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歌的选材（通用6篇）
一、白居易诗歌介绍
（一）白居易背景介绍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其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王”之称。仕途上，其官至翰林学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琵琶行》等，其许多诗词歌赋被列入《唐诗三百首》，以供后人学习和背诵。
（二）白居易诗歌分类
诗人白居易的诗歌大致可以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受诗和杂律诗。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道：“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务牵於外，情性动於内，随感遇而形於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短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馀首，谓之杂律诗。”由于杂律诗中的艺术特色难以用言语来表述，讽喻诗过多涉及政治观点，所以本文将原有分类稍加修改，从养生诗、闲适诗、亲情诗三方面来讲述白居易诗歌的艺术特色。
二、白居易养生诗艺术特色
（一）白居易养生诗的体裁特色
而白居易养生诗体裁包括五言古体、五言律诗、七言古体、七言律诗。其中占比较高的是五言古体。白居易的《仲夏斋戒月》描述的是其通过吃素进行养生的一种生活状态，体裁为五言古体。白居易写诗讲究随性自然，不拘泥于刻板的格律，喜欢创新体裁，这也反映了白居易爱好自由，不受约束，闲适养生的生活状态。
（二）白居易养生诗的题材特色
题材就是指诗歌作品在创作时所选取的材料。白居易养生诗的题材大多都是平常会经常看到和接触到的东西，而不是一些遥不可及的东西，他更注重自身修养。
1、选材的日常化、生活化
白居易的养生诗所描述的都是一些生活琐事，讲述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事情，描述自己对一些事情的喜怒哀乐的心情，所以其选材更贴近于日常生活。例如，他在描写自然景色时，大多选取田园间常见的小花小草、小鱼溪水，甚至是一些农作物或者家禽；在描写事物时，选取的都是日常吃穿用住的东西，包括书、蔬菜、围栏等。白居易养生诗的选材虽日常化、生活化，但其并不注重突出民生疾苦，是纯粹的对生活随时进行描述，安于养生。
因为白居易选材的日常化，使我们后辈在阅读他的诗歌时，可以很容易地从中发现他的日常生活方式，就连他经常吃什么、做什么、对什么有偏爱。例如，从《斋月静居》中可以了解他喜爱吃斋，以及他吃斋时的一些感受；从《从老子》中可以发现他喜爱读圣贤书，对这些书的观后感也一目了然，甚至可以隐约看到他自己的有关主张。有时候连自己今天晒太阳有感而发也可以作诗一首，半夜惊醒、早起梳头等生活细节也能变成一首首诗歌。
有些读者会觉得白居易的诗歌选材过于简单，没有内涵，没有雄心抱负，更没有对世风世俗的描述及感慨。其实，这正是白居易的特点所在，虽然他不能从选材方面打动读者，却能以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吸引读者，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2、表现生活的诗意化
白居易注重生活细节，诗词歌赋以描述生活为主，所以他有一双善于观察和发现美的眼睛，他看待事物常常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养生生活诗意化。如《新沐浴》中描写到“先进酒一杯，次举粥一坂。半甜半饱时，四体春悠悠”，这是沐浴前吃饱喝足的写照，短短两句，尽显诗情画意，可见白居易的养生生活充实有诗意，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养生大家。
（三）白居易养生诗的语言特色
1、喜用口语
白居易的养生诗大多浅显易懂，喜欢用一些口语化的词，使诗词明白晓畅。在白居易的养生诗中处处可见像“渐觉”“不如”“不必”“可以”“只有”等口语化的词，例如在《因沐感发，寄朗上人二首》中“应是烦恼多，心焦血不足”“只有解脱门，能度衰苦厄”，就用到了“应是”和“只有”两个口语化的词。因为白居易作词大多都是即兴有感而发，所以诗句更像是一种口语描述，意思通俗易懂。
像这种通俗化的诗句往往不被一些诗词大家所采用，更多的是流传于一些下层百姓口中。白居易的口语化式诗词歌赋更能贴近人们的生活，更能发挥其娱乐大众更娱乐自己的作用。白居易的这种独辟蹊径的创作手法，体现出了他为人率真、不争不抢，以养生为最高境界的生活状态。
2、语近思深
白居易的养生诗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夸张的修饰，有的只是平淡的描述，却包含着无限的韵味。养生注重自我修养，不被世俗所染，白居易通过描述清风明月，彰显自己豁达平静高雅的情怀，用诗词来描述自己的人生，真正做到诗意人生。与华丽的诗词歌赋相比，白居易的养生诗更具吸引力。
（四）白居易养生诗的意象特征
1、酒是伴侣
从古至今，吟诗作画始终与酒相伴，白居易在作诗时也常常小酌。都说酒能消愁，白居易在养生诗中常提到自己感慨世态时举酒邀月，也常把自己对好友的牵挂寄托于酒中。所以酒是白居易不离不弃的伴侣。
2、琴是知音
朋友易找，知音难遇。白居易一生知音甚少，且相聚时间非常短暂，所以他寄情于琴中。他曾在《北窗三友》提到，琴是他的“三友”之一，在心情不适时，可以弹琴以净化心灵，抒发悲愤甚至不满之意。晚年时，白居易身体不佳，行动不便，那时琴更是他所离不开的知音。
3、“松、竹、莲”是人格的写照
古代，植物的一些特殊品质常被诗人用来表述自己的品质。白居易一生热爱种植，其生活的四周种满了各式各样的植物，但在其诗作中描述得最多的就是“松、竹、莲”。松、竹位列岁寒三友之列，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的毅力，而莲出淤泥而不染，自珍自爱，正直坚贞。这些其实都是白居易自身人格的真实写照，他将自己的人格意于“松、竹、莲”之中，既含蓄又明显。
三、白居易闲适诗艺术特色
而白居易的闲适诗与养生诗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同点，所以本文关于白居易闲适诗艺术特色的描述着重于与养生诗的不同点，主要是遣词用句及修辞手法。
（一）白居易闲适诗的遣词用句
1、叠字的使用
所谓叠词，顾名思义就是重复、重叠的词，例如“声声、皎皎”等。叠词是一种很常见的修辞手法，它的特点就是利用汉语音节，使诗词在结构上显得更加工整，在节奏上显得更加有韵律美。使用叠词描述声音时，会使声音更具真实性；使用叠词描述景物颜色时，会使景物带给人们更多视觉上的美感。白居易的闲适诗中通过使用叠词，使其看似平淡的生活更显趣味，也更具有吸引力。
2、喜用数量词
