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后妃制度
据清宫档案记载，皇帝新婚之后，皇后要和皇帝在坤宁宫洞房旁的东暖阁同住三天，紫禁城内的养心殿东侧有体顺堂，便是皇后与皇帝同居待寝的住所。度过新婚之期后，皇帝仍回养心殿后殿寝宫居住，皇后便选定东西六宫的一处居住。除新婚期之外，平时皇帝要召幸某妃侍寝，一般都在晚饭时，皇帝亲自翻后妃的.绿头牌，皇帝喜欢哪个妃子，便把那个妃子的绿头牌翻过来，随侍太监心领神会，马上禀知某妃到皇帝寝宫承欢。
清代嫔妃侍寝与各代不同，皇帝每日晚膳时，决定哪一位妃子当晚侍寝。每个妃子都有一块绿头牌，牌面上是该妃子的姓名。备晚膳时，敬事房太监将十余块或数十块绿头牌放在一个大银盘中，谓之膳牌。
皇帝晚膳用完，太监举盘跪在皇帝面前。如果皇帝没有兴致，则说声“去”。若有所属意，就拣出一块牌，扣过来，背面向上。太监拿过此牌，交给另一位太监，这位太监专门负责把将要求承幸的妃子用被裹着扛到皇帝的寝所来。
出于清代皇帝高度的戒备心理，防止妃子中出现刺客，妃子必须裸体来到皇帝寝所。方法是妃子被带到离皇帝寝所不远的一间屋里 衣服，宦官用红锦被或大衣将她裹上，扛上肩，背进皇帝的寝所，
到帝榻前，去掉外裹的红锦被或大衣。
后面发生的事情当时人的记载道，“届时，帝先卧，被不复脚。……妃子赤身由被脚逆爬而上，与帝交焉。敬事房总管与驼妃之太监，皆立候于窗外，如时过久，则总管必高唱曰：是时候了。帝不应，则再唱，如是者三。帝命之入。则妃子从帝脚后拖而出。驼妃者仍以氅裹之，驼而去。去后，总管必跪而请命曰：留不留?帝曰：不留。则总管至妃子后股穴道微按之，则龙精皆流出矣。曰：留。则笔之手册曰：某月某日某时，皇帝幸某妃。亦所以备受孕之登也。此宫禁中祖宗之定制也。”
清帝召幸嫔妃，照例在门前倒悬红灯，在行宫也是这样。 宫女们入宫时梳辫子，一旦被临幸并获得名号，就要把头发盘上去
清代自雍正以后皇帝的寝宫多在养心殿后殿。寝宫内东侧为皇后来时居住，西间为妃嫔来时居住。养心殿的西侧有燕喜堂，据传说为妃嫔被召时的临时听叫处。每到晚膳时，妃嫔们均到这里等候传唤。当传到某妃侍寝，晚饭后到寝宫承欢。其余妃嫔听“叫散”后便各回各自的住处。
在处理俸禄问题上, 大多数朝代不够成功。俸禄水平过高, 会加重国家财政负担;俸禄水平过低, 往往会导致众多官员不能廉洁自守、官风败坏、殃及百姓。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清朝, 其职官的俸禄标准可以说是历代最低的, 又是历史上贪污腐化、贿赂公行、索取陋规最为严重的王朝之一。尽管清政府不断对其俸禄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 并且开创了我国漫长的, 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养廉银制度, 但最终未能改变贪污纳贿之风。
沿袭明代惯例, 从顺治四年到康熙八年, 清朝统治者对官员俸禄作了几次大的调整后遂成定制。清《户部则例》卷七记载, 清朝在京官员的俸禄, 满汉都一律按品级发俸银与禄米。一品官每年俸银一百八十两, 二品为一百五十五两, 三品为一百三十两, 四品为一百零五两, 五品为八十两, 六品为六十两, 七品为四十五两, 八品为四十两, 九品为三十一两五钱。禄米一般是每一两银发米一斛。外官的俸禄与京官相同, 但不发“禄米”。这个俸禄标准一直坚持到清末, 是为正俸。与历代封建王朝的俸禄相比, 显然是一种低俸给制度。而且, 即使这么低的俸薪, 有些官员往往领不到全额, 清政府往往用扣俸、罚俸的方法来处分官员。官员犯有过失要罚俸, 称为“议罪银”。如康熙初年, 有的地方官在任仅二、三年, 而被处罚的俸银则达二三十之久。
官吏俸给的低下, 虽然减少了国库的支出, 但却形成了官员竞相贪赃枉法之风, 以为法外之例。尤其地方官员, 其生活之需多取于附加征收的赋税, 其贪得之风远胜京官。顺治年间, 为解决外官俸给不足的问题, 曾实行俸银补贴, 即在外官员按品支取俸银之外, 另加:蔬菜烛炭费、心红纸张费、案衣什物费、薪银费四项作为生活补贴和为公经费之用。其数量颇为可观, 但历时不长, 即因军需不济, 财政困难而陆续裁减, 到康熙七年 (1168) 年则全部裁撤。清代御史赵憬曾上书提出:“臣以为俸禄不增, 贪风不息, 下情不达, 廉吏难支。”这几句话概括得简明而准确。可以说, 俸禄过低的直接后果, 主要就是两个:一是贪风不息, 二是廉政难支。
正如赵憬所指出那样, “总督每年支俸一百五十五两, 巡抚一百三十两, 知州八十两, 知县四十五两, 若以知县论之, 计每月支俸三两零, 一家一日, 粗食安饱?兼喂马匹, 亦得费银五六钱, 一日俸不足五六日之费, 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不食乎?不取之百姓, 势必饥寒, 若督抚势必取之下属, 所以禁贪而愈贪也。夫初任不得已略贪脏, 赖脏以足日用, 及日久脏多, 自知罪以莫赎, 反恣大贪;下官贿以塞上司之口, 上司受赃以庇下官之贪, 上下相蒙, 打成一片。”早在顺治年间, 贪污现象就很严重。康熙中叶以后, 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吏贪污纳贿案件层出不穷, 贪污数额触目惊心。大小官吏除侵盗国库钱粮外, 还加紧压榨劳动人民, 他们私自加派, 收取陋规, 当时全国各地官府的杂派之多, 陋规之繁, 真可谓前所未有。
相比而言, 做一个廉洁的官员却非常之难。低俸给制度把这些官员搞得生活拮据, 捉襟见肘, 难以维持生计。一些官员由于上要养老, 下要养小, 加上迎来送往, 竟有“糊口无资”的说法, 甚至有官员依靠官俸无法维持生活, 只好变卖家产补贴。清代咸丰年间, 内阁学士袁希祖死的时候, 家里仅存八两银子, 还是众官凑钱买的棺材。
