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白居易的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

试述白居易的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精选4篇）

试述白居易的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 篇1

白居易的诗歌包括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等，各种类别的诗各具特点，大体反映了白诗的基本面貌。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讽喻诗是最具价值、也是最有特色的部分。讽喻诗内容上主要是反映国事民生，政治上的美刺作用，符合儒家的比兴传统，能够为民请命在唐代诗人中，很少有人像白居易这样对下层人民的痛苦，特别是农民的痛苦给予足够的关注。如果说，杜甫因其经历遭遇和时代特征主要关心人们的战乱流离之苦，那么白居易却看到了唐代社会平静外表下掩盖着的深刻矛盾。从早年面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光天”的农夫，到《观刈麦》所写的“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以及《轻肥》中所描写的因为大旱导致衢州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这些都表现出了诗人对民生和百姓的关注和同情。其次，讽喻诗充分暴露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们的苦痛，体现出对社会、对政治、对人民的强烈正义感。诗人进一步在诗中揭示导致农民痛苦的原因主要是苛重的税赋以及官吏的贪暴，以及在皇帝名义下进行的各种巧取豪夺，如在《杜陵叟》中诗人对于九重天子不关心农民疾苦的进行强烈反讽。表达了诗人对残暴统治者的极大愤怒。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点是首句标其目的，卒章显其志，其辞质而轻，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代表作有《新乐府》《秦中吟》。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白居易写闲适诗，是为了“独善”，多写个人闲居独处时的生活感悟，诗风浅近平淡。如《问刘十九》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白居易的感伤诗以《长恨歌》《琵琶行》最为有名，代表着白诗的最高成就。是诗人为外界事物所感，情理动于内而做出的感叹。它在《长恨歌》中描绘了一个“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爱情悲剧，表达了对男女真挚爱情的赞美肯定。

试述白居易的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 篇2

一、走向闲适

提到白居易, 人们自然会想到他的名篇《长恨歌》、《琵琶行》等, 他在《白氏长庆集》中, 将自己的诗作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四类。作为进士出身的新兴士阶层, 对国家命运有着一种神圣责任, 尤其是面对中唐纷乱的社会现实。从代宗大历七年出生, 至武宗会昌六年离世, 75岁生涯中, 白居易历经唐代九位皇帝。时局混乱动荡, 宦海沉浮, 不仅改变了诗人的命运, 也使其人生志向发生了根本转变。贞元十九年, 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 授周至县尉;元和三年, 授左拾遗, 仍充翰林学士;元和四年, 白居易屡陈时政, 请降系囚, 蠲租税, 放宫人等, 上皆从之。故颇遭权倖者之忌;元和十年六月, 主张武力平藩的宰相武元衡被刺杀, 朝野震惊, 白居易以越职言事、有伤名教等故, 贬为江州司马;长庆四年五月, 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大和三年春, 称病, 免归, 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自此, 不复出, 开始了长达十七年的居洛闲适生活。大和七年, 以病免河南尹, 再授太子宾客分司;大和九年十月, 改授太子少傅, 分司东都;会昌二年, 罢太子少傅, 以刑部尚书致仕。

二、归隐洛阳的缘由

首先是政治原因。这里有别人的前车之鉴, 如王叔文、王伾领导的“永贞革新”失败, 刘禹锡贬于播州、柳宗元贬于连州, 史称“二王八司马”。这次事件给白居易的进取心笼上一道浓重的阴影, 加之宦海沉浮、政治失意所带来的切肤之痛, 尤其是被贬江州, 其人生理想和信念开始动摇, 从达则兼济走向了独善其身, 从积极入世走向了中隐闲适。《重题》云:“宦途自此心长别, 世事从今口不言。”

牛、李两党的相互倾轧, 也使诗人全身远祸, 及早退隐东都。更为恐怖的当然是文宗大和八年的“甘露之变”, 白居易为此曾庆幸自己的明智之举。

其次是佛老思想的影响。文人在政治失意时, 总会在庄禅思想里寻求解脱。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重新思考。正如庄周所言:“忘足, 履之适;忘腰, 带之适;忘是非, 心之适。”元和三年, 诗人任左拾遗时, 有《适意两首》云:“三年作谏官, 复多尸素羞。有酒不得饮, 有山不得游。……人心不过适, 适外复何求?”

再次是身体的原因。诗人身心疲惫, 体弱多病、家事繁重, 厌倦官场琐事。宝历二年, 任苏州刺史。诗人《自叹》云:“岂独年相迫, 兼为病所侵。春来痰气动, 老去嗽声深。”这年五月, 诗人请百日长假, 意即自动提出休官。

