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万历十五年有感

名著万历十五年有感（共8篇）

名著万历十五年有感 篇1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黄老先生早年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年长后又在外求学，求取中外之研究精华，且黄老先生为人谦虚，谨慎。自认为自己在外多年，对中国之了解不多。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本书由英文译文中文，因为国内外情况的差别，加之所译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这一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译写。笔者离祖国已逾30年，很少阅读中文和使用中文写作的机会，而30年来祖国语言又有了不少发展，隔膜更多。幸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将中文稿仔细阅读一过，作了文字上的润色，又承中华书局编辑部傅璇宗先生关注，经常就各种技术问题于笔者书函磋商。”其中文字不乏作者谦虚所作，但可以看出《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确是大家之作，又是融合中外之精华，各名家共同努力之结果。每每读起总有畅快之感，一气呵成。书中所用研究历史之方法，叙述之技巧都让人耳目一新。

本书就万历年间重要典型人物为线。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活着的祖先，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戚继光——孤独的将领，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看似一人，实际上以小见大，从这些人物身上看出明朝没落的必然。他们都意识到社会的问题，又或多或少地进行着挣扎，可无非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小打小闹。命运的脚步还是悄悄来临了。

万历皇帝名曰朱翊钧，是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也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可是如现代领导人一样，在位时间长短无所谓，关键是在位期间有无作为。可是这点很少有人真正记在心里。万历皇帝就是这样一位在位再久也没有作为的皇帝。他的礼仪记得倒是清清楚楚。1571年。他8岁那一年的冬天，他的父亲隆庆皇帝为他举行了象征成为成人的冠礼，期间要按礼仪的规定更换衣冠服饰，行为都要按规矩来办。1572年，隆庆皇帝龙驭上宾，万历皇帝刚刚年满9岁，可他的表现已经令旁观者无不为之动容了。只看此事，以为万历皇帝天资聪慧，成年后必为明君呢。结果显示如今天的应试教育一样，纸上功夫无人能及，可是运用在实际上都不行。其在位期间幸有首辅张居正，大伴冯保，嫡母仁圣皇太后，生母慈圣皇太后等一批还算有所见解的人士对其敦敦教诲。或许这也是其无能却在位很久的原因吧。后这些人陆陆续续去世或离开，特别是首辅张居正的去世后，他更是无度，本是以个尽情享乐的皇帝，在位期间多次不上朝，深居内宫，不仅贪图在世时的享乐，而且还想到死后的享受。早早策划自己的陵寝，建造定陵耗时长达6年之久。还有各种敛财的行为，不仅祸害百姓，连官员都苦不堪言。种.种行为看来所有事情的结束都不是突然无原因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一生奋斗才打下江山，为后世子孙造福。由此联想自身，大学期间究竟学到了什么?有人说，不要让你的大学对不起你的高中，有人说，创业艰难，可我觉得守业更难。大学究竟该学些什么，我只想不赖别人，不赖书本，能力至上。曾听某位教育学家说过，当你忘记你所学的时候，剩下的就是能力。说的好像张无忌学太极似的。当时觉得好笑，现如今才体会到其中奥义。人总会忘记一些事情，关键是自己是否有能力将其化为自己的内功，时不时给敌人以致命一击。

最初接触张居正，是在历史课本上小框中的一行小字中，说在其在位期间，内阁逐渐凌驾于六部之上。只觉得其人应该是如古装电视剧中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在其位，谋其政。看完本书后，对其一生离奇之事兴趣浓厚。如一般大人物一般，其出生之事也是天象异常。其曾祖父所做“白龟梦”古人对于轮回之说甚是热情，或许这奇奇怪怪的梦境也是古人可爱之处吧。从小就有天象之说，或许是鼓励，又或许真的是天资聪慧，张居正从小就表现非凡，这也是后来他能左右朝政，皇帝，太后，大臣都对其尊敬甚至是仰慕的原因吧。黄老先生对其描写甚是到位，让我对那段文字不敢亵渎。读其文字像是看到一位智慧，干练的老先生在朝堂上指点江上，呼风唤雨。在过去那个年代，太过有能力的人总是找人嫉妒，嫉妒到至深就是恨了。张居正的下场也是极其让人心痛。这更是加重明朝的衰落，不明是非，奸臣当道，任何一个盛世都经不起这般折腾。

名著万历十五年有感 篇2

关键词：万历十五年,政治,军事,思想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一本断代史研究专著。全书通过描写六个人物来烘托出在万历十五年出现的历史事件。在这一年, 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 表面看来虽然貌似细微小节不值得注意, 但实际上却是一些重大事件的导火线, 也是在以后掀起更多波澜的根源。其中的因果关系, 恰恰就是历史研究的重点。

一、对于历史人物的分析

首先, 万历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但通过该书的描写, 显示出他是一个处处需要遵守礼仪、时时受到牵制的人。他需要完成各种隆重的祭祀和典礼, 以及每日必到的早朝, 他必须听从太后的训诫, 也必须认真地学习治国之方、熟读儒家礼仪, 以保证将来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应付国事。他也必须认真听取和采纳各位大臣的意见。但是, 万历皇帝并不是一个无权的象征。在他的一纸命令下, 大臣们就可以从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沦为大逆不道、谋反的罪人, 甚至株连九族。他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可以为所欲为、极度奢侈、纸醉金迷, 他也受到传统伦理道德和公共礼仪的制约, 也受到各级大臣的牵制。中国的传统社会注重的就是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群体关系等。君臣之间的关系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所以万历皇帝必须处理好与大臣的关系, 他们的关系问题是当时国家政治链条上的重要枢纽, 皇帝和群臣之间, 每一个个体的作用都不是决定性的, 但是当联合在一起的整体作用必然大于个体作用。所以很多事情, 万历皇帝不能和群臣对抗。

