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概况

中国经济发展概况（推荐8篇）

中国经济发展概况 篇1

叶建华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编者按：张瑞敏曾谈到中国式管理的终极难题，包括怎样做适应中国国情的管理，信息化时代如何管理创新，等等。中国化工从孔孟之道中得到启发，在老子那里寻求帮助，对西方的管理工具消化吸收，正在一步步破解这些难题。有些实践，你可以不认同它，却不能不思考它。这正是本篇案例的意义

几十年来，在探索中国企业的管理之道上，企业家们可谓费尽心机。今年6月的一次论坛上，张瑞敏发表了《中国式管理的三个终极难题》的演讲，他提到，怎么样做适应中国国情的管理，信息化时代如何管理创新，如何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正是中国式管理的三个终极难题。对实行国际化的中国企业来说，如何在世界舞台上“长袖善舞”，领导者如何成为世界级的经理人，是中国式管理的更大挑战。擦一张桌子，按规定，日本人和美国人每天擦5遍，中国人可能今天擦5遍，明天擦3遍；如果突然改变擦桌子的规则，美国人可能会拒绝执行，日本人坚持执行，中国人一开始会执行，但随后就会“凑合”执行。那么，中国企业的管理，如何适合自己的国情呢？应该如何协调西方管理学与中国传统的文化的关系呢？如何管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企业和员工呢？本文以中国化工为例，探讨如何破解中国式管理的终极难题。

为什么以中国化工为例？

一是中国化工是典型大型国企，在国内有120多家下属企业，控股12家A股上市公司。现有员工16.6万。国企病、大企业病极易缠身，稍有不慎，制度就会形同虚设、内耗严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

二是中国化工战略定位为“老化工、新材料”，需要不断创新，而创新正是中国式管理的永恒挑战之一。目前的主营业务为化工新材料、基础化工、石油加工、农用化学品、橡胶轮胎、化工装备等6个板块。每个板块的创新都面临很大的挑战。此外，自2004年5月成立以来，通过兼并重组一批国内外企业，企业规模迅速扩大，管理上的难题在短时间内更难、更紧、更突出。

三是中国化工积极探索国际化时代的企业管理之道。自2006年以来，就并购了法国安迪苏公司、澳大利亚凯诺斯公司、法国罗地亚有机硅公司等4家海外企业，为下属种子企业蓝星总公司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美国黑石集团。目前，中国化工已经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营销网络，管理涉及面更广更深更复杂。

总体来看，中国化工克服了这些难题。数据显示，截止2008年底，中国化工资产总额比成立之初增长6.8倍；主营收入比成立之初增长8倍；利润总额比成立之初增长6.4倍。资产总额和主营收入双双超过1200亿元。中国化工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企业500强中名列第28位，在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中位居第一位，在全球化工公司100强中排名第19位，拥有有效专利在138家中央企业中排名第4位。中国化工的成功之道，正源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做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

怎样做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

中国化工是一家既无资源垄断优势也无行业垄断优势，属于完全市场竞争型的化工企业。对中国化工的研究表明，中国化工之所以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超常规的发展，首先受益于任建新总经理的影响,其次来自于其从传统文化中寻求帮助。

领导者塑造文化

翰威特大中华区领导力首席顾问高润至先生曾指出，领导人首先汲取了文化，发展了自己的领导力，然后影响文化。相对而言，领导人改变和影响一个企业的文化比较容易，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主张，会采取种种措施去支持这些主张，渐渐地，公司文化就会发生改变。

在企业内，总经理任建新率先垂范，影响员工，在企业内部营造学习传统文化的氛围。在他的带领下，中化人十分注重企业软实力建设，始终将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培育和弘扬了“先做人后做事”、“家和万事兴”、“不要带血的利润”、“细节决定成败”、“产品如人品”、“先发展后分配”、“海纳百川”、“人和人需要相互依赖着生存”等为主要内涵、适应中国土壤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同时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以先贤圣哲大智慧为基因，以西方现代管理为借鉴，培育与实施了一套中国管理思想、理论与方法。

孔子的启发和老子的帮助

企业的软实力是一种无形的实力，看不见、摸不着，虚无缥缈，但与企业硬实力相比，更能决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基业长青。那么，企业该如何重视和建设软实力？中国化工在传统文化中寻求帮助，人本管理、和合管理、无为管理和正己管理均提供了破局之道。

人本管理

与“以物为中心”的西方管理相对应，人本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中国管理，具有典型的中国仁爱文化特征。

仁爱文化崇尚“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之心。一家企业是否能够施行人本管理取决于管理者是否具有忠恕之道和仁爱之心。从我国的同仁堂等百年企业的身上都能找到人本管理的基因。

中国化工的掌门人任建新自从1984年创建种子企业蓝星清洗公司以来，就崇尚仁爱文化，践行人本管理，留下了许多动人故事，影响和感染着企业员工、竞争对手和社会各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出现不少企业兼并失败的案例，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照顾好被兼并企业职工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以至造成矛盾激化、社会不稳、兼并失败。蓝星公司从1996年以来，先后兼并重组了一大批国有困难企业，并且很快使这些企业走出困境，快速发展。蓝星的兼并现象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专家们一致认为，蓝星公司在兼并过程中坚持微笑改革、人本管理，不将一个职工推向社会，注重处理好职工利益关系，得到职工群众的拥护是蓝星公司企业兼并成功的重要经验。

和合管理

中国历来崇尚“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父子和而家不败、兄弟和而家不分、乡党和而争讼息、夫妇和而家道兴”的理念，以和合文化为底蕴培育的和合管理是中国化工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企业经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内外的实践证明，企业重组尤其是强强联合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部高管人员的胸襟及人员的构成，这一课题也同样考验着中国化工。

中国化工是在中国蓝星集团总公司和中国昊华化工（集团）总公司两家央企的基础上联合组建的，而集团公司成立之初，总部管理人员则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来自蓝星总公司，一部分来自昊华总公司，一部分则从国家有关部委及地方政府机关选调。这种用人结构弘扬了和合文化，摒弃了狭隘观念，体现了“五湖四海”的胸怀。几年来的实践证明，集团总部管理人员在“为股东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就业”的核心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熏陶下，公司内部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团结协作，较快地完成了磨合期，形成了领导力和管控力。由于国家有关部委及地方政府机关干部的加盟，有利于与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沟通与联络，为中国化工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几年来，中国化工兼并重组了一批面临困境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进入中国化工后，除了投入资金、建设项目、输入管理外，还有一条重要的措施就是重视干部的融合交流，具体做法是由集团总部选派得力干部到被兼并企业担任副职，同时从被兼并企业选调干部到集团总部任职，通过干部的融合交流，交叉任职，在融合文化、沟通信息、加强管理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中国化工能够成功兼并大批企业的重要举措。

在中国化工成立之初，任建新总经理就提出了“家和万事兴”的企业文化理念，并组织了专题讨论，通过多种方式大力培育和合管理理念，在加强企业内部和合管理的同时，十分重视建立与客户、金融、政府及社会各方的关系。比如各企业已将定期沟通海内外客户和走访金融机构、有关政府部门纳入工作规程。

正己管理

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尽管不同，但它们对管理的本质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认为管理是一门“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之学”，强调管理始于“正己”终于“正人”。所谓“正己”，就是修身，即管理者必须通过道德修养，提高自己的内在道德素质，树立自己的良好外在形象，实施成功的“形象管理”。

