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诗文

柳宗元的诗文（精选8篇）

柳宗元的诗文 篇1

1、重别梦得——柳宗元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

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2、江雪——柳宗元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山雪。

3、溪居——柳宗元

久为簪组束，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

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4、早梅——柳宗元

早梅发高树，回映楚天碧。朔吹飘夜香，繁霜滋晓白。

欲为万里赠，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

5、渔翁——柳宗元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唉乃一声山水绿。

柳宗元的诗文 篇2

柳宗元在柳州四年中, 写下了一百零几篇诗文, 占了整部《柳宗元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这些诗文, 既反映了柳宗元在柳州期间的思想和活动的轨迹, 也反映了他艺术风格的变化和发展。

一治理地方, 是柳宗元柳州诗文创作的首要主题

1. 兴办文教, 传播儒学

元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 柳宗元到达柳州。满怀宣传、执行朝廷政令, 竭力治理地方的迫切愿望, 他给当时朝廷的宪宗皇帝呈送了《谢除柳州刺史表》。柳州自古为“南夷之地”, 社会思想、经济比较落后, 柳宗元意识到只有从教育开导入手, 大力宣扬儒家的思想主张, 改变地方百姓的愚昧落后观念, 才能使朝廷的政令在地方上得到贯彻。因此他首先做的大事就是修复崩坏了的文宣王庙 (孔庙) , 并亲自撰写了《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 极力传播儒家思想。

在《柳州复大云寺记》文中指出, 当时柳州一带流行着迷信鸡卜、巫神, 滥杀牲畜的陋习。针对这种情况, 柳宗元主持修复被大火焚毁了一百多年的大云佛寺。同时还开垦荒地, 发展生产, 兴办教育, 对社会经济和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还主持修造了一座设计巧妙独特、“若无寒暑也”的东亭, 并在周围种下了名木嘉树, 写下了文字洗练简洁的《柳州东亭记》, 记述了其中的经过和这座建筑的特色。

2. 挖井开荒, 发展生产

中唐时期的柳州, “地广人稀, 土瘠民贫”, 生产力比较低下, 特别是在地方豪强残酷的剥削、压迫下, 劳动人民陷于破产, 被迫流离失所, 致使大量土地荒芜, 柳宗元继承法家的“农本力耕”传统, 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

《井铭并序》记叙柳宗元关心民众, 组织打井以解决取水困难。文中“畴肯似于政, 其来日新”两句, 表示柳宗元把为民办事的精神推广到其他政务上去, 体现了他一贯提倡的以民为本的思想。

《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和《种柳戏题》两首脍炙人口的诗歌, 记叙了柳宗元在柳州亲自种柑植柳的场景。

3. 改革弊政, 解放奴婢

针对地方豪强和职业性的匪盗抢劫、贩卖人口、残害人民、破坏生产的暴行, 柳宗元本着依法治国和有利农耕的精神, 运用唐王朝颁发过的“禁人民之相虞卖”的法令, 制定具体的计划方案, 坚决予以打击。《童区寄传》中深刻地揭露了“缚壮杀老”, 抢劫、贩卖人口, 造成当地“户口滋耗”, 人口减少, 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的危害。此外, 他还亲自在夜间坐镇公堂, 手拿鼓槌, 加强戒备, 不让地方豪强和职业性匪盗有可乘之机。

柳宗元在接触当地群众期间, 遇到了语言不通, 习惯不同, 思想不通的障碍。《柳州峒氓》中真实地记录了柳州山区百姓贫穷落后、生产力低下, 迷信巫术的实际状况。柳宗元虽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 但他尊重当地习惯, 克服障碍, 主动与柳州的少数民族百姓拉近关系, 很好地改革弊政推行治理柳州的策略。通过四年的努力, 柳州的经济、文化都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 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关心国事, 是柳宗元柳州诗文创作的另一重大主题。

反对藩镇割据、主张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是柳宗元坚定的主张。虽然被贬身处逆境, 但诗文中以用典、借咏史比喻时事等无不表达出其忧国之心, 含蓄深沉。《寄韦珩》表达出柳宗元虽然身在边疆南夷, 却始终心怀国事, 更体现了他对淮西战事中平叛必胜的无比坚定信念。元和十二年十月, 攻破敌巢, 活捉叛军首领吴元济, 平定淮西叛乱。得知消息的柳宗元作《平淮夷雅·皇武》和《平淮夷雅·方城》两首长诗, 表达无比兴奋与喜悦。

元和十四年 (819) 二月, 数十年间藩镇割据的局面暂告结束。消息传来, 柳宗元连续写了《柳州贺破东平表》《贺中书门下诛淄青李师道状》《贺分淄青诸州为三道节度状》《贺平淄青后肆赦状》等文, 赞颂平定叛乱、实现国家统一大业而无比欢欣的心情。

二抒发忧愤, 是柳宗元柳州诗文创作的又一重要主题

十年的贬谪生活, 折磨得柳宗元身心憔悴, 疲惫不堪, 好不容易能够回到长安, 却又被再次发配到更加遥远的“南蛮之地”柳州。在柳宗元柳州诗文中,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作为到达柳州后创作的第一首诗文, 便是借此抒发了内心的不满和悲愤, 也是其抒发忧愤的代表性作品。诗的开头写出了面对荒漠的原野引起海天一般的茫茫愁思。接着叙述了美好的事物遭受摧残的情景, 暗示了邪恶的政治势力对革新派人士施加的无情迫害。登上城楼, 本想眺望远方, 怀念故人, 却被“岭树重遮千里目”, 眼前的“江流曲似九回肠”, 使得愁肠百结, 无法排解。最后“共来百越文身地, 犹自音书滞一乡”更是蕴含着无限的寂寞和惆怅。

柳宗元长期遭到贬谪而满怀怨愤, 常处忧恐烦乱、忧郁痛苦之中。而在柳州生活的四年期间, 柳州秀美可爱的山峰, 对于身处逆境、满怀忧郁的柳宗元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在《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中, 表现了柳宗元对故乡的深切思念之情, 同时也表达被贬谪的愤慨不平之意。以剑喻山峰, 谓其割人愁肠, 突出愁苦之深;而后由峭拔似剑铓的群峰进一步产生出一个奇特的幻想, 期望身化千亿, 散上诸峰以望故乡。因景生情, 融情入景, 柳宗元谪居的愁苦与望乡的悲哀深挚感人。

永州十年, 柳宗元文学创作形成了思想深邃, 结构严谨, 语言峻洁精丽, 风格冷峻峭拔的艺术特色, 而柳州诗文的艺术风格也有些许的变化和发展, 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柳宗元的柳州诗文, 虽然仍是以久遭贬谪的凄伤之音为主调, 但往往又同岭南地区独特的风光景物相互交融, 形成了全新的意境。《岭南江行》中“从此忧来非一事, 岂容华发待流年”写出了柳州环境气象的恶劣, 又反映了内心的忧伤。《柳州峒氓》描写柳州当地少数民族生活的情景, 宛然如一幅绚丽民族风情画卷。《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 诗中的柳州城楼、落叶榕树等多是柳州当地特有的景物, 也借以抒发对故乡的深切思念之情, 同时也表达了其被贬谪的愤慨不平之意。

峻洁精丽的艺术特色更为突出。柳宗元的散文寓巧于朴, 结构上严谨而有条理, 篇幅通常比较短小精悍, 全文大多只有几百字, 但内容却颇为丰富而且深刻, 言简意赅, 更突出了其简洁、俊朗的特色。《柳州复大云寺记》, 全文不到三百字, 却能清晰交代了当地因迷信鸡卜、巫神, 滥杀牲畜给生产、生活带来的严重危害及整治带来的可喜变化。《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是柳宗元山水游记中篇幅最长的一件作品, 结构严谨, 语言十分洗练。全文全是记事, 不着一句议论感慨, 却淡宕风雅。

虽说柳宗元的艺术成就在永州时期就达到了顶峰, 但其柳州时期的诗文创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品位上都得到继续提升, 与他在永州时期的成就形成了互相辉映, 在中唐诗坛上独树一帜, 也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留下了巨大的财富。

