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体制改革论文

司法体制改革论文（精选8篇）

司法体制改革论文 篇1

一、正确认识司法腐败的含义

司法公正一直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和价值目标，许多 政治 家和仁人志士、专家学者，都曾为寻觅和实现司法公正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千百年来，司法公正一直是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话题。司法公正是司法机关工作的永恒主题，也是全社会的价值取向。社会对司法机关的期望，是司法机关的价值取向和工作目标。有些人认为，凡是法院错判就是司法不公正，凡是不公正就是司法腐败，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尽管公正是人们的主观判断，公正作为人们的价值追求，它不但与人的主观需要相关，而且它还与客体的客观属性相联系。对于凡是法官没有利用审判职权谋取私利的，而是由于法官认识错误或者业务水平不高造成所办案件错误的，都不是司法腐败。反过来说，如果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收取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即使判决结果是正确的，也属于司法腐败。

司法腐败，“当之无愧”是司法公正的头号敌人。在各种腐败当中，司法腐败的实际危害性最大，也最令老百姓痛恨。法官是掌握审判权的人，是社会正义和公信的守护者。司法是社会正常秩序的最后一道保护屏障，司法一旦与腐败结缘，社会秩序就会陷入不公、不正、不义之中，失去了健康有序，失去了公平正义。为了维护司法的公正，我们的反腐败矛头应毫不犹豫直指司法腐败。“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是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 问题，这些寄生于权力土壤的司法，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腐败有许许多多的表现形式，但最主要的 内容 是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或权官交易）、权色交易和权力对司法的干涉。其实质不是出于对 法律 的忠诚，而是以权谋私、对于既得利益进行权衡，徇私枉法、贪赃枉法的结果。

二、司法腐败的来源。

第一某些领导干部借着手中掌握的党、政权力，对触及本部门或者个人或者亲属的利益向司法机关发号司令，在法律面前搞特殊化，向司法机关的领导施加压力，干扰司法机关的正常办案，致使司法发生扭曲变形，而走向腐败，这是最大的司法腐败行为，由于这些人的特殊身份，一般人是奈之如何。第二在我们的司法队伍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人为了某些 经济 利益，丧失法律的原则，徇私枉法、贪赃枉法。第三社会外部司法环境的恶化，有一定社会背景的人，现在只要案件一进来，就想方设法托人说情，有几个案件没有“人”找过？甚至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没有托人说情是不正常的。如果没有人说情好象就不正常。

三、要健全完善防止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的保障机制

防止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社会方方面面，不仅司法机关应当重视，全社会都应当重视司法公正问题。健全完善司法公正的保障机制，主要应加强和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建立一支高素质职业化法官队伍

1、建设一支适应司法公正要求的司法队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保障。司法队伍素质不高，是出现司法不公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里面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执行法律的司法人员的素质问题，其中的素质包括了法律专业知识的缺乏和政治道德素质的欠缺及法官执法的社会环境。我们抓法官职业道德，抓法官行为规范，抓法院廉政建设，就是要从思想 教育 和制度建设等方面防止出现司法腐败。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就是要提高司法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法官要有崇高的思想境界，要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做到自尊、自爱、自重、自警、自省、自强；要有良好的精神风貌。清贫面前不眼红，困难面前不动摇，挫折面前不低头，待遇面前不攀比，责任面前不推诿，成绩面前不骄傲，始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尽职尽责；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要一心为公，摒弃私心杂念。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警惕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要不断加强自我修养，远离低级庸俗；要有强烈的法制观念。要勤学法，学透法，守好法，用准法，摒弃“人比法高”、“权比法大”、“钱比法灵”、“情比法重”等陈旧观念。坚决不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真正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法，实实在在为百姓祛邪气、惩丑恶、扬正气。

2、法官要树正气

众所周知，法官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天使”。忠于职守、秉公执法、弘扬正气是法官神圣的职责，除恶压邪、为民解难是其义不容辞的义务。正气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正大光明，公正无私，正直坦荡，刚正不阿，坚持真理，秉承正义。倘若法官不讲正气，是非就无法评判，曲直就失去标准，公平就没有尺度，正义就无处伸张，邪恶就势必蔓延。只有讲正气的法官，才能不为金钱所驱使，不为名利所惑，不为酒色所诱惑，不为人情所动，不为权势所迫，不为腐败所奴役。才能真正廉洁奉公、执法如山。才能真正让百姓放心，使人民满意。

（二）健全完善司法公正保障机制

要遏制司法腐败现象，关键是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建设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建立分工合理的司法机构、司法监督机制和司法保障机制，司法腐败将会得到有效遏制，司法公正就会大步向前迈进，靠制度才能治本，从制度上设计出符合 时代 的保障机制。

司法不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般都认为主要原因是地方保护主义，重点又是各级各部门领导的干预。应该说这种干预是比较普遍的，法院、法官长期工作、生活在一定区域，形成了许多关系包围着法院和法官，司法活动不可能完全摆脱它们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中你只要求法官“中立”、“公正”、“刚直不阿”来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

1、实现法官的独立

司法体制改革论文 篇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一条法治道路, 这条道路既不同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法制”, 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特色”主要体现为: (1) 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法治道路的社会属性, 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 (2)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法治道路的政治保障, 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功绩所决定的; (3) 这条法治道路是将“人民民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高度统一的一条法治道路,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而法律在我国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人民意志的, 这条法治道路统一于人民民主, 旨在充分保障社会主义国家广大人民的权利; (4) 这条法治道路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扬弃的基础上结合西方法治文明成果而形成的一条法治道路, 因此我们的法治道路既有重视“情理法统一”的色彩, 也有注重“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统一的趋势。在司法领域, 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司法机关尊重和保障人权、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并重等。

二、司法改革与司法规律的内在关系

司法改革与司法规律关系密切, 司法改革是司法规律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体现, 当司法实践的发展需要变革一些司法制度时, 司法规律就在无形之中支配着司法改革。而司法规律对司法改革有着方向标的意义, 司法改革必须遵循司法规律, 违背司法规律的司法改革难以取得良好成效, 尊重司法规律是司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

