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靠性理论概述(精选8篇)
机械可靠性设计可分为定性可靠性设计和定量可靠性设计。所谓定性可靠性设计就是在进行故障模式影响及危害性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应用成功的 设计经验使所设计的产品达到可靠的目的。所谓定量可靠性设计就是充分掌握所设计零件的强度分布和应力分布以及各种设计参数的随机性基础上,通过建立隐式极 限状态函数或显式极限状态函数的关系设计出满足规定可靠性要求的产品。
机械可靠性设计方法是常用的方法,是目前开展机械可靠性设计的一种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无论结构可靠性设计还是机构可靠性设计都是大量采用的常用 方法。可靠性定量设计虽然可以按照可靠性指标设计出满足要求的恰如其分的零件,但由于材料的强度分布和载荷分布的具体数据目前还很缺乏,加之其中要考虑的 因素很多,从而限制其推广应用,一般在关键或重要的零部件的设计时采用。
机械可靠性设计由于产品的不同和构成的差异,可以采用的可靠性设计方法有:
1.预防故障设计
机械产品一般属于串联系统.要提高整机可靠性,首先应从零部件的严格选择和控制做起。例如,优先选用标准件和通用件;选用经过使用分析验证的可靠的零部件;严格按标准的选择及对外购件的控制;充分运用故障分析的成果,采用成熟的经验或经分析试验验证后的方案。
2.简化设计
在满足预定功能的情况下,机械设计应力求简单、零部件的数量应尽可能减少,越简单越可靠是可靠性设计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减少故障提高可靠性的最有效方法,
但不能因为减少零件而使其它零件执行超常功能或在高应力的条件下工作。否则,简化设计将达不到提高可靠性的目的。
3.降额设计和安全裕度设计
降额设计是使零部件的使用应力低于其额定应力的一种设计方法。降额设计可以通过降低零件承受的应力或提高零件的强度的办法来实现。工程经验证 明,大多数机械零件在低于额定承载应力条件下工作时,其故障率较低,可靠性较高。为了找到最佳降额值,需做大量的试验研究。当机械零部件的载荷应力以及承 受这些应力的具体零部件的强度在某一范围内呈不确定分布时,可以采用提高平均强度(如通过大加安全系数实现)、降低平均应力,减少应力变化(如通过对使用 条件的限制实现)和减少强度变化(如合理选择工艺方法,严格控制整个加工过程,或通过检验或试验剔除不合格的零件)等方法来提高可靠性。对于涉及安全的重 要零部件,还可以采用极限设计方法,以保证其在最恶劣的极限状态下也不会发生故障。
4.余度设计
可靠度理论是研究结构在设计环境条件范围内实现设计功能的可能性的大小。在确保安全可靠的条件下运用完善的设计方法并提出与其相对应的可靠性指标, 这是运用可靠度分析理论做任务的步骤。结构在设计环境条件范围内实现可靠概率ps和结构在设计条件下达不到设计标准, 即失效概率pf的关系为pf=1 - ps。此外, 考察结构是否能够完成预设功能主要看其可靠指标β 能否符合以下条件, 其数学表达式为pf= Φ ( - β) , 可靠指标系数越大, 结构越安全, 失效可能性越小。可能为结构可靠度带去深远影响的因素是非常多的, 其中有五种因素的随机性非常强, 并且还是不可预估的, 它们分别是效应、材料强度、荷载、抗力、施工误差。所以, 出于对结构安全的考虑, 在设计阶段不仅要非常细致, 施工与维护阶段也不可有一丝懈怠。为了能够有效预防结构的规定条件不遭破坏, 务必要在确保各环节顺畅运转的情况下严格把控质量。工程结构的可靠性分析指的是, 出于对结构本身抗力R和荷载效应S的随机变量的考虑, 遂将其相应关系分为以下几种不同状态: R > S时, 结构处于安全状态; R = S时, 结构处于极限状态; R < S时, 结构处于失效状态。
2 可靠度理论的发展
1974 年, Hasofer和Lind在几何学的方面给出可靠度的相关概念, 在这个概念中可靠指标在物理方面的意义更加精准, 该定义还给出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法。1950 年, 我国相关专家借鉴苏联专家创造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 利用数学理论分析结构受力情况, 研究结构的材料、荷载和承受能力。1960 年—1970 年, 可靠度的相关概念逐步出现在我国各行业的工程设计中。对结构的可靠性进行研究和应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 所以对结构的可靠性的研究是必要的。
3 可靠度计算方法
关于结构可靠度理论的研究由20 世纪30 年代一直到如今, 在各国科学家数十年的坚持不懈下, 结构可靠度方法与理论已发展较好, 其中的分析计算方法就涵盖了四种: 1) 蒙特卡罗法;2) 响应面法; 3) 一次二阶矩法; 4 ) 二次二阶矩法。一次二阶矩法对数据处理的要求比较简单, 数据分析比较容易, 而且计算结果相对其他方法而言比较准确, 随着科技不断发展, 该方法的实际应用比其他方法要好很多。一次二阶矩法常见形式有以下三种:中心点法、验算点法和JC法。
3. 1 一次二阶矩法中的中心点法
功能函数的线性化会出现或大或小的误差, 并且伴着均值的失效边界的距离出现偏差, 此为中心点的劣势; 计算不复杂且有着非常明确的物理概念, 此为中心点方法的优势, 即使结构的可靠指数不高, 计算精度也能够与工程的实际需求相契合。但该方法也存在着致命性缺陷, 比如, 虽然力学含义相近, 但也会由于数学表达方式的极限状况方程的不同而取得不同的可靠指标值。
3. 2 一次二阶矩法中的验算点法
各国都在集中精锐专家攻克中心点方法中所存在的解答非唯一性的问题。从下面给出的图像可知可靠度的变化符合正态坐标, 改进的一次二阶矩比均值一次二阶矩设计出来的结构更加安全。这种计算方法就是验算点法, 它是计算可靠度的常用方法。均值一次二阶矩阵与改进一次二阶矩阵法比较见图1。
通过几何分析可靠度指标, 在设计验算之后选取线性化点, 对于提高验算点法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其也是非常合理的, 这种方法与中心点法相比优势更胜。所以, 这种方法是实际的工程可靠度设计计算的基本方法。只是, 该种方法对于分布标准的要求比较严格, 但是一般设计中的变量分布没有这么严格。
3. 3 一次二阶矩法中的JC法
JC法的基本原理是: 首先, 需要进行正态分布的转换, 其次, 使用验算点法求解结构的可靠指标 ( 如图2 所示) 。
JC法适用于较多情况, 比较方便简捷, 在设计环节中经常使用。然而, 由于系统函数采用了一阶泰勒公式展开, 线性程度低的函数处理起来容易造成较大误差。
摘要:简述了可靠度理论及其发展历程, 介绍了可靠度分析中应用较多的一次二阶矩法, 比较分析了一次二阶矩法中的中心点法、验算点法和JC法的优缺点, 为工程中可靠度计算方法的选取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可靠度理论,一次二阶矩法,验算点法,中心点法,JC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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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道德;思想意识;藏识
自从社会进入现代化以来,人类只重视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忽略了人类道德的教育,致使人类道德滑坡,虽然国家大力加强法制建设,但仍不能控制违法犯罪上升的趋势,究其原因:一是没有说服力强的道德理论,人类思想上没有形成用道德理论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语言习惯,使人的行为语言放荡不拘;二是道德教育的缺失,人类社会把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多少作为升学工作以及进级的考试考核目标,没把道德理论知识作为考试考核的目标,使得人们形成忽视道德理论学习与道德修养的风气。本人经多年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研究,对这方面的理论有了粗略的了解,为了不让这种理论流失,响应中央文化建设号召,使人们认识道德的重要性,促进社会道德良好风气,用文字形式表达出来,供大家研究探讨。
一、生命的根本