二、清政府的两次俸禄改革
1. 养廉银制度和恩俸制度。
顺治始征耗泛滥, 名义上, 征耗是用以弥补倾熔征收赋税, 而得以零星散银为银锭时造成的损耗, 但实际征耗的数额已大大超过了这种需要, 成为正赋之外的又一项附加税。这种附加税除极小部分用作补足损耗外, 多余部分称为“耗羡”或“羡余”, 它们不记入耗羡总额, 也不上缴国库, 而由征收赋税的地方官吏私自支配。一般是加三、加四, 有的地方高达加五、加六, 甚至“税轻耗重, 数倍与正额者有之”。州县官吏把赃款的一部分据为己有, 把剩余部分则以种种名义馈赠上司。地方督抚司道又从自己的所得中抽出一部分, 再送给中央官员。类似的种种陋规收入, 地方官员是很多的, 如两江总督每年的规银收入为四万多两, 山东巡抚多达十一万余两。比较贫穷的云南、贵州, 其总督每年的规银收入为六万多两。京官的规银收入要少些, 但他们会利用奏销或钦差之机, 向地方官员索取盈千累万的赃款。
滥征耗羡和无节制地征收规礼银, 既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 更无异于吏治。雍正执政之后, 认识到俸禄低少与政治腐败之间的微妙关系, 采纳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 将原来全部被地方官吏贪污鲸吞的耗羡银两提解归公、上交藩库;把各省归公之后的耗羡银两的大部分拨给各级官员养赡家口之用, 是为养廉银。地方官有养廉银, 京官则给恩俸。恩俸是指京官文职除正俸之外, 以正俸数再加赏给, 亦及领受双俸。雍正五年谕“乾清门侍卫, 著照品加给俸银一部, 米石不必加给。”六年谕:“吏、户、兵、刑、工五部尚书、侍郎俸银俸米著加倍给予, 其署理之大臣亦次此赏给。若遇罚俸案件, 将朕分外所给之俸, 不必入议。”乾隆二年, 将在京大小官俸银加倍赏给。这样, 在京的所有文职官员都给双俸了。养廉银制度和恩俸制度, 对消解雍乾时期整顿横征暴敛的弊政, 保证清朝政府的税赋收入, 解决官员低俸制度带来的矛盾和弊端, 都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 它承认封建官吏对人民的非法盘剥, 根除不了封建官僚政治的根本弊端。道光以后, 连年用兵, 国库空虚, 物贵银贱, 清廷财政日窘。于是文武官所得, 均折减支发。官吏俸禄一扣再减, 所以不足以为生, 这就促使晚清官吏贪污贿赂, 法外敛财, 政风日下, 不可收拾, 养廉的良好愿望反为不廉的恶果。
2. 清末俸禄制度改革。
到清朝末期, 正俸的微薄, 养廉银制度的失败, 再加上巨额赔款, 在多方搜刮的同时规定削减官员的俸银和禄米, 俸禄进一步减少, 官场的风纪更加败坏。社会各方强烈关注, 并要求加以改革。康有为在其《官制议》指出“举大地古今俸禄, 未有若今中国之薄者也, 殆不可形诸简牍矣”, 因此, 政府应“尽收一切规费一归之公”, “乃量品之高下, 地之繁简, 厚予私禄, 优给公费, 俾大小有序, 繁间有仪;内足以备仰事附蓄之资, 出足以供舆马仆从之费, 外足以应宾客夜游之用, 而后可以责以洁己奉公爱民忧国矣。”
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 改革官制后, 在俸禄方面也作了许多改革尝试, 政府责成有关官员直接酝酿解决俸禄问题, 在一系列酝酿准备的基础上, 负责清政府管制改革的宪政编查馆制定了一个较为详细的官俸章程:《官俸章程条议》。该条议共有十七条, 其显著特点是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各级官员的俸禄标准, 同时限制了官员的兼差, 官员的俸禄改为支银两, 不再支禄米, 兼差者支半俸, 官员的俸禄水平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薪水等级悬殊较大, 也没有严格按照制定的规则执行。因此, 实际上没有起到挽回颓风、纠正时弊的作用。
三、清朝俸禄制度及其改革的几点启示
1. 正确认识俸禄制度与廉政的关系。
俸禄水平的高低是贪污腐败的原因之一, 俸禄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可以收到止贪廉政之效果。但是, 贪污腐败的程度是因时而异的, 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形式、经济状况、统治者是否励精图治、整顿吏治的措施是否得力等等, 需要具体分析。因此, 俸禄制度与廉政密切关联, 但非必然, 导致当时吏治腐败的还有其他的原因, 不能一概归之于“官吏待遇的菲薄”。在剥削盛行的封建社会中, 职官有充足的俸禄并不能完全保证其清廉奉公, 要想做到这一点, 还必须从国家机制上做文章, 建立一套严格有效的监督机制和反腐法制以资保障。
2. 俸禄制度应是一个内容健全、组织规范的综合性工程。
清朝的养廉银制度以及清末的俸禄改革, 内容都是不完善的。各级官员养廉银额悬殊较大, 尤其是不入品级的官员更是未给定养廉银, 他们照样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州县官由于延请幕僚, 其养廉银其实并未起到作用。并且, 养廉银也同原俸一样, 制定之后永无变化, 并不随经济或物价的上涨而提高。从养廉银的推行过程来看, 雍正始终是这一制度的支持者和指导者。在实施期间, 没成定规, 主要靠雍正的个人意志加以推行, 使得这个本来就不严密的制度, 随着最高统治者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及至清末俸禄改革, 不仅制定仓促, 内容不完善, 而且更是流于形式没有切实执行。并且, 俸禄制度是官吏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 但并不是关键因素, 它是官制改革这一巨大综合性工程中的一部分, 如果没有政治改革, 经济改革和相配套的法制改革, 它是很难取得成功的。因此, 我们在实行工资制度时, 不仅要注意其组织严密、内容规范, 更要把它放入社会大背景下, 完善相关权力监督机制和法律法规制度。