摘要：柳宗元在柳州创作了一百余篇诗文, 这些诗文以治理地方、关心国事、抒发忧愤为主题, 反映了柳宗元在柳州期间的思想和活动的轨迹, 也反映了他生活的最后岁月诗文创作艺术风格上的变化和发展。

关键词：柳宗元,柳州诗文,内容,艺术风格

参考文献

[1]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79

[2]谢汉强.柳宗元柳州诗文选读[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 1999

[3]柳州拖拉机厂工人理论小组、柳州市博物馆写作小组编.唐代杰出法家柳宗元[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75

论柳宗元哀祭文中的诗文交融 篇3

关键词：柳宗元 哀祭文 诗文交融 骚怨

哀祭文是人们用于哀祭万物生灵的文体，其发展经先秦之质朴短小、汉代之名文并出、魏晋之情感真切，至唐中叶，古文运动兴起，散体复古，哀祭文脱去骈化重新质朴起来，并且因唐诗强烈冲击其他文体，此时期哀祭文多少沾有些诗意，契合毛先舒“唐人文多似诗”之论。作为古文运动的发起和领导者，又因同时是诗人身份的柳宗元，其下笔处往往含有诗的语言、诗的意境。元和八年（813），柳宗元在被贬永州期间给韦中立写过一封回信，即《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论自己的创作是“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学习吸收的有《春秋》《书》《礼》之类，同时还有《诗》《骚》。如此可见，柳宗元创作上是采纳众家，认为诗文写作是可以交融的。的确，柳文如湖水溪流汩汩流淌，构思缜密，情深意远。其哀祭文或直抒悲痛，或隐含哀怨，在表现悲情哀愁的同时，也寄托着自我的深刻身世感慨，缠绵悱恻，很有诗骚之风。

一、哀祭文有诗的语言和情景

文人之为诗，诗人之为文，司空图在其《题柳柳州集后》举例杜甫祭太尉房公文、李白佛寺碑赞“宏拔清厉，乃其歌诗也”，张九龄“五言沈郁，亦其文笔也”。说明作家为文为诗格调相通，并认为柳宗元诗歌深远，这也与其文给人的感觉是一致的。

哀祭文情感力量是很强的，在哀祭亲友的同时，也常引发自我身世之感，所以很能体现作家的文学格调与人生感悟。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迨后韩柳欧苏，与夫宋世道学诸君，或因水而祷于神，或因丧葬而祭旧亲，真情实意，溢出言辞之表，诚学者所当取法者也。大抵祷神以悔过迁善为主，祭旧以道达情意为尚。”对此点早已说明。柳宗元以诗人的语言和情感注入其哀祭文中也是自然而然的。柳宗元哀祭文数量不少，据《柳河东集》统计，约有三十三篇。此类作品中，有许多是哀痛亲友辞世，对他们空有治世之才而无法施展的惋惜等情感的表达。这些作品尤能体现柳宗元诗人的笔调和情怀。

宗元哀祭文中对好友吕温的哀悼情深意切，催人泪发。吕温其人甚有政声，为政爱民，在他的作品如《衡州祭者里渡溺死百姓文》《道州祭百姓邓助费念文》等文中均有体现。正因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和行事赢得了当地民众的爱戴。然而他仅四十岁便因肺病不幸早逝，空有一腔热血和才华不得继续施展，令人叹息。吕温死后，好友刘禹锡、元稹、窦巩皆以诗文行哀悼之情，尤其是柳宗元，他与吕温一样既有遭受贬谪的经历，又是同乡，政见相近，惺惺相惜，使得柳宗元对其早逝很有感触。其悼念和哀惜体现在《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祭吕衡州温文》这三篇文章中。《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前有小序叙写吕温逝后，道州、衡州两地之人哀痛情状，烘托出一个爱民惜民、深得民众敬仰的良吏形象，并称誉其文章、理行。正文采用四言句写诔词，以好友生平行事为线，赞颂其品德：“麟死鲁郊，其灵不施。濯濯夫子，故洁其仪”。推崇其家世：“维师元圣，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则。”美誉其学识：“《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达其道，卓焉孔直。”其后讲述吕温在朝时作为：“帝殊尔能，人服其智”，并能使“纠逖伊肃，谄谀具畏”。吕温遭贬后则是“迁理于道，民服休嘉。恩疏若昵，惕迩如遐”，可谓是大段称誉好友政绩。文章最后则是宗元与好友的回忆描写，在赞扬死者的同时寄托自己的哀思。其文四言一句，悲切伤痛，直追《葛生》《黄鸟》《蓼莪》等哀诗。

韩柳并称，韩文许多篇幅诗意也很明显。其《独孤申叔哀辞》是一篇具有哀怨盘诘之美的文章。全文如下：

众万之生，谁非天邪？明昭昏蒙，谁使然邪？行何为而怒，居何故而怜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于贤邪？将下民之好恶，与彼苍悬邪？抑苍茫无端，而暂寓其间邪？死者无知，吾为子恸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

濯濯其英，晔晔其光。如闻其声，如见其容。呜呼远矣，何日而忘！

储欣评此篇云：“《离骚》《天问》之变。”《离骚》《天问》是韵语诗歌，在此篇中韩愈只将天道不可知处反复推问，很有《离骚》《天问》之遗风。同样地，柳宗元的《祭吕衡州温文》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处。其文云：

呜呼化光！今复何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岂荡为太空与化无穷乎？将结为光耀以助临照乎？岂为雨为露以泽下土乎？将为雷为霆以泄怨怒乎？岂为凤为麟、为景星为卿云以寓其神乎？将为金为锡、为圭为璧以栖其魄乎？岂复为贤人以续其志乎？将奋为神明以遂其义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无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恸肠绝。呜呼化光！庶或听之。

文章以发问起头：“呜呼天乎！君子何厉？天实仇之；生人何罪？天实仇之。”吕温英年早逝使作者悲愤交集，为之鸣不平，既是呐喊，也是痛诉。柳宗元认为自己是吕温的知音，知音去世，自己倍感痛苦和孤独。文末一段所蕴含的感情力量尤为令人震撼。这一部分几乎是作者的反复推问，先是五言句、四言句，然后是四个十言句、十五言句、十四言句、两个十言句、五言句、四言句、七言句纷至沓来，构成一个低潮—高潮—低潮的发展结构，尤其是高潮阶段，字数的增加使得感情加深加重，哀伤痛惜之情，回旋往复，有问而无答，最终激荡为：“幽明茫然，一恸肠绝。呜呼化光！庶或听之”。因朋友之死，幽怨诘责上天，确实有《离骚》《天问》之遗风。对于吕温去世的缅怀，除诔文之外，柳宗元还有一首《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诗：

衡岳新摧天柱峰，士林憔悴泣相逢。只令文字传青简，不使功名上景钟。

三亩空留悬磬室，九原犹寄若堂封。遥想荆州人物论，几回中夜惜元龙。

这首诗既有对吕温的惋惜缅怀之情，也有自叹身世之感。诗中将好友去世比作天柱峰崩塌，称赞其文章、政绩足以流芳后世，然而却英年早逝，生不逢时，这其实也是对自己遭遇的感慨。目击时艰，情忆挚友。对照《祭吕衡州温文》，可以看出都是长歌当哭，用沉郁低回的笔调来抒发椎心泣血的情感，充分体现着诗文的交融与互通。

二、哀祭文中诗之风格

唐代散文受诗歌创作而革新，诗歌曲婉风调影响于散文，使得唐之散文相较别时期确有明显的诗歌意味。哀祭文陈述悲痛，以情动人，更能体现这一文学特征。柳宗元的哀祭文大多悲怆动人，委婉缠绵。其《祭弟宗直文》虽短浅易懂，然而寓托数悲于文中，情感真挚，不忍卒读。宗元悲其“生有志气，好善嫉邪，勤学成癖，攻文致病”，然“年才三十，不禄命尽”；悲其“墨法绝代”，然“知音尚稀”；悲其“如汝德业，尚早合出身”，然“由吾被谤年深，使汝负才自弃”；悲其深受“炎荒万里，毒瘴充塞”之苦，然“汝已久病，来此伴吾”；更悲其“到未数日，自云小差，雷塘灵泉，言笑如故”，然“一寐不觉，便为古人！”此数悲同发，在短平的一文中曲折缠绵，尤其是最后一悲，他人读之，如饮苦酒，回环百肠，无法释怀。宗元创作《祭弟宗直文》将自己的悲情痛意注入如此短浅篇幅中，分明是构思缜密，平中见奇。苏轼评价宗元诗歌云：“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这种“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诗之风格与此篇契合不言而喻。