(一) 司法改革是司法规律发挥作用的体现。

司法改革的发生是伴随着司法体系内部矛盾和司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不断变化而发生的。司法规律要求司法活动必须符合时代之发展要求, 当司法活动不能实现司法公正之目标时, 就需要改革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制度设计。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 司法改革是司法规律发挥作用的体现。

(二) 司法规律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依据。

司法规律具有客观性、必然性,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司法改革要尊重实践, 要参照司法规律, 绝对不能纯粹“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在司法改革过程中, 司法规律是一个重要依据。

(三) 司法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遵循司法规律。

中国司法改革的不竭动力不是理论探讨, 只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需求才是司法改革、政策变迁与法治建构的核心变量与最重要的驱动力。而司法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司法改革是否尊重了中国国情下的司法基本规律, 是否尊重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现实。

(四) 司法规律是司法改革的方向标。

司法改革不是茫然的改革, 而是朝着回归司法本位的方向, 司法规律就是司法改革的方向标。司法规律支配下的司法权属于国家, 是中央事权, 是按照司法自身的属性在运行, 不会出现“地方化”“行政化”等情形, 司法改革就是要朝着遵守司法规律的方向改革。

三、司法规律视域下司法改革的现状与完善

(一) 司法规律检视下的司法改革现状

1.“司法行政化”与司法规律

司法规律要求的是司法发挥司法而非行政应有的价值, “让司法的回归司法, 行政的归行政。”不可否认, 从我国法院设置、法官级别设置到法院权力之运行无不带有行政化色彩。本轮司法改革最突出特色是”推动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的统一管理”, 这被认为是剑指“司法行政化”和“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色彩浓重带来的不仅仅是司法的错位, 更严重的是产生的冤假错案及其带来的群体性价值迷失。

2.“司法地方化”与司法规律

司法权的地方化使得审判权行使过程中容易受到地方党政机关的不当影响、干预甚至操控, 作为审判组织的合议庭或独任法官有时需要请示上级法院或层层报批来抵御这种压力。本轮司法改革推动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的统管, 这项举措在理论上的初衷在于去地方化, 但是再在实践中或许会加剧地方化的隐忧。

3. 司法公开与司法规律

司法公开是确保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司法改革中关于司法公开的范围尚且有限, 对于司法公正所需要的公开化远远不够。司法公开是为了确保公众更好的监督, 监督的缺失必然导致公正的折扣。王晨光教授认为“司法权的专属性、定纷止争的功能和追求正义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司法活动必然要遵循司法公开的原则;其内在规律也揭示了司法公开的必然性。”

4. 司法职权配置科学化与司法规律

“司法既无强制, 又无意志, 只有判断, 且为实施其判断需要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司法权的配置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司法权的运行及其结果。目前司法实践中中国尚未真正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现代司法体制, 公检法三机关之间是“流水作业”, 未真正实现“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权力制衡原则”“避免利益冲突原则”。审判管理和司法行政管理中对司法规律的把握和遵循还不够。

5. 司法职业化、民主化与司法规律

近年来的两种司法改革路径中“侧重解决问题的”主张司法应该民主化, 以“马锡武审判方式”为历史蓝本, 以法庭下乡为现实样本;侧重“按司法规律办事的”则主张司法应该职业化。司法改革的现状中关于司法队伍职业化进程也是在不断推进的, 此前退伍军人转业进法院的现象已经得到纠偏。对于司法民主化是否有违司法规律, 笔者以为应该辩证看待, 司法民主化不等于司法的政治化和去专业化, 更不等于一味的迎合民众司法情绪而丧失司法应有的理性, 从这个层面讲, 司法民主并不违背司法规律。

6. 司法能动与司法规律

在和谐司法的呼声中, 在问题导向大和解的背景下, 中国司法改革中曾一度出现了“能动司法”的动态。能动司法观是改革者为了解决转型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司法资源匮乏的张力而提出的, 初衷在于司法机关积极主动甚至提前介入矛盾纠纷以更好的化解纠纷、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殊不知中国的能动司法在实践中被变异为“司法盲动”“司法乱动”“司法权的滥用”等现象。显然这是有违司法被动性的。也正是因为有违司法规律, 司法能动在中国司法改革的阵地中仅仅是昙花一现。

(二) 辩证对待司法改革与行政改革的关系

司法规律对司法改革的要求还体现在:辩证对待司法与行政、司法改革与行政改革的关系, 不能本末倒置。司法规律要求实现的是司法与行政各归其位, 各司其职。司法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桥头堡, 重大行政改革必须于法有据。司法改革的目标在一国往往与该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目标是一致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改革目标的行政化, 比如司法改革是否应该以“服务大局”为首要目标, 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否意味着司法就应该作出“司法大和解”的现实回应, 这些问题都值得反思。在司法改革与行政改革的关系中, 我们应该看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势必会影响到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改革的深化也会带来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司法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重要体现。一切行政改革应该法治化, 一切司法改革的推进则不应该行政化, 行政化的司法改革本身就难以祛除司法行政化的诟病, 权威与公正更是无从确保。

(三) 司法规律前提下的司法体制改革建议

司法规律对于司法改革成败得失意义重大, 基于中国当前司法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今后应该遵循司法规律深化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笔者以为, 司法规律前提下的司法体制改革应该从以下着手:

1. 司法规律与中国特色相统一

司法规律具有普遍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区别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 司法规律不仅仅适合西方国家, 它也应该适用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意味着司法规律在中国的不适用或变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更好的保障司法人权价值目标的实现。中国传统的行政权大于司法权在今后的司法改革中应该得到改革, 行政权高于或大于司法权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司法的特色, 遵循司法规律, 今后应该处理好的中国特色是: (1) 积极改变党对司法的领导方式, 破除“党大与法大”的理论陷阱; (2) 做强做大做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祛除人大的个案监督; (3) 破解“维权”与“维稳”的对立, 促进权利保障前提下的社会稳定; (4) 努力确保司法公正与权威, 减少“信访不信法”的怪象。