大臣张居正, 是一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极高的首辅大臣。由于位高权重, 受人排挤或嫉妒, 他也曾被诬陷为有谋反之心的逆臣。他在辅佐幼皇帝过程中, 为了明朝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颁发新政、整顿朝纲和经济, 力争改革官僚机构作风, 现实了真正的富国富民, 并鞠躬尽瘁地帮助万历皇帝坐稳江山, 其忠心天地可鉴。但是他在改革过程中, 也有不合理之处, 如在改革税务方面, 他替皇帝下诏通令全国各县要按照条文规定把税收一次性缴纳完备, 不能拖欠和分批, 这既使官员无法轻易偷税漏税, 也使官民同时产生巨大的税收压力。侵犯了官员们的利益, 官员们自然对他产生不满。而张居正为完成改革事业, 便启用亲信去完成任务, 这使他落下结党营私的话柄。

在张居正之后的明朝万历首辅大臣是申时行。申时行一改张居正的作风, 采用折中的原则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政治关系, 但是他的个人力量毕竟有限, 无法在制度和关系问题上力挽狂澜, 只能采纳妥协办法换取暂时的安稳, 最终也没有打消官僚们的不满, 明朝的根基逐渐动摇了。

海瑞是一位历史上著名的刚直不阿、重视法制、执法森严的人物。同时他又是一位饱读诗书礼仪的官僚, 极重视伦理道德, 是一位道德典范。当海瑞看到嘉靖皇帝沉迷于求仙、长生而大搞道家法术时, 冒死向嘉靖上书规劝。还有, 海瑞在南直隶任职时曾把督抚条约公开张贴到各府县。由于他对地方事务缺乏周密的考察和直接调查, 条约涉及到各县田产所有权问题, 这引起了大量民间纠纷, 因此海瑞的这场改革最终必然失败。

在历史的记载中, 戚继光是明朝最具才能的抗倭干将。他一生中率军于浙、闽、粤沿海等地抗击来犯倭寇, 经过十多年时间、大小八十多场战争, 终于扫平倭寇, 被现代中国誉为民族英雄。他组建了一支新型纪律严明的军队, 这支军队不断取得胜利, 威震四方, 于是这支军队被称为“戚家军”。这支军队的存在凸显出明朝正规军的衰弱。由于戚继光按照自己创建的制度招募军队、制定纪律, 使他获得了战争的胜利, 却也因此埋下了蔑视权威、不听从朝廷指挥、任用私人的罪名, 再加上张居正曾经对他非常欣赏, 他受到张居正的牵连而遭到万历皇帝的误解, 最终被罢官。其实明朝整体上衰落的趋势不可避免, 很难靠戚继光一人力量来扭转, 这使他独创式的努力给自己带来不幸。

李贽是明朝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在理学盛行的明朝, 他提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这种惊世骇俗的宣言。这与其正统“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分道扬镳, 突显了物质的重要性, 大谈功利, 相当于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也因此得到当代中国思想家的爱戴, 认为他的思想中具有现代唯物主义和平等观的萌芽。黄仁宇认为李贽是在追求个性和行动的自由, 决不是在背叛他所热衷的儒家宗旨。李贽的思想构成了“一份珍贵的记录, 使得我们得以了解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知识界的挫败。”

二、作者的历史观

黄先生也以明朝的万历十五年作为一个角度, 剖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负作用。因为他看到明朝的传统社会虽然表面上井井有条、秩序森严, 而实际上却是人治之下的混乱, 缺乏一定的制度管理。如, 中国当时军队很多, 机构重叠, 当官的很威武, 当兵的也不少, 手里都持有武器, 但都不能对敌。黄先生还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来考察, 结果都不尽人意。然而明朝理学盛行, 各种礼仪、礼节、风俗习惯无一不程序严格, 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成为当年的主流官方文化。不要命而只要面子的风俗礼教形成了明朝特定的人格倾向, 也注定了军民遇到大灾大难时候的退让和恐惧, 这样的军队也不会有战斗力, 因为士兵们都来源于受到深刻理学毒害的民间百姓。其实从儒学的发展阶段来看, 万历年间是儒家思想的鼎盛时期, 从生、长、盛、衰的角度来看, 它已经面临着衰亡了。在这个时候, 如果有研究和相信历史循环论的思想家们就应该提醒明朝该警惕了。而且, 中国必须从一个靠等级制度来管理的国家, 过渡到靠制度化来管理的国家了。