在祈鬼求神的祭文中，柳宗元含蓄隐曲的笔调也深注其中，这与韩愈祭文相较可以明显地表现出来。韩愈祭文敢于责问天地鬼神，如《袁州祭神文》（其一）：“天降之罚，以久不雨，苗且尽死，刺史虽得罪，百姓何辜？”而《祭竹林神文》与《潮州祭神文》（其二）则更是分别向天地直接发难：“人又无罪，何为造兹旱虐以罚也？”“百姓何罪，使至极也！”文章气势激荡，言语激烈，读者为之侧目。然宗元更多地是以委婉的方式向鬼神诉说百姓之苦。如《雷塘祷雨文》：“能泽地产，以祛人灾。神惟智知，我以诚往。钦兹有灵，爰以庙飨。苟失其应，人将安仰？”文中表现出以情理动神之态，乞求怜悯于民。再如《舜庙祈晴文》：“枪枪笙镛，坎坎鼓鼙，百代祀德，心不携，岂触苹藻，征诸涧溪？”委婉曲折之意，似使神灵不得不服。

在柳宗元哀祭文中，还有一类是敬慕古代先贤的吊文，《吊屈原文》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凭吊屈原的文章向来颇多，情感基调大多类似：赞扬屈原的高洁品格和爱国精神，哀悼其不幸，痛惜其自沉。然而这有一个渐变发展的过程。汉代贾谊为赋以吊屈原，将其比作鸾凤，“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悯其忠心，痛斥奸臣弄权。“逢时不祥”，既表达对屈原的叹息，也深含对自己遭遇的感慨。“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贾谊对屈原自沉行径并不苟同，不赞成其过分执着的性情。贾谊这篇赋以文辞清丽、抒情浓郁而饮誉于世，被历代文人心摹手追。刘勰评价说：“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确实是中肯之论。扬雄也有作品《反离骚》凭吊屈原，但其辞颇悖常论。他肯定屈原的洁身自好，却站在儒道明哲保身的立场上责问其“何必自沉？”既生不逢时，就应远祸避害；赞扬其作品文质并茂的同时，却另说其中所发扬浪漫主义气息的内容“过于浮”“蹈云天”（《文选》李善注，引《法言》佚文），不符他自己的“事辞称则经”，以儒家经典为标准的文学主张。汉代凭吊屈原，立足于黄老思想和经学，尚未摆脱政教束缚。魏晋时期则多对屈原为文内容和美学价值展开评价，刘勰《文心雕龙》云：“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认为其精神内核与经书无异。并论断“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侯，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其作品泽被汉代文学，刘勰之论是在推崇屈原的同时着重对其作品褒贬，虽然也未完全摆脱经学束缚，但从他对楚辞文辞之美、修辞之巧、影响之大等方面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出魏晋时期文学意识的有力觉醒。至隋唐时期，屈原及其作品已然成为文人膜拜的经典，众多评价立足于新文风展开，李杜、元白、韩柳皆有作品存世，既肯定其人格之美，又重视其文辞修饰。宗元对屈原人格和作品极度推崇，屈原“顾楚国，系心怀王”的情怀和遭贬后仍保持高洁自好的伟大品格都与他心有戚戚然。

宗元自幼受楚骚影响，“宗元少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为文作诗多少含有“骚怨”精神。永贞革新失败后，宗元遭南贬，受南方风物，尤其是楚骚文化影响，其文其诗“骚怨”精神愈发明显。作品中所散发的“骚怨”精神既与自幼学《骚》，自身遭贬经历有关，也和当地文化氛围摆脱不了关系。唐时南地即所谓恶地，经济条件和生存环境与中原地区相差很大，但恶地之中楚地还遗留着骚楚遗风，致使历来南贬作家之作品所体现的“骚怨”精神都是楚地风物和遗风接受的结果。不同于唐朝其他作家的是，宗元之“骚怨”在接受层次和深度上要高些许。除作《解崇》《囚山》《梦归》等赋外，在到达永州不久，他即写出《吊屈原文》，此篇既是宗元遭贬后“骚怨”情感的明显体现，又是有唐以来第一篇凭吊屈原的散文，创作意义非凡。

宗元欣赏屈原美政思想，切实践行，面对中唐危机，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虽失败被贬为邵州刺史，旋即被加贬为永州司马，内心忧愤非常，但仍未改变政治主张。因此在奔赴贬所途经湘域时，面对异代知己，情感如潮，义愤填膺，写下孤凤独鸣的名篇。与贾谊类似，此篇在敬仰屈原前提下，借古讽今，表面上写当时楚国政治混乱，危机四伏，其实也在反映自己所面临的黑暗现实。“吾哀今之为仕兮，庸有虑时之否臧？食君之禄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这是对当时从政人不明是非、贪权慕利的明确抨击。宗元最不同于其他凭吊屈原作者的一点就是很推崇屈原“惟道是就”的殉道精神，“今夫世之议夫子兮，曰胡隐忍而怀斯”。先前贾谊、扬雄等人立足黄老思想和政教立场不赞同屈原自沉做法，而应该明哲保身。宗元在此不屑于他们的观点：“惟达人之卓轨兮，固僻陋之所疑。”他拥有与屈原这位异代知己相似的志向和经历，自然更能理解屈原的痛苦与抉择：“委故都以从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视其覆坠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宗元面对湘域江河，回首遭遇，和千年前的屈子相惜，伤屈原自沉，亦伤自己沦落，心中哀怨只得挥洒于文章之中，实在是一大悲痛！祝尧《古赋辩体》卷一评价此篇说：“愚谓子厚三吊古文，皆本于《骚》，而用比赋之义为多。然吊屈原文意最佳。”《吊屈原文》意最佳处就是其中始终贯注的“骚怨”精神。情感激烈，忧愤非常，但置于骚体言辞中，受制于“骚怨”精神便舒缓开来，使得似要喷薄而出的忧愤呐喊回环低回，造成一种怨而不怒、哀犹自振的艺术效果。

柳宗元哀祭文写得近诗，悲情苦感远超一般哀悼诗文，所谓“穷天下之声，无以舒其哀”，是宗元的痛苦呐喊，情感力量自然令人震撼，也非常接近人们对于唐诗中一些抒情长篇的感受。他以诗的笔调行文，无论自觉与否，都提升了哀祭文的创造力和艺术魅力，这无疑对宋明清哀祭文佳作迭出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 柳宗元.柳河东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 毛先舒诗辩坻.第三卷.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 贺贻孙.诗筏.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5] 储欣.《昌黎先生全集录》第四卷《哀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康熙刻本，集部第404册[M].济南：齐鲁书社.

