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论文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论文（共8篇）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论文 篇1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全面兼顾和实现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充分发挥社会各阶层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要坚持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的方针，切实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工作，尊重他们的劳动创造和创业精神，凝聚他们的聪明才智，引导他们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新的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生力军。在新世纪新阶段，做好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要求，也是当前我们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积极探索和分析研究做好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对于进一步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断巩固和发展新世纪新阶段的爱国统一战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做好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社会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向“两个阶级多阶层”的结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我国社会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即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骋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新的社会阶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既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也是统一战线内部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一战线工作新的增长点和着力点。

1、做好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是统一战线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凝聚新力量的需要。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需要团结和凝聚各方面的力量为之共同奋斗。新的社会阶层作为改革开放的积极实践者和参与者，主要集中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属于改革开放以来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改革开放的支持者，在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中不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认真做好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助于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力量支持。

2、做好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是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需要。新的社会阶层大都是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的，虽然属于体制外的“社会人”，但他们的利益仍然需要我们党来代表和维护。同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仍然是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结构不断变革的情况下，政党能否在巩固原有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同时，赢得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的支持，直接关系到政党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必须切实做好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把他们及其所联系和影响的群众，紧密团结和凝聚在党的周围，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

大党的群众基础，从而进一步提高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使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

3、做好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是引导新的社会阶层做合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需要。新的社会阶层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思想都普遍比较活跃，自我意识强，善于独立思考，强调公平竞争，价值取向多样化。但也有不少人接受过西方教育，容易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政治体制、生活方式等来分析和看待现实问题。有的人功利性强，奉献意识较弱，行业操守差，道德水平不高，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就需要我们切实做好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引导他们爱国、敬业、诚信、守法，努力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4、做好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不断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各种资源，整合社会各种力量，从而进一步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新的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必然会带来社会基本构成呈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同时也使得社会各阶层内部关系更加复杂化。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的统战工作，有利于形成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营理念、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使他们真心实意跟党走，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而共同奋斗。

5、做好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是统一战线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的需要。实现最广泛的大团结、大联合，必须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政党和社会团体。在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内部构成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三者”，发展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四者”。这既是统一战线在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同时也给统一战线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做好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有助于增强统一战线的内在凝聚力，有利于扩大统一战线的外在影响力，它必将推动新世纪新阶段爱国统一战线的不断发展壮大。

二、对新的社会阶层构成现状和发展趋势分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不断深入，在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以及产业结构等多方面，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并由此引起了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中形成一些不同以往的结合方式，产生出了新的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大部分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许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活动领域宽，社会联系广，影响面大，是我们党团结各方面力量的重要着力点。

1、构成现状。党的十六大把新的社会阶层确定为6个阶层：

一是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这类阶层主要指民营科技企业中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他们拥有数量不一的企业股权，掌握企业的核心技术和经营管理的专门知识，在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过程中，是一支十分重要 的力量。据国家科技部的统计，截止2005年底，我国共有14.39万家民营科技企业，长期职工总数约1212万人，直接从事管理技术工作的约200万人。二是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这类阶层主要指在外资企业就职的中方管理技术人员，他们通常年纪轻、学历高，许多人还有过在国外留学、就业的经历，比较熟悉国外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方式，一般在外企的一些部门担任骨干。截止2006年7月底，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550亿美元，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6万多个，从业人员超过2500万人，其中的管理技术人员超过250万人。

三是个体户。这类阶层主要是指以家庭为单位，并拥有一定资金，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他们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早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据国家工商部门的统计，2005年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为2464万户，从业人员5300万人，注册资本5809亿元。个体户构成比较复杂，其主体部分是原来的农民、工人、城市待业者和部分下岗员工，大多从事零售、餐饮、运输、服务等项目的经营。个体户的出现，方便了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缓解了国家的就业压力，满足了城乡人民的某些生活需要。

四是私营企业主。这类阶层主要指企业财产归私人所有、雇工人数比较多的营利性企业主。他们目前正在日益成为经济实力、经营范围与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的一个社会阶层。据国家发改委的统计，2005年底，全国私营企业达430.09万户，从业人员达5800万人，注册资本6.13万亿元。目前私营企业主逐步趋向知识化、年轻化，正在成为经济实力与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的阶层，在发展生产、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五是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这类阶层主要指介于企业、个人之间，并为其服务、沟通、协调以及对其监督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的从业人员大多受过专门训练，专业化程度比较高。中介组织主要有三类：一是行业性中介组织，如行业协会、学会、商会等；二是公证性中介组织，如会计师、评估师、律师等专业事务所，以及证券、仲裁等组织；三是服务性中介组织，如提供就业、广告、公关、房地产等服务的组织。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大多受过专门训练，通过资格认定，是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目前，全国共有12428家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及从业人员约为15.38万人；全国注册会计师事务所5712家，注册会计师约为6.949人；全国资产评估机构3500多家，注册资产评估师和从业人员为8万多人；注册税务师事务所3100家，注册税务师及从业人员约6.7万人。

六是自由职业人员。这类阶层主要是指那些不固定供职于任何经济组织、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或专长，为社会提供某种服务并获取报酬的人员。包括从事文化艺术方面的自由撰稿人、自由音乐人、自由舞蹈人、自由摄影人、自由雕塑人，还有自由导游人、自由经纪人等。自由职业人员的出现，为一部分知识工作者和其他劳动者提供了新的就业形式，适应了劳动力市场发展的需要。关于自由职业人员，国家统计局和其他部门均没有做过统计，据《经济日报》报道，全国目前约有1000万人从事自由职业，其他媒体还有不同的数据。

2、发展趋势。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是我国经济发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据《瞭望》杂志最新报道，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以及从业人员人数目前已超过1.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同时，新的社会阶层通过自主创业，广泛吸纳社会劳动力，不仅拓宽了就业渠道，而且有效地缓解了中国面临的人口与就业的巨大压力。中共中央统战部一份报告显示，近10年来，个体、私营企业平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近600万个，约占同期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3/4。在中国7亿多就业者中，非公有制经济吸纳的就业量(含农业劳动力)就占到90%以上；如果不含农业劳动力，吸纳的就业量为1.9亿人，占全社会就业总量的26%。为此，新的社会阶层无论从人数上还使从实力上看，他们都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认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提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新兴力量，是一支正在崛起的，可以大有作为的生力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是向前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作为建设者的作用就会越来越突出地显示出来。我们要对这些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三、做好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方式方法

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是统一战线新的重要成员。做好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不能照搬照套以往做其他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模式，而应注重在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方法下功夫，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抓载体，努力拓宽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渠道。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是个新领域，过去仅仅依靠统战部门、统战团体，通过行政手段、隶属关系做工作的方式方法和原有的一些工作载体，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工作需要，必须开启新的渠道，探索新的途经，创建新的载体。一是要以社团为依托，延长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手臂。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新的社会阶层都有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大多都参加了相关的社团，通过社团组织开展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不仅延长了统战工作的手臂，而且能够产生“联系一个人，带动一大片”的效应。为此，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发挥统战性社团的重要助手作用。工商联、侨联、海外联谊会等统战性社团，是我们联系新的社会阶层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尤其是工商联作为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在团结、帮助、引导、教育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新的社会阶层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要积极支持和引导统战性社团加强自身建设，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召开座谈会、情况通报会、联谊会等形式，认真听取社团的意见和建议，及时传达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并指导和支持他们开展新阶层的统战工作。另一方面，我们要适时成立以新阶层为主的社会性社团组织。社会性社团作为凝聚各界群众的自治性、民间性组织，涉及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其中行业协会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我们要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成立诸如归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归国留学人员创业商会及各种有关同业商会等组织，并以此为载体，加强对社团日常工作的指导，并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使之成为开展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重要渠道。二是要以社区为纽带，拓展新阶层统战工作的覆盖面。新的社会阶层虽然分布很广泛，但大都居住在社区，特别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管理重心下移，社区的社会职能不断强化，新的社会阶层中处于相同或相近层次的人群集中居住在一个小区或社区的情况越来越多，同时，一些

非公有制企业、社会团体和民办机构也都在街道和社区纷纷落户。社区不仅是城市社会化管理的产物，而且已成为开展新的社会阶层的重要平台和纽带。为此，我们要加强对社区新的社会阶层工作的指导和推进力度，成立社区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社区统战工作网络，特别是要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覆盖全社区的统战工作网络，并密切与包括新的社会阶层在内的广大统战对象的联系，最大范围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不断拓展新阶层统战工作的覆盖面。三是要以网络为媒介，构建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平台。网络媒体是现代生活的重要信息来源，也是为新的社会阶层提供政策、法规咨询服务和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运用现代传媒、信息渠道做统战工作，是适应统战工作社会化的需要。从新的社会阶层自身看，新的社会阶层大多是中青年人士，文化层次较高，工作节奏紧凑，对个人生活空间自由的追求日益强烈。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网络媒体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力，充分利用其及时、直接、便捷、丰富的特点来开展工作，使之成为联系沟通、联谊交友、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平台。

2、抓重点，努力建立一支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队伍。统一战线作为党的工作的一个方面，主要是做社会各方面代表人士的工作。着力培养一支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队伍，是开展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内在要求，也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

务。要切实采取措施，铺设台阶，搭建平台，畅通培养渠道，努力建立一支拥护党的领导、有较高威望和较大影响力的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队伍，充分发挥他们的“领跑马”作用，带动新的社会阶层健康成长。一是要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政治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是在一定区域、一定行业中水平高、社会影响大、政治素质好的业内领军人物，他们具有较强的凝聚效应和示范效应，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是同行业的表率，在党和政府与新的社会阶层联系中既是桥梁又是纽带。我们必须密切与他们的联系和交流，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加强对他们的政治引导和团结教育工作，帮助他们树立社会主义义利观，形成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营理念、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爱国、敬业、诚信、守法，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二是要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培养。新的社会阶层发展时间不长，代表人士主要还是靠自身的实力自然形成，带有很强的自发性。培养与我们党亲密合作的新一代代表人士，直接关系到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开展和效果。因此，我们必须有计划、有系统地对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进行物色和培养，牢牢掌握工作的主动权，特别是要将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党外代表人士的培养选拔工作纳入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并建立新阶层人才库，明确培养标准，并着重从政治素质、思想水平、理论素养、群众基础等方面进行考察和衡量。同时，要积极创造条件，有计划地办好各种培训班，对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进行系统的理论和实践教育，积极引导他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全面提高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综合素质。三是要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党外代表人士的安排使用既是代表人士培养、选拔的目的，又是发挥代表人士作用的关键所在。对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是增强党对新的社会阶层凝聚力的重要举措。我们要有重点地加强同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联系和沟通，有意识地选择一些政治素质好、专业造诣深、社会影响大的代表人士在各级人大、政协给予适当安排，通过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反映其所代表阶层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要按照全国培养选拔干部工作会议的精神，对确有专业才干而又符合任职条件的，积极推荐他们到相关政府和司法部门任职，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