3. 官员俸禄必须从国家财政正项中支出, 不要只为减少开支, 因小失大。
养廉银两既然是政府给予各级官员的生活补贴, 它就应该像原俸一样由国家正项中支出, 而不应该用非法的耗羡银两来支付, 这实际上是把增加官员俸薪的全部负担都用法律的形式转嫁到广大农民的身上, 使之成为变相公开的贪污行为。而把这笔巨款转嫁到农民身上, 则必然要给地方官吏重新贪污纳贿和苛取于民以可乘之机。这是清代养廉银制度的最大弱点, 从而使得清末官吏的贪污纳垢之风更为猖獗, 政治更趋腐败。
时至今日, 我国在反腐败和公务员制度建设中, 没有实行高薪制。然而在现实中, 我们随处可见高薪养廉的外在表现。公车的免费使用, 住房医疗以及其他方面的优厚待遇, 以及大量的黑色、灰色隐形收入, 使我们感觉到某些工薪人员的待遇丝毫不比其他行业差。因此, 与其让公职人员通过不法途径寻求薪金的增加, 不如实事求是地将公职人员的某些收入显性化和法定化。
4. 高薪制必须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
清朝正是由于财政不足才造成了俸禄的低薄, 造成例如官员的大肆贪污, 反过来又减少了国库收入, 造成了财政的混乱和困难, 尽管实行养廉银制度, 但终难治本。可见, 高薪制的实行必须基于一定的物质基础, 要与国家社会发展相适应, 即国家具备能够支付公务人员高薪的物质基础, 同时也要与社会平均的收入水平相适应, 即不至于形成悬殊的收入差距。否则, 一味追求高薪只会适得其反。
参考文献
[1].《清史稿列传》卷六, 李之芳传
[2].蒋良骐《东华录》卷九
[3].《清史论丛》第五辑.中华书局
【关键词】清朝；死刑复核；特征
封建统治者素来喜爱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找到形式上的屏障，而封建法律作为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有利途径，当然的被统治者所采纳，封建法律都往往打着维护百姓利益的幌子，其实质是为了让统治者更顺畅的进行国家管理。在清朝，统治者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以巩固其封建统治，在这一套法律制度当中死刑复核制度在巩固封建统治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我们当今的死刑复核制度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对古代死刑复核制度得中继承以及发扬，因此分析清朝死刑复核制度的特点和合理成分，以便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一、浓厚的清王朝专制特色
清朝的死刑复核制度无论是在司法审判还是司法监督都展现出浓厚的专制特色。清朝朝审制度最初的建立要追溯到明朝时期，它主要是复核秋后处决的死刑案件。清朝独自建立了极具其统治特色的秋审制度，再加之援用明朝的朝审制度，扩大了对死刑案件的处理范围，即斩、绞监候的案件。经过秋审和朝审的案件，最后都要奏请皇帝审批。在司法监督方面，皇帝以下的刑部、三法司等司法机关是皇帝严格控制之下的一些办事机构罢了，尽管他们都不能单独以清政府的名义处理各类事务，但其仍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关的组成部分，在此专制统治下，只有皇帝才能代表国家行使各项权力。在司法监督上，清朝统治者利用刑部这个司法机关来对司法审判实务进行汇题，皇帝总览全国司法审判事务的监督权，以证明审判案件的合法性。
可见，清朝的死刑复核制度是在皇权专制的背景下得以存续的。清朝死刑复核制度依然是人治下的复核，清朝死刑复核制度虽在形式上达到了历代以来成熟的阶段，从地方到中央集中，最后集中到皇帝的手中，由皇帝掌控生杀大权。但它依旧是封建统治者利用其统治国家、臣民的工具。
二、强调宽严适中
清朝的死刑复核制度作为一项慎刑制度，反映了封建统治者“人命至重”、“敬天保民”的思想。秉着宽仁之心，复核后很多“可疑”、“可矜”或“应缓”的死刑案件进入缓决，使得很多人命得以保存。但统治者在复核制度执行过程中并非一味讲宽，而是反复强调“中”和“平”。例如，秋审制度作为清朝的一种重要的死刑复核制度，统治者十分重视，但其指导思想并非一味宽缓，而是“以宽仁之心去行严格之法”。而根据史料，唐朝早在贞观年问就认识到赦免过频的危害：“将恐愚人常冀侥幸，凡惟欲犯法，不能改过”。乾隆十年秋审，部议改缓为实者三十余案，御史李清芳认为这样“恐非仰体好生之德”，乾隆批驳说他“所见甚属与迂谬，糊涂已极”。清朝统治者在一些一般的死刑案件中，都采取层层复核的方式，一般都会走到秋审的程序，而对于一些谋反、谋叛、大逆等严重的原因而判处死刑的，统治者一般都会判处斩立决，更加的严厉。清朝统治者一再申明秋审应寓宽于严，执法才能平允，宽严适中，才合乎以刑去刑的古意。
三、强调直接言词审理