[6] 许学夷.诗源辩体.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7] 刘勰.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作 者：孙车龙，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柳宗元的诗词全集 篇4

1.《饮酒》

年代: 唐 作者: 柳宗元

今夕少愉乐，起坐开清尊。

举觞酹先酒，为我驱忧烦。

须臾心自殊，顿觉天地暄。

连山变幽晦，绿水函晏温。

蔼蔼南郭门，树木一何繁。

清阴可自庇，竟夕闻佳言。

尽醉无复辞，偃卧有芳荪。

彼哉晋楚富，此道未必存。

2.《跂乌词》

年代: 唐 作者: 柳宗元

城上日出群乌飞，鸦鸦争赴朝阳枝。

刷毛伸翼和且乐，尔独落魄今何为。

无乃慕高近白日，三足妒尔令尔疾。

无乃饥啼走道旁，贪鲜攫肉人所伤。

翘肖独足下丛薄，口衔低枝始能跃。

还顾泥涂备蝼蚁，仰看栋梁防燕雀。

左右六翮利如刀，踊身失势不得高。

支离无趾犹自免，努力低飞逃后患。

3.《种术》

年代: 唐 作者: 柳宗元

守闲事服饵，采术东山阿。

东山幽且阻，疲苶烦经过。

戒徒劚灵根，封植閟天和。

违尔涧底石，彻我庭中莎。

土膏滋玄液，松露坠繁柯。

南东自成亩，缭绕纷相罗。

晨步佳色媚，夜眠幽气多。

离忧苟可怡，孰能知其他。

爨竹茹芳叶，宁虑瘵与瘥。

留连树蕙辞，婉娩采薇歌。

悟拙甘自足，激清愧同波。

单豹且理内，高门复如何。

4.《梅雨》

年代: 唐 作者: 柳宗元

梅实迎时雨，苍茫值晚春。

愁深楚猿夜，梦断越鸡晨。

海雾连南极，江云暗北津。

素衣今尽化，非为帝京尘。

5.《秋晓行南谷经荒村》

年代: 唐 作者: 柳宗元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

黄叶覆溪桥，荒村唯古木。

寒花疏寂历，幽泉微断续。

机心久已忘，何事惊麋鹿。

6.《南涧中题》

年代: 唐 作者: 柳宗元

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

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

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

羁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

去国魂已远，怀人泪空垂。

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

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

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

7.《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

年代: 唐 作者: 柳宗元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

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

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

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行行便濯缨。

8.《界围岩水帘》

年代: 唐 作者: 柳宗元

界围汇湘曲，青壁环澄流。

悬泉粲成帘，罗注无时休。

韵磬叩凝碧，锵锵彻岩幽。

丹霞冠其巅，想像凌虚游。

灵境不可状，鬼工谅难求。

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

楚臣昔南逐，有意仍丹丘。

今我始北旋，新诏释缧囚。

采真诚眷恋，许国无淹留。

再来寄幽梦，遗贮催行舟。

9.《初秋夜坐赠吴武陵》

年代: 唐 作者: 柳宗元

稍稍雨侵竹，翻翻鹊惊丛。

美人隔湘浦，一夕生秋风。

积雾杳难极，沧波浩无穷。

相思岂云远，即席莫与同。

若人抱奇音，朱弦縆枯桐。

清商激西颢，泛滟凌长空。

自得本无作，天成谅非功。

希声閟大朴，聋俗何由聪。

10.《放鹧鸪词》

年代: 唐 作者: 柳宗元

楚越有鸟甘且腴，嘲嘲自名为鹧鸪。

徇媒得食不复虑，机械潜发罹罝罦。

羽毛摧折触笼籞，烟火煽赫惊庖厨。

鼎前芍药调五味，膳夫攘腕左右视。

齐王不忍觳觫牛，简子亦放邯郸鸠。

二子得意犹念此，况我万里为孤囚。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 篇5

自余为戮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处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出，不与培堘为类。悠悠乎与灏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译文：

我自从成为有罪的人，住在这个州里，就常常恐惧不安。如有空闲时间，就慢慢地行走，无拘束地游玩。每日和那些同伴，上高山，入深林，走到曲折溪流的尽头。幽僻的泉水，奇异的山石，没有一处僻远的地方不曾到过。到了目的地就分开草而坐下，倒尽壶中酒，一醉方休。醉了就互相枕着睡觉，睡觉了就做梦。心里有向往的好境界，梦里也就有(在这种境界中获得的)相同的乐趣。睡醒了就起来，起来了就回家。我以为凡是这个州的.山有奇特形状的，我都游过了;可是我还未曾知道西山的奇异特别。

柳宗元的诗文 篇6

我们在学习这篇文章时要对其寓意加以分析, 吸取文中所寓意的经验教训, 不步其后尘。其实, 作者的真实寓意往往不在字面上, 而是作者将对时局的看法及人生经验写在文章中。在 《三戒》一文中作者开篇即讲了自己的写作意图, 讽刺那些或恃宠而骄、或盲目自大的得意忘形之徒, 指出他们自取灭亡的下场, 警告世人千万别步入歧途。常安认为: “麋不知彼, 驴不知己, 窃时肆暴, 斯为鼠辈也” ( 《古文披金》卷十四) 。

一般在分析这篇文章时, 经常笼统地说 《三戒》 这部作品是讽刺了封建剥削阶级中那些徒有其表、虚张声势的丑恶的人情世态, 若论 《三戒》这篇文章, 我们可以说它是柳宗元寓言文中最具有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代表作之一。这篇文章所寓寓意有三:一是批判锋芒直指 “永贞革新”的反对派; 二是间接讽刺了当时当政的昏庸君王; 三是寄托了作者对 “恶人终将覆亡”的理想。

在 《临江之麋》中, 我们看到一只惯受主人宠爱的小鹿常与家犬嬉戏, 以为自己与犬是同类, 后再一次出家门时被外犬所食的悲惨命运。讽刺世人中那些依仗权贵而得意忘形的小人。“麋”它在幼小之时便被人收养, 且与家犬在主人的训示下为友日久, 到它长大了, 忘记本性是情理之中的事, 它未经教化如何能分清敌友呢? 所以它是一个缺少善恶意识、不辩敌友、是非不分的糊涂麋。它与在家中犬相处过程中, 是由于主人的袒护造成的, 不了解自然界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 没有丝毫的防卫意识。正如林纾所言: “麋之恃宠, 稚耳。” ( 《韩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 。 “至死不悟” 四个字, 既表达了作者的对麋的厌恶之情, 也勾画出麋的可怜与可悲的形象, 讽刺的就是那些倚权势而忘形的可怜的小人物。

在 《黔之驴》中, 作者塑造了一个貌似魁梧的其实是大而无能、虚张声势、外强中干的黔之驴的形象, 它悲惨的命运在于它即没有能力而又虚张声势, 无能而又肆意逞志的人; 联系作者的政治遭遇, 又可知本文所讽刺的是当时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 与当今社会上的某些官僚的行为一样, 貌似有貌有才, 其实不过是像 “黔之驴”那样, 徒有其表, 使用他们可怜的伎俩与正义力量的相争斗, 到头来自取灭亡是他们唯一的下场。

《永某氏之鼠》中, 作者成功塑造了特定环境下的 “群鼠”, 在旧房主的纵容下横行无忌、干尽坏事, 最后, 在新房主的捕鼠措施中被彻底消灭干净。讽刺那些自以为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小人。我们知道在正常的生活环境中, 没有人会姑息豢养老鼠; 但在正常的生活环境中, 有众多的有权有势的人, 出于某种原因, 宠信、任用一些无能无德的 “鼠辈”, 致使鼠辈的势力越来越大, 可谓小人得志便猖狂。当时的社会宦官专权, 是非颠倒, 正气不树, 所以才有了这篇文章的产生, 这也正是柳宗元所要铲除弊政的原因。凡是害人的东西, 即使一时可以找到" 保护伞" , 但这种庇护是不可能长久的, 最终还是没有好下场。对待那些坏人坏事, 决不能姑息、妥协, 要勇于面对、坚决予以打击。决不能任由他们胡作非为, 预示着小人得志虽能嚣张一时, 却不能长久下去, 倚仗一时的权势胡作非为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

历史虽然已经过去千年了, 但现在我们仍不时可以看见这些“永某氏之鼠”横行在世。社会上的种种腐败现象, 都在作者的笔下显现。作者用寥寥几笔, 便淋漓尽致地刻画出千古不变的贪官形象。通过学习我们看到, 一个迂腐、蛮横、糊涂无知的心理变态的病人, 由于掌握了一定的权利, 便造成了人鼠共生, 乌烟瘴气。令人鼓舞兴奋的是 “后人来居”假猫, 购僮, 杀鼠, 导致鼠辈彻底灭亡的命运, 大快人心。

在 《永某氏之鼠》中, 作者的态度是积极的, 结尾虽然着墨不多, 但揭示了一个世间真理, 物极必反、福祸相依。警示我们不要逞一时之威。《永某氏之鼠》这个寓言故事像一把锋利的匕首, 直刺社会上的那些腐败现象, 对当今社会的一些现象仍然具有讽刺意味。

寓言的精髓是其寓意, 而寓意应具备一定的教化意义, 读完此文后使我们的心灵得到教育与警示, 要引以为戒, 具有现实意义, 我们现今社会所倡导的用人主张, 从习主席的执政纲领可以看到, 各级党政领导、各级党员干部, 要大力整顿, 认真学习中央精神, 共产党员要像曾子说的那样 “吾日三省吾身”, 要将了“三严三实”等学习活动贯彻执行下去, 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 我们伟大的党会给我们展示一个美好的未来。

摘要：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寓言讽刺文独具特色, 他在寓言中寓意了更深刻的现实内容, 具有一定的战斗精神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使之成为了具有战斗特色的讽刺文章。《三戒》是柳宗元写的一组寓言故事, 历来为人们所称颂, 包括《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篇散文。作者借麋、驴、鼠三种动物的可悲结局, 对社会上那些倚仗人势、色厉内荏、擅威作福的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在当时很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普遍意义。

关键词：寓言,现实意义,《三戒》

参考文献

[1]谭思健, 林素君.论《三戒》的意蕴真义与艺术匠心.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2, (05) .