到这里, 我们渐渐了解了作者的历史观, 他是把对明朝的历史宏观的概括落实到了微观的对个人的考察上。无论政治家张居正还是申时行, 军事家戚继光, 还是思想家李贽, 不管他们做出怎样的努力, 明朝的衰落已经无可避免, 而究其原因, 则是明朝开国以来的各种制度和举措造成的, 再甚至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黄先生认为, 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 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 以增益全国财富, 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 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着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 在世界史实属罕见, 在中国历史上也以明代为甚。这种维护落后的农村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 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黄先生还认为这一切的症结在于中国两千年来, 以道德代替法制, 至明代而极, 张居正在制度不能管理地方时启用私臣效忠, 申时行企图用四书五经来调和文官集团的种种矛盾, 戚继光同样组建了对自己誓死效忠的军队, 但这一切, 无助于解决制度上的弊端, 无助于改变落后的经济生产方式, 最终为僵化的体制所吞噬。因此可以说, 他们瘫痪的原因非在自身, 而在于他们奋力维持欲使之永存的文化机制。当然, 也有学者认为黄先生对李贽的评价有失偏颇, 还有学者并不同意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思考历史的观点, 黄先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和启发, 正如有人说的那样, 黄先生的文笔有一种卡夫卡式的魔力, “他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 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严谨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 遂使学术著作成为大众的精神美食。”

三、总结

《万历十五年》反映出在封建社会中深受儒教熏染的君、臣、民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时候极尽了人之所长, 却偏偏没有考虑到人与自然之间也应有参照系。人若生活得自然一些, 并且能够尊重和掌握自然规律, 人会发展得更加先进。《万历十五年》的成书目的在书中结尾部分可以被清晰地领悟到:“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 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 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 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 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黄仁宇先生在历史研究中提出对儒家思想繁文缛节的批判, 他发现:儒家学者们学习到的只是单一的封建三纲五常和仁、义、礼、智、信, 都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搞的都是社会关系。他们尊奉的都是人文精神, 缺少的却是治理国家的手段和经验, 而国家的平稳、现代化发展需要像今天一样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国家的发展需要人文精神和科学技术相得益彰, 国家的栋梁也应该如此培养, 否则会误国误事、害人害己。他的这一言论在学术界引起争议, 但不管怎样说, 它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仍然能够带给我们启示, 这使我们对历史的思考增加了一种角度和见解。

参考文献

[1]朱晓鸣, 易承志.历史逻辑与《万历十五年》[J].社会科学论坛, 2008 (4) .

[2]高骊.浅谈明代道德与制度——《万历十五年》读后感[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11 (2) .

[3]王丽娜, 周蕾.由《万历十五年》引发的学术方法之思[J].北方文学, 2011 (12) .

名著万历十五年有感 篇3

关键词：万历；三个问题；政治史

一、在万历一朝的政治架构中谁才是获益者？是文官集团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需要明晰一下什么是文官集团。所谓文官集团，故名思议，就是由所有文官所组成的集团，在万历十五年的时候，文官集团已经发展了两百年，没有出现后来的东林党、楚党、浙党的分化，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团结的统一体。有人评价万历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利用好文官集团的矛盾来提升自己的权威。

作为明朝政治架构的中流砥柱，文官集团毋庸置疑的成为国家的核心利益集团，他们当然是获益者。他们以“道德”为武器，限制皇帝的权力；他们用集体“乞骸骨”为要挟，迫使大学士们就范；他们以文制武，让武将始终处于很低的地位。整个国家都在文官集团的掌握中，任何损害文官集团利益的事情都会被竭力阻止，怎能说他们不是获益者？

然而事情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如果把事情放到微观层面来看，就是另一种图景。整个文官集团虽然节节胜利，但是作为个体的文官似乎没捞到什么好处。皇帝虽然没有权力任意提拔自己喜欢的官员，却可以贬谪自己不喜欢的官员；一些官员为了博取“直谏”的名声而参奏其他官员，被流放、被整死、被廷杖的不计其数；万历消极怠政三十余年，除了主要官员一律不加任免，到万历后期，甚至出现六部连尚书都没有的情况，只有侍郎带着几个给事中硬顶。文官的双重性格被皇帝痛恨，而文官们自身也感到作茧自缚，“道德”这条锁链也将他们牢牢锁住，所以即使作为文官集团首领的首辅们也不能幸免。

总体来看，没有人是获益者，作为统治阶级的皇帝和文官们，他们拥有的已经太多了。

二、“道德”的内核到底是什么？“道德代替法律”的弊端体现在哪里？

明代的官员俸禄极低，如果只靠俸禄生活，那大家可能都要像海瑞那樣生活了。作为统治阶级的文官集团，手握权力却不能享受，这不符合人的本性，于是“常例”成为合法收入，于是“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以道德代替法制”其实就是以保证文官集团的利益来维系整个国家的稳定。

再深一层探究，“以道德代替法制”的弊端到底体现在哪里？首先，作为立国之本的“道德”，不能被质疑。如果敢质疑道德，那么整个明王朝的合法性就荡然无存。于是万历皇帝有苦难言，面对文官们的指责，他无可奈何，自己无权选定继承人，不能练兵、不能出游，因为文官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如果惩罚他们自己就变成“不道德”的昏君，心灰意冷的万历宁可无聊到看宦官们掷银为戏，也不想再跟文官打交道；张居正亦有苦难言，被“夺情”一事参得焦头烂额却无话可说，因为如果他进行反抗，就会背上 “不忠不孝”的罪名，就是与传统和道德为敌。其次，因为“道德”不能被质疑的特性，“道德”变得十分的好用，文官集团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相信“把技术问题翻译成道德问题”，是文官们苦心创造而且乐于看到的结果。再次，“以道德代替法制”让社会失去了前进的可能性。既然“道德”如此好用，那么 法制不用调整了，因为在需要的时候道德会作出裁决；财政制度不用调整了，因为官员们是有道德的他们会约束自己；军事制度不用调整了，因为在国家有难的时候道德会让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帮助国家度过难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道德”也是一块绊脚石。中国儒家的原则本意是善良的，但在治理国家时，宗旨的善良不能弥补制度的粗疏。“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即使所有的官员都像海瑞一样克己奉公，社会只能良好地保持传统和稳定，发展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可能性就更加渺茫了。