2. 司法体制与行政体制相一致

我国单一制的国体决定了不可能存在西方三权分立与制约平衡, 在司法体制改革中自然不会存在西方的那种绝对的司法独立。遵循司法规律下的司法体制改革不是违背本国国体与政体的改革, 而是在尊重现行国体与政体的前提下, 逐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也不是“头痛医头, 脚疼医脚”, 而是在科学理性的顶层设计之下, 改革那些不适应时代发展、不适应人民之需、不符合司法价值与属性的具体制度。

3. 司法模式与司法规律相统一

司法模式在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是不同的, 中国的司法模式更类似大陆法系, 带有较强的职权主义色彩, 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线条流畅、诉讼效率高。这样一种诉讼模式并不意味着与司法规律相冲突, 司法在实践中应该追求效率与公正, 以我国刑事诉讼模式为例, “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应当是一种具有较高诉讼效率的诉讼架构, 只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普通程序能够得到切实遵守, 完全可以保证刑事诉讼的高效率, 根本没必要搞普通程序简易审这种不伦不类的改革。”因此, 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践应该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更应给本国司法模式以关怀, 将本国司法模式与司法规律有机统一起来。

4. 把握并遵循法治规律

司法是法治的关键环节, 司法的改革必须遵循国家治理与法治发展和运行规律。具体而言, 在司法体制改革中要遵循以下三个基本的规律: (1) 要遵循国家治理规律, 理性把握法治的作用和功能, 将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2) 要遵循法治发展规律, 做到政府推进与社会演进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创造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条路径相结合。 (3) 要遵循法治的运行规律, 合理配置法治主体的结构, 努力提高法治结构的功能, 积极推进法治功能的强化和转化。

四、结语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不是中国封建法制的延续, 不是本土资源的沿袭, 更不是西方法治的完全移植, 同样, 中国的司法改革不会完全参照西方来改革, 更不会以封建法制为皈依。中国的历次司法改革, 改革内容越来越多, 程度在不断深化, 而本轮司法改革不单单是问题导向, 也不是纯粹的遵循司法规律, 而是将中国特色的国情与司法规律有机统一, 这也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真正需求。司法规律检视下的中国司法体制仍旧存在问题, 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 中国司法体制将会日趋科学合理。

参考文献

司法体制改革论文 篇3

什么是司法体制？ 我们绝大多数人把司法体制理解为司法制度。这并不准确，这也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了那么多的司法制度，但司法公信力仍然不高的根源。体制和制度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中国古代有“体不变，道亦不变”的说法。中国古人大多从体裁、框架的角度来理解体制，如东汉末孔颖达为郑玄著的《诗谱·周颂》作的疏中写道 ：“然《鲁颂》之文， 尤类《小稚》， 比之《商颂》，体制又异” 。三国稽康著的《琴赋》中也有： “ 历世才士并为了赋颂， 其体制风流，莫不相袭”。这里的体制就是体裁和框架。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体裁和框架，不能通用。比如，散文的体裁和框架就不能用来写论文。同样，不管什么国家的论文，都有相似的结构和框架，没有这些结构要素，就难以写作好的论文。论文如此，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相似的体制要求。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司法，司法体制应当有如下特点：1.司法体制是司法的基本结构。所谓基本结构，是决定司法走向、司法制度和司法结果的结构。比如近期司改中推进的员额制，无疑具有合理性。但员额制能否促进司法公正，还要有良好的司法体制的保障。司法的某种共同性，决定了司法的基本结构具有普遍性、共同性，并构成了司法与政治、文化、经济体制等的不同。2.司法体制的性质与司法的目的有关。司法的目的是公正，司法体制必须具有正义性质，即保证司法活动能够通过司法体制实现司法正义。司法体制是约束司法活动使之实现司法正义的结构和构架。正是这一特点使司法体制与科学体制和政治体制等区别开来。如科学的目的是追求真理，科学体制要着力于保障人们“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而民主政治虽然其目的也是正义，但民主政治实现正义的体制是通过保障公民的参来实现。3.司法体制的核心要素是确保司法活动的独立性。司法活动是否独立的体制性要素决定了司法的性质及其他司法制度的运行，不独立的的司法体制无论如何操作都不可能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中国人所谓“体不变，道亦不变”就是这个道理。

必须看到，司法体制的上述内容迄今还没有引起根本的重视。虽然我国宪法已对司法有明确的“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的要求。但在实践中，宪法规定的我国司法的这一体制性要求和结构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通行于我国司法的体制性习惯是向领导负责，司法运行的框架是权力主导下的司法机制。表现在司法实践中，司法官们往往服从司法领导的意志，不少地方特别是一些重大案件都是领导的意志决定。特别是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存在，虽然设计者主观上是为了更好地办案，目前还要求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开会要有纪录、票决制度等，但在一个行政化、等级化为特点的司法系统，官本位的惯性力量要远远大于规范性制度的约束。在实践中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某些案件尤其是那些重大、敏感案件，承办法官审理之后经常需要就审理情况向庭长、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汇报，并由这些有官职而未参与审理的特殊法官或者委员会作出最后的判决。二是某些特殊的案件，基本上是通过政法委由法院之外的某些机构决定，在这情况下，“事实”可能被“证明”出来，也能被“决定”出来，判决只是走走形式。由此导致中国司法机关出现了大量“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现象。

另一方面，我国三轮十多年的司法体制改革，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司法体制。即使目前正在尝试的合议庭共同负责下的主任法官责任制等，与我国宪法规定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的体制要求仍有较大距离。其核心是对我司法官之公平正義的素质没有信心，司法理论和实践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质疑。其实，司法官的素质是司法体制的产物。司法官的素养不好正是不好的司法体制的结果，岂能倒果为因，用结果来遏制原因的改革？