柳宗元的得与失 篇7

【文 题】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柳宗元少年时就才华出众，崭露头角，平步青云，身居高位，后因参与“永贞革新”，受到牵连，被朝廷一贬再贬，但在担任永州司马、柳州刺史等职期间，为后世留下了《永州八记》等诸多不朽诗文。为此，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即使让柳宗元得到了自己所希望的，可以在一个时期内出将入相，但是用仕途上的得意来换取他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何者为得，何者为失，必定有人能分辨得一清二楚。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写作指导】

柳宗元在仕途和文学道路上截然不同的境遇，很好地验证了“文章憎命达”“词穷而后工”这一文学命题。为此，这则材料的核心意旨是得与失的辩证关系。在审題过程中，需要思辨如下三个问题：一是应该怎样看待“得”与“失”？二是应该在什么事物上“得”，又在什么事物上“失”？三是应该怎样处理“得”与“失”的关系？从这三个角度入手，可以确立以下立意：

（1）从第一个问题切入：①得与失均有其原因和条件，不以得喜，不以失悲。②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有所得，则必有所失。③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放下得失之心，享受追求之乐。④生命无需太多，莫为得失所累。⑤天下者，得之艰难，则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则失之亦然。

（2）从第二个问题切入：①名利皆身外之物，此心安处是吾乡。②追名逐利则患得患失，坚守道义则无惧得失。③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只有因势利导，才能多得少失。④营大者，不计小名；图远者，弗拘近利。⑤失者不可谏，来者犹可得（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

（3）从第三个问题切入：①得到时不要忘记过去，失去时不要忘记还有未来。②只有懂得失去，才会重新拥有。③只有深入思辨情势，才能科学权衡得失。④考量得失，既要想到“小我”，更要虑及“大我”。⑤小利，大利之贼；小祸，大祸之津。敬贪小利则大利必亡，不遗小祸则大祸必至。

【佳作展示】[记叙文]

“小土豆”也美丽

高海静

有人调侃说：“买水果要买长得丑的，有缺陷的。因为只有长得丑，它才肯一门心思生出其它本事，变得更甜。”

西西觉得自己就是一只丑瓜，而且还是特丑的一只。

说实在的，她那一脸痘痘真和蜂窝有得一拼，这副模样搁在任何女孩身上都是一场噩梦，也难怪有好动分子称她为“小土豆”。

有一次和她走在街上，看见一个小女孩长得挺水灵的，齐刘海，一双玻璃球般黑得发亮的大眼睛四处张望。她热心地把手里的奶茶递给小女孩，可是人家一点儿面子都不给，哇哇大哭着跑开了。她尴尬地站在原地，风拂碎发，送来一阵凄凉。

但她倒也看得开，既然长得不如其他女孩精致，她也不在意和他人抢风头，索性整日素颜，套上大头衫，大咧咧的像个男孩，亲切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十七八岁正值花季，当别的女孩忸忸怩怩地穿着淑女装，蹬着增高鞋，以娇柔羞涩为美时，她却挺直腰杆，念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双手一挥，呵，还真像一个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的巾帼英豪！

记得有一次大扫除，好多人看着那破烂不堪的抹布，脸皱成了苦瓜，后来在班主任威严的目光扫视下，迫不得已地伸出一根手指，挑起抹布在桌上轻抹，另一只手则死死地捂着鼻子，那样子就像以色列人被埃及奴役时一样狼狈。“没事儿，还是我来擦。”她一把抓过那皱成麻花的抹布，像做扩胸运动一样地擦着，那认真而又豪爽的样子，惹得大家相视一笑——小土豆有成为愤青的潜力嘛！

我也曾自作主张地为她向二姨打听美容秘籍，可她自己却说，我这张脸长得这么朴素，干嘛要改造啊！早上连镜子都不用照，可省时了！瞧她那自恋的样子，我哭笑不得，只得作罢。

在一次班级联欢会上，她曾这样自黑：“我的脸其实作用挺大的，最大的的用处就是——避邪！晚上走夜路，我从不害怕，小混混看见我的美丽痘痘准扭头就跑！”“哈哈！”说真的，我也不知道她的乐观是真的，还是以此来维护她自己的尊严。但可以确定的是，她的心里一定装着一个爆炸的宇宙，可以震撼所有人。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清秀的脸蛋，没有姣好的身材，却有着一颗强大的心，可以征服一切。

嗯，“小土豆”也美丽！

[点 评]本文欲扬先抑，刻画了一个“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的阳光女孩形象。“她”颜值不高，一脸青春痘，竟吓跑了街上的小女孩。为此，“她”走的就不是淑女路线，而是“超女”路线：神态自若，像巾帼英豪；性格大咧，像男孩子；动作豪爽，像愤青；语言超脱，像导师。何能如此？放下得失，生命的出口顿开。先抑后扬的构思，不仅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形成了强劲的情感冲击波，而且昭示出全文深邃的主旨——“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就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野百合也有春天”。

【佳作展示】[散文]

望明月兮长颈鹿

戴昕芃

“一轮”是一套风景明信片，海蓝色背景中，一只白鹿凝望着一轮皎月，如梦似幻的水波好像要从卡片里溢出来。

“一轮”实在是很精致，我邂逅它时，恰巧读到了聂绀弩的诗：“望美人兮长颈鹿，思君子也细腰蜂。”明月也好，美人也罢，无非是一种理想，绝妙的比喻带给人一种特别的美感，那只鹿也显得格外深情，分外令人怜爱。也许是心向往之，看到“一轮”的第一眼，我便不由自主地想要亲近它，观赏它。可惜，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为数不多的“一轮”早已告罄了。

错过与求不得常常令人难以释怀，这鹿与月总让人想起李白。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水底月是梦里月，杯中酒是心尖血。李白诗曰“且放白鹿青崖间”“树深时见鹿”，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一只鹿呢？梦里身化白蹄鹿，竟夕痴望长安月。他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字字珠玑，篇篇飘逸。奈何生虽逢时，凌云之志难及，何其悲哉！

时隔四月，“一轮”成了一条裙子，同样的白鹿望月，却与明信片有着迥然不同的质感，叫人意醉情迷。再一问价格，居高不下，囊中羞涩的我只得悻悻而归。再次错过，我却不像上次那般难以释怀了。

佛有言，月中所有，乃大地山河影也。古代读书人共同欣赏、渴求的那一轮明月，或许就是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忙碌一生，有的人得到了自己的月亮，有的人竭尽全力却终无所获，而有的人自己没有碰到月亮，却成为了别人的月亮。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只鹿，心里有一片广阔的天空。夜幕上缀着或明或暗的微小星子，悬着一轮圆满的月。有些鹿为了那月亮，努力伸长自己的脖颈，它们因为长长的脖颈而超过寻常的鹿，却仍然有可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那一轮月亮。太多的鹿穷其一生，也只能沐浴在月辉之中。甚至有一小群鹿见明月不可得，便转而去求星星，轻易地得偿所愿后，它们安于享乐，矫健的身体也渐渐地退化了。

对于那些长颈鹿来说，明月，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可是，对于观瞻着它们优美脖颈的我们来说，却是失之我幸，得之我命。譬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煜、苏轼……