数量词的运用，会使得整首诗更具带入感，“两只”“一双”等数量词的简单使用，会使得诗词所描述的画面更具真实性。读者在品读诗句时，可以在脑海中将诗句化作一幅图，形象又生动，既便于理解又便于记忆。白居易闲适诗中常常使用数量词，这不仅与其描述的内容有关，更与其自身生活特点及人格特点有关。
（二）白居易闲适诗的修辞艺术
首先是浅显的比喻。白居易闲适诗的创作仍以日常生活为题材，讲究写实，虽然他不会过多地运用夸张的比喻，但他还是会运用一些浅显的比喻来给自己的诗词润色，使其更具吸引力和关注度。白居易主张平淡闲适度日，又不失对人生的思考，为了使其写作风格与其个人人格相符，他摒除了使用华丽及夸张的修饰，而是转用易于被大家所理解而又不失诗人风范的浅显的比喻。这种比喻方式在白居易的诗中经常可见。
其次是平易的典故。古代的用典就是运用各种典故来讲述自己的观点，也可为自己的诗词润色。如果只是粗略地品读白居易的闲适诗，很难发现有用典，但如果细细品味，其用典之处还是相当多的。这说明白居易有着丰富的典籍知识，能熟练透析地了解典故的内容，从而将其中更为平民化的小点运用到自己的诗词中，使得自己的诗词既能达到平易近人之效，又能运用典故阐明自己的观点。
四、白居易亲情诗艺术特色
白居易的亲情诗主要是讲述他对亲人的关爱及思念，虽然其艺术特色也有与上述两种诗相类似的地方，但它也有其特殊之处，主要就是其在亲情诗的创作中，在抒情时不忘讲明道理，喜欢运用主客颠倒的“对写法”。
（一）抒情中偏爱说理
我们所说的白居易的亲情诗从表面看是抒发对亲人的思念及关爱，但细致品读不难发现，其大多数诗词在后半段更加注重的是说理。也就是一首亲情诗的前半段描述思念，后半段以对亲人的思念有感而发，引出相关哲学、心理学甚至佛学的道理，使得思亲有情有理。白居易这种亲情诗的撰写方式更容易引起读者共鸣，也不会被后人定位为“无病呻吟”，也能以其独特的方式与其他诗词区分开来。
（二）“对写法”的运用
一、岑参早期诗歌选材特征
岑参在早期时多创作写景诗。诗人早期隐居在嵩山,读书之余,畅游在山水林泉之中。这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经历,养成了诗人善于观察事物捕捉事物特点的能力以及对大自然独特的感受力。这种生活环境决定了诗人诗歌创作的内容,同时也影响了其诗歌的风格。
其间诗歌选材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取材于自然景物,另一种是选用地名。岑参的诗歌选材特征使他早期的诗歌呈现出清幽、雅致的风貌。辛文房说“放情山水,故常怀逸念。奇造幽致,所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常情。”
1、绚丽多彩的自然意象
岑参将目光投向大自然,在他的笔下到处都是富有情感的景物,包括清幽的竹林,洁白的云朵,鸣叫的秋蝉,快乐的小鸟以及美丽的花朵等。这些意象构成了岑参早期诗创作选材特征的自然美,岑参尤为钟爱“云”、“鸟”和“花”这三个意象,并在他的诗作中多次运用。如:“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巩北秋兴寄崔明允》),秋风飒飒、朝霞满天,辽阔壮美的景色浮现于读者眼前,给人身临其境之感。在《丘中春卧寄王子》中岑参写道:“竹深喧暮鸟,花缺露春山”,竹林的深处传来悦耳的鸟鸣声,春花已谢露出绿意盎然的山峰。“桑叶隐村户,芦花映钓船”(《寻巩县南李处士别居》),屋舍在青青的桑叶的遮掩下若隐若现,随风起舞的芦花与垂钓的小船交相辉映,它们一起构成了一幅优美清丽的田园风光图。正是这些“云”、“鸟”以及“花”的意象为我们呈现了岑参早期诗歌选材的自然美。
2、选材新颖,地名入诗
岑参早期的诗歌还有一个突出的选材特色就是以地名入诗。这在他的诗歌早有以地名入诗的情况,例如:《自潘陵尖还少室居止秋夕凭眺》中写道:“月出潘陵尖,照见十六峰”,高高的月亮挂在潘陵尖,在月光的照耀下可以看到十六峰。以“潘陵尖”这一确切存在的地名对泛指的“十六峰”丝毫不觉突兀。诗中还写道“火点伊阳村,烟深嵩角钟”,以“伊阳村”对“嵩角钟”以实际村名与嵩山上的古钟相对,想法奇特。可见岑参早期诗歌以地名入诗运用的还不够完美,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会把地名与景物相对而言欠缺工整,而且有些地名是泛指的地名。
二、边塞诗受选材特征的影响
岑参早期这种倾情于自然景物和爱用地名的选材特征影响了其边塞诗的选材特征,正是这样的选材风格使他区别于唐朝的其他边塞诗人,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边塞诗。
1、多姿多彩的自然意象对边塞诗的影响
岑参早期的诗歌喜爱用自然景物入诗,这一选材的偏好影响了他的边塞诗选材,使他在边塞诗创作时选择了与其他边塞诗人不同的选材风格。比如,岑参和高适都以边塞诗著称,然“高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巧主景”
岑参生活在边塞时诗中大多是对边塞奇丽壮美的自然风景的描写。例如,在岑参著名的诗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就选取了“云”这一意象,诗中是这样写的:“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沙漠结冰百丈横有裂纹,万里长空凝聚着惨淡愁云,离别在即连天上的云也知人心意那般惨淡,传达诗人对离别的伤感之情。在《送李别将摄伊吾令充使赴武威便寄崔员外》中云:“马急行千里,鸟飞向五凉。”,就是对“鸟”意象的运用。在自然景物中岑参对“花”意象尤为偏爱。岑参的诗中具体写出花名的就有八种之多,计有桃花、梨花、梅花、菊花、优钵罗花、荷花、蜀葵花、苜蓿花。
2、新颖别致的地名意象对边塞诗的影响
岑参的边塞诗歌还有一个突出的选材特色就是以地名入诗,这是对他早期诗歌以地名入诗的选材特色的一种继承。但是他早期诗歌对地名入诗的运用还稍有欠缺,等到边塞诗创作时就已经运用的很成熟了。《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这首诗中地名的运用可谓登峰造极,这一首诗就出现了六个地名,“桂林”对“武城”,“花门”对“叶河”,“鱼龙川”对“鸟鼠山”,这三组对仗都极为工整。尤其是第三组“鱼龙川”对“鸟鼠山”,“鱼与鸟”跟“龙与鼠”都是天上的飞禽对地上的走兽,川对山正好是水与土相对,而这“鱼龙川”和“鸟鼠山”是确实存在的地方,并不是诗人凭空捏造的,由此可以看出诗人对于地名的运用能力炉火纯青、游刃有余。
三、好奇的性格对后期边塞诗的影响
岑参早期的诗歌中“奇”的特色表现的不够充分,而到了边塞时期“奇”的特色得以充分发展。岑参隐于嵩山的生使他对自然景物的观察也比常人更为仔细,从而养成了诗人好奇的性格。塞外的景色对于岑参这个南阳人来说是那么具有视觉冲击力,他从这些景物中捕捉到与众不同的美丽。因此岑参好奇的性格在其边塞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其诗歌“奇”的特色更为凸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奇壮的景色