在清朝，社会经济都有了较好的发展，交通也得更加便利，这样押解犯人到具体的复核机关进行审查变更加便利。尽管死刑复核程序中言词审理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但在秋审时需要复核的案件达千件之多，大臣们也无法听死囚的一一辩解，只能按照造册进行书面的审理。当然，我国清朝死刑复核程序中的直接听囚犯言词的审理方式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花费人力、财力把犯人直接押解至复核的司法机关处，让直接参与复核的司法官员当面问供；另一种则是复合机关的官员亲赴最初做出案件死刑判决的地方进行审理。譬如派刑部、大理寺官员会同其他相关官员，前往州、县对死刑案件进行复核。可见，我国清朝除了一些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直接言词审理的，在各地方进行死刑案件的复核实质时都强调直接言辞审理。对于死刑复核，清王朝还是坚持慎刑思想，所以为了谨慎避免冤假错案，更加还原案件事实，更加强调了直接言词的审理。
四、死刑前多种救济手段并用
摘要：朝贡制度是对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对外交往模式的高度理论概括。目前学术界对此的研 究基本分为两个部分：制度本身的研究；在制度影响下形成的中外关系模式的具体论述。朝贡制度对解释中国古代中央政府的内政、外交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为学术界所用。清代的朝贡制度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也发生了变化。关键词：清朝、朝贡制度、层次、特征
随着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强和深化，学术界对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对外交往的方式、方法进行了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研究。朝贡制度发端于先秦时代，是天子与诸侯之间隶属关系的模式。秦统一中国后，“朝”、”贡”等传统慨念逐渐发展成为中原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基础，并代代传承„„朝贡体系也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追求的理想国际体系．尤其是在清朝，朝贡体系达到了鼎盛．但也盛极而哀，西方帝国主义的侵袭下终于土崩瓦解。1
作为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全国性政权的满清王朝，为了昭示其统治的合法性，除了要加强对帝国内部的控制之外，还必须要建立稳定的周边关系。为此，清政府承袭了明朝的旧制。以中国传统的“朝贡”方式开展与周边其他国家地区的关系。在清朝的强大的武力和之下，从清朝初期到乾隆年间，整个东亚、东南亚和中亚腹地都融入了以中国味核心的朝贡体系。“诚如清史专家萧一山所言：‘至朝贡受封之国：朝鲜、琉球旧属藩属，阔而喀、缅甸、安南兵威所屈，若暹罗、阿富汗、敖罕(浩罕)、巴达克山则余威之所震，拱手内服者也；惟哈萨克三部、厄鲁特二十部，„„朝贡略如缅越，羁驭有间，其制盖在藩部属国之间，名曰附2庸’”
一、学者将清朝朝贡制度划分为四个层次。
在清朝典籍中，其他所有部族和同家名义上都被置于属国地位，但事实上，清廷的“朝贡关系”在实际操作中分作不同层次，大致可归为四个层次。3 这是沈春英老师对清朝朝贡体系制度范围和属性的认识观点。
第一个层次也就是最内层的核心层次即清朝的藩部，也就是指清朝完成“大一统”失业后在亚洲腹地中国疆域之内的边疆民族部落，例如蒙古、西藏和青海等等，他们虽然是在中国疆域内的“有限分割性地方分权”4清朝朝廷也照样对他们施行了册封朝贡政策，藩部的朝贡事物有理藩院具体管理（设于1636年）。
第二个层次指得是清帝国境外亚洲腹地的各个国家，例如直接向清朝进贡的尼泊尔和乾竺 特（即罕萨和那格尔其居民为什叶派穆斯林，称伊斯迈依勒)。以及附属于西藏的拉达克、锡金和不丹等国。尽管这些地区和清朝朝廷的朝贡关系没有像东南亚各国和大清的关系那样的严格，甚至是多次的发生冲突，但是在形式上也是可以看作是大清帝国秩序范围内的一部分。他们和中国维持这一种算是比较松散的宗藩保护关系，与它们相关的朝贡事务都是有清朝朝廷的礼部管理。
第三层次是指自古以来和中华帝国关系比较稳定的一些朝贡国家，例如东南亚、东亚的朝鲜、琉球、缅甸等等。这些国家和清朝帝国的朝贡关系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们，尤其是朝鲜等自觉地学习儒家纲常学说为基础的封建礼法制度，融入了“天朝礼治”的体系中，和中华帝国形成了最为稳定的朝贡关系。他们接受清朝的册封，向清朝进贡并称臣，而清朝则由保护这些朝贡国家的义务。
沈春英：略论清朝朝贡体系[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3期，76页。
萧一山：《清代通史》[M]，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第二卷，169页。同注释1。4 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10。第四个层次即最外层，这是清朝“继承和发展”的结果，是清朝特有的组成部分。指的就是大清帝国同意允许和他们“互市”的一些西方国家。例如葡萄牙、西班牙、法国、俄罗斯等等。16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国家来到中国贸易的商人日益增多，大清帝国为了显示“王者无外”的宽厚胸怀，便对这些国家加以“敕封”并显示出怀柔之心，称为“距离遥远，所以贡无定期”，从而将西洋各国列入朝贡体系之中。