三、在政治、军事、经济都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为什么明朝没有就此灭亡？

黄仁宇先生给出了一个圆滑的解释：“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因为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

那么这“惯性的作用”都包括些什么呢？第一，是我们的文官集团。文官集团作为国家的支柱有着超乎寻常的稳定性，正是这种稳定性维持着国家的正常运转。虽然皇帝不管事，但该有的仪式一样都没有少，京察也没有因此中断，大大小小的官员继续各司其职，他们明白其中的利弊，张居正被清算后就开始弹劾戚继光，因为当时的戚继光不被需要，而与他同时的刘显虽然屡被参劾却能岿然不动，因为文官们明白只有他才能承担征剿四川“土蛮”的重任。文官集团要想维护自身利益就必须承担起让帝国正常运转的责任。第二，道德的教化体现了应有的作用。以抗击倭寇为例，“海盗肆无忌惮的活动，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对策。然而冲突一开，我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虚弱即暴露无遗。高级指挥官无法确知部下战士的实际数额，也弄不清究竟有多少战船可以调配使用。下级军官在部队出发之前先要向地方富户勒索兵饷给养。而一旦发生战斗，有的部队干脆望风而逃，有的部队虽然敢于迎战，但由于墨守密集队形的战术，往往造成“一人失利，万人奔溃”的后果。” 第三，我认为是黄仁宇先生侧面提到的地方官员的作用。当时地方官员的权力是几乎没有限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在地方官的管辖范围之内，只要在京城找到靠山，堵住文官们的嘴，地方官员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胡宗宪找了严嵩当靠山，在打击倭寇的时候得心应手，即使有人参劾也对他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谭纶有张居正的支持，他提拔戚继光，并支持和保护戚继光建立“戚家军”，为打击倭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明代除了很多伟大的地方官员如王阳明、海瑞等，他们手中的权力让他们有机会在地方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由于地域较小、文化相近，地方官员因地制宜更加容易获得成功。因此，京城由于皇帝的怠政而出现的政治混乱对地方影响不大，相反的，地方官员或许会获得更多自由来化解地方社会的矛盾、解决地方社会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张涛.明代科道监察与晚明党争[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2） .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篇4

《万历十五年》是美籍华裔博士黄仁宇所著，我早就对此书有所耳闻，又加之我对历史的热爱，前不久我就在图书馆借得此书，拜读了一番。读后深感作者对历史的熟知及对史实的娴熟运用和作者透过文字传达思想的功力。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自序中说：“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进行了许多诸如此类的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其中有些方面对当前中国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建设具有警示和启迪意义。

书中首先介绍的人物是万历皇帝万历皇帝原也有励精图治的雄心，但最终意志消沉，无为而终。一方面，他要实行一种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他又无法突破和改变儒家礼教，如在废长立幼、操练御林军、修建皇陵等问题上，万历或遭遇到大臣群体的明确反对，或是委婉的劝告，或是软性的但却是不可背离的抵制。正如书中所写：“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社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

然后是先后出现的两位首相。张居正、申时行。二人的相同之处是：熟知儒家礼仪，并以此拼力维护封建统治，辅助皇帝，但两人不同风格是：张居正居高位而傲，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去推进治理，从而落得生时大权在手，威风八面，死后遭到彻底清算，殃及子孙。申时行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他熟知文官集团“阳”与“阴”的双重性格，以调和为主，维持着帝国的延行。而最终还是由于“立储”遭到了文官们的参劾，不得辞职家居。

至于“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是典型的儒家主义者，他三次罢官，固然有其刚直不阿的一方面，但也表露出他不切实际僵硬保守的风格不为当时代的人所接受和效仿。只碍于他的“清廉”之名，朝廷才不得不授予他闲职。海瑞的一生经历，表明了“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万历十五年》中另一个悲剧人物――戚继光，他的悲剧一生也同样折射了帝国走向衰亡的过程。戚继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他率领他的“戚家军”在平倭战斗中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倭乱平息后，他又被调往北方，依靠南方旧部训练出一支蓟州军，成为阻遏俺答南侵的铜墙铁壁。戚继光一生战绩斐然，然而，从书中可看到其凸现的务实的武官集团与高唱道德的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儒家重文轻武，军事体制的设计不是出于国防的考虑，而是为对付国内的叛乱，因此，国家的军备糟糕到了极点，正规军队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戚家军几乎就是一支私人军队，从政府那里很难得到可靠的后勤保障，由于政府提供的火器质量太差，他的军队在战斗中竟不敢放手使用当时先进的火器。本来戚继光注重效率和务实的思维就与儒家因循守旧的习惯及整个旧体制有着尖锐的矛盾，再加上他与张居正关系密切，张居正死后，他也就随之被革职，晚景凄凉，一贫如洗，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万历十五年》中最后一位人物就是追求个性与行动的自由，弃官不仕，别妇抛雏，创建佛院，著书立作的被视为封建异端的李贽，书中说他是一位“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是儒家的信徒，1552年得中举人后，一直沉浮于下僚而不得志，最后才被任为云南姚安府知府。李贽对当时的社会和人的虚伪甚至自己都做过不留情面的抨击，如他指责自己缺乏诚信：“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力与物迕，心与口违。”李贽的悲观及内心矛盾，正是他所属时代所赋予的。儒家的因循守旧及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使得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革新无法在其中孕育，人的理智和自由也受限，被压缩以至矛盾、灰心消极。李贽在自裁气绝以前，他用手指写了王维的一句诗以解释他的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其消极悲观的情绪已显然可见。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篇5