3、抓机制，努力提高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实效性。新的社会阶层是新世纪新阶段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和增长点，涉及许多领域和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各种各样，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是做好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重要保证。从新的社会阶层的特点和做好统战工作的要求来看，我们必须抓紧建立和完善以下几种工作机制。一是工作协调机制。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事业，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

全党全社会的重视和广泛参与及支持。因此，我们要运用“大统战”思路，协调各方面关系，建立一套多方联动、运行高效的工作协调机制，尽快形成开展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合力。具体可以建立由统战部牵头，组织、宣传、人事、民政、工商、科技、卫生、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和团体共同参与的工作协调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座谈会、信息交流会，及时了解和掌握新的社会阶层的全面情况和发展动态，就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共同交流探讨，制定相关政策，协商解决问题。二是意见表达机制。新的社会阶层具有参与政治的要求，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必须提供反映意见和表达心声的渠道。为此，我们要以各级人大、政协组织为依托，建立健全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意见表达机制。通过人大、政协召开党外人士参加的协调会、情况通报会以及考察调研等活动，充分发挥他们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方面的作用。三是思想政治工作机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各种具体利益矛盾在社会各阶层、群体和社团组织中必然会有不同的反映和表现；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西化”、“分化”不断加剧，这将对新的社会阶层产生重大的影响。以社团、社区党组织为依托，建立健全新的社会阶层思想政治工作机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通过做好新的社会阶层成员的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以帮助他们不断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坚定共产党领导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四是教育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论文 篇2

关键词:新的社会阶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元素；统一战线

一、改革开放孕育和催生了新的社会阶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此过程中,我国原有的“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的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十二大明确提出,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十三大指出,私营经济也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十四大指出“: 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十五大指出“,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 年,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十六大指出“, 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和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不断调整,为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使新的社会阶层得到全面快速发展。

中共中央2006 年11 月颁发的《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对新的社会阶层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意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他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促进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的社会阶层主要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六大群体。在很大程度上说，我国的新社会阶层基本都脱胎于原有的“基本社会力量”即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虽然两者之间仍保持有互为渗透、密不可分的血缘联系，但是，新的社会阶层成员与原有的基本社会力量存在着若干甚至重大差别，新的社会阶层生长于改革开放的时代，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产物，呈现出新的特征,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二、新的社会阶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党必将面对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但其中最迫切的任务是协调好各阶层利益关系，竭力避免个别的局部利益冲突转化为整体的社会冲突。而新的社会阶层是人民群众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们中的广大人员，在不同行业、以不同方式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贡献，他们的贡献主要在于：

（一）新的社会阶层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和贡献者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鼓励下，新的社会阶层勇于开拓创新，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创立了民营科技企业、私营企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等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形式，走出了一条创业之路，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为国家增加了税收、缓解了就业，促进了社会的稳定。新的社会阶层所拥有的资产与生产的财富，已成为社会总资本和国民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个体私营工业已占全国工业增加值和销售收入的40%左右；占全国商品销售总额和零售总额的60%以上。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包括外资经济）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60%。

新的社会阶层又是纳税人的一个重要群体，是国家和地方税收的来源之一。2000 年以来，民营经济特别是私营企业税收明显快于全国税收增长速度。从税收总量看，目前民营经济税收比重已经超过国有经济。在不少地方，民营经济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60%，成为地方的主体财源。”

新的社会阶层通过自己创立的行业和开办的企业，不但成功解决了自身的就业问题，而且还吸收了我国社会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分流了公有制部门的一部分富余人员。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从而有效地缓解了我国所面临的人口与就业的巨大压力，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 年2月13 日报道，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分析说，我国目前新社会阶层大约有5000 万人，加上相关从业人员，总人数约1.5 亿人。他们掌握或管理着10 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并直接或间接贡献着全国近1／3 的税收，每年吸纳着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他们涉及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他们不但与国内各阶层、各方面有密切接触，而且与国外组织和个人有广泛联系。

（二）新的社会阶层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

新的社会阶层作为人民群众的一部分，他们善于创造，勇于实践，政治参与热情很高，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他们普遍渴望社会制度与法制建设进一步完善，他们期望通过渐进的民主政治改革与制度建设来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新的社会阶层依法享有社会主义制度下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在党的领导下，他们通过参与选举、组织社团等各种形式和途径参与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管理国家事务。有数据显示：新的社会阶层代表委员在两会上也不断产生与增加,与十届相比,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来自新的社会阶层的委员比例大大增加,广泛分布在工商联界、经济、科技、青联、侨联、福利与保障等各个界别。在我国政治文明的建设中，他们表达自己的愿望，反映自己的要求，创建自己的渠道，增添自己的色彩，做出自己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进程，成为我国政坛上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

（三）新的社会阶层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

随着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与发展壮大，给社会带来了多元化的文化价值观念、崭新的工作理念和生活方式，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十六大报告指出：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新的社会阶层中有许多人士从事科技文化事业。在科技发展上，新社会阶层的群体中拥有一批“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有市场观念的技术人员”“有先进经营理念的管理者”“有雄厚资本的投资者”。他们运用自己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直接参与或服务于经济生产过程，通过他们的诚实劳动和合

法经营促进或带动了我国一批新兴产业和新兴行业的发展，他们是我们国家重要的人力资源，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开拓者。在文化发展上，他们通过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形式弘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抵制不良行为等等。新的社会阶层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展对外科技文化交流，展示中国科技文化的成就，汲取世界文化和科技精华，为我国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大部分人，属于改革开放以来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他们致富思源，他们中的不少人，自己富了不忘国家，不忘社会，积极参加“希望工程”、“光彩工程”等社会公益事业，以各种方式回报社会，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由此可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新的社会阶层无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中，都是一支日益壮大、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

三、努力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明确党对新的社会阶层的统战工作方针和方法，增强新的社会阶层的凝聚力。

新的社会阶层既是一个开放的、有活力的阶层，也是一个动态的、分散的阶层，带有明显的“社会人”和“自由人”色彩。做好新的社会阶层的统战工作首先要将他们重新联系起来，改变该群体作为“社会人”的分散、无序的状态，重新纳入集中、有序、可控的组织框架。党应坚持“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的统战工作方针和“以社团为纽带、以社区为依托、以网络为媒介、以活动为抓手”的工作方法。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引导不领导，协助不代替，支持不包办”[1]内涵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规范、自我提高的全新组织，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更广泛地团结和凝聚在党和政府周围。

第二，加强党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教育引导，发挥新的社会阶层积极作用。

新的社会阶层来源比较庞杂，人员素质亦参差不齐，因而他们在思想观念、法律意识、道德水准、价值取向、利益要求、政治愿望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较大的个体差异，而且部分人还存在严重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政治信仰缺失等问题。对新的社会阶层应积极教育引导他们按照“建设者”的政治定位、经济定位和社会定位要求自己,把所经营的企业发展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把个人富裕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结合起来,把遵循市场法则与发扬社会主义道德诚信结合起来,带动这个群体爱国、敬业、守法,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2]

参考文献：

[1]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第十五期统战干部理论进修班课题组.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思考[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 2）.

[2]姚海霞,李桂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途径与方法[J].高等农业教育,2008（, 4）.

致全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倡议书 篇3

（2013年1月21日市新联会成立大会通过）

在全市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实施六个加快战略，着力强化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发展，齐心协力推进四好示范区建设的背景下，**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简称市新联会）正式宣告成立了！作为市新联会首届理事，倍感光荣和激动，理应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肩负起自己的使命。值此，我们诚挚地向全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发出如下倡议：

坚定信念，爱国报国。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努力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切实树立爱国、报国情怀，以投身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最大光荣，把自身事业发展与国家、**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增长才干，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中体现自身价值，争做合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创业创新，锐意进取。当前我市受国际、国内经济运行环境的影响，加快经济转型发展面临较大压力。对此，我们既要坚定发展信心，抓住有利机遇，知难而进；又要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坚持稳中求进，开拓创新，通过创业求发展，通过创新求突破，不断把企业、事业做好、做强、做优，为促进**经济繁荣、增强综合竞争力做出更大的贡献。

义利兼顾，回报社会。把个人富裕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结合起来，心系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热心公益，奉献爱心，争做先富帮后富的楷模。努力挖掘潜力，积极创造就业岗位，扩大和安排社会就业，在保就业方面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坚持以人为本，关爱员工，尊重劳动，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努力构建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诚信守法，弘扬美德。诚信是市场经济有序运作的道德基石，守法是市场经济对企业、个人的基本要求。把信誉作为无形资产，建设企业、单位先进文化，规范自身行为，靠信用赢得机会、提高竞争力。牢固树立法治观念，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遵循市场规则和行业规范。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和道德规范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论文 篇4

2018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总结

一是摸清底子，健立机制，形成合力。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作为推动和深化全市统战工作的新抓手，为了摸清全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底数，市委统战部牵头，各级各部门共同参与，对全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进行了两轮次的调研摸底工作，建立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数据库，研究制定了《临沧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施方案》,以市委文件下发各县区及市直各单位。建立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制度，明确了17个联席会成员单位的职责任务，联席会每年召开不少于2次，形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合力。

二是强化培训，增强本领，坚定信念。通过召开座谈会、举办培训班、个别走访、发放资料等形式，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的宣传教育，帮助其了解国情省情县情、掌握国家经济发展形势、国家鼓励发展产业方向等，进一步提高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整体素质，教育引导他们增强本领，坚定理想信念，做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今年以来共召开座谈会两次，举办培训培训班一期，共有100余人参加了省市举办的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培训班学习，统战干部走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已成常态化。

三是注重协作，加强联络，主动服务。充分依托工信、民政、工商、司法等相关单位，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社团组织和行业协会的作用和优势，联系和团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立服务网络，建立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微信群，向他们宣传党的统战方针政策。统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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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通过座谈会、调研、走访等多种形式，为代表人士排忧解难，多办实事，保障其合法权益，尽力帮助解决职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等。引导全社会对新阶层人士的政治认同，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保护他们参与经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劳动、工作和经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是加强培养，重视安排，政治参与。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中，我市注重将那些政治素质好、具有一定影响力、有发展潜力的新阶层代表人士作为重点联系对象，在市县人大、政协和工商联、知联会、青联等作了政治安排，其中安排市、县政协委员32人，安排市、县人大代表18人。通过政治安排，积极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参与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组织他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为他们提供社会活动平台，满足其合理的政治诉求和愿望，提高并发挥其在社会政治生活和专门行业领域中参政议政的能力。