许多研究蓝星公司和中国化工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蓝星公司的创始人任建新堪称修身正己之楷模。当今老百姓最痛恨的是管理者的腐败。老百姓不仅要听管理者如何说，而且要看管理者如何做。任建新廉洁奉公、严以律己的品德为职工所称道。蓝星公司能够成功兼并重组几十家国有企业，与蓝星公司的管理者廉洁自律、作出表率是分不开的。据任建新的秘书介绍，自1984年创建蓝星公司以来，任建新只在他的父亲去世时请过一天事假，20多年来，他几乎没有休息过节假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他的勤奋敬业精神深深感染着公司职工。1996年11月12日，任建新以化工部驻星火化工厂改革与管理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进驻该厂，他只带了一个秘书和一个司机。他们来到厂里后自己购买了一套锅灶碗筷，自己开火做饭。在半年的时间里，任建新没有吃厂里的一餐招待饭。南方的冬天室内没有暖气，室内比室外还要寒冷，对于长期生活在南方的人来说习以为常，而对于冬天用惯了暖气的北方人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厂办公室为任建新的办公室购买了一个电暖器，但任建新说啥也不用，他说大家都不用，我就不能享受。我来星火厂是来帮助解困的，不是来图享受的，如果图享受就用不着到星火厂来。实在冷得难受时，他就用盐水瓶装上热水捂在心口取暖。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为了有效地解决一些企业“项目上去，干部进去”的项目腐败问题，任建新在2009年提出了企业项目建设聘请地方纪监部门参与项目建设的新思路，即聘请当地纪监部门全程参与到集团公司系统项目建设的监督管理工作中来。各企业上项目之前，要与当地纪监部门联系，请求他们派员参与项目监督管理。系统内企业上项目，除了经济可行、安评环评合格、资金到位等开工的必要条件之外，还需要当地纪监部门参与项目监督的承诺书。否则，集团公司不予批准立项。关于聘请当地纪监部门参与项目监管的新思路、新举措，集团公司已向下属企业下发公文贯彻落实。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静气、定力、涵养、明辨，都是修身做人的大功夫。对中国企业的领导者来讲，要忍受得住各种利益的诱惑，经受得了历史与人生的种种历练，需要有一定之规，抱着唯一的大道，不离不弃。

无为管理

老子对于今天的企业管理有什么帮助呢？最明显的莫过于他带来“无为”这样一个命题。无为而无不为，是道法自然，是不争故莫能与之争，是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任建新在执掌蓝星公司和中国化工的二十多年来，对无为管理的理念有着透彻的理解和深入的思考，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蓝星公司在企业发展初期，就探索和实践无为管理制度化，明确哪些需要总公司管理，哪些需要重点管理，哪些需要下放权力，并且根据市场经济的特点，形成了“一二三四”管理法，即一个责任-严格执行一份经营承包责任书，两个管住-管住企业领导、管住财务，三个控制-控制正式职工编制、控制生产成本、控制非生产经营费用，四个放开-放开生产经营权、放开机构设置和人事任免权、放开内部分配权、放开职工奖罚权。从管理实践来看，蓝星公司的无为管理也充满了辩证法，艺术地处理了控制与放开、重点与一般、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对于中国化工成功并购4家海外企业，任建新体会最深的就是无为管理。他经常告诫管理人员：“我们并购海外企业后，虽然在产权上成为老板，但不能以占领军自居。要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之心，要充分照顾海外企业员工特别是高管的感受和情绪。我们要虚心地向海外企业员工学习，他们在市场经济方面是我们的老师。”中国化工在对海外企业的管理过程中始终坚持无为管理的原则，除对一家企业的CEO和CFO进行人事调整外，其他高管人员都被留用。对海外企业主要通过预算管理实现管理目标，公司CEO拥有充分的自主权。

西方工具如何推动管理创新？

领导力研究专家高润至先生认为，西方管理工具和中国智慧的融合不像是做汤，而更像是做沙拉，虽然有很多的食材搭配在一起，但都保持了各自原有的风味，有

些需要改进，有些可能毁了整个沙拉的味道。中国化工则努力通过企业信息化、外包管理、对标管理等西方管理工具，使沙拉的味道尝起来更好。

企业信息化

2006年底，中国化工与奥运会信息化服务商源讯公司合作，对信息化建设进行了总体规划，对企业的管理架构、管控模式进行了详细设计，并对财务、生产等32个功能模块的443项细化功能逐一与国际化工最佳实践进行了对比分析，根据业务需求进行流程设计及信息系统构架。集团公司已启用关键绩效指标（KPI）综合信息系统；通过引入精益生产和六西格玛管理，培养了几百名绿带和黑带专家，对企业生产进行持续改进。即使在面临金融危机，大幅压缩开支的情况下，对信息化建设的投入不仅没有压缩，而且给予了大额追加，倾斜企业人、财、物等资源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

中国化工通过信息管理，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效益。蓝星总公司实现了财务集中管控，推进采购管理变革，实施大宗原材料统一采购和类别采购管理，增强了市场竞争优势，降低了采购费用，据初步统计，仅2009年4月份就降低采购成本1360多万元。沈化集团将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沈阳蜡化工有限公司及丙烯酸分公司三个独立运行的供销、财务、计划、储运等机构进行了合并重组，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压缩了管理层级，精减了管理人员，提高了管理效率。

外包管理

任建新总经理非常看好外包管理的作用，他提出将运用外包管理的能力作为集团总部职能部门和专业公司领导的一项重要能力。他多次强调，不要求集团总部职能部门和专业公司领导成为本行业或本专业顶尖专家，但必须知道本行业或本专业顶尖的机构和专家在哪里，并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需要时能与这些顶尖机构和专家合作共事，帮助中国化工解决专业问题。因此，外包管理被广泛地运用到中国化工的许多领域，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国化工四起海外并购都取得成功，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化工在法国安迪苏公司等4起国际并购中，聘请了世界一流的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猎头公司等专业服务机构提供服务。

为了提高绩效考核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中国化工从2007年开始，将集团总部人员绩效考核的业务外包给了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简称中智公司）。中智公司具有丰富的绩效考核经验和先进的考核方法，中智公司考核专家通过深入访谈，确定了考核内容和程序，并开通了网上在线考核系统，使绩效考核更加科学、规范和便捷。

对标管理

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对标管理，类似于中国企业以往开展的学先进、赶先进活动。只是西方人形成了一套科学的对标管理理论和方法。

为了尽快缩短与国内先进同行的差距，基础较弱的中国化工从成立之初就将中石油、中石化作为标杆，每月分析对比利润总额同比增长率、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销售利润率、三项费用同比增长率、人均销售收入、人均利润等经济指标。下属企

业则选择主要产品的原材料消耗、能源消耗、质量标准、人工费用、管理费用等经济技术指标与行业先进企业进行对标。经过几年的对标管理，中国化工各项经济技术指标与标杆企业的差距不断缩小，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化工的快速发展。

带给中国企业的启迪

对中国企业来说，中国化工案例的启发至少有三：

管理是文化基础上的工具文化

第一，工具第二，但文化和工具，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企业如果想基业长青，必须植根文化沃土，在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而创造适应自己企业土壤的管理。融合是中国企业管理的必然趋势

中国化工以中国管理为道，以西方管理为术，努力做到中西管理融合，这成了企业昂扬向上的法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在创造中国管理的同时，要学习借鉴西方管理，取长补短，为我所用。

创新没有终极

中国经济发展概况 篇2

(一) 戏曲艺术的形成期

中国戏曲形成于12世纪前后, “杂剧”一词晚唐已出现, 但演出形式不详。宋代的“杂剧”原为各种滑稽表演、歌舞、杂戏的统称, 南北方皆盛行。南宋时临安 (今杭州一带) 的“杂剧”音乐, 初为南方的民间小曲, 后继承了唐宋歌舞大曲的某些因素, 吸收了当时已盛行的曲艺音乐 (唱赚、诸宫调等) , 把歌唱、念白、舞蹈、表演和戏剧情节有机地结合起来, 确立了戏曲艺术的表演形式。

由于元代特殊的政治情况, 大量文人参与“元杂剧”创作, 涌现了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王实甫等著名作家, 为后世留下了《窦娥冤》 (关汉卿著) 、《西厢记》 (王实甫著) 、《望江亭》 (关汉卿著) 、《墙头马上》 (白朴著) 等脍炙人口的名著。“元杂剧”的出现, 是中国戏曲史上的第一个高潮。元曲则成为元代留给后世的宝贵艺术遗产, 无论在文学或音乐上均有极高艺术价值。

(二) 戏曲艺术的繁荣期

“元杂剧”兴盛时, 南戏依然在南方民间流传。元末, “元杂剧”渐衰。明代, 南戏迅速发展, 形成了“传奇”的剧本体制并盛行于明代。明“传奇”的脚本突破了“元杂剧”的一楔四折, 折数不限;每折所用曲牌也不受一个宫调的限制, 场上角色人人皆可又说又唱, 表演形式更为生动活泼, 音乐也较多变化。表演“传奇”的音乐往往因地而异, 各地按各自的方言及当地习用的民间曲调来表演“传奇”, 因而形成了许多地方声腔。由明至清诸多声腔中, 昆山腔、弋阳腔、梆子腔、皮黄腔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声腔系统, 为许多剧种所采用, 流传至今。在全国各地民间音乐基础上还形成了众多地方剧种, 在戏曲艺术园地中呈现百花争艳、色彩纷呈的繁荣景象。