司法体制得不到改革的后果从两个方面特别表现出来。一是我国宪法对司法的“依法独立”原则长期被扭曲，我国主流司法理论认为我国宪法规定的“依法独立”的原则，只适用于司法机关的整体，司法官个人是不适用的，即所谓“整体独立”的说法。[“西方国家所讲司法独立是法官个人的独立，……我国的司法独立是法院、检察院作为整体的独立，而不是作为个体的法官、检察官的独立”见陈光中：《比较法视野下的中国特色司法独立原则》载《比较法研究》2013 年第2 期。]。其实，宪法规定的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既包括司法机关整体行使独立司法权，也包括司法机关的司法组织和司法官个人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没有司法机关的个体和组织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司法机关整体独立行使司法权就不存在。因为整体要通过个体来体现，没有司法官个体的依法独立，岂能有司法机关整体的依法独立？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是司法公正的本质要求，也是整体和个别、外部和内部的统一。必须指出，以整体取代或否认个体在思想方法上包含的价值导向是极为负面的。历史上，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就把国家、集体的价值片面拔高到无限的高度，不仅大大限制了个人的发展，也严重扼杀了社会的进步。法国学者佩雷菲特指出，集体否认个体正是“中国社会从公元前3世纪直至20世纪就这样以相同的方式重复着。……它几乎不给个人以自由，因为个人被认为不能分辨哪些东西对自己有用。”[[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2013版，第473页]

二是司法机关的依法独立原则长期受到司法以外因素的不当干扰，比如法院系统的“司法为民”。依法独立办案就是向法律负责。明明已经有法律而且规定也非常明确，为什么不严格依法办案？诚然，有时向法律负责与并不有利于一时一地的“民”，但这是法律的规定，是上升为法律的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是更大范围的公平正义。不能因为一时一地与群众利益抵触，就破坏法律的权威，更不能以“司法为民”为理由不适用法律。如果法律和群众的利益不一致，应当通过法律的解释让群众理解法律的道理和正义性。何况民与民之间，民与商之间，民与官之间的争议有事都涉及到具体的利益，更要体现司法公正，以“司法为民”而排斥向法律负责，结果只能导致司法不公，侵害的是更大的人民利益和社会正义。同时，“司法为民”等导向在向法律负责之间挿入了一个原则或环节，这实际上变相在司法机关引入了一种先入价值，这对于要求依法独立审判的司法行为同样是不利的。依法独立的本质就是要排除各种干扰，使司法保持中立，除了法律，任何东西不能影响司法对法律的适用，更不能用其他价值破坏法律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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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上述种种问题，导致我国司法至今仍然乱象群出。湖南娄底市新化县综治委2015年还在定抓捕黄赌毒任务数（精确到2，491人）。[ 南都记者张东锋：湖南新化发文定综治抓捕任务数 回应称无强制性 载《南方都市报》2015年04月28日]为此，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必须理直壮地将目标对准向领导负责不向法律负责的司法体制，并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体现人民的广泛参与。十八届三中、四中会会都明确提到：“改革是人民的事业”、“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这意味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主体是人民，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应当体现广泛的人民参与。但从我国十多年的司法体制改革看，人民在司法体制改革中的主体作用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人民群众所想的、所希望的和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之间有一定的隔阂，也是现行司法体制改革始终停留在“体制”之外的原因。司法公正是人民的要求，司法不公带来的伤害人民群众感受最深。司法体制改革中没有人民群众的声音不但不合理，也不公平。为此，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要解决司法体制改革体现人民广泛参与的机制问题，能够让人民群众的意见真正变成司法体制改革的决定力量。

第二，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司法官向谁负责。必须以向法律负责推进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化。司法官只对法律负责是现代司法的本质要求。司法官只对法律负责是我国宪法规定明确规定的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原则的司法逻辑。司法官对谁负责基本上决定了司法的性质和结果。司法官对法律负责，才会有司法公正； 司法官对领导负责，司法就不可能公正和有公信力。这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的关键。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司法官办案向法律负责就是向人民负责。“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有义务在把法律运用于个别事件时，根据了在认真考察后的理解来解释法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180-181页，]“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181页]而是属于法律和人民。反过来，司法官办案不向法律负责而向领导负责，在法理上和政治上是极不严肃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会会已经明确提出要解决地方化和行政化问题，其实质就是我们的司法官能不能向法律负责的问题，即要通过司法体制改革，从向上级负责的传统改变为向法律负责。由此才能全面有效地贯彻宪法规定的依法独立的原则。

第三，要充分认识到司法官向法律负责这一体制变革的严峻性。从向领导负责到向法律负责是中国司法真正的体制变革，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官本位传统，而这种以官本位为特点的管理模式就是一种对上负责的传统。但司法系统具有完全不同于行政系统的依法独立的特点。在依法独立的原则下，司法官之解决纠纷是中立的裁判官，它不是官，不应用官的上命下从模式和习惯去对待司法官，更不允许司法官在办理案件的时候，唯领导的指示是从。法官唯一的上司是法律。法律是法官、检察官办案的唯一依据。古罗马正义女神的座右铭上就有“为了公平正义，哪怕天翻地覆”的格言。任何破坏司法公正的行为首先就是对司法向法律负责的原则的破坏。而当司法官不能向法律负责的时候，也就是司法公正受到冲击之时。所以，丹宁爵士说：法院“在所有必须维护法律秩序的地方，是最需要法律秩序的。司法过程必须不受干扰或干涉。冲击司法正常进行就是冲击我们社会的基础”。[转引自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 147页。]诚然，不同的国家，司法体制并不相同，依附在司法体制上的司法制度也不一样。但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时代，司法之體现民主和向法律负责的精神是相通的，否则司法就会背离民主法治的原则。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完全有理由也有政治道义在司法官向法律负责的体制创新方面做得更好。

（蒋德海，华东政法大学政党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聚焦司法体制改革 篇4

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司法行政机关（司法局）及其派出机构（司法所）在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协助 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工作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

今年暑假，我们社区矫正志愿者团队围绕：聚焦司法体制改革，优化社区矫正体系这个主题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社会实践。我们走访了海宁各个司法所，通过与个司法局的交流并提问其日常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的活动安排具体如下：