五是营造氛围，强化引导，发挥作用。通过现代传媒、信息手段，了解新的社会阶层思想动向，宣传党的统战方针政策，营造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社会舆论氛围。大力宣传党对新的社会阶层的方针、政策，展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先进典型，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树立其良好的社会形象，为临沧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致富思源、富而思进，自觉履行义利兼顾、扶贫济困的社会责任，积极投身 光彩事业、同心圆梦 活动等社会公益事业，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论文 篇5

【论文摘要】：新的社会阶层是 中国 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为发展社会经济和社会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的发展阶段，要努力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的作用。

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呈现快速增加的态势。“新的社会阶层”这一表述，最早见于江泽民同志在建党八十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 企业 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社会阶层”，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涉及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为发展社会经济和社会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的一些优秀分子也因此赢得社会的尊重，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他们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推动了经济发展，增加了国家税收

新的社会阶层运用自己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直接参与或服务于生产过程，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也为国家增加了税收。据2006年7月中旬的相关报道，我国新的社会阶层及从业人员人数已超过1.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2.扩大了就业门路，缓解了就业压力

新的社会阶层或者自主择业，或者以自己创办企业招工的方式，吸纳了很大一部分待业人员和公有制部门的富余人员，从而扩大了就业门路，缓解了就业压力。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份报告显示,近10年来,个体、私营企业平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近600万个,约占同期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3/4。在我国7亿多就业者中,非公有制经济吸纳的就业量(含农业劳动力)就占到90%以上。如果不含农业劳动力,吸纳的就业量为1.9亿人,占全社会就业总量的26%。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个体私营经济就业人数达1.2亿人，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5.4%。其中申办个体工商户83.8万人，投资兴办私营企业4.5万人。个体私营经济就业人数稳步增长，有效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

3.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贡献

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不少人，自己富了不忘国家，不忘社会，积极参加“希望工程”、“光彩事业”等社会公益活动，以各种方式回报社会。以扶贫开发为主要内容的光彩事业为例：目前已实施项目1.54万个，到位资金1247亿元，培训人员373万人。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论文 篇6

各位领导、各位理事、同志们：

大家上午好！

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正式成立（简称新联会），这是开创我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新局面的重要举措，更是全区新社会阶层人士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此，我代表区委对新联会的成立和当选的会长、副会长和各位理事表示热烈的祝贺！烈的欢迎！

向莅临大会指导的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表示热向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我区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市委统战部、以及各有关部门和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区委十分关心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成长与进步，高度重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在区委十届六次全会上明确提出要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区委书记也多次强调，要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用，加强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联系。区委统战部积极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在市委统战部的精心指导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规范有序的筹备工作。成立新联会，是我区统战工作的全新实践，为广泛联系和团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开辟了一条新的渠道，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创建了一个重要载体，成为区委和政府联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桥梁和纽带。一会儿，市委统战部部长作重要讲话，希望大家认真学习体会，切实抓好贯彻落实。下面，我就做好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工作，谈三点希望和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牢新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新要求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着力点，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是中央对统战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要认真落实“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的方针，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把牢政治方向，坚决守住政治底线。

一要强化思想引领。充分发挥新联会作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学习教育平台的作用，组织引导我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市委和区委的重大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进一步筑牢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二要找准自身定位。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适应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面临的新特点新任务新要求，加强对新阶层人士统一战线工作的研究和谋划，准确把握自身工作目标和社会定位，明确重点任务，完善思路举措和方式方法，切实做好凝聚人心和力量的工作，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充分地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实现党的历史使命中的重要作用。

三要加强沟通联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普遍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较强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管理经验。新联会要切实把加强党和政府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联系沟通作为重要工作，坚持以人为本，以热情的服务、灵活的方式和丰富的活动，把新联会建设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之家”，充分激发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广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捍卫者、社会创新创业发展的引领者、奉献社会履行社会责任的示范者。

二、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主动为地区发展贡献力量 作为肩负重要统战职能的社会团体，新联会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引导和帮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最大范围争取人心、汇聚力量，凝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

一要促进参政议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行业分布广、文化层次高，可谓人才荟萃、智力密集。新联会要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行业优势、资源优势，定期开展交流研讨活动，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搭建建言献策平台，使其充分参与我区的政治生活，积极为区委、政府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为区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施策提供有价值的重要参考，做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智囊团”“践行者”和“助推器”。

二要服务发展大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大量分布于新业态之中，是最具创新创业活力的群体。新联会要充分调动发挥广大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紧紧围绕我区“三区目标”，推进“三大组团”建设，实现“三大突破”，特别是紧扣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引领区的建设，按照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现代服务业、培育新产业新动能新增长极上积极作为，不断发展壮大一批创业创新的领军企业、社会组织，培养一批高素质人才，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三要履行社会责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促进民生改善、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新联会要团结带领广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自觉履行义利兼顾、扶贫济困的社会责任，在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同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贡献更多税收，特别是充分利用新媒体聚集的资源优势，切实发挥新媒体对于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的示范引领作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书写好故事、传播正能量，自觉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和守护者。

三、凝聚工作合力，努力推动新联会健康发展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是新时期统战工作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坚持党管统战原则，着力健全工作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强化队伍建设，凝聚起强大合力，切实把新联会工作推向深入，健康发展。

一要创新工作机制。要准确把握，系统分析新的社会阶

层的新情况、新特点、新要求，以创新精神探索新机制、创造新方法、搭建新载体，建立健全内部民主协商会、征求意见会、座谈会等工作机制，定期开展工作、探讨问题，有地放矢的做好联谊会各方面工作。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要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作为重点任务，健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工作合力。积极搭建好组织平台、建言献策平台和社会服务平台，切实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起来发挥作用。

二要加强协调配合。区委统战部作为新联会的主管部门，要积极发挥牵头协调作用，支持新联会按照章程要求独立自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新联会开展工作提供基础保障。各部门、单位要热情关心新联会的工作，积极支持新联会发展，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营造干事创业、创先争优的良好环境。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等群团组织要通过创新组织方式、运行方式、活动方式，增强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三要加强队伍建设。要按照具有较高政治责任、较大社会贡献、较强参政议政能力和在所联系阶层中有较大影响的标准，有计划地对我区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进行培养，建立一支政治坚定、素质优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高素质代表队伍，为统一战线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持。统战部门要及时了解和掌握大家的思想动态，积极向区委、政府反映大家的意见建议，并努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各位理事、同志们，新联会的工作任重道远，大有可为。希望新联会在服务发展中大显身手，在社会建设中建功立业，为我区的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稳步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农村社会阶层调查问卷. 篇7

尊敬的村民朋友： 您好！我们是嘉兴学院的学生，想和您一起探讨农村社会阶级的有关问题，请您在最合适的选项序号前打“√”，占用您的宝贵时间，我们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1、您现在的户口是农村户口还是非农户口？

A、农村户口 B、非农户口

2、你们家有几个农业户口？（）几个非农户口？（）

B、A、1个B、2个 C、3个 D、三个以上

3、您的学历是

A、小学及以下 B、初中 C、高中、中专 D、大专以上

4、您目前是否从事农业？

A、从事农业 B、不从事农业

5、您有外出经营的经历吗？

A、有 B、没有

6、您知道旧中国的公共土地，大部分掌握在谁的手中吗？那现在呢?()

A、地主B、富农C、政府 D、贫农

7、（1）您家里还有田地吗？()

A、有B、没有

(2)如果您家里有田地，是做什么用呢？()

A、建房 B、种植 C、出租 D、变卖

8、您觉得自己现在处在哪个社会阶层？

A、上层 B、中上层 C、中层 D、中下层 E、下层

9、您觉得政府有必要增加农业补贴吗？

A、很有必要 B、没必要

10、您对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满意吗？

A、很满意 B、一般 C、无所谓 D、不满意

11、您觉得村里的社会保障完善吗？

A、很完善 B、一般 C、不完善 D、不清楚

12、村里有为村民组织过一些公共课堂或是专业技能的培训吗？

A、一次都没有 B、偶尔有 C、经常有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各阶层分析 篇8

——探寻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的阶层基础

杨华

【摘要】当前农村社会被分化成精英阶层、富人阶层、中上阶层、中农阶层、中下阶层、贫弱阶层和灰色势力等7个不同的阶层，它们有着各异的构成、职业分割、利益取向、关系重心、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对农村政治社会的影响差异也很大。说明农民不再是铁板一块，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也不再是所有均分土地、居住在农村的“农民”。通过对不同阶层的秉性、功能和利益关系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农阶层是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是坚强的依靠力量；中下阶层是中农阶层的盟友，是可以团结的对象；贫弱阶层是救济、扶助的对象；切忌将中上阶层对土地私有化的想象变为土地制度变革的方向；应该警惕富人阶层渗透进党和国家政权内部，慎言“富人治村”；谨防政治精英与富人阶层、灰色势力同流合污，结成利益联盟；要求严厉打击灰色势力对农民的侵害和对政权合法性的侵蚀。并主张，在农村社会高度分化的今天，只有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以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巩固党和国家政权。

【关键词】农村；社会阶层；中农阶层；社会资源；政权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之一是农民由原来清一色的从事农业劳动、收入水平相对平均的群体，分化成为经营多种职业、收入差距不断加剧的不同阶层。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是指固守在土地上的农民大量转移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从而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成为其他身份主体的过程。[①]这个过程从分田到户之后就开始出现，但前十年分化并不明显，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各阶层才开始明朗化、清晰化，也就从这一时期起，学术界对农民分化问题的大量研究成果也次第出现。

一般认为，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不是社会封闭机制限制社会流动的结果，而是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迁带来的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促成了我国农民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相对均等化向阶层分化的转变。具体而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前期，它促成了农民在农业部门内的最初分化，之后出台的鼓励农民向非农产业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系列政策，使农民的职业分化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而城乡户籍制度的松动，则使农民的身份转变有了可能，另外，对外经济开放加速了我国农民分化的历史进程。[②]近来又有研究表明，土地流转对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与重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③] 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使农村社会的利益主体和利益来源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矛盾明显化，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利益新格局和社会矛盾新体系，从而给社会利益协调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提出了新的课题，特别是非农化过程中出现的阶层间的利益矛盾，如若处理不当，就有可能演变为社会冲突，危及社会和谐发展。[④]因此，之所以要研究农村社会分层，就是要通过客观描述农村现实生活中农民之间因拥有各种资源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差别，揭示资源配置、地位获得的社会机制，分析农民之间差异的社会影响、社会意义以及社会对这种差别应有的价值判断，并为应对这种差别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而制定适当的社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⑤] 如此一来，为了更好地研究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明确研究的问题意识，面对一个分化的农村社会在逻辑上就应该追问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分化后的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实际状况、特性是什么，它们有什么样的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各阶层相互之间关系的性质如何，以及它们作为分化主体的实践对农村社会将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社会效应？