最后是诗人对洛阳的特殊情结。

1. 在洛的生活经历。

据《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载, 其祖父“年十七, 明经及第, 解褐授洛阳县主簿”, 青少年时期的白居易就对洛阳产生了深厚的感情。退居洛阳之前, 白居易曾数次途径或居住洛阳。贞元十年, 其父去世。贞元十四年, 白居易移家至洛阳。贞元十六年, 诗人及第后旋即东归, 《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云:“翩翩马蹄疾, 春日归乡情。”诗人已把洛阳视为自己的故乡。他在长安任校书郎时, 经常往来东都, 《东归》云:“残春三百里, 送我归东都。”即使被贬为江州司马时, 他仍念念不忘:“浔阳迁谪地, 洛阳里乱年。烟尘三川上, 炎瘴九江边。乡心坐如此, 秋风仍飒然。”长庆二年, 白居易改任杭州刺史, 西湖迷人景致也未能消解诗人的思洛之情。《酬别周从事》云:“洛下田园久抛掷, 吴中歌酒莫流连。嵩阳云树伊川月, 已校归迟四五年。”

文宗大和元年二月, 白居易除授秘书监。《闲行》云:“五十年来思虑熟, 忙人应未胜闲人。林园傲逸真成贵, 衣食单疏不是贫。专掌图书无过地, 遍寻山水自由身。倘年七十犹强健, 尚得闲行十五春。”表达了向往闲适之心。

2. 洛中山水名园之胜。

洛阳有伊洛之水、嵩岳之峰、龙门山色、天津晓月、铜驼暮雨、金谷春晴等众多名胜。司马光《看花四绝句》云:“洛阳相望尽名园。”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对此更有详细记载。洛中山水和园林风致深深地吸引着诗人, 《履道春居》云:“低风洗池面, 斜日拆花心, 暝助岚阴重, 春添水色深。”《洛下诸客就宅相送偶题西亭》云:“好住旧林泉, 回头一怅然……欲作归云计, 须营种黍田。更容求一郡, 不得亦归田。”这里非常适合文人雅士宴客聚会、饮酒赋诗、坐禅论道等闲适生活。

3. 政治的净土、优裕的居处。

洛阳在武则天时期曾作为帝都, 多数是作为陪都, 它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的地位极为重要。朝廷在洛阳特设一套与中央相似的常制性的行政机构——留守和分司。留守主管民兵财政, 负责东都的守备、治安、教化等;分司为留守所辖, 负责行香拜表, 更为清闲。

4. 名士风流之归所。

金谷二十四友, 宋之问、陈子昂、刘希夷、张说、张九龄、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等名流无不留在此留下他们的诗篇佳句;武则天曾在香山石楼宴饮, “赋诗夺锦袍”已是佳话。据韩大强《生活的留恋与心灵的放达》一文统计, 仅河南籍作家中, 主要集中在洛阳者, 占三分之一, 可见洛阳在当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圈。

三、居洛的闲适生活

蹇长春《白居易评传》释曰:“闲者, 闲散、清闲;适者, 舒适、安适。闲适, 即闲散、安适之意”。白居易《与元九书》云:“又或退公, 或卧病闲居, 知足保和, 吟玩性情者一百首, 谓之闲适诗……谓之闲适诗, 独善之义也。”可见闲适诗是诗人仕途失意, 全身而退, 排遣郁闷, 独善其身, 陶写性灵的本真流露。

白居易一生在洛阳居住长达二十余年, 写了大量的闲适诗。诗人籍此自勉自励、自得自适、自满自足。其内容包括私家园林的安逸生活、诗酒风流的宴饮之欢、游山玩水的林泉之乐、谈禅论道的超然等。

1. 私家园林中的安逸生活

白居易对居住环境向来比较重视,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三载:“所至处必筑居。……在长安有新昌之居, 在洛中有履道之居, 皆有诗以纪胜。……所谓君子之居, 一日必葺者耶。”优雅的居所不仅可以安顿身心, 也是一种名士风流。

长庆四年, 诗人赴洛任太子左庶子分司, 购得履道坊故散骑常侍杨凭故宅, “竹木池馆, 有林泉之致” (《旧唐书·白居易传》) 。诗人悠闲自在, 诗中多写慵散生活, 如《昼卧》、《晏起》、《晚起》、《春寝》、《昼寝》、《睡起晏坐》、《喜闲》、《闲卧有所思》、《初夏闲吟》等。《饱食闲坐》云:“唯此不才叟, 玩慵恋洛阳。饱食不出门, 闲坐不下堂。”《晏起》云:“鸟鸣庭树上, 日照屋檐时。老去慵转极, 寒来起尤迟。”《闲乐》云:“坐安卧稳舆平肩, 倚仗披衫绕四边。空腹三杯卯后酒, 曲肱一觉醉中眠。”

2. 纵饮群宴之享乐生活

白居易酷爱饮酒, 据研究者统计, 白诗以“酒”、“饮”为题的约140首, 如《劝我酒》、《劝酒》、《花酒》、《劝饮》、《偶饮》等。《酒功赞》云:“终日不食, 终夜不寝, 以思无益, 不如且饮。”归洛后, 诗人常常“取兴或寄酒, 放情不过诗” (《移家入新宅》) ;看花归来感叹“无因重年少, 何计驻时芳。欲送愁离面, 须倾酒入肠。白头无藉在, 醉倒亦何妨” (《洛城东花下作》) ;闲居时诗人也是醉意朦胧:“闲倾一醆酒, 醉听两声歌” (《闲吟二首》) , “闲将酒壶出, 醉向人家歇” (《洛阳有愚叟》) 。