具体讲到生命,人类有个误区,认为外观的身体就是生命,其实身体是由物质聚合而成的躯壳,躯壳受到思想意识支配,抬手走路,吃饭睡觉,都是思想意识在支配,如果没有思想意识,我们的躯壳什么也做不了,就是一具死尸,因此古人说“看取棚头弄傀儡,抽牵全靠里头人”,意思是说我们的身体就像个木偶,木偶的一切活动完全是由里头那个人即思想意识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生命的根本是思想意识,并不是我们这个身体躯壳。思想意识是看不见摸不着,没有形相没有气味,因此人们在平时不太注意,但就是我们忽略的,却是我们的根本。
二、思想意识的构成
一般来讲,思想意识由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行识、藏识八个部分组成。眼识的功用是分别外部世界中物质的大小形状颜色,耳识的功用是分别外部世界中的声音,鼻识的功用是分别外部世界中的气味,舌识的功用是分别外部世界中物质的味道,身识的功用是分别外部世界中的软硬冷暖,意识的功用是对前五识摄取的信息加以分析判断思维,行识的功用是推动思想意识运动不停,藏识的功用是将前七识摄取的信息储藏起来。在八识中,藏识对生命的意义非常重大,它就像我们使用的电脑U盘,把所有的信息都储藏起来,不管你回忆起来还是回忆不起来,它的信息丝毫不差。
三、藏识在生命形成时的作用
人类一般的认识是,生命的形成是男子的精子和女人的卵子结合而成,忽略了藏识的作用。古人则认为,在男子的精子和女人的卵子结合的同时,藏识加入其中。胎儿在母胎中的发育成长过程,就是在藏识中的信息作用下聚合物质的过程。藏识的信息与现代科学中的DNA遗传信息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个有待于探讨的问题。现代科学认为胎儿在发育过程中产生某种缺陷,是由DNA遗传信息或者母亲受到外部力量及药物所致,而古人则认为藏识中的信息有好有坏,胎儿的缺陷是由藏识中的坏信息造成,坏信息是内因,外力和药物是外因,没有内因外因不会起作用。古人用藏识信息对生命形成的解释,很圆满的解释了胎儿发育中出现的问题以及一个父母所生孩子在性格秉性上存在巨大差异现象等一系列的科学难题。
四、藏识在疾病中所起的作用
人类在生活中,疾病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对于疾病的产生原因,有多种解释,但多是围绕外部环境影响来解释,没有从根本上去认识疾病产生的原因。古人认为,人体的气血运行,脏器的活动等等一切生理现象,都是由藏识中的信息控制着,如果藏识中坏的信息起了作用,人体就表现出疾病。人体在出现疾病前,往往会有外部因素引发,这就给人类造成错觉,以为疾病是外部因素所致。事实上,外部因素只是个诱发疾病的条件,外因,真正的原因是藏识中有那个疾病的坏信息,是内因,如果没有内因,外因是不会起作用的。
五、藏识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
人生的历程,是由无数个事件组成,事件就像人生的点。把这些点串起来,就组成了人生。每个人在处理事件时都有不一样的想法,这些想法有时候自己都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这些想法,都是藏识中的信息在发挥作用,无论你说是以前的经验也好,你说是聪明才智也好,这些都在藏识中储存着,如果藏识中没有这样的信息,无论如何你也产生不了那样的想法,因此说藏识中的信息在事件中起到主导作用。当我们遇到不好的事件时,不要怨天尤人,说自己的命运不好,而是自己藏识中没有那样的好信息,所以就处理不好事件,得到不好的结果。
六、藏识在死亡中的作用
对每个人来讲,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要怕死亡。人在死亡时,每个人都会出现不一样的境界,就像夢一样,有的出现好境界,有的出现恐怖的境界,因此有的人死后面相非常好,甚至面带笑容,有的人死后面相非常狰狞可怕。为什么每个人死时会出现好坏不一样的境界呢,是因为每个人藏识中的信息不一样。藏识中好的信息多坏的信息少,死时就出现好的境界;藏识中坏的信息多好的信息少,死时就出现坏的境界。至于死亡后是什么样的状况,古人有很详细的描述,现代科学也有研究,科学界称为濒死学。
七、藏识与传统道德文化
通过以上分析,藏识中所藏信息的好坏,在生命的形成、疾病、事件、死亡中,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什么样的信息被藏识所藏成为好信息,什么样的信息被藏识所藏是坏信息,古人主要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古人认为被藏识收藏会成为坏信息有:(1)杀生。古人认为生命都是有感情的,被杀后有很大的怨气,被藏识收藏后就是坏信息,这种坏信息多在人体上发挥作用形成疾病,也可能在事件或其它方面起作用造成不良后果。(2)盗窃,包括以各种手段占别人财物上的便宜及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等。古人认为盗窃就是亏欠,这种行为被藏识收藏后是坏信息,这样的信息多在事件上发挥作用致使破财贫穷,也会在其它方面起作用造成不良后果。(3)邪淫,就是指男女不正当的性关系。古人认为这种情结淤积在藏识中,主要在事件上起作用形成障碍,也会形成疾病或在其它方面起作用造成不良后果。(4)妄语,就是指不当语言,有四个方面:一是编瞎话骗人;二是开别人的玩笑,不尊重人;三是背后讲别人坏话;四是用恶毒语言骂人。这些不当语言被藏识收藏就是坏信息,这种信息起作用主要让自己是非缠身,也可能在其它方面起作用造成不良后果。杀生盗窃邪淫妄语,这些不好的行为语言,都是由贪婪、嗔恚、愚痴三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引发,在由思想意识中的藏识收藏,如此恶性循环,无尽无休。古人认为被藏识收藏会成为好信息有:(1)布施,包括用财物帮助别人叫财布施;把所学知识传给需要的人叫法布施;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人,不让他人畏惧叫无畏布施。布施行为被藏识收藏就是好信息,这种信息起作用可化成你的财富、智慧和健康。(2)忍辱,就是把一切看破放下,没有怨没有恨,只有一颗慈爱的心。忍辱被藏识收藏后形成好信息,发挥作用会使人相貌端正威严,受人尊重。(3)爱语,就是用爱抚的语言安慰他人,这样的信息作用主要是在事件中得到他人帮助。同样,布施忍辱爱语,这些好的行为语言是由利他这种好的思想意识引发,在由思想意识中的藏识收藏,如此形成良性循环。
古人的藏识信息好坏观点,就是传统道德文化。这种道德文化,很好的与生命根本规律结合,体现了古人的高度智慧。而现今,这种道德文化被破坏得面目皆非。比如杀生,现在人认为除了杀人不对,杀其它动物根本不认为和道德有什么关系,所以过度杀生,造成动物种群灭绝,这已经冲破了道德底线。比如盗窃,在商界制假售假,坑蒙拐骗比比皆是;在官场,贪污受贿,也屡禁不止,所有这些都是古人说的盗窃行为。比如邪淫,当今社会把有小二小三看成了一种时尚,不要说道德,连一点廉耻心都没有了,可见已严重到何种地步。妄语更是花样翻新,生活好了,男女一起去馆子里吃一顿,黄段子一说,互相耍戏一番,有人还把这种行为叫做酒文化;电视广播里传播的那些教人淫荡,教人骗人等不良信息,犹如病毒一样毒害着人类。凡此种种,皆是人类不正确的思想意识造成。要想改变道德滑坡问题,就要有一套正确的理论体系,利用这套理论体系加强教育,这是人类唯一的出路。
八、传统道德文化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传统道德认为,从利他思想意识中引发出来的行为语言,就是人类的高尚道德。利他思想意识,就是现在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是符合人类生命根本规律的,即利他又利己,但在落实中,多流于口号,其原因是没有从思想意识深处挖掘,没有形成理论,所以虽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教育但触及不到人们的灵魂深处。
[作者简介]蒋清水,内蒙古阿荣旗信访局。
(一)国际内部控制的发展
内部控制在国际上的发展可划分为五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前,20世纪70年代前,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21世纪。
1.20世纪40年代前,内部牵制阶段
内部牵制,它基本是以查错防弊为目的,以职务分离和账目核对为手法,以钱、账、物等会计事项为主要控制对象。内部牵制机能的执行大致可分为四类:(1)实物牵制。例如把保险柜的钥匙交给两个以上的人持有,若不是同时用这两把以上的钥匙,保险柜就打不开。(2)机械牵制。例如保险柜的大门若非正确的程序操作就打不开。(3)体制牵制。例如采用双重控制预防错误和舞弊的发生。(4)簿记牵制。例如定期将明细账与总账进行核对。