清廷在继承前代的朝贡体制的基础上进行了发展，使得清代实施的朝贡体制比以前历代王朝的都更加的完备，规模也更加的广，模式也更加僵化。后来被清朝纳入第四层次的西方朝贡国家不接受这种“安排”，将东南亚一些弱小的国家侵占为殖民地，摧毁中亚小国家的独立，然后向中国的边疆地区进攻，企图瓜分大清帝国，到十九世纪末，清朝的朝贡体系最终彻底的崩溃。
二、清朝朝贡关系的特征
清朝朝贡制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清朝的朝贡关系的实质是政治而并不是贸易。以上四种层次的划分其实在笔者看来是过于复杂了，实际上笔者认为清朝的朝贡关系在本质上来说只有一种类型的朝贡关系，就是那些自愿或者在清政府武力强制下成为清政府“属国”的国家和清政府建立起来的朝贡关系，而其他例如上面所指的第四层次的西方国家和清朝的朝贡关系，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朝贡关系，只是清朝的“一厢情愿”而已。清代虽然也有资料记载欧洲等海外国家“人贡”的情况，但即使是当事者都心知肚明这是普通的外交关系，是要求“互市”的使者，而非“贡赐贸易关系”。5这也正是清朝朝贡关系的第一个特征。
第二则是清代有正常的海外贸易渠道，有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海关，没有需要通过建立朝贡关系来实现贸易的往来。清代的朝贡贸易只是清代海外贸易中的一个小部分。朝贡贸易的对象仅仅局限于和清朝有明确朝贡关系的属国，而且还有很多明确的规定和限制。清朝的属国之所以选择朝贡的方式进行贸易，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为了获得额外的大清帝国的赏赐而接受和施行的，并非是他们实现贸易的惟一条件，所以，朝贡贸易在清朝只是中外贸易的一个小小部分，不是清代中外贸易的全部。
第三是最重要也是最本质的一点，即清代的朝贡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政治，而不是贸易。清朝和属国之间，属国有向清帝国进贡的义务，清帝国也会赏赐属国，但是这只是一种以朝贡关系为“纽带”的物质交换，虽然也是一种贸易，但是这并不“划算”，属国千里迢迢要把进贡物品运至清帝国，清帝国也要赏赐物品给属国，加上运输所需的人力财力，这种朝贡关系上的贸易非常的不划算。但是清帝国又必须和属国进行这样的贸易，究其原因是因为政治上的需要，清朝要以此显示他们的“权威”，而属国要以此来获得清朝的“保护”。所以这种贸易是建立在政治因素的基础上的，在贸易中，政治是处于主导地位的，而不是单纯的贸易占主导。
参考资料：
1、沈春英：略论清朝朝贡体系[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3期，76页。
2、刘亮：朝贡制度研究综述[J]，鸡西大学学报：综合版，2011年11卷7期，39-40页。
3、萧一山：《清代通史》[M]，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第二卷。
4、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10。
5、祁美琴：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3月，16卷1期，52页。
祁美琴：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3月，16卷1期，52页。
6、马彦丽：朝贡制度的崩溃与近代外交制度的建立[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21卷4期，110-111页。
7、龙隐：朝贡体系会再现吗？[J]，领导文萃，2010年10期，140-144页。
8、马彦丽：明清朝贡制度之比较[J]，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24卷4期，42-44页。
9、丁春梅、林京榕：清政府对琉球朝贡贸易政策初探[J]，海交史研究，2007年1期，81-91页。
10、李云泉：朝贡制度的理论渊源与时代特征[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3期，37-42页。
11、梁发芾：朝贡贸易的小九九[J]，传奇故事：百家讲坛中旬，2010年9期，79页。
郭皇后很早就死了兄弟，把堂兄郭表过继给父亲郭永作儿子，授任奉车都尉。郭皇后的表亲刘斐和别国的人结为婚姻，郭皇后听说这件事后，告诫说：“各亲戚嫁女娶妻，自然应当和家乡门当户对的人结亲，不能依仗势力大就和别处的人结亲。”郭皇后姐姐的儿子孟武回到家乡，求取小妾，郭皇后制止了他。于是告诫各家亲戚说：“现在世间妇女少，应该婚配给军中的将士，不能藉故娶来作妾。应该各自谨慎，不要带头受到惩罚。”
黄初五年，文帝东征，郭皇后留在许昌永始台。当时一连下雨一百多天，城楼多有损坏，有关官员上奏请求她转移住处。郭皇后说：“以前楚昭王出外巡游，贞姜留在渐台，长江的洪水来临，使者前来接她转移却没带符节，贞姜不肯离去，结果被淹死。现在皇帝在远方，我有幸没有贞姜那样的祸患，却就转移住处，这怎么行呢?”大臣们没有谁敢再说什么了。黄初六年，文帝向东征伐吴国，到了广陵郡，郭皇后留在谯宫。当时郭表留在宫中值宿警卫，想截断水流捕鱼。郭皇后说：“水道应当用来通漕运，而且缺乏木料。奴仆们不在面前，自然要私自拿公家的竹木作拦水的堤堰。现在奉车都尉缺少的东西，难道是鱼吗?”