岑参边塞诗之奇表现在他对边塞风光的描写上。诗人初见火山时写的那首《经火山》:“火山今始见,突兀蒲昌东。赤焰烧虏云,炎气蒸塞空。”那火山的烈焰高的能烧到天边的云彩,灼热的气浪好似要把广漠的塞空蒸熟。后又著有《火山云歌送别》两首诗将火山奇特怪异的景象和无尽的威力描绘了出来。
2、奇异的构思
岑参经日常生活极为平常的事情及道理运用精巧的构思给人带来新奇之感。《日没贺延碛作》运用浅显易懂的“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没”语句来阐释了时间易逝的道理。化难为简的同时意味犹存,从这一点来看这首诗称得上构思奇巧了。
3、奇特的想象
岑参的创作不落俗套,他的诗作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比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忽然间宛如一夜春风吹来,好像是千树万树梨花都盛开了,将一场大雪比作春天梨花的开放实在是奇。清朝的方东树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曰:“忽如一句,奇才、齐气、奇情逸发,令人心神一快。”
严羽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
摘要：本文从岑参早期诗歌中的自然景物意象、新颖别致的地名意象两个方面着手论述岑参早期诗选材创作对其边塞诗的创作产生的影响,岑参早年的生活经历养成了他好奇的性格,这一性格促使他在边塞诗创作时追求构思奇、想象奇和景色奇。这些成就了岑参的边塞诗,使他的边塞诗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特色。
关键词：岑参,早期诗歌,边塞诗
参考文献
[1]陈铁民,侯忠义.《岑参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2:448.
[3]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43.
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他曾将自己五十一岁以前写的一千三百多首诗编为四类：一讽谕、二闲适、三感伤、四杂律。
四类中，价值最高，他本人也最重视的是第一类讽谕诗。
这些讽谕诗，是和他的兼善天下的政治抱负一致的，同时也是他的现实主义诗论的实践。
其中《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更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杰作，真是“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丰富的现实内容。
从“惟歌生民病”出发，讽谕诗的第一个特点是广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并表示极大的同情。
这首先是对农民的关切。在《观刈麦》中，他描写了“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勤劳动的农民，和由于“家田输税尽”不得不拾穗充饥的贫苦农妇，并对自己的不劳而食深感“自愧”。
在《采地黄者》中更反映了农民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没有“口食”，而地主的马却有“残粟”(余粮)：“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所以诗人曾得出结论说“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苦辛!”对农民的深厚同情使诗人在《杜陵叟》中爆发出这样的怒吼：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狗爪锯牙食人肉!
这是农民的反抗，也是诗人的鞭挞。
在封建社会，不只是农民，妇女的命运同样是悲惨的。对此，白居易也有多方面的反映，如《井底引银瓶》、《母别子》等。对于被迫断送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的宫女，尤为同情。
如《后宫词》：“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
白居易不只是同情宫女，而且把宫女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认为“上则虚给衣食，有供亿糜费之烦;下则离隔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要求宪宗尽量拣放。
《上阳白发人》：
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
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
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
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
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
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
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
唐诗中以宫女为题材的并不少，但很少写得如此形象生动。“宿空房，秋夜长”一段，叙事、抒情、写景，三者融合无间，尤富感染力。
人民的疾苦，白居易知道是从何而来的，他曾一语道破：“一人荒乐万人愁!”为了救济人病，因此讽谕诗的另一特点，就是对统治阶级的“荒乐”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各种弊政进行揭露。
中唐的弊政之一，是不收实物而收现钱的“两税法”。这给农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中唐的另一弊政，是名为购物“而实夺之”的“宫市”。所谓宫市，就是由宫庭派出宦官去市物。
这遭殃的虽只限于“辇毂之下”的长安地区的人民，问题似乎不大，但因为直接关涉到皇帝和宦官的利益，很少人敢过问，白居易这时却写出了《卖炭翁》，并标明：“苦宫市也!”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
篇中“黄衣使者”和“宫使”，便都是指的宦官。此诗不发议论，更没有露骨的讽刺，是非爱憎即见于叙事之中，这写法在白居易的讽谕诗里也是较独特的。
作为讽谕诗的第三个特点的，是爱国主义思想。这又和中唐时代国境日蹙的军事形势密切相关。
《西凉伎》：
自从天宝干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