内部牵制基于以下两个基本设想:(1)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或部门无意识的犯同样错误的机会是很小的;(2)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或部门有意识的合伙舞弊的可能性大大低于单独一个人或部门舞弊的可能性。实践证明这些设想是合理的,内部牵制机制能够有效减少错误和舞弊行为,因此在现代内部控制理论中,内部牵制仍占重要的地位,成为有关组织机构控制、职务分离控制的基础。
2.20世纪70年代前,内部控制制度
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内部控制逐步演化为由组织结构、岗位职责、人员素质、业务处理流程等要素构成的内部控制系统,标志着企业内部控制制度阶段的到来。这一阶段将控制分为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管理控制。主要通过形成和推行一套内部控制制度来实施控制。
3.20世纪80年代,内部控制结构世纪70 年代之后,在竞争加剧、跨国管理需求以及学术界努力的背景下,1988 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审计准则委员会ASB 发布了以“财务报表审计对内部控制结构的考虑”为题的《审计准则公告第55 号》首次以“内部控制结构” 代替 “内部控制”,指出:“企业的内部控制结构(Internal Control Structure)包括为合理保证企业特定目标的实现而建立的各种政策和
程序”,并且明确了内部控制结构的内容,其具体内容包括:(1)控制环境,指对建立、加强或削弱特定政策和程序效率发生影响的各种因素。(2)会计系统,规定各项经济业务的鉴定、分析、归类、登记和编报的方法,明确各项资产和负债的经营管理责任。(3)控制程序,指管理当局所制定的用以保证达到一定目的的方针和程序。对内部控制由偏重具体控制程序转为对内部控制系统的全方位研究,突出的变化是对控制环境的研究。
4.20世纪90年代,内部控制整体框架
1985 年全美反欺诈财务报告委员会的COSO 报告认为,内部控制是受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人员影响的,为达到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等目标提供合理保证而设计的过程。具体包括以下要素:
(1)控制环境。控制环境,包括:单位的组织结构,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风险评估委员会)的关注和要求,管理部门的经营理念和风格,员工的正直性、职业道德和进取心,对企业经营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
(2)风险评估。风险评估,新经济时代交易类型和工具日新月异,兼并收购、破产重组、关联方交易、电子商务、金融衍生产品等使人应接不暇。环境的变化使企业经营风险增大,企业必须设立可以辨认、分析和管理风险的机制,以确认公司的风险因素如资产风险、经营活动风险、内外环境风险、信息系统风险、合法性风险等,并确定风险因素的重要程度,评估各风险因素得分,确定高风险区域。
(3)控制活动。控制活动,控制活动使企业保证控制目标有效落实。包括经营活动的复查、业务活动的批准和授权、责任分离、保证对资产记录的接触和使用的安全、独立稽核等。
(4)信息和沟通。信息和沟通,以不同形式取得和传递信息,使内部员工懂得自己在控制系统中的作用、贡任,更好地履行职责,并形成有利的外部沟通环境。保持经营信息和控制信息畅通,以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企业经管成本和社会监督成本的提高。
(5)自我评估和内部监督。内部控制应是一种实时过程,与经营管理活动紧密结合,随时进行自我评估和内部监督。企业内部应由有关管理人员和职员定期、独立地自上而下对各部门的控制进行评估、内部监督。
5.21世纪,企业风险管理框架
COSO 从2001 年开始企业风险管理框架的研究,并于2004 年9 月正式发布了名为企业风险管理框架ERM(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的研究报告。企业风险管理包括八个相互关联的构成要素。它们来源于管理当局经营企业的方式,并与管理过程整合在一起。这八个构成要素如下:内部环境,目标设定,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
相对内部控制框架而言,ERM新增加了一个观念、一个目标、两个概念和三个要素,即“风险组合观”、“战略目标”、“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的概念,以及“目标制定”、“事项识别”和“风险应对”要素。从而克服了内部控制框架不重视战略管理和风险管理的不足之处,而尽量顾及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并更多地从企业战略的角度出发考虑风险管理的问题。(方红星,王宏,2005)
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将内部控制上升至全面风险管理的高度来认识,描述了企业风险管理构成要素、原则与概念;关注风险管理,为董事会与管理层识别风险、规避陷阱、把握机遇、增加股东价值提供了清晰的指南。
(二)国内内部控制的发展
内控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管理的方法和理念,它与所处的内、外环境、管理层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与国家的法律法规体系等都是紧密联系的,内控要体现国别中法律、人文等环境的不可协调性,所以不能拿来就用,需要进行改造。萨班斯法案的操作成本太高,对规模较小的中国企业来说操作难度太大。在公司治理方面,企业文化与国际或者美国的企业有差距,内控当然不能照搬,另外,很多中国的上市公司的基础较差,要达到萨班斯法案的要求会很难。因此,我国需要有一套具有适合自己的内控体系,在我国,内部控制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20世纪80年代前,内部牵制阶段
在这个阶段,整个国家推行的是苏联模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企业基本没有经营自主权,一切经济活动都以国家为中心,对企业来说只要执行好国家分配的任务就达成目标。在这种封闭的模式下,企业面对的是确定型的环境,没有任何风险可言,政府部门颁布一些零散的有关基于内部牵制的规章制度,强调不相容岗位的分离。
(1)1978年9月12日,国务院颁布《会计人员职权条例》。
(2)1984年4月24日,财政部发布《会计人员工作规则》。
(3)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重申了会计岗位责任制的要求。
2.20世纪90年代后,会计控制阶段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特别是在以公司制作为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目标之后,我国开始对企业内部控制的研究重视起来。政府部门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全国人大、国务院、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都发布过一些兼带或专门针对有关企业内部控制的规范。1999 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第三次修改,新的《会计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内容,把对内部控制的重视上升到法律地位。为了配合新的会计的实行,2001 年6 月财政部发布了《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试行)》和《内部会计控制规范———货币资金(试行)》以及相关的具体内部会计控制规范以指导企业建立健全有效的内部会计制度。除了这些法律规范,还有很多政府部门和机构颁布了相应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