当历史的问题牵扯到地理环境时，似乎一切已经注定。气候天决定，文化随之产生，历史的大环境也就矗立在那里了。那么，在既定的环境中，历史人物又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呢?在《万历十五年》中，作者通过几个不同人物的故事串联起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比如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

写到张居正这一章的时候，作者拟定的章标题是――世间已无张居正，也就是说书中阐述更多的是他的落寞和跌入谷底之后朝局的变化。何以一代内阁首辅身前地位显赫风光无限，死后被鞭尸，被抄家?也许，从他的一生，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理解社么叫物极必反。活着的张居正总是幻想凭借一己之力来改变一个国家的发展，他的威严、权利和智慧不仅在小皇帝身上展现出来，也笼罩在整个朝野。他想当皇帝吗?其实不见得，从他不遗余力的改革赋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来看，他也许真的希望这个国家能在他的努力之下蒸蒸日上。只可惜他太相信自己的力量，而忽视了一个事实，推动历史的发展不是一个人的事。他自身就处于明朝这样一个文官体系当中，当他把所有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者贬黜的时候，就打破了整个体系的平衡。

在当时明朝的大环境中，张居正站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度，心中可能有这样的独白：“万人阻挡又怎样，权利会帮我达成所愿。”他不顾整个历史环境的力量，不考虑文官系统里其它人的想法，一意孤行，希望通过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处理公务，最终的结果历史给出了答案。当他孤独前行的时候少有人真心实意的成为他的同伴，当他死后大部分人对他群起而攻之，表达不满。

申时行同样作为明朝首辅，并不如张居正那样“有名”。他深知自己处于怎样的一个环境中，没有锋芒，更谈不上毕露。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他更愿意成为和事佬，不触动谁就会相安无事。作为张居正首辅之位的下一任，他看到了前任处事风格之后的下场，因此他不会去重蹈覆辙。

除了厉害关系让他没有做烈士的决心外，他对环境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他认为，在既定的系统中，身为首辅也只能按照整个系统中的共同意志办事，能够恰如其分的调和其中的矛盾，并对大家起到感化和领导的作用才是首辅的角色需求。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任职期间他努力的穿行在百官和皇帝之间，尽量的平和政治波澜，希望凭借“诚意”建立起信赖，通过恕道期望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从当时的大环境来看，申时行的做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历史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时间，大明更不会。对待一个岌岌可危的病人，张居正的猛药行不通，申时行的小米粥同样没有用。

除了通过两位明朝首辅来阐述自己的大历史观，《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还煞费笔墨的写了这位一代名将戚继光，很明显他是偏爱戚将军的。在书中作者写到：“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作部分的修补。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可避免，而他的成功在于他善于运用技术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戚继光没有像张居正一样超脱于环境之外，自负的以为自己可以搞定一切，而是灵活的适应环境，斡旋在各种关系中。也没有像申时行一样“看透”了环境，将希望寄托在所谓的“诚意”上，而是依据环境采取了必要而可行的措施。他严格练兵，创造的各种战术虽不先进也多有弊端，但是符合当时的军队人员构成和经济技术水平的.。

从明朝整个大的历史环境来看，似乎戚继光对环境采取的措施更值得推崇。其实，未定。除了由于地理环境所造就的历史环境之外，每个单纯的个体也处于自己的小环境中。试想一下，如果戚继光处在张居正的位置难道就不会通过权利铁血施政吗?如果申时行只是一方将领他是否会摒弃犹豫不决胆小怕事呢?如果张居正处于首辅之位时和申时行一样看到了前任的不幸，说不定也会小心翼翼，忐忑前行。再往前推，除了职位环境的不同外，每个人生活成长的环境也不同，形成的观念和理念也不同，所以就算历史倒退，试图去寻找一种周全的做法改变明朝的的结局也是不可能的。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2500字 篇6

孔祥冰

《万历十五年》是我近期读的最认真的一本书，作者是旅居美国的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这本书并非新书，首次英文版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于1981年，至今仍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1982年由中华书局引入中文版，入选《新周刊》和《书城》推荐的“改革开放20年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黄先生以他独特的“大历史观”,跳开习惯性的时间串联叙述，如切片解剖般选取1587年这个明代270多年历史中“无关紧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该书的英文名），从一些看似末端小节的事件说起，最终推导出了惊人的结论——中国封建王朝的真正衰竭始于明朝万历年间，这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前学过的“万历年是明朝历史的中兴之年”的历史观念！