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
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
在艺术形式方面，讽谕诗也有它自身的.特点。这是由这类诗的内容和性质决定的。
讽谕诗约有以下一些艺术特点：
一、主题的专一和明确。一诗只集中地写一件事，不旁涉他事，不另出他意，这就是主题的专一。白居易效法《诗经》作《新乐府》五十首，以诗的首句为题，并在题下用小序注明诗的美刺目的，如《卖炭翁》“苦宫市也”之类;同时还利用诗的结尾(卒章)作重点突出，不是惟恐人知，而是惟恐人不知，所以主题思想非常明确。
二、运用外貌和心理等细节刻画来塑造人物形象。例如《卖炭翁》，一开始用“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这样两句，便画出了一个年迈而善良的炭工;接着又用“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来刻画炭工的内心矛盾，就使得人物更加生动、感人，并暗示这一车炭就是他的命根子。这些都有助于作品主题思想的深化。
三、鲜明的对比，特别是阶级对比。他往往先尽情摹写统治阶级的糜烂生活，而在诗的末尾忽然突出一个对立面，反戈一击，这样来加重对统治阶级的鞭挞。
四、叙事和议论结合。讽谕诗基本上都是叙事诗，但叙述到最后，往往发为议论，对所写的事作出明确的评价。这也和他所谓的“卒章显其志”有关。他有的诗，议论是比较成功的，如《红线毯》在具体生动的描绘之后，作者仿佛是指着宣州太守的鼻子提出正义的诘责，给人比较强烈的印象。
五、语言的通俗化。平易近人，是白诗的一般风格。但讽谕诗更突出。这是因为“欲见之者易谕”。他仿民歌采用三三七的句调也是为了通俗。
讽谕诗的这些艺术特点都是为上述那些内容服务的。当然，也不是没有缺陷。主要是太尽太露，语虽激切而缺少血肉，有时流于苍白的说教。
讽谕诗外，值得着重提出的是感伤诗中的两篇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
《长恨歌》是白居易三十五岁时作的，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一方面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由于唐明皇这个历史人物既是安史之乱的制造者又是一个所谓“五十年太平天子”，因此诗的主题思想也具有双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
诗的前半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劈头第一句就用“汉皇重色思倾国”喝起，接着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裂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讽意是极明显的。从全诗来看，前半是长恨之因。
诗的后半，作者用充满着同情的笔触写唐明皇的入骨相思，从而使诗的主题思想由批判转为对他们紧贞专一的爱情的歌颂，是长恨的正文。但在歌颂和同情中仍暗含讽意，如诗的结尾两句，便暗示了正是明皇自己的重色轻国造成了这个无可挽回的终身恨事。
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诗的客观效果是同情远远地超过了讽刺，读者往往深爱其“风情”，而忘记了“戒鉴”。这不仅因为作者对明皇的看法存在着矛盾，而且和作者在刻画明皇相思之情上着力更多也很有关系。《长恨歌》的艺术成就很高，前半写实，后半则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
没有丰富的想象和虚构，便不可能有“归来池苑皆依旧”一段传神写照，特别是海上仙山的奇境。但虚构中仍有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人物形象生动，使人不觉得是虚构。语言和声调的优美，抒情写景和叙事的融合无间，也都是《长恨歌》的艺术特色。
《琵琶行》是白居易贬江州的次年写的，感伤意味虽较重，但比《长恨歌》更富于现实意义。琵琶女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反映了当时风尘女子共同的悲惨命运。
一种对被压迫的妇女的同情和尊重，使诗人把琵琶女的命运和自己的身世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至于叙述的层次分明，前后映带，描写的细致生动，比喻的新颖精妙——如形容琵琶一段，使飘忽易逝的声音至今犹如在读者耳际，以及景物烘托的浑融，如用“惟见江心秋月白”来描写听者的如梦初醒的意态，从而烘托出琵琶的妙绝入神，所有这些则是它的艺术特点。
他的闲适诗也有一些较好的篇章。如《观稼》：“饱食无所劳，何殊卫人鹤?”对自己的闲适感到内疚。《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一诗中，诗人幻想让大禹作唐代水官，疏浚江湖，使“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也表现了诗人不忘国计民生的精神。但历来传诵的却是杂律诗中的两首。
一是他十六岁时所作并因而得名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另一是《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那首七律：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
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闲适、杂律两类在他诗集中占有绝大比重，象这样较好的诗却很少。其他多是流连光景之作，写得平庸浮浅;还有很多和元稹等人的往复酬唱，更往往不免矜奇衔博，“为文造情”。这不能不影响诗人的声誉。
白居易最大的贡献和影响是在于继承从《诗经》到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一个现实主义诗歌运动，即新乐府运动。他的现实主义的诗论和创作对这一运动起着指导和示范的作用。
新乐府运动的精神，自晚唐皮日休等经宋代王禹称、梅尧臣、张耒、陆游诸人以至晚清黄遵宪，一直有所继承。白居易的另一影响是形成一个“浅切”派，亦即通俗诗派。由于语言的平易近人，他的诗流传于当时社会的各阶层乃至国外，元稹和他本人都曾谈到这一空前的盛况。
(一)白居易养生诗的体裁特色
诗人白居易养生诗体裁包括五言古体、五言律诗、七言古体、七言律诗。其中占比较高的是五言古体。白居易的《仲夏斋戒月》描述的是其通过吃素进行养生的一种生活状态，体裁为五言古体。白居易写诗讲究随性自然，不拘泥于刻板的格律，喜欢创新体裁，这也反映了白居易爱好自由，不受约束，闲适养生的生活状态。
(二)白居易养生诗的题材特色