3.2006年以后,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
2006年7月15日,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有关批示,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等部门联合发起成立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秘书处设在财政部会计司,旨在研究制定一套具有统一性、公认性和科学性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这标志着中国统一制定企业内部控制的时代的到来,结束了企业内部控制制定的“诸侯割据”局面。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的目标就是要使自己也成为像COSO 委员会那样的在中国引领内部控制制定的标杆,力争用几年左右的时间制定中国企业内部控制的系统结构。(方红星,王宏,2005)
2008年5月22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在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进一步加快和各国经济参与世界大市场的进一步深入,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政策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以下是这一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
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以斯蒂德曼为代表的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2 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
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更大的规模经济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其“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一步。
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20世纪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代表的凯恩斯在国际贸易方面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弗雷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
1 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
(1)以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为代表的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认为: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2)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
(3)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 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
3 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国际金融一体化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已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也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主权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下,资本力量已经超越了国家力量。包括最发达的国家,无论从实力、理论、法律还是从技术上都难以控制国际游资的冲击。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升了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地位,在特定的时期对于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提出了挑战。
二战结束以来,金融霸权已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一概念是以格拉斯为首的美国左派经济学家首先提出的,所谓金融霸权是指以大银行家和大机构投资者为核心的金融寡头及其政治代表,通过控制经济活动施以重大影响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实现其他政治、经济目的的一种社会关系。由金融霸权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呈现两种趋势: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内部对金融权力的争夺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权又联合起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控制。金融霸权对国际关系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控制国际资本流动,二是进行国际金融投资,三是操纵各种国际经济组织。从对国内经济
结构影响来看,金融霸权通过控制资本流动,不仅可以改变左右一国的产业结构对各个部门的经济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还会促成泡沫经济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响政府的行为。从对国际经济影响看,金融霸权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直接后果是加剧了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金融霸权会通过各种形式从发展中国家抽走极为稀缺的资金,同时又会扭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其经济与社会失衡加剧。
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回归”
保罗・克鲁格曼提出了一个国家经济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所谓“三难选择”,即克鲁格曼早些时候所说的“永恒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个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克鲁格曼认为欧洲货币联盟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牺牲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中国则是选择“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经常帐户”,不开放“资本帐户”。克鲁格曼认为,“三中择二”是国际经济体系内在的“三难选择”的体现。他高度赞赏中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萧条意义重大。