第二，为什么当前农村社会出现阶层的高度分化，农村人财物不断地大量流入城市，而农村却并未出现人们所预想的社会动荡与道德混乱。除了基层党和政府有所作为外，农村内部是否有分化出来的接应力量，有稳定的中坚力量存在？ 第三，如果说在农村改革之初、农村社会分化较小的情况下，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础是均分土地、普遍受惠的所有农民的话，那么在农村社会阶层高度分化、利益高度不一致、人员高度流动的今天，农村中的哪个（些）阶层会是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础和坚定的支持力量？

第四，按照一般逻辑，一个社会既然有分化的机制，就必然会有其整合的机制，在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其阶级、阶层高度分化的情况下，中间阶层（中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它的“中间价值”——预留社会政策调整空间，以缓解上、下两层的矛盾冲突，起到了社会整合的效用。[⑥]那么，在我国农村，有没有一个主导的阶层会作为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之后的整合力量而存在？

然而通观既有研究，它们较少涉及上述根本问题，于是不可避免的会有如下缺陷，一是对农村社会各阶层间的关系及其对农村政治社会的影响泛泛而论，多未论及到实质；二是，将农村社会各阶层当作均质主体来论述，平均着墨，不愿意看到农村社会分化后的主导阶层及其主导作用；三是，问题意识多来源于西方社会阶层理论，而没有从我国农村的实际问题出发，更没有站在党和国家政权基础的高度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四是，意识不到阶层（阶级）分化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源于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而我国农村社会的分化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因为自然村落社区内的农民不仅生活在一个“人地”持续紧张的关系中，也不仅生活在一个阶级剥削的关系中，还生活在一个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中，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冷冰冰的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关系，还是血缘亲情、人情面子的文化网络，[⑦]等等。因此，既有研究虽然在农村社会分层上下了很大功夫，也做出了很多成就，但总体研究水平并不尽人意，且有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简化切割中国经验的嫌疑，中国本身的问题意识不明确，研究成果难能服务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本土社科理论的建构。

鉴于此，本文抛砖引玉，从上述问题意识出发来探讨我国农村社会阶层分化问题，寻找农村社会的主导阶层，探索农村阶层分化后党和国家政权的基础和基本支持力量。本文将从社会资源、尤其是土地占有与耕种的角度将农村社会划分为精英阶层、富人阶层、中上阶层、中农阶层（中等阶层）、中下阶层、贫弱阶层、灰色势力等7个阶层，并在分析各阶层特性、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论证“中农阶层”作为当前农村社会的主导阶层，在分化的各阶层中发挥着润滑和整合的功能，是农村政治社会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稳定器，同时也是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础。

二、农村社会分层的标准：以土地耕种为线索的考察

西方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迄今为止建构了三大理论传统，即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与布迪厄的消费分层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划分为阶级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的，而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地位差别，构成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事实，对这种事实的把握和认识是社会学认识和理解社会结构及其运动规模的重要路径之一。[⑧]韦伯及其尊崇者的多元分层理论将财富、权力和声望作为三位一体的标准将人们分成不同的层级，在研究中则主要以“职业”为操作手段。布迪厄在上述二者对立的基础上另辟蹊径，认为将人们划归为不同的阶层不在于其占有财富的多寡，更重要的是他们消费了什么，消费了哪个阶层的物品。[⑨] 具体到我国农村社会阶层分析，抽取职业为标准的多元分析理论运用得较为广泛。影响较大的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陆学艺、张厚义依照职业、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分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等8个阶层，这一划分由于比较切合当时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得到了多数的认可。[⑩]进入九十年代，陆学艺又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变化修正和调整了对农村社会阶层的划分，将农村划分为10个阶层：农村干部、集体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智力型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农业劳动者、雇工、外聘工人、无职业者等。[11]另有，林后春依照农民从事不同职业及其特点将农民划分为17个阶层，分别是单纯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兼业为辅的Ⅰ兼业农阶层、以兼业为主的Ⅱ兼业农阶层、不稳定兼业农阶层、农村工人阶层、城市农民工阶层、农民企业家阶层、农村文化阶层、农村技术阶层、农村乡务管理者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包括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宗教职业者阶层、游民阶层、反社会阶层、准社会阶层等。[12] 相对于多元理论分析路径，以阶级理论分析农村社会阶层的研究较少，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的缘故。陆益龙依然主张，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构成，阶级阶层分析法为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提供了一种极为实用的工具，即便当今时代阶级斗争不显得那么重要，但对阶级阶层结构的把握依然是认识社会现实的重要切入点。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法，研究认为新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在60年的变迁过程中，阶级阶层结构经历了从制度变迁型的平等化结构到政治运动型的平均主义化结构，再到市场转型的多云分化结构的转变，并发现改革开放后尽管农村内部的阶层分化加大，但并不存在矛盾的、对立的阶级阶层关系。[13] 随着农村消费结构的变迁与分化，不少研究也开始从农民的消费结构切入对农村社会分层的研究。例如，陈文超研究发现，农村社会中不仅存在消费分层，还存在着一种消费分层机制，即农民的主动消费与被动消费，从而相应产生了在消费社会中处于主动与被动地位的消费阶层现象，他为此将当代中国农民划分为炫耀型消费阶层、攀比型消费阶层、实用型消费阶层、生存性消费阶层、贫困型消费阶层等五大阶层。[14] 对上述几大大传统研究径路并非没有批评者。毛丹、任强就曾指出，一方面整个多元分层理论本身就存在理论上的张力，另一方面认为农村还不具备进行职业分层的条件，因为在市场经济、较高的社会流动率和社会流动的自由、社会的工业化程度较高这几个方面农村都是不成熟的。而这些都是职业分层标准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同时，以职业作为分层标准忽视了马克思分层理论中的社会分层的积累性的问题。所以他们主张从社会资源的角度研究我国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更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与包容性。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和象征性资源，它对于农村分层研究而言应该更具有解释力。[15]而从消费角度切入分层的最大困境在于，广大的中西部农村的消费分化现象并未凸显出来，并且强有力的村庄规范抑制了人们的消费膨胀和炫耀性竞争，因而各阶层的消费冲动都被限制在一个中等的水平线上，无法彰显分化效应。[16] 本文拟采用社会资源的视角研究农村社会分层。按照毛丹等人的定义，经济资源是指获得经济报酬的能力，象征性资源包括所有潜在的和现有的能够对自己或别人的生存、发展机会产生影响的资源，比如知识、权力、社会关系、身份地位等。经济资源与象征性资源可以相互转换。[17]但是，毛丹等人在阐述社会资源时，并没有把农村最重要资源的“土地”纳入分析的视野，也就是说在研究农村社会分层过程中忽略了土地的影响因素。而事实上，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之后，土地的占有与耕种，无论在质还是量上，都对农民的经济资源与象征性资源产生着重要影响。土地的占有与耕种应该作为农村社会分层的一个基础性标准，具体来讲有以下几点理由：

其一，土地占有与耕种的多少与收入多少成正比。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段时期，由于分田到户调动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加上集体时代兴修的水利设施发挥作用以及化肥、农药、良种的普遍使用，农民在这段时期是增产又增收；但从80年代末开始，由于农民负担日益加重，许多地区的农民不堪重负，种地不划算，于是出现大量土地抛荒现象，村社内土地自发流转也在这一时期开始；2004年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但不再向农民收取任何税费，反而还向农民发放各种补贴和实施各项支持力度越来越大的惠农政策，种田逐渐变得有利可图，并且如果耕种一定规模的土地，家庭纯收入还十分可观。

据我们在湖北江汉平原、安徽芜湖农村等地调研情况来看，一个家庭耕种8—40亩土地，无需兼业或外出经商务工，年纯收入可大1.2—2万元，如果耕种40—100亩土地，年纯收入可达3—4万元，而耕种超过100亩土地，则很容易亏本。在农村，一笔拥有2万元左右的年收入，可列入中等略偏上水平，家庭生活就会过得悠闲、惬意而没有生存的压力和竞争的压力。[18]因此，如果农民占有与耕种8—100亩土地，其收入就会随着土地耕种的增加而增加。

其二，土地占有与耕种的多少与村社内部关系质量成正比。农民在村社内部的关系网络的质量是其社会资源（象征性资源）的重要衡量标志——一般情况下，关系越广、质量越高，说明他在村社内的地位越高，可支配、利用和调动的资源越丰富，他在农村社会的层级中位置就高，反之则低。

当前农村的普遍特点是，农民的职业分殊严重、流动性越来越大，这就造成两大普遍现象，一是村社内部自发土地流转频繁，二是流动、外出的农民在村时间越来越短，即农民之间在村时间的不一致性。结果是，大量土地流转至一部分农民手中，这部分农民耕种8—100亩不等的土地（且多为20亩左右），而无需再外出务工经商而能收入可观，因而在村的时间比其他农民要多。

按照农村内部的逻辑，之所以村社土地会自发流转到这一部分人手中，而不是其他人手中，是因为这部分人一是在村里家族、亲戚、朋友多，后者按照“差序”原则将土地流转给他们，二是这部分人在村里本来就人缘广、好为人、道德高尚，外出的人放心将土地流转给他们，而不担心会有不良后果。从调查的情况来看，耕种土地越多的农民，这两个方面都比较突出。

另外，耕种土地越多，留在村里而不外出兼业、务工或经商的时间就越多，他们充分利用这部分时间与其他农民交往，关心、扶助因人口流动带来的留守老人、妇女和小孩，因而这部分农民较外出人员与村社其他家庭的关系要深刻和厚重得多。且因为耕种土地越多，利益关系就越束缚在土地上，就越希望土地耕种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备，就越需要与他人合作共同建设与维护，因此就越需要与其他农户建立良好的关系。

总之，无论是从获得土地的方式来讲，还从在村时间来讲，土地耕种越多的家庭，其在村社内部的关系质量都比土地耕种较少或不耕种土地家庭要高得多，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其三，土地占有与耕种的多少与超村社关系网络大小成正比。现代性进入农村后，农村社会也逐渐开放与活跃起来，超出村社的关系网络对于农户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也变得十分重要，因而超出村社的关系网络也是评判农民社会资源多寡的重要标准。土地的占有与耕种在以下几个方面与超村社关系网络相关：

一是耕种的土地越多，农民在土地上的生产要素投入就越多，就越要与农业生产资料等供应主体打交道，如与农机商、农技结构、农药化肥销售商的来往频繁； 二是与粮食收购商有密切往来，及时掌握粮食等商品的供销情况，否则就会导致信息不对称，耕种的土地越多就越要往这方面花功夫；