他的题材就是指诗歌作品在创作时所选取的材料。白居易养生诗的题材大多都是平常会经常看到和接触到的东西，而不是一些遥不可及的东西，他更注重自身修养。
1.选材的日常化、生活化
其中白居易的养生诗所描述的都是一些生活琐事，讲述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事情，描述自己对一些事情的喜怒哀乐的心情，所以其选材更贴近于日常生活。例如，他在描写自然景色时，大多选取田园间常见的小花小草、小鱼溪水，甚至是一些农作物或者家禽;在描写事物时，选取的都是日常吃穿用住的东西，包括书、蔬菜、围栏等。白居易养生诗的选材虽日常化、生活化，但其并不注重突出民生疾苦，是纯粹的对生活随时进行描述，安于养生。
由于白居易选材的日常化，使我们后辈在阅读他的诗歌时，可以很容易地从中发现他的日常生活方式，就连他经常吃什么、做什么、对什么有偏爱。例如，从《斋月静居》中可以了解他喜爱吃斋，以及他吃斋时的.一些感受;从《从老子》中可以发现他喜爱读圣贤书，对这些书的观后感也一目了然，甚至可以隐约看到他自己的有关主张。有时候连自己今天晒太阳有感而发也可以作诗一首，半夜惊醒、早起梳头等生活细节也能变成一首首诗歌。
有些读者会觉得白居易的诗歌选材过于简单，没有内涵，没有雄心抱负，更没有对世风世俗的描述及感慨。其实，这正是白居易的特点所在，虽然他不能从选材方面打动读者，却能以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吸引读者，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2.表现生活的诗意化
诗人白居易注重生活细节，诗词歌赋以描述生活为主，所以他有一双善于观察和发现美的眼睛，他看待事物常常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养生生活诗意化。如《新沐浴》中描写到“先进酒一杯，次举粥一坂。半甜半饱时，四体春悠悠”，这是沐浴前吃饱喝足的写照，短短两句，尽显诗情画意，可见白居易的养生生活充实有诗意，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养生大家。
(三)白居易养生诗的语言特色
1.喜用口语
其实白居易的养生诗大多浅显易懂，喜欢用一些口语化的词，使诗词明白晓畅。在白居易的养生诗中处处可见像“渐觉”“不如”“不必”“可以”“只有”等口语化的词，例如在《因沐感发，寄朗上人二首》中“应是烦恼多，心焦血不足”“只有解脱门，能度衰苦厄”，就用到了“应是”和“只有”两个口语化的词。因为白居易作词大多都是即兴有感而发，所以诗句更像是一种口语描述，意思通俗易懂。
像这种通俗化的诗句往往不被一些诗词大家所采用，更多的是流传于一些下层百姓口中。白居易的口语化式诗词歌赋更能贴近人们的生活，更能发挥其娱乐大众更娱乐自己的作用。白居易的这种独辟蹊径的创作手法，体现出了他为人率真、不争不抢，以养生为最高境界的生活状态。
2.语近思深
白居易的养生诗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夸张的修饰，有的只是平淡的描述，却包含着无限的韵味。养生注重自我修养，不被世俗所染，白居易通过描述清风明月，彰显自己豁达平静高雅的情怀，用诗词来描述自己的人生，真正做到诗意人生。与华丽的诗词歌赋相比，白居易的养生诗更具吸引力。
(四)白居易养生诗的意象特征
1.酒是伴侣
从古至今，吟诗作画始终与酒相伴，白居易在作诗时也常常小酌。都说酒能消愁，白居易在养生诗中常提到自己感慨世态时举酒邀月，也常把自己对好友的牵挂寄托于酒中。所以酒是白居易不离不弃的伴侣。
2.琴是知音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与其思想的变化是密不可分的。目前学界对白居易思想分期的问题大致有三种观点：卸任左拾遗之际，任杭州刺史时和被贬江州司马时。其中，“江州司马时期”这个观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而白居易的讽喻诗创作也是集中在以“兼济”情怀为主导的被贬江州之前的这段时期。
元和十年被贬江州之前的前期，“兼济”思想占据主导，“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贞元十八年，白居易正式踏入官场，元和二年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此时的白居易青年得志，满怀壮志;当时的宪宗皇帝也很器重他，这大大激发了白居易的政治热情。期间，白居易创作了以《秦中吟》、《新乐府》为代表的讽喻诗，共172首;此后，则是兼济与独善的矛盾阶段，直到最后的行独善，中后期大部分作品则是以闲逸和感伤为主调。《新乐府》五十首作于任左拾遗时期，“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秦中吟》共有十首，作者在自序中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白居易的讽喻诗有一个共同点：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通过诗歌的形式，采用讽喻的手段表现出来，为的是通达上听，补察时政。
白居易的讽喻诗，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的创作倾向：第一，是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深刻反映，不论是沉重的赋税徭役，还是纷乱的战事。在《新乐府》组诗中，有接近二十首描写了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这类诗歌为我们再现了一个个鲜活的农人形象：《观刈麦》中的贫妇人，《采地黄者》中的受灾者，《卖炭翁》中卖炭翁，《新丰折臂翁》中的折臂老者……他们饱受着社会上的各种不公和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观刈麦》作于元和二年，写割麦者与拾麦者夏收时那种辛勤劳碌而又痛苦的生活情景，“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傍。……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这种对民众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对自己深深的内疚之情跃然纸上。《采地黄者》作于元和七年，诗人当时在下渭村见到农民遭到春旱秋霜之灾后，一入冬就断了口粮，被迫采地黄换取粮食来维持生计，“岁晏无口食，田中采地黄。采之将何用?持以易糇粮。”而富贵人家却用粮食来喂马，白居易对此深有感触，创作了这首以采地黄者的不幸遭遇为题材的诗歌，表达的是对民生疾苦的同情：“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