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的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像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
国际汇率问题
所谓汇率即外汇买卖的价格,它等于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交换的比率,国际汇率问题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一直处于较为重要的位置。从历史上看,关于汇率的理论有汇率决定的贸易论或弹性论,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论、汇率决定的货币主义理论、汇率决定的资产组合平衡理论等。最近十几年来,对汇率的模型与动态分析、汇率与购买力平价关系、资本帐户研究分析等较为吸引经济学界的关注。
1 汇率的模型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是西方外汇汇率理论的核心,70年代以来,由于浮动汇率制取代了固定汇率制,汇率的变动幅度以及影响汇率变动的各种因素方面,出现了固定汇率制下从未出现的异常现象,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学者构建了许多模型,主要包括:(1)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弗兰克尔模型;(2)粘性价格的货币模型――多恩布什模型;(3)罗伯特・卢卡斯以及斯托克曼的一般均衡的汇率决定模型;(4)布兰森的资产组合模型
2 保罗・克鲁格曼的汇率动态研究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贸易流量对汇率变化反应迟缓,为进入一国市场,进口商和出口商必须承担一定的沉没成本,他们的未来收益采取一种货币形式,而成本则采取另一种货币形式,当汇率的未来变化不确定时,未来赢利也不确定。在短期内汇率对贸易流量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不确定性诱使贸易商继续等待,但此后为回应基本冲击,汇率必须发生大幅变动才能使市场出清,这样,最初的波动就会对汇率变动产生放大的影响。
3 南方国家的汇率风险
目前发展中国家汇率所面临的风险极为巨大,这是因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对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变化极为敏感,而后者完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之外。研究揭示,从1975年到1992年,100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及的触发,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利率(简称“北方利率”)变化密切相关。“北方利率”每增长1%,“南方”银行危机的可能性就增长3%。这是因为国际资本(尤其是证券资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时,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国际资本就有可能掉头回转。“北方利率”的上升,不仅提高资本回转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对“南方”银行的“逆选择”:高利率只吸引过度乐观的“南方”借款者,从而加剧金融危机的爆发。
4 购买力平价对国际汇率的影响
自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于199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公司核心竞争力》一文后,核心竞争力的概念迅速被企业界和学术界所接受。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认为,公司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内部集体学习的能力,尤其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整合多种技术的能力。与物质资本不同,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不仅不会在使用和共享中丧失,而且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成长。按照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的观点,核心竞争力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核心竞争力应反映客户长期最看重的价值,要对客户的核心利益有关键性的贡献;其次,核心竞争力必须具有独树一帜的能力,并且难以被竞争对手所模仿和替代;第三,核心竞争力应具有延展到更广泛市场领域的能力。由于核心竞争力具有稀缺性、难以模仿性等这样的特征,对于核心竞争力的重视和研究,实际上是将企业竞争优势的生成问题转化为获取和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问题,进而赋予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多元化企业好比一棵大树,树干和树枝是核心产品,较小的树枝是经营单位,而树叶、花、果实则是最终产品。提供抚育、营养和稳定性的根系就是核心竞争力。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企业核心竞争力与多元化经营之间的关系。
从企业战略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多元化”或“集中化”,仅仅是个形式问题,从本质上讲,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问题。实际上,集中化与多元化并不矛盾。多元化决不是资源配置的分散化,而是根据集中化的原则优先配置资源的结果。“孙子”在讨论集中化与分散化时,有精辟的论述,“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孙子兵法·虚实篇》)。这不仅说明了资源不宜分散,也同时说明了集中原则的重要性。企业竞争也是如此,如果想从各个方面都获得竞争优势,而企业资源又不允许,面面俱到的全线出击就会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莫不如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上来。只有从核心竞争力出发来发展多元化,企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打不倒、摧不垮,无往而不胜。我国的无锡小天鹅洗衣机,通过多年坚持不懈的技术开发,在微处理器技术方面取得了相当的优势地位,该技术是支持它在洗衣机行业取得有利竞争地位的核心竞争能力。由于微处理器技术在家电产品中的通用性,小天鹅将这一优势扩展到其他存在很好技术关联性的产品领域,如微波炉、电饭锅、数码录音机等,并取得了相当好的效益。海尔自1984~1991年七年间,只生产电冰箱一种产品,坚持专业化生产,在管理、品牌、服务及企业文化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核心竞争力为基础,海尔从1992年开始进入其他行业,实施多元化战略,取得了成功。不论是小天鹅,还是海尔,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多元化经营是建立在核心竞争力之上的。
国内外企业的实践证明,只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核心竞争力上,不仅能够培养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意识,而且企业还会在经营中逐渐获得一种产业洞察力,帮助企业不断拓展公司业务和能力,使企业有一个更加广阔自由发展的空间。尤其重要的是,实施围绕核心竞争力的多元化战略,可以使企业挖掘交叉领域的“蓝海”商机,成为新产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