三是这部分人耕种的土地，有很大部分来自他们在外工作、经商、定居于城市的亲朋好友，后者多是农村出去的“成功人士”，能够给在村种地的人提供资金、信息和其他关系资源。

这样，土地占有与耕种的多少就会同超村社的关系网络的大小成正相关关系，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留在农村种地的人都是“老弱病残妇幼”[19]。“老弱病残妇幼”只是耕种土地较少，因而超村社关系网络较小的那部分人。其四，土地占有与耕种的多少与接近乡村政治权力程度成正比。在我国政治权力依然集中大部分资源的客观环境下，跟政治权力越接近的人，毫无疑问，其社会资源、尤其是象征性资源也将是越多的人，这部分人定然会处在较高层级。在农村，接近乡村干部群体，就意味着接近乡村政治权力，与乡村干部群体越是强关系，就说明越接近乡村政治权力。乡村干部、特别是村干部主要是与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打交道，二者打交道的频度和深度与农户耕种土地的多寡有很大的关系：

一方面，农民耕种土地越多就越关心土地上的收益，也就越在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与完善，同时也越在乎国家的惠农政策、越关心国家土地制度安排的动向，而这些情况都与乡村干部有莫大的关系，因此这部分农民就会主动与村干部建立强关系；

另一方面，乡村两级在农村的主要工作是保障农村社会安定、农业生产安全，搞不好就会被“一票否决”，而耕种土地越多的农民在村时间越长，也就越了解农村情况，也最懂得农业生产的安全风险所在，因此乡村两级的农村工作还得仰赖这部分农民，因而也会主动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

甚至，许多耕种土地较多的农民会被安排为村民小组长，直接服务于乡村两级组织，与乡村政治权力就更接近了。之所以让这部农民担任小组长，是因为他们不仅在村时间长，了解农村情况，而且重要的是他们农业上的收入可观，生活无忧，有充足的时间去做上级安排的事务和处理农村驳杂的琐事。因此就一般情况而言，土地占有与耕种越多，农民跟乡村干部的关系就越近，其获得的政治资源及由此而来的经济资源、象征性资源也就越多，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综合上述四点，土地能够在农民获得经济资源与象征性资源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占有与耕种土地较多的农民能够获得较多的经济资源与象征性资源，反之则少。当然，除了土地的占有与耕种之外，在农村要获得经济资源与象征性资源还有其他的方式，诸如经济、权力、知识与社会关系，在阶层分析中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

三、当前农村社会各阶层状况及其特点

以下的论述将以土地的占有与耕种为基础，结合经济、权力、知识和社会关系等获得社会资源的方式，将当前农村社会划分为精英阶层、富人阶层、中上阶层、中农阶层（中等阶层）、中下阶层、贫弱阶层、灰色势力等7个阶层。

1、精英阶层。精英阶层是指直接握有社会资源的人，他们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都会得到最充足的保障，[20]包括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与经济精英，其中经济精英在当前党和国家的政策里具有独特的政治意涵，下面会将它单独作为一个独立阶层来考察，即富人阶层。

政治精英主要由现任村两委干部、退休村干部以及村民小组长组成，他们是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组织者和管理者，是党和国家在乡村的代理人和方针政策的执行者，约占农户数的1-3%。政治精英的主要特点是：首先除小组长外，他们大部分的经济利益不从土地上获得，而是依靠科层体系内固定的工资收入（或退休工资）以及丰厚的灰色收入，这样一方面他们摆脱了经济压力，生活较为宽松富裕，另一方面他们的利益关系在村社之外，从而使得他们无需对村社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与情感；其次，由于政治精英的利益关系、发展机会不在村社内部，因此他们社会关系网络也主要是超出村社之外，他们交往的层次要高于普通村民，而与村社内部的关系较弱，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干部基本上“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21]不再与普通村民打交道；最后，除了小组长外，他们基本上不再耕种土地，而将土地流转给他人耕种，他们作为农村管理者对辖区内土地上的建设与投资不再热心。

知识精英是指居住在农村从事技术服务、文化教育的人，主要包括农技员、教育工作者、医务人员、传统文化人（如主持仪式的老礼生），约占农户数的1-3%。这部分人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养都比较高，他们不耕种土地或耕种较少土地，依靠其文化技术使家庭经济收入较为稳定，掌握一定的社会资源与象征性资源；他们对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较为关心，有极大的参政议政、建设农村的热情，也有较强的正义感和道德优越感，敢于对农村政务和不良现象发表意见。但是由于农村参政议政的渠道越来越封闭、农村社会“人心不古”、金钱主义逻辑当道，使他们的意见无法表达、他们的热情被泼冷水，从而极大地挫伤了他们的政治热情，产生政治无力感，因而这部分人在人际关系上逐渐退出农村社会，与普通农民的交往越来越浅、不再关心村社事务。

2、富人阶层。指农村通过经商、投资办实业及其他门道而拥有数十万到数百万不等的年收入，这部分人在东部沿海农村较多，在内地农村较少，一般在农户数的1-3%之间。虽然人少，但是作为一个拥有庞大资产的阶层却富含极大的政治意义，因为近三十年来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政策都鼓励由富人出来担任村干部，以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简称“双带”。这种村治现象被热捧为“富人治村”。富人阶层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不再耕种土地，或将土地流转给他人，或撂荒；二是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利益关系不在村社内部，而拥有广泛的超社区关系网络；三是与农村其他阶层关系较为淡薄，不太关心普通农民的生产、生活和交往状况，也缺乏建设村社、融洽村社关系的兴趣和热情；四是有极大的参政议政的热情，与县乡村干部有密切关系，不少人被推选为村干部，或县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五是不关心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方针政策，但热衷于向党和国家索取有利于他们的政策和措施，等等。

因此，富人阶层虽然居住在农村，或拥有农村户口而居住在城市，但他们的关系网络、利益关系、精神归属、社会关照早已不在农村，即便担任村干部，或者名义上作为农村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但他们的阶层属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代表真正的农民，不可能作为建设农村的力量、维护农民利益的代言人而存在。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调研情况来看，所谓的“双带”富人干部，也极少起到了真正带领群众致富的作用，相反，他们恰恰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农民身份谋取私利、排斥其他农民参与农村政治。[22] 这个阶层不会轻易脱离“三农”身份，而只有当利用这个身份将农村利益攫取一空之后，才会彻底脱离农村，否则他们会一直将“农民”扮演下去。他们是农民中的“伪装者”。

3、中上阶层。这部分农户主要是举家外出经商农户，占农户数的10%左右，年收入在3万元至10几万不等，他们是外出经商的成功者，他们的经济资源较为丰厚，也拥有一定的象征性资源。这个阶层的主要特点是：首先他们不再耕种土地，将承包的1—3亩土地全部转出，基本上不会再回村耕种土地；其次，他们全家、全年在外经商，利益关系在村外，家庭主要成员都较少在农村生活、居住，因此与村社内部的关系较为淡薄，也不熟悉农村的情况，他们甚至认为贫弱阶层也与他们一样生活在温暖的雨露中；再次，如果有老人留在农村，他们会与农村中的中农阶层搞好关系，希图后者照料，而与其他阶层较少来往；又次，他们与村干部接触并不紧密，没有参政议政的热情，既不关心农村建设，也不关心农村的人情世故、世风道德；最后，他们不关心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政策，也没有希望政策向他们倾斜的企图，等等。

这个阶层是农村中的“独行侠”，当他们与农村没有任何瓜葛之后，最终将完全脱离农村。所以他们甚至希望农村土地能够自由买卖，这样他们就可以将土地卖出去，而不是廉价或无偿转出去。据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湖北沙洋、京山、南漳等县农村调查，占当地农户8%—11.5%的中上阶层不再占有与耕种土地，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农民负担沉重的时候直接丢掉土地，或近些年通过“搭地卖房”的方式，将土地卖给他人，从而脱离与农村的关系。[23]

4、中农阶层。这部分农户不仅在土地耕种上是中等规模，土地上的收入在农村也是中等水平，因此是农村的中等农户阶层，简称“中农阶层”，占农户数的15-20%左右。中农阶层是土地流转时代的创造物，大概而言，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人口流动和职业分殊，农村自发土地流转开始频繁出现，经过15年左右时间的实践与沉定，农村土地逐渐流转到一部分农户手中，他们耕种着村社的60%—80%的土地，每户耕种13—100亩不等，收入在1.5万—4万元之间，但多数耕种在20亩左右，年纯收入在2万元左右。

自己原有6—8亩土地，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中期开始转入土地，到取消农业税后，其耕种的土地在13亩—40亩不等。夫妻两个都在家务工，两个劳动力加一台拖拉机，就能将这些田地精耕细作地种好，除了收割要请大型机械外，一般不用另请劳动力帮忙。这部分农户的收入在1.5万—2万之间。这个收入在农村算是中等以上，有了这个收入，家庭生活就比较殷实、从容，孩子的学费、建房子娶媳妇、老人的赡养都不成问题，因此即便冬季农闲时间，男子也不再需要外出务工，而是留在家里享受悠闲的生活。

这部分农户可以不再转入更多的土地，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如60岁以后就种不了太多的土地了，便开始转出土地，直到没有劳动能力时将土地完全转出。如此，中农阶层耕种相对较多（中等规模）的土地，且大部分利益诉求在土地上和村社内部，按照上文详述的“土地占有与耕种”的标准，他们将具备以下禀赋： 第一，经济收入高，家庭生活殷实，日子过得无忧无虑，不用为生计操心、没有竞争压力，因此总是精神抖擞、精力充沛、心态乐观向上。

第二，生活比较悠闲，空闲时间较多，可以用于社会交往的时间也就较多，他们的交往能够活跃大量“人财物”流出后的小农村社。

第三，土地耕种较多，在村时间就多，对村社内部方方面面、各家各户都比较熟悉，这样就便于照顾那些因人口流动带来的留守“老弱病残妇幼”，可为外出务工、经商人员营造一个稳定的、无后顾之后的“大后方”。

第四，主要工作是务农，因而时间安排就较为灵活、机动，这样的人适合于担任工作时间不固定、事务繁复驳杂但角色很重要的村民小组长，以及乡村两级组织在农村的代理人。第五，利益关系主要在村内，经济关系主要在土地上，因而乐于见到村社内部各阶层、各户关系融洽，也乐于带头解决村内矛盾、纠纷，带头履行社会责任，如修建农田水利基本设施等。

第六，中农阶层之所以会转入人家的土地，本身说明他们既是家族、兄弟、亲朋较多的人，即势力大，也是村社内部道德较为高尚的人，即能够以德服人，因而他们敢于介入各阶层矛盾，协调各阶层利益关系，甚至敢于抵御混混等灰色势力对普通农民的侵害。