一、庶吉士制度的形成与不断完善
庶吉士制度在明朝产生并在历任统治者的重视下初步成形, 在科举考试中正式出现考庶吉士的现象, 可追溯到1385 年 (即明朝洪武十八年) 的乙丑科考试中。由于第一次被纳入考试范围, 朱元璋在位时的庶吉士并没有纳入翰林院的管理范畴之内, 属于带有实习意味的官职。需要注意的是, 在洪武年间庶吉士并不只是对某个官职的具体称呼, 在承救监、翰林院以及中书署等近侍衙门担任职务的职场新人都被称为“庶吉士”, 工作地点在都察院、六部以及通政司大理寺等具体衙门的新进士仍然被称为“进士”, 或者“观进士”。庶吉士正式归入翰林院培养的范围, 出现在1404 年 (永乐二年) , 明成祖朱棣下令当朝名士解缙挑选29 个天资过人、反应机敏的人员到文渊阁学习, 并且由当朝阁臣对其学习成绩进行考核, 这些人的具体待遇如下:“司礼监月给笔墨纸, 光禄 (寺) 给朝暮膳, 礼部月给膏烛钞人三锭, 工部选匠第宅居之……且给校尉验从。”学习时长为三年, 学满后进行考试验收, 成绩达到及格标准的对其留用, 赐以不同官职: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没有达到及格标准的外派担任科道、知县等地方官职, 这标志着明朝的庶吉士正式进入到翰林院的管理范畴中。清朝沿袭了该项制度, 在清朝建立早期, 翰林官和庶吉士均属于内三院 (清太宗皇太极在天聪十年设立内三院, 分别是内翰林秘书院、内翰林国史院、内翰林宏文院) 。1646 年 (顺治三年) , 清世祖为在朝堂上鼓励新科进士, 特赐傅以渐等3 名一甲进士及第, 同时选用梁清宽等近50 人为庶吉士。1657 年 (顺治十四年) 内三院改名为内阁, 并单独设立翰林院。康熙皇帝即位初期, 曾将内阁更名为三院并撤销翰林院。但在1670 年 (康熙九年) , 经过慎重思考的康熙皇帝决定沿袭顺治十四年旧制, 庶吉士重新归入翰林院的管理范围。出于平衡翰林院人员结构的目的, 道光二十七年, 该制度中正式加入翻译庶吉士制度。
二、翻译庶吉士的资格选用
翻译庶吉士的广大后备军来自于翻译进士队伍中, 翻译科是清代实施“清语骑射”国策下的一大特有科目, 针对蒙古族、满族以及汉军士子设立。参照文举考试依级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 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只有乡试、会试二级。据《八旗通志》记载, 1724 年 (雍正二年) 满洲翻译科考试正式推行。由于雍正在位期间所举行的五科翻译乡试, 均没有达到足够数额的应试人数, 翻译会试因此取消。1739 年 (乾隆四年) 八月, 圣旨宣布“:今年翻译会试……此科人数甚少, 不必举行殿试, 俱著赐进士出身。”乾隆帝还特谕:翻译进士通常赐以六部主事之职, 表现优异的直接任用, 差一些的在主事上学习行走。由此可见翻译进士的仕途并不宽广, 为改变八旗翰林在大考中的不利局面, 道光帝决定改变翻译进士的出路, 1847 年 (道光二十七年) 五月初九, 道光帝下旨“:因思翻译为满洲本业, 均应随时学习精熟……升途较隘。若将此项人员转入翰詹衙门, 令其专心学习翻译。”军机大臣和大学士会同吏部研究后, 拟定的九条章程上奏道光皇帝, 并被“准奏”。章程的第一条便是建议在翻译进士中选取优异者为庶吉士“:每科翻译中试进士引见, 简用庶吉士……一二等者授职编修, 三等授职检讨”,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初十, 新科翻译进士在内阁和翰林院的带领下拜见皇帝并被赋予官职“:桂丰、广凤……庶吉士用。佛尔果春、昆玉……以六部主事用。”这是清廷第一次按照既定政策选拔翻译庶吉士。据《清实录》和《上谕档》记载, 于道光二十七年至光绪三十年共举行了二十三科翻译会试, 在这其中除却同治十年辛未科以及光绪二年丙子恩科、三年丁丑科三科没有进行翻译庶吉士选拔外, 其余均进行了翻译庶吉士任用。光绪六年以后, 翻译庶吉士每次科考都会进行, 可以说选拔已经制度化。
三、对翻译庶吉士培养以及任用
皇帝通常都会钦派大教习负责对于庶吉士的具体培养, 然而鉴于大教习数目往往只有2 人, 而且都是兼职, 难以有效完成庶吉士培养的既定目标。为了提高教学质量, 1694 年 (康熙三十三年) 开始, 大教习增加了若干助教:小教习, 他们对庶吉士的日常学习具体负责, 大教习只负责对翻译庶吉士的学习状况考核。雍正八年小教习被取消, 乾隆十年重新启用, 并形成定制。道光二十七年的奏折显示“:今翻译进士以庶吉士录用者……到馆后由大教习出题督课, 并添派通晓翻译满洲小教习一员, 随时教习。”清代翰林院庶吉士通常经过三年学习后进行考核。雍正朝以后, 往届的庶吉士必须在新进庶吉士前进行考核。出现恩科情况下, 一年就进行毕业考试的状况也是有的。如《清实录》卷四十三记载:乾隆元年丙辰科的庶吉士, 在馆一年, 即于乾隆二年五月散馆。在散馆考试中对表现优异的学生进行留馆, 其中“:二甲留馆者授编修, 三甲留馆者授检讨;次者出为部属、知县等官。”由于翻译进士在会试结束后没有参加殿试, 成绩排名与其他不同, 道光二十七年为解决这个问题制定专门章程“:简用庶吉士……按本科覆试一二等者授职编修, 三等授职检讨。”乾隆后期会试覆试形成制度, 但不能忽视的是, 翻译会试覆试开始于1820 年 (嘉庆二十五年) 庚辰科。对于留馆的翻译庶吉士, 依照其翻译会试覆试的等次授以官职, 覆试一二等者授编修, 三等者授检讨。举例说明:1859 年 (咸丰九年) , 《咸丰朝军机处录副奏折》记载:“翻译庶吉士散馆按本科覆试一二等者授职编修, 三等者授职检讨。查翻译庶吉士广寿, 己未科覆试考列三等一名, 是以臣等缮拟谕旨, 授为检讨。”这些人员占一半以上都被分配到翰林院, 培养翻译庶吉士既定目的是在翰林院中加大八旗子弟的比例。