访谈
刘迎秋:专业化和人力资本与企业核心竞争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管理学家:近些年来很多企业家都推崇多元化发展模式,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刘迎秋:在我国现阶段,在经济发展方式还较为粗放的条件下,通过实行多元化,确实也使一些企业延缓了核心竞争力不足所可能导致的衰败。
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研究概述
但是,从企业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从建立企业百年基业的角度讲,企业的成功发展路径则是专业化,而不是多元化。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和全方位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条件下,过多地依赖多元化,难免遇到不可解脱的困境。回顾一下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专业化所起的作用之大,常常会超出人们的想象。对此,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曾做过精彩的描述。在《国富论》中,他以自己曾经见过的一个雇用了10个人的制针小作坊为例,深入浅出地分析和阐明了分工和专业化对于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巨大作用。他指出,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人,即便他竭尽全力,或许一天可以造出1枚针来,但肯定不能造出20枚针。然而,如果把制针过程分成18道不同工序,这家作坊仅仅由于分工和专业化,在这10个工人的奋力而为下,结果平均每天制造出大约48000枚针,平均每人每天造出约4800枚针。由此,斯密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只要能采用劳动分工,劳动生产力就能成比例地增长。”对此,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曾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他出版的《大趋势》一书中给予高度评价。在该书的一开头,他曾借用斯密的例子,对专业化分工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做了生动的描述:当人们走进茂密的森林,拨开树下厚厚的树叶,能够看到的非但不是油黑油黑的沃土,而是密密麻麻的针。
管理学家:那么,已形成多元化格局的企业,应当如何从专业化分工的角度识别和确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呢?
刘迎秋:已经处于多元化经营状态和格局的企业,一定要认真拷问一下本企业在市场中的分工和地位,要认真地看一看本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到底有哪些优势,看一看在这些优势中,哪些优势是绝对的、别人不可企及的,哪些优势是相对的、别人也有但自己较强的。在弄清楚这一点后,企业即可着力从自身所拥有的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包括技术、产品和产出能力)角度,来考虑本企业的产业发展方向。要尽可能用多元化支持专业化,要通过提升专业化水平来带动多元化。这样的多元化,本质上是专业化,或者说是专业化基础上的多元选择和多元安排。一个产值几百亿上千亿美元的企业,搞几个营业额只有几百万几千万美元的多元安排,对本企业的发展不会没有多大的负面影响,很可能还是积极影响。但是,如果企业规模原本并不大,那么,过早地选择多元化,就有可能妨碍其专业化的选择与发展,从而是无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进而也是无助于企业长期成长与发展。
管理学家:说到这儿,我还是想问您,到底什么才是企业的真正核心竞争力呢?
刘迎秋:在我看来,技术、品牌和制度均可以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甚至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要素。但是,不应将其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相混淆。如果这些要素已经是给定的,或者说,不同企业是可以同时获得的,那么,更能反映和表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将是人力资本。一个企业要获得发展,既需要有前面提到的那些基础性要素,又需要有人即劳动力。离开了劳动力,价值的创造和企业的发展就是一句空话。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我们还仅仅把人视为劳动力,而不是把人当作资本来组织、管理和运用,那么,这样的企业虽然可能在市场竞争中获胜于一时,但不会获胜于一世,更不会永远成功。因为,这样的企业,归根结底不拥有自己的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核心竞争力就是人力资本。
本文就上个世纪80年代文化转向以来的一系列翻译研究成果进行了概述:第一部分讲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第二部分讲述80年代以来的翻译研究成果, 包括对翻译过程、译文接受度给予更多关注的翻译研究以及90年代出现的功能学派、文化派等的翻译研究。西方翻译理论由此呈现出从“规定”转向“描写”、从“原文”转向“译文”、从“无力的研究碎片”到“强有力的理论体系”的新型研究特点。
2、翻译研究学科的出现
在过去几个世纪中, 翻译研究处于随意、无序的状态,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转折点, 许多原先从事相近学科研究的人由语言学、语言哲学和文学转向翻译领域, 还有一些人来自表面上并不相近的学科如信息理论、逻辑学和数学等领域, 这些研究者把原学科的模型及方法带入翻译研究。在这种背景下, Holmes第一个提出了“translation studies”这一学科命名, 并初步划定了翻译学的研究范围。
90年代, 随着世界范围内的译员训练项目的开展 (超过250个训练项目) 以及大量学术著作的涌现, 不同的研究派别之间讨论声此起彼伏, 翻译研究因形形色色理论的加入而愈显生机, 例如:多元系统理论、目的论、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
3、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
3.1 过程导向研究
90年代开始, 有学者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翻译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层面。Lörscher和Fraser通过有声思维法、采访和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了大量的经验数据。“研究者要求译者在翻译时将他们的翻译过程叙述出来, 然后对译者的叙述进行录音” (Jeremy 2005) 。然而有声思维数据仅能反映被试注意到的、有意识报告出的认知或心理过程, 但并非是被试脑中的全部信息, 而被试是否充分地报告了他们当时的思维活动也是一个关键问题。
Roger Bell (1993) 的过程模式建立在信息处理模式与语言的形式及用途的系统理论结合的基础之上。他认为翻译理论应该考虑到两个问题:首先, 以往的翻译研究侧重于对翻译产品的评估, 所以通过对翻译过程的系统研究找回平衡的评估标准是很有必要的。第二, 翻译理论应当采用描写而非规定的方法对翻译过程、功能、产品进行观察, 要认识到翻译的目的是:理解翻译活动中涉及的所有程序, 而不应当以一系列的规定为前提而进行翻译。
3.2 功能主义翻译研究
德国功能主义的主要倡导者Katharina Reiss认为理想的翻译应该在语言的形式与内容等方面都与原文对等, 然而在实践中, 她又认识到等值不仅不可能实现, 而且有时并非是人们所期望的, 于是她在自己的翻译模式中引入了功能这一类别, Hans Vermeer对以文本为中心的等值论的决裂要比他的老师彻底得多, 他提出了以功能或目的为核心概念的目的论。