第七，中农阶层与政治精英有互相借用的关系，并需要经常向知识精英请教相关的农业技术知识问题；其他阶层中的外出务工户、经商农户、半工半农户、兼业农户等，因为留守有家庭、老人、妇女、小孩、病号等需要中农阶层全程照顾，因而有交好于中农阶层的理由；中农阶层在农村家族、亲朋势力大，连乡村混混都要敬畏他们三分，轻易不敢惹；富人阶层若要选任村干部、被推选为县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要交好于中农阶层，因为中农阶层往往“握有”大量选票，以及拥有或多或少的建议、推荐权。因此，中农阶层在村社内部几乎与各个阶层都有交情，上下关系融洽，左右逢源、八面玲珑，这样的人适合于做阶层之间“中间人”和“调处人”。

第八，中农阶层超社区的关系网络较广，能够代表下层农民完成某些超社区的交往，如作为担保人向银行借贷、向农资商家赊账，以及作为中间人、搭桥人与县乡村各级政府打交道，等等。

第九，中农阶层接近乡村政治权力，与村干部关系交好，他们既受惠于这层关系，也可以充分利用这层关系为下层农民谋福利，传达农村、下层农民的实际需求，亦向下层农民传达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从而可以作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连接人。

第十，中农阶层的利益关系几乎完全在农村、在土地上，最知情农民缺什么、农村需要什么、农业到底怎么搞，也最关心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因此他们状况应该成为农村政策评估的晴雨表，他们的诉求、心声应该作为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

总之，中农阶层是农村中独立、自主、自为的阶层，因而是农村中的主导阶层。

5、中下阶层。这个阶层包括四部分人，一是举家外出务工农户，二是半工半农户，三是以兼业为辅的Ⅰ兼业农户，四是以兼业为主的Ⅱ兼业农户，占总农户的50%左右。夫妻俩外出务工农户承包1—3亩土地，将土地全部转出去，务工收入在5千—1万元之间；半工半农户和以兼业为主的Ⅱ兼业农户承包4—5亩土地，既不转出也不转入土地，而自耕，家庭年纯收入在5千—1.2万元之间；以兼业为辅的Ⅰ兼业农户承包6—8亩的地，再转入他人3—4亩，一般耕种8—12亩地，收入在1.2万—1.5万之间，很少达到2万元。这个阶层的主要特点有： 首先，他们拥有少量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超社区的关系网络。其次，除了举家外出务工不耕种土地外，其他农户都耕种少部分土地，并且在村居住一段时间，他们有部分利益关系、社会关系在村社内部，但他们也有很大部分利益关系在村外，因而他们关心村社、建设村社的热情没有中农阶层高。再次，他们的主要劳动力要外出务工、经商或兼业，其留下来的家庭其他成员，尤其是“老弱病残妇幼”就需要在村的中农阶层照应和扶助，因此他们就要交好和受制于中农阶层——按照中农阶层定义的村社规范行事、不破坏中农阶层营造的村社共识，否则外出的“大后方”就不稳当，就不放心外出。从这点讲他们是不独立的阶层，可视为中农阶层的同盟军——笼络了20%的中农阶层，就等于团结了45-50%的中下阶层。

又次，他们经济收入不高，要为生计奔波、为稻粱谋，因此他们没有闲情逸致、精神不充沛、生活不从容，因而对农村政治事务、村社事务既没有时间关心，也没有那份热情。

最后，由于目前他们的很大部分利益关系在村外，他们不太关心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方针政策，对农村政策的变动不敏感、不在意。这个阶层是农村中的“冷漠者”，他们除了要极力讨好中农阶层外，与其他阶层的关系半冷不热，但他们终究不是独立的、自为的、能够影响农村政治社会事务的阶层。

6、贫弱阶层。根据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湖北江汉平原、安徽芜湖农村的调研来看，这个阶层占农户的7.3%—12%之间。[24] 这部分人耕种较少的土地，一般在1—3亩的样子，不转入人家的土地，有的家庭甚至还因故转出土地，因为鳏寡孤独、既缺少技能又缺少劳动力、好吃懒做、常年有病号等缘故，他们不仅土地上收入较少，而且无法（没有）外出务工、经商，基本上没有多少社会资源可以利用，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也受到威胁，他们是农村社区中的边缘人口。[25]他们在村社内部的关系网络如此之狭窄，以至于中上阶层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一群人，更不用说他们能够影响、结交其他阶层，只有中农阶层会向他们伸出橄榄枝。

贫弱阶层有时会利用“弱者的武器”[26]、上访等向乡村组织要补助、救济，以至威胁村干部，多数时候则是通过“中间人”——中农阶层向乡村组织反映自己的问题和需求，因此也常常交好和尾随于中农阶层；他们是农村基层组织照顾的对象；因此，他们不是一个自为的、有力量的阶层，而是依附于其他阶层、特别是中农阶层的弱势群体；

7、灰色势力。这部分人主要是指农村中的“混混”，在普通农民看来他们是不务正业，以暴力或欺骗手段谋取利益，危害农民人身和财产安全，扰乱乡村生活正常秩序的群体。[27]灰色势力人数不多，一般不会超过村社人口的1%，但能量很大，他们侵入农村基层组织体系，与乡村干部结成利益联盟，从中截取国家和集体的大量资源。这不仅影响到农民对自身的安全感受和对国家政权性质的判断，稀释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的合法性；而且，还带来了新一轮的政权和治理的“内卷化”，即国家本是希望通过向乡村社会输入资源来“购买”合法性，不料资源输入越多，灰色势力与乡村干部合谋截取的资源也就越多，国家资源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流失得就越多，形成恶性负反馈。[28] 农村灰色势力一般不耕种土地，以在灰色地带谋利求取生存，拥有相当的经济资源。他们多是欺软怕硬、攀附权势、贪图钱财之徒，一方面与政治精英、富人阶层关系暧昧，甚至结成利益联盟，另一方面尽量不去招惹中农阶层，乃至给后者面子，而如若与其他阶层发生利害关系，就会拳头相向，以暴力解决问题、获取最大的利益。他们超社区的关系网络较大，与村社外的混混结成“乡村江湖”，多混迹于城镇，一旦农村出现流动资源（如土地开发、征用，国家惠农工程、资金输入，等），他们就会集聚而上以暴力攫取。尽管灰色势力在江汉平原农村为人们所艳羡，甚而将自己的子弟送至混混团伙以趋利避害，[29]但他们在大部分农村尚不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没有群众基础，一旦国家政权机关下力气打击，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

总结以上分析，农村社会各阶层在村社内关系质量、在村时间、超社区关系网络、利益关系、与其他阶层的关系、接近政治权力程度、对农村政策的态度等方面，都存在着还在拉锯和扩大的差别，而且这些差别的确与“土地占有与耕种”标准密切相关——土地占有与耕种较多，则上述指标正向增高，反之则低（见表1）。这些差别足以说明农村社会的阶层结构、利益格局、社会关系、矛盾性质等发生了剧烈的变迁，进而意味着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的阶层基础有了新的变化。

表1 农村社会各阶层状况

所占农户比例耕种土地面积在村与否村内关系超社区关系利益来源与利益关系与村干部关系政治社会态度经济资源（年收入）象征性资源

精英阶层政治精英1-3%无，转出在村弱很强村外；科层体系内部——蜕变为基层特殊利益集团≥2万，灰色收入多多

知识精英1-3%无，转出在村强较强教育体系内部；关心农村弱拥护党的领导，但对基层干部不满≥2万多 富人阶层1-3%无，转出有时在村很弱很强村外，利用农民身份谋取政治利益很强利用党给的地位谋利，进行政治投机≥20万多

中上阶层约10%无，转出不在村最弱较强村外，不关心农村无希望土地私有化，不关心其他农村政策2-20万较多

中农阶层15-20%13-40亩全年在村很强强全部在村社、在土地上较强关心和拥护党的农村政策2万左右较多

中下阶层45-55%或转出；或4-12亩部分时间在村较强较弱部分在村社、在土地上，部分村外较弱不太关心农村政策，在政治态度上跟着中农阶层走5千—1.5万较少

贫弱阶层约12%1-3亩全年在村较弱很弱全部在村社、在土地上很弱不关心农村政策，跟着中农阶层走≤5千缺少

灰色势力1%无，转出部分时间在村弱较强村外，谋取国家、集体和农民的资源强关注国家输入资源政策，以谋取私利≥2万较多

四、农村社会各阶层的政治社会态度

面对一个利益主体和利益来源日益多元化、利益关系加速复杂化、利益矛盾逐步明显化的农村社会，已难再笼统地说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的基础是包括所有农村社会成员在内的“农民”。那么，当前农村社会各阶层中，哪个（些）阶层会是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的阶层基础呢？下面对每个阶层逐一进行考量。

精英阶层中的政治精英是农村政治社会事务的组织者和领导阶层，是党和国家政权体系的组成部分和基层治理的代理人，他们占农民的比例极小，他们掌握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政权机构，是维护农村政治社会稳定的基本力量，但不构党和国家政权的基层基础。更何况，农村的政治精英正在加剧蜕变为脱离农村社会、攫取国家和农村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严重影响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形象及政治合法性。

知识精英在参政议政、介入农村社会事务中不断碰壁之后，要么噤声、关起门来两耳不闻窗外事，要么成为农村中的“怨妇”，整天抱怨社会、埋怨农村党政干部，越来越难以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如果给予他们以“平台”，建构让他们参政议政的政治机制和社会导向，以他们的秉性和知识分子的士人情结，知识精英就能成为党和国家在农村可资利用的积极、正面因素。

富人阶层的利益来源不在土地上，利益关系不在村社内部，且与除村干部群体外的其他阶层没有多少来往和利益瓜葛，即便他们担任村干部或代表、委员之类的公职，也不能代表农民的利益，没有群众基础和社会威望，无法调动和带动其他阶层的农民。他们担任公职之后，往往阳奉阴违，以公谋私，扩充自己的财富基础。[30]更重要的是，富人一旦以炫耀财富而出任村干部等公职，就会在农村社会形成政治排斥机制，即形成只有“有钱人才能担任村干部”的道德舆论，使其他阶层的人丧失了参与村庄政治的道义基础，使农村出现富人阶层的“寡头统治”，最终将导致农村社会阶层间的矛盾、隔阂扩大和激化，造成农村政治社会的分裂和不稳定。[31]因此，富人阶层不但不是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和可以依靠的力量，而且是党和国家要提防乃至严控的阶层，在政治和治理层面要谨防“富人治村”。