得月抑或不得月，不是我们自身所能决定的，而我们能选择的，不过是对月亮的态度。假如让观鹿者来抉择，恐怕会把那月亮愈悬愈高，促使那鹿把脖子伸得更长。但如果让鹿来做决定，是要那月亮，还是要那长颈，结果恐怕只有鹿自己知道了。

不同的命运造就了不同的人，细微末节的改变可能导致人生的天翻地覆，这不是我们能够妄加揣测的。做好自己这只鹿，也就够了。

[点 评]本文的亮色在于虚实结合。风景明信片和裙子上白鹿望月的图案是实写，作者由此而及诗文中鹿、月的意象，进而以鹿、月隐喻人对目标的追求。实写绘其“形”，故而文章飘逸着一种画面美；虚写传其“神”，故而文章又包孕着一种意蕴美。虚与实的巧妙结合，使得“失之我幸，得之我命”的意旨摆脱了说教的乏味，而带上了美感和理趣，让人在美的涵泳中吮吸着理的况味。“不思量，自难忘”是说理散文的一种境界，此文得之。

【佳作展示】[议论文]

别让幻想吸走现实的光

陆雪婧

生活中的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和其他人分享某件东西的时候，选择后心中总会有那么一刹那后悔，潜意识中总认为别人的才更好。拥有的归属感让人渴望完美，因而幻想总会有一股莫名的吸引力。正如有人说，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柳宗元的文学造诣本已难有人及，但他对自己仕途坎坷仍心有不甘，这足以证明幻想的巨大魔力。古往今来，王侯将相不胜枚举，但又有多少人敌得过时光的打磨，依旧闪耀在今人的视野里？柳宗元虽然在政治上不得志，但文学上的卓荦成就足以让他名垂青史，流芳百世。

文学和政治在本质上也是不同的。文学更多的是靠感性，好文章的创作大多是“情动于衷，不抒不快”；而政治更多的却靠理性，无论在多么复杂的情况下，对客观事实的理性判断必须凌驾于感情的冲动之上。回看柳宗元，他更多的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是他在永州的心境，“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是他在柳州的思绪。这感情的潮水，更适合柳宗元用来浇灌自己现实的文学苑地，而他却幻想着用它来倒影仕途的海市蜃楼。

柳宗元的幻想来自于封建社会儒生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影响了他对现实的判断。他才气如云不可否认，但为政二字也并非想象的那般容易。既然得不到，又何苦身陷其中？赏一方山水，养一方百姓，乐时为文，哀时吟歌，岂不也是快意人生？何必困在幻想的哀痛中，抱憾终身！

如今的我们也时常为难自己，忽略本来拥有的，常常魂牵梦绕于幻想中，“如果……”“假如……”已成为最好的心灵鸡汤。有了财富，又羡慕安闲；拥有健康，又奢求功名。“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本是古训，但在现实面前，我们总是舍不得又放不下。

还记得小时候读的童话故事里的渔婆，拥有了珠宝幻想房屋，拥有了房屋又渴望宫殿，到头来，一切成空。我们那时总是嘲笑渔婆的贪心，却不曾想自己现在也成了这样的小渔婆。

别再沦陷在幻想的泥沼中！关注现实，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你会发现也许你的寻常正是别人求而不得的珍宝。

拥抱生活，别让幻想吸走现实的光，拂去幻想的乌云，还生活一道明媚的阳光！

[点 评]本文剥茧抽丝，颇有见地。作者首先从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剖析了柳宗元人生多舛、中年早逝的原因，逐层深入地指出“是感性的性格和‘学而优则仕的主流价值观酿成了他命运的悲剧”；然后由唐代的柳宗元推及当今的芸芸众生，振聋发聩地指出“适合自己的路才是最好的路”“与其整天幻想着去‘有我所爱，倒不如現实地去‘爱我所有”。从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作者都能放出自己的深邃眼光，展开自己的理性思辨，发人深省，给人启迪。

柳宗元的佛学思想 篇8

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为幼时的盲目、为政时期的附会时尚和贬官后的自觉三个阶段。

闽南佛学

柳宗元，字子厚，生于中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祖籍山西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解州镇)，故人称“柳河东”。柳宗元二十一岁进士及第，二十六岁登博学宏词科，任集贤殿书院正字。二十九岁任京兆府蓝田尉。三十一,岁升为监察御史行，次年升为礼部员外郎，参与王叔文、刘禹锡等人领导的“永贞革新”。九月被贬邵州刺史，十一月追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又到柳州任刺史四年，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四十七岁时死于任上，故又有“柳柳州”之称。

柳宗元和韩愈共同领导了“古文运动”，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故有“韩柳文章李杜诗”的评价。他在逝世之前将文章寄给刘禹锡保存，200多年后的宋穆修收集整理柳文100余篇，后又得刘禹锡的45卷柳集，编成《唐柳先生集》。

在《柳河东集》中，与佛教有关的文章主要有诗词、序文和碑记。他的佛学文章是在长安，永州和柳州三个时期所作。在长安为佛学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他此时的佛学作品有碑文篇，碑塔铭和序各3篇，书1篇和诗2首，其中永州时期佛学作品最多，是佛学思想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此时有碑文2篇，碑塔铭2篇，赞2篇，杂题1篇，序6篇，记庙3篇，诗2l首之多，柳州四年是他佛学思想的最高峰，其中留下来的作品有碑1序，记庙工篇，在此时也可能写过一些禅诗，但没能保存下来，而最为人们所看重的《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即是作于柳州。

柳宗元受其母影响，从小就深得佛教的熏陶，故自幼就好佛。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召序》(柳公绰)中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从中我们就可知道他十多岁时就开始修习佛法。所以他又说道：“余知释氏之道日久。”他的岳父杨凭也信佛，曾对如海法师执弟子礼。而梁肃、权德舆与其父友好：都以佛教为归依处。在长安为官时，京城事佛空气正浓。德宗李适崇信佛教，在朝堂上开展“三教讲论”，对佛教的发展推波助澜。“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被谪居永州“南荒”的古庙尤兴寺内，受到湛然再传弟子重巽的礼待，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并写《巽上人以竹间自来新茶兄赠酬之以诗》，《巽公院五咏》等作品。由此可以看出重巽内外学素养甚好，以及他们的密切关系。移居法华寺，以西亭为居室，写《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赠给觉照和尚。这里还有--些僧侣往来，如游方僧文信，就曾与之“联栋而居“。后来再任柳州刺史时，重修大云寺，以供养僧侣，并写《柳州复大云寺记》。

柳宗元的佛学思想主要是在永州时逐渐形成体系，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天台思想

柳宗元因与重巽和尚的密切关系，在永州时听重巽讲经说法，所以对天台宗的“三谛圆融”中道思想有很深的研究，故而后未有人把他说成是天台宗的信徒。

柳宗元受到“即空即假即中”的“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的影响，故而反对“言至虚之极，则荡而失守，辩群有之伙，则泥而皆存”。是不同意执着于空。有任何一边的，他称赞无性和尚“绍承本统，以顺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他又对安海法师“北学于惠隐，南求于马索，威黜其导，以蹈乎中”，“推一而适万，则率无非真，混万而归一，则真无非事。推而未尝推，故无适，混而未尝混，故无归。”的中道观万分推崇，并把天台的“中道”思想与儒家的“中庸”结合起来，提出了“谨守而中兮，与时偕行”的主张。他说：“当也者，人中之道也。”而佛教‘凡化人，立中道教之权”。因此柳宗元认为儒家的“中庸”就是佛教“中道”的“无过天不及”的思想。同时把中道看成是佛教哲学的最高范畴，并且把这个范畴看成是客观世界的最后归依所在。