四、翻译庶吉士制度的影响
翻译庶吉士制度是清朝统治者根据国情, 从实际情况出发而对庶吉士制度进行的有效补充, 换句话说, 该制度是在汉人充斥翰林的客观条件下, 为迅速扭转这种局面而进行的政策倾斜。八旗在庶吉士、翰林人员构成上的绝对劣势, 是促使政府开始选拔翻译庶吉士的直接诱因。通过实施选拔翻译庶吉士这一政策, 不仅能够解决翻译进士就业面狭窄的问题, 还可以有效地为翰林院输送八旗优秀人才, 这一制度为广大八旗士子进入顶级文职队伍开辟了快速通道。增加了翻译课的对外魅力, 促使更多八旗子弟参与到该门考试中, 鉴于这门考试前必须参加骑射, 翻译庶吉士制度, 完美地完成了统治者“清语骑射”的政策, 因此该制度在培养高级翰林干部以及发展民族特色上有着重大作用。然而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 八旗士子参与文科考试的热情远远大于翻译庶吉士考试, 我们能够看到光绪年间的最后二科, 翻译进士竟然出现在五人以下, 这就导致翻译庶吉士制度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难以影响翰林院的人员结构, 八旗翰林的弱势地位依旧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不可否认明清统治者一直将选拔庶吉士视为“储才大典”, 历届统治者都对其给予充分重视, 实施早期莘莘学子也将选庶吉士看做进入统治集团顶层的快速通道, 希望通过在学习上的积极奋斗, 从而实现兼济天下的人生目标。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士子们的认知逐步发生改变, 即使面对道光皇帝甚至为此专门开辟翻译庶吉士这一政策上明显倾斜的考试制度, 考生们的参与热情依然没有达到统治者的预计效果, 综合各方面因素的全方位影响, 翻译庶吉士在转变翰林院人员结构以及吸引八旗子弟参与翰林工作热情上的作用依旧是微乎其微的。
参考文献
[1]郭培贵.明代庶吉士群体构成及其特点[J].历史研究, 2011 (6) .
[2]任树民.马瑞辰与胡承珙交游考[J].绥化学院学报, 2011 (5) .
[3]邹长清.清代翻译庶吉士制度研究[J].历史教学 (下半月刊) , 2010 (10) .
[4]王敏.明代翰林院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 2011
[5]章宏伟.明代观政进士制度[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0 (5) .
[6]李润强.清代进士职官迁转研究[J].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2) .
杨玉环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这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描写杨贵妃妩媚动人的名句。杨贵妃名叫杨玉环，姿色超群，通晓音律，能歌善舞。她之所以能达到“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与她善于美容化妆是分不开的。
杨贵妃经常使用的化妆品名叫“玉红膏”，后人又称之为“杨太真玉红膏”。其方为杏仁(去皮)、滑石、轻粉各等份，龙脑、麝香各少许，鸡蛋清适量。调剂方法是先将杏仁、滑石、轻粉研为细末，在笼中蒸过，然后加入龙脑、麝香，用鸡蛋清调匀，每日早晨用以敷面。此方中的杏仁含有丰富的脂肪油，有滋润皮肤的功效；轻粉色白如雪，外敷不仅能使皮肤洁白细嫩，而且能治疗多种皮肤疾病，有润肤洁肤消炎的功效；滑石性极爽滑，质地细腻，外用不仅可吸附皮肤上的刺激物与毒物，而且还可遮盖皮肤上的雀斑、色素沉着以及瘢痕等缺陷；龙脑与麝香均为辛香走窜之品，不仅可赋人芳香，而且可改善皮肤局部血液循环与营养状态，促进色素的吸收，润泽面容，防止皮肤衰老；鸡蛋清质地白净细腻，含有丰富的卵黏蛋白，能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薄膜，起到保温、保湿、防皱、保护皮肤免受各种外来刺激等功效。
武则天
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之所以能得到两代皇帝的恩宠，并能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四十余年，除了她“富权略，善用人”之外，也与她的天生丽质、善于化妆美容有密切关系。武则天的美容秘方，被收入武则天时期编纂的《新修本草》，名为“天后炼益母草泽面方”。其方为五月五日采益母草全草，晒干，捣碎，用面粉加水和成团，如鸡蛋大，晒干后又放入炉中烧炼，药的下面先铺一层炭，上边还要再覆盖一层炭，开始用猛火烧约一顿饭的时候，再改用文火煨一昼夜。这时，益母草即变成白色，把药取出使之凉透，倒入瓷钵中研成极细的粉末，收贮瓶中，密封不使受潮。每次取益母草灰十两，加滑石一两，胭脂一钱，研匀用以揩洗面部。此方中的益母草灰，色白而细腻，《本草拾遗》称其“入面药，令人光泽红润”，并能治疗粉刺；滑石粉性爽滑，并能吸附皮肤表面毒物及各种刺激性物质；胭脂，古代多为脂性胭脂，能使面部皮肤红润。