集宴群游是洛中文人主要的消闲方式之一。白居易在洛交游甚广, 有诗敌酒友刘禹锡, 有高官裴度、李绅、牛僧孺等, 有姻亲皇甫镛, 有同僚崔玄亮、王起等。他们寄情山水, 集会颇频, 宴饮、游赏、赋咏等, 以缓解官场的压力、消解仕途的失意。归洛阳后, 诗人自视为“人间闲散物” (《和裴令公一日日一年年杂言见赠》) , 作有《早春晚归》、《春游》、《秋游》、《宿龙潭寺》、《早出晚归》等诗。联句竞诗, 也是常事。开成二年上巳, 白居易与东都留守裴度、河南尹李珏及太子宾客分司刘禹锡等十七人修禊于洛滨。开成三年, 作《醉吟先生传》云:“性嗜酒, 耽琴, 淫诗, 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平泉客韦楚为山水友, 彭城刘梦得为诗友, 安定皇甫朗之为酒友。”会昌五年三月, 于洛阳履道里宅为“七老会”。夏, 又和僧如满、李元爽为“九老图”。

3. 谈禅论道之喜

白居易也常和禅师道士等方外之人交结, 《醉吟先生传》云:“游之外, 栖心释氏, 通学小中大乘法。与嵩山僧如满为空门友。”有诗《夏日与闲禅师林下避暑》、《神照禅师同宿》等。谈禅悟道之乐常诉诸歌诗, 如《达哉乐天行》、《香山居士写真诗》等。

四、白居易闲适诗对后世影响

出处行藏的矛盾, 与古与今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古代仕阶层, 或执着社会, 兼济天下;或淡泊世事, 退隐独善。当现实受挫、理想失落, 如何安顿自己的人生, 选择切实的生活方式, 白居易给后人提供了一条变通可行的方式。正如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所论:“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 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 都曾屡屡为人称道, 但相比之下, 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 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状态, 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 所以影响较为深远。”

张为《诗人主客图序》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 乐天的闲适诗对后世文人的影响, 主要有二:一是“独善、中隐、闲适”的文化心理和生活范式。他在出处进退之间泰然自若的心态, 自由旷达、随缘任运、自适悠然的生活范式, 对后世文人心态产生了深远影响。皮日休《七爱诗·白居易》云:“吾爱白乐天, 逸才生自然。……立身百行足, 为文六艺全。……忘性任诗酒, 寄傲遍林泉。……处世似孤鹤, 遗荣同脱蝉。仕若不得志, 可谓龟镜焉。”诗人直言对白乐天生活方式的仰慕, 其《松陵唱和集》也着意效仿白居易东都唱和的名士风流。

宋代文人对白居易的接受更为普遍, 王禹偁、李昉、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梅尧臣、韩琦、邵雍、苏轼等名家先贤都写过效法白居易的诗篇。苏轼常以乐天自比, 其“似出复似处”的仕隐观也是承白居易的“中隐”观发展而来, 只是他更能从容地出入于儒释道三家, 把生活艺术化。

二是通俗化诗风对诗歌发展的影响。白诗追求通俗化, 有力推动了诗歌艺术向下层社会的普及, 高雅的精英文化与世俗的大众文化在此交接、碰撞、融合。这种弃华丽而趋通俗的诗风, 其实是一种新变。故《四库全书总目·东坡词提要》论曰:“词至晚唐以来, 以清切婉丽为宗, 至柳永而一变, 如诗家之有白居易。”

浅论白居易闲适诗的思想精神 篇3

关键词：白居易；闲适诗；“委顺”精神

白居易曾将自己所作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其中，他把以“又或公退独守，或疑病闲居”为背景创作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一百首者”称之为“闲适诗”。《白居易集》中标明“闲适诗”的诗歌共有四卷，216首；除去白居易自己定义的216首闲适诗之外，其所有具有闲适情调的诗歌，也被认为是闲适诗，共占据白居易诗歌的70%左右。①这些闲适诗中，白居易经常提及“委顺”一词。例如：“形骸为异物，委顺心犹足。”（《归田三首》其三②）“形骸委顺动，方寸付空虚。”（《松斋自题》“冥怀齐宠辱，委顺随行止。”（《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我无奈命何，委顺以待终。”（《达理二首》其一）

“委顺”一词，本来出自《庄子·知北游》的“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委顺的‘顺，就是‘造物者所主宰的自然趋势；‘委就是尽量顺从这个趋势。”③“委顺”精神作为其处世哲学，是“他迂回于儒、释、道三家思想，典型地显示出唐代文化思潮中‘三教合一的倾向。”④同时，也是他顺应中唐的时代风气，融合自身性情气质气质与生命体验而产生的关注人生，处理现实矛盾的依据。

一、儒家思想

白居易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22），即天宝大暴乱后二十年，其祖父与父亲都是明经科出身，从小的耳濡目染，白居易自然而然选择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与他的祖、父辈不同，他选择了更高层次的进士科，并开始研习儒家经典，以至于“昼课赋，夜读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与元九书》）因此白居易的精神世界里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儒家理念成为他一生行事的基本原则。