待到顺着作者的思路，横向（历史年份是纵向）剖析1587年历史中的皇帝、改革家、文官集团以及模范官僚、抗倭名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不能不佩服作者的结论一针见血。

万历年间出现了许多不寻常的人物，首先先说万历皇帝朱翊钧，他是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当政四十八年，在即位的前十年里，他勤于学习、励精图治，勤俭节约、纳谏如流，几乎可以称作是历史上难得的“完美”皇帝；内阁首辅张居正是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他的一条鞭法和考成法极大的加强了明朝的国力，经过十年的经营，明朝逐渐由崩溃的边缘变得国力鼎盛，边关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堪称不世出之奇才；海瑞，为政清廉，洁身自爱。为人正直刚毅，职位低下时就敢于蔑视权贵，从不谄媚逢迎。一生忠心耿耿，直言敢谏，抑制豪强，安抚穷困百姓，打击奸臣污吏，因而深得民众爱戴，被奉为官员的道德楷模；戚继光，精通韬略，军纪严明，抗击倭寇、镇守蓟州，是难得的军事人才。一个好皇帝配上这么多的文臣武将，就犹如桥牌高手抓了一把好牌，想不打好都难。也的确如此，在万历当政的前十四年，这局牌打得像模像样，用我们现代人常常挂在嘴边的经济指标来衡量，明朝万历年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的35%（一说80%），当时北京一个民夫一年的收入相当于现在的4000美元，那真是国运昌盛、公私饱满。

但是到了万历十五年以后，一切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首先是皇帝怠政，接着罢工，而且一罢工就是三十年，不上朝，不参加祭祀大典，深居皇宫对政事不管不问；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在他死后的第五年，他生前推行的政策被彻底推翻，人亡而政息，万历皇帝剥夺了以前给他的所有冠冕的封号和诰赏，子孙也落得了抄家流放的命运；抗倭名将戚继光，在万历十五年底孤独的死去，家徒四壁、医药不备，且被妻子遗弃；同样，在这一年的十一月，感动中国的道德模范海瑞也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十余两，不够殓葬之资。

为何君主勤奋、文韬武略的明王朝在1587年显现出败相？接下来我们根据书中的见解从微观层面来分析。

被道德绑架的皇帝

现实中的皇帝并不像电视剧中那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拿万历皇帝来说，从加冕的那一刻起，就有一大堆的圣贤道德规范落在了他的头上，这些道德规范把皇帝神化、制度化、典范化，一句话，他必须是神而不能是人。他想在宫中挂几个灯笼庆元宵节，张居正劝谏皇帝要体恤民力，灯笼挂不了；他要赏赐财物给宫女，大臣劝谏明君不可滥赏，赏赐赏不了；他要立小儿子为太子，一大群官员和他辩论不可废长立幼，最后放弃等一系列的挫折使皇帝厌倦了与手拿道德大棒的官员之间的争斗，挫折感无处发泄，最后选择了长期罢工。

挥舞道德大棒的文官

明代文官“士”的精神达到前所未有的畸形，数量庞大的文官前赴后继，以因“直谏”被皇帝打板子、砍脑袋为荣，占据“忠直”的道德制高点，犹如政治押宝，以期有一天翻本带利获得升迁。这种直谏的风气在万历年间尤甚，邹元标和雒于仁就是其中的代表，邹元标靠上书弹劾张居正而遭流放在张死后重获升迁。几次三番的与文官斗争后，万历皇帝看明白了这一点，不再把诤谏者当做尽忠，而知道他们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讪君卖直”.万历朝是皇帝与文官集团互不相让、彼此抗衡的一个时期。这种局面的结果是明代政治陷入极为低效的状态。

能臣不是神

首辅张居正认识到这样一点：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官。在万历的信任下，张居正选择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能臣终究解决不了制度根子上的腐朽，他的一条鞭法和考成法触怒了文官集团的利益，加上自身也不清廉，屡次遭到群臣道德上的弹劾、在死后失去皇帝的信任，落得个清算的下场，所倡导的变革也被全部推翻。

孤立的道德模范

海瑞是史上少有的所谓“清官”,他的一生体现了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失去了法制的约束，一滴清水澄清不了一锅混汤，他个人的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所以，他的行为除了作为楷模供奉之外毫无用处，这也是他悲剧的原因。

被轻视的技术派

明朝是重文轻武的朝代，由文官所控制的政府和社会，对武将采取歧视的态度。武将除了在疆场上厮杀之外，在军事上无法作为，更不要提在战略制定上有任何的发言权，国家需要的只是一介武夫。明代甚至让军队自己种地补充给养，还要上缴皇粮（有点像曾经的军队三产），造成了军饷不足、兵源奇缺、战斗力低下。1555年，一群几十人的日本海盗竟然在十几万明军的包围中从江浙到安徽等地大肆虏掠，杀死杀伤官兵百姓四千多人。戚继光也许是个例外，他治军严明、战功赫赫，源于张居正对他的充分信任和授权，他才能在军事上有所建树。即便如此，体制内留给他施展的空间仍然有限，他的军事才能并没有体现于整体的战略规划上，而是落实在了小的战术空间内。张居正死后，他同样受到牵连，至死得不到起用。