戏曲艺术和说唱艺术一样, 经历了建国前的凋零, 建国后,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导下, 抢救了一些濒临失传的剧种和声腔、扶持地方小戏, 并诞生了一些新剧种。整理、改革了大量优秀传统剧目, 也创作了许多新剧目。戏曲音乐无论在唱腔、乐队伴奏或演唱、演奏艺术上都有长足发展;古老的戏曲艺术重新焕发了青春。

(三) 色彩纷呈的戏曲剧种

自明末清初至清代中叶以后, 在诸声腔争妍的基础上, 先后出现了众多戏曲剧种。剧种的形成, 从音乐来源上看有两种不同类型。

1. 直接继承古代戏曲声腔的剧种。

以某一种 (或数种) 声腔系统作为剧种音乐的基础, 结合地方语言和当地民间音乐形成的剧种。如京剧、汉剧继承了“皮黄腔”;各种梆子戏 (秦腔、河北梆子、豫剧等) 继承了“梆子腔”;苏昆剧、北昆剧继承了“昆山腔”;赣剧继承“弋阳腔”;而川剧同时继承了四大声腔。此类剧种具有传统深厚, 拥有丰富的传统古典剧目, 艺术形式较为完善、定型等特点。

2. 在各地民歌、民间歌舞、说唱音乐基础上形成的剧种。

它们多数都曾经历过民间业余演出的“二小戏” (小旦、小丑) 、“三小戏” (小旦、小丑、小生) 表演日常生活故事的阶段, 逐步由农村到城市, 由业余到专业, 同时吸收其他声腔、剧种的因素, 渐次成长壮大为富有特色的剧种。其中部分剧种采用了相同或相近似的唱腔, 如花鼓戏、滩簧戏等。此类剧种历史较短, 形式灵活多变, 生活气息浓郁。

3. 源于山歌的剧种有广东、陕西、上海等地的山歌戏。

源于民间歌舞的剧种主要有“花灯戏” (以云、贵、川、湘、鄂为多) 、“花鼓戏” (湘、鄂、皖、鲁、豫等地) 、“采茶戏” (江西最盛, 湘、皖、闽等) 、“秧歌戏” (北方诸省) 。

源于说唱音乐的有浙江的“越剧”、北方的“评剧”、江苏的“扬剧”、吉林的“吉剧”等。江、浙一带“滩簧戏”源于说唱音乐“滩簧腔”, 早期均称为“××滩簧”, 有苏剧 (苏州滩簧) 、锡剧 (常锡滩簧) 、沪剧 (申曲) 、甬剧 (宁波滩簧) 等。

(四) 戏曲艺术的主要特点

中国戏曲艺术的主要特点是:高度的综合性、强烈的戏剧性、特殊的时空观和艺术手法上的程式性。

中国戏曲不同于歌剧、舞剧、话剧, 它是一种综合性极强的戏剧艺术, 是文学、音乐、舞蹈、武术、身段动作、眉眼手法等的高度结合。其中各种表现手段 (唱、做、念、打) 相互补充, 相互衬托, 融为一体。呈现出高度的综合性。

中国经济学研究概况分析 篇3

摘要：文章利用CSSCI相关数据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多角度、全面的分析评价，从论文的引用数量分析学科研究水平的提高，从引文类型考察学科视野的拓展，从引文的文种分析本学科对国外成果的吸收情况，还对各类基金资助项目论文进行了分析。此外，还统计分析了对中国经济学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论文与著作。

关键词：经济学；引文分析；CSSCI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8)06—0076—06

2007年，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初步总结了2005—2006年的数据，再结合2005年已公布的2000-2004年共五年的数据总结，为深入研究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研究状况提供了有力的工具。经济学期刊是反映经济学研究水平的一个主要阵地，而在对经济学期刊的分析中，其影响力又是一个重要的考察指标。对经济学期刊影响力的了解有助于在经济学研究中进行文献筛选。

近几年来，许多学者对经济学期刊影响力进行过分析评价，但缺乏全面性或所拥有的数据滞后。笔者将借助于CSSCI数据库对中国经济学期刊影响力进行全方位的分析评价，具体包括经济学期刊引用分析，经济学期刊影响力因子分析和经济学期刊影响广度分析，其结论可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参考。

一、总体概况

截至2007年，中国公开发行的经济学期刊700余种，排除掉二次文献、通俗读物等类型的期刊，中国公开发行的经济类中文学术期刊约550种，CSSCI收录的经济类期刊72种，每年CSSCI收录经济学论文约占全部收录论文的25％～30％，在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中位居第一。

表1给出了2000—2006年CSSCI收录的经济学论文和引文概况。这期间CSSCI收录经济学论文共126815篇，引用文献730639篇次。有引文论文数增长迅速，2000年为8119篇，2004年为13359篇，到2006年就已经达到17628篇。有引文文章和无引文文章比例从2000年的50.3：49.7提高到2006年的80.9:19.1。这说明经济学研究越来越注重文献引用。但是，篇均引文数5.76篇，低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平均数(6.06)，文章引文含有率约67.5％，已经略等于人文社会科学平均数，而2004年前这个指标仍低于人文社会科学平均数约5个百分点。但是有引文文章的平均增长率只有13.8％，略低于人文社会科学的14.2％。所以，总体上说，虽然这两年经济学研究对他人研究成果的重视程度已经有所加强，但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这种引用程度与其在收录论文总量中的地位仍不相称，研究规范还须进一步加强。

在根据表1分析国内经济学研究对他人研究成果的重视程度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分析中国经济学受其他国家经济学理论的影响程度。表2给出了2000-2006年经济学论文引用文献的语种统计。

2000—2006年间，在CSSCI经济学论文的引用文献中，中文文献和外文文献(包括译文文献)的比例为60：40，这反映了中国经济学研究思想和资料来源主要是中国本土的研究成果。一个原因是目前中国经济学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中国本土经济问题，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语言阅读便利上的差异。但是经济学引用外文文献的比率高出人文社会科学外文文献的平均引用率5.3％，七年内引用的英文文献总量占外文文献总量比重更是高达96.7％，并保持31.7％的年平均增长率，几乎是引用中文文献增长率17.3％的1.8倍。以上这些指标均高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平均水平。这就说明了：(1)语言阅读便利性不是外文文献对中国经济学影响大小的原因；(2)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使得中国经济问题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遇到的问题相似性程度提高；(3)中国经济学研究近年来越来越重视吸收和借鉴欧美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中国经济学国际化程度提高迅速，但同时也说明本土研究成果中有价值的文献还远远不如英文文献广泛或深刻。

2000-2006年间，CSSCI所收录的论文(包括期刊论文、报纸文章、会议论文、报告文献、学位论文、信函)在引用文献总量中比重从2000年的41.3％上升到2006年的60.3％，平均增长率为28.2％，其中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平均增长率分别是30％和36.4％，高于论文平均增长率。图书文献(包括图书、汇编文献、法规文献)的比例则从2000年的56.4％，下降到2006年的32.4％，平均增长率为－8.8％。相比之下，网络资源所占比重从2000年的0.6％上升到3.6％，平均增长率高达33.3％。一般来说，论文、网络资源要比图书更快地反映出当前最新研究成果，所以这组数据充分反映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对文献的吸收和引用越来越重视最新的研究成果，经济学研究越来越重视经济前沿性问题。详细数据参见表3。

在经济学论文类型中，“研究论文”能够反映中国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原创性水平，“综述”和“评论”反映该学科是否形成研究传统，如表4所示。从表4反映的7年的总量看：(1)研究论文在所有论文中占绝对比重，为93.6％，并在所有类型论文中保持最高的平均增长率5.55％，高于综述和评论的增长(且这两者的增长不稳定)，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学原创性研究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远远低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9.5％的平均增长率，这可能是经济学的基数较大的缘故；(2)研究论文的篇均引用文献5.68篇，低于人文社会科学平均水平的6.06篇，低于综述的11.13篇，低于评论的5.95篇。从引用文献篇次平均增长率看，研究论文为19.99％，与人文社会科学19.5％基本持平，但远远低于综述的33.2％和评论的25.5％，这组数据说明了经济学原创性研究对前人的成果重视程度低于人文社会科学平均水平，但是综述性论文较高的篇均引用量和引文平均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经济学原创性论文对已有成果重视的不足，同时也反映中国经济学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传统。如果将2004年前的数据与2005-2006年的数据作相同比较，发现这个结论仍然成立。