他的闲适诗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写道：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为雾豹，寂兮廖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始终之则为诗。⑤

这段话中的“兼济”“独善”，出自于《孟子·尽心上》，体现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他认为在仕途中，抓住机遇，就要“陈力以出”，努力作出一番成就；失去“时”，便该“奉身而退”，“独善其身”。这便促成白居易的“委顺”精神，遵循人生发展的规律。“独善”是在白居易面对被贬或者其他挫折时所奉行的人生准则，从容面对官场中的“退”，尽量顺从这个趋势。面临人生挫折时，他不是自怨自艾，悲愤难鸣，而是坦然接受，寻求内心的闲适与安定，使“进”“退”的人生得到平衡。

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经常可以见到白居易因“委顺”而解脱烦恼，得到内在心情的协调。如《达理二首》其一：“我无奈何命，委顺以待终”；《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置怀齐宠辱，委顺随行止；我自得此心，于兹十年矣”。白居易知晓自己无力对抗命运，便抱着委任顺之的生活态度，任时运、任荣辱，泰然处之，使精神意识与社会环境契合圆融，以求得身心俱适、逍遥自得的精神境界。⑥儒家经典对白居易“委顺”的人生观具有导向作用，白居易《永崇里观居》：“寡欲虽少病，乐天心不忧。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头。”而《周易·系辞上》的 “乐天知命故不忧”，正是贯穿了白居易一生的处世哲学。正如他在《病中诗十五首》中说：“若问乐天忧病否？乐天知命了无忧。”他对“封建君主翻云覆雨的驭臣之术”⑦以及朝廷当中政党之争的利害关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因而他承认命定，安分守己，不与命运作无谓的抗争，而是顺从命运的安排，以委顺乐天的心态，排遣他仕途受挫后的烦闷，寻求更符合他心灵上舒适自得的处世之道。

二、佛教思想

白居易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自称香山居士，与佛教僧侣往来极为密切。早年，白居易对佛教抱着批判的态度，认为佛教造成社会弊端，指责佛教不事农桑。但在元和六年，白居易为母亲服丧，接着心爱的女儿金銮子得病夭折。白居易是至情至性之人，骨肉亲情生死离别，难以自抑，因此在“生”“死”的问题上，他便开始以佛教思想来克服心里的苦恼。如：

家贫亲爱散，身病交游罢。眼前无一人，独掩村斋卧，冷落灯火暗，离披帘幕破。策策窗户前，又闻新雪下。长年渐省睡，夜半起端坐。不学坐忘心，寂莫安可过？兀然身寄世，浩然心委化。如此来四年，一千三百夜。（《冬夜》）

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江州，至十五年才被召回京城，此间他“兼济天下”的理想受到如此打击，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苦闷绝望的心情无法平抑。因此白居易学习禅机，主要是想以佛法来调适自己身处逆境时心中无法排遣的痛苦，读经坐禅，静养身心。他所处时代，正是禅宗中马祖道一派的“洪州禅”兴盛时期。洪宗奉行“平常心是道”，宣扬随缘任运，顺其自然。白居易在修行禅道的过程中，对贫穷、体病、悲伤、痛苦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不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他遵循“委顺”精神，委任顺化，遂性自然，化解现实的忧患，在日常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寻求心灵上的慰藉，体会安逸闲适、充满诗意的人生。如：

肺病不饮酒，眼昏不读书；端然无所作，身意闲有余。鸡栖篱落晚，雪映林木疏。幽独已云极，何必山中居？（《闲居》）

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余。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食后》）

食饱拂枕卧，睡足起闲吟。浅酌一杯酒，缓弹数弄琴。既可畅情性，亦足傲光阴。谁知利名尽，无复长安心。（《食饱》）

这些诗歌描写的都是白居易日常的衣食住行，他却在这些细碎琐事中升华出闲适自得之心，在自己的心中构建出一个悠然自得的隐逸胜地，诗意地栖息在“闲意不在远，小亭方丈间”的理想境界。

三、道教思想

唐玄宗开始，大力推崇道家学说，把老子、庄子的著作分别命名为《道德经》和《南华经》。最高统治者推行及下，道教成为唐代的时代风尚，并逐渐成为文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哲学是一种自然哲学，在世界观上，它主张崇尚自然，脱离社会，反对蔑视和人为。它又是一种困境哲学，它的主要理论导向是引导身处危世和险境的人，如何免害全身；是教导身处困境和逆境中的人，如何能解脱出来，保持精神上的独立，拥有一份安宁恬静的心理，以至逍遥自在的精神状态。无疑这对于深感环境险恶，亦曾深糟迫害的诗人来说，是最易接受的。”⑧在此时代风气下，白居易思想自然也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他自己也说“不开老庄卷，欲与何人言”。如：

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即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百体如槁木，兀然无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无所思。今日复明日，身心忽两遗。（《隐几》）