第二，是对上层达官贵人腐化堕落、无节制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对百姓无情的欺压恶行的尖锐控诉和揭露，以此来讽刺和规劝皇上和上层统治者。在《秦中吟》、《新乐府》等诗作中表现的淋漓尽致。《轻肥》前面描写“内臣”、“大夫”、“将军”们赴宴的盛大和酒食的丰美，结句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捕蝗》中，写蝗虫肆虐，殊不知“是时粟斗钱三百，蝗虫之价与粟同。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饥人重劳费。”统治者借蝗灾发民难财，这种卑劣的做法怎能不让人切齿?《官牛》是借官牛来讽刺当朝的统治者只注重自身的享乐舒适，却不能体会到民众的辛酸：“右丞相，马蹄踏沙虽净洁，牛领牵车欲流血。”《买花》中的田舍翁：“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是对社会贫富悬殊的讽刺，一丛盛时的牡丹居然相当于十户中人的赋税，何等的触目惊心!这些都是对统治阶级的赤裸裸的揭露和批判。
第三类，是对怀才不遇世人的同情和对有才之人得不到应有赏识的哀叹和惋惜。放眼社会，更多的是有志不得伸展的无奈，是庸者位尊而贤者贫贱的不公现状，是贤才遭妒和小人当道的混乱世道。诗人也是这种群体中的一员。因此，创作了大量的`讽喻诗来对这种现象进行揭露和抨击，希望皇帝能够亲贤臣、远小人，重用贤德之才，惩诫投机取巧的贼眉鼠辈，以此来实现兼济天下的志向。
《哭孔戡》作于元和五年，闻知孔戡死讯的白居易潸然泪下。对孔戡的遭际，白居易说“或望居谏司，有事戡必言。或望居宪府，有邪戡必弹。惜哉两不谐，没齿为闲官。”最后，白居易发出了“谓天不爱人，胡为生其贤?为天果爱民，胡为夺其年?茫茫元化中，谁执如此权?”的感叹。白居易也和孔戡一样忧国忧民，刚正不阿，对孔戡遭际的哭泣，也是对同病相怜的自己的悲痛。《薛中丞》中，白居易开篇说“百人无一直，百直无一遇。借问遇者谁?正人行得路。中丞薛存诚，守直心甚固。“首先对薛中丞正直的性格和人品做了肯定，然而社会上歪风盛行，小人当道，”奸豪与巧，非不憎且惧”，“裴相昨已夭，薛君今又去”，作者对此表示出深深的痛恨和惋惜，“今我一涕零，岂为中丞故?”是对当时的社会现状的一种痛斥和批判。
一、将诗歌内容运用至剧作中
(一) 将诗歌嵌入剧情中, 为剧情的发展服务
剧作者为了剧情发展的需要, 有时会巧妙地照搬原诗, 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江州司马青衫泪》中的第三折, 白居易所作的《琵琶行》, 几乎展现了整首诗, 让裴兴奴全篇读出。在此, 《琵琶行》被引出的背景是:自从裴兴奴与白居易的私自约定成就姻缘, 到江西茶商刘一与鸨母的合谋欺骗, 使裴兴奴真的以为白居易已死, 于是便委身于商人, 她夜泊江州, 又恰遇白居易, 于是道明原委, 方才引出白居易的这一篇旷世之作《琵琶行》。剧作让裴兴奴在读这首诗的过程中, 充分体会白居易对她的同病相怜的由衷感慨, 对她技艺高深的赞美。当然, 还夹杂着魂牵梦绕的深深思念, 表露出再次相逢的悲喜交加式的心心相印。白居易的被贬江州与裴兴奴的不情愿地嫁做商人妇的心境际遇相同, 两人同病相怜, 惺惺相惜, 于是“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的默契情感, 激荡在两人的胸怀。由此强烈的渴求终身相伴的情感出发, 自然引出下文的情节发展:裴兴奴逃离魔爪, 追随白居易而去。在此, 诗中的情感表达, 恰恰成为了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因素。这首诗的嵌入, 天衣无缝地接续了前面两人分别后的各自处境, 促成了故事情节的完美发展。
另外, 为了增强作品的表现力与感染力, 也嵌入了白居易诗歌以外的诗歌原作。在《梧桐雨》第二折中, 沉香亭畔, 四川进贡荔枝的使臣, 口念杜牧的诗:“长安回望绣成堆, 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引用这首诗, 其目的在于表现唐玄宗不惜浪费国家人力物力财力, 为了一己之私, 只为表明对杨贵妃的宠爱, 不考虑国计民生, 反而伤尽民力, 为杨贵妃的穷奢极欲享乐着想, 将国家的安危置之度外。于是, 引来了安禄山的叛乱, 最终被迫逃离长安, 走至马嵬坡, 发生兵变, 接着, 杨妃缢死。终至于再次回到宫苑, 迎来的是夜不成寐, 相伴的是凄凄惨惨的梧桐雨。这首诗是对安史之乱发生原因的一个无声的说明和切中时弊的无言评判, 是对后来剧情发展的一个事实表白。
(二) 对原诗通俗化的改用, 成为剧情的组成部分
将抒情性极强的诗句改为叙事性的情节, 且语言由诗句改为元杂剧式的俗语, 也是诗歌转化为杂剧内容的一种方式。对于元杂剧的语言特征,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的表述为:“古代文学之形容事物也, 率用古语, 其用俗语者绝无。又所用之字数亦不甚多。独元曲以许用衬字故, 故辄以许多俗语或以自然之声音形容之, 此自由文学上所未有也。”可见, 语言运用方面, 也体现了明白如话的“一言以蔽之, 曰:自然而已矣”的特点。情节的演绎也颇有意趣, 在《墙头马上》第三折, 当裴尚书发现了在后花园隐居了七年的李千金, 急于将她赶出去, 而李千金认为:“这姻缘是天赐的。”这时, 裴尚书为了将李千金驱逐出家门, 他打比方说:“夫人, 将你头上玉簪来。你若天赐的姻缘, 问天买卦, 将玉簪向上磨做了针儿一般细。不折了, 便是天赐姻缘;若折了, 便归家去也。”“再取一个银壶瓶来, 将着游丝系住, 到金井内汲水。不断了, 便是夫妻;瓶坠簪折, 便归家去。”在此, 瓶坠簪折的结果出现, 几乎是百分之百会发生的事情。于是预示着李千金必定要离开裴府。“既然簪折瓶坠, 是天着你夫妻分离。着这贼丑生与你一纸休书, 便着你归家去。”这里的“簪折瓶坠”有很深的意义。王季思在《元杂剧选注》中说:“特别是, 作者将‘石上磨玉簪’‘井底引银瓶’两句诗, 发展为裴尚书迫害李千斤的两个细节, 生动地显示出封建家长蛮横无理、却又装成仁至义尽的虚伪面目, 以及李千斤倔强直率的反抗性格。”在裴尚书看来, 这段姻缘既不“门当户对”, 又不合“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于情于理于现实, 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里的用法, 是和白居易的诗句“井底引银瓶, 银瓶欲上丝绳绝。石上磨玉簪, 玉簪欲成中央折”相一致的, 将诗句改换为叙述性的话语, 被巧妙地化用在剧中人物的身上, 用比喻的方式于情理上促成了李千金的离开裴府, 显示出了裴尚书的险恶用心, 激起了观众们对李千金的同情。