封建末期的明朝，四书五经的道德标准高高在上确立为上至君王、下至庶民行为的规范，道德取代了法律，遏制了法制的成长和发育，明后期几乎没有对洪武时期确立的法律做任何的完善和修改。即便有名君、能臣、道德楷模和技术专家，在以道德为精神支柱、忽视技术、法制缺失的体制内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社会前进的动力被一点点的吞噬，直至消耗殆尽。

黄仁宇先生在本书的最后写道：“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救技术之不及”.消耗掉了最后回光返照的能量，1587年，在中国的东北，一个28岁的满洲青年努尔哈赤兴兵平定关东，开始了他统一中国的征程，第二年，西班牙舰队开始出征……而此时，中国的明王朝正独自走向没落。

姜汝祥博士曾在《经济观察报》中的文章中写到：“作为管理者，我们需要懂得的是，我们的员工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如果我们不在制度上下功夫，而企图改造人性，能打造出多少圣人？谁又是圣人？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改造的是人性！”

读《万历十五年》 篇7

前言

最近读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万历15年，即公元1587年。虽然该书名为万历十五年，但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的描述该年的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撑开来，让我们更全面了解明后期的历史。笔者不是研究历史的，甚至不是文科生，最多只是对历史有点兴趣而已，所谓“内行看们道，外行看热闹。”所以笔者也只能在热闹之余外加作业的需要来谈谈自己的感触。

认识历史

历史无所谓对错，有的只是后人对前人的评价。人们讨论历史的时候总喜欢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齐地称王后自立门户，历史就会„„”“假如元朝大军进军日本时未遇大风，„„”“假如当年我们没有大跃进和十年文革„„”这些言论不会对历史改变，它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

然而我们所读的历史却有很多的虚假性，历史是人写的，而且是活着的人写的。记得上课时看到克罗齐说的这样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此话或有偏激，但并不能掩盖其正确性。正如我们从小就从电视上，书中得知隋炀帝杨广是一个昏君，诸如好色，残暴，修运河只是为了自己去南方游玩方便之类，简直把他说的一无是处。然而今日我们已然能明理是非，根据杨广作为，我们还会相信这样不靠谱的言论吗？

历史还往往有太多的误解和无奈。三国蜀帝刘禅，不知道人们是出于对《三国演义》这部大名著的信任，还是觉得亡国君就应该是昏庸的，被尊为“扶不起的阿斗”，但从来没去想在经济，文化，人才，人口都大大的落后魏国甚至吴国的情况下能够守基业四十多年是多么的不容易。

而万历皇帝朱翊钧也有其无奈。我们从历史没看到万历好的评价。诸如24年不上朝，沉迷于后宫，不思朝政等。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甚至无知概括了一句：“明朝的皇帝，除了永乐帝治理的很好，洪武朱元璋治理的不错以外，其他的全是昏君一帮”。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错的。朱翊钧有他的无奈，正如黄仁宇先生所描述的那样：9岁即位，从小就被灌输要听从臣下的意见，大学士想要一个听话的皇帝，前十年由张居正总理全国政务，他只是一味的批准罢了；好不容易等到张居正死了，他决定励精图治，却发现自己想干什么都干不成，出于报复心理他便和大臣对着干。

正如黄仁宇先生在书中描述：

臣僚不让他立常洵为太子，他也不立常洛为太子，甚至不让常洛举行冠礼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员就读。像这样双方坚持达10年之久。

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带着仇恨的。皇长子被封为太子，皇三子被封为福王到河南之国，从此皇帝的心灵上就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他的臣僚也再没有机会能使他按照他们的意志执行他的任务了。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像这样又20年。

就这样，他的四十几年皇帝史落下帷幕。当皇帝当到这个地步，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很少见的，对他来说是何等悲哀啊。所谓原因，黄仁宇先生也给出了解释：开国之君主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中不挟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样。弘治皇帝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笔者认为，如果万历运气好点，在政治清明时期当一个皇帝，就应该是一个明君了。不过他运气还好，能伴着他那摇摇欲坠的帝国走过几十年，没有背上亡国卖祖的骂名。而在他之后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却是更加无奈，一个无可救药的帝国灭亡，他却要背上亡国君的骂名。

因此，历史除其有虚假性以外，还应有其无奈性。个人的力量始终是渺小的，不能改变什么。我们往往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看历史上的人物事件，觉得他们不该，他们愚笨。其实古人的智慧却是胜于我们大多数人的，我们的确没有资格仅凭我们了解的少量道听途说加上一些加工过的史料去评价他们，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方面存在，我们又怎么可能真正了解他们的苦衷呢？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一下历史，不再道听途说，不要再迷信史料。

看清政体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朝代的兴盛往往是出现在前几代，而后面却是越来越腐败，落后。明朝最兴盛的时期出现在洪武与永乐年间，其后或有兴盛时期，但大体上却是越来越衰败的。

以前一直不明原因，但读了此书后我有所感触，大概都是政体的原因吧。一个朝代建立之初一定会建立一套政体，这套政体往往很适合当时社会的发展，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它的弊端就会慢慢显露出来，逐渐被社会淘汰。正如书中所说：

体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团更需要用精神力量来补助组织之上的不足。这有本朝的历史记载为证。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时候，可以不惜牺牲以完成任务。有的文官从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却可以领导仓猝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后杀身成仁；有的文官不顾溽暑疫疾，和民夫同饮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胁下抢救危险的河堤。这些好处当然不应抹杀，然则它们带有冲动性质，也多个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紧急情况一起出现。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塞。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这种局面不打破，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困难。