二经济学论文的影响分析

经济学论文和著作的影响力是从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反映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作者、论著和相关研究领域，不仅是对上述发文作者和被引作者评价的补充，更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具体内容以及支持这些研究的文献和理论来源的反映。由于图书出版或翻译周期长，所以图书更多地反映经济学基础领域状况，相比而言，论文可能更多地反映当前经济学前沿问题。

2000—2004年间，CSSCI中的经济学论文引用的期刊论文从2000年的19711篇次，增长到2004年的57882篇次，合计被引用177224篇次，而2005年CSSCI中的经济学论文引用的期刊论文增长到75197，2006年达到95113，两年总计170310，已经

与2004年前五年的总篇次相接近。表5给出了2005—2006年间经济学论文引用30次以上的10篇期刊论文。

由表5可以看出，在前10名的文章中，全是外文文章，而且有6篇在2004年前就排在前10名。这些外文文章分别是开创公司金融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的代表作，有的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文章，都是理论研究的基石。从发表年代上看，这10篇文章几乎都处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显然说明中国经济学近年来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并充分吸收相关领域的原创性思想和理论来源。

当比较范围放大到前20名时，会发现国外论文有18篇，占比为90％，仍然远远超过国内论文数量。国外论文的特征基本上没有变化，而且集中在相关领域基本问题讨论上，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的开创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作，也有罗默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章，施莱佛关于公司金融的文章，只有一篇波特的关于企业核心能力文章属于应用经济学文章。相比之下，国内经济学中代表性论文显得尤为不同，即两篇被引论文都是2000年以后发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主要是经济现实问题，关注的周期较短。两篇都属于探讨实际经济问题与政策的文章，而且一篇是关于金融问题的研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经济学研究主要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经邦济国”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将比较范围进一步放宽到前50名和全部的话，国外论文的占比将分别下降到84.6％和77％，国内论文进一步上升到15.4％和23％，上述特征更加突出。而且2004年前经济学论文引用的期刊论文前100篇中外文文献只占到33％，现在占到77％，说明近两年来对外文文献的引用比例显著增加，说明国内对国外的前沿研究已经注意到并开始充分吸收相关领域的原创性思想和理论来源。

再看一下国内论文被引用情况，2004年前引用次数在前100名的论文中国内论文占了77篇，而2005-2006年只占了23篇。而这23篇国内文章被引次数2005-2006年增长率为25.6％，低于国外论文28.1％的增长率，而且国内论文平均被引次数是39次，国外论文平均被引次数则高达54次，是国内的1.5倍。这可能是国内论文研究主要集中于应用性问题，使得每篇论文适用领域较窄的缘故。

从期刊分布看，国外论文也与国内有显著不同。国外论文共有77篇，分布在23种期刊上，基本上是国际公认的一流期刊。这77篇论文基本上平均分布于几个重要刊物中，如《政治经济学杂志》占比19.5％，《金融杂志》占比13％，《美国经济评论》占比11.7％，《经济学季刊》和《金融经济学杂志》均占比9.1％，《计量经济学》占比7.8％，其他期刊，如《法与经济学杂志》、《哈佛经济评论》、《经济学文献杂志》等被引论文只有1或2篇，占比1.3％或2.6％。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2004年相比，《计量经济学》的占比明显提高，说明越来越重视计量研究方法。相比而言，国内论文主要集中于《经济研究》杂志上，占比高达87％，其次是《金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和《世界经济》各有1篇被引论文，均占比都只有4.3％。国内论文发表分布呈现如此大的差距，对一个经济大国显得如此不协调。其中原因也许是《经济研究》历来就是以发表高质量文章为宗旨的缘故，近年来开展匿名评审也有助于这种情况的持续。

但是从国外被引用文献的发表时间来看(表6)，中国引用的外文文献都是上个世纪的经典文章，尤其是相关领域的原创性思想和理论来源。对于20世纪的文献引用在平均引用量和增长率情况来看，分布比较均匀，但是21世纪的文章引用量却为零。说明中国学界对于外国前沿研究把握还不是很准确，或者说中国学者现在研究的东西还是基于国外学者20世纪的理论基础之上，并没有跟上国外前沿研究的脚步。这种学术研究上的落后值得思考。落后的原因很多，既有可能是国内经济学研究所遇到的问题与国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问题相似，也有可能是目前国内经济学研究对国外经济学文献的需求还停留在理论基础和实证方法上，没有将中国的经济问题和国外的经验结合起来，进行更高水平的抽象和整合。也许还与国内教育与研究投入有关，与落后的教育研究方法有关，甚至说是因为语言交流的障碍造成的，值得我们探讨和深思。

三、经济学著作的影响分析

2005-2006年间，经济学引用图书文献(包括汇编文献)达106493种次，占总引用文献量的33.7％左右(表3)，两年累计引用图书(包括汇编文献)种数约69600种，平均每种图书被引次数约为2.77次左右。表7给出了2005—2006年间经济学论文引用最多的前10种图书。

从作者类别上看，进入前10种的图书可分为四类：一类是经典领袖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领袖著作，占比8.4％。第二类是统计年鉴类，既有综合统计年鉴，也有部门统计年鉴，占比4.6％。第三类是国外作者著作中译本，占比48.1％，第四类是国内作者著作，占比38.9％。显然，国外经济学著作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占居重要地位。从出版时间看，这些国外著作大部分翻译于20世纪90年代，几乎都是各个领域著名经济学家的著作，如早期经济学大师熊彼特、凯恩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谬尔森、诺斯、施蒂格勒、科斯、刘易斯和舒尔茨等，也有各领域当代著名学者，如克鲁格曼、麦金农、青木昌彦、奥尔森、波特等等。此外还有重要的教材和工具书，如泰勒尔的《产业组织理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等。

与表5相比，外文图书占比48.1％，明显低于表5中论文的外文占比77％。这是由于翻译的国外专著都是经典著作，相比论文来说，学者从基础理论角度注重图书，前沿性理论观点和方法来源于论文。因此在对于前沿性把握更加重视的论文中外文比重相对高于图书中的外文比重。

从图书所属各有关研究领域分类看，总体上可分为四个板块。

第一板块是经济发展与改革、经济学教材和新制度经济学方面的图书，占比分别为21.1％、19.3％、16.5％，三者平均被引次数分别为52、84、83篇次，前者与中国近年来持续稳定的经济发展有着必然联系，而且保持28.2％的年平均增长率，其中包括熊彼特、刘易斯、舒尔茨和钱纳里等著名经济发展理论家的著作，也包括谭崇台、林毅夫和张维迎等国内研究经济发展与改革的著名学者著作。总体来说，中外作者的著作各占一半。而经济学教材被引次数较2004年前显著增加，说明国内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基础理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教材是张维迎撰写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被引次数从2000年的85次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185次。且经济学教材中计量经济学方面占了1／3，可见经济学界对于

方法论，尤其是计量方法的重视这两年来越来越显著。而新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著作，虽然比重不是最多的，但是引用总次数却是最多的1485篇次，高于经济发展与改革方面图书被引的1198篇次。

第二板块是产业经济学和宏观经济研究领域，占比分别11％、10％，平均被引次数分别为51和40篇次。中外作者的图书各占一半，说明现在国内图书的学术质量也越来越高。

第三板块是区域经济学、工商管理、金融教材和信息经济学，占比分别是7.4％、6.4％、3.7％和2.8％。其中，区域经济学完全是国内学者著作，平均每种被引次数65次，但增长率并不明显。工商管理类图书占比虽不高，被引次数增长率为45.2％，但是波特单本著作《竞争优势》却228次被引。金融学教材基本以国外的图书为主，平均被引51篇次。信息经济学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比较热门的学科，平均被引36篇次。

第四板块是国际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占比均约为1％，国际经济学只有克鲁格曼的《国际经济学》1本，但是它的被引次数却不低，有65次，并以39％的年平均增长率增加。转型经济学是新兴学科，只有科勒德克与格泽戈尔兹的《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被引30次。

因此，总体上可以看出，被引的图书大多数是各相关研究领域的基础理论著作，由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所以这方面图书位居第一板块。同样也可以解释金融、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等领域图书被引情况。只是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学领域图书被引情况与中国现实相关问题研究不相匹配。宏观经济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而且中国已经加入WTO，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贸易投资中许多现实问题亟待解决，但是有关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图书却很少，只是一些教材和经典名著，这似乎在昭示国内这个领域研究对著作需求不高，主要依赖于论文。