七月四日周立波老师带领我们前往紫薇社区服务站进行交流，我们将暑期社会实践基本任务传达给了服务站，并将这一学期所举行的活动向司法局汇报，还与站长进行了交流传达了我们的基本意思，在紫薇社区服务站进行了一上午的交流讨论，紫薇服务站工作人员还让我们观看了通过电脑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管理方法，全信息化，通过手机号码，记录了每个服刑人员的活动情况，每天的活动路线，让我们体会到海宁社区矫正走在社区矫正的前沿

七月六日我们前往海宁司法所与司法所所长进行了交流，讨论我们的主题“聚焦司法体制改革，优化社区矫正体系”并帮忙整理了社区矫正人员的资料，七月七日我们走访了矫正人员家里，我的结对对象刚好在学校对面的小区，我和结对对象吃了午饭，一起聊了很多很多，每个服刑人员都有自己的苦衷，并不是每个在被矫正的人员都是犯很大罪的，其实社区矫正人员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本身都是好的，只是犯了些许小错误，我们不应该用区别的眼光看待他们。

七月八日走访了丁桥司法所，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进行交流，看他们对司法所结对的志愿者平时工作有什么看法。另外，把我们拍摄的社区矫正微电影展示给各司法所工作人员看，让他们了解到在社区矫正工作中还有我们这样一股力量。

七月九日我们走访了许村司法所，许村司法所的管理模式非常多元化，我们在许村司法所进行了很久的讨论，从中学到了多元化的管理模式。学到了很多，例如对矫正人员的奖惩措施，对矫正人员的平时生活要求，定期矫正上课的形式，受益匪浅

七月十日海宁司法局集中了一次矫正人员军训，把几百人拉到我们学校进行为期2天的军事训练，我们帮忙提供了各种服务，为矫正人员提供水，盒饭，休息室，并和矫正人员一起体验了军训。这样的活动在我们学校进行，既帮助了我们对于社区矫正的研究，又提供了社区矫正的场地。

一周的社会实践，一晃而过，虽然短暂却让我从中领悟到了很多东西，而这些东西将让我终身受用。社会实践加深了我与社会各年龄段人的感情，拉近了我与他们的距离，也让自己在社会实践中开拓视野，增长才干，进一步明确了我们青年学生的成才之路和肩负的历史使命。社会才是学习和受教育的大教堂，在那个广阔的天地里，我们的人生价值得到了体现。

这次暑期社会实践也得到了媒体的报道，在七月十日的矫正人员军训中，嘉兴在线，海宁法制网对此次活动进行了采访，这说明媒体对社区矫正的重视，而媒体对此次活动的正面报道，也说明了海宁市社区矫正工作的成功，这也是对我们志愿者服务工作的肯定。

21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模版] 篇5

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根本尺度 坚定不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2015年03月26日 01 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24日下午就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司法公正进行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公正司法事关人民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事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坚持司法体制改革的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根本尺度，坚持符合国情和遵循司法规律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勇于攻坚克难，坚定信心，凝聚共识，锐意进取，破解难题，坚定不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黄文艺教授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的讲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我国司法制度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总体上与我国国情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适应的。同时，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司法活动中也存在一些司法不公、冤假错案、司法腐败以及金钱案、权力案、人情案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就会严重影响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司法体制改革高度重视，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紧紧围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抓紧落实有关改革举措，取得了重要进展。

习近平强调，司法制度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根本特征和政治优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要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

习近平指出，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司法体制改革成效如何，说一千道一万，要由人民来评判，归根到底要看司法公信力是不是提高了。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深入了解一线司法实际情况、了解人民群众到底在期待什么，把解决了多少问题、人民群众对问题解决的满意度作为评判改革成效的标准。

习近平强调，要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凡是进入法官、检察官员额的，要在司法一线办案，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法官、检察官要有审案判案的权力，也要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制约，把对司法权的法律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落实到位，保证法官、检察官做到“以至公无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把司法权关进制度的笼子，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人民心田，让老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效。习近平指出，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同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保持我们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我们要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但不能照搬照抄国外司法制度。完善司法制度、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遵循司法活动的客观规律，体现权责统一、权力制约、公开公正、尊重程序的要求。司法体制改革事关全局，要加强顶层设计，自上而下有序推进。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结合不同地区、不同层级司法机关实际情况积极实践，推动制度创新。

司法体制改革论文 篇6

（2011年11月 日）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首先，代表洪洞县委、县政府及全县政法系统全体干警，向亲临督查指导工作的各位领导，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我们洪洞县位于山西省南部、临汾盆地北端，总面积1494平方公里，耕地102万亩，辖16个乡镇、463个行政村，总人口76万，是山西省第一人口大县。汾河由北向南贯穿全境，全县水资源总量为1.4亿立方米，主要农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县、优质小麦基地县和小麦高产创建示范县。南同蒲铁路、大运高速、国道108线、霍侯一级公路纵贯南北，国道309线、赵克公路、洪古公路、洪乔公路横跨东西，南同蒲铁路电气化改造、大西高铁、中南铁路通道、临汾北环高速、京昆青兰高速连接线等重点工程正在紧张实施中，支线公路四通八达，乡村公路自成体系，地理优越，交通便利。境内矿产资源丰富，蕴藏着大量煤、铁、石膏等30多种矿产资源，其中，煤炭可开采量20亿吨，开发利用的前景

广阔。旅游资源丰富，名胜古迹众多，现有250多处人文名胜及自然景观，闻名华夏的大槐树，全国四大名塔之一的广胜寺琉璃飞虹塔，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明代监狱，都聚集在这里。人文底蕴深厚，文化遗产丰富，26位远古人物有一半之多在洪洞都能找到其活动遗迹，先后涌现出了法祖皋陶、乐圣师旷、名将徐晃、佛学大师贾题韬、党内海瑞王世英、国画大师董寿平、现代作家孟伟哉等诸多名人，“三月三”走亲习俗、大槐树祭祖习俗、洪洞道情、洪洞通背缠拳被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10年，全县完成生产总值122亿元，粮食总产6.4亿斤，财政收入20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922元。