古人向来推崇孝道，对祖先极为遵从。其中存在着愚孝的成分，即祖先说的都是对的。即便渐渐发现其中与事实有所矛盾，也只是认为自己还做得不够好，或者认为他人做的有问题。或有少数认识到先祖流传的制度没有了时效性，也无法改变全天下的人民的思想，从汉朝皇帝的谥号都有一个“孝”字可以看出这点，因此，晚清政府之所以屡屡变法失败的原因也在于此。

朝代不断衰落，社会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没有谁能改变这种现状，哪怕是皇帝也不行。那些有能之人所能做的就是在这种制度上修修补补，稍微缓和一些社会矛盾，正如张居正，他是个治国人才，但最终改革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他不敢撼动祖宗之根本。当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农民起义，藩王造反之类的动荡就会频频发生了。

只有改朝换代才能改掉先朝的体制弊端，但如此也仅仅是陷入下一个循环罢了。

道德信仰

曾经看过这样一句话：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基于道德的特点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

纵观世界各国，几乎都有或曾有宗教信仰，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稳定与发展。记得曾经有位西方学者说过：“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是没有凝聚力的，它不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保存下来，等待它的只是灭亡。”中国却是把他的理论彻底推翻了吧，几乎没有史料表明中国有大范围信仰某种宗教，但华夏却是当今世界上文明史最长的民族了。

从书中了解到，中华民族并非没有其信仰，只不过信仰的是纯粹的道德理念而不外加上帝如来罢了。早在中国两千年前的孔子孟子创立了一套近乎完美的道德理论，能够让一个大民族信仰两千多年而丝毫不动摇，如果没有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我们应该还在还信仰着孔孟之道吧。可知，我们们古人的信仰丝毫不比西方对耶稣的崇拜少吧。

书中了解到，明朝是以《四书》和朱熹的注释为基础建立的德治体制国家，也是一种文官体制吧。但书中所述“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这些聪明的官僚一定会慢慢发现：所谓道德，却全是欺骗。然后聪明的他们也会渐渐的把这种道德当成一种工具，为的仅仅是自己私欲。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至今，仁义道德都作为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孔孟之道为根基构建社会制度，但道德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社会就会变得畸形，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述：

一方面，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

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臣僚们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是谁也不愿意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也是中国整个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丽的衣服，以高尚名义，行苟且之事。

就这样，统治者用孔孟之道欺骗人民；但到头来却限制于孔孟之道。

我想，当道德依然成为一个人们默认的谎言时，对欲望的抑制已然无能为力时，德治也就没有进行下去的必要了。这时，何不弃去道德仁义的包袱，获得新生？欲望是动力，过分抑制就会显得死气沉沉。法制终究是更胜一筹的，它没有德治那么复杂，但却能轻松地使社会稳定、发展。

总结

万历十五年 读书报告 篇8

② 关于申时行

以申时行为首的这批文官,除了惯例的结党营私之外,我想说的是一句话:”四书五经,以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文化影响了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以及中华民族性格的养成.”明朝的重文轻武,造就了文官政治,也造就了以道德为主的治国方略,此时必然看不到法律的影子了,甚至连理性都没有.体现的最明显的便是孔子的”中庸之道”.他们总期望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平衡皇上与大臣,平衡中央与地方,平衡朝廷与人民,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关于万历立储一事可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文官对万历的过于严厉,过于压迫使万历这个从小就在极大压力环境下长大的皇帝极度的缺乏安全感.兔子逼急了也要咬人的,万历难以立爱子为储官员又逼迫过紧最终导致了申时行的辞职,这其实在书中正德部分依然显露.正德因为觉得压力过大直接”弃文从武,可惜万历没有这个机会,只得在性格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个年少时期立志要让国家繁荣昌盛的皇帝果断的连早朝都多年不上.环境对一个人性格的影响以及转变产生极大的影响.而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了以道德为基础的治国方案,皇帝甚至不懂得用自己制定的法律驳斥大臣,哪还能期望有完整的继承法来遵循? “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此所谓个人道德之长无非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当我们缺乏法律这个地基之时.该如何奢望用道德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必须批判一下中国的法律了，bug啊什么的太多了..又不用判例法,一个法官一个样.然后就喊着要以德治国，难怪还有那么多人不敢同意废除死刑啊~

③ 关于海瑞

海瑞在万历十五年这年与世长辞.关于海瑞我觉得大致有两个词:清廉,正直.但这两个字之前都可加个修饰词:过于.清廉和正直固然是好的,但俗话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在当时环境下过于清廉招来的是众多官员的不满,过于正直则招来仕途无望.也就是说,海瑞在做人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过于锋利了些.海瑞的执法严格是无可争议的,但他仍旧没有跳出司法判案离不开古代传统道德伦理,当然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当时情况司法从属于行政的一元化政治,而行政问题由于一群文官的处理变得简单化以适应政府的无能.海瑞渴望改变这种现状却犯了急躁冒进不顾实际的错误.必然要想起高中学的各种改革了..太多的不顾实际使结果适得其反..我们的改革开放其实结果还挺不错的，是吧?恩，是的..司法必须独立于行政,中国现在的司法不仅不独立于行政,连舆论都独立不了了..(完了,敏感词汇了)

④ 关于戚继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