二、净土思想

重巽和尚与他共同探讨佛理，为此他写了《巽公院五首》，其中《净土堂》说：“结习自无始，沦溺穷苦源。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清冷樊众香，微妙歌法言。稽首愧导师，超遥谢尘皆。”从中可以看出柳宗元表示自己已领悟别了三空，即我空、法空、空空的真实不虚。龙兴寺净土堂由于年久失修“廉隅毁两顿，图像坠，”后重巽主持重修，刺史冯叙捐资了大门，柳宗元助资了回廊，并在墙上画了智凯和慧远的法像，于是写《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他说：“中州之西数万里，有国曰身毒，释迦牟尼如来示现之地。彼佛言曰：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曰极乐，佛号无量寿如来。其国无有三恶八难，众宝以为饰;其人无有十缠九恼，群圣以为友。有能诚心大愿归心净土者，苟念力具足，则往生彼国。然后出三界之外，其于佛道无退转者——其言无言欺也。。。。。呜呼!有能求无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此一段即说明了西方净土世界的“其言无言欺”;又说明了只要“有能诚心大愿归心净土者。。。。则往生彼国”的真实性;同时还说明了只要“苟念力具足”就能去三恶八难，十缠九恼，即能“然后出三界之外，其于佛道无退转者”念佛解脱胎换骨的方法及净土法门之殊胜。

三、禅宗思想

柳宗元在《巽公院五首》的《禅堂》中写道：“发地结菁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官然喧巾寂。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表达了“心体二空，万缘俱寂”的禅学思想和空有双亡，心境如一的禅学境界。故而·借诗话禅，说明佛性本自清净，“照空不待析”如同“鸟飞无遗迹”。

柳宗元在永州—时为禅宗宗帅和诸大德们写了许多禅碑记序性质的文章，在他的佛学著作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而最重要的禅学著作《曹溪禅师碑》作于柳州。在碑文中赞叹慧能人师之禅说：“今布天下，凡言禅者皆本曹溪。”他在碑文中弘扬慧能的佛学思想，突出有两点：一是“始而性善，终而性善”，二是“不假耕耘，本自静矣”。

慧能大师禅学思想的中心足佛性说，而其重要的内容是“人人皆有佛性”。慧能大师认为人可分南北，而佛性无南北之分，人可分少数民族籼华夏民族，而佛性不论地区和民族，人人都无差别的本自具足。由于人人皆有佛性，当然皆可成佛。柳宗元不仅接受了六祖慧能的佛性思想，而且把儒教的“人人皆可为尧舜”与之结合统一起来，用来教育世人。由此可见他已把佛学思想与社会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并且提高到新的境界和高度，这就是他在《碑文》中所说的：“始而性善，终而性善。”

慧能人师佛性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佛性本自清净”。佛性每一个人都具有，而且人人乱有成佛的智慧，只因被“妄念”所蒙蔽，所以不能认识自己的佛性一‘本源清净心。但只要一旦觉悟，犹如“拨开云雾见青天”，明心见性而成佛。柳宗元所说的“不假耕耘，本自静也”，也即是六沮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木自具足、本不生灭、本不动摇、能生万法”的境界。只要向自心去证悟，一旦认识本心，即可成佛作祖，而向心外求法即是心上生心，走上歧途。

柳宗元清楚的认识到慧能禅风的独特之处在于去繁锁，适合“秦人好简”的性格，并大力加以弘扬，这为六祖禅凤很快风靡全国，传向世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他还肯定了南祥所包含的高深人生哲理与中国文化及哲学思想勾通的地方甚多，也是中国化佛教的发展趋势和必然走向。

四、律学与儒家礼仪的关系

柳宗元非常重视佛教的戒律，对戒律所起整肃僧团的作用也加以肯定。他在《柳州复大云寺记》中说：“崇佛庙，为学者居，会其徒而委之食，使击磬鼓钟，以严其道而传其言”。这无疑是说必须有严格的僧伽戒律，并使每一个僧侣都严格的加以执行，才能有整肃的僧团。佛教也只有高素质的僧侣，才能“传其言”。

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中，柳宗元批评戒律荡然者说：“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连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例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平人。又有能言体而刁;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离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因为在当时有许多以禅师自居者，极端的毁弃经教，不礼佛，不坐禅，不看经，不守律仪。曲解禅的含义，以为什么都不要即是禅的境界，即是方便法门，其结果是“陷乎己而又陷乎人”;以为背了几句禅的语录，记了几首禅的偈诵和诗词，就成了禅师而飘飘然起来，行为放荡不羁，无视戒律的存在，自以为是，自然要造成“世之大患”的结果。追其原因，在于口头禅脱离于用，只在言表，语言和所作所为不相应。禅虽不拘形式，但也不能失坏佛制戒律而成“颠倒”。因此他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司与言佛。”他义说：“言禅最病者，拘则泥乎物，诞则离乎真。真离而涎益胜，故今之空愚失惑，纵傲自我者，皆诬禅以乱其教，昌于嚣皆，放于淫荒。”从以上可以看出柳宗元“戒定生慧”的观点。

柳宗元认为佛教戒律与儒教礼仪相同之处有三点：第一是讲性善。他说“其教人，始于性善，终于性善”，第二是讲孝道。他说：“金仙氏之道，盖本于孝敬。” “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他非常崇敬元皓和尚对其父母的孝敬之心，所以他称赞元皓和尚说：;“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第三是“诚。与“静”的修养方法。在给南岳弥陀和尚写的碑文中说;“公之率众峻以容，公之立教诚其中。“孔子无大位，后以余言持世，更扬墨黄老益杂，其术分裂，而圣浮屠说后出，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

柳宗元认为儒之“礼”和佛之“律”是可以互为增补，相辅相承的。因此他又说：“儒以礼行，觉以律兴，一归真元，无大小乘。”

五、柳宗元好佛所遭受的批判

(一)信仰随顺说

在中国历史上，各代杰出文坛代表和政治家信仰佛教的代不乏人，但他们也因此而成为历史上有最多争议的人物而受到批判。总结其因有三：一是中国封建社会自汉后，以儒教为正统思想来统治中国，而佛教被称作“舶来品。和“夷族宗教”自然要受到压制，其二是佛教徒不争名利，染衣出家而游于山水，遁入深林幽谷不入官场争斗，被说成是“不孝”和“消极”，自然要受到批判，其三是中国历史上历来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而佛教被判为“唯心主义”范畴之内，同样为唯物主义”者所不齿。作为历史上的文化名人，集儒学大家和佛学名流于一身的柳宗元，自古至今受到儒家的卫道士和唯物主义的捍卫者的批判是自然的牢情，也就见怪不怪了。

在中国按照所谓“正统”思想家们的分析，把产生佛教信仰者的原因归纳为四点。

1、佛教的笃者。如道安、慧远，玄奘，慧能等名僧大德。或出身世宦门阀，富贵望族，由于社会不稳，争权夺势不成，互相倾轧败北，而看不到出路，没有迁升的希望，便怨天尤人产生消极遁世思想，误入空门，或者是家道贫寒，生活无着，饱尝人世艰辛，不堪忍受而丧失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只得皈依佛门以求得精神;和肉体的解脱。

2、失意的政客和文人学士。或茫茫宦海的角逐中被击落水，升腾无望，空有报国之志和安邦之才而不能展抱负，于是为了标榜自己的清高和超尘脱俗，而讲经诵论，与名僧大师交友。即可以发泄失意的愤懑，又可以以此来嘲弄那些在仕官途中的得意者。

3、唯物主义思想家。如张载，王夫之等人。王夫之说自己事佛是为了“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暇”，因此他批判佛教说：“彼语寂灭者，住而不返，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张载批判佛教曰：“以诱聪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获神圣之心。“他们信佛的真正目的在于更圩的。批判和揭露”之。(在我看来此流人物大多少年生活没有着落，并不想凭勤劳谋生训，而佛家慈悲，好善乐施，又有书读。

于是投机取巧进入佛门，一旦翘膀丰满，便可反戈一击。这些人深知经藏，晓达佛理，通熟机关，操戈时更可击中“要害”“革命到底”，使你防不胜防，又可讨得主子们的.欢心，最能博得“志同道合”者的喝彩，自然是可以名声大振，身价百倍，名利双收的。请看“十年文革”之后，呵佛骂祖最卖力起劲，“最出成绩”，者，大多是此类众生也。)

4、随顺习俗老。所诡随颐习俗，自然是家庭长辈之命，“不得不从”，尔或是亲朋好友们在作“狮子吼、梵呗唱”，为不失朋友情谊，只好跟随着作作门面、装装样子。因此“正统者”们为他以平反叫曲说;“此君之好佛非出真心，乃是被迫”。)