在《梧桐雨》中, 有多处对《长恨歌》的化用, 除了未有借用诗中临邛道士用法术使李、杨相见外, 其余情节几乎是连续地化用。剧中写贵妃的美艳“翡翠帘前百媚生”;写对贵妃死亡的感慨“谁承望马嵬坡尘土中, 可惜把一朵海棠花儿零落了”, 对原诗的句子进行了形式上的改换, 与当时的情景相吻合。第一折的末尾有“长如一双钿盒盛, 休似两股金钗另, 愿世世姻缘注定。在天呵做鸳鸯比并, 在地呵做连理枝生”, 提到了“金钗”和“玉盒”, “鸳鸯鸟”和“连理枝”, 以此来作比, 表明李、杨对爱情的忠贞不二, 演绎出不似帝妃情缘, 却似普通男女的对爱情海誓山盟的诤言。显然, 这里是对以下诗句的化用:“钗留一股合一扇, 钗擘黄金合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坚, 天上人间会相见。”“在天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枝。”除此之外, 第四折为了表现唐明皇失去杨贵妃的内心凄凉, 有“空对井梧阴, 不见倾城貌”, “原来是滴溜溜绕闲阶败叶飘, 疏剌剌刷落叶被西风扫”, 是对原诗句“春风桃李花开日, 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 落叶满阶红不扫”的化用, 突出了唐明皇在杨贵妃生前相伴时, 两人曾在梧桐树下海誓山盟, 如今香魂归去无处可寻, 只有他一人空对秋风落叶, 满怀惆怅, 寂寞难耐, 无聊至极, 忧伤至辗转难眠。由原诗的典雅工稳改换为口语化的酣畅淋漓的抒情, 很好地完成了悲剧性的主题表达。
二、借前代事抒写胸中块垒和主张
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里, 分析了“元剧发达”的原因, 除了承接金代的基础继续发展之外, 还由于“科举不开”, 文人学士们“遂捉住了当代流行的杂剧而一试其身手”, 他们不被蒙元统治者所赏识, 于是, “不得不转而至民众之中求知己”。再次, “少数民族的压迫过甚, 汉人的地位, 视色目人且远下”也是一大原因。因此, “即有才智之人, 做了官吏的, 也是位卑爵低, 绝少发展的可能。所以他们便放诞于娱乐之中, 为求耳目上的安慰, 作者用以消磨其悲愤, 听者用以忘记他们的痛苦”。于此可见, 杂剧作者是借剧本的创作表达对社会的种种看法, 表达胸中的郁闷与主张。
(一) 对作者自身遭遇的抑郁不满
有道是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白日梦, 是对个人胸怀的抒发。《青衫泪》编排了白居易被贬江州的人生遭遇, 唐宪宗以文臣“做诗做文误却政事。若不加谴责, 则士风日漓矣”为由, 将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 于此同时被贬的还有柳宗元、刘禹锡。但全篇侧重地表现裴兴奴与白居易分别后的个人状况, 而对白居易遭贬谪后的内心感慨, 在剧情的编排上没有展开, 但深刻地体现在嵌入的《琵琶行》里:“我闻琵琶已叹息, 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由此可见, 白居易在此表现了与裴兴奴同样的心境, 往日个人的春风得意不在, 曾经的个人才华与志向不被人看重, 自繁华都市流落到荒蛮偏僻之地, 同病相怜, 彼此产生了感情上的共鸣。其实, 产生情感共鸣的还有一人, 那就是作者马致远。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中认为:“关汉卿的剧本中, 看不出一毫作者的影子。致远的剧本中, 却到处有个他自己在着。尽管依照着当时剧场的习惯, 结局是大团圆, 然而写着不得志时的情景, 他却格外的着力。像《江州司马青衫泪》。”马致远在自己的人生路途中, 有着官场倾轧的经历, 曾赴江浙做行省务官, 但在当时汉族知识分子地位低下的情形之下, 他是不可能施展抱负的。于是, 仕途的艰辛致使他中年归隐田园。内心对人生理想、仕途经济产生了一种幻灭感, 但是, 这种幻灭感也是维护自身理想的一种抗争。可见, 马致远将这种怀才不遇的情怀, 寄托在了白居易这一人物身上。
(二) 表达作者对爱情婚姻的看法
在元杂剧的作品中, 渗透着对女性遭遇、命运的关心和同情, 表现着女性情爱意识的觉醒和斗争, 追求自由平等的爱情被彰显出来。《青衫泪》写琵琶女裴兴奴与白居易相好, 并且私定终身, 但后来白居易贬官江州。接着, 裴兴奴的鸨母和江西茶商刘一合谋, 诓骗兴奴白居易已死, 本欲守志的裴兴奴被卖给了茶商。后来, 白居易巧逢裴兴奴, 便将她带走。并且得到了献宗的应允, 惩罚了鸨母与茶商。在这里, 裴兴奴嫁给茶商是被骗婚的, 有着欺诈和金钱的交易存在, 从人性上来讲是不平等的买卖婚姻, 但最终设定了皇上的恩准, 正义得到了伸张, 由此而看, 马致远反对的是违背妇女意志的不平等婚姻, 有一定的男女平等的民主思想。《墙头马上》将白居易诗的主题“止淫奔也”改成了“赞淫奔”, 是一曲理直气壮的私奔和天赐良缘的赞歌, 全剧以女主角的胜利而告终。其中的李千金是一个敢爱敢恨、率真倔强、为爱抗争的女主角, 相较于男主角裴少俊的自矜痴情、唯尊父命、生性怯懦。女性的地位被空前地抬高, 女性的爱情理想与独立人格得到了维护, 作者白朴就此抨击了“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 使女性的独立意识得到了增强, 表现出作者乃至当时读书人对女性自主意识的一种认同, 这里对传统礼教的叛逆精神, 与元代仕子的离经叛道是相一致的。少数民族主政的不重儒道, “十儒九丐”的低下地位, 促成了读书人对传统礼教的自我解禁, 爱情观念的转变也包揽其中。《梧桐雨》借唐明皇对杨贵妃生前的爱慕和死后的思念, 表现了他对爱情的执着。白朴就此一方面表现了他对普遍意义上真挚爱情追求的同情与赞美, 另一方面表现了他的“黍离之悲”和“沧桑之叹”, 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第四折对唐明皇的思念的表现上。再次回到长安, 已是贵妃不在、大权不握, 昔日的欢颜与厮守的快慰, 与今日的孤苦自守、秋雨飘零相比, 让人寂寞难耐、长夜无眠, 这种心境, 正是元初读书人由地位低下所引来的内心抑郁满怀的心理写照。
三、对女性的塑造更合乎元人审美要求
(一) 丧德贪生的女人形象
王季思在《元杂剧选注》里谈到:“在广大人民遭受到元蒙贵族压迫的年代, 许多杂剧和民间说唱都把杨玉环看作一面迷惑玄宗, 一面私通安禄山的内奸, 这虽不一定符合历史事实, 却反映了人民憎恨奸逆的情绪。”的确, 在《梧桐雨》里, 白朴对杨贵妃形象的塑造不同于《长恨歌》, 白居易在诗歌里为了维护杨玉环的唯美形象, 增强悲剧性, 隐去了她的身世与私情, 只是写道“天生丽质难自弃, 一朝选在君王侧”, 隐去了本为寿王之妻的事实;而至于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 在诗中却只字未提。对于杨贵妃之死, 一笔带过, 诗中描述为“六军不发无奈何, 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 翠翘金雀玉搔头”。但以上这些在《梧桐雨》里却被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