目前，全县共有618个政法专项编制，实有1202名政法干警（其中法院195人，检察院221人，公安局692人，司法局94人）。近年来，在党中央、省、市的正确领导下，全县上下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按照第一要务抓发展、第一责任保稳定的基本要求，紧紧围绕“抓转型、重民生、保稳定、促跨越”的奋斗目标，坚持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协调互动，城乡统筹与民生改善相互促进，县域经济保持了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尤其是在上级政法部门的支持指导下，全县政法各部门紧紧围绕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深入开展“社会

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大力实施基层平安创建活动，强力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取得了人民满意的成效，确保了全县大局的持续平稳，为加快全县的转型跨越、先行发展，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发【2008】19号）精神，根据中督函【2011】10号文件要求，现将我县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有关情况作一简要汇报，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提高执法司法效果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是司法行为依法有序实施的前提条件，是检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尺度，是建设公正高效司法制度的关键环节。

县法院一是坚持完善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制度。制定落实了《洪洞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制度》，审判委员会严格履行审理案件和监督、管理、指导职责，讨论疑难、复杂、重大案件，公开审判事务，自觉接受法律监督。二是完善审判、执行工作机制。制定了审判人员工作规则、案件流程管理制度、执行案件操作规范等十项管理制度，完善合议庭工作规则及审判长、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全面

推行统一立案，认真落实案件流程和审限管理、审限提示、案件督办、执法责任追究等制度，坚持开庭、举证、质证、辩论、认证、宣判、执行各个环节依法及时公开，健全统一管理、统一协调的执行工作机制，创新执行方式，破解执行难题。三是大力推行量刑规范化。坚持把量刑融入法庭审理程序，把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分为定罪与量刑两个阶段，合议庭也进行专门的量刑评议，填写量刑评议表，使量刑过程一目了然；同时，充分保障诉讼参与人参与量刑审理活动的权利。2009年6月以来，累计审结十五类罪名案件200余件，涉及被告人200多人，社会公信力和法院权威明显提升。四是突出抓好立案信访工作。加强立案信访大厅建设，完善涉案信息快速查询，在立案大厅设立了诉前调解室、信访接待室、院长接待室、当事人休息处、报刊阅览处、材料处、引导台、服务窗口及立案流程图示等，坚持院长信访和专职信访接待制度，定期召开信访案件分析会，研究解决信访案件，今年9月被评为全省法院立案信访窗口建设先进集体。五是积极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扩大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明确审判案件范围，进一步扩大司法决策知情权，增强裁判过程透明度。目前县人大常委会已任命人民陪审员32名，并实行案件补助，每人每案件补助50元。

县检察院一是完善侦查机关立案活动监督。重点解决侦察活动和诉讼活动中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问题，今年以来共办理监督立案案件15件18人，决定追诉漏罪1件1人，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43份、《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意见书》77份。二是完善审查逮捕程序。认真落实《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询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明确了应当询问犯罪嫌疑人的情形、询问要求和重点、听取律师意见的方式等内容，有效避免了书面化办案和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认真执行《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2009年10月以来，共对28件35人向上级市院报捕，批捕32人，促进了执法规范化及侦查模式化的转变。三是加强对民事和行政审判的监督。坚持把监督重点由原来的审判结果逐步转移到审判程序上，同时，对取保候审、决定不起诉、刑事抗诉、申诉案件的审查试行公开听证，最大限度的保障了司法公正。同时，对弱势群体的权利遭受侵害而无法主张权利或者生活比较困难的情况，通过支持起诉的方式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今年以来共作出支持起诉决定案件21件21人，向市院提请抗诉5件5人。四是健全对看守所的监督机制。不断加强驻看守所检察室建设，发挥实时监督作用，并对看守所提出检察建议，督办落实限期整改，重点解决监管场所存在的违法违纪问题，今年以来共自行检查和联合检查130多次，提出安全防范检察建议11条，发现和解决隐患5起，防止各类事故2起。

县公安机关一是完善涉案信息快速查询和公共服务行业等相关部门协作执法机制。大力加强公安信息化建设，依托警务综合运用平台，开展网上立案、审批、流转、监督，实现网上办案，提高办案效率。同时，不断深化户籍、出入境、公安行政审批等方面的管理，建立公安行政审批大厅，采取一次性告知，规范办事流程，大幅提高了公共管理服务水平。二是完善司法公正、公开听证、舆论监督制度。建立刑事案件立案社会监督机制，畅通党外民主监督渠道，切实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公开公平确定参与听证的人选，最大限度地公开执法过程，在群众知情的情况下开展执法检查及案件评查活动，及时公开相关信息，形成良好的舆论导向。

县司法行政机关强化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建立健全县、乡、村、组四级网络，大力开展人民调解工作，今年以来共调解民间纠纷565件，保障了社会和谐稳定。

二、落实宽严相济政策，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的必然选择，是体现立法宗旨和实现司法价值的客观要求，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

我们始终坚持全面把握、区别对待、严格依法、注重效果的原则，贯彻落实教育、感化、挽救方针，依法决定不批捕30件36人、不起诉6件7人。一是完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组织学习《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严把证据关和程序关，通过统一认定标准、推动证人出庭、排除非法言词证据、贯彻无罪推定等工作，有效避免了冤假错案的发生。二是落实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落实救助对象范围及标准，稳妥有序地开展救助工作，使一批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亲属有效缓解了生活困境，切实化解了社会矛盾。三是扎实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对“五类”社区服刑人员积极开展思想教育、法制教育和社会公德教育，整合社会力量，参与教育矫正，组织公益劳动，充分发挥社区服刑人员家庭、亲属及其他力量的作用，增强矫正效果；同时，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衔接管理，切实做好帮困扶助工作，因势开展技术技能及就业培训，帮助他们融入社会，防止了重新犯罪。目前，全县已接收社区服刑人员50名，没有发生重新违法犯罪；其他333名“五种罪犯”11月底前完成接收。四是规范刑事案件报道工作。对于影响较大的刑事案件，在新闻报道之前，根据有关规定，严格审查报道内容，适时向社会和公众发布进展情况，避免泄露侦查措施，影响案件侦破。