四、经济学领域发表论文的基金分布

中国经济学近几年发展十分迅速，这一方面是由于现实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科研条件的改善，特别是各类基金对本学科的大力资助。在各类资助中，首先是国家对本学科发展的重视，如表8所示，2002—2006年间，国家社科基金共资助经济学项目1231个，但是每年变化情况不明显，虽然从2003年开始每年资助的数量逐步回升，但是2006年的资助数量仍然没有超过2002年。从项目类型看，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的数量稳中有降，青年项目则稳中有升，但是青年项目只占总数的21％。这种状况总体上与青年学者发文比例情况相对应，即相对于中老年学者来说，青年学者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解和经验还不够充分，而国家社科基金的选题基本上是以探究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基金资助效果看，2000—2006年间基金项目的发文量逐年增加，从2000年的1238篇增加到2004年的4009篇，2005-2006年增长更为明显，分别增长到6396篇和9591篇。在所有类型基金发文中，主要集中在国家自科基金、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基金，这三大基金发文占比2000—2006年平均水平高达54％，而且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即从2000年占比49％，上升到2006年的56％。在三大基金里，又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发文最多，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基金发文占比不分上下。进一步比较，这三大基金发文总量从2000年到2006年上升了9倍，而其他基金发文总量上升了7倍。

总之，上述数据表明，国家财政资助的基金对课题要求逐年增强，而且课题的成效也是显著的。相比之下，其他基金由于出自于地方财政或部门经费，或者说是由地方或部门管理，对课题的要求服从于部门和地方的需要，其对文章发表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弱于国家基金。再者，从申请到国家基金的单位和学者来看，国家基金本身代表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也是各高校竞争的重要指标，所以这种学术氛围客观上有助于提高发文的数量。

从2000—2006年期间总体情况看，2004年前所有基金发文保持着34％的年平均增长率，2005—2006年为55％，总平均增长率为40.7％。分基金类型来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论文发文增长最快，年平均增长率高达70.4％；其次是社科院基金项目，达61.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2.2％，教育部基金53.3％，省市基金的增长率分别为32.7％。

因此，从增长率情况看，基金发文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势头，这种势头随着国内高校关于基金的争夺和学科点的竞争还会继续下去。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社科基金发文增长率尤为突出，远远高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教育部基金，而且社科院基金发文也呈现出较快速的增长。这意味着，这两个基金的支持力度和管理力度在不断加强。

对于基金发文质量及其变化状况，可以从表11、表12进行进一步评价。

总体上看，2005-2006年间所有基金发文被引次数是2000-2004年的1.4倍，增长率为39％。其中省(市)基金发文被引次数上升的幅度最高，高达2倍，其次是国家其他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分别增长了1.2和0.8倍。相比之，社科院基金、中科院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发文被引次数都呈现下降趋势，分别下降44％、40％和14％。

再从基金论文篇均被引次数看，所有基金论文在2000-2004年间和2005—2006年间这两个时期没有变化，处在0.82水平上。但是，分基金类型看，则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情况。省(市)基金发文篇均被引次数上升的幅度最高，高达2倍，其次是国家其他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分别增长了0.6和13.8％。而社科院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科院基金和教育部基金论文篇均被引次数分别下降了392％、77％、88％和21％。

从这两组数据中，社科基金项目支持的论文在很大程度上更受理论工作者关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科院基金支持的论文可能更加偏重学术性，实践性不强，从而导致被引次数下降。究其原因，这与中国经济学研究侧重于解决经济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和政策导向有关。对于社科院基金发文的学术影响力下降最为显著的现象，其原因与其研究定位有关，即社科院研究主要任务是服务于政府决策，他们的研究成果评价标准是政府领导的批示。批示的领导级别越高或者说领导批示的越多，说明社科院起到了政府智囊团的作用。因此相关的研究论文就比较少，发表的论文也就是政策性研究，理论性不够。虽然受关注，但引用率低。

中国古代侦查活动发展概况 篇4

侦查学的萌芽是一个漫长的时期，是侦查活动从无到有，进而发展、完善的时期，是为侦查学的诞生创造条件、奠定基础的时期。所以，要学好侦查学总论这门课程，我们就必须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古代侦查活动的发展。

中国是东方古老文明的发源地，其侦查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共产主义制度崩溃的最后岁月。那么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史，我们可以把侦查活动分为初具雏形时期即中国奴隶社会的侦查和缓慢推进时期即中国封建社会的侦查。但无论是哪个历史阶段，从总体而言，中国古代侦查被包含于司法、行政、军事体系中，而未能有独立形态的侦查职权机构出现。

中国奴隶社会的侦查初具雏形，它作为一项国家职能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必然出现的。夏代，刑起于兵，兵刑同制，掌管军事和司法的官吏统称为“士”、“司寇”、“廷尉”，其职能就包含了刑侦。到了商周两朝，负有侦查之责的官吏有“司寇”、“正史”、“蒙士”等，特别是西周时期在周王之下设专理刑狱的“司寇”，“司寇”之下设“士狮”、“士”，它们为侦查权的主要拥有者。在春秋时代，各国的官吏设置并不统一，具有侦查之责的官吏有“司稽”、“禁暴士”、“禁杀戮”、“司隶”等等，它们分别有不同的职责分工。

在奴隶社会中，由于受到低下的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的限制，侦查没有获得蓬勃发展的空间，侦查制度还十分简朴，侦查方法还带有原始社会中已存在的那种简单的、粗陋的特点，浸染着浓厚的“天罚神判”色彩和原始的公正理念。比如说通过神示来判断案件事实，通过沸水审、滚油审的方式来查明事实。不过，这一时期的侦查还是跳出了原始社会中完全依靠神示、占卜来作出决定的框架，摸索出了自己的刑事侦查方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突破。尤其是西周，它在审讯方面有着杰出的成就，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狱讼不席”，即审讯时，要求当事人都必须到庭，坐席对质的制度；第二，“听狱之两辞”，审讯时重口供，且不排除其它有意义的人证、物证、书证；第三，“五听”，最杰出的成就就是把朴素心理学的知识运用到侦查中，即“以五听狱讼，求民情”。这些侦查方法证明了我国侦查较早地在崇拜神的同时对人的威力的认同，体现了华夏文明中蕴含的人本主义，这些因素潜在的影响了后世侦查领域中礼治观念和人道理念。

随着铁器和农耕的使用，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中国较早地进入到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侦查在奴隶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专业化。

秦汉时期，在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王朝中，形成了与当时实行的郡县制相对应的侦查职能机构。在国都中，设置“中尉”负责巡查禁备盗贼，执行拘捕等侦查行为；在地方的郡县内，分别设有“郡尉”和“县尉”来处理辖区内的侦查事宜；而县以下的区域，则设置“亭”作为治安机构，亭的最高行政长官叫做“亭长”，下设“亭父”专事追捕盗贼的工作。秦末时，刘邦就曾作泗水亭长，负责维护辖区内的治安和盗匪追捕工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侦查高度军事化的时期。战争频仍，国家的军事职能得到空前强化，社会秩序的维持和侦查工作往往交给军事长官来负责。唐宋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步成熟，侦察机构在整体上形成了多重并列体系和分工合作的格局。唐朝的左右金吾卫是专门执掌京师治安的两大中央机构，负责捕盗侦查。宋代时期，在全国设有两套具有侦查职能的机构，一套是朝廷委派到地方追捕的机构体系-巡检司，其职责是维护农村、城市、河上、海上、驿道以及边境地区的

社会治安，其主要任务是巡逻、捕盗、缉私和消防；另一套系统则是县尉司系统，由县尉主管，负责辖区内捕捉盗贼。

封建社会后期明清时代，具有侦查职能的国家机构极为庞杂，并开始出现了专门化地趋势。明朝仅负责京师的犯罪侦查职能的就是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和皇帝随时委派的官员；各地方官吏都有捕盗的刑事司法职能，府州设有专职捕盗官员“捕盗通判”、“捕盗同知”，在郡县中，“判官”和“捕盗主簿”专司侦查工作。其中，明代的特务机关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也都具有特种侦查机关的性质，合称为“厂卫”，它们直属于皇帝，可以侦查、逮捕和预审。清朝时期，中央设有刑部督捕司、内务府负责管辖负责侦查的番役；京师的侦查工作由步军统领衙门和五城兵马司负责，五城兵马司又被划作十坊，各坊设有“司坊”负责本坊的捕盗和治安工作，“司坊”下又设置了“捕役”专责在所辖地区捕盗。地方各省设有五城察院、按察使司、巡检等负责犯罪侦查事宜。在鸦片战争爆发后的清末，这种侦查格局划分才被打破。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侦查方法也在历史的沉积中缓慢积累，形成了曾经世界领先的侦查体制。