凡此四种原因，所以有人就说柳宗元之信佛，永新革新之前乃是随顺世俗。因父亲朋友、岳父、妻子等人都是佛教徒，故此只好“随波逐流”，写一些崇僧颂佛的“好文章”。永新革新被贬永州而住无定所，团重巽和尚的安排，住于寺内。“此时官场失意，痛恨世人为了追逐名利和猎取官职?云互相倾轧啖害，僧徒不爱官，不争能，以山水力乐，以闲静安适为习尚。况且身在永州寺内，不与僧徒支游作文，又能与淮来往呢?”这段语出自世人对柳公永州信佛的评语，意思自然是说柳宗元此时向佛教靠得更紧，乃是受到和尚的“恩惠”，所谓“吃人嘴软”，出于“无可奈何”而写些“非出木心”的文章。

综上所述，柳公之信佛要归类于前而所指原因的第二类“失意政客”和第四类“随顺习俗”，所以自然“不是出自真心”。其实这些说法的真正目的在于：借否定柳宗元的佛教信仰，来否定古来所有文化名人的佛教信仰，借批评柳宗元好佛，来否定和批判整个佛教。

(二)事佛融合说

柳宗元作为一名儒学大家，又留下闪耀着光辉的不朽文章，后代批判家们当然谁也不敢全盘的否定他，只好抓住他好佛这一点来攻击。柳宗元毕竟是一个大思想家和文学家，所以在批判他信佛的时候，话语当然要说得委婉一些，于是“融合说”就成为解释柳宗元好佛的最佳变通手法，以免批评得“过了火”。

中唐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界和思想家的交流和争论比较烦繁。如太宗、武则天、玄宗、宪宗、德宗等是支持佛教发展的最高统治者，他们経常在朝庭进行“儒释道”

三教辩论大会，这必然有利于三教的和平竞争和共同发展。但太宗规定：“儒先，道次，释最后”的宗教政策，对俳教的发展自然不利，而武则天时才有所改善，即为“释在道之先”。

佛教从汉水平十年(公元67年)传入中国，至中唐时已经近七百余年。敎团的规模日益扩大，寺院遍及全囯各地，译经日趋完善，高僧倍出，八大宗派相继成立，形成完整的佛教思想体系，而且传教弘法的方式也逐步成熟起来，呈观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这就是佛敎发展的顶峰时期。与之相比，儒敎的发展前景则不容乐观。西汉武帝独尊儒学，成为统治中囯几千年的正统思想。虽董仲舒改造了儒学，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但是到了中唐，儒学虽然还是被奉为正统思想，实际上已经是危机四伏。在当时，中央集权制更加完善，士族体制逐步解体，如何建立新的社会秩年，这个问题急待解决。而统治者赖以指导社会生活的儒学，许多教条已成为过寸或者是陈旧不堪的东西;在解决观实问题时必然显得不敷应用，儒学灼地位也就显得轻弱无力相岌岌可危。安史之乱过后的盛唐帝国已成为过去，藩镇割据和宦官擅权以及朋党之争使官场更加黑暗。此时佛教的顶峰时期已经到来，而且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发展，大批儒学优秀之土转而信奉佛教。柳宗元正是这时转而信奉佛教，而且越来越向佛教靠拢的，同时也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儒教唯我独尊的地位受到了强大的挑战，特别是来自佛教的挑战。如果不从佛教吸取所需要的东西，充实自己，完成本身的自我改造，就可能被历史潮流所淘汰。这样儒释道三教合流势在必行。当然所谓合流并不是合三为一，而是互相吸收，互相补充。而实际上佛教从传入中国就对中国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诗歌，韩柳散文以及后来的宋词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严格的说，如果没有佛教约传入就不可能有唐诗和宋词的辉煌成就，就不可能有今天多彩多姿的中同灿烂文化。只不过许多顽固不化的儒学者，就象占了别人的便宜反而说自己吃了亏一样，口头上不愿承认而已。

柳宗元作为一个儒学大师，从小熟读儒典，饱览史书，很早就涉足官场，又屡遭打击，当然头脑要冷静得多。因此，他的事佛，并不能单单从“援佛入儒”或“佛为儒用”这一融合的观点去看待，而应该包含了他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转变以及佛理如何运用于现实生活这个复杂的内容。

佛理的产生来源于现实生活，同样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所以柳宗元奸佛，学佛不能简单的看成信仰上的随顷时俗，思想上的融合佛而为儒所用，答案就在于此。柳宗元被贬永州，使他脱离纷争叠起的朝庭，在寺内“修身养性”，有安静的环境更多研究佛理，有时间听经阅藏，完成一个儒学大师到佛学大家的转变，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有人说什么柳宗元在永州时因受了和尚的谬沦的影响和生活上所施小恩小惠的“勾引”，出于无奈，才说了一些对和尚有利的好话，写了些为佛教歌功颂德的“不成器。文章，这样可以说从根本上否定了柳宗元的人格。在中国历史上“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才是真君子，而柳宗元就是一个真君子，不是小人，而且是一个品德高尚历来被世人所拥戴的人。所以这样的评价不仅仅是批评柳宗元信仰的问题，而是否定了柳的品德和人格，所以是无半点道理可言，应该坚决推翻的。况且柳宗元身处逆境，气不馁，志不移。学习佛法，与僧侣结支，只能使他对人生和观实社会生活的认识更加清晰，对贫民的疾苦更加了解，对朝庭政治病疾观察得更加透彻。学佛不但没有使他消极怨世，也没有失去救国爱民的思想，更没有丧却作世人师表的优秀品德，反而佛教的大慈大悲的精神使他救世济民之心更加迫切。这种忍辱负重的气量，非平凡之辈所能及，这种志向也正是大乘菩萨用出世佛法入世救民拔苦精神的体现。学佛不但可以使他凄苦的心理得到宽慰，而且可以静下来重新对现实进行思考，且被重新委以重任叶，能更好的造福人民大众。他在永州时考察民间生活情况，以实地观察，耳闻目睹的材料，写出了《捕蛇者说》等大量权威性文章，发出了“苟政猛于虎也。这震人心肺的呐喊，这实际上就是对儒学所谓“仁政”和“仁爱”思想从根本上产生怀疑，转而信奉佛教。如果从这一点上看，柳宗元的事佛不仅是融合的问题，而是对儒学“圣人道”产生怀疑和动摇之后的信仰转变。

柳宗元常说：“为吏者，人役也。”这同样是大乘菩萨悲心救苦的体现。他在柳州度过生命的最后四年，也是实践他“心乎生民而已”的诺言的最后机会。

他一到柳州就解放奴婢。在《唐律疏》卷六说：“奴婢贱人，律比畜产。”而柳宗元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解放奴婢?与良平等。这不仅是对朝庭法律的蔑视，也是对儒学“尊卑有序”等级制度的怀疑和否定。从反面来说，不仅是保障下层人民的人身自由权利的获得，而且也是佛陀“众生平等”思想的体现。在柳州时他推广柑桔种植，提倡开荒凿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行“仁政”，留下“柳柳川’的名号和佳话。这政绩，如果不是一个佛教徒，具有爱民拔苦，菩萨济世的思想，都是难以做到的。

刘柳碑元的研究历来以永贞革新为主展开争论，而他的佛学文章和佛教信仰，大多数学者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他的佛学文章，特别是“文革”之中被贬为《柳河东集》中的糟粕来加以批判。柳宗元为什么信佛这个问题，古来能够给予客观的分析、冷静的对待、公正的评价的自然也是寥寥无几，开展柳宗元佛学思想研究工作的学者更是屈指可数。为此我认为肘柳宗元的佛学著作籼思想大有加强研究和探讨之必要，因为他毕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儒学大家和文学巨匠之中信仰和推崇佛教的杰出代表之一。

有人说：柳宗元“中佛毒当然很深”。这自然是反映了几千年来，中国儒学家和唯物主义学者们尊儒排佛的“坏习惯”和治学态度的“不中道”以及心胸的狭窄和思想的偏见。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中佛毒当然很深”也正是承认了柳宗元佛学思想的深邃和佛教信仰的牢固。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我认为他一生中做了三件值得人们纪念的事情;其一是他所写的大量优秀文章和倡导的古文运动为后人所膜拜和称道，其二是他和王叔文、刘禹锡等人领导的“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