慈禧
清朝慈禧太后乃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也是一位十分讲究养生美容的女性。据史料记述：慈禧的身体直到晚年都保养得很好，特别是脸部，由于保养得法，就是到了六十多岁，仍然红颜未衰，皱纹很少，光滑白皙。
每天一清早，漱洗完毕后，慈禧就要喝一杯人奶，吃一茶匙珍珠粉，然后躺在床上命太监在她脸上轻轻地涂上一层在春天采摘的鲜桃花浸泡的“花液”，等到十几分钟后，再用柔软的毛巾轻轻抹去。慈禧喜欢吃茯苓饼。据《神农本草经》载：“茯苓性平，味甘淡，久服安魂养神，宁心补脑，健脾和胃，润肤悦颜。”清《桓园录》有述，慈禧命御厨“用七成白粳米，三成白糯米，再加三成茯苓、莲子肉、桂圆肉、芡实米、山药一起拌匀，蒸熟后，切成饼片”。慈禧还常命御膳房做茯苓饼，在逢年过节时赏赐群臣。
用过晚膳之后，慈禧又开始了晚间的养颜。她命太监将鸡蛋清涂在脸部易生皱纹的地方，直到上床前半小时才用温水将蛋清洗净。接着抹上一种用忍冬花蒸馏制成的养颜花液。这种忍冬花液富有收敛性，涂上后能使皮肤毛孔收缩，这样就使脸上刚才被蛋清绷得很紧的一部分皮肤重新恢复弹性，同时又能使那些已生成的细小皱纹不再伸长或扩大。
噙含人参，增补元气。这是慈禧的另一美容之术。全身气血相辅相成，气血调和则精神旺盛，体质强健，容颜娇美，百病不生。故调理气血，对女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慈禧深谙这一养生之道。据《慈禧太后人参底簿》载：“自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年九月十八日，计三百三十一天，共用噙化人参二斤一两一钱。即每日一钱，按日包好，天天服用。”据说慈禧能获寿七十三岁，也是得益于此。
话说当年欧洲好多贵族都想建个城堡，除了居住、防御敌人外，最重要的作用是用来赚钱。他们一般建了城堡就开始建市场，而且开始的时候不收税，让广大群众在里面进行交易。这么说吧，当时的贵族基本就具有了现在Web2.0的基本商业素质，即提供平台，让老百姓去自由交易。等自由交易到一个程度，作为平台的提供者出来收税或者盖上房子开发房地产。
这就造成了欧洲历史上的一个结果：城堡的属性不完全是政治性的，而是挣钱的一个方式。这基本上像开发商先期炒作一个居住概念，然后建个样板间就可以卖楼花一样。既然这种伪政治真经济的东西实质上是可以买卖的，就是说城堡所体现的政治权威其实也是可以买卖的。或许，现代国家的政党轮替制度，也从这里就开始了。用金钱或者后来的选举改换政权，最初的根子就在于——大家把这个事情当成生意了。
我们这里自然不太一样。从中国传统理论上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当然，皇帝对于全国的控制是有限的，理论上说他是最大的地主，其实，实际的小块交易一直在进行。这就是在一个名义上无限垄断的地方，也一样会有市场行为存在一样。按照我们古代的政治经济模式，只要承认皇帝的最终产权，二级产权是可以交易的。不能交易的情况有几种：衙门、封地、皇庄、皇宫。衙门用地与王公的封地还有些在特殊情况下的交易，皇庄与皇宫是绝对没有交易的。唯一产权转换的情况就是改朝换代。
从某种意义上说，皇宫应该是皇帝实现其最终产权的地方。可是，个人的控制能力终究是有限的。有人曾经研究过，即使是精力完全在家务上的全职主妇，其所能控制的范围最大不超过270平方米。超过这个限度，她就需要代理人——管家或者佣人。
因此，在全面垄断的地方，也有了出现市场的可能。
话说晋惠帝有个特别的癖好：坐着羊车在自己的皇宫里溜达，羊车在哪家妃子的门口停下来，皇帝今天就住在哪里了。史书称，为了让羊车在自己的门前停下，某些对畜牧知识有一定了解的妃子，就把门口的竹叶上撒了盐水，引诱羊停下来吃。当然，这属于诱导消费者的行为。不过，在那个后宫只有一个男人的情况下，这种小聪明也算无可厚非。
我们知道，羊这种动物的基本用途中不包括拉车，而让几只羊拉车是风雅，让一百多只羊拉车基本就把自己当作羊倌了。所以，用这种方式挑选临幸妃子的皇帝，其挑选的范围是在羊的体力范围之内。鉴于中国宫廷一般面积都很可观，皇帝的产权又不能落到实处，这里的腾挪空间就比较大了。
野史记载，某妃子曾贿赂主管宫廷院落分配的后宫管理者，把她的住所调到离皇帝办公不远不近的一个地方去。这非常符合现代市场的观念：太近的地方到达的成本比较低，而消费者对于所买到的商品有个主观价值的预期，成本越高，其期待值与满意度就越高。而太远的地方，羊力所不及。所以，找个合适的地方是最重要的。
当然，这文章想说的不只是该妃子为了得到宠幸而使用的基本市场观念，而是想说明，在垄断的条件下，由于物资配置的优先与否，就会产生一种地下交易。看上去垄断的产权，其实总是在被出卖当中，得利的人未必就是垄断者本身。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是一种政治学的表述，用经济学来说，绝对垄断导致绝对流失。市场化其实是个阻止不了的过程，一切被垄断所扭曲的价格，一定会在其他地方被另外的手段拉平。而在这个拉平的过程中，经营者的经营成本成了一个无法进行预测的东西。
成本虽然无法预测，一旦交易成功，其利润非常丰厚。在一个垄断的市场里，这种投机的行为是很常见的情况。在完全的市场环境下的投机，即使有赌博的成分，但其中还有部分理性。而在一个垄断的环境下，投机行为与理性没了关系。投机不再是追求财富的手段，而是保证最起码生存地位的方式。
编 辑 陈 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