在秦朝，它的侦查成就集中体现在审讯和勘验两个方面：在审讯上，提出了细析详查得真情为上、刑讯逼供为下的审讯原则，三步骤的审讯程式和迂回包抄、分析矛盾的审讯策略；在勘验方面，重视现场勘验和法医鉴定，并对此作出详细的笔录。在秦朝的基础上，汉代对侦查的手段进行了丰富，产生了多种秘密侦查方法，并将其广泛用于侦查实践的侦查方面。例如秘密侦查方法的产生，“以侯侦探，使用罪犯”，即用秘密警察来侦查犯罪动向，同时在打击犯罪集团的首领、惯犯中，对于罪行轻微而愿意改过者，便暂缓追究，责令其立功自赎。例如“以罪犯对付犯罪”的侦破方法，再例如建立犯罪情报资料档案，专门记载与社会治安有关的情况。到了唐朝，法律首次明确规定了勘验鉴定的责任问题，这是勘验方法的一次飞跃。而要说勘验鉴定制度最为完备的时期，我们不得不提宋朝，宋代的刑事检验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这主要体现在宋代三大刑侦著作中，即《疑狱集》、《折狱龟鉴》、《棠阴比事》。同时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也产生在这一时期，《洗冤集录》是一部比较系统的总结尸体检验的法医学著作，它系统地阐述了法医学的尸体检验方法和检查所见。其作者宋慈认为，办案人员到达现场后，应当先询问了解事件发生的粗细经过，然后再行勘验，也就是强调现场访问在司法办案中的作用。最后到了明清两代，司法官员们经查访而公判狱讼的案例屡见不鲜，而且随着办案经验的积累，查访的方式也日益多样化、策略化，既有派员走访，又有亲自调查；既有明查，又有暗访。

总而言之，中国封建社会的侦查方法在勘验现场、调查访问、缉捕人犯、侦查询问、侦查实验、秘密侦查等发面都得到了运用提高，这是两千多年来侦查经验积累的结果，是刑事司法人员在前人的经验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侦查破案、决狱断案的侦查时间，形成的世代相传的一系列的侦查方法。

侦查学1005

张爽

学号31

翟飞

学号26 丁玉松

学号02 阮利辉

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概况 篇5

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概况

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随着国家的兴旺、科技的进步，已经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广播电视传播网。广播电视已经深入社会，深入每个家庭，另外我国的对外广播电视也稳步发展，成为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媒体之一。

第一节 旧中国的广播事业

一、中国早期的广播事业(P7-11)

中国境内最早的广播电台是由美国人奥斯邦于1922年底在上海创办的。奥斯邦与一位旅日华侨合作，为了推销无线电器材，在上海建立“中国无线电公司”，办起一座无线电台，1923年1月开始播音，播送音乐和上海《大陆报》上刊登的新闻。由于公司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此电台只开办了三个月。

此后不久，美商开孚洋行于1923年5月在上海又开办了一座广播电台，内容以播送音乐为主，也仅维持了半年。

1924年，美商开洛公司在上海建造了开洛电台（呼号KRC，发射功率100瓦）。该台与《申报》、《晚报》合作，在报馆安装广播室，报告新闻。这座广播电台是早期外商在上海开办的广播电台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较大的一座，直至1929年10月底才停止播音，前后播出历时五年。

此后，外国人相继在中国办广播，其中一部分是单纯为 推销无线电器材服务的；但也有不少是为帝国主义国家对华进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侵略作宣传的，是思想文化渗透的工具。

中国人建立的第一座官办广播电台是“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该台在1926年10月1日开播，是在奉系当局的支持下建立的，这也是我国自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

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办的私营广播电台，是上海的“新新公司广播电台”。该台于1927年3月18日正式播音，主要内容是播送商业行情、时事新闻和中国音乐。“新新广播电台”完全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装配、安装及施工，并且由中国人自己独立经营。

在“新新广播电台”开播后不久，天津、北京等地的广播电台也相继建立。1927年5月1日，天津无线电报局创办的“天津无线电台”开始广播;同年9月1日，北京广播无线电台也开始播音.此后，广播事业在我国蓬勃兴起。

二、国民党统治下的广播事业

广播作为一项事业，是从国民党创办的“中央广播电台”开始的。1928年8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始播音。这是国民党在办起《中央日报》之后，建立的又一个中央宣传机构。这座电台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无线电台”，简称“中央广播电台”，功率500瓦。

国民党为了扩大宣传，在1932年11月将“中央广播电台”发射功率扩充为75千瓦，使其成为当时亚洲发射功率最大的广播电台。

在1928年，国民党政府还成立了中央广播无线电台管理处，积极从事全国广播网的建立。据1937年6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统治区内已有广播电台78座，其中官办的有20多座，其余大多是商办的。

抗战爆发后，我国的广播事业受到很大摧残，一批广播电台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或破坏。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在1937年11月23日中止播音，由汉口、长沙两地的电台接替播音任务，成为抗日宣传的喉舌。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央广播电台随国民党政府迁往陪都重庆，1938年3月10日在重庆恢复播音，发射功率减为10千瓦。

国民党政府最早的对外广播电台是设在南京的短波广播电台，于1936年2月23日开播。1938年汉口短波电台开播。1939年初，位于重庆的中央短波广播电台开播，每天用多种外语（英、德、法、俄等）和中文向世界广播。1940年1月5日，该台改名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文名为”Voice of China”（中国之声），简称VOC.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广播电台迅速恢复发展，但主要是国民党控制的官方台。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广播 电台1946年5月迁回南京，又于1949年迁往台湾。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广播事业(P10-1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广播事业诞生于延安。1940年春，党中央决定成立广播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负责筹建工作。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成开始试验播出，呼号为XNCR,这是共产党领导建立第一座人民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当时是新华社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该社的语言广播部。

由于处在战争坏境，广播设备简陋，经常发生故障，因此广播播出时断时续，在1943年被迫彻底停止，直到1945年，经过多方努力才恢复播音，并于1945年9月5日正式播音。当时播出的主要内容有国内外时事新闻、解放区消息、解放区建设情况、文艺节目等等。

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3月14日停播，当天由设在瓦窑堡的战备电台接替播音，21日，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

随着日本的投降，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各地陆续接管和新建了许多地方人民广播电台，一般称为“某地新闻广播电台”。

1949年北平解放后，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随着党中央迁往北平，并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

1949年6月5日，党中央决定把语言广播部与新华总社

分开，成立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管理和领导全国的广播事业。从此，广播电台成为独立的新闻机构。9月27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改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由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领导。1949年12月5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仍然是我国广播宣传的中心。随后，各地的新华广播电台也先后改为“某地人民广播电台”。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广播电视事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飞速发展，广播电视由不完善、不发达的传播网发展成为以无线广播电台、无线电视台、卫星电视、有线电视等相结合的多层次、多种类、多功能的较完善的传播网。截至2002年底，我国共有广播电视306座，广播人口覆盖率达到93.21%;全国现有电视台360座，电视人口覆盖率到达94.54%。

新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文革”前的广播电视事业（1949-1966）这一阶段接管了国民党的电台，修复、改造了民营广播电台，重点建设了新中国的中央电台和省市电台，建立起中国大陆第一座电视台，调整、巩固了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

（一）新中国广播网的形成与发展

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各地人民广播 的发展为共和国广播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截至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各解放区坚持播音的各级广播电台共有39座。到1952年12月，全国地方电台增加到70座。除西藏外，各大行政区、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有了广播电台，一个无线广播网在全国初步建立起来。到1960年，全国各级地方电台发展到135座。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一批电台在调整中下马。1964年前后，地方台逐步恢复和发展。

地方各级人民广播电台是在原有各解放区广播事业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级地方广播电台除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节目外，还根据当地的特点和情况，开办了各种类型的节目。一些民族自治区除开办汉语普通话广播外，还开办了适合本地听众的民族语言广播。到1965年底，全国共有地方电台84座。这个规模稳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以上我们说的是无线广播的发展情况，我国的有线广播，是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农村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发展逐步兴盛起来的，以农村的有线广播网为主。同时，一些没有无线电台的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的区也陆续建成了有线广播站。据统计，到1965年底，全国共有有线广播站2365座，广播喇叭872万只。