3.3 文化导向的翻译研究
文化导向研究的理论来源可以直接上溯到后结构主义和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它强调的是翻译活动受到历史文化差异的影响, 从一开始对语言普遍性与结构主义的怀疑, 到后来对原文本的一种改写, 一种反叛。有些译者在译文中引进了更多的政治和文化策略, 以期提高译者的主体性地位, 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
3.3.1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和抵抗式翻译策略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源自于文化人类学的后殖民主义开始出现。后殖民理论者通过对文本的历史追溯, 揭示文本生成的历史的、社会的条件, 揭穿殖民者话语中的谎言, 还民族以自信心。为了清楚地反映一个文化群体的特征, 译者在目标语文本中使用从属于该群体的文化词和概念 (也即异化的翻译策略) 。美裔意大利学者Venuti提出了“抵抗式”的翻译策略, 倡导译者显性。它能很好地反映源语言的特色, 有效提高译者的地位, 然而异化翻译的外国文本晦涩难懂, 难以为普通大众所理解,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利于外国文本的传入。
3.3.2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
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 女性主义政治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兴起, 翻译研究逐渐开始与女性主义交汇在一起, 形成了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女性主义译者通过对词语的中性化或者创造新词来颠覆男性的叙述方式, 要求对译文进行女性主义的创造 (Simon 1996)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可以说是解构夫权中心、颠覆原文意义的终极权威性理论。它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同时也为人类社会和公平做出了贡献, 但其所倡导的翻译给人一种矫枉过正的感觉, 难免招致各种各样的批评。
3.4 语料库翻译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已成为翻译研究领域中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1993年, Mona Baker发表《语料库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启示与应用》, 标志着语料库语言学和翻译研究的结合。语料库翻译研究是从规定性研究向描写性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一部分, 它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使翻译研究更加客观和科学, 这一点已经在语料库的翻译的普遍性研究中得到证明。
4、结语
西方翻译理论自有史以来主要是顺着两条主线发展, 即文学翻译线和语言学翻译线。就阶段性而言, 20世纪前文学翻译观在翻译界占据了主导地位, 到了20世纪中叶, 随着现代语言学的诞生, 语言学对翻译的影响越来越大, 此时语言翻译观逐渐取代文学翻译观的主导地位。进入80年代后, 翻译理论研究又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 翻译开始与各种学科相互渗透, 在原来的文学和语言翻译观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另外一条线索, 即文化翻译线。无论这一新动向发展前景如何, 它的出现必然使翻译研究更具价值。
摘要:本文收集整理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 这些理论成果突破传统的翻译理论, 侧重对原文本、翻译过程、目的语读者对译本的接受度及社会文化因素进行关注, 翻译研究方法开始从“规定”向“描写”过渡, 翻译理论研究正慢慢朝多学派、多学科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西方翻译理论,描写
参考文献
[1]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2]Bell, R.T. (1993)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Theory andpractice[M].London:Longman.
关键词:社会支持;基本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2.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2—0074—02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精神病学文献中第一次引入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的概念。之后,社会学和医学用定量评定的方法,对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社会支持与应激反应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表明了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健康,而劣性的社会支持则会损害身心健康;社会支持一方面对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提供保护,即对应激起缓冲作用,另一方面对维持一般的良好情绪体验具有重要意义[1]。美国心理学家安托露丝(Antonucci,1994)曾把人的社会支持系统比喻为“人生护航舰”[2]。当前,关于社会支持的应用性研究也几乎是围绕其基本理论进行的。
一、社会支持的概念
关于社会支持的概念,至今仍未有一个统一公认的概念。研究者们曾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角度对社会支持进行定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从社会互动关系来定义。社会支持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联系,这种联系在个体面临困难或威胁时,可以为其提供精神上或物质上的帮助,是心理压力与心理障碍的中介因素之一。社会支持有时甚至是个体间或个体与群体间的依恋,它适合促进情感、提供指导以及提供个人身份和成就的反馈(卡普兰,1974)。萨拉森(Sarason,1983)将社会支持归纳为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客观存在的或个体能感知到的,能与他人进行交流,被关心、被接纳、被爱、有价值的感受,以及所得到的帮助。因此,埃德文纳(Edvina,1990)认为社会支持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关怀或帮助,它在多数情形下是一种社会交换,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互动关系[3]。
(二)从社会行为性质来定义。韦伯斯特《新大学字典》中将支持定义为一种能够促进扶持、帮助或支撑事物的行为或过程;而社会支持是一种在社会环境中促进人类发展的力量或因素。社会支持是个体经历被爱、有价值感和他人所需要的一种信息。夸特利德(Cottlied,1980)坚持社会支持是一个复合维度的概念,在个人与其环境之间存在着三种水平的关系:一是人们的整体参与水平;二是社会支持环境的来源;三是社会支持是否能为个人提供诸如情感、归属感、信息或物质的帮助。沃林斯顿等(Wallston,1983)也认为社会支持是一个复合结构,使个体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联系所体验到的安慰、帮助或信息[4]。