这首诗取自《庄子·齐物论》中的“隐几而坐”，全篇贯穿了《庄子》的思想，不执著于世俗的生死祸福，对冷暖孤独不动于心，“坐忘”一切。

道教思想是一种自然哲学，教人顺应自然，委顺任化，保持独立的人格精神。白居易在面对生死、祸福荣辱时，以“乐天知命”、“知足保和”、随缘任运作为处世哲学，对自我进行调适，忘却现实的痛苦，使心境闲适。

“知足”语出《老子·俭欲第四十六》：“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抱有知足之心的人，才会认为生活美好，满足快乐。白居易的一生，不管仕途通达还是被贬穷困，都能保持“知足保和”之心，少私寡欲。故而他始终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即使仕途失意，也能知足常乐。如：

门前少宾客，阶下多松竹。秋景下西墙，凉风入东屋。有琴慵不弄，有书闲不读。尽日方寸中，淡然无所欲。何须广居处，不用多积蓄；丈室可容身，斗储可充腹。况无治道术，坐受官家禄。不种一株桑，不锄一垄谷。终朝饱饭餐，卒岁丰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为足。（《秋居书怀》）

知分心自足，委顺身常安。故虽穷退日，而无戚戚颜。（《咏怀》）

“知足”的观念，根植于白居易的心中，成为为其“委顺”精神形成的基础。在“穷”“通”之时，都能让其保持清醒的认识，平和的心态，不以外物为羁绊，获得心灵上的自适自足。

《庄子》中说：“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白居易的“委顺”精神正是以此为依据，顺应自然造化，遵循自然发展趋势。他委运顺命，忘怀祸福宠辱，随缘自适，善于化解身心内外的矛盾，超脱于复杂现实，超越个体生命的得失。故而在在政治风云变幻之际，牛李党争鱼死网破之时，白居易能做到置身事外并且不受牵连，乐天知命，无往而不适。

四、结语

唐代统治者对儒释道三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三家思想鼎足而立，深刻影响着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与创作。白居易身处唐代，深受时代风气的影响，融合三教的思想，积极调适自己内心世界，做到知足保和、委运顺命，达到进退有据、出入自如的人生境界。同时其乐天安命的旷达性格，也让他始终追求闲适、享乐人生。

注释：

①檀作文.试论白居易的闲适精神[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0（2）：43-51.

②文中所引白居易诗，皆自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99.

③（日）花房英树.白居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④杨东明.白居易思想演变轨迹初探[J].井冈山学院学报，2005（3）.

⑤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⑥朱学东.论白居易委顺任化的人生哲学[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3.

⑦张再林. 也谈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问题[J]，唐都学刊，2004（1）

⑧褚斌杰.白居易的人生观[J]，文学遗产，1995（5）.

参考文献：

[1]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日）花房英树.白居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3]毛妍君，白居易闲适诗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6.

[4] 杨再锋，白居易闲适诗渊源探析[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12月第6期.

高二语文诗歌专题之讽喻诗教案 篇4

【高考回眸】（2004年北京、安徽春季高考卷）

新沙 陆龟蒙

渤湃声中涨小堤，官家知后海鸥知。蓬莱有路教人到，应亦年年税紫芝。

（1）下列诗句与《新沙》的主题接近的一句是 A.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罗隐《蜂》）B.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聂夷中《田家》）C.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杜荀鹤《山中寡妇》）D.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皮日休《橡媪叹》）（2）简要分析《新沙》诗后两句在表达上的作用。【参考答案】（1）C（2）用夸张、讽刺的艺术手法明确并深化了诗的主题。

A项写蜜蜂“辛苦”一生而一无所得，既可以用此表现奉献精神，也可以用来借此讽刺那些不劳而获的剥削者。B项表现的是统治者对农民的剥削、压榨。C项表现剥削者的贪婪，无孔不入，即使逃到“深山更深远”，也难以逃脱赋税和徭投的罗网。这句与本诗主旨最为接近。D项揭露了贪官狡吏贪婪、残暴。以上四句都表现了统治者对农民的剥削和压榨 问：试分析这首诗中作者表露出来的对“官家”的态度是怎样的? 简要分析《新沙》诗后两句在表达上的作用.(用夸张,讽刺,诙谐,幽默,虚拟等艺术手法明确并深化了诗的主题.这是一首讽刺晚唐赋税之重的诗.在渤海的涨落潮声中,海滩边淤积起一条沙堤,官府知道后海鸥才知道.如果有条通往蓬莱仙境的路,那么官家也会年年去那里收紫芝税呢.诗人以高度的夸张,尖刻的讽刺,用近乎开玩笑的幽默口吻揭露了官家搜刮的触须无处不到的现实.)这首诗反映的是当时尖锐的社会政治问题——封建官府对农民敲骨吸髓的赋税剥削，诗中用了两个典故“蓬莱”与“紫芝”。蓬莱仙境，传说有紫色的灵芝，服用可以长生，在常人看来蓬莱是神仙乐园，不受尘世的一切约束，包括赋税的苛扰，但在诗人看来，这些都不过是天真的幻想，蓬莱仙境之所以还投直税吏的足迹，仅仅是由于仙凡路隔，如果有路让人可到，那么官家想必也要年年去那里收税。诗中化用典故“蓬莱”与“紫芝”，并作假设推想，包含着这样一个严峻的历史真实——官家搜刮的触须无处不到，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逃避赋税的净土乐园。通过对典故的辨析，明白了： 这首诗讽刺了当时官府的剥削无处不在，表达了诗作者对官家厌恶嘲讽的态度。