这一时期我国的对外广播。建国以后，由于党中央和政府的重视，我国的对外广播得到了很快的发展。1950年4 月10日，为了加强对国外的广播，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了国际广播编辑部。从这一天起，对外的外语广播开始使用“北京广播电台”（英文名Radio Beijing）的呼号开始播音。到1965年底，“北京广播电台”的对外广播语言达到27种，每天累计播音100多小时，覆盖了除南极与北极外的大部分地区。当时，中国对外广播的规模、语种和播音时数，在世界上仅次于苏联和美国，名列第三位。

至此，中国已初步建成了无线与有线相补充、对国内与对国外相结合的广播网，并且日益完善。

（二）中国第一座电视台的诞生与早期的中国电视 20世纪50年代是世界电视事业大发展的时期。到1958年底，已有67个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或者借助其他国家的援助开办了电视。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开始了创办电视的准备。但真正促使中央广播事业局下决心尽快上马的是一件偶然事件：

“1957年下半年，我们得到台湾将在美国的帮助下建立电视台，并定于1958年‘双十节’开播的消息。我们坐不住了，下决心要争这口气，一定要走在他们的前头。”

——梅益《荧屏岁月记》》（注：梅益曾任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党组书记）这可以说是中国电视诞生的国内背景。虽然台湾直到1962年10月10日才借助日本的力量开办了第一座电视台— 台湾电视公司，但是这种带有政治意义的紧迫性却加速了中国电视的诞生。

问题：思考一下创办一座电视台需要作那些准备？

1957年，北京广播器材厂开始试制电视发射机和播送系统设备。1958年4月，北京广播器材厂试制成功1000瓦图像发射机一部，500瓦伴音发射机一部，播控室低周波控制设备一套，摄像机七台，这些为我国建立电视台作了必要的物质准备。

1958年5月1日，我国的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开始实验广播，标志着中国电视事业的正式诞生。第一天试播从晚上7点开始，持续了1个小时左右，播出的内容有：先进生产者的谈话、纪录片《到农村去》、诗朗诵《工厂里来的三个姑娘》、《大跃进的号角》，舞蹈《四小天鹅舞》、《牧童和村姑》、《春江花月夜》。同年9月2日，北京电视台正式开播。当时电视播出采用直播方式，技术员放影片，播音员对着画面解说，录音员同时放送事先准备好的音乐，节目直接播送出去，不能保留。这种直播方式一直延续到1965年。

1958年10月1日，中国第二座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建成并开始试播，1959年10月1日正式对外播出。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概况 篇6

1、首批5只基金的成立和运作

自1998年3月27日南方和国泰基金管理公司分别发起设立了规模为20亿元的“基金开元”和“基金金泰”以后，同年还有华夏、华安、博时等3家基金管理公司先后成立，并相继设立了“基金兴华”、“基金安信”和“基金裕阳”等3只新基金，基金规模也都是20亿元并陆续投入运作。

2、后5只基金的成立和运作

1999年初以来，鹏华、长盛、嘉实、大成和富国等5家基金管理公司陆续成立，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布局工作，并分别发起设立了5只规模均为20亿元的新基金：“基金普惠”、“基金同益”、“基金泰和”、“基金景宏”、“基金汉盛”，新成员的加盟使得家数增至10个，基金发行总规模达到100亿元。至此，我国规范化的证券投资基金产业已初具形态。

3、新基金管理公司增发新基金，掀开了新基金“一拖二”式试点的序幕

1999年6月15日以后，管理层加快了新基金的扩容节奏，华安、博时、华夏、鹏华等基金管理公司相继增发了4只规模为30亿元的新基金：“基金安顺”、“基金裕隆”、“基金兴和”、“基金普丰”，掀开了新基金“一拖二”式试点的序幕。在新基金队伍壮大的同时，基金管理公司也实现了自身规模的不断扩张。“基金安顺”和“基金裕隆”的发行成为新基金规模化发展的起点。同年9月27日，中国证监会批准国泰、长盛、大成和富国等4家基金管理公司各自增发一只30亿元规模的新基金，“基金金鑫”、“基金同盛”、“基金景福”和“基金汉兴”已相继发行，从而扩大了“一拖二”式新基金试点的范围，标志着第二轮新基金扩容正步入一个高速成长期，新基金产业由此开始进入了规模扩张阶段。

4、原有基金的清理规范并扩募

在新基金进入快速发展的同时，原有基金也进入了清理规范的新阶段。1999年10月下旬，“湘”字基金修成“证”果，“巨博基金”、“长阳基金”和“湘证基金”在经过更名、资产转换、调整存续期、更换基金管理人、更换基金托管人、修改信托契约等一系列手续后上市，11月又扩募续期更名成功。浙江省的金越证券投资基金也于11月份成立，成为首家由多个老基金跨省市合并重组的基金。2000年以来，新基金的发展主要就是以原有基金的清理规范并扩募为主流线索。目前，绝大多数老基金先后被清理规范重组，并分别得到扩募，为新基金家族增添了10多只新的成员。

截止到2000年底，共成立了10家基金管理公司，发行并管理着33只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发行总规模增至562亿元，33只基金资产净值总额超过847.35亿元，占沪深两市流通市值（约1.67万亿元）的5%,占沪深两市总市值（4.84万亿元）的2%。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概况]

★ 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人员执业守则

★ 投资指数基金筹划养老金

★ 投资基金的懒人方案

★ 新版《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损害赔偿实现机制

★ 投资基金评价体系及实证分析

★ 征稿启事范文

★ 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全文

★ 证券从业资格《证券投资基金》模拟试题

新中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发展概况 篇7

1. 健康与体质的涵义

健康是指身体、心理(精神)和社会适应等方面完美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不虚弱。健康具有多维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从生物角度看是否健康主要是检查器官功能和各项指标是否正常;从心理、精神角度观察是否健康主要是看有无自我控制能力，能否在外界影响下保持内心的平衡状态;从社会学角度衡量健康主要涉及个体的社会适应性、工作和生活习惯、人际关系和应付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

体质即人体的质量，是指在先天遗传性和后天获得性(后天环境的影响下)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人体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因素的综合相对稳定的特征，也就是在生长、发育与衰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身、心两方面相对稳定的特质。影响体质强弱的因素很多，例如物质生活条件、劳动条件、社会因素、气候、生态平衡等。

2. 新中国体育健康标准发展过程

2.1《劳卫制》实施时期（1952—1966)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国民体质和学生健康状况十分恶劣，许多学生因身体衰弱不得不退学。因此，让学生重视并锻炼身体是当时学校体育的首要任务。

1952年我国颁布《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简称为“劳卫制”)。“劳卫制”是由当时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制定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民体育基本制度，目的在于使国民体育运动广泛、经常地开展，使国民成为健壮、勇敢、坚毅和乐观的祖国建设者和保卫者。委员会同时还颁布了与本制度相关的试行项目标准和测验规则，测试项目分为必测和选测两种，包括力量、速度、灵敏和耐力等诸多身体素质训练。中等以上学校是重点推行单位。1954年5月，国家体委颁布《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及劳卫制暂行条例、暂行项目标准、预备级暂行条例。这是参照前苏联模式，结合我国国情制定发布实施的，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家体育锻炼标准”。1956年进行了修改，并于1958年实施。其在建设、保卫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从1961年开始连续三年我国由于经济困难严重，此期间暂停了《劳卫制》。1964年国家经济好转，各地许多青少年积极要求恢复《劳卫制》的锻炼和测验。同年国家体委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将《劳卫制》改为《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但仍使用《劳卫制》锻炼项目和测验标准，只取消了不属于青少年年龄组的组别。这是我国学校体育掀起的第一次体质教育的高潮，体质测试内容集中在达标项目上，这时学校体育教育指导思想就是增强体质。“文革”开始后，《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被迫停止试行，这给我国的学校体育、学生的体质健康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2.2《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时期（1975—1990)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作为一项国家体育法规，具有权威性，它与学校体育工作密切结合，对推进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74年，国家体委印发了《关于下达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锻炼标准条例(草案)〉的通知》，经过一年的试行，国务院于1975年4月11日印发了国务院批转国家体委《关于在全国施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请示报告》。1977年12月，国务院批准颁发《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证书、证章。现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施行办法》是于1989年12月9日由国务院批准发布的行政法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中都明确规定学校必须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先后于1956、1958、1975、1982、1988、1990年进行了6次修改，对于提高国民身体素质，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不仅对推动群众性体育活动和增强广大青少年学生体质等方面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学校体育的法规不断完善，逐渐走上法制化，改善和提高学校体育工作水平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锻炼标准》实施办法中，第二条明确规定：“体育锻炼标准，在学校中全面施行。”第三条要求：“学校应当把体育锻炼标准的实行工作同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紧密结合，并纳入学校工作规划。”由此可见，《锻炼标准》作为一项法规，对学校具有权威性，一切有条件的学校都应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在上好体育课的基础上，与学校体育的各项工作密切结合，全面实施《锻炼标准》，以此来推进学校体育工作。此阶段，我国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和进行全面小康建设的战略决策上来，学校的体育卫生工作也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2.3《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时期（1990—2002)