中上阶层（即外出经商阶层）所有的利益关系、社会关系几乎都在村外，他们已经或者将要完全脱离农村而在城市定居。因此，这部分人一般不牵涉到任何农村政治社会事务，也无法影响农村政治社会事务，农村政策的制定和调适无需考虑这部分人。但是，这部分人的土地还在农村，他们主张更激进的土地私有化政策，以使土地能够自由买卖，这样他们就能将土地高价卖掉，或者留在农村等着升值，或者放在那里作为乡愁，或者成为不在村地主，[32]等等。而且恰恰这部分人在城市离新闻媒体近，有能量表达自己对土地的私有化想象，进而被媒体放大为所有农民的心声。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要警惕这部分不在村农民，切不能以他们对土地制度的想象来安排农村土地制度。

中下阶层奔波于生计、忙里偷不了闲，无心于农村政治社会事务，是农村政治冷漠的阶层。尽管如此，一方面他们有一部分利益关系和很大部分社会关系在农村、在土地上，最终还得回到农村、回到土地上，而且有一部分中下阶层可能会逐渐转入土地而上升至中农阶层，因此他们对农村政治社会事务、对党和国家的政策有一定的关切热情；另一方面他们是不独立的阶层，有求于因而受制于中农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将听令于中农阶层的调遣，而中农阶层则因其利害关系、禀赋而最关心农村政治社会事务和农村政策，因而在这两个方面中农阶层将对中下阶层有引领作用。如此一来，如果中下阶层不是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的阶层基础的话，那么这部分占农户45-50%的人群也是可以团结的对象。贫弱阶层在经济资源和象征性资源都处于农村的最下层，他们在生存、人格、地位以及社会影响上都依附于中农阶层，难以对农村政治社会事务产生独立影响。但在极端的时候，他们会通过“弱者的武器”、上访、死缠烂磨等方式要挟农村基层组织，产生不良政治社会后果。贫弱阶层是党和国家政策救济、扶助和安抚的对象，在政策上对他们的倾斜最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灰色势力是近年来破坏农村政治社会稳定、扰乱人心、教唆他人上访、攫取国家利益、腐蚀干部队伍、消解农村基层组织合法性的罪魁祸首，理应是党和国家政权严厉打击的对象。但近年来农村基层组织却与乡村灰色势力结盟，企图通过灰色势力治理农村和攫取国家输入农村的资源。这是引狼入室之举，不及时纠正，终将危及党和国家政权的根基。

上面分析了农村七大阶层中的六个，既有打击的对象，也有扶助和利用的对象，亦有团结的对象，唯独尚未论及依靠的力量，即阶层基础。只剩下中农阶层未及叙述，那么中农阶层能否堪当此重任？

在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中，阶层之间并不是均质存在的，有主要关系和次要关系之分，而主要关系是农村社会结构内部的关键变量，它制约着其他方面的关系。从上一节对中农阶层“十大禀赋”的叙述中，可知中农阶层几乎与其他每个阶层都发生着较强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变化会影响农村社会阶层的整体结构，它是个阶层相互关联的结点。然而在地位上，中农阶层与其他阶层不能等量齐观，它是农村社会中的主导阶层。但是，主导阶层是否就可以成为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的阶层基础？

五、中农阶层是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

以下从中农阶层在农村各领域中扮演的角色，及由其禀赋释放出来的价值来阐述这个问题：

1、中农阶层营造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的“大后方”。由于中农阶层的存在，农民流动时代的村社才依然是伦理与生活的共同体，才是外出经商人员的“大后方”。中农阶层在以下几个方面完成了村落伦理与生活的重构，一是他们的身影活跃了农村。诚如上文所言，中农阶层是个很悠闲的阶层，既不为“五斗米”发愁，又有大量闲暇的时间，因此他们打发时间的一个重要渠道是走门串户，“今天到这家打麻将，明天到那家打牌，要不然就是无所事事地闲聊”。甚至只有他们，才能够活跃村落公共生活和文化生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在村落里到处跑、各家跑——老人走不动了，小孩走也没用，妇女因为禁忌不好到处走，年轻人没时间走，打工回来一段时间就走了，对村子也不熟悉。

二是他们有时间、有热情照顾在村的老弱病残妇幼，为在外打工的农民营造一个稳定、安全、没有后顾之忧的“大后方”。举家外出经商、务工，或者家里的男子外出务工的家庭，许多事情都需要其他人的照应、帮忙，比如房子、老人、妇女、孩子留在家里需要人照顾，尤其是老人，以及诸如架电线、修电器、调解纠纷、干比较重的活、拉水泥、建房子、割稻子、斥责坏习惯、找乡村干部办事„„老人、孤儿寡母的搞不成这些事，那么就需要在家的中农阶层去接应、处理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处理好了，一方面外出务工的人就放心将老人、孩子留在农村，安心地在外工作，另一方面也使农村变得安定和谐、有人情味和富有道德意涵，伦理和生活共同体才依然存在。

总之，正因为中农阶层留在农村，才使得农村富于生机与活力，富于道德与传统，也因此外出经商、务工的人还对它有想往和牵挂，也因此对农村有份敬畏，还想着要回来，也回得来，同时也还对之投以情感，而不是蔑视，更不是回来搞破坏，回来占便宜。

2、中农阶层是农村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润滑剂、缓冲器和整合力量。农村社会利益关系如此复杂、阶层分化如此剧烈，农村却并未出现阶层之间巨大的冲突，更没有所谓的“阶级矛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农阶层在各阶层之间扮演着润滑剂、缓冲器和整合力量的角色，它使得分化的农村社会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新整合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中农阶层及时调处各阶层、家庭之间的摩擦和纠纷。农村社会分化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阶层间的摩擦、矛盾与纠纷，如普通农民与政治精英因后者的腐败、不作为等缘故产生互不信任、工作中的正面冲突；下层农民与富人阶层因价值观念、生活习惯以及相互鄙夷等缘故产生的矛盾、冲突；知识精英因道德优越感、正义感等秉性与政治精英、富人阶层摩擦出的各类火花；富人阶层、中上阶层因土地流转与转入土地的农户之间矛盾；以及各农户之间日常性的摩擦；灰色势力见利忘义，欺占下成农民的利益，等等。中农阶层与各个阶层都存在着某种强关系，而且他们本身具有道德性以及家族等势力，因而有能力在各阶层间来往穿梭，从中斡旋，将各类矛盾纠纷摩擦及时解决。

二是中农阶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农村社会分化之后，利益关系是各阶层之间最重要的关系，这个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出大乱子。农村的利益关系主要表现为公共利益的分配与贫富差距问题。在公共利益分配问题上，中农阶层会极力主张向中下阶层和贫弱阶层倾斜，缓和政治精英、富人阶层以及灰色势力从中攫取的程度，以平衡利益分配。贫富差距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无法通过劫富济贫达到平衡，但中农阶层可以说服上层人通过让渡一部分利益的方式，使下层农民也受惠，从而消除上下层的紧张关系。典型的如，富人阶层经商、开矿、搞工程、搞建设等，则可通过中农阶层的中介，将业务交给下层农民去做。

三是中农阶层沟通下层农民与精英阶层、上层人士的关系。中农阶层是沟通中下阶层、贫弱阶层与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富人阶层以及中上阶层的桥梁。下层农民因其经济资源、象征性资源的严重缺失，在社会交往中往往被排斥在上层人士的交往范围之外，无法与后者建立联系以获取相关的经济资源和象征性资源。如果按照这个刚性结构发展，就很可能造成下层农民与上层人生的隔离，以及出现社会资源上的“马太效应”，富者恒富，贫者恒贫。但是因为有中农阶层这个桥梁在，上下就可以交流，下层就有机会借助上层的社会资源上升至上层，形成良性社会流动。例如，贫弱阶层可以通过中农阶层的中介，达到与政治精英接触以获取救助的目的，或与富人阶层发生借贷关系以救急或缴纳子女学费；中下阶层可以借助中农阶层的关系，转入上层人士要转出的土地，从而上升至中农阶层；下层农民可以通过中农阶层向政治精英表达政治态度及对农村公共品需求的表达；而政治精英则可以通过中农阶层的人脉关系，笼络下层农民，博取选票，等等。

四是中农阶层定义竞争规范，使农村社会竞争保持在一个各阶层都能接受的程度。农民尽管分化成不同的阶层，但是大部分农民依然还共同生活在一个社区内，那么哪个阶层的竞争规范、价值标准会成为整个社区公共的行为准则呢？在大部分农村地区是中农阶层的行为准则具有共公性。这可能源于它既是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又是主导阶层。就前者而言，中农阶层在经济上较为充裕但不是富得流油，因此没有消费的焦虑，却也不会过分消费，由它定义的竞争规范和标准（典型的如办酒席的规模与档次），中下阶层能够承受得起，贫弱阶层虽然有难言之隐，但达不到也不会觉得丢太大的脸，而上层人士按中农的标准去做，也不会觉得太掉身价，依然能够获得面子和声誉。就主导阶层而言，中农阶层能够通过他们的行为、力量、德行将自己的规范、价值贯彻到农村社会生活中去。因此，中农阶层定义的竞争规范和标准，是各个阶层都能够接受、又能体现差别的公平的规范，因而能够整合各个阶层，而不会引发阶层之间的恶性竞争、妒忌成性、相互鄙夷，导致社会各阶层的分裂。

假设农村社会的规范是由富人阶层定义的话，那么广大下层农民根本无法达到标准但又必须参与竞争，因此不能在竞争中获得社会地位、面子和荣耀，会产生人生的失败感和无意义感，并可能将之归结为富人阶层，阶层之间的“气”就此生发出来，就会产生或明或暗的阶层斗争，如暗地里报复富人阶层、阻挠他们的发展、破坏他们的声誉，等等。富人定义的社会规范，是对大部分人不公平的行为准则，应尽量避免它上升至村社公共层面。

3、中农阶层最愿意承担社会责任，是农村社会的主要建设者和维护者。中农阶层不仅有稳定和建设农村的需求，而且有能力维持农村稳定和建设农村。就前一个方面而言，中农阶层是农村的常住者，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都在农村，农村的不稳定，就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和生活不稳定，农村建设不好，意味着他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都要受到很大的阻碍，利益损失较大。例如，他们不希望农村的生活受到外来混混的干扰，因而对外来混混有很强的抵触情绪；还如农田水利建设方面，他们是最积极的建设者和响应者，他们不会做钉子户和落后分子，因为他们所有的利益都捆绑在土地上；又如，中农阶层在兴修道路、机耕道的工程上，都是积极的出钱、出工和出力者。

