业务流水号：LJ00690041）鉴定结论“伤残等级八级，生活自理障碍等级：未达护理等级”，可知被上诉人不需要护理，另外被上诉人提交的医疗证据只能说明陪护人员一名，并不能有效佐证其住院期间需要护理人员，因此上诉人不应支付被上诉人的护理费用。
2、法律并没有规定由于工伤所产生的住院护理费由用人单位承担，住院护理费用于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并不能在劳动争议纠纷中适用。劳动争议纠纷中关于工伤的护理通常为“生活护理”，即生活不能自理而需要护理的，如《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间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护理的”及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工伤职工已经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等级并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需要生活护理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按照工伤职工生活自理障碍等级支付生活护理费”，表明支付的护理费是因生活不能自理所产生的生活护理费，并不是被上诉人诉请的住院护理费。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没有达到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并不能要求上诉人支付生活护理费。
3、退一步来说，就算认定被上诉人要向被上诉人支付生活护理费，一审法院计算方式也是错误的。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间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护理的，由所在单位负责。所在单位未派人护理的，应当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向工伤职工支付护理费”。故护理费的计算应按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但法院却按照被上诉人受伤时东莞市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2506元计算计得被上诉人住院37天的护理费用为3090.7元，计法错误且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在充分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依法纠正一
审中的错误判决，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XXX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XXX
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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