1984年4月体卫司在成都召开了“标准”试点工作研讨会，并在该年秋季起对全国10余个省、市、自治区13所高校进行试点，影响波及全国。1985年10月，体卫司在广东吴川再次召开《合格标准》试点工作研讨会，交流经验，进行论证。1989年国家教委《合格标准(征求意见稿)》在全地国范围内分层次地征求意见，1990年4月再次召开教委自属、部委属和省属院校体育部、系、室主任科学论证会。1990年5月，国务院颁发了《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学校体育工作进入了法制的轨道，为《合格标准》出台提供了法规依据。1990年10月，国家教委正式发布了教体(1990) 015号文件，对全国高校实施《合格标准》作了全面布署。从此《合格标准》的实施工作分层次地先后在全国高校展开，1992年7月进行了部分修订。它是从大学生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体育课成绩、课外体育锻炼等方面综合评定学生的体育成绩，与学位制度、学业奖励直接挂钩，是学生接受体育教育的个体评价标准。

2.4《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时期（2002至今）

21世纪是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科技突飞猛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人民在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充分物质享受的同时，也给自己的健康带来了新的威胁，由于精神紧张、营养过剩、运动不足、环境污染等因素所引发的非传染性疾病在我国不断蔓延，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群不断扩大，社会上疾病发生的类型反映出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存在的问题。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升学压力、社会竞争的加剧，睡眠不足、精神紧张已成为影响学生健康不可忽视的原因;生活水平的普遍改善，热量、脂肪等摄入过多，以及食物营养结构不尽合理，加之营养科学知识的宣传普及滞后，导致了肥胖学生的不断增加。为了解决这些社会问题，适应形势的发展和人们对健康的迫切需要与对生活质量的不断追求，中央提出了“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的指导方针，明确了学校体育工作的方向。为了推进素质教育，顺应新形势下学校体育教育的转轨，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于2002年7月25日颁布了《健康标准》，并于2004年在各级各类学校全面推广。因此，《健康标准》的颁布与实施不仅是个人健康的需要，而且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振兴中华民族的需要。

3. 结语

从建国以来我国体质健康标准法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教育部门越来越重视运动行为能力、运动行为态度和教学过程的全面评价，被考核者的主体价值亦开始得到尊重。但是《健康标准》的颁布实施作为一个试行方案，仍然有不完善的方面，仍带有原来“达标”的一些烙印。因此，《健康标准》还将有待于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并不断改进和完善。对于学校体育而言，《健康标准》的颁布实施必将引发一场重大的思想变革，并在全新的思想观念的冲击下，使学校体育步入新的发展轨道。

另外，《健康标准》的实施作为全国性政策，必须适用于各个地区，对全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都发挥它的作用。可以说，《健康标准》的实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的作用应该是长期的、持续的，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因而我们有必要在其整个实施过程，包括实施的开始阶段就重视对它的研究，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改进、不断完善，从而与时俱进地推进它的实施。

参考文献

[1]杨贵仁.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演变与发展的理性思考[J].中国学校体育, 2006.

[2]王皋华.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演变与发展的理性思考[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4, (2) .

[3]蔡德亮.对国内外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演变与发展的探讨[J].体育世界, 2007.

中国海外移民的概况 篇8

基本概况

01、海外移民分布既广泛又集中。中国海外移民分布的主要特点有：其一，分布非常广泛却又相对集中在亚洲和发达国家；其二，主要集中居住在大城市的唐人街，目前全球五大洲共有53处唐人街；其三，大多依祖籍地，按同乡、同宗等血缘、地缘关系集结在一起；其四，东南亚人数绝对值增加，但所占比例有所减少，其余各大洲人数及所占比例迅速增长，新移民数量逐步增加。

02、海外移民财力可观、人才辈出。除经商成就卓著外，华人在科技领域更是人才辈出。目前美国有世界一流科学家12万，其中华人华侨所占比例超过四分之一，达3万多人。在美国硅谷各电脑公司中，35％的技术主管和实验室主任为华人。

03、改革开放后中国出境人员规模不断扩大。据教育部统计，自1978年至2004年底，中国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81．49万人，留学国别108个，目前仍有61．7万在外，其中42．7万人仍在学习。据商务部统计，到2004年底，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448亿美元，遍及149个国家和地区。据劳动部与国际移民组织统计，中国通过正规渠道在境外就业的人数为60多万。目前中国每年出境旅游人数达3000万，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有1亿人出国旅游。随着中国海外移民的不断增加，加之中国出国留学、对外投资与工程承包、出境旅游规模不断扩大，使得中国保护海外利益工作的难度空前增加，如2005年中国外交部共处理2万多起领事保护事件，平均每天就有50多位海外同胞遇到“麻烦”。

海外移民对中国贡献巨大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曾在2005年2月将其归结为三大方面：为实现全面小康作贡献；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开展民间外交、传播中华文化、扩大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

01、成为帮助中国融入世界的重要“推手”，对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现代化功不可没。中国国内有3000多万归侨侨眷，海外有几千万华人华侨，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侨资占中国吸收外资总额的70％左右，海外华侨华人向中国公益事业捐款达400亿元人民币，仅2005年中国接受的海外移民汇款便达213亿美元，世界排名仅次于印度(世界银行材料)。

02、成为中国反独促统斗争与和平统一大业的重要借助力量。自陈水扁于2006年2月底宣布所谓“终统”以来，旅居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华人及中国留学生团体，包括美国全球反独促统联盟、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全日本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新加坡中国留学生总会、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全英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德国华商联合总会、全德华人华侨联合总会和全德华人社团联合会、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不断举行形式多样的座谈会，对台湾当局的倒行逆施予以强烈谴责，极大地声援了反“台独”斗争。

03、成为传播与弘扬中华文化的文明使者。华侨华人通过遍及世界的中餐馆传播中华美食，通过会馆社团传播儒家思想，通过兴建华文学校、创办华文报刊、出版华文书籍将中国语言文学传播异域。华侨华人实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与传播者。

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海外移民面临的挑战

01、海外华人经济进一步发展遭遇瓶颈。包括新移民资本规模偏小、缺乏国际知名品牌、与东道国存在文化冲突、经营方式过于依赖宗族同乡等人际关系网、传统家族化管理模式陈旧、在当地政治参与与融入主流社会不足等。李光耀指出华商必须完成从家族式经营到专业化管理的过渡，否则难以适应全球化与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

02、海外华人容易成为所在国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如印尼华人在1998年遭受空前劫难，在菲律宾针对华人富商的绑架层出不穷，印度华人饱经沧桑、处境艰难，在过去40年中人数锐减了90％。而每当出现所谓“国家安全”问题时，美国华裔的忠诚度总是被无端怀疑。

03、人身与财产安全难以保障。南非华侨华人频频遭袭，2004年共有22人遇害，2005年发生针对华侨华人的武装抢劫事件40多起，8人遇害。中国海外投资项目不时遭遇不测，西班牙烧鞋事件，尼日利亚中国商城2005年末被海关查封，经济损失达3亿元人民币。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中国城”项目也曾招致非议。此外，近年来中国出境工程人员更是屡屡遭劫，伤亡惨重，其中尤以参与巴基斯坦工程建设者为烈。

(二)海外移民因素对中国的潜在消极影响

01、海外移民增加成为某些国家炮制“中国威胁论”的新依据。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对外投资增加，被污蔑为搞“人口入侵”、“对外经济扩张”与“争夺能源”。

02、尽管俄罗斯媒体对中国移民客观理性的报道近期有所增加，但也还有“中国移民威胁论”，包括无端夸大中国移民人数，担心俄远东地区将被中国移民占领。