【专题解说】 讽喻诗

用含蓄的话劝告或讥刺，不直指其事，而用委婉曲折的言语进谏。

讽喻: 一种修辞手法，在说话或写文章时，有的道理不便于直说或明说，或者不容易说得明白、动听，就用说故事的方法来说明道理，达到启示，诱导或讽刺谴责的目的。这种修辞方法就叫讽喻。

1、讽喻诗的代表作：《新乐府》《秦中吟》

2、诗歌的内容：A.反映国事民生，政治上的美刺作用，符合儒家的比兴传统，儒家的“比兴”观要求诗歌有所寄托，能够“为民请命”。如《轻肥》《卖炭翁》。

B.充分暴露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痛，体现出对社会、对政治、对人民的强烈正义感和责任感。如《江上渔者》 《蚕妇》

3.讽喻诗的艺术特点

 新乐府序 白居易

序曰：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元和四年，为左拾遗时作。教学方法：诵读、品味、讨论 课时安排：三课时

一、知识概述

咏叹百姓疾苦，针砭时弊，关注社会，是中国诗歌自古以来就具备的优良传统。如《诗经》，其中就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说法。唐宋以来，许多进步诗人，他们继承了诗歌关注社会这一优良传统，着力倡导并实践了诗歌讽喻现实的功能。他们所创作的作品，可堪当时的社会写真。

“先向歌诗求讽刺”选录了唐宋时期几篇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诗篇。学习此类文章，一则要加强诗歌诵读练习，体会语言的细微之处；二是要分析讽喻诗的艺术特征，体会叙事铺陈的显明和议论抒情的隐晦，体会诗的意境。

二、重点知识归纳及讲解

石壕吏 杜甫

（一）作者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世称“诗圣”。其诗真实地再现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这一历史转变时期的社会现实，内容极其丰富，范围极其广阔，思想极其深刻，故而被称作为“诗史”。

代表作有“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

（二）写作背景

唐肃宗乾元二年春，郭子仪等九节度使60万大军包围安庆绪于邺城。由于指挥不统一，被史思明援兵打得全军溃败。唐王朝为补充军力，便在洛阳以西至潼关一带强行抓人当兵，人民苦不堪言。这时，杜甫正由洛阳经过潼关，赶回华州任所。途中就其所见所闻，写成了《三吏》《三别》。《石壕吏》便是其中一篇。

“石壕吏”重点在于“吏”。这里的“吏”到底是怎样的一类官吏？这类官吏的活动又反映了当时怎样的社会现实呢？

（三）文章分析

《石壕吏》是一首杰出的现实主义的叙事诗，写了差吏到石壕村乘夜捉人征兵，连年老力衰的老妇也被抓服役的故事，揭露了官吏的残暴和兵役制度的黑暗，对安史之乱中人民遭受的苦难深表同情。

诗歌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暮投石壕村”到“老妇出门看”）：前四句可看作第一段。首句“暮投石壕村”，寥寥五字，不仅点明了投宿的时间和地点，而且和盘托出了兵荒马乱、鸡犬不宁、一切脱出常轨的景象，为悲剧的演出提供了典型环境。“有吏夜捉人”一句，不说“征兵”、“点兵”、“招兵”而说“捉人”，已于如实描绘之中寓揭露、批判之意。主要体现了官吏的横暴，百姓的苦难。

第二层（“吏呼一何怒”到“犹得备晨炊”）：“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两句，极其概括、极其形象地写出了“吏”与“妇”的尖锐矛盾。一“呼”、一“啼”，一“怒”、一“苦”，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两个状语“一何”，加重了感情色彩，有力地渲染出县吏如狼似虎，叫嚣隳突的横蛮气势，并为老妇以下的诉说制造出悲愤的气氛。以下官吏与妇人的对话，主要是围绕家中是否有男丁而展开。其间通过妇人之口，讲述了三个儿子的命运：一子在战，二子已亡。唯剩乳孙寡妇。官吏苦苦相逼，欲强征哺乳的儿媳，老妇人不得已，急应河阳之役。

本部分虽为叙事，却于叙事中刻画了差吏之凶狠无情，表现了诗人对百姓疾苦的关注和同情。

第三层（“夜久语声绝”到“独与老翁别”）：本层写官吏横征村民事件的结局和作者的感受。写听到哭声，表明诗人是以关切的心情倾耳细听，通夜未能入睡。写“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是于叙事中含无限深情。前一天傍晚投宿之时，老翁、老妇双双迎接诗人，而时隔一夜，老妇被捉走，儿媳妇泣不成声，只能与逃走归来的老翁作别了。老翁的心情怎样，诗人作何感想，这些都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