三、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推进公正廉洁执法 建设高素质的政法队伍，是做好新时期政法工作的组织保证，是提高执法公信力、保障公平正义的力量源泉。

我们一是深化“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和创先争优活动。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形式，大力推行爱民举措，认真开展自查自纠，自觉接受群众评议；规范案件评查工作，加强与纪委、组织、监察、审计部门的沟通协调，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对政法干警醉酒驾车、参与赌博、参与经营娱乐场所、吃拿卡要等进行专项整治，有力推进了政法机关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二是积极完善干警工资和职业保障制度。坚持从优待警，从政策和资金上给予倾斜，协调解决基层政法干警职级待遇。三是重视后备人才培养。鼓励干警参加司法考试和研究生考试，对通过考试的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四是正确解决法官、检察官提前离职问题。对符合条件、自愿提前离岗离职的，逐级审批，严格把关，安排到合适的岗位。同时，加强对提前离岗离职人员的教育管理，对他们的身份活动提出禁止性要求，对他们的从业活动作出限制性规定，并从生活上关心他们，政治上关怀他们，确保其规范行为、坚守纪律。五是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加强对3个律师事务所、25名律师的管理，强化对律师执业活动的监督，扎实推进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公益法律服务，今年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358件，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维护了全县的和谐稳定。

四、完善经费保障体制，全面提升服务水平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对现行经费保障体制的新突破。在中央、省市财政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一是保障政法经费投入。政法专项编制人均2.7万元的经费已经列入财政预算，确保及时足额到位。二是完善政法基础设施建设规范投资保障机制。县检察院1.29万平米的技术侦查大楼已经投入使用；县法院更新了部分办公设施，修缮改建了三个基层法庭，执行局和基层法庭全部配置了工作用车；看守所迁建工程和大槐树派出所、广胜寺派出所新建工程进展顺利；16个基层司法所全部办公用房配齐。

各位领导，近年来，在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方面，我县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中央、省、市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和诸多不足，下一

步，我们将以这次联合督查为新的起点，按照各位领导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大胆探索，务实进取，扎实工作，努力构建具有特色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积极推进政法事业全面科学发展，为建设人民满意的司法环境，做出我们更加积极的贡献！

衷心希望各位领导一如既往地支持洪洞的工作，关心洪洞的发展。

从佘祥林案探讨司法体制改革 篇7

1994年4月28日, 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何场村九组村民佘祥林因涉嫌杀妻被批捕入狱, 同年10月, 原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其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佘祥林不服一审判决, 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高院认为疑点重重, 发回重新审查。后因行政区划变更, 佘祥林一案移送京山县公安局。1998年6月, 经当地市、县两级政法委协调, 京山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 剥夺政治权利5年。同年9月, 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佘祥林上诉, 维持原判。2005年3月, 佘妻张在玉突然回到京山。同年4月, 京山县人民法院经重新开庭审理, 宣判佘祥林无罪。蒙冤入狱11年之久的佘祥林随后领取70余万元国家赔偿。

2 佘祥林案发生的原因及司法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佘祥林案的发生并不完完全全是偶然。正如杜培案、李久明案, 以及后来的赵作海案等冤假错案的存在一样, 佘祥林案的产生有着与之关系密切的直接原因以及宏观的、最深层的根本原因。

(1) 直接原因一:程序不正当。

正义是法的追求。“如果我们认为正义总是表示着某种平等, 那么形式的正义就意味着它要求:法律和制度方面的管理平等地 (即以同样的方式) 适用于那些属于由它们规定的阶层的人们。”虽然形式的正义与程序正义这两个概念并不完全等同, 但是在罗尔斯的《正义论》当中, 程序正义应该包括在形式的正义当中。正义的体现及实现, 不仅仅要求结果上、实质上公平合理, 而且要求过程当中的步骤、方式应该能从外观上让人感受到自己得到公正的对待。涉及到法律领域的程序正义更应得到重视, 日渐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共同的价值取向。程序正当虽然不能推断实质正义, 但是能排除部分重大的实质非正义, 因此程序正当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

我国现正建设法治社会, 虽然学界不乏“重程序”之声, 但毕竟深受“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长期影响, 在实际运作过程当中甚至出现与法律程序背道而驰的现象。就佘祥林案而言, 法律程序出现诸多错误, 如有滥用发回重审之嫌、刑讯逼供、有罪推定等。佘祥林案充分体现了通过不正当程序来片面地追求实体正义, 会导致忽视当事人 (尤其是被告人) 的正当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曾就佘祥林案指出, 要坚持一个原则, 即审判机关必须严守公平与正义的最后防线, 确保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

(2) 直接原因二:司法不独立。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的重要制度条件, 是衡量社会法治进步的关键因素。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当中所言, “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 自由也就不存在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分别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法律未对党政机关、权力机关、军事机关对司法权干预作出明确规定, 而且“下级法院相对于上级法院独立性受限, 尽管规定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是指导监督关系, 而对指导监督的范围、内容未具体界定, 造成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指办、指令、命令, 下级法院向上级请示、汇报的现象成为经常。”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当中, 司法权受到人大、政府、政法委等干预的情况较为严重。佘祥林案就突显了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该案中, 政法委未审先定, 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和独立审判。当地市、县两级政法委对案件进行过度干预, 对错案的产生负有重要责任, 不仅侵害了被告人的正当权利, 而且使政法委的公信力受到一定打击, 由此关于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问题应作出更为明确的、合理的认识。