(三)从社会资源作用来定义。社会支持常常被认为是个人处理紧张事件的一种潜在资源。巴雷拉(Barrera,1981)对社会支持提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定义,他认为社会支持概念必须包含三个方面:支持源,即向被支持者提供支持的社会支持成员;支持活动或行为,即社会支持成员向被支持者提供的能满足个体物质或精神需要的行为;对支持的主观评价,即支持者对所获得的支持的主观感受和评价。社会支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既包含环境因素,又包含个体内在的认知因素,直接反应了个体与他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我们认为社会支持是以被支持者为中心,与其周围的个人和组织交往所构成的发散性联系。从功能上社会支持是个体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中所获得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从操作上社会支持是个体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的量化表征[5]。
二、社会支持的分类
目前,关于社会支持的分类说法很多,但尚未有统一的分法。研究者从各自的理论和研究目的出发,运用多种方法对社会支持进行了划分,具体如下:
(一)按提供资源的类型分类。威廉等人根据社会支持所提供资源的不同性质将社会支持分成四类:一是情感支持,指的是个体被他人尊重和接纳,或者说个体身处困境时所得到的情感上的安慰和帮助,又称作尊重性支持、表现性支持、自尊支持;二是信息支持,即有助于他人解决问题的建议或指导,又称建议支持、评价支持;三是物质支持,指提供财力帮助、物资资源或所需要服务等,或者通过直接提供解决问题的工具,又称工具性支持、物资支持或实在的支持;四是陪伴支持,指能够与他人共度时光,从事消遣或娱乐活动,或者提供个体得以放松或娱乐的时间来帮助减轻压力反应,又称娱乐性支持。
(二)按支持来源的不同分类。按照支持来源做出划分,即按照社会支持提供者的不同来源做出划分,有多少种社会支持来源,就有多少种社会支持类型。一般认为,按照大类分,社会支持可分为人际支持和组织支持,即来自于个人的支持和来自于组织的支持。其中,人际支持和组织支持各自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人际支持可分为父母支持、朋友支持、同学支持、老师支持、亲戚支持等;而组织支持又可分为正式组织支持和非正式组织支持[3]。
(三)按主体感受的性质分类。如果从接受支持者对支持的感受来分,即按支持性质来分,社会支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观的、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指的是个人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感和满意程度,与个体主观感受密切相关;另一类为客观的、实际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等,是“人们赖以满足其社会、生理和心理需求的家庭、朋友和社会机构的汇总”,是个体可以随时可以感受或利用的客观存在的现实[4]。
(四)其它分类方式。对社会支持的划分除了以上几种常见的划分方式外,还有一些与以上方式类似但又有各自特色的划分方式,如 Pattison(1977)、Thoits(1982)、Cutrona(1990)把社會支持分为工具性和情感性两种;Wellman&Wortley(1989)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将社会支持分为感情支持、小宗服务、大宗服务、经济支持、陪伴支持等5项;Cobb(1979)将社会支持区分为情感性支持、网络支持、信息性支持、物质性支持、工具性支持和抚育性支持6种;House(1981)将支持行为划分为情感支持、帮助、信息共享和工具性支持4种;Cutrona&Russell(1990)将社会支持区分为情感性支持、社会整合或网络支持、满足自尊的支持、物质性支持、信息支持5种[6]。
三、社会支持的作用模型
社会支持的作用模型主要是指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之间的作用模型,对此,学术界已有了很长时间的研究。目前,关于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主要存在两种理论模型:
(一)主效应模型(main-effect model)认为社会支持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无论个体目前获得支持的情况如何,必然导致个体健康状况的提高。其作用在于维护个体平时良好的情绪体验和身心状况,从而有益于心理健康。这一论点在社会孤独者与高社会支持者身上都得到了证实;沃海特(G.H.Warheit,1979)将个体目前的婚姻状况作为社会支持的指标,发现良好的婚姻状况与身心健康有明显的正相关。还有一些研究者将社会交往、社区参与及良好的亲属、朋友互动关系作为社会支持的指标,其研究结果也支持了主效应模型。这一模型只认可社会支持对于个体身心反应症状作用的主效应,而未考虑社会支持与不良生活事件之间的交互作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融入一种社会网络可以帮助个体避免许多负面体验,如经济上和法律上的问题等,这些负面的体验都有可能导致心理或生理上的问题。
(二)缓冲器模型(buffering model)认为社会支持仅在应激条件下与身心健康发生联系,它缓冲压力事件对身心状况的消极影响,保持与提高个体的身心健康。作为缓冲器的社会支持常常是通过人内部认知系统发挥作用的。科恩(S.Cohen,1984)认为,社会支持可能在压力事件与主观评价的中间环节上。如果个体受到一定的社会支持,那么他将低估压力情境的伤害性,通过提高感知到的自我应付能力,减少对压力事件严重性的评价。其次,社会支持能够在压力的主观体验与疾病的获得之间起到缓冲作用。社会支持可以提供问题解决的策略,降低问题的重要性,从而减轻压力体验的不良影响。缓冲器模型的基本假设得到了许多研究结果的支持。布朗(G.W.Brown,1975)研究妇女亲密的社会关系与健康之间的联系时发现,如果亲密关系的对象是她们的丈夫或男朋友,那么,这种社会关系能有效地防止消极事件带给她们的严重影响。佩克尔(E.S.Paykel,1980)发现产后妇女与丈夫之间经常性的沟通能防止作新母亲的压力给他们带来的影响。胡塞尼(B.A Husaini,1982)研究結果表明,婚姻满意状况能很好地预测个体面临应激时的抑郁反应。还有许多研究者用亲密朋友关系,个体之间传达支持的行为作为社会支持的指标进行研究,结果也支持了缓冲器模型的假设[7]。
参考文献:
[1]Goyne,J.C.,Downey,G.Stress.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coping process.Annal Review Psychology, 1991,42:401-426.
[2]郭念锋.心理咨询师(三级)[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235.
[3]http://www.xxduan.com/html/college students crisis/c1_1.html.
[4]段鑫星,程婧.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53-207.
[5]Cohen,S.,Wills,TA.Stress,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sis.PsyclologicalBulletin,1985,98(2):310-357.
[6]程虹娟.大学生社会支持的研究综述[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12):88-90.
[7]宫宇轩.社会支持与健康关系研究概述[J].心理学动向,1994,(2):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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