（四）主旨概括

文章通过写差役趁夜捉人，最后老妇被抓的故事，突出了两点主旨：

第一，这首诗固然通过石壕吏趁夜捉人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残暴，但最主要还是反映“安史之乱”引起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第二，作者并不反对平定“安史之乱”，因为“安史之乱”不平，国家就不会安稳，所以又有着对“老妇人”慨然赴国难这种精神的褒扬。

这两种主旨夹杂在一起，反映了杜甫思想上的深刻矛盾。纵观全诗，其主旨与情感，更多地还是倾向于表现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痛苦，揭露了政治的黑暗。图示：

卖炭翁 白居易

（一）作者简介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与元稹、张籍等人倡导新乐府运动。所写大量讽喻诗，敢于针对当权者的弊政，反映人民疾苦。另有叙事诗如《长恨歌》、《琵琶行》，描写细腻，生动感人，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影响极为广泛。在诗歌创作理论上，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时而作”的主张。

古代讽喻诗可谓汗牛充栋，但是自觉明确地从咏叹民生疾苦、针砭时政这样的目的出发，系统进行创作的，白居易堪称第一人。他的《秦中吟》10首、《新乐府》50首，是有着明确政治目的、经过严密编排构建的讽喻诗系列，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开创性的贡献。

（二）背景介绍

《卖炭翁》是白居易《新乐府》组诗中的第三十二首，原诗自注：“苦宫市也。”诗人以个别事例来表现普遍状况，通过卖炭翁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宫市”的本质，对统治者掠夺人民的罪行给予了有力的鞭挞。

（三）文本分析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伐薪烧炭南山中”，主要是讲述卖炭翁之炭来之不易。“伐薪烧炭”说明烧炭工序较为复杂，时间较为漫长。“南山”为烧炭地点，此处南山即王维诗歌中所谓的终南山，常有豺狼出没，荒无人烟，极言环境险恶。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抓住满面、两鬓、十指，对卖炭翁进行肖像描写，突出卖炭翁生活之艰辛。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此句是说卖炭翁为什么要在一个危机四伏、天寒地冻的环境烧炭，即为了解决穿衣和吃饭问题。这里暗示卖炭翁没有土地，贫穷得无立锥之地，故而烧炭换取微薄的收入是他唯一的生存途径。这样的描写，拓宽了百姓生活艰辛的深度与广度。

同时，这一句还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从上面可知，卖炭翁极为贫穷，画面中的卖炭翁，年老体迈，衣衫褴褛。按常理，应该希望天气暖和一些，但尽管自己衣衫单薄，他却希望天气更加寒冷。因为，也只有这样，自己所烧的炭才能卖出个好价钱。这凸显了卖炭翁复杂的心理。“可怜”一词，包含了诗人对于卖炭翁的无限同情。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这正是卖炭翁的期待，故而他趁着天色尚早，不顾寒冷，驾车进程，可谓期待满怀。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日头已经很高，说明从城外到城内，从山野到城中，路途遥远，何其艰辛。然其中似乎并未能感觉到卖炭翁的一丝抱怨，这主要是因为此时的卖炭翁依然充满了期待：他似乎并不在乎路途多么难走，多么艰辛，只在乎一车炭能够值多少钱。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这四句是说卖炭翁先前的期待与希望转瞬间化为泡影。这几句，既有形貌描写，也有动作描写，表现了作者对统治者掠夺百姓行径的一种愤怒与批判。

（四）表达技巧

陪衬与反衬是《卖炭翁》一诗运用得最多的手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以肖像描写、环境描写陪衬卖炭翁生活的艰辛，激起人们对于生活艰辛的卖炭翁的无限同情。

第二，以环境之艰难反衬卖炭翁愿望期待之强烈，为前后鲜明的对比做好了铺垫，进而表现在“宫市”环境下百姓被剥削的悲惨命运。

第三，“翩翩两骑”与“牛困人饥”形成鲜明的对比，反衬出劳动者与统治者境遇之悬殊。

第四，“一车炭，千余斤”和“半匹红纱”形成鲜明的对比，反衬出宫市对百姓掠夺的残酷。

第五，以先前炽烈的希望与期待反衬后面希望化为泡影，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可悲可痛。

（五）主题概括

诗人以个别表现一般，通过卖炭翁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宫市的本质，表现了作者对百姓的无限同情，对统治者掠夺百姓的行径给予了有力的鞭挞。

关山月

陆游

（一）作者简介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南宋爱国诗人。少年时即受家庭中爱国思想熏陶，高宗时应礼部试，为秦桧所黜。孝宗时赐进士出身。中年入蜀，投身军旅生活，官至宝章阁待制。晚年退居家乡，但收复中原信念始终不渝。

创作诗歌很多，今存九千多首，内容极为丰富。或抒发政治抱负，或反映人民疾苦，风格雄浑豪放。抒写日常生活的诗歌中，也多清新之作。词作量不如诗篇巨大，但和诗同样贯穿了气吞残虏的爱国主义精神。杨慎谓其词纤丽处似秦观，雄慨处似苏轼。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代表作：《示儿》《书愤》《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临安春雨初霁》等。