(3) 根本原因:司法体制存在不足, 亟需深化改革。

程序不正当、司法不独立是佘祥林案产生的直接原因, 但是佘祥林案需要被害人与全社会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 对这一教训的理解不应仅仅停留在“有权者应遵守职业道德”的层面, 因为佘祥林案不是“个案”, 我们应更加深入地认识到, 这是司法体制的缺陷所导致的恶果, 当代中国亟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 司法体制改革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当代中国要建设法治社会, 就应做到两点:一是制定“良法”, 二是使“良法”得到普遍的服从。根据我国具体国情, 立法权由全国及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所掌握, 立法机关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意志, 其制定并认可的法律可认为是“良法”。但是, “‘良法’得到普遍服从”这一点, 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 在当代中国并不能充分体现。在实践中出现的司法不独立、程序不正当、司法腐败等问题皆显露出司法体制的欠缺, 法律难以得到公民的发自内心的普遍服从。因此, 建设法治社会, 必须进行司法体制改革。

第二, 司法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现行司法体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首先, 政府管理国民经济需依靠法律;其次, 市场主体及其活动范围快速扩大, 应当有相关的法律救济途径保护其合法权益。

3 司法体制改革建议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 规范司法行为,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党的十七大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 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当代中国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中, 不断探讨司法体制改革方案, 力求深入改革、达到目标。司法体制改革应该是全方位、多层次、分阶段的过程, 针对佘祥林案中暴露的问题、综合我国司法实践现状, 笔者就司法体制改革提出几个建议:

首先, 针对法律程序不正当的问题。第一, 提高正当程序意识, 构建与现代诉讼制度相适应的以正当程序为核心的现代诉讼理念。第二, 建立司法活动关于正当程序的监督机制。司法机关应加大力度做好内部监督工作;鼓励司法活动参与人在发现程序违法行为时积极、勇敢地以举报等合理、合法的方式监督司法活动依照正当程序进行。第三, 建立健全程序违法惩戒责任制度。追究造成冤假错案的相关人员的责任, 对由于程序违法而造成冤假错案的相关人员采取一定处分, 情节严重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再者, 针对司法不独立的问题。要促进司法机关的领导体制改革, 坚持宪法所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实行双重领导体制, 即受上级人民检察院和同级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人民法院实行同级国家权力机关领导, 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实行监督”, 保证公正合理地行使司法权, 改变当前存在的司法活动受行政机关等干预的状况。特别要明确司法机关与党政机关的关系和职责, 在协调各机关的思想和行动的基础上, “改善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制度上保证司法独立, 保证司法人员职业化、精英化, 促进司法公正, 提高司法效率”。

4 结语

佘祥林案不是偶然, 而且, 这种非偶然对司法公信力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 若任之继续发生, 法治进程将大受阻碍。我国在当今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时代, 应以佘祥林案为契机,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实实在在地改正佘祥林案所体现出来的体制弊端, 严格依法律程序办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坚持司法独立、促进司法机关的领导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1][美]约翰.罗尔斯著, 何怀德、何包钢、廖申白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58.

[2][法]孟德斯鸠著, 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101.

[3]刘来双.见2008年11月1日题为《在考问中推进探索——我国正当法律程序正当应用之考察与反思》论文[EB/OL].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16900/170/2008/11/wy47467011111180023304-0.htm.

[4]见2011年2月16日题为《我国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在攻坚克难中不断深化》的报道[EB/OL].载于《中国网》, 网址:http://www.china.com.cn/policy/zhuanti/11fzgg/2011-02/16/content_21930651.htm。2011-2-18.

司法体制改革的广谱意义 篇8

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原则同意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会议要求司法部门在继续抓好2004年中央确定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事项的基础上，从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出发，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以促进社会和谐为主线，以加强权力监督制约为重点，紧紧抓住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进一步解决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应当说，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当下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势相当复杂，各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各种权利、权力、利益纠缠在一起，社会不同群体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系，就显得尤为必要。这样一个司法体系，可在民众之间发生纠纷时，及时应受害人之请提供有效的救济，化解纠纷，阻止个体间的纠纷演变成社会群体之间的对抗。同时，假如某个政府或其官员侵害民众权利、利益，司法机构应民众之请，及时提供有效救济，自然也可以约束官员滥用权力的冲动。

那么，为化解社会矛盾，至少为使社会矛盾不再激化，就必须迅速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让司法有效地发挥其本来应有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高层所欲推进的乃是司法体制改革，而不是关于某项司法程序的细枝末节的改革。所谓的司法体制，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司法在政府结构中的位置。司法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司法体系能否公正、高效、权威，极大地取决于司法部门与政府的其他部门，主要是政治部门、行政部门、立法部门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不论在哪个国家，司法部门在政府各部门中都属于相对弱势的部门，而在中国，各级政府的政治部门、行政部门控制着本级及下级司法部门，各级人大有时还试图对司法部门进行个案监督。

正是因为司法部门长期处于这种位置，所以，司法部门缺乏必要的权威。按理，司法判决具有“终局性”，但在中国，民众打完官司，照样去到政治、行政部门上访。这样的司法部门是无法有效承担其社会治理功能的。司法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在政府结构中为司法部门确定一个合理的位置，让它享有履行自己职能所需要的足够的权威。

司法体制改革的第二个层面是司法体系结构的合理化。人们通常所说的司法部门、司法体系，是由多个部门的多种权力组成的，包括警察部门在刑事案件中的侦查权，检察机关的公诉权，最后是法院的审判权。这几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极大地影响着整个司法体系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目前中国司法体系的一大问题是，法院缺乏足够权威，检察机关的角色不甚明确，司法权结构存在着一种倒置现象：在刑事案件上，公安机关左右检察院，检察院却又监督法院。这样的结构是反常的。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优化司法权配置。进行这种优化的原则是清晰的：维护法院的地位，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权的监督与控制。

司法体制改革的第三个层面是法院体系与法院运转机制的改革。法院是司法体系的枢纽，因而，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系，最终需要落实到法院的体制与机制改革。目前法院体系的最大问题是高度行政化，及由此导致的高度地方化。在整个政府结构中，法院被当成一个一般行政机构对待：不同层级法院之间的关系也是高度化行政化；法院内部也是按照行政化模式管理。法院体制改革就必须“去行政化”，为此，需要考虑对法院的设置进行改革，比如使法院与行政区划相剥离，法院内部也应当更加强调专业性、平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