1. 对父纳子妃的表现。唐玄宗自述为:“昨寿邸杨妃, 绝类嫦娥, 已命为女道士;继而娶入宫中, 策为贵妃, 居太真院。”杨贵妃自述为:“开元三十二年, 蒙恩选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 乃主上圣节, 妾身朝贺。圣上见妾貌类嫦娥, 令高力士传旨度为女道士, 住内太真宫, 赐号太真。天宝四年, 册封为贵妃, 半后服用, 宠幸殊甚。”此后还有高力士的叙述论证:“往年主上悦杨氏容貌, 命某娶入宫中, 宠爱无比, 封为贵妃, 赐号太真。”如此三人互相论述肯定父纳子妃的事实, 表现了作者对这桩爱情故事不合纲常礼仪、作为乱伦婚约的不满, 一种不虚美、不隐恶的质朴的慷慨淋漓跃然剧中。同时, 作者无意于就此减弱作品的悲剧性, 只是从总体的剧情布局上, 调配转移体现悲剧的剧情点, 结尾借唐明皇的孤单凄凉来加重悲剧的程度。
2. 对于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安禄山要去渔阳赴任, 心里挂念的是贵妃:“别的都罢, 只是我与贵妃有些私事, 一旦原理, 怎生放的下心?”起兵谋事, 只是“但要抢贵妃一个, 非专为锦绣江山”, 而杨贵妃在七七乞巧节想的是安禄山:“妾心中怀想, 不能再见, 好是烦恼人也”。通过他们的话白, 我们已经看出两人私情的真实存在, 如果说, 杨贵妃由寿王妃成为贵妃, 是被动地走向了不合人伦, 在男权专制的情形之下, 别无选择, 只能顺从。而她主动地红杏出墙, 却表现出其道德沦丧的另一面。因此, 如此一来, 在观众眼里, 完全没有了白居易诗中美貌专情的贵妃形象, 一个轻薄、淫乱的形象凸显在白朴编排的杂剧里。
3.杨妃之死。剧作写杨妃死前求生的哀求与怨恨:“陛下, 怎生救妾身一救?”“陛下好下的也!”此处表现为自私刻薄、不明大义的杨贵妃。与《长生殿》中主动求死的杨贵妃大相径庭。
由此可见, 白朴塑造了一个有异于白居易理想之美的贵妃形象。在此, 应该同情的是难能可贵的专情者——唐玄宗, 而杨贵妃却成为一个轻薄寡义、淫荡偷情、贪生怕死的角色。形成的原因在于作者想要将创作建立在更加现实的基础上, 通过写父纳子妃, 表明其爱情的发展不合人伦;写与安禄山的私情, 表现其水性杨花、用情不专;写杨妃之死, 是为了表现其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阴暗心理。如此表现, 固然有情节发展与突出主题的需要, 但是很大一个原因是:白朴身处元代, 大可不必站在唐人偏狭的立场上, 维护本朝皇妃的正统与大义, 于是, 他拨开了历史的烟云, 从一个清醒的旁观者的角度, 不留情面地对杨妃的形象进行毫无遮拦的挞伐, 于此同时, 同情着唐玄宗的痴情。这样的剧情编排, 给人一种直率劲切的酣畅淋漓的感觉, 而这恰恰是元人作品的风格。
(二) 泼辣女子的形象
《墙头马上》里的李千金脱离了白居易诗中女性形象的懦弱、逆来顺受, 转而成为一个敢爱敢恨、勇于维护自身爱情与人格尊严的形象。待字闺中, 她毫不掩饰对爱情的渴望:“我若招得个风流女婿, 怎肯教费工夫学画远山眉, 宁可教银缸高照, 锦帐低垂, 菡萏花深鸳并宿, 梧桐枝隐凤双栖。”当见到钟意的裴少俊, 脱口而出:“呀!一个好秀才也!”处处主动, 安排约会传递书简, 当被嬷嬷看破, 果断选择私奔, 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在裴家后花园躲藏七年, 被裴尚书发现后辱骂, 她据理力争, 我非“男游九郡, 女嫁三夫”, 而是“我则是裴少俊一个”;我非“奔则为妾”, 而是“这姻缘是天赐的”。后来, 裴少俊要求她重新认亲时, 她坚决反对:“待要做眷属, 枉坏了少俊前程, 辱没了你裴家上祖!”面对着裴尚书的求情, 她表示:“你休了我, 我断然不认!”坚毅倔强的个性可见一斑。
李千金本是大家闺秀, 但在她身上没有崔莺莺的含蓄矜持, 却有着市井妇女的大胆泼辣与倔强, 这种性格, 一方面来自于因讽谏武则天被贬的父亲李总管的影响;另一方面, 这一角色, 在白朴的笔下, 充溢着北方游牧民族倔强真率的气质, 冲破了儒家文化对女子三从四德的温文尔雅的淑女要求。在没有名分的情况下, 居住裴府后花园七年, 即使被逼离开裴府, 却对自己的显宦家世, 也只字未提, 这种不重名分与门第的观念, 表现了对传统礼教的疏离, 更符合元人对新女性的审美要求。
(三) 专情歌妓的形象
元杂剧作家与勾栏歌妓经常共同排演曲目, 来往频繁, 对她们的底层生活遭遇深表同情, 以男女平等的姿态写她们的喜怒哀乐, 扭转了以往文学作品中对她们的歪曲。裴兴奴是教坊司“裴妈妈家的一个女儿”, “京师出名的角妓”。与白居易相爱后, 她发誓:“妾身再不留人, 专等相公早些回来。”当江西茶商想与她结姻缘, 她却说:“我做了白侍郎之妻, 休来缠我!”只是在被诓骗白居易已死之后, 才答应嫁给茶商。后来, 与白居易江州相见, 于是又成就了这一段朝思暮想的姻缘。元代外族入主中原, 在古老野蛮游牧民族的习俗里, 不重视妇女的贞节观念, 但受儒家伦理束缚的马致远, 把妓女塑造成坚守贞节的形象, 这是元代文人普遍的心理。在这里, 着重突出的是裴兴奴精神上对爱情追求的贞洁, 她的委身商人, 只是在接到了虚假的白居易已死的消息之后, 但她仍念念不忘与白居易的旧情, 临嫁时, 泪雨涟涟, 烧一陌纸钱, 一旦后面再次碰到了白居易, 便毫不迟疑地一块逃离, 表现出了一个歌女不愿身陷声色, 但愿追求真正爱情的良好愿望, 这种心理, 杂剧家们是赞同和支持的。
四、对大团圆的结局运用不一
大团圆的戏剧设计, 来自于中国人善恶有报的道德宣扬。《青衫泪》的结局是白居易与裴兴奴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鸨母和茶商的遭到惩罚, 这种编排是合乎我们民族心理的, 是顺理成章的奉旨完婚大团圆, 在维护爱情的自由幸福方面也突出了主题。
《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是非常不情愿同意复婚的, 但考虑到一双儿女的亲情, 最终委屈地答应了, 也是大团圆的结局。但这个结局, 应该是让李千金感到十分痛苦的。一方面, 她是冲破封建婚姻藩篱的坚强斗士, 另一方面, 她所追求的婚姻又暗合了“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因此, 这么巧妙的安排, 可以被看作反封建和维护封建的折中之作, 相对来讲, 减弱了反封建的力度, 因此, 本剧的大团圆结局来得有些勉强。
《梧桐雨》编排的却是无关乎大团圆的悲剧。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中认为:“在许多元曲中, 《梧桐雨》确是一本很完美的悲剧。作者并不依了《长恨歌》而有叶法善到天上求贵妃一幕, 也不像《长生殿传奇》那末以团圆结束。他只是叙到贵妃的死, 明皇的思念为止, 而特地着重于“追思”的一幕。像这样纯粹的悲剧, 元剧中是绝少见到的。”大团圆的结局符合中国人的民族心理, 在戏剧作品中, 往往采用阴间、仙化和梦境的方式, 弱化悲剧, 或采用改变现实条件的方法, 终止于大团圆。而唐玄宗只是在短梦中见了杨贵妃一面, 其余的则是令人肝肠欲断的梧桐雨, 但《长恨歌》却有临邛道士借助法术, 让两者在天上互诉衷肠的相见, 因此, 借助于此, 成了大团圆的结局, 但《梧桐雨》却没有使用这种手法, 而是将其演绎成了使人惊心动魄的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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