（二）写作背景

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陆游以“燕饮颓放”的罪名，被再次免官，从此闲居成都。其间，宋朝大片中原地区被金人占领而不能收复，陆游面对南宋半壁江山，感慨万端，于是在成都用乐府旧体写了三首诗，即《关山月》、《出塞曲》、《战城南》，三首古体诗自成一组，集中表现了诗人谴责朝廷议和、要求恢复中原的爱国精神。

这首《关山月》，写得尤其沉痛悲怆，为陆游乐府诗中的名篇。

（三）解题

《关山月》属乐府旧题。《乐府解题》说：“《关山月》，伤离别也。”这种离别，总是与征战联系在一起的。《乐府解题》对于“关山月”三字的出处，引古诗《木兰辞》“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四句作为解释。

《关山月》又是笛曲。唐代王昌龄《从军行》：“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奈)金闺万里愁。”

从南北朝至唐代，有不少诗人曾以《关山月》为题写过诗。他们的诗一般是抒写征人、思妇两地相思之情，隐含厌战、抱怨的情绪。陆游此诗却不同，思想内容比前人同题诗作更为深广，有着更为强烈的时代精神。

（四）文本分析

根据诗歌内容，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

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

第一层次，写南宋投降而议和后文恬武嬉、武备松弛的局面，这些都是“和戎”的后果。

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

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

第二层次，写守边战士报国无门、英雄无用武之地、等待老死边疆的怨愤。

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

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

第三层次，写北宋遗民渴望恢复中原而连年失望的悲痛。

本诗三个层次分别描写了三个画面，以此形成强烈的对比：

豪门贵族醉心歌舞——高官乐；

边疆战士笛里寄怨——战士怨；

北宋遗民生不如死——遗民悲。

（五）主题思想

诗中巧借守边战士的口吻，痛斥统治者对敌苟和投降的政策，对南宋朝廷文恬武嬉、苟且偷安的行径给予了无情的谴责，表现出守边战士报国无门的怨愤和北宋遗民渴望恢复中原、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

三、难点知识剖析

（一）《石壕吏》中诗人同情老妇的遭遇，可对“捉人”一事一言也未发，最后走时也没对老翁表示安慰，你如何理解诗人的沉默？

结合诗歌背景可知，这是一场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正义之战，当国家岌岌可危的时候，需要人民作出牺牲，杜甫一直是这么认为的。一边是人民蒙受的惨痛，一边是国家面临的灾难，这一切都深深刺激着杜甫沉重而痛苦的心灵，他渴望早日平定叛乱，唐王朝又急需补充兵力，所以没办法阻拦。

他陷入矛盾的漩涡中，一边反映战争带给人民的沉重灾难，揭露统治集团不顾人民死活；一边又旗帜鲜明地肯定平叛战争，鼓励、赞美人民忍辱负重、慷慨赴国的行为，大力赞扬了老妇人勇于承担苦难的精神。但杜甫在诗歌中表达了对战争中人民的同情，也有对县吏委婉的批判。这种矛盾也体现在他当时写的很多诗篇中。

（二）白居易是怎样刻画卖炭翁的形象的？

在这首叙事诗中，作者以白描的手法，成功地塑造了卖炭老翁的感人形象。“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这十四个字的肖像描写，不仅准确地表现了卖炭翁的职业和年龄特征，而且使人想到他的辛酸劳作和痛苦生活。长期受烟火熏烤使皮肤变色，终日扒摸木炭把十指染黑，而“两鬓苍苍”又表现出卖炭翁的凄楚和衰老。

“心忧炭贱愿天寒”是更深入一层的心理刻画。一般人在衣单不能御寒时，总想天气暖和，可是卖炭翁却在“衣正单”时“愿天寒”，一怕天气暖，炭卖不掉，衣食无所出；二想天气寒冷，卖个好价钱。这两句诗深刻地表现了他对“卖炭得钱”的殷切期望，反映了他十分悲惨的生活境遇。同时，这样写使下文“一车炭，千馀斤，宫使驱将惜不得”，显得更加有力量，更能激起读者对狐假虎威的“黄衣使者白衫儿”的痛恨。

同时，在诗歌中，作者还用了大量对照的写法来表现卖炭翁的困苦生活。

（三）《关山月》中作者是如何抒发自己的情怀的？

这首《关山月》诗的风格是沉郁、苍茫、悲凉、激越的。

诗人由近及远，把几方面不同的事物排列在一起，深刻而生动地表现了诗人爱憎的感情、是非观念，形象而具体地揭示出爱国和卖国两条政治路线的尖锐对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浓郁的抒情性。

同时诗人还紧扣“月”字，利用月亮的连续变化，周而复始，来表示时间的推移、季节的转换，这是从纵的方面贯穿和戎下诏十五年的历史。诗人从历史到现实，把长期和戎不战的政治局面，作了鲜明真切的艺术概括，沉痛悲愤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诗的语言也晓畅平易，精练自然，显出一种摧人泪下、惊心动魄的力量。

四、作业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