在维稳和建设的能力方面，中农阶层不但有相对丰厚的资金，能够出得起维稳和建设方面的费用，不为这些费用发愁。另外，正如上文所言，中农阶层在农村血缘、亲情、朋友众多，其本身就是一股很大的势力，这股势力向稳定方向发展本身就是稳定的基础，同时它又有能力控制、阻挠乃至熄灭不稳定因素、力量的孳生和蔓延。例如，中农阶层敢于干预农村打架斗殴、敢于斥责阻止破坏行为、敢于与外来混混做斗争、敢于介入农村社会家庭矛盾，等等，从而使农村维持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中。在建设方面，中农阶层带头做榜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并且有能力和威望制止搭便车者。

4、中农阶层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连接点。中农阶层是村组干部的最佳候选人，或者是乡村干部与农民的中介人。

在农村做非脱产的村组干部，尤其是小组长——这个角色工资低、地位低，但很重要，一般需要四个基本条件：一是有时间，二是有精力，三是有责任，四是对农村情况熟悉，五是有能耐。小组长的工作时间不固定，随时都有人找，因此充任者不仅时间要充足，而且要机动，因此举家外出经商、务工农户做不了小组长，兼业农户的时间也不太机动，只有中农阶层有完全的时间而且很机动，他们充任小组长最合适。有精力是指不因为经济问题、家庭琐事而烦恼，否则的话就无法将农村细小、发杂的事务完成，如调处矛盾、做工作等，虽然技术性不强，但都需要有足够的精力和耐心。中农阶层不愁吃不愁穿，不为钱粮烦恼，家庭也因此和睦，所以精力比较好。有责任是指有承担维护农村稳定、建设农村、解决农户问题的责任，在农村各阶层中，中上阶层处村外，对村落责任心不强，中下阶层在忙乎着自己的家务事、户口吃饭的事，无意关心他人和村落里的事，贫弱阶层更无心无力关注他人，只有中等阶层的有这份责任。上文所言，中农的一切都在农村里，因而有对农村稳定、建设的关切需求，有对农村人际关系、邻里和睦的关切心理，因而有较强的责任去建构这些目标。

就对农村情况熟悉而言，外出务工农户只有过年过节才返乡，且呆得时间短、交往范围窄，有的甚至数年、十数年不回家，对农村情况不甚了了，而在家的贫弱阶层和中下阶层，则因为忙于生计而与他人交往较少，只有中农阶层因为悠闲的生活而能够走家串户、与他人有密切往来，因而不仅对农村的基本情况了然于心，而且就是人家的私人生活、酸甜苦辣也摸了个八九不离十，他们是农村的知情人。就能耐而言，除了个人的禀赋外，最主要的是能够服人和有能力做好群众的工作，诚如上文所言，中农阶层是农村的道德模范，本身具有群众威望，而且他们拥有庞大的血缘、亲情、朋友群体，他们能够带动和说服这些人。

中农阶层满足以上数个基本条件，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任命或选举为村组干部，或者协助村组干部干工作，成为基层组织与农民联系的中介人和可倚赖的力量。

5、中农阶层是现行制度和政策的受惠者，最支持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中农阶层是在土地流转中形成的农村新兴阶层，是国家土地制度和现有政策的受惠者，也就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最支持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最支持政府稳定农村、建设农村的措施，因此他们是农村中的保守力量，他们希望保持现有制度、政策的稳健与持续，而不主张巨大的变革、更不欢迎农村的动荡。因而，强大、稳定的中农阶层的存在，是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稳固基础，也是其合法性的源泉。稳住了中农阶层也就等于稳住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稳住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大后方。

综上所述，中农阶层在农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释放出其他阶层无法比拟和替代的价值（见表2），不仅是农村政治社会稳定的阶层基础，而且是党和国际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是党和国家在农村各项工作、巩固政权根基要坚定依靠的对象。废此，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必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亦无法再找到类似强大的替代性阶层基础。

表2 党和国家政权与各阶层关系的理想图式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如何正确认识与对待农村社会各阶层？ 精英阶层政治精英农村社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政治精英是党和国家在农村的代理人，谨防其蜕变，与富人阶层、灰色势力同流合污，结成利益联盟

知识精英利用对象搭建知识精英参政议政的平台，以有效利用其政治热情、正义感、士人情结和对农村建设的积极性

富人阶层警惕对象警惕富人阶层渗透进党和国家政权，以免其腐蚀乡村干部、谋取私利，并将广大农民排斥在农村政治之外；慎言“富人治村”

中上阶层（举家外出经商阶层）警惕对象切忌中上阶层对土地私有化的想象成为土地制度变革的方向

中农阶层依靠对象，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引导土地适度向中农阶层集中，培育中农阶层，赋予其社会责任与义务；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政策，应以中农阶层的价值观及其行为准则作为调整农村利益结构的基点 中下阶层（举家外出务工、兼业、半工半农阶层户）团结对象，中农阶层的同盟者在城镇完善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使半工半农阶层能够有良好的工作环境；营造外出务工人员“大后方”

贫弱阶层救助对象，中农阶层的跟随者加大对贫弱阶层的扶持力度，加快低保、社保等制度的建设与普及

灰色势力打击对象严厉打击灰色势力对农民的侵害和对政权合法性的侵蚀

六、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上文分析，得出本文的几个基本结论：

结论一，当前农村社会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化成不同利益取向、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的7大社会阶层，各阶层拥有不同的禀赋和特点，农户之间原来固有的政治社会一致性被打破，阶层之间摩擦开始显现化，但阶层间的关系并不是刚性不可调和的，上下层农民通过中农阶层发生一定程度的良性互动，协调彼此间的利害关系，因此并没有出现所谓的“阶级矛盾”。

结论二，在农村社会分化的7大阶层中，只有中农阶层因其独特的禀赋和价值，能够起到润滑阶层结构、协调阶层利益、整合分化的农村社会的作用。农村社会以中农阶层的价值观念、政治态度为基本行为准则，使得我国在近三十年，尤其是最近十五年的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中，得以获得一个庞大的“稳定器”。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政策，应该以中农阶层的价值观及其行为准则作为调整农村利益结构的基点，只有这样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才有预留和调整的空间。

结论三，在农村社会高度分化的今天，“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党和国家保持农村政权稳固的首要问题，不能回避、不能打马虎眼，理应再度被明确地提出来，以厘定哪个（些）阶层是党和国家政权依靠的力量，哪个（些）是团结的对象，哪个（些）是需要警惕或谨防或打击的对象，只有这样才能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以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巩固党和国家政权。

结论四，当前农村政治社会稳定与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础，不能再笼统地说是均分土地、居住在农村的“农民”，这个“农民”已被分化在7个不同的阶层中，各自有不同的政治社会态度和功能。只有中农阶层因其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和功能，能够承担起作为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的伟大历史使命。

结论五，在农村社会高度分化的今天，中农阶层是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是坚强的依靠力量；中下阶层是中农阶层的盟友，是可以团结的对象；贫弱阶层是救济、扶助的对象；知识精英是可资利用的对象；切忌将中上阶层对土地私有化的想象变为土地制度变革的方向；应该警惕富人阶层渗透进党和国家政权内部，慎言“富人治村”；谨防政治精英与富人阶层、灰色势力同流合污，结成利益联盟攫取国家、集体和农户利益；要求严厉打击灰色势力对农民的侵害和对政权合法性的侵蚀。鉴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在农村稳定现有的土地制度安排，规范村社自发土地流转，调处土地流转中的矛盾，引导土地适度向中农阶层集中，从农村政策、制度上培育和扶持中农阶层，赋予其社会责任与义务；

第二，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高度，加大对贫弱阶层的扶持力度，加快低保、社保等制度的建设与普及；

第三，在城镇完善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使半工半农阶层能够有良好的工作环境； 第四，严禁政治精英、富人阶层与灰色势力结成特殊利益联盟，截断它们盘剥农民、攫取国家和集体资源的渠道，打击灰色势力对农村各阶层的破坏与欺压； 第五，停止地方政府推动的、必将消解中农阶层的、荒唐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已推动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可以以100亩以下为单位发包给中农阶层，切忌人为制造耕种数百上千亩土地的“种粮大户”。因为耕种超过100亩以上土地的“种粮大户”必将使粮食减产、粮价提高，从而威胁我国粮食安全和粮价稳定战略。[33]

[①] 卢倩云：《当地啊中国农民阶层分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社会学探视》，《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②] 万能、原新：《1978年以来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回顾与反思》，《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

[③] 陈成文、罗忠勇：《土地流转：一个农村阶层结构再造过程》，《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4期；陈柏峰：《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基于湖北省京山县调研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④] 卢福营：《中国特色的非农化与农村社会成员分化》，《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⑤] 渠桂萍：《华北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社会分层及其变动（1901—1949）》，第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⑥] 张宛丽：《对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初步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⑦] 渠桂萍：《华北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社会分层及其变动（1901—1949）》，第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⑧] 陆益龙：《中国农村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六十年的变迁：回眸与展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6期。

[⑨] 侯麟科：《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社会分层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10年第1期。

[⑩] 陆学艺、张厚义：《农民的分化、问题及其对策》，《农业经济问题》1990年第1期。

[11] 陆学艺：《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第45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12] 林后春：《当代中国农民阶层分化浅析》，《社会主义研究》1991年第1期。

[13] 陆益龙：《中国农村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六十年的变迁：回眸与展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6期。

[14] 陈文超：《消费视野下农民阶层结构的分析——基于一个村庄的研究》，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论文2006年。

[15] 毛丹、任强：《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16] 宋丽娜：《河南农村的仪式性人情及村庄社会基础——深化理解村庄社会性质的新视域》，《民俗研究》2010年第2期。

[17] 毛丹、任强：《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18] 杨华：《土地流转时代的中农阶层：形成于瓦解——对农村政治社会稳定之中坚力量的一项考察》，待刊稿。

[19] 陆益龙：《中国农村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六十年的变迁：回眸与展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6期。

[20] 毛丹、任强：《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21] 欧阳静：《村级组织的官僚化及其逻辑》，《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22] 欧阳静：《富人治村与乡镇的治理逻辑——基于江西桔镇的一项实证考察》，待刊稿2010年。[23] 陈柏峰：《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基于湖北省京山县调研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余练：《土地权属：国家建构与地方性建构——论集体产权在乡土社会中的实践》，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24] 陈柏峰：《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基于湖北省京山县调研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杨华：《土地流转时代的中农阶层：形成于瓦解——对农村政治社会稳定之中坚力量的一项考察》，待刊稿2010年。[25] 毛丹、任强：《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26] 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27] 陈柏峰：《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8] 杨华：《重塑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理解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困境的一个框架》，待刊稿2010年。

[29] 陈柏峰：《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0] 欧阳静：《富人治村与乡镇的治理逻辑——基于江西桔镇的一项实证考察》，待刊稿2010年。

[31] 袁松、陈锋：《“气”与分化背景下的“富人治村”》，《中国研究》2010年春季刊。

[32] 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中国土地制度向何处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